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展望论文范文10篇

农业展望论文范文篇1

一、美国农业发展之教训

以世界上农业最发达之美国为例，美国农业具有很高之劳动生产率。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现以美国为典型之农业发展模式越发显示出其存在之问题及危机。

美国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和工业生产十分相似，即投入一定数量之物质和技术，产出一定数量之农产品。有之美国生态学家认为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和采矿作业十分相似，即从土地中榨取、剥夺而且带来破坏；以长期和未来之损害换取短期和眼前之利益。建立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化学化这两大支柱上之农业现代化，基本上成为工业生产之一个变种，因而发生在工业生产中之污染、损害生态环境之现象，也都在现代化农业中出现；由于农业生产空间广袤，因而造成了更大之危害。其主要问题是：

(一)破坏土壤，加速地力衰竭土壤是有“生命”之物体，如果使用得当，土壤会愈来愈肥沃；反之，会愈来愈衰竭。美国现代化农业大面积之连年单作，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加上长期之机械耕作，造成了严重之土壤流失现象。美国每年流失之土壤，高达31亿吨。美国衣阿华州之土壤原来十分肥沃，经过长期之现代化农业之运作，损失了一半之表土。平均来说，衣阿华州农民每生产一蒲式耳(每蒲式耳为35.238升)之玉米，要流失一蒲式耳之表土，种植大豆损失表土更多。美国中西部一带农田之表土，早年深达6英尺，是世界上罕有之肥沃土壤，目前表土只剩下6寸，其余之，都在冲刷过程中流失。据专家估计，美国由于土壤流失造成直接和间接之经济损失，每年超过400亿美元。虽然50多年来，美国一直努力防止土壤冲刷，每年用于这方面之费用高达10亿美元以上，但是，由于现代化农业造成土壤破坏之根源没有消除，因此，一切治标措施都收效不大。

(二)减少了遗传之多样性不论在作物和家畜方面都是如此。美国式之现代化农业往往只使用少数之几个品种，而过去之传统农业则使用众多之本地品种。减少遗传之多样性，对于农业生产是很危险之，因为一旦病虫害爆发，由于品种之单一可能全军覆没。1970年美国玉米叶枯病，使全美15％之玉米产区颗粒无收，就是因为所有种子都是来自一个易感叶枯病之品种。

(三)大量消耗能源，能源利用率低美国现代化农业是典型之“能源集约农业”，美国每人一年中消费之食物，是用1吨汽油生产之，如果全世界各国都采用这种能源集约农业生产方式，那么占全球目前消耗量50％之汽油要用来生产食物，全球之石油储备在15年内就要告罄。

美国现代化农业生产，不但大量消耗不能再生之能源，而且能源之利用率极低。中国、印尼、缅甸等亚洲国家传统之农业生产方式，用0．05—0．1卡之热量，可以生产1卡热量之食物；而美国现代化农业则需0．2—0．5卡之热量，才能生产1卡热量之玉米、大豆、花生等等。美国人吃1罐只有270卡热量之罐头玉米，是用2800卡热量生产之。

(四)大量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造成环境污染例如，美国衣阿华州大泉盆地(BigSpringBasin)从1958年至1983年这25年中，地下水中之硝酸盐浓度增加了3倍，这是大量施用化肥之结果。美国31个州存在着化肥污染地下水之问题。

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对于农业工人之健康也造成直接之危害。美国农业工人伤亡率仅次于建筑业、采矿业，被列为三大危险行业之一。

(五)美国现代之养畜业，特别是肉牛饲养业，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之破坏美国之肉牛饲养主要集中在13个州，有42000处肉牛育肥场；其中200处最大之肉牛育肥场，集中了美国肉牛总数之50％左右。鉴于高度集中饲养，厩肥处理十分困难，造成了很大之空中和地下水之污染。此外，高度集中饲养，用水量也十分集中，造成一些地区采水过量，水源日趋枯竭。美国肉牛育肥场集中之中西部和西部各州，主要依靠横跨8个州、世界上一个最大之地下蓄水层供水，现在其中3个州之地下水已开采了一半，如此长期不断采水，蓄水层早晚有枯竭之虞。美国现代化大规模集中饲养肉牛，不得不用多种化学药物防治疾病和刺激生长。例如，组织代谢类固醇可以使肉牛增生5％一20％，提高饲料利用率5％—12％，增加瘦肉率15％—25％，因此被广泛地采用。美国全国肉牛育肥场中，95％以上使用各种生长激素；1988年，全美之肉牛饲养场用了1500万磅之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而人类食用了化学药物生产之肉类，对健康是不利之。

美国农业部也曾承认：“美国农业生产效率很高，但是所付出之巨大代价，是当初没有充分意识到之。美国农业现代化给社会、环境和健康带来之问题，应当予以足够之重视。”

对于美国现代化农业暴露出之种种问题，经过有关方面多年之探索，认为唯一解决问题之对策是，逐渐恢复过去以生态系统渗入农业生产中之方式，也就是逐步推行“低投入可持续农业”(LowinputSustainableagriculture，简称“Lisa”-“丽莎”)之生产方式。具体内容是：第一，充分将固氮技术和生物防治方法运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第二，减少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第三，有效地利用植物和动物内部生物学和遗传学之潜力；第四，将种植业和养畜业最优化地结合起来；第五，注意节约和保存土壤、水、能源和生物学资源，等等。

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一)综台运用高新技术发展智力农业“丽莎”之生产方式提出后，不但美国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拨出专款作为研究和试验费用；并且在国家农业学术馆中，设立“丽莎情报中心”传播研究成果。不少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对“丽莎”也进行了大量之研究和试验。人们认识到时代愈进步、科学愈发达，农业生产就愈需要智力来运作。农业未来学家预测，目前太旱、太碱、太瘦、太湿之土地，将来都可以通过特殊先进技术，转变为良田沃野。以色列已经在过去一些无法耕作之土地上，利用滴灌技术栽培柑桔等各种作物，就是明证。

目前我国在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之技术路线方面，必须注意到我国农业技术结构之现状和农村经济之条件，技术路线之执行应能促进技术结构之优化。在技术结构上，我们应建立多元复合型之农业技术结构；在技术路线上，应选择以生物技术、有机技术为导向，以工程技术为辅之综合型农业技术路线。在综合发展中突出重点，抓住农业技术创新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之突破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产业化。

(二)大力发展精细农业采用精细形态生产方式之原因，首先是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日益医乏，为了经济地利用各种有限资源，只能采取四大密集：技术密集、劳力密集、资金密集和生态密集之手段。其次，运用精细形态之生产方式，可以在过去不能或很难从事农业生产之土地或空间进行生产。例如，干旱缺水、山地陡坡、盐渍滩涂乃至沼泽荒漠地区，都可以用水栽法转变为生产基地。水栽法不用土地，而是用营养液，在控制环境之条件下进行生产。这样，不但延长了生产季节，也扩大了生产之空间。中东一些炎热、干旱、缺水之地区，过去不能生产新鲜之蔬菜，目前已经用水栽法解决了问题。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如果采用精细形态之农业生产方式，创造出高科技、高收入之农业，就一定会吸引青年扎根农村，使农村成为真正大有可为之广阔天地。第四，精细形态之农业，在交通方便、风光秀丽之地区，只要稍加装备、经营，就可以成为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中心。这样，既可增加收入、促进农产品销售，又可以让城市居民领略田园风光；牧歌情调。

(三)信息农业方兴未艾当代世界正在由工业化时期进入信息化时代。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光纤和通信卫星技术为特征之信息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同样，现代信息技术也正在向农业领域渗透，形成信息农业。信息农业之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农业基础装备信息化、农业技术操作全面自动化、农业经营管理信息网络化。信息农业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农业信息化，二是农业信息产业化。

所谓农业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之一部分。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发展到某一特定过程之概念描述。它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应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遥感技术等多项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应用之过程。农业信息化又是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进而向信息农业演进之过程，表现为农业工具以手工操作或半机械化操作为基础到以知识技术和信息控制装备为基础之转变过程。

农业信息化有三个明显之特点：(1)农业信息技术在其他技术序列中优先发展；(2)信息资源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之作用日益突出，农民更注意用信息指导生产和销售；(3)信息产业之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乡镇企业之发展，并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据某些预测标准，当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在农业中之附加值达到或超过农业总产值之50％时，就认为农业实现了信息化。

所谓农业信息产业化，就是将农业信息之采集、加工、传递、反馈、服务等形成一个一体化之、以信息咨询为主之知识密集型产业，它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中新兴之独立之第三产业，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趋势。农业信息产业化是发展一优两高农业之需要，是农民进入市场之需要，是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之需要，是农业信息部门转变职能、自我发展之需要，是农村经济发展之必然趋势。

计算机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可以及时准确预报病虫害之发生期和发生量，做到及时防治，既节省农药，又减少粮食损失。计算机在饲料配制、优化施肥、作物产量预报、渔业捕捞以及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利用遥感技术调查农业资源，预报自然灾害，也有速度快、效率高之特点。准确之气象预报也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之，气象卫星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将计算机软件技术应用到农业领域，将具有重大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之影响下，我国从80年代以来，开展了系统工程、数据库与信息系统、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及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应用于农业、资源、环境和灾害方面之研究，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有些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业部1994年开始筹建之“中国农业信息网”现已初具规模，已有1000多个县入网。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建立了农业信息中心，大多数县配备了微机用于信息管理。全国已建成了一些大型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优化模拟模型、宏观决策支持系统、农业专家系统、计算机生产管理系统。应用遥感技术进行灾害预测预报与农业估产已取得显著效果。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研究之“小麦管理计算机专家决策系统”可使小麦增产6％—25％，降低成本4％—8％，增加效益15％—30％；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应用现代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建立之“中国北方草地草畜平衡动态监测系统”，使我国草地之资源管理由过去常规方法上百人10年完成之工作量只需7天即可完成，经3年运行，节约经费1669万元；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所研究之“农业专家系统”能指导农民科学育种、栽培、施肥、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等，已在二十几个省市推广使用，增产粮食13．5亿公斤，棉花35万担，节肥34万吨。南京经济学院研制之“粮食预警预报系统”可显示我国1959—2020年期间粮食生产、消费之中长期趋势，并可提供对产销缺口进行平衡调整之几种可选方案。

节约农业资源是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之基础之一，是核心内容。农业资源，例如土壤、气候、植物和水等是广泛分布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地变化之自然资源。要想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就必须掌握它们之分布、性质及其利用之变化，并取得现时性资料，这用常规技术是无法实现之。科学实验已经证明，只有运用包括卫星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空间分析技术、模拟模型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综合之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农业资源信息系统，才有可能及时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现时性之环境资料，并为领导或经营者提供决策咨询方案，以提高领导农业生产之主动性。据预测，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变量播种机和变量施肥机等，重大农业灾害之程度会得到较大程度之预防和控制，农民在每亩田之农活用工量可望从目前之10个左右降至1—2个，种子和化肥之使用量将减少30％—50％，产量却提高10％—30％，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在轻松劳作之同时，得到更为丰厚之回报。

(四)生态农业大发展所谓生态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中，以生态科学和原理为指导，利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之相互依存关系，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培植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形成农林牧副渔良性循环，保持大农业稳定发展。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人口之增加、工农业生产之发展，都加剧了问题之严重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BarbaraWard(1914—1981)很早以前就认为美国现代化农业之道路是行不通之。他对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将种植水稻和养畜、养鱼结合，充分利用土地和生物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之作法十分欣赏，而且提出一个十分有价值之观点：“唯一能够生产足够粮食，满足日益增长之人口需要之方式，是将所有适合耕作之土地，实行双作和三作。”由此可见，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之间作、套作、混作、轮作，施用粪肥、厩肥、绿肥，实行生物防治，充分利用土地，精耕细作等似乎落后，但是保证了农业长期持续发展之技术，实际上是先进之生产方式，应该作为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之一个主要战略方针。

为了创造一个生态平衡之农业，就必须抛弃原有之以大量消耗石油、化肥、化学农药为代表之农业现代化之模式，取而代之之是以遗传工程、生物技术为主之高技术方法。当今时代由于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工程等学科之飞快发展，在分子水平上探明生物机能已经成为可能。因此，人们对于利用生物遗传工程技术之研究成果解决农业生产领域中存在之诸多问题寄予很大希望。

遗传工程开始了人类首次涉足动植物机体内部之活动，通过改变基因结构，可以使植物生长得更好、产量更高，并具有内在之抗虫、抗病、抗逆、抗旱和自肥能力；也可以使作物更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在动物方面，运用遗传工程，可以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缩短生长期、妊娠期及增进家畜之各种性能。例如，将美洲驼和骆驼之基因互相移植，使新种具有两者之优点。

遗传工程还可以根据需要，使农牧产品产生某种特殊之品质(风味、色泽、酸甜度、营养价值等等)。科学家已经预见到，将来可以用遗传工程技术育成超级瘦肉型之肉猪、带有鹿肉风味(鹿肉在西方被视为野味之王)之牛肉。

人类目前主要粮食只有6种，科学家预见，到2025年，由于遗传工程之应用，可以增加到37种。这对于丰富人类食物之来源，解决人口不断增加、耕地日益减少之严峻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五)都市型之工厂化农业日趋成熟自然农业最大之特点是靠天吃饭，其生产之状况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21世纪，由于实现工厂化，通过运用先进科技，农业生产将摆脱或部分摆脱自然条件之制约。所谓工厂化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车间”(塑料薄膜大棚，玻璃温室等)内，借用阳光或人工灯光进行不间断地农业生产。有之人认为，这是根本改变传统农业之重要方向。

用现代科技装备之工厂化农业，集成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和现代先进农艺等，其间作物之播种、生长、施肥、灌溉、环控等全过程都实现自动化，称得上是一个高水准之“种植工厂”。“种植工厂”可以通过对生物和环境之控制，使农业生产中之多种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首先，在自然或开放之条件下，水、肥、土、热等很难控制，“种植工厂”则可以充分发挥农业环境之有关潜能。其次，良好之“工厂环境”为生物潜力之发挥创造了条件，使农作物之有机物合成、转化和储存等效率大大提高，形状、味道和颜色良好。此外，“种植工厂”还能够很大程度地发掘作物生产之时空潜力：一方面，作物可种植时间得以延长，复种指数得以提高，部分或完全摆脱季节之限制，一些农作物可做到常年均衡供应；另一方面，对温度、光照、供水和营养之有效控制，使作物平面、垂直之生产空间得以拓展，有之立柱栽培技术可增加数倍产量。

由于未来人们保健意识之加强，对食物品质之要求也随之提高。未来对食物之要求，首先必须符合“干净”和“营养”之标准。所谓“干净”，是指食物不用化肥、农药生产，不用人工防腐剂、染色剂，不经辐射处理。所谓“营养”，是指食物不但保存了最大营养价值，而且不经过长途运输，必须成熟后采收，保持一流鲜度。为了满足上述一系列之严格要求，农产品就必须当地生产、当地消费。

农产品长途运输不但降低品质，还要大量消耗能源，造成大气乃至海洋之污染。不少农产品长途运输之包装材料，是不能“生物降解”之，造成了严重之环境问题。据美国环境保护局资料，从1963年到1971年，美国消费之食物，按重量不过增加2．3％，但是，食物运输过程之大、小包装材料，按重量却增加了33％和39％，这就是增加了长途运输之结果。公务员之家

目前美国已经出现所谓“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这种生产形态，就是企业将生产和消费在地区内结合起来，逐渐实现农产品之地区自给。

工厂化农业一般适于布局在都市之周围，所以也有“都市型农业”之称，因为“智能型农业工厂”不仅包括蔬菜、园艺花卉，还有畜禽、特种水产品生产以及微生物生产。由于都市有发达之信息、交通和完备之基础设备，加之都市庞大之消费需求，未来之智能型农业工厂必将云集在都市周边，成为都市经济之重要支柱。

农业展望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

TheSignificanceofKoreanAgriculture,ItsValueandProspective

Abstract：Koreanagriculturewhichhasahistoryofover7,000yearshasgreatlyinfluencednotonlyonitseconomicdevelopmentandsocialchange,butonthepeople’slivesandculture.Korea’straditionalagriculturehasprovideditspopulationwithfood,healthandanenvironment-friendlywayofliving.Whilethecrisisinthenation’sagriculturalindustrywillbecomeworsewiththeopeningofitsricemarketin2004,thehardshipinthenationbeganyearsagowiththepopulartrendtocopythewesternwayoffarmingandignorethetraditionalandenvironmentalattributes.Whatisseriousisthattheimpactfromthesedoesnotendwithlocalfarmers,asabandoningKoreanagricultureistogofarbeyondtheindustryitselfinthefuture.ThenewagriculturalpoliciesadoptedafterthelaunchoftheWTOhavecausedthecombinedfarmingbasedonharmonybetweenpaddiesanddryfieldstovirtuallydisappear:Soilfertilityhasalsofallen.Whilethereisasurplusinriceproduction,theeconomyisdependentonimportsforbeansandwheat.Concernsarebeingraisedaboutwheatflourmixedwithchemicalsandgeneticallymodifiedbeans.Thenationalself-sufficiencyingrainshasplummeted,whereasnoneofthepositiveeffectsofglobalizationisyettoberealized.True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canbeobtainedonlywhenweevaluatethesituationfromanobjectivepointofview.Thedemandforauniformadoptionofwesternfarmingpracticeswithoutgivingdueconsiderationto"differentenvironmentsandcultures"isfarfromwise.Nevertheless,theNewRoundnegotiationsscheduledtostartthisyearattempttothinkofagricultureasaquantitativeproduct.Inthisregard,wemuststrivetorestorethetraditionalenvironmental-friendlyviewpointofKorea’sagriculture.Eachuniquetraditionoffarmingmustberespectedasintangibleassets.Allthoseconcernedneedtotaketheinitiativetoevaluatewhattheglobalizationhasbroughttotheagriculture’sintrinsicvalues,andwhetherthemeritsofdiversityandsafetycanbemaintainedinthematterofagriculture.Theglobalizationofagricultureisasignificantdevelopment,butconsiderationmustbealsogiventothebiodiversityinindividualregions.Inconclusion,itiscrucialthatthefutureofKoreanagricultureshouldnotbedecidedonlybypoliticalandcommercialconsiderations,lestweshouldendangerthehealthandprosperityofournation.

Keywords：Koreanagriculture,environment-friendlyagriculture,auniformadoptionofwesternfarmingpractices,theglobalizationofagriculture,diversityandsafety.

1.绪论

众所周知，韩国的农业危机是由“乌拉圭Round”这一国际性的协商所导致的结果。现在，让我们认真回顾加入WTO十年以来的农业历程，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韩国农业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们在研究韩国农业及其发展史的时候，都要用世界史的视角去认识和评价。这样的自我确认过程，才能使我们克服将农业视为‘过去的产业’的不负责任的单纯认识，挖掘出韩国农业所蕴含的生态农业的特性。

随着开放的热潮，传统的农业作用论已变得陈旧。因为在持续的危机当中，其功能主义的作用已经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来势迅猛的农业开放热潮中，对农业的传统性质的期待已日益淡化。然而，在这期间，大多数的国民不顾粮食自给率低下的事实，无视农业存在的意义，而且，就连农业具有的无限的公益性也逐渐地被国民所忘却。其结果是：除了开放的步伐有所放慢的“大米”还有点儿剩余之外，麦子、大豆之类就要依靠进口了。抛弃复合耕种，片面地追求单作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土质衰退，除草剂、杀虫剂的滥用威胁着国民的健康。因此，探索和研究世界粮食危机的对策和生态农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那么，乌拉圭Round协商，真的像他们所打出的‘同等竞技条件’的招牌那样自由平等吗？倒是WTO所提倡的‘无一例外的关税化’，‘对农家补助的生产—价格不连接原则’等才是以‘经济相对优势’这把尺子来衡量农业价值的司空见惯的做法。进而，今年开始的Newround协商更是令人失望。因为它忽视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其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世界化对世界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可是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出现对世界化的抵触现象？是因为少数富裕国家所拨出的巨额补助金导致的慢性的过剩生产，使全世界的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促使贫穷国家的小农们被驱逐出农村？为此，对包括农业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追求自由贸易的WTO的世界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另一方面，由Liebig(1803~1873)倡导的一个克服化学农业的副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界的全新的生态农业思想已成为世界的趋势。即将来临的石油资源的枯竭也证实，廉价的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大规模的机械化和化学农业所面临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放眼掌握在发达国家粮食资本家的粮食问题的现状，建立生态农业来保护生态界和国民的健康已迫在眉睫。那么，保护生态界，旨在恢复人性的这一全新的农业哲学应该如何去实现呢？[1]笔者认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从外部引进，而是应该从恢复韩国农业的本质的过程中寻求答案。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笔者想重点明确韩国农业在世界农业当中的特性。自古以来，韩国农业一直保持着适宜于风土的复合耕种，而这就是生态农业的本质要求。韩国农业是韩国所处自然环境的产物，而且只有适宜环境的农业才能得以生存下去。因此，未来的农业发展方向也应该从我国农业的传统中去寻找。因此，将韩国农业所走过的历程与世界农业进行比较时，才能真正地展望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韩国农业的发展。一度成为‘过去的产业’的农业，在面临当今的环境危机时，正逐渐成为‘未来的产业’。

2.韩国农业的起源

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就为了从大自然中保护自己，坚持了与其他任何生物体都不同的独特的个体保护方式。为保存生物的永续性，人类所做出的努力主要是因生态环境的差异而多种多样。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知，一个民族的农业发展过程其实是生态环境和与此相对应的农耕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经过青铜时展到初期的铁器时代的农业发展过程，就是围绕人类,社会组织和农业所进行的连续的技术革新过程。在韩国，按考古学划分的时代，一般为旧石器时期（1万年前），新石器时期（5000~1,500BC），青铜器时期（1,500~300BC），初期铁器时代（300BC~0AD），原三国时期（0~300AD），三国时期（300~668AD）。旧石器时期是人类最初开始制作工具的时代，其代表遗迹为祥原郡黑(Sangwenblackmoru)遗址（大约40~60万年前），在那里挖掘出了动物的骨头。在定居农业开始以后，这样的生存经济也并存了许久。

在韩国，农业是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出现的，而且只局限在局部地区。与世界上农业出现时间最早的中东地区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但与其它一些临近国家相比还算是比较早的。与原始的生存经济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农业的最初出现可能是在公元前5~4000年的时候。因为在咸镜北道现罗津先锋市屈浦里的新石器遗迹中发现了最初用于磨粮食用的‘磨石’和多种类型的镐锄。

到了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当时栽培的‘炭化谷物’被最新发现，而且当时还出现了出土了‘锄（Homi）’、‘锹’、‘耜(犁头,Boseop)’、‘镰刀’等农具和用于磨农具的‘磨石’等各种农用工具。[2](P7)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北地区（黄海道智塔里,弓山里）的遗址中发现的‘镐锤锄(用来打碎土块的一種农具)’之类的工具。它是与‘磨石’之类的农具一同被发现的。这样的事实证明，韩国的最初的农业是用‘镐锤锄’挖翻肥沃的冲积土，种植谷子和稗子等杂粮的方式展开起来的。由初期的锄头农耕法进而发展成较为先进的耜农耕法，到了初期铁器时代，原三国时期时发展成为基于灌溉的犁农耕法。

在韩国初期的农耕文化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其种植农作物起初以谷、稗子等杂粮作为主要农作物，之后逐渐变得丰富多样，包括了稻子、大豆、红豆、高粱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直认为稻子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但是最近在忠北清原郡小鲁里的土碳层发现的稻种子，对此提出了异议。对其进行的碳素年代测试显示，它是大约1万3千~1万4千年前的遗物，其DNA分析结果又表明，它们是具有种植稻和野生稻的特性的多种类型的稻子。小鲁里的稻子向我们展示了韩国的稻田农业很可能跟中国一样，也是自生的（而非从外部传来的）。

‘金浦’,‘一山’等地的事例告诉我们稻子栽培的大量普及大约是在大约新石器时代，即BC3000~2500年的时候。在该地区种植的作物除稻子之外还有其它农作物。约在BC1300年的时候，平壤南京遗址中也发现了多种类型的炭化谷物。除此之外，初期的稻栽培农业的遗址还有数十处。在此不仅有被炭化的米，土器表面的稻种印痕等直接的证据,也有象半用形石刀,有沟石斧等间接的资料。这样的稻栽培农业沿着西海岸，一直传播到南方。从单粒型(Japonicatype)稻种的分布来看，当时还传到了日本。其理由是韩国的稻栽培农业的起源比日本要早，日本和韩国种植的稻子也是同一种类的。另外还有当时人口流动的路径，也能说明这一点。[3](PP29-32)

另一方面，韩国的青铜时代的上限，最近又提前到BC15世纪[1]，其证据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欣岩里的遗址。当时的农业已经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例如1）土碳层周边地带的农业，2）沙质冲积地带的旱田农业，3）丘陵下面地带的水田和旱田农业等等。当时的稻子品种也是多样的[2]。农具有贝韧，单韧斧子类最为多见。耜是用来挖土用的工具，当时还有精米粮食用的磨石。

综上所述，我们的生存经济中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具有连续性，经过作物的驯化(domestication)—栽培(cultivation)—栽培的大规模化—集约式农耕(agriculture)—农耕文化的建立等一系列的过程，随着人口的增加进行了扩大再生产。尤其是到了集约式农耕的阶段，在很多方面都起了很多变化，例如农业技术的发明和普及，土地和生产工具的集约利用(intensification)，陶器的广泛利用，烹饪工具的变化，粮食储藏时间的长期化，劳动力编制的变化，部落和社会组织的变化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作物的不断多样化，在骊州欣岩里遗址出土了米，麦，谷子，高粱等，还有‘旱田稻’。把全国范围内的事例汇总起来看，当时的作物还有米，麦，黍子，芝麻，荏胡麻，麻等[3]。

如上所述，韩国的旧石器时代的生存经济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发展成以杂粮为中心的火田式的锄农法。这意味着最初的定居农业的出现。这样的锄农法一直延续至稻栽培农业较为普及的青铜时代，接着又发展成耜农法。而到了铁器时代的初期和原三国时代，开始利用了灌溉设施和借牛的力气拉犁的‘犁农法’。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起源与世界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和米为中心发展的。毋庸置疑，这是我国国土所处的自然环境使然。

3.世界上的农业地区和其发展过程

3-1世界上的农业地区

与其它任何产业相比，农业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产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无论如何巧妙，也不能改变自然本身。对农业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因素是气温、降雨量和湿度，这些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的农业类型和其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因素。法国的气候学家德马而顿(DeMartonne,Emmanuel,1873~1955)，于1926年提出了“干燥指数”概念，将其成功的解释为一个算式。他提出的公式为I=P/（T+10）。其中P为一定期间内的降水量的合计（用mm表示），T为相同期间内的平均气温（用摄氏度来表示）。

利用该公式计算得出的年平均干燥指数I〉20为湿润地带，I〈20为干旱地带，I〈10为只靠天然降水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沙漠地带。但有些地区又有点特殊，例如地中海沿岸的降水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冬季，而夏季几乎没有降水，为此又计算了夏季（6月~8月）的干燥指数，即夏指数。夏指数为5以下的地区为降水集中在冬季的冬雨地带。这样的地带，夏季的农业是非常困难的。用一年的干燥指数20和夏指数5为基准的“饭沼二郎”方法论来区分世界农业，可将其分成4大类[4](PP25~29)。

首先，世界农业的第一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为20以下，夏指数为5以下的西南亚地区和地中海的南岸地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东地区，该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400mm，而且降水又都集中在冬季，是非常特殊的干燥地带。该地区若要进行农业生产，必须采用轮作保水法来防止土地中水分的蒸发。在该地区，一般在10月份播种麦子，用冬季的雨水栽培的两季式（休闲+麦）农法较普遍，而此外的沙漠地区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

其次，第二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超过20，夏指数不及5的冬雨地带，即地中海北岸地区和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内陆地区在内，这个地带形成了先种植大麦后再进行放羊等畜牧业的‘二季式’农业。而在希腊至西班牙的南欧低丘陵地区则种植葡萄，橄榄等；畜牧业以放羊为主。另外，在南欧地区，城市的近郊或能进行河川灌溉的地区，开展了发达的灌溉农业。

第三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小于20，夏指数大于5的特殊地带，例如印度的Punjab地区和中国的华北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属于年降雨量不到200mm的干旱地带，但是年降水的3分之2又集中在夏季。该地区的夏季农作物是杂粮，冬季农作物是大麦等。这些地区为了防止土壤中水分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耕保水’的农作方法。而一方面，中国的华北地区一年2熟结束之后，将犁完的土壤覆盖起来，以免土壤中的水分流失。这些地区的农业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以保水为目的，选择了中耕农业。

最后，第四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大于20，夏指数大于5的夏雨地带，也是湿润地带。北欧地区，东亚地区为其典型。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北欧地区利用夏季的降水，一直保持着‘3圃式’农业。该地区原来与南欧地区不同，是以夏季农业为主，但由于土质差和冬季寒冷的气候的原因，种植期间内的除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种植过的土地必须闲置2年后再进行除草的‘三圃式’农法定位在该地区。而在韩国，中国南部和日本等高温高湿度的东亚地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除草活动，就很难有收获了。东亚的这种“中耕除草”技术传播到北欧‘三圃式’农业地带，使该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农业革命。总之，东亚的农业特征可以说是‘重点放在了以除草为目的的中耕除草上’了。

3-2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

我们用干燥指数所观察到的世界农业的不同都是为了克服各自所处的独特的农业环境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使然，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些环境因素可以将农业分为“干旱地带的农业”和“湿润地带的农业”2大类，从其农业特点来看，若将前者称之为‘保水农业’，后者则应为‘除草农业’了。而世界农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由“干旱地带的保水农业”发展成为“湿润地带的除草农业”。这是因为通过灌溉可以很大程度的改变农业环境的技术与人类共同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以地力的恢复和除草为目的的闲置土地的‘休闲农业’逐渐发展成为无休闲的‘中耕农业’。尤其是一直保持着‘三圃式’农业传统的北欧地区的农业革命，就是反映这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例了。这种世界性农业发展过程在各国的农业环境和历史中表现得更为具体。为了克服各自所处地区的制约条件虽然都做出了不断的努力，但是各个国家的农业仍然还是处于固有的环境之中。

举一个事例，在美国Sacramento地区，灌溉干旱的土地进行的稻子栽培，虽然因受到自由贸易的恩惠不断地扩大其种植面积，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水源不足和污染问题。借助于科学的力量可以克服多种制约扩大种植面积，但是其昂贵的生产费只能分摊给那些进口粮食的国家了。在韩国，为了普及产量高却不适宜风土环境的新品种（统一稻），付出了很大努力，也获得过一时的成功，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韩国的这种经验也在提醒我们环境的重要性。

旨在“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的世界的农业发展，都只有在各自所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因为农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产业都大。其实“可持续发展农业”这一新的农业目标，说白了也就是反省以科学技术为先导无视农业环境的过去农业，用适宜于环境的农业取而代之。从这一点来看，一方面留意于世界史的趋势，同时去寻求最适合自我环境的、谋求富有个性的发展道路时，世界农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4.西方农业和亚洲农业

世界上多种多样的农业当中，韩国的传统农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韩国农业也能像西方农业那样实行规模扩大化，并且能获得成功吗？这样的疑问只有在仔细理解世界农业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才能找出答案。为此，让我们先去粗略地了解一下西方农业的发展过程吧。

大约在一万年前，以西南亚为发祥地的西方农业的出发点是以大麦农业为主的‘2圃式’农业。这种初期的干旱地农作法在罗马时代传播到北欧地区，发展成‘3圃式’农业。三年休闲式的农业，这种制度后来成为西方农业长期以来的传统。闲置期的土地用来放牧牲畜，牲畜的粪便又成为极佳的肥料。但是，原来的以除草为目的而闲置的土地逐渐用于牧草地，遇到了产业革命引发的农产品需求的爆发性增长，终于实现了完全脱离休闲的农业方法。像这样，在闲置期的土地上，种植饲料作物来进行牧业的Norfolk农业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Enclosure运动又把原来为放牧牲畜而划分成小规模的土地结合起来，使大规模耕种的出现变得可能。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促成了‘农业革命’。

此后，以‘休闲’和“除草”形式出发的西方农业，克服了其制约条件，将大麦农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发展方向为实现规模扩大化。能最好地反映这种发展趋势的就是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农业。他们以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为先导，成功的实现了规模的扩大化，并在此基础上，用强大的劳动力作为武器，使美国成为操纵全世界的强国。从西南亚干旱地区发源起来的西方农业的近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克服休闲，通过机械化实现的大量生产上。更具特点的是，在干燥地区以麦为主要农作物的西方农业，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性的机械化手段，而不是用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规模扩大化的趋势，通过单作化，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为此，大量使用了石油化学的产物—杀虫剂、杀菌剂、[5]8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凭借强大的生产力，1864年试图开放农产品市场的英国的第一次尝试）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最近又被美国的‘乌拉圭Round’协商，强行地实行起来了。

另外，亚洲农业的源头在中国的古代农业。中国华北地区以杂粮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干旱地带农业，本来就具有“中耕保水”的特征。这种农业传到较湿润的东亚地区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复合耕种。但是贯穿这种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共同因素就是稻子农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同用于干旱地带的中国的犁，传到东亚湿润地带一样，华北的中耕农业传统也发展成中耕除草农业了。东亚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是：用集约型劳动投入来耕种极其有限的土地，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也就是说扎根于劳动集约型的亚洲农业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与西方农业是不同的。不同的原因有：由于高温多湿的气候一开始就要求他们战胜杂草，才能获得收获的亚洲农业，扩大其规模是十分困难的。并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子，其单位面积的人口抚养能力，大大超过西方农业的主作物—麦。

但是不少美国人或在美国学过农学的人们常常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东亚地区集约型劳动是因为耕地面积小，农业规模小。但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规模小才集约投入劳动力，而是用那特殊的集约型劳动才能守住农业本身，所以无法把规模扩大到1ha(一公顷)以上。现行的WTO政策正处于用西方农业的观点来认识亚洲农业的矛盾状态。被那些每户拥有180ha的超大规模的美国的生产力所威慑的东亚政府，认为生产力低，是耕种规模小的原因。

因此，一味地强制要求农民们扩大规模。为了规模化，机械化和单作化，巨额的农业补助金被投入到农业。如此一来，原来的复合耕种模式就完全被打破了。

由此浮出一个问题是：湿润地区的原来以中耕除草为起点的亚洲农业，从此也要走像西方那样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的道路吗？为了对应WTO的农产品自由贸易主义政策，亚洲各国所采取的农业政策又如何呢？不幸的是“耕地规模扩大化”，“专业农业人员的培养”，“食品消费结构的转换”等政策，只能反映那些想推进农业发展的人们心中所藏的面对西方农业的刻骨铭心的自卑感。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在客观认识历史的发展和自己所处的坐标时，才能得以提高。忽视原来的环境和出发点的不一致性，无条件地要求进行规模经济的‘憧憬西方政策’，才是其误区所在。从这一点来看，从生态农业的角度，找回韩国农业的真面目并非是件轻松的事。

5.韩国农业的传统及其发展方向

韩国农业是东亚农业的一条支流，属于世界农业地带当中的第四地带。尤其是韩国的气候，由于韩国处于的中国华北（长江以北）和湿润气候的日本的中间位置，使它的气候具有中国华北般的春旱和超出日本的夏涝的特征。这样的Semi-dry固有的环境条件就赋予韩国农业带有保水农业传统的中耕除草农业的性质。因此，韩国农业从古代开始就形成了劳动集约型的复合耕种，又直接发展成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相协调的水旱轮换的农作法。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高温多湿的环境导致的茂盛的杂草和防止土壤有机物质的流失。

韩国的农业拥有7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且由于向南北方向细长延伸的国土形状，和其他国家相比，生产出了多种多样的土特产品。因此稻子所占的种植面积并不大，例如1919年，稻田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6%。当然，农作物当中最多的还是稻子，其经济地位也到了几乎能代替货币的程度了。实际上，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大豆和米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如《三国演义》中有：“种植了五谷和稻子”的记录。[6]10）

在三国初期，农业从锄头农业发展成犁耕农业，而到了4世纪，又发展成灌溉农业了。那时的稻子农业只能采取休闲的方法，因为，高温多湿的气候下，又要防止杂草，又要防止土质下降。“休闲制”一直延续至新罗统一时代，其记录有全罗南道潭阳的“开仙寺石灯记”和高丽末期的“高城三日浦埋香碑(1309)”。但是这种“休闲制”到高丽后期就逐渐发展成每年耕作的“连作制”形式了。

现在，利用韩国最古老的农书“农事直说”来观察一下15世纪韩国农业的整个面目。[3]11）这个时代种植最为广泛的是黄米，小米，大豆和稻子；其次是麦类和人参等农作物。并且朝鲜前期的农业是以多样的作物为中心发展起来，但只能是少数人口耕作大面积土地的粗放型性质。一方面，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稻子的直接播种和连作技术。因为当时主要是采用将稻种直接播种在水田或旱田的直播法，而移秧法几乎没有。但是，到了朝鲜后期，稻农业有了很大的变化。移秧法的利用使稻农业广泛地普及起来，水田的轮作体系也起了很大变化。在开垦壬辰倭乱造成的荒废的国土过程当中，地主制以重要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到了18世纪，移秧法不仅扩大到天水水田(只能靠雨水浇灌的稻田),而且还利用在水田和旱田农业上了。而且，原来的稻子的直播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直播法中，在旱田里直接种植稻子的特殊技术“干耕法”以西北地区为中心完成了世界上最为独特的‘畜力一贯’体系。一方面，旱田农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那时施肥法得到改善，“二年四熟”体系得到广泛普及；瓜，辣椒，烟草，土豆等新的农作物也登场了。

从这样的韩国农业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国农业克服“休闲制”，以发达的中耕除草技术为基础，向高级的轮作体系和连作体系发展的整个发展趋势。同时也不难看出，由人少地广时的粗放型农业向以集约型耕种来提高土地生产性的生产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强劳动集约，深化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的复合化，成功地解决了土质的保护和防止杂草和害虫的问题。如今水田和旱田的二熟制已广泛普及，将不充足的水资源轮流灌溉水田和旱田这种‘轮水田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且，到梅雨季节为止，将水稻种植在旱田里栽培的“干田法”在韩半岛西北地区盛行。韩国农业的发展可以用“集约化的道路”一词来形容，它同时也促进了韩国农业传统水旱轮换农法和复合耕种。复合耕种与当时盛行的货币经济结合起来，使多样的商品农作物的种植变得可能，甚至使得原产地为美洲的农作物也轻而易举得变为己物。

到了17、18世纪，不顾有限的土地面积，人口平均增长率高达3%。人口的增加进而产生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的劳动集约型农业。这种农业变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直接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而且，推翻传统的身份制度，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社会。农业发展带来的如此的变革，到了19世纪越来越深化，为向近代社会变迁，做着前期的准备。

18世纪以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导致了100人/平方米的极高的人口密度，它的根基主要是农业技术所实现的高水准的集约型农业。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土地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是农业劳动质和量和农业技术的革新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当时还有多种富农经济，但是，在每户平均耕种规模不断在减少的当时，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仍然是在无数小农们从事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那些小农们的勤劳带来的“勤劳革命”与当时的极高的教育热结合在一起，在接受西方工业化的时候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3）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选择集约化道路的韩国农业的发展直接成为韩国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推动力，并且克服肥料资源紧缺的困难，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作物多样的特性，进而形成优秀的‘作付体系’，韩国农业传统中所发达的农业技术和复合耕种，就是未来生态农业的一个突破口。但是由不均等成长论下的开发政策所带来的近代化的成果并没有滋润农民。在“低价格，低报酬”的铁链中，农民们成了新的牺牲羊。因此。韩国农业的衰落已成为定局。试图在农村解决高度成长所需的工业劳动力的财阀们，为了将传统的集约型复合农业转变为美国式的单作化农业，率先提出了韩国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而执著于韩国历史上没有规模化和机械化这一事实的人们，又凭借WTO的加入，推进着农业开放。

加入WTO以后的韩国农业，在国内方面，为了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培养专业农业人员来代替小农，并实施“结构调整政策”来扩大规模；在国际方面正准备着2004年大米市场的开放。但是从‘忘却了韩国农业的根本’这一点来看，他们的要求必将带来农民被驱出农业和农村，农业被抛弃的结果。这意味着韩国农业传统的彻底地改变。为此，巨额的农业补助金投入到了农村，传统的复合耕种完全被中断。其结果是土质在下降，杂草和害虫泛滥，进而导致杀虫剂、杀菌剂、化肥的大量使用和日益增加的农业公害；大米的大幅度增产和杂粮和大豆大幅度减产又导致了大米的减产政策和杂粮和大豆的大量进口，促使粮食自给率一年比一年大幅度下降。

最近的农业危机是由于忘却了韩国农业的本质，将农业转化成稻子单作化所带来的结果。或许他们认为进口美国廉价农产品更为有利。但是如何面对预计在21世纪发生的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呢？更令人吃惊的是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的危机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依从WTO的要求的所导致的。这场悲剧，是由于他们疏忽了东亚的提高劳动的质和量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之间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加入WTO以后的10年来的农业轨迹进行再检讨，并且摸索出恢复韩国传统的道路，再次向多种农作物的复合耕种转化。

6.结论

韩国农业拥有着7千年的悠久历史。它不仅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还渗透到韩国的生活和文化里。尤其是大米，它曾经承担过仅次于货币的作用，而稻草犹如‘韩国稻草屋顶’所象征的那样成为了韩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韩国农业是韩国特有环境的产物，它与以近代化的名义进入我国的西方的化学农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们现在常说的“身土不二”就说明，传统的复合耕种是又安全又十分必要的产业，因为它能给我国国民提供粮食，健康和洁净的环境。

最近的农业危机的象征就是将在2004年实施的“大米市场的开放”。但是，可以说当我国农业的传统被人们所遗忘的时候，它就已经暗示了我国农业的危机。完全无视和抛弃我国农业一直以来守候着的历史特性和环境特性，无条件地模仿西方农业的错误认识，其实就是招来当今的惨败的原因。不难想象，农业问题不能只归结于农民。抛弃农业往往就是对国土环境和国民健康以及民族文化的抛弃，与“穷人的夕阳产业”这种鄙视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甚至，从农业的环境特性来看，农业衰落往往会影响未来的生存环境。

以水田和旱田相协调为基础的复合耕种被WTO以后的农业政策完全抹杀掉了。东亚长期以来的传统一被打破，土质下降了，杂草和害虫多了起来，化肥和农药用量增多了；结果是大米过剩，大豆，大麦全部需要进口了；一方面要对过剩的大米实施减产政策，另一方面农药麦粉和基因转变的大豆（GMO）问题困扰着人们。粮食自给率也在大大降低，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开放主义者们所期待的结果却恰恰没有出现。

韩国农业果真要抛弃自己的传统，按照WTO的要求，选择与西方相同的道路吗？对于韩国农业10年来的发展过程，我们应给以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只有在客观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时，才能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掩盖现有环境与过去的历史之间的差异，一味地坚持西方或欧洲的做法，难道真的可取吗？然而从今年开始的NewRound协商正处在矛盾之中。因为忽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一片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用生态农业的视觉去寻回韩国农业的真正面貌，而这个担子并非轻松。就像以麦为主的西方农业和大米为主的东亚农业有区别一样，各个国家在各自的风土历史中形成的多样的农业文化，应作为人类的无形资产去尊重。事到如今，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世界化究竟对农业的价值维护做了何种帮助，它能否与农业的多样性和安全性共存呢？我们必须坚持农业的世界化，但同时对各个国家农业的特殊性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多样性和持续性给以关怀，它们应该是并存的。21世纪韩国农业的将来，不能被商业性或政治性的理解所左右。

注解：

[1>ShridathRamphal..OurCountry,ThePlanet-ForgingaPartnershipforSurvival,IslandPress,1992.

[2>崔梦龙.韩国绅士时代的饮食文化[A],“韩国饮食文化研究院论总第一集[C].1988.

[3]李镐澈.朝鲜前期的农业经济史[M].1986.

[4]饭沼二郎.日本农业的再发现[M].NHKBooks226,1980。

[5]李镐澈.产业化与农业经济[M].1991.

[6]三国志·魏志·弁辰傅[M].

参考文献：

1）金宗炫，“英国产业革命研究”，汉城大经济研究所，1977。

2）李春宁，‘关于韩国农耕起源的报告—特别是研究的问题点’，“民族文化研究”7，1973。

4）李镐澈，“朝鲜前期的水稻农作法报告”，“东洋文化研究”第11号，1984。

5）李镐澈，“产业化与农业经济”，1991。

6）李镐澈，‘地方化时代的农家经济和农民意识—以庆北农村地区为例’，“省谷论总”第22集，省谷学术文化财团，1991。

7）李镐澈，“悬崖上的韩国农业，如何解救”，1992。

8）崔梦龙外，“韩国绅士时代的饮食文化”，“韩国饮食文化研究院论总”第一集，1988。

9）菲里斯丁，“英国的产业革命”，罗京洙，李廷雨编，民音社，1987。

10）熊代幸雄，“比较农法论—东亚传统农法和西欧近代农法”，御茶水书房，1970。

11）饭沼二郎，“日本农业的再发现”pp.25~29，NHKBooksno.226,1980。

12)FrancescaBray,TheRiceEconomics-Technology&DevelopmentinAsianSocieties,Univ.ofCaliforniaPress,1994.

13)FrancescaBray,Population,AgriculturalIntensificationandEconomicDiversity;theCaseofAsianRiceEconomies,HumanResponsibilityandGlobalChange,Univ.ofGoteborg,1991.

14)HocholLee,RiceCultureandDemographicDevelopmentinKorea,c.1429-1918,EconomicandDemographicDevelopmentinRiceProducingSocieties,A.Hayami&Y.Tsubouchied.1989.

17)MasanobuFukuoka,TheRoadtoNature-RegainigtheParadiseLost,PublishedbyJapanPublication,Inc.Tokyo&NewYork,1989.

18)ShridathRamphal,OurCountry,ThePlanet-ForgingaPartnershipforSurvival,IslandPress,1992.

19)UNDP,BenefitsofDiversity-AnIncentiveTowardSustainableAgriculture,NewYork1992.

[1]崔梦龙,推测青铜时代的上限是BC15世纪,2001。

农业展望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生态旅游农业问题对策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的基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决定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并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可缓解资源、环境和人口压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业收入，同时协调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使其纳入良性循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以为游客提供新的旅游资源，有助于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及特点

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内涵。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开发田园旅游资源为重点的新型生态旅游业。它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是农业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高效农业，把农业生产、应用、艺术加工和游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由一产向三产延伸渗透、农游两业交叉融合的新兴产业，并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生活于一体，已成为当今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和新的亮点。它既具有生态性、生产性、商品性、观赏娱乐性、参与性和教育性等多种功能，又有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性。

生态旅游农业具有与传统农业不同的特点：①以生态农业生产为基础，注重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为达到农业可待续发展与缓解旅游业压力，为人们提供新的、使人身心愉悦的休闲娱乐场所，必须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的整治，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质量；②以旅游经营为重点，重视有效开发旅游资源，按照旅游业发展要求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活动的，切实保证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体验品尝等服务；③具有高效益、低风险特点，经营生态旅游农业可获得农业和旅游业两种产业的综合经济效益，当由于气候条件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条件的不稳定性造成农业生产减产时，常可通过旅游提高农业附加值而相对减小农业风险，而旅游淡季时农业生产又可弥补旅游收入的下降；④具有娱乐性和参与性。生态旅游农业活动包括农业观光、乡村度假、民俗乡情体验等娱乐性和参与性都很强的活动，让游客通过参与多功能复合型旅游活动，获得丰富的旅游体验和精神享受；同时农业可为游客提供参观、品尝农产品和体验农事等各种形式的旅游服务。

二、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重复建设严重且开发深度不够。近几年来生态旅游农业景区(点)的数量不断增多，很多景点的投资者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缺乏市场观念和科学的开发理念，按照自己的理解或模仿他人的经营开发模式仓促上马、开山修道，为了降低成本，都会省略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审查评估，没有深入的市场调研、科学的规划和市场定位，造成后期经营、管理以及资金方面的困难。这样就导致高质量的项目相对较少，不少生态旅游农业区功能设计简单、重复，层次较低，缺乏特色和新意，市场竞争力不强；另外是旅游商品不但品种单调、花样少、更新慢，而且多为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的初级农产品，缺乏地方特色和生态农业特色。

第二，开发时对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严重。目前一些景区的经营人员以及游客生态保护意识淡薄，不少景区也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物质设施和技术装备。随着游客的纷至沓来，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游客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以及饭店、“农家乐”等服务系统产生的污物没有得以妥善处置，废物到处堆放，污水随地排流，不但影响了景观，而且污染了环境；工具排放的废气、娱乐设施产生的噪声等使景区形成多重污染，降低了旅游地的质量；物种的不合理配置，严重影响了旅游区物种的生长发育和更新，打破了生态平衡。

第三，基础与配套设施落后。在目前的生态旅游农业景点(区)中，仅有少数景区公共汽车可以抵达其附近的城镇、景区或景区内部，多数景区离公共汽车站较远，也没有旅游专车，游客到达景区极不方便。此外，景区内部交通条件通常较差，路面过窄或路况不好，旅游旺季拥挤堵塞，雨天泥泞不堪。这些都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此外，景点(区)内邮电通讯配套设施落后，还缺少一定规模的旅游接待机构。景点缺乏相关配套服务设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开发资金不足，融资问题严重；二是许多景点才刚刚起步，规模较小，游客接待能力有限，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得较少。此外，旅游行业管理不规范、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力度不够以及淡薄的市场意识，都严重制约了生态旅游农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对策

第一，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旅游农业景点(区)规划，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有的农业特色。要根据当地农业旅游资源实际和发展水平，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综合规划，包括客流容量和游览方式规划，旅游区区位选择和范围的划定，区内农林牧渔各旅游小区的布局设置规划，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线路的布局规划等。生态旅游农业的特色和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农业内涵，这是其发展的关键所在。

农业展望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水利工程农村现状发展

引言

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统揽全局、着眼长远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中央关注农村发展、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水利建设是当今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环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目前大型水利工程管理主要集中在城市，在农村还是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与水利建设。中国大部分农村特别是西北部，干旱少雨，水资源贫乏，众多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加剧了环境的负荷，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进一步做好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水利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大有用武之地，同时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与先导。建设新农村，水利要先行。

一、我国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现状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主要包括小型沟、渠、圩、坝、桥、涵、水库、机井、排灌站等。农村现有小型水利工程设施一部分是由乡、村(组)集体投资投劳建成的，一部分是贷款、国债资金或其他农业扶贫开发项目资金兴建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出台，农民个人及联户兴办的小型水利工程数量也日趋增多。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普遍现状值得担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1工程管理滞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特别是近几年以，农民的个体经济意识较强，集体观念淡薄，从而在水利工程管理上存在只知用水，不愿管水，在圩堤乱垦乱种、在行洪河道设置鱼网鱼簖现象屡禁不止，而且圩堤沿线近年又增添不少鱼塘，出现了新的“两水夹一岸”地段。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粗放，有的灌区支渠以下用水混乱，“跑、冒、渗、漏”较为严重，致使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毁损严重。同时由于各领域的生产进度很难一致也很难统一，彼此间为了各自的牛产需要随意截流、堵坝、开沟、放水，把水线和明渠搞得支离破碎，干疮百孔，逐渐失去供水功能，农民们没办法只好在原灌内打井种稻。大量开采地下水，也是对水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样下去，不光是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生存环境也会受到破坏。另外，由于近年来的过度垦荒，水体植被越来越少，水土流失严重，水库库底淤积层越来越厚，而承包者既没有清淤的意愿也没有清淤的能力，这样下去就不单是一个蓄水问题，还潜在着洪灾的危险。

1.2财政投入不足由于农村地方各级财力紧，严重制约着农村重点水利工程配套和小型水利工程补助。新农村建设以来，虽然国家大力扶持农村水利建设与管理，在规划布局、项目安排和资金补助上给予很大倾斜。但我国很多农村地处欠发达地区，难有较多资金用于农村水利重点工程的建设配套，致使部分工程无法按期启动，开工建设的也很难按计划竣工验收，加大了继续向上争取工程项目的难度。同时所有财政支持的资金与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所需补助资金差距较大，主要还是靠受益群众自行解决，政府只能“以奖代补”形式，普洒细雨。转贴于1.3农村基层水利技术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近年来，由于水利项目逐年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很多水管单位内设机构不科学，非工程管理岗位多，人力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据调查，2006年某省水管单位职工总数为32118人，其中离退休职工5079人，在职职工21002人，超编严重。在人员总量过剩的同时，各地水管单位真正急需的高、中、初级工程技术人员又严重短缺，工程技术人员4925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9%，且大多集中在省、市属水管单位。技术力量薄弱，不利于水管单位的发展。

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发展

2.1进行科学管理要把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注重向管理要效益，扭转重建轻管的局面。建后形成的小型水利资产要及时移交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向他们颁发产权或使用权证书，采取专业管护、拍卖经营、个人承包等形式，以便形成切实有效、适合当地社会情况和不同工程类型的运行管护模式，使新老水利工程都进入良性运行轨道。其次，要搞好中小型水利工程的配套工作，以充分发挥其最大效能。因为农村水利既有农田灌溉、水产养殖和生活供水等兴利功能，也有防洪、除涝、降渍、防治地方病等除害减灾功能。所以以水利为主的工程兼有经营性和公益性，而防洪除涝等工程完全是公益性，不具备经营条件。根据各种不同农村水利的特点，需要对不同功能的水利工程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尊重农民意愿，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使水利工程在完善的工程管理条件之下，取得较好的工程效益。以水利为主的工程，既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有偿服务，核算成本，降低费用，促使工程良性运行，又要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宗旨。

2.2加强资金投入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中，需大量的工程投资，应由中央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财政投入责任，以此来增加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对现有工程进行维修改造，同时增加新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适应当今水利发展要求．在努力增加地方财政投入的同时，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行政领导，积极组织群众参与水利工程建设中来，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为了杜绝挤占挪用农业专项资金的现象发生，项目实施单位要及时向主管领导和相关部门汇报项目情况，与财政部门积极协调衔接，争取地方配套资金。公务员之家

农业展望论文范文篇5

一、保险业的现状

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伴随着中国的持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的保险业有了飞速的发展。

到2000年底，中国的保险业务收入已达到1595.9亿元，同比增长14.5％；截止2000年底，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3373.9亿元，比年初增加649.5亿元。从1980年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业务收入以年均近30％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9.41％的年均增长速度。2000年的保险深度即保费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79％，保险密度即按全国人口人均交纳保费约为130元，都比上一年有所提高。

在中国保险市场上，截至2000年底，共有31家保险公司，其中国有独资保险公司4家，股份制保险公司9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6家，外资保险分公司12家。保险中介机构从无到有，已成立保险经纪公司3家。另有30多家专业保险公司、5家保险经纪公司、3家保险公估公司获准筹建。此外，还有重新批准的兼业保险机构约6万家。约200家外资保险公司的代表机构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建立。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1999年11月18日在北京成立后，一年多来已先后在31个中心城市设立了派出机构，扩展了保险监管的覆盖面，加强了保险监管的力度。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于2000年11月正式成立，对加强全国的保险行业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的保险市场秩序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上一个世纪末，中国在构造一个成熟的、健康的、规范的保险市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国有独资和股份制公司为主体，中国和外资公司并存，多家公司相互竞争；保险法规逐步健全，保险监管日益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经营机制渐趋完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一大批优秀的保险专业人才脱颖而出；保险业同业其他部门的合作已经启动；中国保险市场向着国际化的目标前进。所有这一切都为新世纪中国保险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2000年中国保险业取得的成就

回首2000年，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年是中国主义改革开放和化建设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顺利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取得良好开端。我国胜利完成了第九个五年计划。我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加速了about我国入世的对外谈判进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2000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而保险业作为的稳定器和经济建设的催化剂，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000年4月10日为《保险知识读本》的出版所作的重要批语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造福人民具有重要的作用。”主席“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保险的基本知识，努力和掌握保险工作的特点和，加强对保险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促进我国保险事业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遵照主席的重要批语，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2000年我国的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业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培育保险市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发展保险业务、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赢得经济效益和效益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我国保险业在2000年所做的大量工作中，应当特别提到的有以下几项：

（一）加强保险监管，健全保险法规。

如上所述，保监会设立了31个派出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从从组织机构上加强了监管力量。在原有的保险法规的基础上，这一年保险监管部门又颁布实施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公估管理规定（试行）》、《财产保险条款曲率管理智行办法》、《机功车辆保险费率规章》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等规章制度，对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二）构建保险中介人市场，完善保险市场因素。

和我国其他行业一样，保险中介入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不利于为客户提供方便周到的服务。在已经实行的财产保险兼业人制度和1992年之后实行的个人寿险人制度的基础上，2000年保险监管部门批准了—批保险经纪公司、保险专业公司和公估行，其中有些已经建成营业，还有一部分正在积极筹建当中。保险中介机构的增加，对于完善保险市场结构，活跃保险市场交易，为保险各方当事人提供服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改革有了良好的开端。

众所周知，国有改革是中国政府三年以前提出的三项改革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令人可喜的是，同有企业改革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而国有独资的保险机构，经过1996年以后的几次重组，机构的调整和重新设置也已经尘埃落定。从2000年年初开始，中国最大的两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先后迈出了改革的岁伐，改革的总的思路和目标是：根据市场竞争的要求，调整公司的组织结构，增强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实力；把市场机制引入人事制度中去，进一步体现劳动差别和人才价值；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标准，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应当说、改革只是初步的，也是有成效的，但与既定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改革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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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险创新开始浮出水面。

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特别是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尤其如此。2000年，我国保险业界已经注意保险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见诸于行动。

产品创新：在我国通货紧缩、利率下调、证券市场日趋规范、投资渠道增多，扩大消费信贷、刺激内需，以及进行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保险业如果仍然固守旧有的保险产品，经营将难以为继。因此，实行保险产品的创新势在必行。这一年，各家人寿保险公司先后推出了具有保障和投资双重功能的投资连结保险和分红保险（应当指出，这些产品在国外已经推行多年）。有的财产保险公司推出了理财型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有些财产保险公司还陆续推出在国外实行多年的职业责任保险等等。新产品的竞相推出，拓宽了保险公司的经营之路，繁荣了保险市场，适应了客户需要。

服务的创新：有些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开通24小时的服务热线，提供险种咨询、保单查核、预约投保、投诉举报等多方位的服务。各家人寿保险公司都设有“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之家”，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把服务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服务手段的创新：除了传统的直销、人和经纪人销售外，网上保险也渐露头角，不少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咨询、投保和理赔服务。

（五）保险业同银行业、证券业的合作顺应了金融一体化的潮流。

2000年这一年被我国保险业界人士视为银保合作年，这是恰如其份的。从报刊等新闻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国内众多的保险公司先后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签署了银行和保险合作的协议，形成了强强联合、信息共享、共同发展的“双赢”格局。继1999年11月中国保监会批准保险资金间接入市，即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后，2000年保监会又几次提高了各家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金额占总资产比例的上限（其中最高的可达15％）。这一举措不只增加了证券市场上作为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的投资额，活跃了证券市场，而且也有利于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以上都是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下出现的我国金融业各部门相互合作、相互渗透的新的苗头，对我国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

（六）外资参股开始进入中国的保险领域。

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于2000年先后成功募集外资股，此举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加了两家中国保险机构的资本，壮大了经济实力，而且也说明外资看中了中国保险业的广阔发展前景，他们不仅以合资方式，而且通过参股的渠道进入中国保险市场。这对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投资，尽快实现我国保险行业发展的国际化，都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

三、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框架

中国人民以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绩，送走了二十世纪，并满怀信心地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根据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2001—2005年）经济和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对我国未来五年保险业发展的整本定位是，大体形成一个经营主体多元化、运营机制市场化、经营方式集约化、政府监管法制化、从业人员专业化、行业发展国际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框架。同时，根据专家预测，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我国保险业将以12％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到2005年末，中国保险费总收入预计可达到2800亿元左右，保险费收入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全国人口平均人交保费为230元。

根据我国和的总体规划，考虑到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新的情况，要实现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的保险业发展计划，除继续实行那些行之有效的保险发展产业政策、法规、监管原则和经营管理方式以外。我认为还应当和解决好以下几个：

（—）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的保险经营主体。

，我国的一些商业保险公司承担了经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任务，这不利于政策性业务的开展，也不符合商业保险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方针。应当将政策性保险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剥离出来，成立政策性的保险机构，如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公司等等，以明确划分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的界限。

按照《保险法》和有关规定，我国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只有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和股份制保险公司两种：中资以外的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只有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和中外合资保险公司。

借鉴国际保险市场的经验，应当培育多种形式的保险机构，除已有的组织形式外，可在适当的时候设立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乃至自保公司。据专家论证，相互制保险公司把政府、农民和保险公司三者利益集于一身，更适合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至于外资保险机构，也可不仅限于中外合资和外资分公司两种，可鼓励更多的外商参股中资保险机构，也可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在华注册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国外的经验，外资子公司既有利于其本身自主经营业务，也有利于当地保险监督部门的监管。

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还包括设立足够数量的保险中介机构（人、经纪人和公估人）和为保险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师事务所、评级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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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险创新开始浮出水面。

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特别是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尤其如此。2000年，我国保险业界已经注意保险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见诸于行动。

产品创新：在我国通货紧缩、利率下调、证券市场日趋规范、投资渠道增多，扩大消费信贷、刺激内需，以及进行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保险业如果仍然固守旧有的保险产品，经营将难以为继。因此，实行保险产品的创新势在必行。这一年，各家人寿保险公司先后推出了具有保障和投资双重功能的投资连结保险和分红保险（应当指出，这些产品在国外已经推行多年）。有的财产保险公司推出了理财型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有些财产保险公司还陆续推出在国外实行多年的职业责任保险等等。新产品的竞相推出，拓宽了保险公司的经营之路，繁荣了保险市场，适应了客户需要。

服务的创新：有些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开通24小时的服务热线，提供险种咨询、保单查核、预约投保、投诉举报等多方位的服务。各家人寿保险公司都设有“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之家”，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把服务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服务手段的创新：除了传统的直销、人和经纪人销售外，网上保险也渐露头角，不少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咨询、投保和理赔服务。

（五）保险业同银行业、证券业的合作顺应了金融一体化的潮流。

2000年这一年被我国保险业界人士视为银保合作年，这是恰如其份的。从报刊等新闻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国内众多的保险公司先后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签署了银行和保险合作的协议，形成了强强联合、信息共享、共同发展的“双赢”格局。继1999年11月中国保监会批准保险资金间接入市，即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后，2000年保监会又几次提高了各家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金额占总资产比例的上限（其中最高的可达15％）。这一举措不只增加了证券市场上作为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的投资额，活跃了证券市场，而且也有利于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以上都是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下出现的我国金融业各部门相互合作、相互渗透的新的苗头，对我国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

（六）外资参股开始进入中国的保险领域。

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于2000年先后成功募集外资股，此举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加了两家中国保险机构的资本，壮大了经济实力，而且也说明外资看中了中国保险业的广阔发展前景，他们不仅以合资方式，而且通过参股的渠道进入中国保险市场。这对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投资，尽快实现我国保险行业发展的国际化，都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

三、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框架

中国人民以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绩，送走了二十世纪，并满怀信心地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根据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2001—2005年）经济和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对我国未来五年保险业发展的整本定位是，大体形成一个经营主体多元化、运营机制市场化、经营方式集约化、政府监管法制化、从业人员专业化、行业发展国际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框架。同时，根据专家预测，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我国保险业将以12％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到2005年末，中国保险费总收入预计可达到2800亿元左右，保险费收入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全国人口平均人交保费为230元。

根据我国和的总体规划，考虑到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新的情况，要实现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的保险业发展计划，除继续实行那些行之有效的保险发展产业政策、法规、监管原则和经营管理方式以外。我认为还应当和解决好以下几个：

（—）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的保险经营主体。

，我国的一些商业保险公司承担了经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任务，这不利于政策性业务的开展，也不符合商业保险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方针。应当将政策性保险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剥离出来，成立政策性的保险机构，如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公司等等，以明确划分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的界限。

按照《保险法》和有关规定，我国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只有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和股份制保险公司两种：中资以外的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只有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和中外合资保险公司。

借鉴国际保险市场的经验，应当培育多种形式的保险机构，除已有的组织形式外，可在适当的时候设立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乃至自保公司。据专家论证，相互制保险公司把政府、农民和保险公司三者利益集于一身，更适合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至于外资保险机构，也可不仅限于中外合资和外资分公司两种，可鼓励更多的外商参股中资保险机构，也可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在华注册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国外的经验，外资子公司既有利于其本身自主经营业务，也有利于当地保险监督部门的监管。

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还包括设立足够数量的保险中介机构（人、经纪人和公估人）和为保险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师事务所、评级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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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创新除了组织结构的创新、制度创新、营销手段的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国际保险业现在已经出现的服务创新。

农业展望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

1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回顾

1996年，中国水利学会农村水利专业委员会和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首次会面，共同达成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意向，开启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的篇章。至今，海峡两岸已经先后共同举办了13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组织了17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考察、参访活动，两岸农田水利专家和工作人员1211人参加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两岸交流有力地加强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事业发展，提升了两岸农田水利技术及农业生产，促进了两岸农田水利业务的相互了解，更增进了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亲情融洽，共同推动了两岸农田水利的发展。

1．1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

近20年来，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的内容在不断丰富，涉及农田水利灌排与节水灌溉的规划、法规政策、建设管理、改革创新和工程运营，以及农田水利现代化和关键技术、农村生态环境等。1997年10月召开了第一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议题为农田水利管理、农田水利重点技术和农田水利发展趋势等。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李总集为团长一行23人来大陆成都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44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一行对四川都江堰、长江三峡、葛洲坝等著名水利工程进行了参访。1999年5月召开了第二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议题为农田水利组织及营运、农业灌溉制度与管理和节水灌溉技术等。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冯广志为团长一行15人赴台湾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0篇。研讨会后，大陆考察团一行对鹿野大圳、明德水库、乌头山水库进行了考察，同时对台湾台东农田水利会、苗栗农田水利会、嘉南农田水利会等水利会进行了参访。2000年11月召开了第三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水稻节水灌溉技术、水稻灌溉管理、农村水利现代化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李总集为团长一行29人来广西桂林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2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一行对广西桂林灌溉实验中心站、灵渠，云南大理洱海灌区的茈碧湖水库、石岭泵站，丽江县白沙乡节水增效灌溉示范项目，石林县黑龙潭水库、维则供水工程等进行了考察。2002年5月召开了第四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议题为用水者参与灌溉管理、农田水利设施现代化工程和如何加强农业水资源调配等。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姜开鹏为团长一行22人赴台湾南投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28篇。研讨会后，大陆考察团一行对乌头山水库、六甲工作站等工程进行了考察，同时对台湾高雄农田水利会、屏东农田水利会、嘉南农田水利会、桃园农田水利会、新竹农田水利会、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等水利会进行了参访。2004年6月召开了第五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灌区管理组织体制与改革、农民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灌区信息化建设与水管理等。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李总集为团长一行26人来北京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29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一行考察了北京怀柔节水灌溉工程、翠湖湿地公园建设，赴新疆兵团对石河子垦区、吕吉州三屯河节水灌溉工程、喀什市疏附县农民用水者协会、吐鲁番市坎儿井等工程进行了考察；赴甘肃省对景电灌区信息化建设进行了考察。2007年1月召开了第六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议题为农田水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农业水权转让等。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吴守信为团长一行19人赴台湾南投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24篇。研讨会后，大陆考察团一行对白冷圳倒虹吸工程、乌山头水库、渠道系统、设施农业等工程进行了考察，同时对新竹、嘉南、云林、台中、七星、塯公、桃园、宜兰8个农田水利会、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农田水利文物陈列馆、农业工程研究中心进行了参访。2007年12月召开了第七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议题有农村水利投入政策与管理方式、农村水利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农田灌溉用水与水环境等。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黄炳煌为团长一行22人来湖北武汉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2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一行考察了湖北省水利厅节水灌溉示范基地、樊口泵站和福建省东张水库和水库供水厂、山美灌区等水利工程。2010年7月召开了第八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节水灌溉与新农村建设。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王晓东为团长一行16人赴台湾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22篇。研讨会后，大陆考察团一行对台湾农田水利联合会、七星、花莲、台东、嘉南、新竹、瑠公、石门，台湾农业工程研究中心，及所辖的农田水利工程、渠道生态工程、喷微灌工程、渠道绿美化工程等进行了参访考察。2011年12月召开了第九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农田水利现代化。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杨明风为团长一行24人来北京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27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一行对淮河水利委员会进行了参访，对茨淮新河灌区、蚌埠闸等工程进行考察，参观了中国水利博物馆。2013年3月召开了第十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节水灌溉与信息化建设。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赵乐诗为团长一行10人赴台湾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10篇。研讨会后，大陆考察团先后拜访了嘉南、云林、南投、新竹、七星、桃园等6个农田水利会和台湾农田水利联合会、农业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相关水利会下属的基层工作站，实地考察了节水灌溉设施、水利会信息化建设、农村生态工程、水库等工程并进行了交流和座谈。2013年11月召开了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农村水利现代化。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庄玉光为团长一行17人来广东广州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6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赴广东、广西两省进行了为期7天的考察活动。考察团参观了广州市增城市小楼镇农田水利工程、东境村污水处理站、初溪拦河坝水利枢纽、增江画廊、挂绿湖等项目。2014年9月召开了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邓少波为团长一行18人赴台湾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0篇。研讨会后，大陆农田水利代表团参访了台湾石门水库、乌山头水库、新竹农田水利会、七星农田水利会、石门农田水利会－干线工作站等9个机构，实地考察了多处农田水利工程，召开了5次座谈会。2015年9月召开了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节水灌溉技术。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林文瑞为团长一行17人来重庆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8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参观了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参访了湖北省东风灌区东风三干渠农民用水者协会，与农民用水者协会进行了座谈。与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张家界市水利局进行了生态水利建设的座谈会。

1．2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考察交流

近20年来，台湾水利同仁共计244人借助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的平台，回到祖国怀抱，对祖国大陆16个省进行了参观学习。同样，大陆的水利专家们也多次赴台参访，足迹遍及台湾东西南北。1996年开展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商谈及座谈。4月30日，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首次来大陆在北京与中国水利学会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会面，研讨、协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的有关事项，同年10月，大陆水利专家以顾斌杰为团长的考察团一行5人，首次赴台湾对台湾农田水利建设情况进行考察，并与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进一步商订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活动方案细节，为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奠定了基础。1999年9月台湾旱地节水灌溉技术考察团以蔡运煌为团长，一行25人，来祖国大陆考察了新疆、陕西和北京两省一市的节水灌溉工程情况并座谈。2001年6月大陆农田水利建设与投资管理考察团以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高安泽为顾问，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广志司长为团长，财政部农业司张红兵副司长等7人组成的农田水利考察团，到台湾进行了考察。考察团先后拜访了宜兰、苗栗、新竹、桃园、花莲、高雄和嘉南等7个农田水利会及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参观了水利安闸门制造公司、绿美化工程、雨水贮蓄设施、圳路（干渠）、抽水站、乌山头水库、农田水利会下属的基层工作站等多处水利工程。2001年12月台湾现行农田水利技术及管理制度考察团以花莲农田水利会会长蔡运煌为团长，一行25人，来祖国大陆考察了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的农田水利现代化管理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情况并座谈。2002年11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赴大陆福建考察。以李总集会长为团长的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考察团一行23人对广东、福建两省的水利工程进行了考察并召开了座谈会。考察团先后考察了广东顺德北窖镇桂畔海水利排涝工程、堤防闸群自动化工程和福建泉州市的山美水库和金鸡拦河闸工程等。2003年2月大陆水利专家赴台交流考察。以水利部总工程师何文垣为顾问、中国水利学会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代鑫为团长的农田水利考察团，考察团一行8人先后考察了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桃园、新竹、嘉南、高雄、花莲、宜兰和台北瑠公、七星等8个农田水利会，听取了农田水利会的情况介绍，参观了水库、渠道、田间节水等设施。2005年1月大陆水利专家赴台交流考察。以水利部国科司高波司长为顾问，水利部农水司李仰斌副司长为团长，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一行9人赴台湾交流访问。考察团先后拜访了新竹、台中、嘉南、台东、花莲、宜兰6个农田水利会以及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农业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水利会下属的基层工作站；实地考察了渠道绿美化工程、雨水贮蓄设施、圳路（干渠）、抽水站、乌山头水库等灌溉工程、生态工程。2005年8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赴大陆考察。台湾参访团一行16人对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进行了为期11天的参访。考察大陆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机制及营运，包括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机制、工程建设与维护、灌区信息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运行。拜访了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山西省汾西灌区管理局以及夹马口引黄工程管理局等。2006年12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赴大陆考察。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在张辉元团长的带领下，一行32人，对大陆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和江西省进行了为期10天的交流、参访。在四川都江堰管理局的都江堰博物馆和水利调度中心，团员们听取了都江堰管理局的情况介绍并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在湖北宜昌参观了提供宜昌市城区生产、生活用水的东风渠灌区官庄水库和著名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在江西参访了赣抚平原灌区进行访问考察，就灌区管理、工程设施建设与维护、灌区信息化管理和农民用水管理组织等内容进行交流。2008年12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参访团以嘉南农田水利会会长徐金锡为团长一行23人来大陆安徽、浙江两省考察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灌区管理和灌区信息化等情况，参访团访问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安徽省灌排总站、青弋江灌区管理局和浙江省灌溉试验站试验基地、中国水利博物馆，进行农田水利技术交流。2009年1月大陆农田水利信息化技术赴台交流考察团以部农水司李远华副司长为团长，部政法司赵伟司长为顾问的农田水利信息化技术交流考察团一行10人赴台湾交流访问。考察团先后拜访了宜兰、花莲、台东、屏东、嘉南、云林、新竹、桃园等8个农田水利会和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农业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有关水利会下属的基层工作站；实地考察了信息化建设、渠道绿美化工程、农村生态工程、节水灌溉设施、圳路（干渠）生态建设、抽水站、沉沙池、水库等工程，重点考察了新竹农田水利会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情况，并进行了交流和座谈。2009年12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2009年大陆参访团一行18人来大陆北京、天津、山东进行为期10天的技术交流和参访，考察团就农田水利管理机制、工程设施建设与维护、灌区信息化管理、农民用水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技术交流。2010年12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2010年大陆参访团以农田水利会联合会林文瑞为团长的一行22人在北京市、重庆市和湖北省进行了为期9天的交流、参访。参访团一行围绕灌区管理体制和管理运行机制、灌区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情况等内容进行了座谈，并结合座谈内容进行实地考察。2011年6月大陆水利专家赴台参访考察团以水利部总规划师周学文为团长，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钱敏为副团长，一行9人组成的2011年中国水利学会水利专家参访团赴台湾考察。考察团先后拜访了新竹、南投、嘉南、台东、台北瑠公等5个农田水利会和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农业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有关水利会下属的基层工作站。实地考察了水利会信息化建设、农村生态工程、节水灌溉设施、圳路（干渠）生态建设、水库等工程并进行了交流和座谈。2012年10月，以屏东农田水利会会长黄信茗为团长的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大陆参访团一行18人，对河南省、陕西省的有关水利工程进行参观考察。台湾考察团考察了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陕西省交口抽渭灌溉管理局及交口泵站、泾惠渠管理局、李仪祉纪念馆及历代渠首等水利工程。2014年11月，以屏东农田水利会会长黄信茗为团长的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大陆参访团一行17人，赴大陆四川省，对都江堰管理局、青衣江乐山灌区管理局，以及绵阳地区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行参访和实地考察。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活动，为两岸农田水利工作者搭建了一个广泛接触、深入了解、沟通信息、共谋发展的平台，对于推进海峡两岸农田水利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海峡两岸农田水利事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成就

通过近20年的两岸技术交流活动，我们对台湾的自然环境、水土资源、农田水利工程现状、投入政策、法规保障、制度建设、工程建设体制与运行机制、信息化建设与运用等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尤其是台湾农田水利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完备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健全的法规制度体系、配套的政策支持体系、适用的信息管理系统、长效良性的运行机制等，都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2．1深入了解两岸农田水利组织管理方式

台湾地区农田水利会是唯一具有“公法人”性质的地方农田水利事业管理组织，是农民参与灌溉排水工程的有效管理组织，属于农民自治的专业协作团体，民主选举及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健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护充分体现和表达了农民意愿，农民主体地位突出，农田水利会服务意识强，服务水平和质量高，工程运行维护好。虽然大陆目前正在加快探索和推进农田水利工程分级管理、分类管理、专业管理、群众管理模式及途径，但仍存在政府与农民责、权、利模糊，特别是农民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不清、建设管护主体缺位、管理薄弱等突出问题。建议借鉴台湾地区农田水利会组织管理方式与运行机制，主动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加快建立健全规划统筹、政府支持、民主决策、民办公助、社会参与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新机制，明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落实管护主体、责任和经费；在足额落实灌区、泵站等公益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和工程维修养护经费的同时，以乡镇（流域）水利站为主导、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为基础、专业化服务队伍为支撑，加快建立健全职能明确、布局合理、队伍精干、服务到位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提高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强用水计量设施建设，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探索建立水权有偿转换机制，切实落实财政对农业灌排工程运行管理费用补助政策，促进农业节约用水，降低农民水费支出，保障农田灌排工程良性运行。

2．2深入了解两岸农田水利工程投资政策

台湾地区对农田水利工程投入机制主要是“农民主体、公共财政支助、社会捐助、多种经营弥补”。台湾地区新建农田灌溉水源工程、农田灌排骨干工程等公益性工程投资全部由财政承担，且投资标准、补助比例以及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均高于大陆总体水平。其次，台湾地区节水灌溉、田间工程配套政府资金补助对象为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农业区、保护区范围内，依法供农作使用土地的农户，农户可自愿申请，经审核列入计划后，所需经费49％由财政予以补助，另外51％由受益农户自筹，田间工程所有权归农民。再次台湾农田灌排工程运行维护费财政负担政策落实较好。出于保护弱势产业、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单列预算代替农民缴纳农田水利会的会费，农业灌排工程设施运行维护费用基本上由政府财政负担。而大陆对农田水利工程投入机制主要是“公共财政投入主导、社会支持、农民参与”。建议大陆尽快建立健全以公共财政为主的多元化、化层次、多渠道的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切实落实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及中央和省级统筹政策；进一步扩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范围，提高补助标准，依托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加大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统筹整合力度；通过财政以奖代补及财政贴息、中长期政策贷款等方式，扩大农田水利使用金融资金规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确保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以及新建、大型灌溉排水泵站更新改造和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节水灌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牧区水利等规划实施资金需求，加快扭转农业靠天吃饭的不利局面。

2．3深入了解两岸农田水利相关法规制度体系

为了又好又快地推进农田水利事业发展，维系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生态和生存“四生”良好水环境，台湾地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理的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继1942年公布《水利法》之后，陆续制定了《农业发展条例》、《农业发展条例施行细则》、《水利法实施细则》、《河川管理办法》、《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法实施细则》、《地下水管制办法》、《排水管理办法》等法律和规章。同时，还建立健全了包括《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农田水利会监督辅导办法》、《台湾省灌溉事业管理规则》、《推广省水管路灌溉执行作业要点》、《农田水利建设应用生态工法规划设计与监督管理作业要点》、《农田水利会灌溉排水管理要点》、《农田水利会灌溉水质监视作业规范》、《农田水利会联合会组织章程》、《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办事细则》、《农田水利会组织规程》、《农田水利会人事管理规则》、《农田水利会会计制度》、《农田水利会财务处理办法》、《农田水利会统计规格》、《农田水利会会长遴选办法》、《农田水利会会务委员遴选办法》、《台湾省农田水利会会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农田水利会水利小组长选举办法》等在内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形成了涵盖农田水利事业发展、农田水利组织与管理、灌溉及排水管理、用水及水权登记管理、农田水利建筑物及设施管理、灾害应变处理、灌溉用水水污染防治、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等诸多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框架。这就是台湾地区农田水利事业之所以能够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以农田水利会为桥梁和纽带，发动群众参与农业灌排工程的有效管理方式成为世界农田水利管理典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陆仅停留在相关配套政策制定和具体项目建设管理制度建设层面，农田水利相关法律和规章尚处立法调研起草阶段。建议大陆借鉴台湾地区农田水利重视法规制度建设的经验，加快制订农田水利和节约用水方面的行政法规，逐步将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指导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在总结本地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同时，健全适合农田水利工程特点的建设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促进农田水利的法制化、规范化，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4深入了解两岸农田水利生态建设

台湾地区非常重视农田灌排设施建设管理与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生产发展的有机结合，坚持共同发展、持续发展。一方面注重灌溉水水质监管。为保护农业及生态环境，防止工商业、都市化快速发展及畜牧业规模化生产等所排放废污水影响灌溉水水质，导致农产品达不到卫生安全标准以及土壤劣化和乡村水环境恶化。从1978年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持续支助各农田水利会和农业工程研究中心开展灌溉水监测、污染防治工作，目前已建立了功能完善的灌溉水水质监测站网，设立各级监测站（点）3000多个，农田水利会和工作站严格按照《农业灌溉用水水质标准》，常态化开展灌溉水质监测工作，有效防治了废污水和重金属对灌溉水质的污染。另一方面，为维护农村居民生活和水田生态环境，在雨季积极利用水利设施，将多余河川径流引入灌溉田间，增加土壤渗透以补充地下水资源，据统计，每年通过灌溉补充地下水约20亿m3。同时，在引水、蓄水、渠道周边人性化地建设生态休闲场所，促进水土资源有效利用及人水和谐，确保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维系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良好。另外，台湾地区不仅基本实现了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取用水情况、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信息化、自动化，特别是灌区管理具体到地块，实现了农田灌溉的精准化和实时化。同时，在农田水利实践中还妥善处理好与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生产发展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之路。而大陆农村水系紊乱、河道堰塘淤积堵塞、水质污染恶化，以及地下水超采和生态用水被挤占等问题较为突出，直接威胁着广大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另外，大陆农田水利管理信息化、现代化尚处起步试点阶段。建议大力推进农田水利信息化和现代，特别是优先推进国家灌区监测系统和大中型灌区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结合灌溉试验、推行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提高灌区信息化、精准化管理水平和效益效率；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灌区节水配套改造与新建的全过程，统筹做好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短缺和生态脆弱地区严禁超采地下水扩大灌溉面积，加强大规模渠道防渗及节水后区域生态环境影响、地膜覆盖薄膜回收和残留降解研究及监测工作，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依托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开展农村水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水环境和用水条件，建设美丽乡村。

3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展望

回首过去，我们思绪纷飞，感慨万千。每一次相见后依依不舍的分离，我们深深感受到两岸同种同根的亲情，感受到了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向纵深发展的期盼。立足今日，我们胸有成竹，信心百倍。2015年，我们补充完善并正式签订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协议》，并积极拓展台湾农田水利联合会与大陆省级农村水利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经常性交流与协作，我们坚信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会越办越好。展望未来，我们引吭高歌，一路欢笑。我们将充分利用两岸农田水利交流平台，加大交流频次，进一步深化、拓展两岸农田水利交流的领域和内容，加强两岸水利科研与技术推广合作，加深相互了解，增进情谊，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认同和自豪感，为推进祖国和平进程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作者:李娜 许建中 单位: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参考文献：

农业展望论文范文篇7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P.Torgasheff: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农业展望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异株克生是广泛存在的自然现象，它既存在于不同杂草种群之间，也存在于杂草与作物之间，还存在于杂草同种不同个体或作物与作物之间。阐述了异株克生现象的原理，总结了异株发生现象在杂草防治和农业上应用的途径和意义，并针对异株发生现象的弊端，提出了应对措施。

异株克生这一概念最先由奥地利科学家Molish（1937）提出。异株克生（Allelopathy）是植物（供体）向农业生态环境中释放的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受体）产生的毒害作用，即一种植物对另一种植物萌芽、生长及发育所产生的有害影响。供体释放的化学物质称作异株克生化合物（Allelopathins，Allelo-chemicals），化合物直接毒害受体时称作真克生；而供体释放的化学物质或供体的残体通过微生物等分解产生的物质毒害受体时，称作功能性克生。

Grummer（1955）提出将异株克生分为4类：①抗生作用，微生物产生抗生素对其他微生物发生作用；②植物杀菌素，更高级的植物分泌杀菌素对微生物发生影响；③凋萎影响，微生物分泌凋萎物质对比其更高级的植物产生影响；④高等植物的相互影响，高等植物产生化学物质对其他高等植物产生影响。

1984年，Rice在《Allelopa-thy》中将其较完整的定义为：植物或微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环境中其他植物或微生物的有利或不利的作用。起异株克生作用的物质称为异株克生物质。到目前为止，植物体内已发现的这类物质包括：有机酸类、醛类、芳香族酸、简单不饱和内酯、香豆素、醌类、类黄酮、生物碱、长链脂肪酸、乙醇等。这些物质，有的是单独起克生作用，有的则需经土壤微生物作用后才有异株克生效果。

异株克生作用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既存在于不同杂草种群之间，如小飞蓬产生C10聚乙炔甲酯抑制豚草种子发芽；也存在于杂草与作物之间，如野燕麦的根系分泌出莨菪碱（Scopo-lamine）及香草酸等抑制小麦的生长发育，小麦的根系分泌物抑制白茅的生长；还存在于杂草同种不同个体或作物与作物之间，如小飞蓬根腐烂产生的他感作用抑制其幼苗的生长，腐烂的小麦残体抑制玉米的生长。老桃园残留桃树皮中扁桃苷的降解产物氰化物对新种植的桃树有毒害作用。玉米、黑麦、烟草植株分解过程中能产生抗真菌化合物，这些作物的残体在土壤中接近杂草种子时，便可防止种子腐烂，使其保持生命力。

异株克生化合物在杂草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在耕地再生的假高粱与向日葵含有的抑制物质能抑制许多其他杂草发芽。因此，应该使用合理的作物布局与作物轮作、选育抗病、抗草的作物品种与种植制度。

1异株克生作用在杂草防治和农业中的应用

1.1作物与杂草之间的克生

有研究表明：对禾谷类作物水提物的研究发现（1989），大麦、燕麦、小麦提取液至少含有5种芳香族酸和一些胺类，它们能使森林杂草覆盖地上部干重分别降低10%、40%和68%。埃及科学家Hassan于1993~1996年开展了水稻与稗草的异株克生关系的研究，发现约有30份材料可以控制田间稗草50%~90%的生长。Putnam（1990）认为燕麦残体可以释放对杂草有克生作用的化学物质DIMBOA（2，4-二羟基-1，4-（2H）苯丙恶嗪-3）及其代谢产物BOA（（3H）-苯丙恶唑啉酮），而土壤真菌可将BOA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对杂草的毒性比前者高10多倍。我国李善林等报道（1994），小麦能通过颖壳中的苯甲酸的克生作用抑制白茅的生育。而杂草对作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与作物争夺水、肥、光等生活因子，其产生的异株克生物质也是影响作物生育的一个重要原因。Holm（1984）发现将马唐种子与水以1∶16.7（w/v）提取24h，提取物可明显抑制花生、大豆等作物的发芽，Qasem的研究表明（1993），藜属（C.murale）的地上部水提物原液可抑制大麦、小麦、茄子、甘蓝、胡萝卜、辣椒的发芽，反枝苋地上部水提物原液可抑制茄子、甘蓝等蔬菜的发芽及生长。

1.2作物与作物之间的克生

我国马永青等研究麦秸覆盖对玉米生长的影响时发现（1993），麦秸与水按1∶10（w/v）提取24h的提取液对玉米发芽有明显克生影响，玉米胚芽生长也受抑制。麦秸覆盖土壤对下茬玉米发芽率、株高、重量及叶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影响可能是作物释放的异株克生物质可在土壤中残留，从而影响下茬作物的生长。在国外有人将成熟向日葵切碎，以32t/hm2鲜重混入土壤表面，结果可使棉花的发芽率降低至86.0%。

1.3杂草与杂草之间的克生

对杂草之间异株克生作用的研究报道较少。Hagin（1989）发现，偃麦草体内可分离出5-羟基吲哚乙酸和5-羟基色氨酸，这些物质对其他杂草生长产生抑制作用。Martin（1994）等的试验表明，狗尾草和马唐可使多花黑麦草种子发芽率降低50%以上。杂草之间除了抑制作用以外，还具有促进作用。Kazinczi发现（1991），苘麻的水提液及酒精提取物可促进反枝苋种子发芽。

2异株克生化合物在杂草治理中的应用

2.1异株发生现象利用的途径

（1）直接利用具有克生作用的植物体或微生物体作为除草剂，但这种方法效果并不理想。

（2）采用植物化学的研究手段，对具有克生活性的次生代谢物提取、分离、鉴定，进而人工合成或化学修饰，既可以直接利用，也可能成为新化学农药的先导化合物。稻田除草剂艾割就是国外从桉树的次生代谢物中提取分离仿生的先导化合物，桉树含有1，8-桉树脑。Mnller等发现其是鼠尾草等植物的主要克生植物，为此，人们开发了新除草剂Cinmethylin。但是在国内除草剂方面还局限于提取、分离、鉴定阶段，尚未能形成成熟的产品。

（3）利用生物技术进行异株克生基因的转移，将代谢途径或某一关键步骤导入目标作物中，可提高作物的异株克生潜能；或者利用转基因技术，将优秀的克生资源克隆到作物和覆盖作物体内并表达，使其具有抑制杂草的能力，达到除草目的，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都只局限在探索和尝试阶段。

2.2异株发生现象利用的价值与意义

种植业伊始，作物一直受杂草的危害，人类长期为其所困。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除草技术已有长足进步，但全世界的农业生产始终未能摆脱杂草的巨大危害。异株克生作用作为研究发现新克生作用物质及除草剂先导化合物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对植物种间关系理论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生产上具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从抗除草剂机理方面看，这一研究方向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目前可以想象的包括代谢过程的异株克生物质、来自微生物的异株克生物质、来自其他植物的异株克生物质，都可能作为利用的资源。在创制新农药品种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异株克生物质的成果，有目的地开发作物己经具备抗性的化合物，提高新农药研制的效率，推动农药工业的发展。近年来，应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人们己分离出许多的异株克生物质，如各种器官或组织异株克生化合物生物合成途径的关键技术等。此外，利用异株克生现象能克服常规育种的盲目性和耗时等缺点，加强了人类对作物定向改造和设计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了除草剂的选择性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除草剂的经济效益。异株克生作用和生物除草剂的改良，减轻了环境对化学除草剂的负荷，可能开发出更优秀的产品。异株克生作用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综合防治（IPM）理论的发展。异株克生作用的大面积推广在提高粮食产量、简化农业生产环节、节约能源和水、降低除草剂的研制与开发成本等诸多方面将产生巨大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3异株克生现象的弊端

3.1异株克生化合物对环境的影响

异株克生化合物作为一种农药使用时，同样也有其作为农药的一些不利的特征。首先，其具有一定的挥发性，施用后会被周围的植物吸收或经露水浓缩后被吸收，可能对敏感非靶标植物产生药害；其次，其同样具有淋溶性，通过降雨、灌溉、喷雾等使之进入土壤、河流和地下水等。

3.2对植物生理与生化影响

异株克生化合物来源于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及种子。由于它对植物的生理生化方面的研究较少，它在植物的养分吸收、细胞分裂、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酶活性和蛋白质合成等方面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3浓度变化的不规律性

其作为农药使用时，定量施用后，并不一定象除草剂那样随时间的延长浓度呈一定规律的降低，而是处于植物（供体）—土壤—植物（受体）的变化系统中，作用对象和浓度在不断调整，对植物影响的系统研究仍是空白。

3.4异株克生化合物的提取、分离、鉴定和检测技术不成熟

由于异株克生化合物种类繁多，含量甚微，在一个复杂混合群体，如何提取、分离、鉴定和检测的问题同样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还必须考虑静态和动态有效性。

3.5移动方式的多样性

经物理化学过程而降解、吸附；经土壤微生物的呼吸作用或代谢过程而失去毒性；在外界因素作用下发生化学结构或构象的变化。

3.6安全性

与其他农药产品一样，异株克生物质同样受到安全性质疑。在开发和使用异株克生物质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安全性问题。异株克生物质可能引发的生态安全性问题有以下几方面：①由于异株克生物质的使用，能否导致杂草抗性的增强；②对野生植物群落和天敌的潜在影响；③使用异株克生物质后，作物的品质及毒性等问题具有不可预知性；④能否产生交互抗性；⑤施用异株克生物质后，其残留浓度对人、畜是否安全。

4对异株克生现象弊端的应对措施

（1）在把用异株克生化合物作为农药前，先调查周围的非靶标植物是否对其具有敏感性。因此，同一种异株克生化合物农药并非适用于任何地方。

（2）针对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植物，调整不同的异株克生化合物浓度。进一步研究植物（供体）—土壤—植物（受体）系统的变化。

（3）提高异株克生化合物的提取、分离、鉴定和检测技术，使之能广泛应用到农业中去。

总之，植物之间存在的异株克生效应是非常普遍的。尽管其中的许多机理尚未揭示清楚，但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运用定会产生出极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为杂草的防治研究提供新的发展趋势，并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农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为科学务农提供科学依据。

5参考文献

[1]陈杰，吴志伟.用幼苗生测法测定黑麦中他感化学物质的不同活性[J].浙江化工，2002（1）：1-4.

[2]房义福，刘元铅，徐迎春，等.植物天然活性物质对有害生物的防御作用及其开发利用前景[J].山东林业科技，1997，（S1）：77-79.

[3]郭永霞，孔祥清.转基因技术在杂草防除中的应用及展望[J].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04，16（4）：3-26

[4]黄冬如.异株克生现象在杂草防治中的应用及展望[J].广西植保，2008（21）：16-18.

[5]李宝平，苏仙绒.试谈植物相生相克效应的应用[J].运城高专学报，1994（4）：23-24.

[6]李立新，崔岩，李怀.浅谈森林植物间的异株克生现象[J].防护林科技，2004（5）：73-74.

[7]李善林，李孙荣.小麦克生物质的提取及其对白茅的杀除效力研究[C]∥第五次杂草科学学术会议论文集.昆明：云南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

[8]李善林，由振国，李孙荣.小麦提取液对反枝苋、繁缕生长的化感效应研究[J].中国生物防治，1996，12（2）：23-28

[9]李绍文.生态生物化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李香菊，李秉华.植物异株克生及其在杂草防除中的应用[J].河北农业科学，1998，2（4）：5-8.

[11]马永清，韩庆华.不同玉米品种对麦秸覆盖引起的生化他感作用的差异性分析[J].生态农业研究，1993（4）：113-172.

[12]宋君.杂草间的他感作用[J].生态学杂志，1990，9（6）：43-47.

农业展望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异株克生是广泛存在的自然现象，它既存在于不同杂草种群之间，也存在于杂草与作物之间，还存在于杂草同种不同个体或作物与作物之间。阐述了异株克生现象的原理，总结了异株发生现象在杂草防治和农业上应用的途径和意义，并针对异株发生现象的弊端，提出了应对措施。

异株克生这一概念最先由奥地利科学家Molish（1937）提出。异株克生（Allelopathy）是植物（供体）向农业生态环境中释放的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受体）产生的毒害作用，即一种植物对另一种植物萌芽、生长及发育所产生的有害影响。供体释放的化学物质称作异株克生化合物（Allelopathins，Allelo-chemicals），化合物直接毒害受体时称作真克生；而供体释放的化学物质或供体的残体通过微生物等分解产生的物质毒害受体时，称作功能性克生。

Grummer（1955）提出将异株克生分为4类：①抗生作用，微生物产生抗生素对其他微生物发生作用；②植物杀菌素，更高级的植物分泌杀菌素对微生物发生影响；③凋萎影响，微生物分泌凋萎物质对比其更高级的植物产生影响；④高等植物的相互影响，高等植物产生化学物质对其他高等植物产生影响。

1984年，Rice在《Allelopa-thy》中将其较完整的定义为：植物或微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环境中其他植物或微生物的有利或不利的作用。起异株克生作用的物质称为异株克生物质。到目前为止，植物体内已发现的这类物质包括：有机酸类、醛类、芳香族酸、简单不饱和内酯、香豆素、醌类、类黄酮、生物碱、长链脂肪酸、乙醇等。这些物质，有的是单独起克生作用，有的则需经土壤微生物作用后才有异株克生效果。

异株克生作用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既存在于不同杂草种群之间，如小飞蓬产生C10聚乙炔甲酯抑制豚草种子发芽；也存在于杂草与作物之间，如野燕麦的根系分泌出莨菪碱（Scopo-lamine）及香草酸等抑制小麦的生长发育，小麦的根系分泌物抑制白茅的生长；还存在于杂草同种不同个体或作物与作物之间，如小飞蓬根腐烂产生的他感作用抑制其幼苗的生长，腐烂的小麦残体抑制玉米的生长。老桃园残留桃树皮中扁桃苷的降解产物氰化物对新种植的桃树有毒害作用。玉米、黑麦、烟草植株分解过程中能产生抗真菌化合物，这些作物的残体在土壤中接近杂草种子时，便可防止种子腐烂，使其保持生命力。

异株克生化合物在杂草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在耕地再生的假高粱与向日葵含有的抑制物质能抑制许多其他杂草发芽。因此，应该使用合理的作物布局与作物轮作、选育抗病、抗草的作物品种与种植制度。

1异株克生作用在杂草防治和农业中的应用

1.1作物与杂草之间的克生

有研究表明：对禾谷类作物水提物的研究发现（1989），大麦、燕麦、小麦提取液至少含有5种芳香族酸和一些胺类，它们能使森林杂草覆盖地上部干重分别降低10%、40%和68%。埃及科学家Hassan于1993~1996年开展了水稻与稗草的异株克生关系的研究，发现约有30份材料可以控制田间稗草50%~90%的生长。Putnam（1990）认为燕麦残体可以释放对杂草有克生作用的化学物质DIMBOA（2，4-二羟基-1，4-（2H）苯丙恶嗪-3）及其代谢产物BOA（（3H）-苯丙恶唑啉酮），而土壤真菌可将BOA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对杂草的毒性比前者高10多倍。我国李善林等报道（1994），小麦能通过颖壳中的苯甲酸的克生作用抑制白茅的生育。而杂草对作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与作物争夺水、肥、光等生活因子，其产生的异株克生物质也是影响作物生育的一个重要原因。Holm（1984）发现将马唐种子与水以1∶16.7（w/v）提取24h，提取物可明显抑制花生、大豆等作物的发芽，Qasem的研究表明（1993），藜属（C.murale）的地上部水提物原液可抑制大麦、小麦、茄子、甘蓝、胡萝卜、辣椒的发芽，反枝苋地上部水提物原液可抑制茄子、甘蓝等蔬菜的发芽及生长。

1.2作物与作物之间的克生

我国马永青等研究麦秸覆盖对玉米生长的影响时发现（1993），麦秸与水按1∶10（w/v）提取24h的提取液对玉米发芽有明显克生影响，玉米胚芽生长也受抑制。麦秸覆盖土壤对下茬玉米发芽率、株高、重量及叶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影响可能是作物释放的异株克生物质可在土壤中残留，从而影响下茬作物的生长。在国外有人将成熟向日葵切碎，以32t/hm2鲜重混入土壤表面，结果可使棉花的发芽率降低至86.0%。

1.3杂草与杂草之间的克生

对杂草之间异株克生作用的研究报道较少。Hagin（1989）发现，偃麦草体内可分离出5-羟基吲哚乙酸和5-羟基色氨酸，这些物质对其他杂草生长产生抑制作用。Martin（1994）等的试验表明，狗尾草和马唐可使多花黑麦草种子发芽率降低50%以上。杂草之间除了抑制作用以外，还具有促进作用。Kazinczi发现（1991），苘麻的水提液及酒精提取物可促进反枝苋种子发芽。

2异株克生化合物在杂草治理中的应用

2.1异株发生现象利用的途径

（1）直接利用具有克生作用的植物体或微生物体作为除草剂，但这种方法效果并不理想。

（2）采用植物化学的研究手段，对具有克生活性的次生代谢物提取、分离、鉴定，进而人工合成或化学修饰，既可以直接利用，也可能成为新化学农药的先导化合物。稻田除草剂艾割就是国外从桉树的次生代谢物中提取分离仿生的先导化合物，桉树含有1，8-桉树脑。Mnller等发现其是鼠尾草等植物的主要克生植物，为此，人们开发了新除草剂Cinmethylin。但是在国内除草剂方面还局限于提取、分离、鉴定阶段，尚未能形成成熟的产品。

（3）利用生物技术进行异株克生基因的转移，将代谢途径或某一关键步骤导入目标作物中，可提高作物的异株克生潜能；或者利用转基因技术，将优秀的克生资源克隆到作物和覆盖作物体内并表达，使其具有抑制杂草的能力，达到除草目的，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都只局限在探索和尝试阶段。

2.2异株发生现象利用的价值与意义

种植业伊始，作物一直受杂草的危害，人类长期为其所困。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除草技术已有长足进步，但全世界的农业生产始终未能摆脱杂草的巨大危害。异株克生作用作为研究发现新克生作用物质及除草剂先导化合物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对植物种间关系理论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生产上具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从抗除草剂机理方面看，这一研究方向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目前可以想象的包括代谢过程的异株克生物质、来自微生物的异株克生物质、来自其他植物的异株克生物质，都可能作为利用的资源。在创制新农药品种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异株克生物质的成果，有目的地开发作物己经具备抗性的化合物，提高新农药研制的效率，推动农药工业的发展。近年来，应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人们己分离出许多的异株克生物质，如各种器官或组织异株克生化合物生物合成途径的关键技术等。此外，利用异株克生现象能克服常规育种的盲目性和耗时等缺点，加强了人类对作物定向改造和设计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了除草剂的选择性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除草剂的经济效益。异株克生作用和生物除草剂的改良，减轻了环境对化学除草剂的负荷，可能开发出更优秀的产品。异株克生作用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综合防治（IPM）理论的发展。异株克生作用的大面积推广在提高粮食产量、简化农业生产环节、节约能源和水、降低除草剂的研制与开发成本等诸多方面将产生巨大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3异株克生现象的弊端

3.1异株克生化合物对环境的影响

异株克生化合物作为一种农药使用时，同样也有其作为农药的一些不利的特征。首先，其具有一定的挥发性，施用后会被周围的植物吸收或经露水浓缩后被吸收，可能对敏感非靶标植物产生药害；其次，其同样具有淋溶性，通过降雨、灌溉、喷雾等使之进入土壤、河流和地下水等。3.2对植物生理与生化影响

异株克生化合物来源于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及种子。由于它对植物的生理生化方面的研究较少，它在植物的养分吸收、细胞分裂、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酶活性和蛋白质合成等方面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3浓度变化的不规律性

其作为农药使用时，定量施用后，并不一定象除草剂那样随时间的延长浓度呈一定规律的降低，而是处于植物（供体）—土壤—植物（受体）的变化系统中，作用对象和浓度在不断调整，对植物影响的系统研究仍是空白。

3.4异株克生化合物的提取、分离、鉴定和检测技术不成熟

由于异株克生化合物种类繁多，含量甚微，在一个复杂混合群体，如何提取、分离、鉴定和检测的问题同样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还必须考虑静态和动态有效性。

3.5移动方式的多样性

经物理化学过程而降解、吸附；经土壤微生物的呼吸作用或代谢过程而失去毒性；在外界因素作用下发生化学结构或构象的变化。

3.6安全性

与其他农药产品一样，异株克生物质同样受到安全性质疑。在开发和使用异株克生物质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安全性问题。异株克生物质可能引发的生态安全性问题有以下几方面：①由于异株克生物质的使用，能否导致杂草抗性的增强；②对野生植物群落和天敌的潜在影响；③使用异株克生物质后，作物的品质及毒性等问题具有不可预知性；④能否产生交互抗性；⑤施用异株克生物质后，其残留浓度对人、畜是否安全。

4对异株克生现象弊端的应对措施

（1）在把用异株克生化合物作为农药前，先调查周围的非靶标植物是否对其具有敏感性。因此，同一种异株克生化合物农药并非适用于任何地方。

（2）针对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植物，调整不同的异株克生化合物浓度。进一步研究植物（供体）—土壤—植物（受体）系统的变化。

（3）提高异株克生化合物的提取、分离、鉴定和检测技术，使之能广泛应用到农业中去。

总之，植物之间存在的异株克生效应是非常普遍的。尽管其中的许多机理尚未揭示清楚，但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运用定会产生出极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为杂草的防治研究提供新的发展趋势，并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农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为科学务农提供科学依据。

5参考文献

[1]陈杰，吴志伟.用幼苗生测法测定黑麦中他感化学物质的不同活性[J].浙江化工，2002（1）：1-4.

[2]房义福，刘元铅，徐迎春，等.植物天然活性物质对有害生物的防御作用及其开发利用前景[J].山东林业科技，1997，（S1）：77-79.

[3]郭永霞，孔祥清.转基因技术在杂草防除中的应用及展望[J].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04，16（4）：3-26

[4]黄冬如.异株克生现象在杂草防治中的应用及展望[J].广西植保，2008（21）：16-18.

[5]李宝平，苏仙绒.试谈植物相生相克效应的应用[J].运城高专学报，1994（4）：23-24.

[6]李立新，崔岩，李怀.浅谈森林植物间的异株克生现象[J].防护林科技，2004（5）：73-74.

[7]李善林，李孙荣.小麦克生物质的提取及其对白茅的杀除效力研究[C]∥第五次杂草科学学术会议论文集.昆明：云南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

[8]李善林，由振国，李孙荣.小麦提取液对反枝苋、繁缕生长的化感效应研究[J].中国生物防治，1996，12（2）：23-28

[9]李绍文.生态生物化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李香菊，李秉华.植物异株克生及其在杂草防除中的应用[J].河北农业科学，1998，2（4）：5-8.

[11]马永清，韩庆华.不同玉米品种对麦秸覆盖引起的生化他感作用的差异性分析[J].生态农业研究，1993（4）：113-172.

[12]宋君.杂草间的他感作用[J].生态学杂志，1990，9（6）：43-47.

农业展望论文范文篇10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P.Torgasheff: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