市场经济学范文10篇

市场经济学范文篇1

一、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对德育的负面影响

首先表现在外向型经济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外向型的“三资”企业，中西方文化混融，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使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开始悄悄侵蚀学生的灵魂。涉外企业中的外方管理方法、手段及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一些学生盲目崇洋。收入待遇等因素使一些毕业生将外企作为择业的热点目标，国营企业即使有正式录用名额也不受他们青睐，祖国意识在一些学生的心目中渐渐淡化。其次是市场经济与学生价值观念的转变。由于部分学生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足，界线划不清，不能全面理解其共性、特性和作用，以及积极主流与消极支流的关系，致使认识上出现误区，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一些学生错误地将其视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导致了做事讲价钱，付出要索取，把自己的行为用“等价交换”来衡量。在为社会付出的价值观上具有浓厚的“务实性”，在利他的同时首先要利己，更有甚者表现出只顾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不顾他人和社会公德，认为生活的真谛就是享受。无私奉献已不再成为人的价值范畴，造成理想境界的空虚。第三是劳动力市场及用人制度的变化，提出了新的人才质量要求。

企业之间的人才竞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为企业输送人才的院校在培养人才上向质量要效益，应培养出觉悟高、能力强、懂理论、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企业为适应商战竞争，还突出表现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上的变化，强调制度的执行与制裁要奖罚分明。培养人才与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培养的人才类型、规格、特点、素质及管理手段，必须与人才市场的需求、管理制度相吻合；否则，我们的毕业生将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甚至失去人才市常第四是市场经济给思想品德教育带来的困难。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社会观念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信息的接受，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几乎是同步的。

就学生而言，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远比在校门内的教师要广、要快得多。因此，教育者往往不能提前把握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当学生身上已反映出一定的思想问题时，教师才被动地去进行教育，这给德育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使教师的说教显得软弱无力，针对性不强，更谈不上“及时”甚至“超前”了，造成对在校生思想品德教育滞后的局面。

二、对在校生进行德育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育工作的思路应是：

（一）突出爱国主义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院校德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时，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加强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引导德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悟”性，使其认识到如何做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学校的德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进行人生观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明白人活着为什么，怎样生活和做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理想教育，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从而激发出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做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做为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高等院校，在德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加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是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德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总之，新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德育管理制度和手段要与企业管理相衔接学校的德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德育必须把参照系由封闭的院校教育转向人才市场和企业要求上来，这一转变要求学校在德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都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使之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如若不然，学生在校接受的是一套管理方法，到企业后是另一套，这将增加学生的不适应性，减低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为此，必须做到：

1、在日常行为规范上要与相应的企业要求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学校培养学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同时要设置专业环境，在环境中训练学生的日常行为。

2、德育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与企业管理相适应。一位饭店的总经理说：“你们学生不及格还有补考机会，而在企业做错了一件事就难以挽回”。因此，在校的德育管理要与企业要求吻合。首先，应突出制度化管理，将规章制度熟知熟记，严格按制度办事，奖罚分明；其次，是在制度的执行上不能沿用“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旧的教育方法，制度不容违犯，否则就要受到处罚；第三，要适当减少耐心说服的思想教育过程，加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培养学生自律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否则就不能适应企业化管理的环境。

3、使学生进入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创造条件使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供需见面会。在平时的学习、社会工作及各项评比和比赛中为他们设计竞争舞台，创造优胜劣汰的竞争氛围，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达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进行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德育的针对性。

4、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市场经济活跃，人才竞争激烈，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能否承受竞争机制冲击的淘汰和排挤？能否经受挫折的考验？实践证明，学习好的学生不一定能在社会中经受住挫折和胜利的考验，这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新时期的素质教育包括：道德品质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心理健康素质。教师应成为学生的“保健医”，把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作为培养新时期人才的着眼点，使学生增进心理环境的内稳性和肌体对环境的有效适应性，以积极主动、平衡灵活、正确理智的心理状态去适应和协调社会环境，成为竞争中的强者。这首先要培养学生对竞争的心理适应力。在校期间应为学生设计竞争的舞台和竞争的环境，训练学生对竞争的适应力。教师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心理诱导，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优势，积极参与竞争。其次是培养学生的预见性。做好上岗前的心理准备，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了解人才市场情况，理论联系实际，交给学生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塑造出身体健康、道德健康、心理健康的人，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健康成长。

市场经济学范文篇2

关键词：信用卡；双边市场；跑马圈地

1我国信用卡跑马圈地的现状

自从1985年6月中国银行珠江分行在国内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以来，由于其方便快捷，受到公众客户的青睐。我国的信用卡业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麦肯锡日前公布的信用卡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信用卡卡量进一步加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向大众市场客户的渗透。信用卡发卡数已从2003年中的300万张，2005年中的1200万张，增长到了2007年中的4300万张，规模每年翻一番。超过40%的信用卡持卡人持有一张以上的信用卡，目前中国的个人信用卡持卡人数量已接近3000万。

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卡业务是许多国际大银行的主要业务和主要利润的来源。如花旗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收益就占其利润总额的三分之一，美国运通公司的运通卡业务利润业务更占了其公司全部利润的7成。因此，国内各商业银行为了抢占信用卡市场的份额，纷纷推出刷卡面年费、积分送礼等优惠措施，吸引消费者办卡。许多人认为商业银行这种“跑马圈地”的策略是粗放型的，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总行对下属分支行主要考核发卡数量，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由于沉重的发卡任务压力，而省略了许多必要的客户信息审核，一些银行甚至直接把发卡业务外包给其他的销售公司这使得信用卡发卡风险骤增。同时，由于各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在功能上几乎完全相同，使得多数信用卡成为睡眠卡，据报道这一比例高达80%。

2从美国经验看“跑马圈地”

美国是信用卡业务发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国家，在他们的信用卡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我国现今的跑马圈地和负盈利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银行为开展银行卡业务，将其从精英阶层推广到普通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推广活动，它们采取的主要形式为大规模邮寄免年费的信用卡。银行的邮寄名单一般来自存款客户以及按揭放贷和分期付款的客户。此种方式虽然能吸引足够多的持卡人，但银行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受到免年费邮寄卡的消费者数量十分巨大，银行也急于赶超其他竞争者，银行常常只做基本的信用审查，甚至有些连信用审查也不做。而且，银行也不能保证卡片邮寄的安全性，很多卡片在邮寄的过程中被偷盗、转卖。因此，70年代初，信用卡业务的欺诈率和坏账率非常高。直到1972年，信用卡发卡机构才开始摆脱亏损，但仍然难以获得与其他业务相同的收益，究其根本，信用卡信贷本身就属于无担保的贷款，它的风险无疑比其他银行业务要大得多。

从美国的经验看，在信用卡市场完全成熟之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跑马圈地的行为也并非是无效的，双边市场经济学告诉我们，为了能让一方或双方都参与到这个平台上来，投资是必须的；我们不知道银行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既可以启动信用卡运营平台，同时又可以避免大量损失。则何为双边市场经济学，它又怎样对信用卡业务的现状进行解释呢？

3双边市场经济

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人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这样的市场称作双边市场。双边市场涉及到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用户，每一类用户通过共有平台与另一类用户相互作用而获得价值。

双边市场在现实中存在较为广泛。许多传统的产业如媒体、中介业和支付卡系统均为典型的双边市场。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又出现了多种新类型的双边市场形式，如操作系统、B2B、门户网站等。下面将主要就双边市场的定价战略及业务模式两方面进行探讨3.1双边市场的定价战略

在单边市场中，价格一般与产品的成本和需求密切相关。而在双边市场中，由于不同客户群体之间存在反作用效应，因此产品定价要复杂的多。一般情况下，企业会向双边市场中的一方或几方采取低价（甚至向他们付费）。举例来说，微软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工作平台，它为两大类客户群体（电脑使用者和程序开发者）提供一个相互认知的机会。比尔•盖茨发现，向软件开发商免费提供微软的操作系统接口，便于他们的软件能与Windows操作系统兼容，鼓励开发商为开发更多的应用软件；另一方面，向使用操作系统的最终用户，即普通购买者收取比较高的费用。从而，将两个群体吸引到它的平台上，也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3.2双边市场业务模式

双边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管你的价格如何，如果市场的这一边没有需求，那另一边的需求也将消失。就如上面的例子中，如果电脑用户没有应用软件可以使用，那他们就不需要操作系统。双边市场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产生效应就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方法是向市场的一边免费提供服务（甚至向他们付费），以吸引足够多的用户；另一种方法是：对某一边的市场进行投资，以降低该边消费者的成本，通过对市场一边制定较低价格或者采用成本转移的方式，能有效的鼓励收益群体的参与热情，从而帮助双边市场平台解决“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

4用双边市场经济解释银行行为

回到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很显然信用卡业务属于双边市场的范畴，它的两类群体分别为信用卡的持有者（消费者）和签约商户。信用卡的主要收入则来源于商户（即持卡人消费的一定比例，VISA规定1.7%），而持卡人付费很少（如年费）甚至不用付费，同时还能像免息期及消费积分等优惠。收入来源于商户这一传统来源于信用卡创始人麦克纳马拉先生所开创的定价模式。美国运通大概有65%-75%的收入来源于商户，对VISA和万事达的会员来说，这一比例为60%-75%。因此，从双边市场角度看，持卡人这一群体天生就享受着近似于免费的服务，美国60年代通过邮局寄送免年费的信用卡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也因此，我们了解到，培养持卡人、抢占市场份额是破解“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魔咒的关键。所以，现在国内各商业银行信用卡部门“跑马圈地”的现象实属正常，也是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发展我国信用卡市场毕竟的一步。

但任何问题都有一个度的概念，虽然圈地是正常的，但绝对要避免“卡吃人”的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强力推动信用卡产业的发展，力图通过消费信贷拉动和刺激消费需求。在短短两三年间，韩国信用卡业务飞速发展，2001年一举成为亚洲最大的信用卡市场。15岁以上的韩国人平均拥有4张信用卡，韩国国内需求迅速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02年后，过度的信用消费逐渐露出端倪，信用卡滞付率不断上升，滞付金额越滚越大，最终酿成危机，造就了无数卡奴。前车之鉴提醒我国商业银行要重视信用的审查，在发卡时要慎重。2005年银监会下发的《商业银行外部营销业务指导意见》一定程度上轨法了银行发卡的步骤，整顿了发卡乱的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切不可因噎废食，从舆论或政策方面对“跑马圈地”进行打压，就像水患，只可疏不可堵。

5启示

根据双边市场理论，各商业银行在信用卡发展中的圈地运动是可行的，甚至是必然的。通过抢占市场份额，拉拢签约客户，是银行的最佳选择。但与此同时，韩国的信用卡危机也警示我们，圈地是可以的，但不问土地是否贫瘠，闭着眼只顾抢地盘是绝对错误的。各银行应把好信用审查这一关，同时加强信用卡的创新，这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换来业务最大的利润。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学范文篇3

一、市场经济对学校德育价值取向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当前学校德育工作的变革和深化，有促进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在这种经济体制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效益意识、时间观念、平等竞争思想等等，不仅反映了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样也符合人类进步、社会和个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都有利于学校德育能更贴近现实生活，使德育自身更具有时代精神。同时也应看到，市场经济意识与学校德育在价值取向上，还有相悖的一面。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成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机制，是以经济利益为其驱动力的，市场交换的双方都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正常的市场行为虽然是一种互利的行为，但是这种互利首先还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一个个人或单位不从利己出发也就不可能产生市场行为。这就是说，在价值取向上，市场经济会导致强烈的趋利性和利己性。社会主义社会学校的德育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基础上的，因而在引导学生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时，就只能以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而不是以市场经济的利己原则作为准则。当然，社会主义道德行为不排除互利，但这种互利是以利他主义为前提和逻辑起点的，是一种必要时牺牲自我的互利，同市场经济法则中的那种互利有着本质的区别。再者，道德行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亦不以获取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为驱动力，而受主体的道德意识和社会的道德舆论的策动和制约，主体从道德行为获得的往往是一种精神的满足。这些特征都是与市场意识根本不同的。

二、学校德育价值取向的正确定位。

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要求形成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在现阶段，学校德育所坚持的价值观不能简单地以市场经济内涵为转移，而要充实新的内容，注入新的内涵，从而使之与新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并对后者产生积极的反作用。

1．学校德育不能以市场为唯一取向。

复杂的社会整体存在着不同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各具有其特有的运行机制，不同运行机制，在运行的主体、动力、手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为促使社会的整体发展，需要各种不同的运行机制协调发展。对整个社会正常运行来说，它们是缺一不可的，不能互相取代，更不能把某一种运行机制作为整个社会唯一的运行机制。建国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教训的。如将适用于政治领导的运行模式扩大到各个社会领域，搞成政治泛化。今天同样也不能将适用于经济领域的运行机制推及到其它一切领域，搞成市场泛化。选择市场经济作为当今我国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教育事业，要按其本身的法则通过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就德育来说，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掌握和遵循社会不同的领域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在现阶段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具有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所需要的全面、完善的道德品质和人格。这些行为准则、思想规范往往与市场经济所遵循的不一致，甚至是相背离的。如果把当前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得只限于市场经济或者仅仅是对某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意识与行为的培养与强化，那么就在德育价值取得上陷入了误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学校德育应倡导高于现实的道德理想。

纵观从古到今的各种不同社会，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倡导过不同的社会道德理想以及理想的道德人格。尽管道德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总是引导人们去做对一般人来说难以做到的事。道德教育具有高于现实的特性，过去我们常常不加思索地把历史上存在的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不符归结为剥削阶级的谎言或欺骗，而对当今社会宣扬的道德理想又一概斥之为脱离实际的“假大空”，这种简单化的、非历史的态度，正是当今社会产生理想迷惘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说高于现实的道德理想的产生与倡导是合乎规律的呢？主要原因是：道德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虽然扎根于现实的经济生活，但它却不直接反映这种现实。它对人们的经济与物质要求的反映是十分曲折的，其中有许多中介环节。道德更直接反映的是人们精神需要和追求，高于现实去追求美好的理想，这是进步人类的一种本质的属性。

在这个精神领域中“物欲”已经不是启动人生活和行动的至上力量，而为人民服务、爱护公物、遵纪守法、勤奋学习、文明礼貌、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等精神，才是灵魂的最高境界，引导、弘扬这种理想道德、理想人格应当成为当今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取向。如果我们把道德教育仅仅定位于市场意识的强化等所谓现实的取向上，就会脱离当今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心中所蕴含着的强烈的精神追求，也无以体现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否定德育对道德理想的倡导与教育，不仅违反了人类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也违反了道德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市场经济学范文篇4

关键词：奢侈品；消费市场；消费群体；体验式消费

一、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发展现状

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迎来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高档奢侈品的消费需求也逐渐增加，奢侈品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吸引着各国顶级奢侈品品牌纷纷进驻内地并持续扩张。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作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2014年我国内地奢侈品销售额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201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显示，2015年我国奢侈品市场规模由1150亿元人民币跌至113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2%，再次整体下滑，且下滑幅度扩大。内地业绩增速的放缓掀起“关店潮”，2015年83%的奢侈品品牌在中国有各种形式的关店行为，中国奢侈品遭遇持续寒流。

二、我国奢侈品消费下降原因探究

1.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股市波动异常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76708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25年来首次跌破7%，GDP增速正式进入6时代。我国经济已经处在“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内部需求疲弱，各种宏观经济指标进一步回落，经济不景气的局面逐渐形成。股市更是大起大落，震荡不定，不少投资者在六七八月的股灾中损失惨重，信心受到严重打击，风险偏好下降，短期内想突破大量套牢盘困难重重，股市显然步入深度下滑期和风险集中释放期。

2.跨境电商、海外网站逐渐兴起，境外游热度不断上升

跨境电商、海外网站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模式，凭借其更可靠的产品质量、更快捷的跨境支付媒介、更优质的客户服务开始风靡内地。2015年，我国跨境电商和海外购物网站的交易总规模为480亿元人民币，约占内地消费者境外奢侈品总支出的16%。随着签证办理的便捷化，享受型需求不断增长，2015年中国消费者的境外游同比涨幅为32%，相对应的海外奢侈品消费同比上升了10%。消费者逐渐告别了对于代购高度依赖的旧时代，自主购物潮流已经不可逆转。

3.反腐政策的现行实践，奢侈品门店的早期扩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举“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旗帜，反腐败成为我国国家治理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反腐态度的坚决，直接导致奢侈品销售业绩的大幅下降，男性奢侈品呈现下跌的走势，奢侈品馈赠风潮的热度迅速减退。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速进入黄金期，经济形势看好，各国奢侈品品牌在内地二三线城市急剧扩张，不少奢侈品品牌的门店增长速度均呈指数型增长态势，远远超过了城市的消化能力，可抗风险能力同样堪忧。

三、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我国奢侈品的消费群体结构日渐年轻化。2013年，胡润财富报告就曾指出，我国每1万人中有6人是千万富豪，经济持续增长，国民财富也日益膨胀。近年来，我国富裕阶层的结构趋向年轻化，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7岁，亿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8岁。就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构成来看，发达国家奢侈品消费的主导者是掌握财富的40～70岁的中老年人，而我国奢侈品消费群体绝大多数集中在20～40岁，甚至很多年轻的学生、富二代、星二代逐渐成为奢侈品的追捧者。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者年龄层最小的国家，消费需求极不稳定，群体结构越发畸形。另一方面，我国奢侈品的消费目标地区出现重大转移。作为流通中心的香港，一直凭借其区位优势、免税优势、服务优势，吸引着各大奢侈品品牌争相驻入。政治因素的影响、价格优势的逐渐减弱、内地游客数量的递减及结构的变化，使曾作为亚太奢侈品核心的香港与往夕不可同日而语。澳门严苛的签证规则，同样令其奢侈品消费进入了寒冬。2015年，我国海外奢侈品购物的整体涨幅为10%，在香港、澳门的奢侈品消费下降约25%，而日元的贬值、地缘较近的天然优势促使日本奢侈品消费支出激增251%。同时，由于优秀的本土品牌和灵活的奢侈品定价，韩国、欧洲和澳洲也成为国人购物的首选之地。

四、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对策建议

1.进一步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税率，加强奢侈品品牌的监管力度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国内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国人对奢侈品的价格敏感度越来越高，巨额的国内和海外价差导致国内奢侈品市场持续疲软。我国政府应加大进口关税调整力度，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境外购物，提高内地奢侈品购买的竞争力。此外，我国奢侈品市场的发展起步较晚，统一规范的管理措施还未建立，市场上仍然充斥着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国人消费外溢的现象愈演愈烈。只有建立良性有序的奢侈品市场，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设立专门的奢侈品管理机构，才能重拾消费者的信心，促进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发展。

2.聚焦数字化与本土化的营销策略，注重品牌创新与时尚

新媒体的信息时代背景下，消费者数字化的参与度逐渐提高，单纯的线下渠道早已不能直接、及时地和潜在消费者互动，要想在诸多宏观的、经济上的和行业上的挑战中胜出，就必须加大数字化营销的战略投资，开通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APP等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强调一切经营活动以消费者为核心，着眼地区差异化，注重当地市场的特点和消费偏好，以更好地适应目标市场的需求。不断刷新“奢侈”和“时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定义，以创新为驱动力，保持奢侈品品牌的活力与新鲜感。

3.缩小全球定价差，通过价格吸引消费市场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巨大，从市场消费主体的角度来看，目前对奢侈品消费的人群所占的比例还相当小，因此，奢侈品品牌可以针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地区发展差异，制定出符合我国市场的消费品定价，扩大消费群体数量，既能够实现自身的收益增加，也能够推动整个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

4.推进体验式消费发展

尽管相比于前些年，我国奢侈品消费群体显著增加，但是，依旧有很多潜在的消费者对奢侈品望而生畏，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奢侈品的了解渠道有限，无法真正通过实际感受来理解产品的特性和优点。所以，奢侈品经销商可以通过关注体验式消费，开设体验店等方式，推广其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感知度，从而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此外，对于有特殊需求和个性化要求的消费者，商家可以开发更多的定制产品种类，从而满足这些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作者:牟昱洁 曲成名 单位:河南大学文理实验班

市场经济学范文篇5

秘书工作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秘书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秘书工作怎样努力适应并积极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这是我们秘书工作者，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中应该从思想理论上深刻认识和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秘书工作有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秘书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中，面临两个突出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一是如何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二是如何抓紧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二、秘书工作要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利条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秘书工作要为这个决策服务。还要为胜利实施这个决策当好参谋助手。

秘书工作到底是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好服务呢？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提高服务质量。

二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秘书工作要进行自我改革。

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秘书工作部门要转变思想观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涉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改革，必将引起人们也包括秘书人员行为规范、精神状态、生活方式、是非标准、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

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还必须给秘书工作部门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思维方式等方面注入新的内容。

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思想观念中，同其他党政部门一样，秘书部门还要特别注意破除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是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的。

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要求应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秘书工作充分发挥服务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督促。今后，党政部门的秘书工作基本也应从这些方面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核心问题是提高服务质量。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秘书工作怎样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对服务的要求与市场机制作用密切联系起来。应该承认，在以往经济体制下的秘书工作，为领导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高的。但是应该看到，保证和维持那种水平的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主要依靠人们的政治自觉性和责任感，并辅之以规章制度的约束，而不可能重视市场机制对秘书人员行动的激励和制约作用。相反，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往往被所谓思想教育和规章制度替代了。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单靠人的自觉性和一般规章制度的约束，来要求人们做好秘书工作是不全面的，不合理的，是难以持续地、全面地达到提高服务质量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把提高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落到实处，除了高度重视人员素质、培养热爱本职的精神外，还要从注入市场机制方面多做文章。

五、秘书工作在注入市场机制中，要十分重视自身职业道德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生活中，将通行商品交换、等量交换、市场竞争原则。

市场经济学范文篇6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公务员之家: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响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市场经济学范文篇7

摘要：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市场经济学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核心作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经济学领域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是在我国具体国情下繁荣和发展经济科学的内在要求和正确道路。长期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入，我国出现了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张应当有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两个基础，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遭到削弱甚至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不应当作为主流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发生了疑问。

出现这种状况，从客观上说，一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低潮，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科技、管理和人民生活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上由于缺乏经验和主观上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发展，由此一部分人容易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定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使有些人认为现在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提供理论指导。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和平发展的敌视，努力通过传播他们的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价值观念向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使得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和它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一些人的思维方式。

现实情况表明，当前在经济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严重的挑战。怎样在西方经济学大量引进的条件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就是要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来开拓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从实践中提出重大理论课题，对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形成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唯一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在同西方经济学的较量中真正发挥指导作用，能否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资本主义时代，它致力于提供摧毁旧制度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其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为建设新社会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仅一般的说需要重视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成果，而且特别是需要吸收和借鉴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果和科学的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引进西方经济学有其必要性。但是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它对社会经济制度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分析建立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否认资本主义是历史过渡的社会经济制度。以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新自由主义来说，它是以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永恒”、“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既缺乏科学根据又违背历史实际的假定为立论根据，不仅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主流，而且它的核心理论也不能成为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内容。另一方面，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的现象层次方面的分析，如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有着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些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吸收和借鉴的方面。当然，由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条件方面的不同，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那种离开对西方经济学二重性的认识，认为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用它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不仅不是与时俱进，而且是理论上的一种倒退，因此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理论观点，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和新经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突破了其中一些已经过时的传统观点，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实现了两大突破：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而且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场革命。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也已经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这种所有制结构使得劳动过程从总体上讲归国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由国家或劳动者集体的代表指挥，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从总体上也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凝结为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仍旧归劳动者所有。把剩余价值一般与资本一般相联系，并归为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上，把剩余价值特殊与资本特殊相联系，并归结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上去，就可以掌握正确认识。

与此相应，对资本积累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也要坚持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资本积累同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一样，都是商品生产或市场的一般范畴。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前提和具体表现形式。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越多，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就越快。资本积累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又是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特殊范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把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随之再扩大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自己创造的财富成了扩大对自己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既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又是资本家扩大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表现为方向相反的两极的积累，即一极是资产阶级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是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巩固。劳动人民通过资本积累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基本坐标，运用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方法重新处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这样，就要求经济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依据，重新认识和处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

只有坚决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地学习、领悟和运用“三个代表”所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才能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学范文篇9

这是9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非常反常的现象，已经导致社会道德、信仰大滑坡。在这种道德背景下，大家期望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很难建立起来。这是经济改革单独前进，政治社会改革滞后的必然结果。经济学家被权力资本利用，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形成误导，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经济科学应该自觉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能全面认识和研究中国问题。这里我们需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对市场经济不做分析，把市场经济当作教条，束缚和误导人们的思想。

中国未来数年，有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严重性不仅在于问题本身，也在于主流舆论不认真面对问题。国内的市场经济教条主义，把所有问题推委于权力和计划经济，推委于市场经济不彻底。这些人认为所有问题只能够沿着市场经济导向去解决。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甚至越来越严重，也绝对不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实践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检验。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已经被外国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在中国应用就用不着检验。这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上帝吗？市场经济在外国并不是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美妙，有些自封“主流”的经济学家既不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又不客观介绍我国问题，他们的实证精神到哪里去了？

对市场经济的属性、内容、发展的必然性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第二、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忽视中国人均资源短缺的基本前提。

如何判断理论的对错？一方面要看自身的逻辑，我们假设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当然这只是假设。许多人在讨论中是不遵守基本的形式逻辑的，经常偷换论题，论据不能真正符合实际，论证不符合逻辑。

如果在形式逻辑上没问题，真正的理论分歧就在于前提是否符合实际。9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如果出现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是忽视应用的前提，而且否认要经过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经济自由主义，忽视中国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两个特点。中国资源同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是无法比的。如果以为可以在“资源稀缺”客观条件下，大家平等自由，那就错了。人均资源极端短缺，使得调水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面对的任务。耕地在中国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不能资本化。资源越短缺，市场经济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越小，能够容忍两极分化的程度越小。盲目鼓吹全球化，脱离中国实际搞现代化，甚至可能使我们丧失基本生存条件。

这可不是说起来吓唬人的——可以预见的生态环境危机，类似股票市场崩盘，突然出现，比如北方城市缺水问题，如果突然爆发，市场经济怎么解决？还不是计划供应？难道能够把水价提高100倍，富人乱用，穷人渴死？为了保证大城市用水，需要什么手段？

第三、鼓吹制度万能，所有制改造万能，回避路径依赖的危险前景。

制度学派在中国的应用有几个问题，一是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制度，二是单方面的市场经济导向。许多问题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的，在经济学书本上和世界各国的实践中，都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偏偏有些人要在中国依靠“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去解决，实际上是不解决。我可以列举的有：调水、保护资源环境、缩小两极分化、发展战略产业、扶植高科技、扶持农业、东西部地区差距，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等等。

制度学派讲究制度起点和路径依赖。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起点是权力，而制度路径是权力资本化。在没有有效社会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严重的腐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的改革，这就是路径依赖。按照制度学派理论，经济学家应力主政治与社会全面改革，揭露和批判既得利益集团。恰恰相反，一部分经济学家却以改革开放为名，勾结既得利益集团，借机暴富，鼓吹让大多数人为“某种先进制度”牺牲，这难道是“著名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态度吗？这些都是制度决定论，所有制决定论，只不过是把国有化变成私有化而已。

第四、片面鼓吹全球化，损害中国的经济安全。

把市场化教条延伸到世界经济，就是片面鼓吹全球化。全球化的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这是发达国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规则。静态比较利益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有害，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的理论思想障碍。片面鼓吹外向型经济，把经济重心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同样有损于经济安全。把美国的利益理解为人类利益，无原则地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去做，都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些错误导向，在理论思想方面，大多数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某些依靠美国势力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

第五、过分强调经济模型和数字的规范性，既脱离实际也脱离群众。

市场经济学范文篇10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

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那么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呢?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户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特定的“中国经济学”，虽然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都是明确的，但研究的基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成熟市场经济的可供借鉴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如何运用两大理论体系和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建立“中国经济学”，需要从多层面、多角度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国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这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功的标志。同时，以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为基准，站在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高度，创造具有世界性的经济学，并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区分“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有利于中国经济理论界正确对待不同性质的经济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经济学”，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振兴中华服务；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理论经济学，使经济学走向世界，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世界经济学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与文献：

[1]王亚南文集：第1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文集：第3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7．

[4]于光远．《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序[J]．经济学问题探索，1997，(9)．

[5]谷书堂．再谈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经纬，1999，(1)．

[6]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1)．

[7]谷书堂，顾颉．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学之发展[J].经济评论，1998，(2)．

[8]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N]，南方周末，1997—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