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论文范文10篇

农业生产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发生在2008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对江苏特色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灾情发生后，通过半年内持续对特色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全过程进行了跟踪调查，分析了低温雨雪对其造成的潜在影响，以了解雪灾后防灾措施的有效性，为今后应对同类灾害积累经验。

2008年初，江苏省遭遇了历史罕见的低温冰冻雨雪天气，农业直接经济损失10.9亿元，约占整个直接经济损失的50%。灾害发生后，江苏省气象部门全力以赴投入到抗灾气象服务工作中，就灾害过程对农业生产影响，加强了跟踪气象服务工作，尤其在之后的半年内持续对特色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进行了跟踪调查，分析低温雨雪对其造成的潜在影响，了解雪灾后防灾措施的有效性，为今后应对同样的灾害积累经验。

1低温冰冻雨雪天气过程概况

2008年1月10日至2月2日，出现了20多天的持续低温天气；期间共有4次雨雪过程：分别出现在1月10～13日、1月15～22日、1月25～29日、2月1～2日。其中1月10～13日是我省2008年的首场降雪过程，降雪主要集中于苏中和苏南，部分地区达到大雪标准；1月15～22日全省出现连续1周的阴雨雪天气，淮北部分站点出现暴雪；1月25～29日全省出现暴雪天气，大部地区积雪深度为5cm以上，降雪最为严重的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积雪深度为20～40cm，雨雪量为21.0～61.5mm；2月1～2日淮河以南地区再次出现降雪，沿江和苏南雪量达大到暴雪，新增积雪深度大于5cm的有25个站，大于10cm的有7个站，积雪最大的深度达19cm。1960～2007年江苏共出现4次严重的区域性暴雪过程，分别出现在1964年、1984年、1989年、1991年，此次暴雪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积雪深的特点，严重程度仅次于1984年[1]。

2雪灾对江苏特色农业生产的影响

特色农业是为适应市场要求，利用独特的农业资源，开发高营养值、高消费值或高附加值的农业项目，将区域内特有的名优产品转化为特色商品。目前，江苏主要有大棚温室蔬菜、茶叶、果树、珍稀苗木、名贵花卉、特种养殖等[1]。雪灾后主要危害如下。

2.1总体影响概况

倒塌园艺设施大棚4500hm2，损失5.4亿元；观赏苗木及果树折压2600hm2，损失8000万元；露地蔬菜受灾33300hm2。倒塌畜禽舍3.2万间，受损面积100hm2，死亡生猪5131头，家禽85.5万只，奶牛87头，羊1014只。33300hm2的林苗严重冻损，20000hm2的竹林压断，40000hm2的新造林被压断和严重冻害，133300hm2的成片林冻损。

2.2具体影响情况

2.2.1棚栽蔬菜。2008年1月25～29日的暴雪过程，损坏了大量的简单设施大棚，部分金属结构的大棚，由于抗灾措施不力，也损失严重。据调查，相同材质的大棚，抢救及时的大棚完好无损，棚内植物长势正常；而未能及时除雪的大棚，多数中部倒塌，甚至全部倒塌，棚内作物绝收。持续性降雪带来的持续低温和缺乏光照，蔬菜大棚内形成严重的低温、高湿、弱光小的气候环境，冻害严重，形成植株生长缓慢，生育期推迟。以番茄为例，往年2月中旬已经结出第1茬果子，而2008年同期不仅还未挂藤，大部分还需要补苗，投入增多，收成降低，损失惨重。全省蔬菜产量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2.2.2露天蔬菜。根据当时对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蔬菜基地的调查，白菜全部受冻严重，有些白菜外层叶片霉变发红，根部腐烂，不能食用。从总体上来说，由于处于室外自然环境中，青菜、芹菜等大部分露天蔬菜受冬前的低温训练，处于正常的越冬期，受冻后叶片有发黄的现象，但冻害较轻。雪后，随着温度回升，长势恢复较快。

2.2.3茶树。雨雪冰冻对碧螺春茶树的直接伤害并不大，主要影响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一是少数树枝被压断。因为传统的碧螺春是小叶种茶树，树型低矮，而且绝大部分是果茶兼种，果树高大，无形中为茶树撑起了保护伞。从实地调查看，苏州东西山一带的茶树被直接压垮的较少，只有一些幼年茶树树枝被积雪压断。二是出现“焦头”，雪落在茶叶上，叶芽中的液泡被冻坏，叶绿素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发出来的芽头因此变成铁锈红色。这种现象，茶农称之为“焦头”，2008年出现的“焦头”比往年多1倍。气温和地温的持续偏低，使茶叶生长变缓，叶芽萌动时间推迟，相应的茶叶的开采期也推迟。2008年碧螺春开采期是3月22日，比往年晚了近半个月。由于2008年3月后的春季温度基本保持平稳上升的态势，没有陡升引起疯长和“倒春寒”使茶叶受冻的情况出现，昼夜日较差大，对茶叶品质十分有利，使2008年碧螺春茶叶的品质和产量反而好于近年。

2.2.4果树。苏州特产白砂枇杷属亚热带常绿果树，秋冬开花，幼果越冬，初夏果熟。幼果在≤-3℃低温时易受冻。2008年初的历史罕见的连续暴雪和低温冰冻天气，一方面积雪压断树枝，另一方面冻害严重损害了花和幼果。根据调查了解，苏州白砂枇杷的集中产地——东山和金庭（西山）两地的地产枇杷受灾严重，山头的枇杷果略好，损失在一半左右；平地由于冷空气沉积，枇杷花和幼果的损失比例高达80%，2008年苏州的枇杷减产近一半。越冬期罕见低温冰冻雨雪，使常州市杨梅树机械损伤严重，杨梅树枝折断，主枝劈裂甚至主干被压倒，其中幼年树受冻最为明显，严重者整株冻死，从而导致2008年杨梅产量明显减少。杨梅开花期遇暗霜，花芽萌动期偏迟，花量较去年明显偏少，再加上果实发育期大风频繁，造成枝条折断，果实掉落率高。据调查，2008年杨梅挂果数明显比去年少，收获期也较往年偏晚，造成杨梅减产。

2.2.5特种养殖。据调查，2008年蟹苗第1次脱壳在4月10～20日，第2次脱壳在5月15～25日，比往年迟10d左右，第2次脱壳时死亡率较高。蟹苗4月29日前后放养，目前个体大小为2～3cm，生长量比往年明显偏迟。这主要是因为蟹苗的生长发育受积温、营养吸收的影响较大，雨雪低温冰冻天气使蟹苗体质普遍较弱，加之4月份积温比往年偏低，光照偏少，阴天日数有19d，水温偏低，从而导致蟹苗的生长发育变缓。雪灾过程中在沿海地区由于受大风影响，使沿海紫菜养殖户受灾严重。连云港市近6670hm2紫菜均不同程度受损，一排排网帘被风浪打散，大片的紫菜被风浪从网帘上扯下来后随海水冲上了海滩，在连云区西墅海岸边，海水被紫菜染成了墨绿色。在连云区连岛、西墅、大板跳等处的海岸边，被风浪拔起的毛竹聚在海水中，因在海水里受到猛烈的磨擦，其中1/3不能使用，紫菜损失3000～4500元/hm2，损失共计约2000万元。

3结论

（1）2008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对江苏危害严重的是特色农业，由于蔬菜大棚、园艺设施发生倒塌，导致棚内反季节蔬菜作物受冻，局部甚至绝收。持续的低温寡照，减弱大棚增温效果，棚内植株生长缓慢，生育期推迟，产量明显降低。低温还导致果树、蟹苗生育期推迟，产量下降。

（2）雪灾后，由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加之特色农业关系农民自身利益，损坏设施的修复进展较快，作物灾后恢复生长快。入春后气温稳步回升，光照充足，土壤墒情适宜，再加上未发生严重“倒春寒”冻害，有利于特色作物的春长春发，有效地弥补了前期生长的不足，从而减轻了部分损失。

（3）加强灾后田间管理，促进植株恢复生长是降低损失的最有效途径。大棚蔬菜通过加盖地膜、晚上外盖等保暖增温措施，提高棚温，加快植株生长速度，明显提高了产量。果、茶树受灾后通过及时修剪受冻枝叶，及时补充速效肥料，促其尽快恢复生长，明显提高了产量和品质，降低了损失。

（4）要加强减灾防灾技术研究，提高应对各种农业气象灾害的能力。

农业生产论文范文篇2

中国古代数学家研究勾股定理的证明和应用,是自成体系的,其证明方法,大都采用青朱出入法,也就是今人说的割补法｡通过适当的划分,将勾上的正方形面积与股上的正方形面积,划分成若干个部分,而这些部分的总和又恰好能填满弦上的正方形｡所谓青朱出入就是把划分出来的图形,添上青､朱､黄等各种颜色,以次出入(割补时容易识别),方法巧妙简单,令人叹服｡

据历史资料记载,夏禹(公元前2140年——公元前2095年)治水时就已用到了勾股术(即勾股的计算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夏禹是世界上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与勾股定理有关的人｡

《周髀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算书,成书太约在公元前100年｡在该书中说到“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这说明在大禹时,就能应用特殊情况下的勾股定理和测量了｡赵爽在《周髀算经》注中说:“禹治洪水,决统江河,望山川方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垫(老百姓)之厄(危难),使与注于海于无浸逆(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这说明当时大禹治洪水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使用勾股测量而取得的｡

《九章算术》也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数学名著,是我国数学方面流传至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世界数学史上极为珍贵的古典文献,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后100年｡该书总结了秦汉以前我国在数学领域的辉煌成就,开创了独具一格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有不少来源于农业生产的例子｡

例1:今有池方一丈,葭生其(池)中央,出水一尺,引葭赴岸,适与岸齐,问水深､葭长各几何?(选自《九章算术》)

今译:有一正方形池塘,它的边长为1丈,一棵芦苇生长在这池塘的正中央,长出水面1尺,如果将芦苇拉向池塘边,茎尖刚巧碰到池岸边,问池塘水深及芦苇长各是多少?

这就是一个勾股定理的题目,使用勾股定理经过简单计算,知水深一丈二尺,葭长一丈三尺｡

二､盈亏问题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举例

历史上任何重要的数学思想与方法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术”,而总有其产生的实际背景和理论渊源的｡那么盈不足术是在怎样的数学历史背景下产生,又是在何种数学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的探讨对于了解秦汉以前古算中农业生产应用问题解法的演进以及方程术的产生都是很有价值的｡

众所周知,《九章算术》是我国秦汉以前数学成就的总结,它是一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完善起来的数学著作,全书分为九章,第一章“方田”就是讲述远古时代简单的土地测量及分数算法｡第七章“盈不足”讲什么呢?随着农业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数学应用问题所涉及的数量关系已远远超出了比例关系的陕隘范围｡形式多样而复杂的线性问题和非线性问题的出现,使原始的比率算法已无能为力了｡一方面,应用比率算法解题需要“因物成率,审辩各分,平其偏颇,齐其参差”,这对于复杂的比例问题要求很高的分析能力和技巧性;另一方面,对于“隐杂互见”的各种线性与非线性问题,使用比率算法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这便要求数学家创造一种新的有力的一般解题方法,盈不足术就是在这样的数学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例2:今有共买牛,七家共出一百九十,不足三百三十,九家共出二百七十,盈三十｡问家数牛价各几何(选自《九章算术》)

今译:有若干户人家共同买牛｡如果7家共出钱190则不够330,如果9家共出钱270,则多钱330｡问家数及牛价各是多少?

将盈不足术翻译成如今方程组求解就是:

设x为家数,y为牛价,由题意得:

x/9×270-y=30

y-x/7×190=330

解得家数为126,牛价3750钱｡

据《唐阙史》记载:公元855年左右,唐代有位大官叫杨损,在选用和提拔行政官吏方面以公正闻名｡一次,有两个办事员,需要提升其中一个,麻烦的是这两个人的职位相同,在政府里工作的时间也同样长,甚至他们得到的评语也完全相同｡那么,究竟提拔谁好呢?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吏对这件事感到很伤脑筋,便去请示杨损｡杨损仔细考虑了一番,说:“一个办事员的最大优点之一是要算得快,现在就让这两个候补人员都来听我出题,哪一个先得出正确答案,他就该得到提升”｡他的题是:“有人在林中散步,无意间听到几个盗贼在商量怎样分偷来的布匹｡他们说,若每人分6匹,就会剩5匹,若每人分7匹,就会差8匹｡试问,这里共有几个盗贼?布匹总数又是多少?”杨损让两个候补人员当场在大厅的石阶上用筹进行计算｡不一会,其中一个得出了正确答案,他被提升了,大家对这个决定也都表示心服｡三､体积计算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举例

我国在古代,由于水利工程､国防工事､房屋营造和道路修建的需要,土方计算十分频繁｡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各种谷仓､粮库容积的计算也益加繁重､到《九章算术》成书时代,我国的各种几何体体积公式都已具备,除了常见的长方体､棱柱､棱锥､棱台､圆柱､圆锥､圆台以外,还出现了某些拟柱体体积公式｡这些公式大量汇集在《九章算术》商功章里｡

古代世界各国体积公式都没有推导证明,所以在几何体求积方面我国成果遥遥领先,不论在种类齐全完备上,在逻辑推理的完整上都是同时期外国所不能比拟的｡还必须指出二千年前我们祖先曾经使用过的许多丰富多彩的各种体积公式至今仍有使用价值｡

以下给出《九章算术》的精彩例子,以飨读者｡

例3:今有委粟平地,下周一十二丈,高二丈,问积及粟几何?

今译:有粟若干,堆积在平地上成圆锥形,它的底圆周长是12丈,高2丈,问它的体积及粟各是多少?

答曰:积八千尺,为粟二千九百六十二斛二十七分斛之二十六｡

例4:今有委菽依垣,下周三丈,高七尺,问积及为菽各几何?

今译:有菽若干,靠墙堆积,它的底圆半周长3丈,高7尺,问它的体积及菽各是多少?

答曰:积三百五十尺,为菽一百四十四斛二百四十三分斛之八｡

例5:今有委米依垣内角,下周八尺,高五尺,问积及为米几何?

今译:有米若干,堆积在墙的内角,它的底圆周长的四分之一是8尺,高是5尺,问它的体积及米各是多少?

答曰:积三十五尺九分尺之五,为米二十一斛七百二十九分斛之六百九十一｡

关于这种计算堆积的方法,在我国民间沿用很广,并将这些公式编成歌诀流传下来｡其歌诀是:

光堆法用三十六,

倚壁须分十八停,

内角聚时如九一,

外角三九甚分明｡

这些流传的歌诀,可能就是后人根据《九章算术》的这个“委粟术”编写而成的｡很明显,歌诀前三句的意思,就无异于“委粟术”的术文｡至于歌诀的第四句,就是依墙外角堆米,参照术文可表达为:“依垣外角者(居圆锥之四分之三也)二十七而一”｡不过,《九章算术》中没有这样的例子｡

总而言之,我国古代数学思想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极广,本文所述仅是冰山一角,该文的作用充其量是抛砖引玉罢了｡

[参考文献]

[1]吴文俊.九章算术与刘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沈康身.中算导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3]夏树人,孙道杠.中国古代数学的世界冠军[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4]李逢平.中国古算题选解[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

农业生产论文范文篇3

所要讨论的几个数字是：

(1)汉代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垦田亩数；

(2)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3)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

(4)这些数字所反映的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数量及其分配状况。

封建时代的农业主要是个体小生产农业，而最能反映个体小生产农业特点的是小自耕农经济。所以我们就以小自耕农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最完整地从数量上讲到当时小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是《汉书•食货志》所载的据说是战国时李悝的一段话有些同志认为这段话反映的是汉代的情况(陈直先生即主此说，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77—278页)，这是有道理的。但其中提到十一而税，却不是汉代情况。不过，战国农业生产与汉代颇多相似之处，与其他材料参看，《汉书•食货志》的这段话应当说也反映了西汉的情况。准此，我们在下边的讨论中也参用了一些战国和秦的史料。：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

下面，我们就结合其他史料来分析一下这段话所提供的一些数字，看看它们是否大体符合汉代一般小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情况。

一、一夫挟五口

战国中期，一户农民大约平均是八口左右《孟子•梁惠王上》又《尽心上》。，这是小农经济初起时的现象。随着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法令的作用(如商鞅变法令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农民的家庭人口有逐步减少的趋势。到了汉代，一般是一家五口。《汉书•食货志》载晁错在文帝时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所载西汉末到东汉时的十一二个户口数字，平均每户在五口上下。则汉代一家五口，可以认为是通常现象。

一家五口，一般是两个劳动力。所谓“一夫”，当时常指一个小经济单位，即一家。“一夫”就是户主、家长的代称。《周礼•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晁错也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都可说明汉代五口之家一般是两个劳动力。

二、治田百亩

《汉书•食货志》这段话说的是小亩，即100步为一亩，原是战国时山东诸国的亩制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吴问》载晋末六卿统治区亩制不一，范、中行氏以160步为亩，韩、魏以200步为亩，赵以240步为亩。这种亩制改革的演变情况不明。此处暂不涉及。。秦则行240步为一亩的大亩。汉初二者并行，故山东诸国地行小亩(楚地可能在外，说见后)，故秦地行大亩，到汉武帝后期全国才统一行大亩《盐铁论•未通》。战国、秦汉六尺为步。汉尺约合今23.2厘米。则汉代一大亩为(6×0.232)2×240＝465.0393平方米。今一市亩则为666.67平方米。折算起来，汉代

1大亩＝2.4小亩＝0.6915市亩

1小亩＝0.4166大亩＝0.2881市亩

1市亩＝3.47小亩＝1.44大亩。

这样，照《汉书•食货志》这段话的说法，汉代一个劳动力平均大约种地50小亩，或20.83大亩，合今14.4市亩；每户有田100小亩，或41.66大亩，合今28.8市亩；每口占田20小亩，或8.332大亩，合今5.76市亩。

我们再看汉代其他有关农民垦田数的记载。这些记载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与《汉书•食货志》这段话所说的一家治田百亩相同或相近。

(1)《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晁错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

(2)《管子•治国篇》(据研究是汉人著作)：“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则一家垦田也是百亩。

(3)《管子•巨乘马》(据研究是汉人著作)：“一农之量，壤百亩也。”这里的一农，应与一家相当。但《巨乘马》下文有：“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等语。与晁错说的一家服役者不下二人不同，似乎说的是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田百亩。但看来只是对一家服役人数计算方法的不同，并不绝对说明一家百亩之田只有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

(4)《管子•山权数》(据研究是汉人著作)：“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

(5)《管子•揆度》(据研究是汉人著作)：“百乘之国，东西南北度五十里。……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以下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户数与垦田数的比例与此同)万户耕田万顷，则一户耕一顷即百亩方百里，方五十里之地究竟有多大，估计境内可耕之田有多少，户口有多少，据《管子•揆度》、《八观》、《汉书•刑法志》、《食货志》的记载来估算各有出入，各家解释也不相同，此处略而不论。仅取《揆度》比较明确的万户万顷之说。

(6)《管子•轻重甲》(据研究是汉人著作)：“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

以上各条都是通概言之，也有井田制下一夫百亩的传统说法的影响。但这种说法在汉代仍然广为流行，特别是还用作估产的依据，说明汉代农民的实际垦田数字与此相去不远。

(7)《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赵过用耦犁，“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五顷”。这里的五顷是大亩，大亩五顷合小亩1200亩，正好是一井一屋即12夫之数，也是按一夫百亩来计算的。

(8)《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武帝时屯田卒每人平均耕地20亩。居延汉简及敦煌汉简中记载有一名戍卒或弛刑徒垦田15亩弱《流沙坠简》释二，三十一。、24亩《流沙坠简》释二，三十一。，或私人有田30亩《敦煌汉简校文》，第80页。、35亩《居延汉简释文》卷一，第81页。、41亩《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第56页。简文云：“□玉门屯田吏高禀，放田七顷，给予弛刑十七人。”既云“放田”，可能系交弛刑徒私人经营。、50亩《居延汉简释文》卷三，第52页。(均是大亩)，这种有田的私人，可能带有家属。这些数字，大都距一人50小亩或21大亩弱、一家100小亩或41大亩多的数字不远。

以上八条材料，大致说明了汉代一户农民耕种的土地为100小亩或41大亩左右1966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记有一些人户的田地、奴婢、房舍等赀产数。其中记有田地数的共11户(八亩一户，三十亩一户，三十余亩一户，八十亩二户，一顷到二顷六十亩的六户)，共有土地1160亩左右。平均一户在100大亩即240小亩以上。这些人户中有一些肯定是地主，因此并不能说明当地每户农民的平均占有土地数。但撇开土地所有关系，单就一个农业劳动力垦种的土地数量看，碑中记载有些人户家有奴婢，有些是五人(其中一户有田二顷六十亩，其他三户田数不明)，最多的是七人(该户有田三十余亩，有奴三婢四)。此外，地主是否将土地出租，碑文记载不明。假定百亩以下的田耕种者平均为三人，百亩以上耕种者平均为六人，则此1160亩田的农业劳动者为51人，一个农业劳动者种田23大亩左右，合55小亩左右。当然，这个碑文残蚀过甚，上述估算并不可靠。但至少不像有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它是不能作为汉代农民耕种土地远少于一家100小亩的依据的。

第二组，比一家百亩的数字小。

(9)《淮南子•主术训》：“一人耒而耕，不过十亩。十亩之收，不过四十石。”这里的亩，应是大亩，如系小亩，一小亩年产四石，未免过高(见后)。参照下述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郑里廪簿竹简的记载，我们怀疑淮南、江陵等故楚地在汉武帝之前与秦故地一样行大亩制。这样，一人10大亩，即24小亩，相当前述一人50小亩的一半。耒而耕在汉代是比较落后的耕作方法，江淮一带农业生产技术比北方低，主要种稻，劳力耗费较多，因此一个农业劳动力种地较少，这也许只是当地情况而不代表汉代一般情况。

(10)1973年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时代当文帝晚年到景帝初年的郑里廪簿竹简，完整地记载了郑里中的25户的人口数、能田人数、各户土地亩数及所贷种食数。这25户共有人口105人上下，其中能田者69人，共有田地617亩。平均每户24.7亩，每个能田者9亩弱，每口合6亩弱。这比一家百亩的数字要少很多。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江陵附近，当时属于地少人多的地区，郑里又处江陵城郊，地少人多的情况恐怕更形突出。每家农户占有土地数量恐比一般情况下为低。

第二，郑里廪簿是政府贷种食的登记本。贷种食的当时多属贫民。这25户当为贫民，其中仅二人为二十等爵中最低的“公士”，其他人未注，多半是无爵级，这也说明了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则他们占有土地比一般农户要少，是很自然的。

第三，这里的亩制，看来恐怕是与秦地一样的大亩。因为所贷种食都是每亩一斗。云梦秦简中的仓律记载：“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即规定禾、麦用种一斗，与郑里廪簿所载的每亩一斗相合。江陵一带当时虽然种稻，但也种禾、麦(这从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有小米、麦以及陪葬品记录中有禾、麦可知)。如果行小亩而又所贷为稻种，折算起来应为每小亩一斗一升多，与郑里廪簿所载的每亩一斗不合。由此可推测当时官方贷种食的标准系按禾、麦计算，为每亩一斗，与秦律中的规定一样。由此可进一步推测这种每亩贷一斗的亩制应当是与秦一样的大亩制。与前述的《淮南子•主术训》的记载参看，武帝前故楚地如淮南、江陵一带，行的可能是大亩制。这样，郑里廪簿中每户土地折成小亩即为：

每户24.7大亩＝59.28小亩

每个能田者9大亩＝21.6小亩

每人6大亩＝14.4小亩

即大体分别相当前述的一夫百亩状况下的60%、40%和70%左右。鉴于受贷种食者是城郊贫民，占有土地数字较一般农户为少是很自然的。由此，似乎也可说明前述一般农户一家百亩的状况是可信的。

(11)《汉书•陈平传》载陈平少时有田30亩(小亩)，但陈平当时家贫，则其占有土地比一般中等水平的自耕农要少，是可以理解的。

(12)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说东汉后期“诸夏有十亩(大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相当严重。但《昌言•损益篇》又云“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则全国相衡，农户土地占有情况大约不至如此迫促。

这四条材料所说的农民占有土地的数量都比一家百亩为少，但似乎都可作出相应的解释，而不一定就是推翻一家百亩的估计的根据。

第三组：比一家百亩的数字为多。

(13)《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载有西汉末到东汉末全国十一二个户口数字及六个垦田亩数。概算起来，大约人口900多万户，5000多万口，即一户平均5口；垦田数则为700万顷，即7亿大亩左右。平均每户占有耕地约70大亩，合168小亩；每口14大亩，合33.6小亩。但这是通计全国人口而非仅算农业人口，如农业人口以800万户计，则农业人口每户占田87.5大亩(210小亩)，每口占田17.5大亩(42小亩)，合每户60.5市亩，每口12.1市亩。这个数字比一户百亩约大一倍，不太好解释。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武帝以后垦田数字，尤其是边缘地区的垦田数字有所增长。二是官书记载不实。地方官吏常为了多收田租和争取褒奖而浮报垦田数。《后汉书•刘般传》：“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就是一例。这就形成了官书垦田数大于实际垦田数的现象。汉代官方户口数字比垦田数要翔实，由于豪强的隐庇，往往还较实数为少。这样，按官书算出的每户占有田地数就溢出了实际占有田数。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汉书•赵充国传》云屯田卒一人垦田20大亩，屯田卒是要榨取其最大限度的劳动能力的，可见20大亩大约已接近当时条件下一个劳动力所能垦种土地的最大限度。则官书中所载的垦田数恐怕是被夸大了。

(14)《管子•禁藏》(据研究是汉武帝时的著作)，曾以一个人为单位计算生产各种农产品的理想标准：“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则人有三十石。”再加上果蔬和畜产品以及其他副业的收入，就能做到“国有余藏，人有余食”。从产量上看，亩产一石，当是小亩，一家五人，一人30亩，则共需垦田150小亩。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当比实际情况为高。如果照《管子》书中其他地方的估算法，妇女与儿童比成年男子消费为低的话，则一户垦田亩数也就接近100小亩了。

(15)《汉书•贡禹传》载贡禹于汉元帝时上书云自己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有田130亩(大亩，合312小亩)。汉代家訾万钱以下属“小家”即一般农户。看来，贡禹属于“小家”中的上等即较富裕的自耕农，有田130亩，比一般农户为高，正同他的地位相称。

这三条材料所说的一户垦田亩数，为一家百亩的150—300%左右。据上面的分析，这些材料所举的每户垦田数字有的恐怕是被夸大了，有的则可作出相应的解释，而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

比较上述三组数字，看来第一组即一家100小亩可能更接近于秦汉时每户垦田的实际平均数字。即：

每户两个劳动力垦田100小亩＝41.66大亩＝28.8市亩

每个农业劳动力垦田50小亩＝20.83大亩＝14.4市亩

每个农业人口垦田20小亩＝8.332大亩＝5.76市亩。

三、岁收粟一石半

这是平年一般土地的亩产量。讨论之前，先需说明三点：

第一，汉代量制有大石小石两种，一小石当大石六斗，一大石当1.666小石。从有关文献及考古材料看，当时通行的是大石。

第二，粟在汉代通指原粮，但有时也与去壳的小米不分。需要根据材料所说的情况具体分析。例如《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言的粟，应当指原粮，因为这里除提到口粮外，还提到交十一之税及其他开支，因而有保管和运输的问题，不可能指不易长久贮存的米。

第三，粟、米折合比例，居延汉简明言一石粟出米六斗。云梦秦简、《说文》、《九章算术》等均谈到一石粟与加工后所出的粗精不同的各级米的比例。其中最粗的是粝米，一石粟出米六斗。从秦律看，这是下层士卒及一般劳动人民吃的。我们即照一石粟折六斗粝米计算。

关于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材料，也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普通旱田或某些水浇地，平年每小亩产粮在大石一石到两石之间。

(1)前引晁错在汉文帝时言“百之收不过百石”，即一小亩年产粟一石。

(2)前引《管子•禁藏》，人三十亩，亩收一石。再具体些说是一人30亩，年产：

粮30石

果素食当粮10石

糠六畜当粮10石

(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

共当粮50石，即折一小亩1.666石。

(3)前引《管子•轻重甲》：“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这里一旧注一般认为是六石四斗。但《管子》书中亦常用齐国田氏加大量积后的，一为十石《管子•海王》：“盐百升而釜。”即釜为一石，十釜为，则为十石。

但这个问题还需讨论一下。齐国旧量制基本上是四进制，即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一合六石四斗。到田氏代齐时，“陈氏三量，皆登一焉，乃大矣”。但究竟如何改法，不甚清楚。有说是四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一釜合一百升即一石，一一千升即十石(朱活：《谈山东海阳出土的齐国刀化——兼论齐刀的购买力》，《文物》1980年第1期；马元材：《管子轻重篇新铨》，第195—196页)。在釜以下，五区为釜即一区为二十升，见于《管子•轻重丁》，可以确定；至于区以下究竟是四升为豆，五豆为区，还是五升为豆，四豆为区，则不大清楚了。另一说是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则一釜合一二五升即一石二斗五升，一一千二百五十升即十二石五斗(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从“陈氏三量，皆登一焉”的文字上看，豆、区、釜三级量制皆“登一”，即每十二石五斗的说法比较合理，但却与《管子》一釜百升的说法不合。再从传世的十件齐制量器看，情况如下(据《中国古代度量衡图录(文字说明)》修改稿油印本)：

器物名称实测(毫升)量值(毫升)出土时间地点1子禾子釜(容水)20460205/升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2陈纯铜釜(容水)20580206/升同上3左关铜(半区)(容水)2070207/升同上4公豆陶量(容小米)13001300/豆(?)传山东临淄5公区陶量(容小米)48704870/区(?)同上6市陶量(区?)(容小米)4220211/升1972年济南天桥区7右里陶量(升)(容水)206206/升传山东临淄8右里铜量(五升?)(容水)1025205/升同上9廪陶量*(釜)(容小米)20000200/升1951年山东邹县纪王城10廪陶量*(釜)(容小米)20200202/升解放前齐鲁大学收集(*此二器出土的邹县，战国时曾先后属邹、鲁、莒等国，故难以确定此二器国名，。一如为六石四斗，则一亩之收为1.28石，如为十石，则一亩之收为二石。

(4)前引《淮南子•主术训》，“十亩之收，不过四十石”，则亩产四石，这数未免太高，因此，这里的亩应是大亩。一大亩收四石，折成小亩，合一亩收1.666石。

(5)《史记•河渠书》云汉武帝时引河水溉汾阴，溉田5000顷，预计可得谷200万石以上，即一大亩收四石多，折成小亩，合一亩收1.7石。

(6)前引《管子•治国篇》：“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这带地方无霜期长，四年可以收获五次，一小亩可收二石。这是较高的年产量。

但邹、鲁、莒等与齐国是近邻，此二器容量与齐一釜相等，应也是齐制量器。)

战国时各国度量衡制渐趋于统一。商鞅所定的秦量制与田齐的相近，甚至有可能即采用田齐的基本量值。商鞅升铭：“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似可作为秦用齐制的证明(陈梦家：《战国度量衡略说》，《考古》1960年第6期)。秦制一升大体在200毫升上下，田齐量值当也如此。上表中第7器右里陶量容水206毫升、当系田齐一升之值。其1、2、3、6、8、9、10七器，按百升一釜之说，其升值均在200—211毫升之间，正好证明百升一釜之说的有据。特别是第1、2、3器，即子禾子釜、陈纯铜釜、左关铜，即所谓“陈氏三量”，铭文中记明了计量单位，又是经过校量的比较准确的官量，是田齐量制为一釜百升的最好证据。第8器右里铜量，容五升，似乎可以作为一豆五升的佐证。但田齐量制是从四进制、五进制向升——斗——石的十进制演变，左关铜为半区，十一釜，一相当一斗，则右里铜量可能系半斗量而非一豆之量。至于4、5两器，一豆一区，照一釜百升之说，其升值分别当325(四升一豆)，260(五升一豆)和243.5毫升，过大，不大好解释。但这类有戳印铭文的陶器，一般是战国后期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出现而大批生产的，可能是属于私量一类，则其与经过校定的官量有出入，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者，齐国量制在从四进制到十进制的演变过程中有过一个短暂的一釜125升的阶段(如一区为25升，则公区陶量的升值为195毫升)，也未可知。总的看来，传世齐制量器的情况对一釜百升之说是有利的。(7)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今通肥饶(按应为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则东汉时一大亩平均年产三石，折成小亩，每亩1.25石。

(8)《管子•山权数》(据研究是汉人著作)：“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这段话不好理解，一夫百亩，当系小亩，以间田即中田为准，每小亩产五石，太高了。如系每大亩五石，合小亩2.08石，但又与一夫百亩之说不合。郭沫若《管子集校》(1057页)云：“此产量与岁收之数不合，与十一之税亦不合，意者齐地产量不高，即高田亦仅岁收亩一石，其十一之税为十石耶，间田、庸田可类推。”这样，中等的间田一小亩收五斗，但又与前引《管子•轻重甲》所说不合。或者，作者云产量时是以汉代当时通行的大亩计，而云垦田数时却沿袭传统的一夫百亩之说，并未注意到这二者间的牾。总之，这段材料的解释只好存疑。

(9)荀悦《汉纪》记文帝时晁错言，与《汉书•食货志》略同，但云“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即亩收三石，与汉志不合。可能三石的“三”字衍，也可能是荀悦照后汉大亩年产量改一石为三石(参见前引《昌言•损益篇》)。总之，也只好存疑。

(10)《齐民要术》序引仲长统：“惰者釜之，勤者之。”即产量低者每大亩6.4斗或一石，合小亩2.66斗或4.17斗，高者一大亩6.4石或十石，合小亩2.66石或4.17石。这是土地经营的好坏所带来的产量的不同，录此以备参考。

以上十条材料，除最后三条，其余七条每小亩年产粮在一到二石之间。汉一石约合今0.2市石，即合今一市亩产粟94—188斤，小麦100—200斤(粟一市石合135斤，麦一市石合145斤)，平均大约亩产粟一石半，合粟140斤，小麦150斤。

由此看来，汉志所载李悝言平年亩产粟一石半，恐怕可以看作是当时中田的年产量。

第二组，水利田。

(11)战国末，郑国渠溉田四万顷，亩收一，这是秦地，所行为大亩，一如为六斛四斗，合小亩产2.666石，一如为10石，合小亩产4.17石。

(12)《管子•轻重乙》(据研究是汉人著作)：“河淤诸侯，亩之国。”与上同。

(13)《汉书•沟洫志》云龙首渠成，引水灌临晋地，试得水，可合亩10石，即一小亩4.17石。这是估计。

(14)《史记•货殖列传》云“带郭千亩亩之田”，即近郭的好地每亩可收到一。

看来，汉代水利田一小亩大约年产2.7石，即合一市亩产粟253斤，麦272斤。汉人认为水利田最高产量是每大亩10石，合一市亩四百斤左右。水利田有不少是种稻。从汉代农业生产技术看，在好地上水稻亩产达四百斤左右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组，特殊耕作法。

(15)赵过代田法“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缦田即“不为者也”，也就是不用代田法经营的一般土地。如以《淮南子•主术训》大亩年产四石相较，则代田法可到五石或六石，合小亩二石或2.5石。如以李悝所云小亩年产一石半相较，则代田法可至大亩4.5或5.6石，合小亩1.9石或2.3石。最高一大亩六石，合今一市亩产粟233斤或小麦250斤。

(16)区种法的产量，《汜胜之书》中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美田大亩年19石，中田13石，薄田10石，即：

美田一亩产粟739斤，产麦793斤；

中田一亩产粟505斤，产麦542斤；

薄田一亩产粟389斤，产麦417斤。

其中薄田可达前述水利田的最高产量。这是并未推广的小面积丰产试验的特例。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看，这样的产量是有可能达到的，但无法推广。

(17)区种法产量的第二个数字据说是亩产100石，即合一市亩产28.875市石，合粟3898斤，麦4187斤，这是不可信的。这恐怕不是出自实地试验，而是纸上计算的结果。后来历代都有人试验，但从未达到这样高的产量。今天的作物科学实验，小面积栽培产量能到多少不清楚，但只要是栽种面积扩大，即使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这样高的产量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所谓亩产百石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上述17条材料，我们取前7条作为汉代一般田地平年亩产水平。即每小亩一到二石，平均一石半。第11条到14条是水利田的亩产量，按一六斛四斗算，则水利田一般产量为一小亩2.7石。特殊的耕作方法，代田法一小亩2到2.5石，区种法中田一小亩5.4石。这些，大约就是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一般状况。则李悝所云每小亩一般田地平年亩产一石半，可以说是代表了汉代通常的单产水平。

四、为粟一百五十石

这是讲劳动生产率。两个劳动力治田百亩，亩产1—2石，百亩之收为100—200石，一人合50—100石，平均75石，与李悝所言一致。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

最低50(石)×27(斤)＝1350市斤粟

50(石)×29(斤)＝1450市斤麦

最高100(石)×27(斤)＝2700市斤粟

100(石)×29(斤)＝2900市斤麦

平均75(石)×27(斤)＝2025市斤粟

75(石)×29(斤)＝2175市斤麦

这就是汉代一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人们常常有一个错觉，认为欧洲封建时期的农业生产比中国同期要落后很多。欧洲封建社会农业生产远较中国为粗放，单位面积产量低，这是事实。但由于每户垦田面积多于中国，从劳动生产率来看，甚至比中国还要高一些。

由于农村公社形式的存留，欧洲中世纪农民一般占有份地，份地在中世纪早期面积很大，后来虽逐步缩小，但仍多于中国封建社会每户农民占有的耕地面积。以英国为例，在11世纪的封建庄园制下，多数农户占有耕地15英亩(90市亩)，少数占有30英亩(180市亩)，为汉代每户农民占有耕地的三倍到六倍多。耕作一般实行三田制，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春播作物，三分之一种秋播作物，三分之一休闲(汉代农田一般不休闲，有的已行复种制，即所谓“四种而五获”)，每英亩收获量一般年成在八蒲式耳左右，合每市亩70市斤左右，仅当汉代平均亩产的一半，如果连休耕田通计，平均亩产就更低了。

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到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或十几倍，而据《汜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这样，欧洲中世纪农业再生产所需的种子数量是很大的。

然而，这样的粗放农业，由于耕地面积大，劳动生产率并不低。三田制农业一般每户(15英亩)两季可收麦4500到5000磅左右，合4000到4500市斤，再加上在领主自领地上从事徭役劳动所产的粮食(我国封建社会一般为实物地租而非劳役地租，作为地租上缴的粮食，需从农民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所产的粮食中扣除)和远较中国发达的畜牧业的产品，总算起来比我国汉代每户4000市斤要高些，不过，由于种子和饲料所用的粮食比汉代为多，所以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比也就相差无几了。。

五、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粟九十石

这是中等自耕农通常情况下的口粮数。有关口粮的各条材料颇有出入，因为有的是用大石计，有的是用小石计；有的是粟，有的是米；有的是官吏士卒的廪给，一般应能吃饱甚至有余，有的是农民奴隶的口粮，能否吃饱就很难说了。现在按大石制、小石制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组，大石制。

(1)《周礼•司徒》：“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上也；人三，中也；人二，下也。若食不能人二，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即釜之借字，旧制(周制)六斗四升为。这里的差别，是丰年歉年的差别，二合一斛二斗八升，是最低的口粮限度，再少就要流亡了。这比李悝所云的一石五斗低。三为中等年成的口粮标准，合一石九斗二升，比李悝所说的要高。

(2)《庄子•天下篇》记战国学者宋尹文之徒说：“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则成年人日食五升，月一石五斗，是低限度的生活。如果这里说的不是粟而是米，则五升米当八升多粟，一月为粟2.5石，与下边云梦秦简的记载一样。

(3)《墨子•杂守篇》记秦汉之际士卒日食二餐，食量分五等：

半食，食五升；叁食，食三升少半(三又三分之一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一又三分之二升)；日再食。

则一天食量分别为一斗、六升大半(六又三分之二升)、五升、四升、三升少半(三又三分之一升)，折为一月食量，分别为三石、二石、一石半、一石二斗、一石。

现在出土的秦代量器有斗量、半斗量、三分之一斗量、四分之一斗量、升量等，这与当时的口粮分配制度有关，可见《墨子》的记载是可信的。从秦量器看，《墨子》所云应是大石制(一石二万毫升，一升二百毫升，当今0.2升)而非小石制。至于是粟还是米，从下条云梦秦简的记载以禾计可知是粟。

(4)云梦秦简仓律载：

从事徒役的隶臣，每月禾二石；

从事徒役的隶妾，每月禾一石半；

从事徒役的小城旦小隶臣，每月禾一石半，不事作役的减为一石；

舂米的小隶妾，每月禾一石二斗半，不事舂米的减为一石；

隶臣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二月到九月，每月米二石半，十月到来年一月减为二石；

隶臣从事舂米的，每月禾一石半。

此处言禾，则非米而是粟，与《墨子•杂守篇》士卒食量可参看。

(5)云梦秦简传食律，规定各级官吏及其从者的日食标准：

御史、卒人使者日食稗米(较粝米细一级，一石粟出稗米五斗四升)半斗，当粟9.26升。

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

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当粟8.3升。

仆，食粝米少半斗，即3.33升。当粟5.5升。

一月分别合粟2.8石、2.5石、1.65石。与前述二条廪给标准大体相当。

(6)前引《管子•禁藏》：“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则人有三十石。”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合每月2.5大石。

(7)《汜胜之书》云“丁男长女年食三十六石”。月食共三石，丁男当为月1.8石，长女1.2石，因记述中与产量连计，故应是粟而非米。

(8)《郭煌汉简校文》第94页徒月食2.3石，与戍卒一样，也是大石。

(9)《汉书•赵充国传》云拟发屯卒，“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六百三十斛”。

则每人月用谷2.661斛，日8.7升。这是较高的标准，与云梦秦简的使者之从者及耕作时的隶臣的口粮标准相近。(《赵充国传》还有另两条有关口粮的材料，因有疑问，未引。)

(10)《后汉书•南蛮传》云发兵时“军行三十里为程，计人禀五升”。此五升如为粟，则人月一石五斗，但既云行军，无发粟之理，恐怕是米，则合粟8.3升，月为2.5石。

(11)《三国志•魏志》卷11《管宁传》注引《魏略》：“扈累熹平(灵帝)中，县官以其年老，日给廪五升。”不够吃。这五升大约是粟，如果是米，合一天有八升多粟，老年人就够吃了。

此外，还有魏晋的几条材料。

(12)《流沙坠简》廪给类多处有出粮若干斛，廪兵若干人的记载，标准为日禾五升、六斤或八升。举第46号残纸为例：

“(出)(即禾)五十斛四斗，廪兵贾秋、伍口、钱等廿八人，人日五”(下缺)。(从本纸计算及其他简文看，“五”下为“升”字)

“出四斛四斗，廪兵孙定、吴仁二人，起九月一日尽十日，日食六升，(中缺，以意补之，当为“起十一日”)尽月卅日，人日八升，行书入郡。”(禀给类二八：“李卑等五人日食八斗”，斗据简文照片及沙畹释应为“升”)

“口(出)五斛四斗，禀高昌土兵梁秋等三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尽卅日。”

(13)《晋书•宣帝纪》记诸葛亮食少事烦，日三四升(一曰或不至数升，即一升多)，这是极小的食量，可知魏晋时成年人日食应在粟五升以上。

第二组，小石制。一小石当大石六斗，一大石当小石1.666石，这在居延汉简中有明白的记载。

(14)《盐铁论•散不足》：“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一日一斗，一月三石，这应是小石制，合大石二石，与前述成年人食量大体相当。

(15)《论衡•祀义篇》：“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饮斗酒。”则月食三石，也应是小石。

(16)居延汉简中有多处记载屯田卒及其家属的口粮数，明显地是大石小石两种量制，有些地方且明记大石或小石若干。其口粮标准为：

小石大石月日月日戍卒3.331/30.111/92.00〖〗0.062/3家属大男3.000.101.800.06大女、使男(七岁至十四岁)2.161/30.072/91.300.041/3使女、未使男(七岁以下)1.662/30.055/91.000.031/3未使女(七岁以下)1.162/30.038/90.700.021/3吏、卒亦为每月3.331/3小石，即大石二石，与屯田卒同。

弛刑徒则为三小石(1.8大石)，与大男同。(前引敦煌汉简，徒月口粮2.3斛，与戍卒一样，这可能是大石，与前述日廪八升同一级，比居延汉简所记稍高。)

(17)《汉书•匈奴传》载严尤上王莽书：“计一人三百日食，用十八斛。”即一日六升。是乾米，以出米率60%计，一日粟一斗，一月三斛。这也是小石。

(18)崔《政论》：“长吏一月之禄得粟三十斛，二人食粟月六斛，一人月三斛，日一斗。”这多半也是小石。

(19)《管子•国蓄》云中岁大男月食四石，大女三石，吾子二石。这里没有明言是大石还是小石。大石看来太高，恐怕是小石。那就各当大石2.4石、1.8石、1.2石，比前述农民月食口粮标准要高些，大男口粮相当于官廪的高标准(日食八升)。

以上材料，综合起来，大体反映下述情况：

第一，成年人口粮标准或月食量一般在1.5大石到2.5大石之间。其中：

官府廪给(士卒等)最高可达2.5大石及至三石(《墨子》)。其中军士等不吃饱是不行的，其口粮最高一日8.7升，一月2.61石，合粟70.47市斤，折米42.28市斤。如果像《墨子》所说的最高一月三石，则合粟81市斤，折米48.6市斤。

成年农民一般为一月1.8石到2石左右，农忙时可吃到2.5石，农闲时减少，合粟48.6—54市斤，折米29—32.4市斤。

第二，如以一家五口，大小男女通计，以居延汉简一家五口的口粮数为例，每家每人平均每月在1.2大石到1.54大石之间。即：

最低：一戍卒2石，一大女1.3石，二使女或未使男共2石，一未使女0.7石，共6石，每人平均1.2石。

最高：一戍卒2石，一大男1.8石，一大女1.3石，二使男共2.6石，共7.7石，平均每人1.54石。

由上可知，汉志载李悝所云一家五口平均一人月食粮一石半，合粟40.5市斤，折米24.3市斤，可以看作汉代自耕农民通常的口粮数。其中主要男劳动力每月食二石，即粟54市斤、折米32.4市斤。农忙时多吃，从秦简看可到一月2.5石，即粟67.5市斤，农闲时少吃，靠糠菜等补充。

六、除十一之税十五石

这是战国时的情况，和汉代农民赋役负担情况不同。汉初以实物缴纳的田租为十五税一，景帝以后定为三十税一，直到汉末。每家农户每年缴粮为总产150石的三十分之一，即五石左右，加上刍藁税，数量也不大。但汉代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还不长，赋役制度中反映封建社会前期特点的以人口计征的人头税和徭役比重较田租为大。人头税中的口赋，7岁到14岁每人每年20钱；算赋，15岁到56岁每人每年120钱从考古材料看，可能还要多些，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二者合计每户每年纳钱300文左右。徭役中的过更是固定的代役钱，每丁每年出钱300关于汉代徭役兵役及代役钱的负担，其说不一，此处从贺昌群先生的解释。见《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第23—25页。，一家如有一人到二人服役，仅口赋算赋过更三项，每户一年的负担即为600文到近1000文。汉代各地不同时期粮价相差很大，一般情况下低的约为每石粟10文到20文《九章算术》卷四。，高时50文到100文以上(居延汉简)。600到1000文折粟最少6石，最多50石以上。如果粮价低落，农民就需拿出更多的粮食交税。再加上每丁每年要服一个月力役，一生要服两年兵役、力役，还有其他赋税，负担就更重了。

七、余四十五石，石三十钱，

为钱千三百五十这是《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估计的农户除去口粮田租之后的剩余数。其分配为：

社闾尝新春秋之祠三百钱。这大约是固定的支出。

衣服人年三百钱，共一千五百钱。这个估计不大符合实际。战国秦汉商品经济虽有相当发展，但还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衣料恐怕还是靠自己栽植桑麻、养蚕织布来解决，而非用钱去购买。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一下每户农民产品中的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的比例及其分配情况(粮以粟计，粮价以一石三十钱计)：

总产量150石4050斤100%口粮90石2430斤60%祠祭(300钱)10石270斤6.6%田租5石135斤3.3%赋钱(600—1000钱)20—33石540—891斤13.3—22%种子、少量饲料10石270斤6.6%其他2—15石54—405斤1.3—10%其中口粮、祠祭等主要消费支出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换言之，即必要产品占66.6%以上，剩余产品不足33.3%。剩余产品中，封建国家的租赋剥削占总产量的16.6—25.3%以上，能用于进行再生产的最多不过8—16.6%，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往往还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微乎其微。当时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其价格比农产品要高很多，如当时一具大铁耜约值百文以上据《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第118页的材料推算。。牛一头一千文以上到三千多文《九章算术》卷七、卷八。，甚至到一万五千文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不算高，农民生活也很困苦，平时勉强可以维持生产与生活，一遇水旱、疾病、丧葬或其他意外，或国家赋役加重，农民就有破产、饿死、流亡的危险。《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云“此农夫所以常困，而有不劝耕之心”，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上表是按粮价一石30钱计算的。粮价如果超过30钱，剩余产品的分配比例会发生变化，赋税的比例要小些，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比例会大些。但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之间的比例是不会有大变化的。剩余产品的分配比例虽有变化，但能用于再生产的产品数很少这个状况也是不会变的。。

上面讲的是一般自耕小农的情况。至于佃农或依附农，即“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农民，其生产条件恐怕比自耕农还要差些，即使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平均年产粮4000斤，一半作地租，剩下2000斤，还不够一家五口的平均口粮(一人486斤，五人2430斤)，那就只有侵夺必要劳动，降低生活水平，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长期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了。

据以上的材料，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几个数字的估算是：

(1)汉代一个农业劳动力垦田亩数是14市亩多，一家农户占有耕地数字为29市亩弱。

(2)汉代粮食单产约在每市亩140斤左右。

(3)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每人每年480斤左右。

(4)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以粟计)2000斤左右，一家约在4000斤左右。剩余产品约占三分之一，除去封建国家的租赋剥削，只有很少的部分能用于进行再生产，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更是微乎其微。至于佃农或依附农，总产品的50%左右被地主剥削，进行再生产的能力就更为薄弱了。

上述的农业生产水平，就是汉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从汉以来的两千年间，我国农业生产虽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单位面积产量有明显的增长，但由于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趋于减少，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占有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等长期徘徊不前的情况。我国两千年来的农业究竟是怎样发展的。换言之，我国封建社会的农业走的是什么道路，有哪些发展，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局限，对今天的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我们搞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这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

农业生产论文范文篇4

我们比较一下现代的粮食种植与传统时期的不同。以湖北省Y市为例(Y市农村地区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农业主要以玉米、水稻、油菜、柑橘、茶叶等作物种植为主)，当地农民种植玉米，用工量①只有15个工/亩②。此时，按照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8亩来计算，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有4.14亩耕地。那么这个家庭每年在粮食生产上所需要的时间只有60天③。如果这个家庭有2个劳动力，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年有60天的时间在工作，另外一个劳动力处于完全无事可做的状态;或者两个劳动力分别工作30天。可见，当代的粮食种植在农民生活中所占据的时间，已经是微乎其微。与粮食种植低用工量相似的，还有其他很多经济作物，比如柑橘种植、茶叶种植等。根据Y市调研得到的数据，柑橘用工量为30个工/亩，茶叶用工量最多为35个工/亩。一个拥有4亩耕地的三口之家，种植茶叶的用工量最高能达到140个工，可供2个劳动力每年分别工作70天，占用农民的时间依然十分有限。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事这些低用工量种植类型的当代农民，在选择居住地点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再是生产的便利性，而是生活的便利性。而农村机动化交通方式④的推广以及农村道路硬化的推进，使得农民的居住地点与农业生产地点分离最终得以实现。通过机动化交通，农民保证了所有耕地都不会荒废。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将会在农村地区产生一些不同与传统模式下的空间布局形式。考虑到居住地与农业生产地可以分离，并且要满足农民对生活便利性的需求，那么在空间布局方面，我们自然可以想到的是:农民会由现在的比较分散的居住状态，向比较集中的居住状态转变，也就是———进县城、进乡镇、进农村集中居民点。笔者通过对湖北省Y市农村进行调研访谈，发现对于这个地区，农民进城的前景并不乐观。Y市大部分农民表示不愿意进入县城。他们普遍无法接受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同时，也有部分农民习惯于乡村安逸的生活，不愿离开。乡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已经使得农民可以很方便地往来于城乡之间。因此对于农民来讲，居住在农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便利，反而可以享受农村生活的低成本和优质的环境，同时又不妨碍获取县城的高质量服务。很多已经在城市工作的村民，也依然居住在农村，每天骑摩托车和坐公交车上下班，对于他们来说，“幸福指数很高，可以享受农村的居住环境和城里的工作”。而少部分农民，出于对下一代的考虑，愿意进县城定居，即使他们自己本身更倾向于居住在农村。然后，笔者就农村集中居民点的形式，调研了Y市当地的农民。这种集中居民点也是政府普遍推行的一种农村居住模式，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小型农村集中居民点，可以容纳300～500人。它的优点是，农民离自己的承包地不远，可以控制在2km左右，往返种地方便。它的缺点是，服务人口少，达不到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人口门槛，所以配套设施提高程度有限。另一种是大型农村集中居民点，能够容纳3000～5000人。这种居民点数量少，居民点之间相距较远，可能会达到6～7km。建设形态上，是一种适度集聚的形态，可以采取农民自建的方式。它的优点是，设施配套质量高，虽然从行政级别上它只是一个村级单位，但是它所能提供的配套服务相当于集镇的水平，可以提供正规的卫生院，以及小学，甚至初中。它的缺点是，服务半径大，居民点之间距离远，农民往来种田不方便。农民的意见是，小型农村居民点对于农民生活便利性的提高程度有限，让农民搬迁是一种浪费，大型农村集中居民点可以提供与城市比较接近的服务，同时还兼具农村良好的环境和较低的生活成本两重优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农民普遍愿意搬迁进入大型农村集中居民点，但是不同年龄段的农民也会有不同的想法: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已经定型，会按照传统的方式一直进行下去，几乎不考虑搬迁。45～60岁这个年龄段的中年人，家里已经翻修过老宅，这部分人的搬迁动力不足;家里还没有翻修老宅的，普遍有一定的搬迁意愿，特别是目前依然居住在相对海拔500m以上的农户，搬迁动力非常充足;而目前居住在相对海拔300m左右的农户，搬迁动力稍有不足;有一部分人由于个人生活取向的原因，也存在不愿意搬迁的情况。30～45岁这个年龄段的中年人，无论家里是否翻修过老宅，自己都还有获取收入的机会，同时对未来充满渴望，有人愿意在农村做一番事业，有人愿意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渴望追求与城市相接近的配套设施，大型集中居民点的环境正符合这部分人的要求，因此他们是未来短期内集中居民点搬迁的主要力量。30岁以内的年轻人，大部分愿意进城，他们现在多数还在城市打拼。但是未来，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在城市定居而最终回到农村。此时，他们愿意到大型集中居民点建设新房，以获取更好的服务。虽然大型农村居民点是农民愿意接受的形式，但是它的建设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大型集中居民点的建设方式，也不会是政府直接投资，然后强制农民搬迁的形式，而是首先由规划选点，给农民一个明确的心理预期，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未来会成长为一个3000人左右的大型集中居民点，然后他们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时机，自发的进行搬迁。当居民点聚集起1000人的时候，政府提供某些设施，当居民点的居民增加到2000人的时候，政府再追加某些设施，让这个居民点自己慢慢生长起来。而让农民进入乡镇定居，这个模式与大型集中居民点定居有些类似，农民的接受情况也类似。只不过由于我国在上个世纪末陆续进行撤乡并镇，导致当今很多镇区的服务半径过大，边远村庄距离镇区过远。这种情况下，农民搬迁进入乡镇定居，距离自己承包地过远，会对农业生产活动产生不良影响。而大型集中居民点的建设，正是对镇区服务半径过大的补充。这种由当前的分散居住，缓慢过渡到未来集中居住的农村空间布局变化，只能发生在以较低用工量为特征的作物种植区域，比如粮食种植、柑橘种植、黄桃种植、茶叶种植等地区，而对于某些高用工量的农业类型，这种空间变迁不会出现。高用工量种植类型的代表，是大棚水果和大棚蔬菜种植。以大棚草莓种植为例，按照Y市的数据，大棚草莓的用工量为240个工/亩。一个三口之间有4亩大棚草莓的话，2个劳动力根本忙不过来。大棚蔬菜也与之类似，除了用工量达到260个工/亩之外，具体的劳动过程也极其辛苦。以大棚种植为代表的高用工量的种植方式，使得农民的居住地距离自家耕地的距离，被限制在了300m左右的范围之内，最远不能超过500m⑤。以这种种植类型为主的农村，它的居住空间分布，将会呈现出紧邻耕地的状态。政府在这些村庄盲目推行迁村并点、农民进城的行为，无疑会遭到农民的抵制。

当代的农产品消费结构正在转型，粮食消费量与以往相比逐渐下降，水果蔬菜以及肉蛋奶的消费量正在增加。市场需求的变化，反过来影响到农业的生产结构———粮食的种植面积呈现下降趋势，而水果、蔬菜的种植面积，以及养殖业的规模，则相应扩大。这种农业结构的转型，被黄宗智称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那么这种农业结构转型，未来能走多远，并持续多长时间呢?如果全国人民的食物消费模型朝着今天城镇中生活水平在中上层的40%的人口的消费方向转化的话，中国的水果消费会再增加107%，肉类生产再增加44%，鱼和其他水产品的消费会再增加90%，奶类消费还会继续上升约159%，蛋类上升约55%。至于蔬菜，量的方面将会相对停滞，主要的发展是在品种和质的方面。随之而来的，粮食消费将会下降约一半。整个过程也许会在一二十年中趋于稳定［1］。这种变化映射到农业生产上，意味着未来粮食种植面积将会缩减超过一半，水果种植面积还会增加，养殖业规模将会继续扩大，而蔬菜种植，虽然从全国总量上来看，数量不会增加，但是具体到某个城市，如果本身蔬菜自给率不高，那么也依然存在扩大蔬菜种植面积的市场需求。于是，那些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村庄，未来的出路，一是可以转型为种植蔬菜和水果，二是可以转型规模养殖。当前有相当数量的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村，生产出的粮食并不用来出售，而是用来喂猪，然后靠出售猪肉来赚取收入。以目前这种用粮食和饲料喂猪的方式，1亩地可以养1头猪，但是如果采用秸秆养殖法来养猪［2］，那么1亩地可以养5头猪，4亩地的家庭就可以养殖20头猪，达到一定的规模;养牛、养鸡之类可以类推。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养殖业的市场空间远比粮食种植广阔。而那些目前已经转型为种植柑桔、茶叶等低用工量经济作物的农村，可以采取开荒的方式，扩大种植面积;或者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的数量减少，通过土地租赁或者流转的方式，将土地集中在少部分农民的手中，从而达到扩大农村家庭耕作面积的效果。最终，这个家庭有可能会摆脱现在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状态，达到一种适度规模。而以大棚种植这种高用工量类型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则仅仅需要在种植技术上提高产品品质就可以了———收入可观的同时，也有更多的农业工作岗位。农村空间的变迁也将紧密围绕农业结构转型展开。此时合理的空间规划，应该是首先判断本地区农业转型的未来趋势，然后再判断对应的空间形态。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是当代的农村空间布局产生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对于类似于大棚种植这种高用工量的种植类型，农村的居住空间依然会紧邻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对这类村庄进行迁村并点、农民进城等规划和政策行为，会受到当地农民的抵制。而以粮食、柑橘、茶叶等为代表的作物种植，由于用工量很低，农业生产不再是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农村的居住空间与农业生产空间分离是可以实现的。这种情况下，生活的便利性已经取代了生产的便利性，成为农民选择居住空间的首要考虑因素。这部分村庄的农民，将会由当前的相对分散的空间分布状态，向乡镇以及大型集中居民点集聚，最终实现一种集中居住的空间布局形式。对这部分村庄进行大型集中居民点的规划，将促使这一过程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同时也将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这种由分散居住转向集中居住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会经过一代人的时间，缓慢完成。在规划未来村庄布局形态的时候，应当首先判断未来该地区的农业转型趋势，才能最终做出与之相应的空间布局。△【注释】①用工量，是指一年之中需要在田地里面务农的天数。比如玉米种植的用工量为15个工/亩，是指种植一亩玉米，按照现在的种植方式，需要一个劳动力一年在地里面工作15个整天。这15天当中，每天需要工作7～16小时不等。②玉米种植一年只有一季，用工量很少，根据劳动力体力的不同，用工量大约为10～20个工/亩，平均15个工/亩。③很多作物在种植的时候，由于某道工序不需要抓紧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完成，而只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完成即可，比如在一个星期内完成，或者在一个月内完成。因此用工过程中，可以由一个劳动力通过增加工作天数，慢慢去完成。④农村机动化交通包括农村地区公交车的运行，以及摩托车、汽车在农民家庭中的推广。⑤Y市农村中，种植大棚蔬菜的村民表示，本村农户的居住地距离自家菜地普遍距离在300m以内，最远的接近500m，此时已经感觉务农非常吃力。因此判断，大于500m的距离是从事大棚蔬菜种植的农户难以承受的。

本文作者：王璐罗赤工作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农业生产论文范文篇5

一、农业作物结构的变化

九江的对外贸易，使江西地区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直接刺激了江西地区农副业的发展，茶叶、棉花、经济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明显扩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础等的差异，这种发展又带有较鲜明的地域分布特征，并出现专业化趋势。

(一)新兴的茶叶产区的出现

九江开埠通商以来，其茶叶出口量猛增，相应地带动了江西地区的茶业发展。据史料记载：1871年，“显著的特点就是欧洲茶叶消费惊人的增长，其速度超过茶叶生产的发展。”⑴于是，扩大茶树的种植，增加茶叶的产量，使许多新的产茶区出现了。1875年英国驻九江领事商务报告称：

本埠周围产茶地区的发展是很有趣味的，距本埠87英里的建德县是1861年才开始种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卖价极高。五个新产区的茶已经进入了市场，此即距本埠280英里的吉安，距本埠287英里的建昌(即今永修，该处距离287英里疑为87英里之误，笔者案)，距本埠35英里的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庐山山脉的一些地方。⑵

环鄱阳湖区的茶叶得到了普遍的种植：“江西省沿鄱阳湖的产茶区，在最近五十年中，已发展为一个很重要的茶区，所有婺宁及宁州茶都是这个地区出产的，并且大量输往欧美。”⑶

不仅如此，茶叶的品种亦随着市场的需求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十九世纪中叶，江西仅产绿茶。“那时江西的宁州一带茶区仅以绿茶闻名。而现在以及过去多年，福建红茶虽然曾大量输出，但宁州茶区所产的红茶也已为世人所重视”，“它在伦敦市场上，一般均售得极高的价格。”⑷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中国商人在宁州茶区用原来制作绿茶的茶叶制出了一批红茶运往广州销售。结果颇受广州外商的赞赏，宝顺洋行买下了这批红茶运往英国，“销路甚佳，并且马上成为一种头等的红茶。此后销路年年不断增加，同时中国茶商也经常源源供应。”⑸这就使原来以出产绿茶闻名于世的宁州茶区，变成了专门生产头等红茶的茶区。由于茶叶的大量推销，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茶业发展，“故该地生产以茶叶为大宗，居民十之八九，赖茶为生。所产茶叶，向以红茶为主体，专销洋庄。”⑹

另外、浮梁、婺源、祁门、玉山、上饶、德兴、铅山和横峰等一带的祁红茶区的茶叶种植面积亦得到了扩大。“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及制造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和栽种起来的。”⑺如婺源在1931年以前，植茶面积约17万亩，⑻占全县总面积914万亩的1／53。⑼据统计，江西全省有30余县区出产茶叶。是全国最重要的产茶区。“观农商部自民国四年至八年所编之统计，中国产茶省份共计16省，茶园面积最广者为江西，达1，267，935亩。”⑽占全省土地总面积2．8亿亩⑾的1／200，占全省农地面积总3551．3万亩(含光泽、婺源两县)的1／28，面积是相当可观的。据记载祁红、宁红茶区涉及“三四百茶号，四五万茶工，百余万茶农。”⑿由于茶叶的普遍种植，使赣茶在全国茶叶出口中所占的份额长期保持在20％左右，在江西的出口货值中也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出口货值的第一位。

(二)赣北地区棉花的普遍种植

棉花是九江开埠以后带动其腹地商业的又一重要产品。由于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因素，九江府属的德化、湖口、彭泽等县原来就是传统棉花种植区域。从明朝以来，九江的封郭、桑落二洲所产的棉花就以核小绒多而著称。⒀从一些竹枝词中的材料亦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清乾隆时人李天英就在《龙城竹枝词》描写彭泽植棉的情景时载道：“木棉如雪满江乡，一岁能储两岁粮。其道近来花价好，明朝苏客又开装”；“官粮不欠是神仙。大麦才收又种棉；好在邻家新酒熟，三三五五叠猜拳。”⒁欧阳云《彭泽竹枝词》亦记述：“盼到秋收八月场，木棉花落客开装；输他贱买苏松去，贩布苏松价倍偿。”⒂反映了赣北植棉的大致状况。其时的棉花生产多是小农与布匹市场相互交换的产品，是建立在狭小规模的市场基础之上，因而数量还相当有限。

近代，由于出口需求的拉动，棉花种植逐渐增多。据同治《九江府志》记载：“洲乡宜粟，与黄豆并黍、稷、葛、秫、芝麻诸种号杂粮。近则木棉与杂粮各半。一以杂粮同时并播，艰于人工；一以木棉价值收成胜于他产，故凡值大有，洲乡视山乡尤丰。”1884年11月7日(申报》亦记载：“江西德化县之封一、封二、桑落等乡，山多田少，秋收以棉花为大宗。”傅春官在《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中也说：“该县(德化县)出产农田之外，以棉花为大宗，每年约出二十余万包。”据1928年的调查，棉花的产量“九江及江北地方，每年产数约三十余万担，有运往上海出售者；有由久兴纱厂购买者，其数不能确定。”⒃由于九江产棉较普遍，《商务官报》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九江的产棉状况：⒄

查九江一隅，棉产虽不甚多，究亦不少。德化县小池口地方，每逢旺年，约出棉一万五六千担，棉色漂亮，视英属印度棉白不亮者远胜。较之江苏通州所出之棉，四季可纺，尚不能及。次则套口地方，亦可出棉三四千担，再次则洗脚桥地方，亦可出棉一千四五百担，再次则本城南门外，亦可出棉千余担。彭泽县属每年约共出棉七八千担。湖口县属每年约共出棉四五千担。其德安、瑞昌两县所出之数则又不及。惟此处并无棉花公司，其运销本省樟树镇及南昌、抚州、吉安等府，均系棉商零购，载以舟车，凡纱布由本地纺织而成，不及十之三四，有织成者，除湖口布销路略远外，余皆销行本地。至于能否仿照洋布，与洋纱比较优劣，窃以棉之最著者，惟美，美之棉系木本，结绒甚大，中国系草本，结绒远逊于美，中美之绒不同，出纱亦难与洋布相仿，目下改易种类，内地土脉相宜与否，尚未可知。

而且棉花种植区域亦突破了赣北地区，在其他地方亦渐有种植。据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记载：信丰县原来向产红瓜子等土产，为了开拓市场，在光绪三十二年，“派人赴彭泽德化德安一带，觅购棉麻种子……已购回德化德安麻兜二十担、彭泽棉子二千斤，饬令各堡绅士令回栽种。”⒅东乡县亦从九江购回木棉种子，在试验场种植，“且视本地所产为壮实。”⒆至20世纪30年代，江西的棉花种植面积明显有所扩大，1931年全省棉花总产量达39．9万多担，居全国第10位，⒇而且出口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三)苎麻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随着出口需求的拉动，还促使其他一些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如苎麻、烟叶、油料作物等。夏布的出口，直接带动了苎麻的广泛种植。同时，近代由于航运业的发展，缆绳的大量需求，亦促进了苎麻等纤维原料的出口，相应地带动了江西的苎麻种植。苎麻是江西传统特产，栽培和利用的历史悠久，大面积栽培达55个县左右．其中万载、分宜、宜春、宜黄等县所产苎麻质量最佳。据1929年江西建设厅调查4县(武宁、瑞昌、德安、分宜)的产量总汁达33．9万担。据海关出口物品数额统计，1924年曾达18．8万多担(其中包括湖北武穴一部分)。江西烟叶亦得到普遍种植，民国之初，烟叶生产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发展势头。据农商部1917的统计，江西每年产量在198．9万多担，“实为中国最大之烟草出产地。”[21]江西烟叶每年除留给自用之外，基本上都供出口。从九江海关出口统计来看，1928年出口总值为310万海关两，1929年为252．8万海关两。[22]

再次则是油料作物。从出口商品的货物来看，油料作物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20世纪初。这也直接促成江西油料作物广泛种植。据《江西年鉴》统计]934年种植花生65个县、芝麻56个县、大豆52个县、油菜籽46个县，其种植面积还相当稳定。具体情况详如下表：

从整体而言，九江开埠，使江西有了一个直接面对世界的窗口，同样亦从总体上改变了江西农作物的结构，使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增加。致使各县均有一些特色的经济作物提供市场。兹摘几例，以窥一般：

瑞昌县：“惟民山隙地，向种烟麻，随时谕令乡民推广种植，现在烟叶统税，本年已加收钱四百千文，苎麻统税，亦较往年大旺，因民之利而利之，似属已有功效。……该县南北乡出产，以麻与烟桕油为大宗，麻约出五六万担，烟叶约出十余万担，桕油约出五六千担。”[23]新城县(今黎川)：“县属出产，以烟叶为大宗，各行栈收买刨丝，打包装箱，经客商贩运苏沪及九江、吴城一带出售，销路既广，获利甚厚。”[24]

广昌县：“妇女均以绩麻为事，所织夏布，每年约出二万余疋，运销山东河南福建等省。价值约三万余金。……烟叶一项，产于白水镇驿前市等处，每年多则四五十万斤，少亦三十余万斤。每百斤价约八九两或十余两不等。近年有洋商信隆行夥，请领联单，来县采买。”[25]吉水县：“邑内并无大商巨贾，惟出产红瓜子薄荷油两项，间有美商粤人来县釆买，分运九江粤省销售。……折桂、中鹄等乡，所收红瓜子，已有美商新义泰洋行，来县采买，每石可售洋六七元。……三十二年，收红瓜子七八百石，每石可售洋六七元，薄荷油约收二三百斤，每斤售洋四五元。”[26]

鄱阳县：“土产烟叶，其质颇佳，商人贩运九江吴城等处，甚属获利。”[27]

另据1936年《江西农村社会调查》中有江西农民对农产品的支配情况亦可以看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高的基本状况：

资料来源：经济部江西省农村服务区管理处编印：《江西农村社会调查》，第107页。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经济作物均作为商品出售市场有些竟高达96％，其中相当部分保持在60％左右。这一点和九江开埠后，对农产品的商品化拉动不无关系。

二、非农产业的变动

非农产业是指当时的农家经济中，直接的农业生产之外其他非农性质的产业。一般来说，它们可以分成农家成员副业性质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农村的地方工矿业几种形态。受九江开埠通商的影响，江西的非农产业的变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传统手工业逐渐衍变，新的工矿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一)传统的手工业的衍变

九江开埠通商，加强了江西地区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手工业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继续发展。直至1929年以前，江西的机械工业并不发达，手工制品占主导地位，其收入仅次于农业，居于其他各业之上。而在手工业制品中，以土布为最，瓷器、夏布、纸张次之，制油、纺纱、制米又次之。

手工棉纺业：江西纺织业，长期停留在手工业时代，一般农村之手工纺织异常发达。19世纪末，外来棉纱开始涌人江西。机制纱初时只销售于九江、南昌、广信、赣州，后全省皆已流通。到1913年，江西已成为洋纱的主要销售地，“国外棉纱输入之数，常二倍或三倍由国内各埠输入之数。”[28]手纺之纱不如机织纱匀细，“内地人民有尽用洋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29]至1919年输入棉纱16．8万担。[30]此后平均每年外来之棉纱达10万担以上。二三十年代，全省出现了“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业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31]的发展趋势，全省各地无不织布之家，有的用洋纱与土纱混织，有的干脆全用洋纱织布。“每日织出之布，则由家中男丁负入城内，向各专卖土布店零卖，随时复在城内纱号零买洋纱归家以供纺织。”[32]据江西省政府1930年调查，吉水、丰城两县每年各产80万匹以上；龙南、峡江、清江、南康、新淦五县，年产各在10万匹以上；其余年产数千匹至数万匹的有南昌、东乡、进贤、上饶、新余、安福等县。13县合计年产约280万匹，值340万元。另据棉统会1933年调查江西27县，共产棉布900余万匹。[33]足见江西手工棉纺织业的发达程度。手工夏布业：江西全年衣被所需棉花约60万市担，而本省所产棉花仅为15万市担，[34]为补充棉花之不足，便利用苎麻加工夏布，成为近代江西一种极普遍的农村手工业。全省83县，除赣粤边界及赣北鄱阳湖附近各县外，均盛产夏布，其中以上高、万载、宜黄、宁都等19个县区最为普遍，所产夏布最多。近代九江开埠后，夏布出口量大增，带动了手工夏布业的发展。夏布最旺盛时期是清末民初，加工夏布的家庭遍于乡间。德兴县的农村到处都见家庭加工夏布，“篝灯四壁，机声轧轧，卒发之谋，常取具于是。”[35]机杼之声在万载也处处可闻，全县有100多家作坊从事夏布生产。上高县最旺盛时每年有百万元的夏布进行交易，宜黄则为“各处夏布集中之地。”[36]至1933年，江西夏布的产量是94．7万匹，[37]占同年全国夏布总产量210万匹[38]的45％，居全国第一位。

江西生产的夏布，除供本省需要外，国内销往无锡、芜湖、常州、苏州、海门、上海、北京、山东等处，仅石城一县每年销往外地的就达10万匹，国外主要销往朝鲜、日本、美国等。从1912年至1930年，江西总共输出35万担，平均每年输出量约为1．8万担，“江西夏布运销国外者，约占输出量的1／3至1／2，余者则运销国内各埠。”[39]每年有6000至9000多担销往国外。同一时期，全国夏布输出国外40多万担，年均输出2万多担，江西年均输出量为全国的1／3至1／2。

由于手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较强，成为出口的优势产品，相应地带动了江西各县一些特色的手工业发展。

九江：“手工织布业，大都分布于小南门及塔岭北路，多为农民副业，然亦有专作此业者。每家二、三机或四、五机不等。……土布销路除本市外，以四乡镇及邻省较近之县份为主。”[40]

永丰县：“该县人所织夏布，向分春秋两邦出运，本年春邦共运出一千一百三十余卷，每卷价银十七八两。”[41]

安福县：“上年(光绪三十一年)出脑(樟脑)不尚旺，所出之脑，运往九江，转运外埠销售。”[42]

瑞金县：“该县惟毛边纸一项为出产大宗，现令纸槽人等，凑集资本，购机仿造洋纸。”[43]

石城县：“坪山一带，素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坚白，未停科举以前销路甚广，年出口不下百万之数。”[44]

全省各县手工业产品年收入并无确切统计，但根据当时的各种数字，再参照30年代的产销情形，可斟酌近似数字，其情况大体如下：

这些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既解决了农民日常生活所需，亦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

(二)农村小型矿业的发展

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各县乡小型矿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以煤业为例，由于轮船往来，九江地区对煤碳的需求不断增加，相应地也带动了周边地区工矿业的发展。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瑞昌县·工务：

光绪三十一年，沙令上铸表称，东乡龙兴源概括杨姓山场，有煤矿一处，约出煤三万余石广…。南乡则乾洞垅、田堡坂、净水垱、杉木港、大坳、两峰尖、难音洞、乾港、张家港、杨树港、岩山窳；西乡则王山岭、桃区、尖瓜山、万丈红杉树坪；北乡则袁传家泉、杨家沙滩等处地方，共有煤矿二十余处，每矿约出煤三五万石及数千万石不等。……均系乡民自行开采。

乐平县·矿务：

三十一年六月，张令树森表称，茅屋场四处，出煤甚多，煤质亦佳，其红火煤一种专销省浔两处，可供轮船及机器厂之用。……七月表称，张家山煤矿，本地居民，设立春丰厂，集资开采。……茅屋场现在煤价，每百篓约五十元上下。

随着九江通商的发展，以及洋货的大量深入，为了平衡贸易逆差，亦使得江西内腹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即工矿原料和制造品亦开始融入出口贸易当中。尤其是北洋政府鼓励工矿业的发展，并相应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对工矿业加以保护，江西内腹地区的乡村亦出现了兴办近代工矿业的浪潮，申请给照者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68家。[45]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对江西商品经济的打击和破坏作用远远超过了它对江西商品经济的刺激作用。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江西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手工业相继遭到打击，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比如造纸业是江西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铅山县和石城县是江西造纸业的两个中心地区，铅山“纸张一项，昔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但到光绪末年，因“洋纸盛行，售价不满十万”；[46]石城县“素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坚白，未停科举以前销路甚广，昔年山口，不下百万之数”，但到光绪末年，也因“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居八九”；[47]景德镇的陶瓷业在明清之际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其瓷器在乾隆时期为江西“出口货第一色”，然而，到“咸同以降，出口大减，而洋瓷入口，岁且百万”；[48]夏布也是江西销路较好的产品，但是，由于洋布的输入，“非但各省销路顿窒，即赣省本地人亦竟购外货，而布业一落千丈，纷纷亏蚀收歇。”[49]不仅如此，就是出口增长很快的茶叶，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本、印度、锡兰等地茶叶的竞争，也日趋衰落下来。义宁州本是江西著名产茶区，但是，由于“外茶日兴，中茶减色，制造不精，庄用及关税加重，种种折算，出户所入不过十分之一。”[50]因此，茶家纷纷转行。义宁州茶叶生产的衰落，也导致九江茶市的衰败，“茶市逐渐移至汉口，九江洋行、茶庄均先后收缩或停业。于是一般茶庄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途径，转趋于茶栈业，专营转运报关之事。”[51]在大量的机制产品输入使传统的手工业受到极大的冲击，亦迫使一些传统的农村产业转型，并开始缓慢地向近代工业过渡。

综上所述，九江开埠通商以后，通过与世界市场的接触和交往，江西农业生产的结构随着市场的需求拉动，不断出现新的变化。茶叶、棉花、苎麻、油料等农业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手工棉纺织业、夏布业以及农村小工矿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彼此交相更替，使得江西地区农副产品的出口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也使相对封闭的江西地区农业生产出现了许多近代社会的新因素，并引起了具有长远影响的质的变化。这些新质因素的生长，正反映了它们已开始走出传统，沿近代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然而，在洋货的冲击下，江西地区一些传统的优势产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并不断衰落，农业生产亦开始显现一定的边缘化趋势。

注释：

⑴N．C．H，1872年2月8日，p102，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1474页。

⑵CommercialReports，1875年九江，p60，同上书，第1475页。

⑶R．Portune：AResideceamongtheChinese，p393，同上书，第1473—1474页。

⑷R．Portune：AResideceamongtheChinese，p393—394，同上书，第1474页。

⑸R．Portune：AResideceamongtheChinese，p393—394，同上书，第1474页。

⑹国民政府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编：《江西之茶》，1932年印行，第2页。

⑺R．Portune：AJourneytotheTeaCountriesofChina，p262—270．《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38页。

⑻《江西统计月刊》第3卷，第2期。

⑼《江西年鉴》，第2编，第1章《自然地理》，1936年版，第232页。

⑽张景瑞：《江西产业现状之检讨》，《实业部月刊》第一卷第2期。

⑾《江西年鉴》，第2编，第1章《自然地理》，1936年版，第232页。

⑿《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设立经过及其成绩》载《经济旬刊》第七卷第13、14期合刊，1936年。

⒀同治《德化县志》卷9，《物产》。

⒁见《彭泽县志·艺文·诗》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⒂见《亦吾庐诗草》卷二，光绪二年刊本。

⒃商衍鎏：《江西特税纪要》(调查)，1929年铅印本。

⒄《商务官报》，戊申(1908)，第六期。

⒅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信丰县·农务。

⒆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东乡县·农务。

⒇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21]《江西之烟产与卷烟消耗》，见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江西经济问题》1934年版，第315页。

[22]同上书，第316—317页。

[23]分別见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瑞昌县·农务。

[24]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新城县·商务。

[25]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广昌县·商务。

[26]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吉水县·农务。

[27]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鄱阳县·商务。

[28]《江西棉货贸易之回顾与振兴棉织业之展望》，载《经济旬刊》第2卷(1934年)，第16期。

[29]《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洋货贸易悄形论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部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资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3册。

[30]《关册》中文，1895年，上卷。

[31]《庐陵县志》卷四，宣统版。

[3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5页。

[3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61页、266页。

[34]吴宗慈：《江西通志稿》第20册，第100页。

[35]《德兴县志·物产卷之一》，民国八年刊本。

[36]商衍鎏：《江西特税纪要》(调查)，1929年铅印本。

[37]《江西年鉴》，1936年版，第942页。

[3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0页。

[39]张景瑞：《江西产业现状之检讨》，《实业部月刊》第1卷第2期。

[40]《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551、553页。

[41]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永丰县·商务。

[42]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安福县·工务。

[43]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瑞金县·工务。

[44]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石城县·商务。

[45]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全宗号：1038，案件号：0957—1068。

[46]傅春官：《农工商矿纪略》铅山县·商务。

[47]傅春官：《农工商矿纪略》石城县·商务。

[48]林传甲：《大中华江西省地理志·税关》，1919年版。

[49]《时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农业生产论文范文篇6

在美国开发中西部进程中，有两个大规模集中开发的时期：一是1860-1890年，这一时期开发西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皮货贸易、土地投机以及奴隶主庄园的扩张。二是1930-1970年，在大规模开发时期内，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中、西部开发的法律和政策，极大地加快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的速度。

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西部农业开发者，除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政策外，还陆续颁发了《沙漠土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确了只要在西部地区植树、种草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的发展。从1836年到1985年，美国中西部新开垦的耕地面积为2.45亿英亩，相当于原有耕地面积（1.6亿英亩）的1.53倍。随着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061.3万t，增加到1989年的1亿9120万t，增加了约17倍；小麦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89.5万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万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3.3万t，增加到1989年的5244万t，增加了224倍。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主要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1961～1965年期间，肉类335.28万t，牛奶1139.9万t，鸡蛋78.4万t。到了1989年，肉类（不含鸡肉）、牛奶、鸡蛋的平均年产量，分别增加到1818.9万t、6543.2万t、397.4万t，分别比1961～1965年期间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在中、西部开发初期，一些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农牧业利润，对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使该地区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生态失去平衡。

2农业生产与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在美国，由于农业的开发而引起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等。

下面讨论在美国由于农业开发引起的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4个方面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2.1土壤侵蚀

美国联邦农业部的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引起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土壤侵蚀面积达6900万英亩，约占耕地总面积3亿4500万英亩的20%。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长期不断地种植较单一的农作物的耕地，即不实行轮作、不实行休耕的农地，机械化大农场。此外，美国政府以往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的各项优惠政策，导致农户以垦荒的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对土地、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由于受风和水的侵蚀，美国全国的农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达27亿-31亿t；造成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面积达1亿1800万英亩。

2.2一些主要农业生产地区水资源枯竭

根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49年美国可灌溉耕地面积为2500万英亩，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了5000万英亩，稍后减少到了现在的4500万英亩，其中包括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1200万英亩可灌溉耕地和1340万英亩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区、太平洋沿岸的17个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的溪谷地区，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另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1980-1984年，有1400万英亩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盐害

美国西部的干旱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引起盐害的危险性极高。在这里不但有钠盐，还有钙盐、镁盐等各种盐类。加利福尼亚州受盐害最严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国峡谷等主要农业区，降水极少，在那里若不进行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礼河水、科罗拉多河水。因为科罗拉多河水含盐，加州中部、南部地区的土壤也含盐，所以，用含盐的水灌溉农田导致了耕地表面盐分过度积累，农作物因受盐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渐变成了荒漠。现在，对此采取的对策是：用自动撒水器撒大量的水来希释盐分，使盐分流入地下。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时间一长，地下水盐分含量增高，当盐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农作物的根系部位时，就会导致农作物枯死；或用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灌溉农田使农作物枯死。为解决这些问题，也曾采用抽水机抽取地下水的方法，来降低地下水位。但是，盐分较高的水，向何处排放？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为降低地下水位，曾将盐分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发生了水鸟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动、植物生长畸形，以水生动物为食的水鸟因吃了这里的畸形动物也生长畸形，水鸟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鸟。由于发生了这类事件，排水处于被禁止状态。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随着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将有100万英亩的耕作，因盐害而充耕，变为荒漠。到目前为止，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问题仍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2.4水质污染

由于农业开发、生产活动而引起的水质污染，是众多损害大而且涉及范围广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之一。水质污染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地表土流失，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积在湖底或河底，恶化有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此外，美国的农民为扩大耕作面积，将湿地转化为农田，也使那里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就农业生产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随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产生富营养化问题，给动植物的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杀虫剂会使水生动、植物产生畸形，乃至死亡。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美国，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质污染物约有50%来自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为氮和磷，主要来源于耕地上的化肥与围栏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粪便。水质污染不仅使地表水质恶化，而且对地下水资源的水质也有重大影响。如果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化学物质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会污染整个地下水水脉。地下水质污染，危及着农业生产地区人口总数的97%，占美国总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为，这些居民要饮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美国的农业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面对农业生产、开发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注重与农业生产、开发相关的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法规和长期计划，特别是联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年共将1亿1800万英亩的农地纳入，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1农业立法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主要内容是：①为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政府对农民支付农产品出口补助金；②为减少农产品库存积压，扩大农户对农产品市场的选择权（交易条件、方式等）；③通过实施农地保护计划(CRP)，贯彻对农地进行保护的方针。此外，该法还包含了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条款、草地保护、沼泽地保护等条款，制定这些条款的目标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保护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制定了长期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即与该法相辅相成。

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再次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农地、水等资源的保护及水质改善、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食品安全性保障对策，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保证向消费者供给“绿色”的农产品。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农业法中还增添了关于“持续农业”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条款。

修订后的《农业法》，沿袭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针，增加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该法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市场理论的应用；提高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农地、水资源）。该法由9项条款组成，有关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是第2项和第7项。

3.2农地保护计划

就其内容来看，可以说是荒漠化防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农业生产给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在容易发生荒漠化的地区，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及休耕（如种植以改良土壤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监督下，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行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作为补偿，由联邦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的参加者（农户），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按每英亩一定的单价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积的方法计算，并被称为地租，下同）：联邦农业部退耕还草或退耕还林的农民支付树木和草的种植费用总额一半的补助金（一次性的补助）。

农地保护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农地土壤侵蚀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五个较具体的目的：①通过农地保护计划的实施，长期保持美国农业的食品及天然纤维的生产能力；②减少由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质的数量；③改善水资源质量；④保护野生动、植物；⑤通过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方法，抑制农产品生产过剩，通过总量控制来保证农户增加收入（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

根据联邦政府统计，1989年联邦农业部对大约6300万英亩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达8亿t；到1990年，联邦农业部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1亿1800万英亩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

在美国，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阻力。例如，是参加会减少收入的农地保护计划(CRP)、还是维持以前那种较大耕作面积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农民更偏好后者。

在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区域内，如果农户不参加农地保护计划，则取消该农户享受政府扶持及参加联邦农业部“农产品计划”的资格。

到了1996年，最初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耕地（休耕、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已经过了10年的保护期，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向农业部领取地租的资格，一部分休耕的农地可以从新进行农作物种植了。但是，拥有这些耕地的主人，必须严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农业法中有关农地保护的条款来耕作。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同农业部的“农产品计划”说“再见”了。那些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的农地，则永久地退出农作物的生产。

3.3防止水质污染对策

1987年美国颁布并实施的《水质法》、《水质净化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各地方（州）政府有义务每年向联邦政府报告关于缓解农业水源水质污染问题的对策及成果。1988年美国联邦农业部公布了“土壤、水资源保护全国计划”及“区域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并通过该计划的落实，管理着全国22个区域性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的实施。现在看来，全国各地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上述各项法律和计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资源、环境保护对策

3.4.1可持续农业

所谓“可持续农业”，一般是指“能够持续地利用资源进行农业再生产或能够进行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学废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农产品（食品）的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农业管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手段是：①改革现行的农业种植、养殖体系中不利于农地、水等资源保护的部分；②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方式；③促进家畜粪尿等农家有机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绿肥的利用；④实施保护农地、水资源的保护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模式。

通过上述手段来防止土壤侵蚀、荒漠化蔓延、水资源水质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护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安全的（卫生的）农产品。

3.4.2关于“保护性耕作方法”

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农业，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导致农药使用量的不断增加、水质污染。

农业生产论文范文篇7

近两年来，我国科技界在研究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中，对国外这一技术体系的发展趋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闻媒体陆续有了一些报导，有的单位已开展了有关研究和试验示范工程准备工作,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联系开始活跃，国外有关产业界开始向我国推荐其技术产品，密切关注中国走向21世纪实现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中这一巨大的潜在技术市场。可以预言：“精细农业”技术体系的试验示范及其相关技术产品的开发研究，将在世纪之交成为推进我国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信息技术革命为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在开拓新的前沿科技应用研究领域中，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起跑线拉近了距离，时间上的差距在缩小。在某些重要领域实现技术发展上的跨越，将是机遇性的挑战。

主席1998.9在安徽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基因育种工程、电子信息互联网络、卫星地面定位系统等高新技术应用于农业。我们必需有紧迫感，尽快迎头赶上”。“精细农业”技术体系是农学、农业工程、电子与信息科技，管理科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组装集成，其应用研究发展必将带动一批直接面向农业生产者服务的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与工程装备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对推动我国基于知识和信息的传统农业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战略性意义。“精细农业”，即国际上已趋于共识的“PrecisionAgriculture”或“PrecisionFarming”学术名词的中译。国内科技界及媒体报导中目前尚有各种不同的译法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如译为“精准农业”、“精确农业”、“精细农业”等。实际上，目前国外关于PrecisionAgriculture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利用3S空间信息技术和作物生产管理决策支持技术（DSS）为基础的面向大田作物生产的精细农作技术，即基于信息和先进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农田“精耕细作”技术。因此，作者认为采用“精细农业”或“精细农作”译名来表达当前实践的这一技术思想的内涵可能更为确切。诚然，当今实践的“精细农作”技术思想，应该扩展到设施园艺、集约养殖、产品加工及农业系统的精细经营管理方面，而形成为完整的“精细农业”技术体系。

“精细农业”技术是直接面向农业生产者服务的技术，这一技术体系的早期研究与实践，在发达国家始于八十年代初期从事作物栽培、土壤肥力、作物病虫草害管理的农学家在进行作物生长模拟模型、栽培管理、测土配方施肥与植保专家系统应用研究与实践中进一步揭示的农田内小区作物产量和生长环境条件的明显时空差异性，从而提出对作物栽培管理实施定位、按需变量投入，或称“处方农作”而发展起来的；在农业工程领域，自七十年代中期微电子技术迅速实用化而推动的农业机械装备的机电一体化、智能化监控技术，农田信息智能化采集与处理技术研究的发展，加上八十年代各发达国家对农业经营中必需兼顾农业生产力、资源、环境问题的广泛关切和有效利用农业投入、节约成本、提高农业利润、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减少环境后果的迫切需求，为“精细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海湾战争后GPS技术的民用化，使得它在许多国民经济领域的应用研究获得迅速发展，也推动了“精细农业”技术体系的广泛实践。使得近20年来，基于信息技术支持的作物科学、农艺学、土壤学、植保科学、资源环境科学和智能化农业装备与田间信息采集技术、系统优化决策支持技术等，在GPS、GIS空间信息科技支持下组装集成起来，形成和完善了一个新的精细农作技术体系和开展了试验实践。迄今支持“精细农业”示范应用的基本技术手段已逐步研究开发出来，在示范应用中预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近五、六年来，已有数千计的研究成果，实验报告见诸于国际学术会议或学术刊物；每年都举办专题“国际精细农业学术研讨会”和有关装备技术产品展示会；在万维网上设置有多个专题网址，可以及时查询到有关研究发展信息；美、英、澳、加等国一些著名大学设立了“精细农业”研究中心，开设了有关博士、硕士研究方向及培训课程；日、韩等国近年来已加快开展研究工作，并得到了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大力支持。国际上对这一技术体系的发展潜力及应用前景有了广泛的共识，将成为世纪之交发展农业高新技术应用研究的重要课题。“精细农作”技术思想的核心，是获取农田小区作物产量和影响作物生长的环境因素（如土壤结构、地形、植物营养、含水量、病虫草害等）实际存在的空间和时间差异性信息，分析影响小区产量差异的原因，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调控措施，区别对待，按需实施定位调控的“处方农作”。正是信息技术革命为这一技术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千百年来的作物生产，都是以地区或田块为基础，在区域或田块的尺度上，把耕地看作是具有作物均匀生长条件的对象进行管理，如利用统一的耕作、播种、灌溉、施肥、喷药等农艺措施，满足于获得区域、农场或田块的平均产量的认识水平，很少顾及对农田的盲目投入及过量施肥施药造成的生产成本增加和环境污染后果。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也是在区域尺度上进行品种选择、土肥监测，通过地区试验积累的适于当地的栽培管理措施向农户推荐使用。实际上，即使在同一农田内，地表上、下影响作物生长条件和产量的明显时空分布差异性，包括农田内作物病、虫、草害总是先以斑块形式在小区发生，再逐步按时空变化蔓延的特性，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几世纪前，农民把土地划分为小田块来耕作经营，正是受到对作物生长环境和产量空间变异的感性知识的影响。我国农民几千年来在小块土地上经过劳动密集的投入和积累的丰富生产管理经验而形成的“传统精耕细作”技术，也可以在小块农田内达到很好的经济产量，只是没有现代科学方法的定量研究和现代工程手段的支持来形成大规模的生产力。本世纪初期，科学家就研究报告过作物产量和田间土壤特性，如N、P、K、pH、SOM含量等在田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1929年，Illinois大学C.M.Linsley和F.C.Bauer发表文章劝告农户应绘制自己田区内的土壤酸度分布图和按小区需求使用石灰的建议。

之后，一直都有关于农田土壤和收获量空间变异性研究的报导。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在农田中实施土壤肥力、植保和作物生产定位管理（SiteSpecificCropManagement）的技术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世界著名厂商先后向市场提供了装有空间定位和产量传感器的现代谷物联合收获机，已可以在收获过程中自动采集以12-15m2为单元的小区产量与对应地理坐标位置的数据，并进一步通过模糊聚类分析软件自动生成农田内作物产量分布图。多年的试验实践表明，田区内小区平均产量的最大差异可以超过100％。由于作物生产还受到气候变异的影响，经连续多年对同一田区积累的数据表明，同一小区年际间的产量差异性也可能是十分明显的。田区内产量上述明显的时空分布差异性，显示了农田资源利用存在的巨大潜力。现代农学技术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定量获取这些影响作物生长因素及最终收成的空间差异性信息，实施基于知识和现代科技的分布式调控，达到田区内资源潜力的均衡利用和获取尽可能高的经济产量成为可能。图1是精细农作技术思想的示意图。其实施过程可描述为：带定位系统和产量传感器的联合收获机每秒自动采集田间定位及对应小区平均产量数据→通过计算机处理，生成作物产量分布图→根据田间地形、地貌、土壤肥力、墒情等参数的空间数据分布图，作物生长发育模拟模型，投入、产出模拟模型，作物管理专家知识库等建立作物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并在决策者的参与下生成作物管理处方图→根据处方图采用不同方法与手段或相应的处方农业机械按小区实施目标投入和精细农作管理。由图1可以看出，这一技术思想是通过多次循环的实践，来不断改善农田资源环境，积累知识，逐步达到作物生产管理精细化的过程。由于大田作物生产受到众多时空变化因素的影响，利用生产潜力的处方措施，还需要兼顾生产力、经济性、环境后果的优化目标，因此，其技术思想并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措施的“准确”。事实上，目前应用于获取小区产量数据的空间尺度为12-15m2,获取农田土壤信息的尺度大多还只可能精细到60m左右。在实际操作上，对获取的空间信息还需要通过模糊聚类处理，生成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处方图来指导处方农作，因而还谈不到“精准”的操作。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农田土壤、作物苗情、病虫草害信息实时快速采集技术的突破，农业处方操作也将愈益精细化。上述精细农作技术体系在许多发达国家的试验和应用表明，可以显著提高耕地的生产潜力，节约良种、化肥农药和能源投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受到农户的欢迎。

“精细农作”是基于田间小区作物生长条件的空间差异性，为实现优化作物生产系统的目标而提出的。但工程支持技术的开发研究，对实现这一技术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农田信息采集与处方农作的空间定位，需依靠全球卫星差分定位系统（DGPS）；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和数据处理，需要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未来大量地理空间数据的更新，需要遥感技术(RS)的支持；作物产量计量与小区产量图的生成需要能按秒记录收获机累计产量和对应地理坐标位置的智能型收获机械，以及计算机数据处理和产量图自动生成软件技术；田区空间变量信息的快速实时采集，需要研究基于新原理的传感技术与信号处理技术；按小区实施自动处方农作、调控目标投入需要变量处方农业机械；制定科学的农作处方需要农学知识和计算机作物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的支持；作为一个能协调运作的智能化系统需要有高效的信息集成以及有关信息传输、标准化技术的研究等等。

迄今“精细农业”在发达国家也不过五、六年的应用试验历史，部分支持技术手段还不十分成熟，有待不断研究完善，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精细农业”应用实践可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围绕提高生产、节本增效、保护环境的目标，采用不同的技术组装方式，逐步提高作物生产管理的科学化与精细化水平。其中，获取农田小区产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信息是实践“精细农作”的基础。有了小区产量分布图，农户既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分析小区产量差异的原因，选择经济适用的对策，在现实可行条件下采取适当措施实施调控；也可以根据技术经济发展的条件，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或智能化变量处方农业机械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调控。

“精细农业”研究的革命性的意义是提出了一种经营现代农业的新技术思想并付诸于实践，发展前景已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共识。1998.1美国副总统戈尔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以1米分辩率的“数字地球”的概念，在地理信息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为认识世界科技进步对未来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提出了全新的观念。“精细农业”的实践将在下一世纪开发“数字地球”的实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全面实践这一新技术体系的路程还很遥远。但启动这一新技术的示范与实践研究，将有利与推动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知识化与信息化进程，改变传统技术思想，追踪科技进步，有利于推动基于信息和知识的农用先进支持技术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在“精细农业”技术体系的实践中，也将可开发出一系列适用新技术产品。

农业生产论文范文篇8

一、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

明清时期的山西农民针对山西省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作物的特性，对农业耕作技术努力进行了改进和提高。明人吕坤说：“沁水农政，令人起舞。大端多粪少苗，熟锄多耕，壅本有法，去冗无差而已。其粟穗长可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粪多力勤，八口饶养”，①因此吕坤得出结论：“膏田一亩，胜薄田十倍；精田一亩，胜荒田一倍”②。由上可见，明代的山西农民对种田已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并特别重视粪肥和勤锄，这样田地的收成，将比薄田多10倍。同时，对籽种的培育也十分重视。如雍正《山西通志》载：汾州(汾阳)以北，早谷有一窝蜂、关东黄，夏谷有四根齐、六根齐、九根齐、枰杆黄、老来白、临秋变等。汾州(汾阳)以南，早谷有马拖韁、白老汉、竹叶青；晚谷有潞州黄、一把箭。早谷以60日为率，宜旱田；晚谷以120日为率，宜水田。潞州黄一种，早种则晚收，晚种则早收，水旱田皆宜。

由清人祁隽藻著，成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马首农言》，则详细总结了以寿阳县为代表的山西农业耕作技术。如在农作物种植方面，祁氏指出：谷，多在去年豆田种之，亦有种于黍田者，亦有复种者。未种之前，应耕一次，耙二次，且以多为贵。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种之，与春麦同法。高粱，多在去年豆田种之，其田秋耕者为上，春耕者次之，犁深二寸，耙一次，谷雨后种之。小豆，种法与黑豆同。大小豌豆、扁豆，与种春麦同时，皆系夏田，红豆不拘迟早，锄忌午日。绿豆与种小豆同时，宜午锄，若锄遇阴雨，多生旱虫。荞麦，多在本年麦田种之，有先耕后以耧种之，耕宜深二寸，耧深止一寸，种毕耙之，有和粪点者，耕止寸余深。油麦，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种之，性喜湿布种之法。在耕作技术方面，祁隽藻说：犁之浅深有法，欲微深，则向前稍送之；欲微浅，则向后稍抹之；欲大深，则将上木贯打紧，下木贯打松；欲大浅，则反是。粪宜早运田中，不可迟延，三冬有暇即日运之，无暇日即至新春运之，田在河外，尤宜早运，冻解路淖，人力车力，均难施之，运毕须于田中椎碎。凡犁田，深不过六寸，浅不过寸半，山田四寸为中，河地秋三寸春二寸半，秋犁较春犁深五分或一寸。在农业工具方面，祁隽藻说：犁，耕田器也。耒耝，曰犁耙，所以散坺去芟，渠疏之义也。凡耕而后有耙。碌碡，北方以石，南人以木。耙而后碌碡焉。耧车，下种器也。镢，田器也。锸，锹也。所以开渠者。长铲，踏田器也。铁锨，惟宜土工。铧，锸粪，起土者也。铲开生地，铧耕熟地。北方多用铧，南方多用铲。养苗之道，锄不如耨，耨不如铲。耨，除草器也。《马首农言》还搜集了不少农谚，如“谷雨耩山坡”；“小满种胡麻，到

秋只开花”；“麦望四月雨，立夏不种黑(豆)”；“四月四麦挑旗，五月端午麦秀齐”；“三月黑豆四月米”；“四月八，冻煞黑豆荚”；“芒种急种黍，夏至也不迟”；“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夏至日得雨，一点值千金”；“五月小，必定好，五月大，必定怕”；“伏里无雨，谷里无米”；“头伏搂，满罐油，二伏搂，半罐油，三伏搂，没来油”；“头伏萝卜末伏菜”；“立秋有雨万物收，处暑有雨万物丢”；“谷儿挂黄头，全凭锄一锄”；“过了闰月年，走马就种田”；“耕三耙四锄五遍，八米二糠再没变”；“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庄稼黑豆，十年九得”；“小满前后，安瓜点豆”等，这些农谚正是古代山西农业耕作技术经验的结晶。

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

山西引进各种新的农作物和园艺作物品种，历来有之，而尤以明清时期较多。例如：

马铃薯，俗称土豆，又名阳芋、山芋、地瓜、山药蛋。马铃薯在南美洲有悠久的历史，明末辗转传到中国。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称：“阳芋，黔、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称山药蛋”。按《植物名实通考》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作者吴其濬曾任山西巡抚。说明马铃薯至迟在18世纪末以前已经传人山西，而且发展很快，清季“植尤广，边县以为粮”③。

玉蜀黍，通称玉米，又名苞谷、玉秫、玉茭、玉麦。农史学家大多认为美洲是玉蜀黍的原产地。玉蜀黍约明代传到川陕两湖，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传到山西④。在康熙《河津县志》卷3就有关于玉麦的记载。道光以后，玉蜀黍在山西“凡山田皆种之”。光绪《五台新志》卷2载：五台县“黍稷之外多玉茭”。

棉花，大约元末明初被引进山西种植。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九年(1396)二月载：“山西都司布五十万匹，棉花十五万斤，以本布政司所征给之”。说明当时的山西，已有办纳棉布、棉花之能力。山西产棉之地，在汾水河谷地区。明万历年间(1573—1620)曾任山西巡抚的吕坤说：沁水“有一亩木棉，可摘七八百斤”⑤。大抵明中叶以来，麻类品才逐渐被棉织品所替代，所以崇祯《山西通志》卷7载：平阳府(临汾)“木棉衣被多方”。入清以后，棉花的种植面积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烟草，明万历年间(1573—1620)从日本传于福建漳州。明末，山西曲沃人张士英自闽携种归，初在曲沃，后来晋中、晋东南亦种之，“明季民穷，赖此少有起色”。⑥

西番柿，即西红柿、番茄，原产南美洲，16世纪初传到欧洲。康熙《保德州志》卷3有西番柿的记载，但归花属类，可能是一种野生番茄，至少是仅供观赏，非食用品。雍正《泽州府志》载：“西番柿似柿而小，草本，蔓生，味涩”。山西把西番柿作为园艺蔬菜作物来栽培，大约是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

辣椒，又称番椒，原产地在南美洲，明末辗转传到中国。康熙《保德州志》卷3载有辣角子，由此看来，山西至迟在清初已经栽种辣椒。

甘薯，又名红薯，原产中美洲，16世纪时西班牙人移植于吕宋，此后由吕宋输入我国⑦。清乾隆年间，晋南谷地已引人种植⑧。

落花生，约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前传人中国⑨。沁水县东大村有教花生感德碑。碑文记载着东大村人赵家常，清咸丰年间贸易于宁陵(一说在河南，一说在安徽)，引进种花生技术，并劝导村人效种，获利甚厚，由此而致小康者数十家。沁河两岸的河

湾处，土质适宜于种花生。迄今上自治水，下至潘庄，凡种花生者，都是赵家常引种的延续。⑩

三、因地制宜的农作物区域分布与格局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多样，南北中气候差异很大。明清时期的山西农民根据本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逐渐形成山西农作物区域的分布与格局。大致山西境内农作物区域有如下7种类型：

1、晋南盆地一年两熟地带。这里地势低平，气候湿润，降水量较大，有数千年的农耕历史，农业较发达，主要种植冬小麦、玉米、高梁、谷子、薯类、豆类、棉花、烟草等。

2、晋东南山间盆地。这里是半湿润性气候，受干旱威胁小，有农作物精耕细作的历史，但热量不够，水低地高，灌地有限，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谷子。

3、晋东南山地。这里耕地分布在河谷和山前黄土丘陵地带，降水量较多，但常暴雨成灾，以种植玉米、谷子为主。

4、晋中平川盆地两年三熟地带。这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热量集中，水灌设施较好，基本上属半干旱区。主要种植冬小麦、谷子、玉米、高粱、薯类、豆类、棉花、麻类等，有套种轮作历史，如冬小麦套种玉米，复种谷子和移栽高粱。

5、晋西北高寒区。这里历史上为牧区，农业耕作粗放，农业生产水平较滞后，主要种植莜麦、马铃薯、谷糜、胡麻等温凉作物。

6、晋北一年一熟地带。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土地瘠薄，盐碱地沙荒地多，无霜期短，仅一百三四十天，风沙严重。主要种植冬小麦、莜麦、马铃薯、玉米、谷子、豆类及烟草等。也实行混种、间种、套种。如春小麦混种马铃薯、玉米间作胡麻等。

7．晋西黄土丘陵地区。这里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农业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以种植小麦、玉米、谷糜为主，有粮豆间作或轮作传统。

总之，明清时期由于山西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农业生产得以有所提高。明人吕坤说：山西沁水“其粟穗可长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一亩蜀秫，可收数十石者”⑾，一亩棉花“可摘七八百斤”⑿。人清以后，山西农业生产又较明代有了较大发展。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新的农作物引进与扩种，丰富了作物栽培内容，推动了生产力，并且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就是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由于增加了适应性较强的旱田作物，也能得以取得较好收成。特别是马铃薯在土地贫瘠的高寒地区种植后，已成为这些地区产量最高的粮、蔬作物。农谚称：“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可见马铃薯在这些地区的举足轻重地位。经济作物在山西种植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英人威廉逊《华北游记》称：“离开平阳府以后，我们在距离子阳六十里的史村午餐，在这里……发现很多棉花”。“曲沃，这个地方是以棉花市场著称的，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棉花在巨大的仓库中贮藏着。在此后的旅途中，看见许多用土墙围起来的村落，有很多的杨树和遍地的棉花”。“在蒲州(永济)东北，我们看到大量的棉花和很多的辣椒”⒀。清末农工商部也称：“山西以虞县猗氏为产棉最盛之区，岁收约一百万斤，歉年亦收五七十万斤不等。次则解州、绛州、河津、芮城，又次则临晋、安邑、平陆、秸山等县”。⒁

注：

①吕坤《实政录》卷2。

②吕坤《实政录》卷2。

③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

④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吕坤《实政录》卷2。

⑥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

⑦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

⑧《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⑨《落花生传人中国》，《历史研究》1952年第2期。

⑩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第97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⑾吕坤《实政录》卷2。

农业生产论文范文篇9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人口的主体，农业则是整个经济的基础。在18世纪的“康熙盛世”，中国农业曾达到历史的辉煌时期，所以，当中国民众期盼近代化之时，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如何使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并由此带动各个部门的近代化。当然，由于这个问题牵涉面实在太大，更多的是属于政治家或经济学界的课题，而且即使从史学的角度，也足以写厚厚的一部书，因此，本文只能就某些方面有选择的试作探讨，错误或不同之处，望大家指正。

一、18、19世纪的农业生产

由于学术界长期无统一定论，所以在切入正题以前，必须就某些基本数据提出我们的看法。首先是人口和农业人口。全国人口数，根据文献记载和有关估测，18世纪大概在1亿多至1、2亿左右，18世纪20年代是1、2－1、4亿，以后增长速度加快，到60年代初增至2亿以上，80年代后期到抵3亿，19世纪初进入4亿大关，以后盈缩不一，直至19世纪末仍徘徊在3亿多至4亿多之间。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0%上下，大致18世纪初高于90%，19世纪中后期接近或低于90%。

确定耕地面积也是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学者们认为见于官书的各种耕地数都基于征田数，加上折亩、隐漏等因素，与实际耕地数差着相当距离。为此，某些学者曾努力试图推算出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田亩数。史志宏在《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确认康熙末、雍正初，即18世纪20年代，全国耕地数是9亿余市亩，到鸦片战争前夕，即19世纪中，增至11、5亿市亩。这个数字若按现在的田亩数前推，可能仍稍显保守，不过在没有其它合适数字替代前，采用它还是比较合适的。

清代在18－19世纪之交，农业生产比起以前各朝来，应该说是有相当进展的，其具体表现为：

（一）耕地面积的扩大。一般认为18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明万历盛期大体相当，耕地数则稍有超过。如果我们把这期间的耕地指数定为100，那么到19世纪中已增加到120以上。若我们把雍正《清会典》所载18世纪20年代各省区耕地指数定为100，拿它与嘉庆《清会典》载录的19世纪初耕地数相比较，其指数依次为：吉林14923，新疆11141，黑龙江816，奉天367，四川217，贵州190，云南129，安徽121，山西112，广西110，河南109，福建109，甘肃109，湖北109，直隶106，江苏104，湖南101，浙江101，广东101，陕西100、1，山东99，江西97。增长最快的是东北关外，新疆和西南地区，大都在边疆或靠近边疆。另外像山西、直隶的耕地增加，与口外热河、察哈尔、归化城等地的开垦有关，福建则与台湾的垦辟有关。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奠定、边疆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大批农民越长城出关、走西口，下云贵，渡海到台湾，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上述数字亦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二）水利建设投入增加。当时人程含章说：“生民之本计在农，农夫之大命在水”。又说：“农田之于水利犹鱼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不可须臾离也”[1]。这与现在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意思是一样的。清代的水利建设最值得称道的、当推康熙时对苏、皖、豫地区黄淮运河的浚治，以及康熙、乾隆时疏浚直隶永定洒和乾隆时大修浙江海塘。搞这些工程，不只限于保证农田水利，而是关系着一方百姓能否摆脱河海决溢的灾难，对于稳定社会、安心农业生产都是头等大事。至于直接行施于农田的沟渠塘堰等水利建设，各级政府和地方绅民们也给予很大的关心。美国学者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一书中，曾对我国历史上的水利工程作了统计，其中18－19世纪的工程数如下：

西北华北华东华中东南西南合计

18世纪

19世纪78186128116115195818

923291313496394

从帕氏的全部统计中，18世纪的工程项目只次于16世纪（明中期）的1074项，而高出历史上的其它任何时期在。实际上，帕氏的统计是不完全的，像西北地区只统计了陕西省，缺略了甘肃。甘肃宁夏府自清初历康、雍，在重修唐渠、汉渠的基础上，又新修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等大小灌渠，全部渠长2229里（另大支渠1221、7里），溉田16万余亩[2]。另如雍正、乾隆初，为配合军民屯垦，曾在嘉峪以东的肃、凉、甘三府州大兴水利，共开渠400余亩，灌田156000余亩，规模最大的柳林湖屯区，大小总渠支渠数十道，引柳林湖水，垦熟屯地12万余亩[3]，都是很突出的事例。即使在陕西，统计也不完整，乾隆时，巡抚毕沅根据西安等府各属40余州县呈报，共完成大小农田水利工程1171项，灌田64万余亩[4]，仅此一例，就比帕氏所说的78项多出很多倍。

在此，还要特别提出的是17世纪中后期，中国曾经历了明清之际长期战乱的影响，很多水利设施都因缺少维修荒废破坏了。它们大多在清代得到重修和扩修，前述唐渠和汉渠就是如此。同汉《攸县志》卷9记载该县12项陂塘工程，明确得知建于明代的是5项。它们都在清代得到重修增修，有的还多次加以改建。又比如广东省，明代共兴建较大水利工程302宗，清代165宗，清低于明，但清代对有明的不少工程加以重修改修。著名的四川都江堰工程，在明清之际也遭到重大的破坏，康熙后不断重修扩修，乾隆时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因新建扩建汉渠而得到灌溉的田地达30余万亩，到嘉庆、道光时，即进入19世纪前中期，整个灌区溉田面积已接近300万亩，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5]。假若我们把这些重修扩修的水利项目都计算在内，18世纪的农田水利工程量，肯定要超过16世纪。

18世纪农田水利工程的几个最重要特点是：

（1）北方诸省因开凿水井，使水浇地面积大增。北方的气象特征是雨量少又季节集中，许多河流平时水量稀少，不适合于开渠引水，这样只好凿井利用地层水。乾隆时，直隶仅保定、正定两府开挖的水井就超过4万口[6]。陕西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已有新旧水井67500余眼[7]。其它像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井灌也很发达。山西因“民稠地狭，为生艰难”，“井利甲于诸省”[8]，康熙时，晋东南一带的开井数目已“多于豫秦”等省。河南省的河内县（今沁阳县），“并渠依井者为水田，水田十之三”[9]。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许州大旱，知州汪根敬一次“劝民开井三万余”[10]。据有人统计，乾隆时北方五省已有大小灌井六、七十万眼，每井低洼地溉田10多亩，高亢地溉田6－7亩，统合估计，可溉田600－700万亩[11]。

（2）南方的圩田、垸田和堤围有显着的发展。圩田是一种围水为田、同时又有一套良好灌溉系统的旱涝保收田。圩田的发展始于唐，盛于宋，到了清代，除地域上更多地由江浙转向皖北巢湖沿岸和偏西的江西鄱阳湖区，还在修复旧圩的基础上，不断将小圩连成大圩，以致有的州县竟至出现“殆无无圩之田”的境地[12]。

垸田与圩田一样，属于围江围湖的产物，把治水与垦殖土地结合在一起，集中于湖北、湖南两省。垸田在明代已相当普遍，清代乾隆以后进入极盛期。截止18世纪中为止，湖南湘阴县共有官民堤垸130多处，建于明代4处，建于清康熙年间12处，雍正年间3处，另110多处均修于乾隆前期。有的学者就17世纪末到18世纪之间两湖15个州县的堤垸作了统计，总数已达2398处。在这2398处中，少数始建于明，多数是在清代完成的[13]。

堤围亦称基围，也是筑堤防水以作耕垦的一种形式，开始多散布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衡积平原上，涉及到东西北三江沿岸的十多个县分，以后又扩及到卫江流域下游的潮阳、澄海等县和西边雷州半岛以西的廉江、钦江上游沿区。及至19世纪末叶，堤围最发达的三水、南海、顺德等县，共有大水堤围102处，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上述圩田、垸田和堤围区，都土肥水沃，构成清代重要的高产农业区，出现于16世纪中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在18世纪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两湖、江西、安徽以及四川，是清代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其中就得力于圩田和垸田。

（3）山区和边疆水利事业突飞猛进。这与清代农民不断向山区、边疆移民的浪潮大体吻合一致的。山区水利因受条件限制，多以中小型为主，大者灌田数百顷，小的不过几十亩、百余亩，但都比较实用，通常是把开渠和修陂、筑堰、挖塘配套在一起，清代南方山区的很多梯田，都是利用这种设施溉田的。边疆地区的水利建设中，最出名的当推新疆伊犁引水屯田，再如云南多次重修扩修滇池水系工程，也收到相当的效果。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载全岛各坡圳244处，除荷兰占领时期2处，郑氏统治时期14处，其余均修于清代，中间明确记录修于18世纪的40处。

（三）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土地利用率。这更多的是指传统农业区，因为平原区的土地多已垦辟，不大可能通过扩大耕地来增加产量，只好用内部挖潜得以实现。这在南方主要表现为在有条件的地方广泛种植双季稻或稻麦、稻杂、棉麦、棉杂的一年两熟制，在广东、四川、浙南等少数地方，还有三熟稻或麦稻稻、麦稻杂、麦杂等一年三熟的田地。根据资料，种植双季稻最普遍的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约占全部耕地的60%；其次是福建，占30%左右，再下就是江西、浙江等省。小麦大规模地在长江流域推广，也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康熙时“种麦甚鲜”的两湖地区[14]，到雍正末，各府州县几乎都有其踪迹了，普及面较广的湖北省，有的府县高达70－80%，最低也有40%。湖南不及湖北，在11个府州中，也有4个府州达到50%[15]。实行稻麦连作是18世纪以来南方稻作区最常见的耕作形式，不过也有很多地方因不适合种麦，或嫌其产量偏低而实行稻与杂粮连作，或稻与其它作物连作的。

两年三熟多推行于黄河流域各省区，象山东、河南、直隶，以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一般是一季粮，隔年再回种一季冬作物。也有少数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

据有关专家计算，推行双季稻和稻麦、稻杂二熟，可使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倍，实施二年三熟则提高30－50%。18－19世纪间，南方稻作区有将近一半耕地推行双季稻和稻麦、稻杂两熟，北方的二年三熟的田土约占全部耕地的2－3成，这样等于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多出了3－4亿亩土地[16]。

（四）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广泛引种。自明代中后期起，随着东西方交通的展开，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番薯等农作物也先后传入中国。由于玉米具有“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不须厚粪”，“收成至盛”的优点[17]；番薯也因易种、产量高，不畏风雨虫害、耐旱而受到人们的青睐。18世纪后，随着人口急速增长，传统农业区多已垦殖，人们不断移居山区海岛，玉米、番薯亦因适宜种植，大量得到推广，同时也使原来不适合农耕的山地、沙地等低劣地得到利用。以玉米为例，明代至清初，种值初仅限于少数几十个点，到乾隆、道光间，也就是18世纪至19世纪中，全国已有441个府州县应记载种有玉米。这是我们查阅了近3000种资料后得出的，虽然仍有遗漏，不过基本情况已反映出来了。在这此新发展的地名，进展最大的是四川省，有68个府州县应，陕西40个府州应，还有湖南30个、江西26个、湖北25个，都不算少。在这些省份中，如陕西的陕南、湖南的湘西、湖北的鄂西，都是外地流区远居的山区，此外像皖南、浙南、赣南等等山地，玉米的推广也很迅速。

有的学者估算，清代北方有玉米参加轮作复种的耕地，比不种玉米的耕地，可增产32、75%；南方可增产28、33%；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番薯的比不种番薯，北方可增产50%，南方增产86、33%[18]。对于上述推算的增产百分比是高是低，人们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有一点大家无法否定，即推广种植玉米、番薯对提高粮食产量是有作用的。又据资料：20世纪30年代初，玉米产量是158－176万石之间，番薯316万石左右，照此推估，19世纪初中期，玉米年产约在60－80万石，番薯150－200万石之间。

（五）扩大经济作物种植。这在清代十分突出。以棉花为例，清代的植棉地域和面积都大大超过明代，其主要产棉区，江苏有松江、太仓、通州、海门等府州应和浙江的余姚等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两江总督高晋在向皇帝报告时，就提到松、太、通、海地区，“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19]。若按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松江府册载额田40489顷、太仓州39627顷、通州52401顷、海门应5228顷，合共137745顷，十分之七八，就等于96422－110196顷。余姚“沿海百四十里皆植木棉”，“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2]

二、自耕农、佃农和农业雇工

在农民队伍中，由于掌握生产资料的程度不同，有自耕农、佃农和农业雇工之分。他们虽同称农民，但实际内涵是有差别的。

（一）自耕农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这么一种看法，认为在封建社会中，既然地主所有制占有主导的位置，那么在阶级构成中，地主和佃农亦应是主要发，从而常常有意无意地贬低或缩小自耕农的作用，对其人数的估计，也倾向于偏小。其实，我国的地主所有制经济，和西欧领主制下的封建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土地可以买卖，中央国家因需要仰赖自耕农的赋税支持和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役、兵员等人力供应，都促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耕农采取保护政策。自耕农的广泛存在和自耕农经济富有活力，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下一大特点。

至于自耕农在农民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亦不相同。以清代而言，顺康之际，由于受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影响，一批贵族、官僚地主遭到打击，原有的土地关系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从而使地权分配发生变化，土地分散，出现了一批新的自耕农。对于这一问题，李文治教授曾作过很好的研究。他说：“总之，明清时代自耕农的消长趋势是，明代前期，自耕农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中叶以后，不少地区地权趋向集中，很多地区地主所有制占居统治地位。清代前期，农民所有制有所发展，所占比重超过明代，并且有些地区自耕农占居了统治地位”[31]。这是李先生对比时代，同时又根据清大量史实得出的结论，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清代自耕农数量的盈缩规律，亦与明代大体相同。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初，皇帝玄烨在与大学士等官员的一次谈话中，就说到当时“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32]。估计到雍正、乾隆之际，在有的地方土地集中的趋势已相当严重。有称“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33]。清初的湖南省，曾是个自耕农占有相当优势的省份，乾隆时亦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34]。

有两则经常被人引用的资料，因为是量化说明，所以能给我们比较明确的概念。

一是直隶获鹿县编审册。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被统计的1700户中，有地主13户，占0、76%；无地户378户，占22、24%；占地10亩以下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627户，占36、88%；占地10亩以上至90亩的自耕农和富裕自耕农682户，占40、12%。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统共1746户，其中地主28户，占1、6%；无地户494户，占28、3%；占地10亩以下户616户，占35、28%；占地10亩以上至100亩户608户，占34、82%。将其两相对照，地主和无地户增加了，占地10亩以下户变化不大，可占地10亩以上的自耕农和富裕自耕农则由40、12%降至34、82%，下降了5、3个百分点[35]。

另一是安徽休宁县三都十二个的编审册资料，取自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一书，见下表：

康熙45年康熙55年

0－1亩35户占23、93%40户占27、40%

1－10亩8256、17%7954、11%

10－25亩2718、49%2517、12%

25亩以上21、37%21、37%

合计146100%146100%

作者根据徽州地区的具体情况，把占地25亩以上者算成地主，我们则把占地不足1亩者归在无地和基本无地户，1－10亩为下等农户，介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之间，10－25亩则属自耕农和富裕自耕农，这样在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五里，虽然时间很短，但仍可看到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人数下降，无地和基本无地户人数增加的趋势。

在土地趋向集中的浪潮中，四川省延续的时间较晚。这是因为清初的四川经历了巨大的破坏，当很多省份社会秩序已走向稳定时，四川还有很多荒田有待招垦，并在招垦中出现了许多自耕农，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四川农村基本阶级结构，一直到乾隆中后期不少地区还保持了这样的势头，有的可能延伸至更晚。

因为可列举的资料很多，而篇幅又不允许我们多多罗列，只能点到为止。从上面谈到的事例看，尽管各地地权集中程度有高有低，自耕农减少的数量有多有少，但比起先前来，总的呈减少趋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后在同治、光绪初，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省，以及捻军和回民起义后的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等地的某些州县，地权又一度有所分散，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有所增长[36]。

就地区来看，一般的说，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要大于南方，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陕西关中地区。有的学者通过对清康熙年间起直到民国时止的一批地籍档册的分析，发现在关中，虽然二三百年间土地分配状况常因时因地而有各异，但不能改变地权分散这一明显特征。“这些地方的农村主要由自耕农构成，地主与租佃关系均很少”[37]。在直隶，我们通过前引获鹿县的资料看到，至乾隆初，自耕农比例仍接近或超过50%（这里包括占34、82%人口的占地10－100亩的自耕农，及占人口数35、28%占地10亩以下农民中的一部分自耕农数，另一部分因自种地太少，可能属于自耕农兼佃农，或雇农兼自耕农）。比较起来，土地集中程度较高的山东省，可能存在30－40%人数的自耕农，在胶束地区，这个比例也许还要更大些。有的学者提出，“大江以北黄河流域多自耕农，而且基本上是自耕农”[38]。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自耕农在总体上应占整个农村人口的50%以上。

南方地区租佃制发达，自耕农人数的比例低于北方。有的地方还出现“贫民之食于富民者十室而九”[39]；或仅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富民“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力，而安然食租衣税”[40]的严重状况。不过这不等于没有自耕农生存发展的空间了。苏南地区，一向被认为是全国土地高度集中之区，顾炎武曾以“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41]的话，来形容明末苏南一带地权之集中。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此地虽有震荡，但比起北方的河南、山东等经过农民军扫荡的地区，要差得多了，旧有的阶级结构无根本变动。照理，顾炎武的话仍应基本适用，可据近人章有义教授对苏州府长洲县三册鱼鳞簿的考察，发现即连“其利倍于常田”的苏州湖田区，“不足20亩的小土地所有者仍然占有土地的30％以上。”他还说：“由康熙初年(5一15年)至1949年，二百七、八十年间，地主(包括富农)同富农占地的比率几乎稳定在65：35。看来，人们设想的地主所有制支配下地权不断集中的必然性，在这里没有得到证实”[42]。当然，章教授说的只是一个点，但选择地区却很有典型性。就是在苏南，也存在着占相当比例的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

在自耕农中，由于占有土地多少的不同，有富裕自耕农(富农)、中等自耕农（中农）和下等自耕农（贫农）之分，还有自已有少量土地，同时又租种部分土地介乎自耕农和佃农之间的半自耕农。就人数而言，一般说来，前者的比例较少，后者可能占有多数。

(二)佃农

佃农系指自己没有土地、向地主租田耕种并缴地租的那部分农民。在北方，佃户承租土地，多“与业主分收籽粒”，以分租制为主。在分租制条件下，由于产量多，地主分得也多，所以佃户的勤惰和对土地尽心与否，都要受到地主的监督。甚至连种籽、牛具等等，也常由地主供给。在南方的不少地方，定额租制得到较大的发展。定额租一般都租额固定，有的铁板租，不管年成欠熟都一样缴租，地主关心的只是每年的租粮，至于其它等等就不管了，佃户在生产乃至人身上的自由度，就相对宽松多了。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永佃制，以及在租佃关系中的田皮、田骨等名目，于是，有的佃农事实上成为二地主，也有少数演变成佃富农。佃家有了比较独立的经济活动场地。

比起自耕农来，佃农的生产、生活条件当然要差一步，因为他们起码要把将近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生的物(少数也有折成银子的)缴给地主，但这也是就一般情况说的。首先，正如前面所说，自耕农的经济地位也是高下不等的，对于多数贫苦自耕农，他们的生活同样充满着艰辛。同样，佃农的队伍也很复杂，在南方某些地区，由于独立的佃农经济的发展，有的具有永佃权的佃农或佃富农等，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一定就次于自耕农。在八旗旗地庄园或曲阜孔府田庄中，我们还看到这么一种情况，有的人对于八旗庄园主或孔府，身份是佃农，必须按时规定纳银当差，可同时又是个拥有百亩、几百亩土地的地主，有佃户供其剥削，这样的人，如其说他是佃农，不如说是地主。其次是对国家的负担。按照清朝定例，田赋出自有田业主，即地主和自耕农，佃农不在其内。在摊丁入地以前，多数地区的丁银按本摊派，佃农亦不能幸免。摊丁入地后，丁银匀进田地并收，佃农原则上摆脱了正赋的骚扰，而不少自耕农的负担却增加了。当然与地租相比，国家的赋税要低于地租[，可也有特殊情况，特别是在赋差繁苛的年代，不少业主因为不堪重负，不得不将田地投献地主绅缙门下，自己甘居佃户。这在明代相当普遍，清代虽较少见，但并未绝迹，比如甘肃省，直到乾隆初年，仍有不少农户因“畏惧差徭，必藉绅衿出名，报垦承种，自居佃户”的[43]。

至于佃农的人数，一般与自耕农成反比，自耕农比例上升，意味着佃农人数的减少，反之亦然。

(三)农业雇工

我国的农业雇佣工人，很早就出现了，但从没有像清代这样人数众多，而且在人身地位等方面具有某种新的变化。有的学者根据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58000多件档案的统计，涉及农业雇工命案的档案就有6100余件，约占总数的10．52％，其地域遍及内地所有的18个省区，以及盛京、吉林等地，中间超过700件的有山西、四川、直隶，超过300件是广东、江苏、湖北、福建、陕西，数量最少的甘肃省也有92件[44]。又据另一位学者统计，在总共6100件有关农业雇工的命案中，发生于乾隆元年至十年(1736—1745年)的45件，十一年至二十年(1746—1755年)643件，二十一年至三十年(1756—1765年)1235件，三十一年至四十年(1766一1775年)1855件，四十一年至五十年(1776一1785年)1055件，五十一年至六十年（1786—1795年）1267件[45]。据参加档案收集整理者告知，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数量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原档散失太多。如此看来，雇工的数量也是呈上升势头的。

为什么清代农业雇工队伍较前任何时代都庞大了而且就发展势头也在增长呢。这除了乾隆以后土地兼并更趋严重外，亦与人口增加、出现人浮于地的情况有很人关系。正如有人所说：“天地生财只有此数，生齿日繁”，“渐多游手”。[46]朱浮云在《养民》一文中也说：“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这十之六的闲民中，有“无田之闲民，有无业之闲民，有有田而无田、有有业而无业之闲民”[47]。“闲民”们为了糊口养生，有的流入城市，也有的跑到山区边疆等人口较稀、有闲荒可垦的地区开荒、打工，其中有不少成为农业雇工。湖南巴陵县(今岳阳)在以力谋生的农业、手工业队伍中，竟有一半是为人佣作者”[48]。按照当时劳动力的配置结构，农业雇工肯定要超过从事其它的雇佣者。

人口增加，一方面造成社会上“浮口”的增加，但同时也促使人们想办法在同一块土地、或单位时间上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在南方平原区，一个有耕地10一20亩、北方有土地20一30亩的5口或8口之家，真正称得上能干农活的劳动力也就是2—3人。农业具有季节性强、劳动密集的特点，在繁忙时节，只靠家庭2—3人，要搞精耕细作，或加上其它多种经营，是很难完成的，于是临时性的短工(日工)或季节工便成为必须的了。早在明代起，陕西关中一带就有雇佣麦客收麦的传统，每当“麦秋刈获，必须麦客，其人俱秦陇之民”[49]。类似关中这样的情况，在南方很多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至于论年或半年计的长工，更多地出现于少数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之家，总人数亦少于短期工。

国家政策上的改变，对于促进雇工的发展也起着有利的作用。首先是在法律地位上，雇工、特别是短工，与雇主一般都是“同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在身份是属于同等，即“凡人”。“凡人”是相对“雇工人”而言的。“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虽高于奴仆，但与雇主(家长)间存在主仆名分，仍不平等。在“乾隆刑科题本”中看到的有关雇主和雇工发生命案档案，政府对雇工绝人多数是以“凡人”论处的。雇主和雇工问平等关系的出现，拓展了短工市场的范围，使得一些自耕农或佃农，也可利用劳作的间隙，临时“待雇求食”，劳动者的队伍扩大了。其次，政府实行“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和取消人丁编审后，对农民流动的控制大大放松了，许多在本乡本土无法获得生计的贫苦农民，亦可通过外出选择更多的机会，求雇的地域大大地开阔了。大批身份平等、求雇自由的农业雇工的出现，在农业生产关系中无疑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对于促巡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农业雇工，从原则上说应指那些没有自己的土地、或没有其它生产资料，专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那些人。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特别是临时短工队伍中，有不少贫苦自耕农和佃农参与其间，类似半自耕农半雇工和半佃农半雇工的情况。说到农业雇工的人数，这比佃农和自耕农更难匡估，如果排除临时参与雇佣的自耕农和佃农，比较单纯的农业雇工，大概超不过全部农业人口的2—3％。

在清代农业人口中，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少数佃农和农奴，因不是主流，故略而勿述。

三、发展和制约并存

清代农业，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最大的成就是在人口成倍增加的条件下，由于粮食总产提高，不但保证了全国黎民百姓基本不致挨饿，而且还能在有限耕地里，不断增加经济作物面积，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增强了农民的生存能力，这是18一19世纪中国农业所创造的重大成绩。

我们可以连系明代的情况来看，按据匡估，明万历闲人口数是1．2一1．5亿，耕地7亿市亩(7．6亿明亩)，人均耕地4．7—5．8亩。用将近5—6亩地养活一个人，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只要没有大的变故，那是不困难的。清康雍之际，耕地9．02亿市亩，人口1．5亿左右，人均耕地6亩，总体农业条件稍超过于明代，所谓“康乾盛世”，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在这以后，情况就日趋严峻，主要矛盾是人口增加速度超过耕地面积的增长。到1840年前后，人口达到41888万人，较康雍间增长了将近1．9倍，可耕地只增加12．75％，计11．5亿市亩，人均耕地2．75亩，较前减少3．25亩。这意味着要使农民的经济收入总体上不致下降，必须通过更多的办法来加以保证，前面我们提到的扩大耕地，重视水利兴修，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土地利用率，广泛引种高产作物以及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多种经营，都是为此所作的努力，而农民队伍内部某种带有结构性的变化，则有利于适应这种变革。但由此而来，农民的劳动投入也相应增加了，其主要表现为农业以外的相关作业投入的加大。

很多史料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河南孟县，乾隆时已是“地窄人稠，按口计地，每人不足一亩”，故“通邑男妇”于种地外，“惟赖纺织营生糊口”[50]湖北天门县，“无论山农、泽农，家必兼织”，“农隙即率妇子昼夜勒纺织”，而且随着人户滋繁，“在昔机杼不过十室而三，今(乾隆时)则十室而九矣”[51]；直隶南官县，干嘉以后，亦是“妇人皆务织纺”，即“男子无事亦佐之”[52]。处于丘陵山区的江西宁都、石城、瑞金等州县，嘉道之际，“计口授田不及二亩”，农民为了“上纳粮赋，下以仰事俯育”，满足“衣服、饮食，医药、婚嫁，丧葬之费”，必须于种粮外，“以其余力种植烟、芋、茶、桐，妇女绩苎为布以佐之”[53]。经济发达的沿太湖平原区和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民，更是农、副、渔等兼而容之，并与市场密切连系在一起。

关于上述情况，有的学者称之为“过密化”或“过密型变化”，就是说农民收入的增加，是以加大单位劳动时间为代价的，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提高，造成边际报酬的递减。并且说，这种仅敷糊口水平的小农生产，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即无法实现“近代化”。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见解，有其合理的内容，因为18、19世纪间，中国农业确实存在着“过密化”的情况，前面的例子也多少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不能绝对化。因为衡量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只是单位时间的劳动报酬，而应与生产结构、制度变化和人的需求满足这样一些指标，综合进行考察，即既包含了生产力的进步，也看到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与流通、分配紧连在一起。照此看来，清代农业，至少在18世纪是有进步、有发展的。

其次，要看到不同地区不同的特点。中国地方那么大，各地的农业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笼统的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全部，就不一定合适。就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有的学者认为是过密型增长，可也有学者通过明清水稻生产的考察，得出了另外的结论，他说：“我们认为，明清水稻亩产量确实在不断提高，直至清代中叶达到其传统农业时代(1950年代以前)的顶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提高并不伴随有水稻亩均劳动投入的明显增加”。按照后一种说法，“过密化”就难以成立。[54]另如珠江三角洲，这在18、19世纪之交也是个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的地区，有的学者从对那里沙田经营的考察发现，在“18世纪以后，该地区沙田的经营，表现出一种相当粗放的形式，却为整个珠江三角洲迅速的农业商品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供应。这一情况是在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投入相对较少、单位面积产量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发生的”[55]。这个例证表明，在这襄，边际报酬递减的理论并不合适。

过密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人口庞胀对农业造成的压力。其实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事，主要发生在传统农业区。那裹的一些农民为寻求土地，不断向边疆、山区、海岛以及海外流逦、可有趣的是人口最密集的沿太湖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农民们不但很少外迁，而且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和城镇的兴起，还有不少外地人口流向此地，使该地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人们总体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这说明不能过分夸大人口压力对中国发展所起的阻滞作用。

我们认为，18、19世纪之际的中国农业生产是有进步的，在农民队伍中所出现的某些变化是值得重视的，当然也有困难、有压力，存在着“过密化”的情况。总体来看，是发展和制约并存，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打乱了这一进程，中国也有着向近代化迈进的因素和机会。

注释：

[1]程含章：《岭南集》卷6，《兴水利二十六陂记序》，《新开恒丰陂记》。

[2]乾隆《宁夏府志》卷2。按：文中有田地以分计，每分合50亩。

[3]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肃州附载》。

[4]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47I页。

[5]参见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333—334页。

[6]乾隆《正定府志》卷4；《清高宗实录》卷211，页7。

[7]陈弘谋：《培远堂文集》卷29，《再申浚井泉檄》。

[8]王心敬：《丰川续集》卷18，《答高安朱公》。

[9]道光《河内县志》卷12。

[10]参见吴芳：《清代北方井灌的发展及其作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

[11]陈树平：《明清时期的井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I983年第4期。

[12]光绪《南昌县志》卷5。

[13]《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190-191页。

[14]孙廷铨：《孙文定公奏疏》卷8，《请开曲麦疏》。-

[15]《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52—54页。

[16]闵宗殿：《清代的人口问题及其农业对策》，《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

[17]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

[18]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185一187页。

[19]《清经世文编》卷37，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20]光绪《余姚县志》卷6，载廷珠：《敕修海侯朝记》。

[21]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2]史建云：《清代华北平原农村棉纺织业商品生产》、《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23]黄可润：《畿辅闻见录》。

[24]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

[25]《荒政丛书》卷5，《救荒图说》。

[26]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l990年版，52页。．

[27]《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210、211、212页。

[28]拙作《清代粮食生产的发展》待刊。

[29]上述数字分别釆自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180页；《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52页；《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212页。

[30]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989年版963页。

[31]《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81页。

[32]《清圣祖实录》卷215，页4。

[33]《人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31页。

[34]《清经世文编》卷39，杨锡绂：《陈明朱贵之由疏》。

[35]根据《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79页所列表格计算所得。

[36]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801－820页。

[37]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一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80页。

[38]王毓铨：《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363页。

[39]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14，“《君赓赐家傅》”。

[40]《清经1U：文编》卷30，盛枫：《江北灶J．T．说》。

[41]《清经世文编》卷30，盛枫：《江北均丁说》。

[42]《康熙初年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3]《清高宗实录》卷175，页19。

[44]吴量恺：《清代经济史研究》，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265—266页，

[45]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65页。

[46]嘉庆《临安府志》卷19，陈为詝：《应诏陈事务疏》。

[47]《清经世文编》卷28，《闲民》。

[48]《清经世文编》卷29，《巴陵志田赋论》。

[49]乾隆《宝鸡县志》卷12。

[50]乾隆《孟县志》卷4上。

[51]乾隆《天门县志》卷6。

[52]道光《南宫县志》卷6。

[53]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1。

农业生产论文范文篇10

一、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

关于小农的定义很多，现代广泛流行的比较具体的定义是强调其自给自足性或部分地与市场相结合的特点。FrankEllis对小农是这样定义的：

“小农是农场家庭，从土地中以他们自己的生产方式取得生活资料，其农场生产主要依赖自己家庭劳动力。他们总是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经济体制所支配，也总是部分地与市场相结合，具有一种高度的内在完整性”[2]。

从生态的角度上分析，“从土地中取得生产资料”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从大的生态环境中取得物质流进入小农家庭，土地不但包括农用土地还包括山川、湖泊、森林、草原等。但物质产品流要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在产品和劳动力上发生关系，“小农总是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经济体制所支配”。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支配小农的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地发生变化，主要的几种形态有乡村公社、封建领主、地主和国家政权。在几种政治体制作用的同时，小农经济还不同程度地与市场发生作用。早期阶段与市场的联系少，而晚期阶段与市场的联系比较多。

我们把小农在自然的或农业的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称之为生态交换，在政治体系中或市场体系中的交换称为社会交换，小农生产具有生态交换和社会交换的两重性（见图1）。小农生产总是处于一种与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双向的交流过程中，在第一种交换中，小农生产（P）独立于社会组织系统之外与大自然交流物质，形成一种物质循环流。在后一种交换中小农与社会进行交换，从而产生一种小农与社会特别是与市场的产品循环流。小农户一方面是整个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交流的基础，又是社会交换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两种交换在各个不同历史过程中，由于生态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以及人口和技术水平的不同，这种双向交流的过程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生态学分析方法研究农业历史的过程。[3]

为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必须分析确定这两个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和物质能量流动的方向和数量。

首先，在生产过程中，小农生产（P）首先是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或能量，然后将这种物质或能量向社会组织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转移，从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预的层次来讲，我们可以将外界与小农生产发生关联的生态系统也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在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干预时，未对其结构、层次和内在动力机制产生重大改变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生态系统，也可称为自然环境（Thenaturalenvironment），简称NET。当然，这种环境主要是小生产范围所能辐射到的区域内自然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小农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有狩猎、采集、捕鱼等。第二种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部分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而形成的，我们称之为被改变了的环境（Thetransfomcdenvironment），从整体上讲，人们在驯化动植物的同时，也大大地改变了生态系统，改变了地表面原来的自然状态下的那种生物组合关系，农业集约化发展，是人们通过改变特定的生物区域内生态系统的能量、水、氮素营养、矿物营养循环来实现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陆地面积的10%已成为栽培地[5]，可见，农业的产生和强化已经使整个地球表面的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也导致了土壤质量的改变，应该指出这种被改变了的生态系统不单纯地包括作物种植业，还包括林业、动物饲养业和渔业，是一种大农业，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农业生态系统。

那么，这种人为的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一般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保持（Self-maintenancc）、自我修复（Self-repair）和自我复制（Self-reproduction）的功能，而被人为改变了的环境，也就是说农业生态环境是一种内在不平衡的系统，需要外在的能量投入才能维持其平衡，这种外在的能量是人或牵引动物的能量或化石能源。

如果我们将社会环境（Thesocialenvironment简称SET）也算在内的话，那么小农生产P可以看作是一个在三种环境相互作用下的生产单位。NET和TET可以很容易在空间上进行定位，但SET则不易具体地确定，我们只好将SET总结为小农与外在政治经济体制的联系（如赋税、地租等）和与市场的产品交换联系[6]。

在确定出P、SET、NET和TET之后，为了分析的必要，应确定出各种不同的内在联系，在这里我们引入劳动力的概念，以F[0,]表示，主要是指小农家庭的生存者用以从自然中取得生存资料的物质手段和知识手段。由于劳动力是分别流向两个生态系统的，我们将流向NET的劳动力称为F[0a,]，流向TET的劳动力称为F[0b,]。在阶级社会里，小农还要向社会系统付出劳动力，我们称之为F[0c,]。在生产中，P得到自然向农户转移的两个物质流，第一支物质流来自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定义为F[1,]，第二支流来自农业生态系统，定义为F[2,]。小农在获取这两个支流后，以两种方式处理，第一种是自我消费其中一部分产品，这是维持小农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我们定义为F[a,]，第二种处理是对外与社会发生联系，我们称之为F[b,]，F[b,]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保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将F[b,]部分流入政府组织或乡村政权系统的物质流称之为F[b1,]，流入地主的为F[b2,]，流入市场的为F[b3,]，从市场中得到的回流是F[3,]。可得到公式

F[0a,]和F[0b,]的付出是保证取得F[1,]和F[2,]的基础。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F[b,]、F[b2,]过高，也就是阶级统治压迫比较强烈时期，F[a,]和F[b,]的值必然减少，从而也会影响到系统的物质平衡。而F[0,]是在F[a,]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营养学上讲具有一定比例关系，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可以认为F[0,]=F[a,]，从公式中我们可以得到，在一般条件下，F[1,]+FRD13502[2,]是定值，F[b3,]-F[3,]为市场剥削，在传统社会里，这部分的数量一般不算太大，因为小农与市场的结合程度较松散。如果小农受到比较强的政治和经济剥削，也就是说F[b1,]+F[b2,]的值较大，而威胁到F[a,]之值时，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就可能受到威胁。所以说，F[a,]与F[0,]相对应的平衡是整个物质流、能量流平衡的关键。

[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北京，198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北京，1992。

[2]Frankcllis:pcasanteconomics.cambridgcunivcrsityPrcss.1988.

[3]Schmidt,A.Theconceptofnatureinmarx.NLB.1971.London.

[4]VictorM.Tolcdo:TheEconomicalrationalityofpcasantproductioninAgroccologyandSmallFarmDevclopment.cditcdbymiguelA.AlticriandSusannaB.HECHTCRCPress.Inc.U.S.A.1990.

[5]Brown,lestcr.R.Humanfoodproductionasaproccssinthebiosphere.ScicntificAmcrican.SanFrancisco:W.H.Frccman.1970.

[6]VictorM.Toicdo:ThecconomicalrationalityofpeasantproductioninAgroccologyandSmallFarmDcvclopment.cditcdbymiguclA.AlticriandSusannaB.HECHTCRCPress.Inc.U.S.A.1990.

二、物种不平衡与农业起源

在农业驯化之前的狩猎时代里，农业生态系统或者说受到人类强烈干预的生态系统尚未形成，人们的食物来源直接来自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劳动力投入有两种特点，一是比较少，二是面比较广。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在狩猎时代，人们为食物所支付出的劳动量远较后期农业劳动投入量为少，因为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劳动生产率比较高[1]。人类的狩猎、采集行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循环中的一个环节，由于所施加的影响力小，所以不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这时期，社会组织系统尚未形成，部落内的各个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只是与大自然发生简单的双向联系。

尽管这种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并不影响大的生态环境的变化，随着人口增长，生态系统中人类所取食的那部分物种的数量就开始逐渐地发生变化，如果人与人所依赖寄生的物种关系发生变化的话，那么人口的增长肯定会导致寄生物种消失，而寄生物种的减少和消失，反过来便会影响人口的数量，所以说在农业发生以前仍存在着人口压力，人与其寄生的物种存在着周期性的交替消长关系。人也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2]。尽管大的生态系统受到较小的影响，但人与生物所形成的系统是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的，F[0,]与F[1,]都呈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性不稳定的作用，将农业以前的人口稳定在一个相对稀少的水平上，人类对这种周期性不平衡的适应和进化，便是改变这种人与取食物的简单的寄生关系，改寄生为一定程度上的共生，这也是农业驯化的产生和推广的进程[3]。

[1]Boscrup.E.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go:Aldinc.1965.

[2]Cohen,M.N.ThcfoodcrisisinPrchistory.YaleunivcrsityPress.NewHaven.Corn.1977.

[3]Rindos,D.Sysbiosis,InstabilityandtheOriginsandSpreadofAgricultural:AnewModel.CurrcntAnthropology21.

三、农业系统在初期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对统一性

农业生态系统产生以后，定居也逐渐地形成了，这说明人开始在一定固定的区域进行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产者对环境进行定期的、经常性的修饰活动增加了，这种被人们改变了的生态系统也就逐渐对整个生态环境开始施加影响。这个过程是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强和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而加快的。

在农业刚开始产生时，农业生态系统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狩猎和采集仍占有很大的比重，农业生产所取得的食物只是一种补充，驯化动植物种类在某个地区内物种数量也只能占很少一部分[1]。如从半坡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可能用之于农业生产的石斧、石刀、石锄、石铲等生产工具占633件，狩猎工具的数量达644件，说明渔猎经济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仍占很大的比重。[2]尚民杰从青海地区原始农业的三个历史时期的对比中发现，从半山类型到马厂类型再到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依次增多而狩猎工具依次减少[3]。农业比重的提高也说明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并使人们所接触的村庄周围的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域逐渐减少。从图3b中，我们应该认识到TET在逐渐扩大，NET在逐渐缩小，F[1,]逐渐减少，F[2,]逐渐增加，与此同时F[0,]的数量也增多，这是由于农业生产所引起的人口增加而产生的。这时期的农业形态是原始农业生产，小农生产单位相对独立地进行生产，土地归部落公有，除了进行一定的公共义务外，小农不向外界社会政治系统、市场系统或经济剥削系统提供产品。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时期小农不受社会系统的支配。

农业在一开始时期处于定向采集和刀耕火种阶段，这时期的农业生态环境与其他地块的生态环境尚显示不出很大的差别，以长休耕期的刀耕火种农业为例，除了在1—2年内种植区域内的植被受人们支配控制以外，在其余的长达10—20年的休耕期内，基本上处于自然演化更替状态，也就是说恢复成自然生态系统。南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种植后20年，基本上可以恢复成森林植被，黄土高原气候半干旱，在春秋战国以前，黄土的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20年左右的休耕期可以对灌木林和草原植被进行恢复，但恢复比较高大的森林植被往往就比较困难了。在刀耕火种农业期间，南方地区的原始农业基本上不影响生态环境，北方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一些，但也远比后期要小得多。

由于黄土的易耕性，所以在人口压力的推动下，集约化农业首先在这一区域开展，持续的农业开发以及休耕期的缩短，越来越对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但即使在短期休耕的条件下，杂草植被仍可以定期地对黄土产生覆盖保护作用，相对地延缓黄土的冲蚀。战国以前，黄土高原地区的一些黄河水系是清澈的，即使是到了唐朝，渭水仍然清澈。[4]

[1]Rindos,D.TheoriginsofAgricultural:AnpresspcctiveEvolutionaryAcadcmicPress.Orland,Fla.1984.

[2]黄克映：《从半坡遗址考古材料探讨原姑农业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3]尚民杰：《青海原始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2月。

[4]刘清泉：《森林树木与生态环境》，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5。

四、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影响

休耕期缩短是人类干预生态系统强度特别是农业生态系统强度的标志，随着人口的增长，对有限的土地持续开发的区域也越来越多，农业生态系统在休耕期缩短和劳动力投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系统本身也越来越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区别开来。

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集约化的提高，不但改变了生态系统，并且人类自身也越来越依附于农业生态系统，由于农业生态系统的自平衡远远低于自然生态系统，如表1所反映的也正是这种不稳定性在各方面的体现。所以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要高度依赖于人的调控，这种相互的依赖性和共生性决定了相互之间的同化，农业系统的不稳定也必然要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也就是社会系统上来，农村公社时期那种稳定的土地公有制，定期的轮歇制在人口增加、生产强化和内部贫富分化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渐向土地私有、短期休耕或土地连作的方向发展[2]。在小农生产者之上的农村公社制也逐渐在掠夺土地的战争逐步升级的情况下被破坏掉，村庄从此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小农户要向政权系统纳税。不但如此，在村庄内部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条件下小农户可能还要付出高昂的地租来租种地主的土地。从整体上看，随着农业生态系统在人口压力下的扩展和不稳定性的增加，一种新的系统SET又在农业生态系统基础上建立起来了。SET严密地控制着TET的调控者──人，也就是小农生产者，正象小农生产者严密地调控着TET一样。人类社会的自身的管理系统正是这样被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所同化。

如果将小农户纳入社会系统中，并用各种资源表达农业生态系统的话，我们可以象图4那样表达社会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如果图3易于描述一个村庄一定时期内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话，图4则更容易历史地描述一个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技术、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阶层化等因素都是相互作用并影响到投入的水平，如政治可以通过调整社会的结构来影响人口与技术，而人口和技术则直接影响投入的水平。而意识形态往往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人口和技术，总之，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投入的数量和性质，也决定着所能从农业生态系统所得产出的数量和性质。

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社会体系中，SET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TET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集权政府的作用。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农业生产依赖于政治，正象欧洲依赖于天气一样”。

从历史上看，能够对TET进行正确的、稳定的政治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1）减少压迫程度，削减F[b1,]和F[b2,]的值，削减F[b1,]的措施关键在于削减寄生在官僚系统中的寄生人口，这样才能减少赋税压力；减少F[b2,]的措施在于抑制土地兼并，实行耕者有其田。“文景之治”的成功正在于削减F[b1,]，而“贞观之治”则在于削减F[b2,]，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贯彻“均田制”，打击地主豪强。

（2）在开国之初，耕者大都有其田，削减F[b1,]的措施也很明显，到王朝经历一段时期以后，人口增加，地租上升，正确的政治措施不但在于削减F[b2,]，还在于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农业技术，如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特色，正是如此。这种措施在于推动小农户增加了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水平和技术改造水平，当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水利和新技术时，这种TET对SET的依赖性也就越大。汉武帝时期长安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对西北水利高度依赖，现代日本、台湾农村地区的小农生产对政府在技术提供方面的依赖也说明这种情况。

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的操纵过程中往往做不到这两点，特别是当人口增长到一个地区负载量极限时，国家政权不但不能够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和鼓励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而且由于官僚体系的庞大、腐败，豪强地主的崛起，剥削格外严重。这一切都会使各种形式的农业投入品减少，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更难提供稳定的产品供给，当产品供给满足不了人口的需要时，整个SET系统便会发生大动乱，人口出现大削减，而动乱时期的TET系统则由于得不到投入的保证而向NET系统复归。动乱时期大量的荒芜土地便是这种回归的反映。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和稳定性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地域的广阔性，自然生态系统多种多样。农业生态系统在泛化过程中也在与各地区的生态环境相结合的过程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形成许多种不同的农业形态，尽管这些农业形态都是集约化农业经营的泛化。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劳动力集约化。铁器时代以后，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强化开发的条件下，已显示出高度的不稳定性，因为这个地区的干旱条件和易流失的土壤条件难以使农业生态系统在连续的耕作条件下保持稳定。当一定程度的休耕期放弃之后，这个地区的农业就显得对水利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西汉时期水利建设搞得好，农业和人口密度也达到高峰；当水利建设衰退时，农业和人口就呈明显的下降状态，以陕西为例，西汉末年的高峰人口数为327万人，东汉时期由于水利事业荒废，人口不足100万人，在以后的几百年动乱时期人口更少，一直到隋、唐盛世期间人口才恢复到300—400万人之间，以后长期在这个水平上波动，到17世纪新作物引进以后，才又开始上升。可以说传统的以栗麦为主体的旱地农业形态，其人口负载力在传统时代里已经在西汉时达到了高峰，并且随着持续时间的加长而显示出愈来愈不稳定的特性。对依赖于北方农业的封建政府来说，也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隋代以前，黄土高原和次生高原地区有一半时间处于动乱状态。以后，政府系统不得不加强对另一个生态系统的依赖，大运河的开凿正是实现了这种依赖作用。

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旱灾频率加大，长期的开发使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在同样的降雨条件、同样的人口压力条件下，人们对旱灾的感受明显地增强。西汉末年陕西地区旱灾的频率是100年发生15次，到8世纪也就是盛唐时期，从气候条件上看，尽管降雨量比汉代增加，但旱灾的频率已经增长到100年发生43次[4]。由于这两个时期人口压力也基本上相等，可以断定黄土高的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至少增加了1倍以上。

南方水田稻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开展潜力，是远大于北方旱作农业生态系统的。水田稻作业不但可以提供比北方旱田高出1倍的产量，稻田的水面覆盖还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并相对地稳定土壤中的氮和有机质的含量，现在太湖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28.2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地区旱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才有10.4g/kg和9.7g/kg；太湖地区水田的土壤含氮量达1.47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旱田的土壤含氮量只有0.7g/kg和0.63g/kg[5]。从社会系统方面看，宋以后，南方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并在这个基础上保持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数量的减少，封建地租在后期达到很高的水平，剥削程度远超过北方，但一直到清末，并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充分体现了南方地区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支持作用。封建统治者只要维护社会稳定、抗御北方的侵犯者，便可以获得长期的稳定统治，与封建社会前1000年的那种政治动乱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没有“均田制”的推广，也没有汉武帝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但宋、明、清三个王朝统治时间各长达300多年，只是到了清末，南方地区在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才发生象太平天国这样的动乱[6]。

[1]Robcrt,G:ComparativcNutricntCyclesofNaturalandAgriculturalEcosystcms:AStcptowardPrinciplesinAgricnltualEcosystcms.cditcdbyRichardlowrance.

[2]Boserup.E.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to.Aldine1965.

[3]Gerald.G.Martcn.ThcHumanElologyPrespectiveinTraditionalAgricultureinSoutheastAsia.westvicwPrcssInc.1986.

[4]钱林清：《黄土高原气候》，气象出版社，1991。

[5]朱兆良：《中国土壤氮素》，江苏科技出版社，1992。

[6]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五、小农在农业生态系统不稳定和社会系统压力下的反应

尽管农业生态系统的物种的多样性远远少于自然生态系统，但在传统农业条件下，由于小农与市场的联系相对少，所以，家庭的非食物消费往往也要靠家庭劳动者的直接生产才能满足自身需要，而这些日常用品制造所需要的原料也必来自NET或TET。所以，种植的多样性从农业一开始就存在着，热带亚热带刀耕火种区内的农业种植就具有很大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一般是随着小农消费水平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生产行为在传统社会阶段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多用途策略”（multiusestrategy），这是由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和实用性最大追求原则所决定的。但这种多用途策略的采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阶段不同往往出现在不同的水平上，《豳风·七月》所描述的多种种植，可能是在农村公社基础水平上的多样化生产，这可能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有类似之处。战国以后，生产多样化资源配置方式则完全由小农家庭自己负担。《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多样化种植是“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菰，殖于疆场”，同时，还大搞庭院经济“鸡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时，女修蚕织”，为的是达到“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水平。

那么在人口压力下农业集约化的加强和农业生态系统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小农的种植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认为小农尽管在作物种植行为上采用那种“杂五种，以备灾害”的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方式，并大面积地种植养地作物。但从总体上的那种农桑并举、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多样化消费的生产消费结构是要发生变化的。首先是畜牧业的比重下降，因为由人口增长引起的草荒地的开垦减少了用以放牧的区域，特别是在休耕期缩短导致连作耕作时犹为如此，汉代北方旱作区的人均耕地只有4—5亩，尽管古人描述出一幅多样化种植、多种经营的图画，但“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水平就足可以说明多样化种植和多样化消费在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欧洲的小农则不同了，由于长期存在的休耕地使大量地饲养大牲畜成为可能，代表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水平的Norfolk四程轮作是在休耕地上种三叶草（Clover）和芜青（Turnips）为基础代替以前的二田制或三田制休耕，在四年轮作过程中，作物种植时间和牧草种植时间各占一半，这样不但载畜量提高了，农业产量也由于土壤肥力的增加而提高，所以说，四程轮作比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更有生态稳定效益，何况黄土高原是干旱区，而英国是雨量偏多的地区。

尽管如此，小农户在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产多样化紧缩的情况下，仍然以最艰辛的劳动投入和低水平的消费要求以达到相对稳定的农产品收获量。如大豆的种植在汉代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推广面积已达到40%[1]。这种作物一方面用来养地，增加土壤含氮量，另一方面用以抗旱，是一种相对具有稳定产量的作物，从营养学上讲也可以补充人在常年素食情况下的蛋白质需求。小麦种植对水利的依赖程度比较大，西北水利衰退之后，小麦种植也相对减少，一般是谷子、高粱与大豆进行轮作、复种。下游地区雨量偏多，生态的相对稳定性往往使种植多样化得以形成，特别是在人口压力较低时期。如《齐民要术》所反映的作物种植种类与蔬菜种类多达14种。但随着后期人口压力的增加，新作物的引进，种植业结构中也越来越趋向于向少数高产、粗粮作物集中，以前的作物如黍、稷、小豆、麻、麻子、胡麻、瓠、芋等的种植面积可能越来越少，作物只集中在玉米、高粱、大豆、甘薯、小麦这几类，桑、麻的种植已被棉花所取代，这其中大豆的播种面积在一般的村庄内只有10%左右，高用地作物如玉米在许多村庄则高达30—40%左右，高粱和栗各占20%，小麦也在10—20%之间。[2]在北方旱作区域内，如果前期的变化趋势是畜牧业减少的话，那么后期的变化则是种植结构内的调整，向粗粮化、单一化的种植业结构转变，豆科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和多样化种植业结构，已经完全为高人口压力所改变。由于人口压力和高土地利用率，下游地区水旱灾害频率也比以前大大地提高了。如河南省淮河口地区从16世纪到19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67.5次，涝灾约80次；而从9世纪到15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36.3次，涝灾33.4次。

在北方农业生态系统愈加不稳定的条件下，小农的选择一般是在小块土地上混合采用几种轮作种植方式，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粮食，表2所列的是一种比较普遍采用的种植模式。在这种生产配置中，每年能收获棉花、小麦、大豆各一荏，以此来应付水灾、旱灾的频繁所带来的收入的不稳定。某块地上灾害严重，可以从另一块地上得到补偿；粮食作物的欠收可从卖棉花的现金收入上得到补偿；旱灾严重时有大豆、高粱等抗旱作物求稳，水灾严重时有小麦应付。这是北方小农对高度的生态压力和社会压力的一种稳定性选择。

与北方小农不同，长江三角洲和华南一带的农民在人口压力、经济剥削加重的条件下，则通过向土地追求最大的生产量的方式来满足消费的需求，这是由于水田农业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所决定的，唐宋以后稻麦轮作的推广和以后双季稻和一年三熟制的产生，说明小农生产强化手段主要集中于通过一种高产作物──水稻，向土地索取最高的产量。这与北方小农在粮食作物种植过程中所持的那种谨慎的搭配形式形成明显的对照。到晚期，珠江三角洲甚至发展出一种高投入、高产出、多样化生产的“桑基鱼塘”式的农业经营模式。[4]这说明农业生态系统在社会人口压力增加条件下已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协调和循环机制，这当然是由珠江三角洲丰富的水、光热资源所决定的。只有在这种丰富资源的条件下，人口压力才能推动出这种具有良性循环的高产、高效益农业生产技术。总观全国各地区的情况来看，小农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多种经营的程度以及生活消费水平，主要是由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和稳定性决定的。

[1]许悼云：HanAgricultur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css.1980.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P32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