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化的论文范文10篇

农业化的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现代农业在推动农产品产量快速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本文从四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现代农业对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积极推广少耕、免耕、作物残茬覆盖、合理施肥、节水灌溉和有机农业生产等保护性耕作栽培技术,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自上世纪30年代初,化肥、农药的相继出现并应用于农业生产,标志着现代农业时代的到来。在现代农业时代,化肥、农药及除草剂等农业化学品的大量投入、灌溉面积的不断扩大、土壤机械化作业强度的不断提高、作物耐肥品种的推陈出新以及栽培技术的不断创新,共同推动了农产品产量的快速增加(主要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与此同时,现代农业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

1现代农业的负面影响

1.1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

长期以来,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农业化学品的大量施用导致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污染一直是农业及环境科学家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化学肥料,尤其是水溶性极强的氮素化肥,不仅可以通过地表径流冲刷到江河、湖泊等地表水中,而且可以通过降雨及灌水等淋溶到泉水及深井水中。农业生产活动被认为是硝酸盐污染水环境的最重要原因。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氮素化肥的超量施用,提升了地下水和地表水中硝酸盐的含量,从而导致了水环境的富营养化。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在粮田面积减少的同时,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面积迅速扩大。农民在经济作物上的投入远大于粮食作物,由此带来的农业化学污染也更为严重。

1.2作物的抗逆性下降,农产品的品质降低

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品的大量施用,可以显著提高植物组织中硝酸盐和氨基酸的含量,并使植物的细胞壁机械强度减弱,从而诱发植物病虫害的发生。不仅如此,农业化学品的超量施用还可以导致植物收获物中维生素C、有机酸及可溶性糖等营养成分的降低,从而导致农产品品质的下降。更为严重的是,植物吸收了杀虫剂、除草剂等农业化学品后,会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

现代农业对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农业化学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病、虫、草害的抗药性越来越强。为了尽量减少病、虫、草害带来的损失,不断增加用药量和不断使用农药新品种成为农民的普遍选择。杀虫剂的大量施用给害虫的天敌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使依靠化学药剂防治植物病虫害的努力陷入了一个“农药施用量不断增加,害虫的抗药性越来越强”的恶性循环。

1.3土壤肥力下降及土壤酸化

现代农业的另一特点是土壤的机械化作业强度不断加大,由此导致的土壤水蚀和风蚀及环境污染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生态问题。水土流失的直接后果是农田土壤肥力的下降和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污染,而导致水土流失的直接原因则是频繁的土壤作业造成的表土疏松及径流加剧等。

化学肥料的大量施用除了容易引起土壤养分失调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土壤酸化、板结、土壤的渗透能力降低等,致使土壤的生产能力下降。

2推广保护性耕作栽培技术,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

2.1积极推广保护性耕作栽培技术

保护性耕作栽培技术的核心是少耕、免耕技术及作物残茬覆盖技术。保护性耕作栽培技术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水稳性团粒结构的数量,提高土壤的渗水性,减少雨季的地表径流,提高土壤抗水蚀及风蚀的能力,增加土壤的蓄水量,提高水分利用率,全方位培肥地力,从而有效地提高土壤的生产能力。免耕技术是一项高效低耗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它不仅适合于水浇地,更适合于旱地。该技术的推广有利于农业的节本增效和可持续发展。保护性耕作栽培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不仅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水土流失问题,而且使土壤不断培肥,土地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2合理施肥

合理施肥至少包含施肥量及施肥时期两方面的内容。按照作物的需肥规律合理进行肥料运筹,不仅可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而且可以减少因施肥不当而造成的环境污染。许多农民群众为方便起见,将全部或大部分氮肥在播种前或播种时做基肥一次施入,造成肥料的浪费和地下水的污染。这种传统的施肥方式既不利于提高肥效,降低生产成本,也不利于环境保护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3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2.3.1革新地面灌水技术,改大水漫灌为沟内渗灌传统的大田作物灌溉技术多为大水漫灌。这种灌溉方式不仅浪费水资源,破坏土壤结构,而且也是造成农业化学污染的重要原因。而改大水漫灌为小水沟内渗灌不仅可节水30%以上,而且可以降低田间湿度,提高作物的抗倒伏及抗病能力,从而减少杀菌剂及杀虫剂的使用量,有利于环境保护。此外,改大水漫灌为小水沟内渗灌,不仅便于浇水管理,而且使灌溉水与土壤的接触面积减少了60%,从而减少了水蚀,保护了土壤。

2.3.2推广非充分灌溉技术

植物的根系在受到水分胁迫时会产生化学信号并输送到叶片,叶片在感知根系受到水分胁迫的信号后会降低气孔开度或关闭气孔,从而减少水分消耗。根据这一原理建立起来的非充分灌溉技术是农业节水领域的一项新兴技术。

于振文等专家(2001)对高产小麦高效灌溉技术及其生理基础进行研究后认为,在底墒充足的情况下,小麦生育前、中期适度灌溉,在保证适宜亩穗数和幼穗正常发育的前提下,适当抑制营养生长;后期补充灌溉,延缓根系及功能叶片的衰老,保证穗粒数和粒重。这样,就可以将传统的3～5水减少为1～2水,从而使灌水效益显著提高。

2.4推广有机农业生产技术

农业化的论文范文篇2

吸收和创新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思想。1840年李比希出版了《农业化学》一书，他在对农业生产进行大量研究基础上，揭示了农业生产与化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李比希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家为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利润，不顾土地肥力所能承受程度，不惜一切手段对土地肆意利用。这样一来，带来严重后果就是土地的荒芜、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农民的流离失所。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出现了城乡分离，社会阶级矛盾的严重对立。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营制度造成了土地贫瘠的一个根源。人类与动物的排泄物给土地环境的污染，而有机的营养成分又不能得到合理的循环利用，这是农业土地贫瘠的又一根源。最终得出结论，单靠农业化学和土壤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农业危机，解决土壤贫瘠的问题只有在原则基础上合理农业。李比希所说的合理农业更多停留在对资源循环利用的认识层面。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人与动物的排泄物可以通过自然的循环系统，使粪便中的营养成分重新回归土地，从而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养分。在制度层面，李比希并没有提出构建农业发展制度框架，更多是对现实制度的批判，但是把农业土地肥力得不到合理的回归，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业掠夺性的耕作，这些思想却是现代生态农业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深受李比希农业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农业发展理论方面又有所超越。这在于马克思注重批判理论的构建，提出资本主义农业“新陈代谢断裂理论”。［1］在马克思看来，“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不仅存在于自然系统中，而且还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自然系统具有独特性，它是独立与人类活动自然循环，又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特殊代谢，它实质上受制于人类物质交换的特定机制。如土壤营养元素的补充，氮、磷、钾等物质相互循环，带来植物的生长和开花结果，保证了整个农业系统正常运转，从而支撑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延续。所以说：“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给劳动者提供了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了活动场所。”［2］马克思还用此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的交往形式。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是通过积累来实现的。积累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主观目标和马达动力”。［3］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扩张是通过竞争和资本的积累、集中后果就是导致了自然生态的退化和环境的污染，从而影响了生态系统再生产的自然循环。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论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等概念，但是在他们对农业思想论述中，有大量关于保护农业自然环境、维持土地肥力、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维护人类身体健康等方面较为丰富的生态农业思想。第一，生态农业技术维度———生态技术。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重要作用。这是他们生态农业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农业发展史看，科学技术对土壤的改良，农作物的生产，农产品的增收，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土壤肥力的提高和充分利用从根本上在于农业化学和机械技术的进步。在谈到土壤肥力的时候，马克思说：“同样的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4］这些化学和机械的方法，实际是指利用自然循环的原理改造生态农业技术。在当时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认识条件限制，生态农业发展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化学、物理学和农艺学等科学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土壤结构和各种元素认识程度的加深，人们认识利用土地的手段和方法也在不断提高，土地的效能和适用耕种的范围也在扩大。所以土地的好坏标准也是随着生态技术提高不断改变。“有的土地所以被看作坏地，……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就变成了好地了。”［5］这里克服障碍的手段主要指生态农业技术，马克思认为农业生态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人们对土壤的利用率，扩大土壤的基本用途，提高土地的基本效率。第二，生态农业环境维度———持续发展。在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问题还不是很突出，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对人们的消极影响还不是很明显，所以人们对保护土壤肥力、保持生态平衡的生态意识还很淡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他们有关农业思想论述中，对不合理农业生产方式危害生态环境的现象作了详述。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谈到土地利用的情况时，提醒人们应该注意利用土地和保护土地的关系。作为一个民族，马克思认为“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6］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类作为土地的受益者，要想保持从土地中长久地获取利益，就必须从长远的眼光来利用和保护土地。这是站在一位“家长”的角度，认为只有保护土地、珍惜利用土地、改良土地，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才能为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在以后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危害生态环境短视现象做了进一步揭露。在小亚细亚等地，由于森林的大肆砍伐，结果带来是“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7］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马克思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8］他告诫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自然，实现人类与自然发展的一致性。在谈到人类进步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时，强调人类社会每进一大步都是与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分不开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要真正理解规律必须“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9］因为只有把握了自然界内部发展规律和人类农业生产活动规律，才能正确处理人与土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才能实现环境的持续发展。第三，生态农业组织维度———集约化经营。小农经济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不足，更重要的是生产交往形式方面也存在不足，它是一种自我封闭、自我满足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方式仅与自然交往的单方面关系，并没有专业的分工，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导致居民之间、村与村、省与省之间，成为缺乏相互联系和交往的个体。马克思以法国作为例子，把法国的农民形容“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0］这深刻地揭示了小农经济自身的局限性。与小农经济不同的是，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大生产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在农业技术应用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农业技术手段的创新，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交往，这有效地整合了农业发展资源，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后劲。另外，现代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又离不开规模化的农业，它要以农业规模化经营为依托，从而达到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目的。“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11］第四，生态农业消费维度———绿色环保。人类用的所有食品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农作物，农作物质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健康的消费制度对工人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他们看到工人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变质食品，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同情。

工人喝的各种饮料，原料中充满了各种掺假、伪劣的东西，有的不仅是变质的，还有的是有毒的，对工人的身体健康会产生巨大的危害。这种假冒伪劣的产品往往具有隐蔽性，但对人身体的伤害却是长期的，产品的质量从表面上很难辨别真假。如“可可里面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这种粘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在市面上行销的各种各样的烟草里都掺上了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12］这种劣质的食品和简陋的生活条件对工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是巨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只能靠吃大量劣质、有毒的食品来维持生命。这些劣质的食品往往很难消化，不仅在工人当中存在，而且在孩子之间也普遍存在，这样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一旦疾病开始流行起来，就会迅速地在社会上蔓延。所以马克思说，“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在于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如说是在于饮食方面。”［13］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活饮食方面的批判性分析，深切注意到食品安全对工人身体健康的影响。这些思想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维护人民身体健康，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关注，暗含着对健康消费的生态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的主要特点

我们如果重新审视他们的生态思想，就可以看出思想背后鲜明的个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第一，人民性。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民性，这是由他们根本观点和根本立场决定的。马克思学说从创立自己的学说之日起，就旗帜鲜明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为全人类的幸福谋利益，在如何发展农业方面，深深地体现了对人类利益的关注。关于农业的社会地位，马克思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认为农业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人类能够世世代代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同时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是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幸福。在对农业组织形式上，马克思认为农业发展的前提必须从所有制方面实现对整个农业的完全占有。“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职责是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公有。”［14］马克思恩格斯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认识和分析农业发展的出发点，深深地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的深厚情感。

第二，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的批判性根源于时代特征。在资产阶级处于长期统治的形势下，广大从事农业劳动者深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还不适合通过正面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想法。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有关生态农业思想的论述，而且这种论述从反思视角，运用批判的方式和话语来剖析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模式，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剥削和压迫给农民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最大限度获得利润，这种目的促使农业资本家从土地和农业工人的劳动中榨取尽可能多价值，有时会铤而走险。这样不仅会损害农业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而且往往是破坏了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生活环境，影响了农业的持续发展。在农业技术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劳动者本身素质的进步，相反是对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伤害。“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技术进步，都不合适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5］在农业组织形式方面，马克思认为土地国有化是有效的农业发展形式，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将消除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制度根源，有力的改变农民的地位，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将会带来农业发展的制度性变革。“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到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他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16］

第三，科学性。科学性来源于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深刻把握。随着科学技术手段和科学知识进步，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异彩纷呈。自然科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们对土壤化学和物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认识到土壤中元素与农作物生长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一些科学家开始思考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如德国化学家李比希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土壤贫瘠的重要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吸收重农学派和重商学派的基础上，揭示了物质变换理论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这种认识不仅为我们从自然生态环境视角来认识农业发展提供了思路，而且为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科学的方法来认识农业问题。从人类社会农业发展阶段看，人类自然活动和社会活动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物质能量的相互变换”。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观、历史观、生态观三方面实现了内在统一，把科学规律和现实人文关怀的融为一体。这为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认识和分析人类环境危机和社会内在矛盾等重大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农业化的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环境恶化和我国自农业自身的不足，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面临着严竣挑战，同时一些国家的严格标准，更让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雪上加霜。因此，我国应逐步采取措施，更好地在农产品贸易中维护自身利益。

一、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反倾销诉讼增多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反倾销诉讼越来越多，已成为阻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非关税壁垒之一。截止目前，我国所遭遇的各种反倾销已经达到了500多起，我国已连续7年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目标国。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给我国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严重萎缩，有些甚至已经被迫退出市场，构成了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巨大障碍。

2.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的影响

短期内来看，由于价格上升，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成本会加大，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将会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会下降，这对于我国的弱势农业来说无疑是不利的；目前在我国农业出口商品中，初级农产品占80%，传统农产品和大宗农副产品占40%以上，而这都是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较低，需求弹性较小的产品。

3.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

在出口的农产品中，初加工产品占到80％，而深加工产品仅占20％，造成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我国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和设备较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农产品加工的技术和设备问题增加了我国农产品的成本，也影响了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4.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面临某些国家新的贸易壁垒。

2006年5月29日日本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违反《食品卫生法》并最终采取了废弃或退货处理的进口产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2006年6-12月间，日本厚生省对我实施监控检查的食品共43种，其中列明违反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监控检查项目，涉及12种农产品，15种农药残留标准。

从出口增速来看，“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初期，由于进出口商对日本检验检疫情况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居多，不敢盲目发货、进货，我出口企业减少，成交量明显下降。实施“肯定列表制度”以来，为应对日本监控检查和命令检查项目，我花生出口企业加大投入，用以购置设备、自检、普查等，检验成本上涨约一倍。由于成本上涨，导致出口利润下降，国内出口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受损。

5.我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薄弱

我国长期以来采取农业支持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对农业支持重视不够、效果不明显，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业出口竞争力。第一中国政府财政对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支持总量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总量不足。第二这些有限的资金的使用结构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方面。第三，目前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农业资金的管理体制也存在严重的缺陷，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低下。

二、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对策

1.向低收入农业生产者发放补贴

在政府根据当地农民的收入分布状况，分配享受补贴的人员指标。增加农业科研补贴投入、加强农民职业培训，为地方农业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育种材料，引导企业在中下游跟进，应建设一批符合国际卫生检疫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出口基地，提高茶叶、蔬菜、花卉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以弥补我国取消出口补贴带来的贸易损失。

2.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应利用商标的知识产权强化竞争力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大量的农副产品，应当运用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获得法律保护；尤其是应当走出国门，利用我国已经加入的商标保护国际协定，到国外注册自己的品牌，让品牌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当前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达6.7亿美元，农产品缺乏品牌竞争力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从1994年开始把地理标志纳入商标保护的范畴，现在通过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加大保护力度，直接促进了农民的增收。如山西长治的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注册了自己的商标，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收购玉米的车直接开到农家地头，农民降低了劳动强度，每亩还增收500多元。而山东章丘的大葱，注册地理商标以后农民增收3倍到5倍，种植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二。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对560多个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了注册保护，获得地理标志注册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上涨20％至30％。

3.更关注农民收入的增长

因为这不仅仅决定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决定了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农产品商品量的扩大、生产量的扩大也要来自于农民收入增长这方面的积极性。

4.注重对农民权益的保护

要给农民国民待遇，很多综合部门也开始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到农村。中央有一条政策决定今后国家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要主要用于农村，这是一条划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当然要落实还需要艰苦、漫长的过程。

5.积极参与WTO新一轮谈判，建立能够约束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新规则和新机制，坚决要求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形成公平竞争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农业化的论文范文篇4

一、农业科技人才开发的重要性

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水平的提升，农业科技人才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保障农业经济水平的稳步提升。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是重要的政策之一。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能够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为国家实力的整体提升打造坚实基础。农业科技人才能够快速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更好地推动农业经济以及农村经济的快速提升。其次，能够实现农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撑力量。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农产品价格“天花板”、资源环境“硬制约”等，影响着农业与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农业科技人才的开发，能够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创新农业技术，提升农业装备水平，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还可以利用农业科技人员的高学识，对农村人员进行农业方面的指导和教育，从而培养更多的农业技术人员，推动农业经济水平的提升。最后，还能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有所提升，但是与欧美、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整体水平有待提升。所以，吉林省相关部门要加大农业科技人才的开发力度，充分利用人才的创新力与想象力，不断改进农业技术，打造农业发展优势经济带，促进区域农业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

二、吉林省农业科技人才开发的现状

1.农业科技人才管理机制不完善。在吉林省农业科技人才开发的过程中，由于农业科技人才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人才开发困难。其中一点，吉林省体制内农业科技人才具有明显的行政化功能，很多人会将农业技术人员当作行政管理者，无法扎根到农村农业生产的一线中，农业科技人员的创新力不足，难以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职能。另外，人才振兴与激励措施的针对性不强。在农村农业生产中，由于农作物的生产周期长，许多科技人才处于生产一线，会面临工作条件艰苦、难出成果的问题。再加上工资福利、晋升机制不完善等因素，都制约着农业科技人才的有效开发。2.农业教育体系不够健全。中国是农业大国，想要开发农业科技人才，需要加强农业教育，建立健全农业教育体系。然而，针对吉林省来说，虽然吉林省设有农林高等院校，但是学校数量比较少，并且农林类院校设立的专业是属于综合性的，农业类的学生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农业类的学生毕业后也会选择其他的行业。这样的现象会导致农业人才的流失，难以开发农业科技人才。3.农业科技人才资源总量不足。相比较欧美、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农业科技人才来说，我国农业科技人才资源总量不足。吉林省是农业大省，需要开发和储备大量的农业科技人才，以保障农业技术水平以及农业技术的创新。但是，在实际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吉林省的农业人数较多，但是农业技术人才匮乏，高水平人才稀缺，尤其是缺少一流科学家和高水平的科研创新团队，制约了吉林省农业经济的发展活力。所以，吉林省农业科技人才资源总量不足，也在限制着农业水平的发展。4.农业科技人才考核评价制度尚不完善。在传统的考核评价中，农业科研机构注重农业科技人才的论文数量、职称与学历的高低等，不以实际农业操作为考核内容。这样的农业科技人才考核评价制度是不完善的，具有明显的缺陷，无法留住农业科技人才。并且在职称评审中，部分科研机构以人才的年龄、资历为侧重点进行考核评价，这样的考核方式会降低年轻农业科技人才的积极性。

三、吉林省农业科技人才开发路径

1.完善人才管理机制。针对吉林省农业科技人才管理机制不完善的现状，吉林省各级政府要制定和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确保有效开发农业科技人才，这样能够吸引大量的农业科技人才，让他们更好的服务于农业，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对此，如何完善农业科技人才的管理机制，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方面，要适度增加农业科研和基层农业科研机构人员编制，开发一批强大的农业科研与科技研发团队；另一方面，要改革职称制度。如果某一农业科技人才有着突出的业绩，在职称申报的时候，要放宽论文、资历等方面的限制要求，如果某一农业科技人才有着特殊贡献，要及时奖励、表扬。2.大力推广农业教育。想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开展农业教育和农业人才的培养。吉林省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农业人才的匮乏以及农业教育的缺失。所以，需要吉林省政府大力投资，通过推广农业教育的方式，完善农业教育体系，从而开发一批具有高学历、高素质、高创新的农业科技人才，实现区域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中等教育中，要适当增加农业方面的知识，让学生掌握农业知识，而高等教育中，除了扩大农业学子的招生规模外，还要让农科类学生进入到农业的生产生活中，走进农业生产一线，扎根于一线。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政府也可以为其提供免费的培训机会，为农业科技人才的开发提供有力保障。3.注入资金保障人才总量。上述已经提到，吉林省农业科技人才资源总量不足，限制着农业水平的发展。所以，为改善农业科技人才所面对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需要注入资金，提高农业科技人才薪酬，改善其工作环境，才能留住人才，实现农业科技人才总量的提升。对此，增加人才总量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可以适当引入当地民间资本，选择实力雄厚、良好口碑的企业，达成共识。利用民间资本来组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创新团队，更好的服务于农业生产。其次，可以由当地政府出资，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以及改善当地生活环境，为吸引农业科技人才提供物质保障。通过注入资金来保障人才总量，让农业科技人才更好地融入农业生产生活中，解除农业科技人才的后顾之忧，为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4.深化评价制度改革。需要深化吉林省农业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改革，让农业科技人才得以顺利晋升。对工作一段时间的农业科技人才来说，进行一次全面深刻的考核评价，既能够提高农业科技人才工作的积极性，又能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发展。首先，开展多样的评价内容与方式，不能局限于单一评价。如可以通过学术型能力修养、农业科技实践工作以及农业工作的态度等，进行综合考察。其次，创新省内职称评聘方式，构建优秀农业科技人才晋升通道，转变传统考核评价制度中唯论文的数量、职称与学历的高低等倾向，推选真正有贡献的农业科技人才，提高农业科技团队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保障吉林省农业经济的发展活力。

四、结语

农业化的论文范文篇5

该文作于1950年，其时作者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文分八个部分，主要介绍浙江、江西、华北等三所农业研究机构和中山、金陵、岭南、南京、西北等五所大学之农学院，于各机构之创建始末、发展沿革、隶属变更、研究成果等皆作简明之记述。诸多情形，今多已失记，可视为中国现代农学史和各校校史之材料，因商之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胡先骕之哲嗣，得允予以整理刊出。作者未写完之处，在文中注明；其衍文以[]示之。错误之处，恐为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一、浙江省农业改进所

浙江省农业向称发达，兼以交通便利，文化水准较高，故以科学改进农业之运动，亦较之他省发生为早，远在前清光绪二十三年，杭州即有蚕学馆之创设，至宣统三年劝业道即在杭郊笕桥设立农事试验场，至一九一五年设立原蚕种制造所，一九一九年设立棉种试验场，一九二四年设立昆虫局与造林场，一九二七年设立蚕业试验场，一九二八年设立水利局，一九二九年设立杭州缫丝场，一九三O年设立稻麦改良场，一九三二年设立化学肥料管理处，一九三六年设立园艺场、家畜保育所与土壤调查所，一九三七年设立茶叶改良场，一九三八年设立农业改进所，将各农业机关合而为一，改进机构，至一九四O年蚕业推广部分复行划出，成立蚕丝管理委员会，一九四二年又划出农田水利部门于建设厅内成立水利处，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解放后本所改组，除一面归并与农业有关各机关外，内部力求简化，只设立农艺、农艺化学、植物病虫害、森林、畜牧兽医、农业推广等系，其后省府加强领导农业生产，扩大各种生产有关的专业机构，本所原有推广、造林、治虫防疫等工作，在实业厅成立专业部门负责进行，农业推广系与森林系取消，西湖林场湘湖繁殖场划归实业厅直接指导，三界茶场划归中茶公司杭州分公司，牟山湖繁殖场划归余姚县人民政府，另接办黄岩园艺场及海宁猪种繁殖场归并入硖石绵羊场，再度改组后本所现有农艺、农艺理化、植物病虫害、及畜牧兽医各系，下设稻麦场、萧山棉场、黄龙洞农场、黄岩柑桔场、硖石种畜场。

农业改进所业务状况

（一）稻麦浙省稻麦改进工[作]开始于一九三O年创设之稻麦改良场，历年以来工作方针，始终一贯，一九三三年以后稻麦改进设备，日趋完善，一九三六年美国育种专家海斯博士来华考察，誉为国内最完备之育种机关。

浙省稻麦育种初以纯系育种为主，继则进行稻与小麦杂交育种，一九三九年起开始举行旱稻及各项杂粮之育种，计育成之早籼、中籼、晚籼、晚粳、晚糯稻十余种，其产量较土种高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九不等，大多均在百分之十五以上，其品质亦不下于市场上等米，改良小麦纯系的，计有十系产量均在二百市斤以上，较之土种有高出一倍者，其由杂交育种而得的有九系，产量高的较之土种高出百分之三十以上，各系皆有抗锈病能力。杂粮之改进除进行纯系育种外，并征集品种举行比较试验，皆能获得优良品种，至今稻作育种工作，品种观察计有八五六个品种，试验设计计有一六四个品种，小麦及杂粮育种工作今仍继续进行，改良稻种之推广开始于一九三五年战时改良稻之推广，至一九四三年止，累计达三十二万七千亩，改良小麦亦达二十八万二千余亩，约可藉以增产稻十九万六千余担，麦五万六千余担。

栽培方法之改进，亦曾历次举行试验，均已获有结果。

（二）蚕丝浙省蚕丝之改进远肇于前清道光年间，宁波海关税务司西人唐发达曾亲赴日本调查蚕业，归后上条陈与清政府，力主改进，未见采用，唐乃选派宁波养蚕学院工头江生金入法国蒙贝利蚕业学校学养蚕新法，至清光绪二十三年清廷下诏变法，杭州知府林迪臣设立蚕学馆于西湖金沙港，聘江生金主持之，后以江之学识不足，改聘日本教师主持教务，讲授养蚕缫丝新法。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浙省设农事试验场于杭州笕桥，即在场内专设蚕桑科从事实验工作。一九一五年设立浙江省立女子蚕桑讲习所，又在艮小门外设原蚕种制造场。一九一八年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更于嘉兴分设育蚕场，于诸暨分设制种场，一九二五年于杭县、桐乡、嘉兴、海宁、吴兴等县设改良场指导饲育新种，于余杭设制种场，制一代杂种。一九二七将原种制造场扩充为蚕业试验场。一九二八年于浙江大学农学院设蚕业系，并改组蚕业试验场为蚕业改良场，全省蚕桑改进事业均由该场主持，改良种大[多]见推广。私营制种业亦兴起，秋蚕之饲养亦渐盛。一九二九年该场改称为浙江省立蚕桑业改良场，附设女子蚕桑讲习所，并设杭州缫丝厂。一九三三年于[与]十[三]四年设立模范区与改良区，七月又成立管理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一九三四年改良场隶属该会称浙江省蚕桑场，蚕业取缔，所亦并入于该场，杭州缫丝厂亦隶于该会。是年秋间蚕桑改良区域达二十九县，十二月该会称为浙省建设厅蚕桑统制委员会，一九三五年仍改称浙江省蚕桑改良场，同年六月成立浙江省生丝推销委员会，设办事处于上海，并设缫丝委员会。一九三六年蚕丝统制会直属于省政府，并于改良场内增设桑园股，另设蚕种监管所，并设嘉兴蚕种场及余杭蚕种制造改进所。一九三八年浙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各蚕业改进机构并入该所，在浙东六县各设蚕业改进区，并在松阳、兰溪设原蚕种繁殖场。一九三九年在丽水设原蚕种繁殖场，在临安设蚕种管理分处。至一九四O年共设十一蚕业改进区，并设蚕种冷藏库。一九四一年蚕丝管理委员会成立，除有关研究试验工作仍由农业改进所专设蚕丝系继续办理外，其他制种管理检验各机构一律移交该会接办。一九四二年农改所育蚕育桑两场及蚕丝系合并为蚕丝试验室。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农改所改组，内部力求简化，遂不设蚕桑研究部门。

浙省改进蚕业虽发轫于光绪年间，但在选种方面，甚少成绩，至一九四一年农改所始从事家蚕纯系选种与杂交育种，及其他研究，获得优良纯种四种，及杂交种数种。

浙省蚕业因政府历年竭力改进之结果，至一九三七年全省改良蚕种之需要已达三百余万张，但政府制种机关不能供应其全部之需要，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O年三年之中，只能配发普通蚕种八十八万余张，故私营制种场甚为发达，如在一九三一年私营制种场多至七十五家，年产九十余万张，以后粗制滥造之风日甚，政府乃设管理取缔机关，制种事业始获合理保障而趋于稳定。至一九三七年浙西沦陷，种场沦陷达十分之九，至一九三八年原种供给及监督收购配发皆由农改所办理，次年种场增至三十余家，分布于十一县，至一九四一年监管事宜归蚕管会接办，以敌窜浙东，浙东蚕区沦陷殆尽，制种场亦逐渐停办。

（三）茶叶浙省茶叶改进始于一九三四年绍兴县政府设茶叶指导人员，以指导茶树栽培、茶叶制造及取缔茶叶之著色掺杂，自是各区皆有开辟茶园或改进之企图。一九三七年成立平水茶叶改良场，一九三八年该场归并于农业改进所，该所即先后在数县设立农业推广区、示范茶场、检验处，以改进种茶、制茶及检验茶叶。一九四一年检验工作移归浙省油茶棉丝管理处办理，解放后农改所不办茶叶改进工作。

茶叶改进之试验研究开始于一九三七年，战事发生后仍继续进行。育种试验有茶树品种观察，达一百二十种之多，栽培试验，亦在各区举行；采制试验包括珠茶、珍眉、红茶、龙井等。其他研究事项包括茶树品种之分类，茶芽之生理，茶树交配技术，病虫害之防治，世界各地著名茶叶之制法，制茶机械及器具之设计改进，及茶叶之分级等。

各地茶农栽培茶树均极粗放，农改所自一九三九年起乃在各地设示范茶园六处，一九四O年开始整理各地旧式茶园，各区并每年举行制茶示范，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四年间合计共制红绿茶五万六千斤，出品以品质优异，价格高出寻常茶叶，农改所并利用合作机构，借给制茶机械设备，指导精制技术，以提高精茶品质，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止，共辅导合作社制成精茶一万余箱。改良制茶用具与器械，自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间共推广六百八十件。

（四）、棉浙省棉产改进始于一九一七年，实业厅设立棉种试验场于余姚。一九二八年改组为省立棉业改良场，并设慈溪、平湖两分场。一九三O年分设杭州、上虞、萧山三育种场。一九三二年更名浙江省农业改良总场棉场，另在各地设育种场，育种区、繁殖区、合作棉场、实施区、推广区。一九三五年棉场一度隶属于浙江省农业推广委员会，次年直隶于建设厅。一九三六年改隶于浙江省农林改良场。一九三七年再改为浙江省棉业改良场。一九三八年并入于农业改进所，由农艺股主持其事，除举行育种及栽培试验外，并于后方各重要县举行棉作地方试验，设改建区、推广区与检验处。

浙省自棉场成立，即注意于棉业技术之改进，在战前，育种方面曾举行品种比较，中美棉标准品种比较，百万棉及长丰棉纯系育种等试验，在栽培法方面亦曾举行各种试验，在战时各种试验于一九三九年继续在各县举行，一九四O年试验区域扩大至二十余县。

推广工作自一九二九年开始，一九三三年起棉业改良实施区成立，藉政治力量指导人民采用良种，在沿江一带推广百万棉，沿海则推广具有抗盐性之驯化美棉，至一九三六年，推广面积达九万四千七百五十亩，产籽棉十四万九千余担。抗战期中，自一九四O年起在温台处属各县增加植棉面积二十六万六千亩，检验出口棉花六十五万三千余包，一九四四、一九四五两年防治害虫达一万三千余亩。

（五）油桐及其他特产浙省桐油产量在全国产油省分中占第四位，仅次于川湘桂三省，年产五十万市担以上，其改进工作自一九三五年开其端，是年二月农业管理委员会成立，推行林垦，在衢县、江山、嵊县等地垦植油桐。一九三八年农改所从事优良桐子之推广与桐子理化性之分析研究，油桐栽培方法及品种之改良。一九四O年在衢县设立油料植物繁殖场，在各县林业改进区，亦分别垦植示范桐林，约二万亩，推广优良桐籽十八万八千余斤，播种桐林十三万余亩，分布区域遍及浙东三十六县，一九四O年防治油桐害虫及病害面积达二千余亩。

烟草育种工作自一九三八年开始在品种观察方面，搜集品种计有一八八种，品种比较试验亦于是年开始，至第三年核计以两种美国烟为最优，栽培法亦于是年开始试验研究，是年开始试验烟草加工，并训练技工制雪茄烟，至一九四O年在松阳设立雪茄烟制造厂，训练大批女工，经营制造，制法推广民间，于是雪茄烟之制造，成为松阳一大家庭工业，商营烟厂及合作社纷纷之设立，成为松阳战时经济上重要企业。

糖蔗在平阳、瑞安栽培素广，战前浙省园艺场曾于平阳设有糖蔗分场，由广东引种爪哇改良蔗种，一九三八年该场并入农改所，该所在平阳设糖蔗繁殖场，一九三九年该场并入平阳农业推广区，爪哇糖蔗之推广年有扩展，遍及温属各县，改良爪哇蔗含糖量较土种高出百分之四十，故农民争求贷种。

（六）园艺浙省年产果蔬可值七十万元，园艺之改进始于一九三六年，设园艺场于黄岩，次年改称浙江省园艺改良场，一九三八年该场并入农改所，该所即于其地设农业推广区，一九四一年改为第七农业推广区，以园艺之改进为主要工作。

浙省果树之改进以柑桔为主，在园艺场时代即征有名品种，以观察风土适应情形，农改所继续观察有名品种十三种，一面举行黄岩柑桔选种工作，蔬菜方面亦举行品种观察与比较，品种比较计甘蓝有十一种，结球白菜有五种，他种试验亦分别举行。

农改所在黄岩繁殖优良果苗，包括梨、桃、枇杷、苹果、花红、杨梅、柚、柑桔、尤以柑桔为多，年有大量推广。邻省亦来大批订购，果苗中以柑桔最为闻名，蔬菜如甘蓝、洋葱、番茄、花椰菜、山东白菜、莴苣等过去在浙南山区甚少栽培，战时则经大量繁殖推广于山区各县。

（七）森林浙省注意林政虽远在一九二一年以前，然仅在杭州、兰溪、临海、永嘉（后迁丽水）设省立苗圃四所，至一九二四年始就建德前省立甲种森林学校原址设省立第一模范造林场。一九二七年北伐告成，政府开始推行造林运动，浙江省政府订颁造林场暂行规程，次年并省立第一模范造林场与省立第二苗圃改组为省立第一造林场，就丽水之省立第四苗圃设第二造林场。一九二九年省府依旧道属分划全省为四大林区，每区各设林场一所，凡育苗造林业务以及全区林业行政，统归林场管辖，十九[一九三O]年成立农矿处，处下设农林局，局内设森林组，次年农矿处归并于建设厅，省政实施紧缩，四林场改隶农业改良总场。一九三五年建[设]厅成立农业管理委员会，下设森林管理处，四林场复隶属该处，温处两属保安林办事处则改称浙江省瓯江保安林青田事务所，另于衢县设立十里荒山垦植办事处。一九三六年农管处裁撤，各林场均复旧观，衢县十里荒山垦植办事处交第五区专员公署接管。七月省农林改良场成立，各林场均隶属之。一九三七年农林改良场裁撤，成立省林场，是年抗日战兴，各林场统归当地县政府保管。一九三八年农改所成立，先于处属各县设中心农场，一九四O年设四林业改进区，一九四一年设常山林业改进区。一九四三年青田林业裁并入丽水林业改进区，一九三九年省公路局与农改所合作在数县设立公路行道树苗圃，一九四O年设立林产制造示范场，各县自一九二八年起即设县立苗圃。

浙省立林场自一九二七年起即开始营造示范林场，截至一九三六年止各林场造林总面积约十万八千亩，植树苗二千八百三十三万株，农改所督导造林之结果截至一九四三年止，并各县地方造林成绩共为三百十三万余株。

育苗工作开始于一九二七以前，一九三五年省立各林场苗圃面积达八百八十余亩，产苗四千六百七十余万株，自一九三八至四五年，各县育苗二千三百六十万余株，推广民间之苗自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止，各区分发苗木一万万余株，公路行道树共栽七十七万余株。

（八）畜牧与兽医浙省畜牧事业开始于农矿处时代，一九三二年农业改良总场设兽医技术室，派员分赴发生兽疫各县防疫，一九三五年会同上海兽疫防治所及东阳县政府合设兽疫防治实验区，一九三六年农林改良场于金华设立家畜保疫所，改良场裁撤后改组为家畜保育所，抗战军兴，该所即结束，原有事业一九三八年归并农改所办理。一九四二年，敌陷松阳，农改所各项设备惨遭破坏，畜牧兽医方面不易迁移之种畜种禽与血清疫苗制造所必需之冷藏库及不能移动之设备同被损毁。

保育所及农改所历年繁殖世界著名之猪、鸡、鸭、兔、种，逐年在省内各地，均有相当数量推广，亦曾以著名外国猪与土种猪进行杂交及进级育种，所得杂种猪推广与农民，普遍受欢迎。以产卵特多之龙游鸡，亦曾经大量孵育推广于第九区各县，每年至少数万羽，又曾以合作饲养办法，贷给山区农民以种牛，农民除享受耕牛之劳力外，并得均分其所产之仔牛，并经常指导农家清除牛舍，改善饲养管理方法及选种配种等工作。又在各县设立耕牛配种站四处，免费配种，历年来统计配种二百八十余次，保育耕牛二千余头，一九四一年该所筹办耕牛保险，数年以来颇着成效。

浙江省之兽疫以猪霍乱与猪肺疫最为重要，农改所首先即着手于该两种疫菌苗与血清之制造，一九三九年以后，血清与菌苗之制造范围逐渐扩大，制造数量亦增多，在数年中曾制成大量之牛出血败血病高度免疫血清，抗牛瘟高度免疫血清，牛出血败血病混合菌苗，炭疽芽胞菌苗，牛瘟脏器苗，牛传染性胸膜肺炎菌苗等，除以供应本省农村之需要外，并供给各方面之需要，除制造菌苗血清外，并努力防治兽疫，历年防治兽疫之种类与区域年有扩大，各地一有兽疫发生，农改所据报告，即派人员驰往防治，一面指导消毒与隔离，设法加以扑灭，统计防治牛疫二千四百七十七头，其他猪之各种传染病用血清治疗者九千二百四十三头，菌苗预防及药物治疗者八千一百二十七头，治疗家禽二千一百O一羽。

（九）植物病虫害浙省治虫事业，始于一九一三年嘉兴府属成立之治螟会，次年即结束。一九一七年，复设除螟研究所，不久又停顿。一九二四年浙江省昆虫局成立于嘉兴，工作注重浙西方面。一九二八年局址迁杭，更名为浙江省昆虫局，扩充内部组织，并在嘉兴设第一防治所，永嘉设第二防治所。一九二九年举办治虫讲习会，为训练治虫人员之发端，同年省会各县设立治虫委员会，在兰溪设第三防治所。一九三O年增设植物病理研究室，药剂室等，同年各县设置治虫专员及督促员，同年八月浙江省农林局成立，昆虫局归其管辖，九月省令改设为浙江省立植物病虫害防治所，全所分为研究、推广与总务三部，嗣以农林局裁撤，防治所改隶建设厅。一九三一年于杭、嘉、湖、宁、绍五县设大规模稻虫防治实施区，以为农民示范，四月裁撤第三区防治所设桑虫研究分所于吴兴，改第一区防治所为稻虫研究分所，第二区防治所为果虫研究分所，并增设防治指导室，材料供给室，机械室，六月与嘉兴县政府合办之寄生蜂保护试验室落成，七月省府开办浙江省治虫人员养成所，以备训练学生充各县治虫人员之用。一九三二年一月召集各县治虫人员举办植物病虫害防治讲习会，三月增设寄生蜂研究室及蚊蝇研究室，果虫研究室由永嘉迁黄岩，六月奉厅令仍为浙江省昆虫局。一九三三年省令各县设置植物病虫害陈列室，四月在杭县七堡设立棉虫研究室。一九三四年浙江省农业管理委员会成立，将各地治虫事业之一部改隶区农场，在旧府属首县置治虫办事处，各设治虫专员三人，担任各区治虫指导之责。一九三六年省府改组，经费紧缩，本所经济虽极度困难，而事业仍继续维持，七月农林改良总场成立，省各场所并入管辖，改称为昆虫研究所，惟对于外仍用浙江省昆虫局原名。一九三七年仍恢复浙江省昆虫局，直隶建设厅，增设森林及仓库害虫研究室，棉虫及蚊蝇两研究室，因与中央合作，暂行结束。一九三八年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成立，该局并入该所，于所内设病虫害股。一九四O年改进所扩充组织，病虫害股改为病虫害防治科，下设病害、虫害二股。

二、中山大学农学院

一九O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广东省劝业道在广州东郊筹设农事试验场，同时在试验场附设讲习所，讲习所在一九一七年改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一九二六年则改为中山大学农学院，大学农科成立后先设农学系（内分农艺、园艺、畜牧、蚕桑、病虫害、农政各门）林学系，农林化学系（内分土壤肥料与农产制造两门）三学系。一九二五年开辟石牌农场（现本校农林各二场）。一九二八年增设农林植物研究所（现改为植物研究所，隶属理学院）。一九三O年增设稻作试验场及土壤调查所（现改为土壤研究所），白云山模范林场。一九三四年增设乐昌沿溪山演习林场。一九三六年增设蚕桑学系。一九三五年成立农科研究所，内分土壤学部与农林植物学部，招收研究生。一九四O年沿溪山演习林改为乐昌演习林场，移设于细梨坑。一九四一年增设农业经济学系，及畜牧兽医学系。一九四八年增设农艺、园艺、病虫害三学系，至目前止本院计有农艺、园艺、森林、畜牧兽医、病虫害、蚕桑、农业化学、农业经济等八学系，及稻作试验场，土壤学研究所。

历年研究之成绩

（一）农艺方面

1、稻作：农艺系历年对育种、风土化、施肥、病虫害、及栽培方法、均有试验与研究，而对育种尤为注重，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即已育成野稻杂交种，栽培稻杂交种，纯系选定种等。早晚造优良稻种七十余品系，抗战期间分在韩江、南路、北江等地区继续工作，所育成品种交广东省农林局推广，颇着成效。复员以后，自一九四七年起，研究重点集中在栽培种系统之分析，中国粳籼糯种之栽培起源及稻种分类，早晚造种光期反应之比较观察，各地带之粳籼稻种之种性异同。[注：此节未完稿，至此而止]

三、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一九三三年江西省省政府邀请国内著名农学专家商讨设立江西省农业院，以为综持农业行政、农业研究、农业推广、农业教育机关，直隶于省政府，除院长由省政府任命外，并设有理事会，聘国内农学界著名专家为理事，以辅导本院业务之施行，一九三四年三月正式成立，在南昌莲塘建筑办公及研究大厦。一九三九年抗日军兴，南昌撤防，农院随省政府撤退至吉安，旋迁泰和枫山。一九四二年因敌寇窜扰，由枫山迁至泰和县城。一九四四年敌军沿赣江北窜，农院随省政府再迁宁都。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结束，农院迁回南昌莲塘原址。一九四八年与垦务处合并，改为江西省农业改进所，后因行政与业务划分，乃改为江西省农林处试验总场。一九四九年南昌解放，乃改为农业科学研究所。

农业科学研究所计分作物组、园艺组、森林组、农业化学组、虫害组、病害组、畜牧兽医组、血清制造组、防疫组、家畜病院、农具二厂及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合办森林植物园。一九五O年新设应用植物组。

作物组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主持全省作物改进事宜。一九三九年迁泰和，后徙宁都，一九四九年迁回莲塘原址，今仍照原编制进行工作，该组于水稻棉花试验推广有相当之贡献。

园艺组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下设果树、蔬菜、花卉及园庭布置四部，从事研究、繁殖、推广、调查工作，并指导三湖、南丰果园工作。

（一）调查为了解本省优良果树蔬菜之分布，品质、重量、栽培方法及运销情形，历年往产区调查南丰蜜桔、许湾金桔、三湖柑桔、上饶梨、临川西瓜、信丰胡萝卜及草菇等。

（二）研究试验

1、蔬菜引种历年均引种有各种蔬菜新品种，一九五O年本组栽培春秋播蔬菜共计一百六十二品种，其中六十品种系由国内外引入。

2、蔬菜育种本组曾作白菜、西瓜、及辣椒品种比较试验，结果以油东白菜、江阴白菜、嘉宝西瓜、枫田辣椒、台湾大狮子柑为最优。

森林组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初名为森林部，主办研究试验繁殖推广事宜，兼理行政工作，一九三六年创设吉安、南城、贵溪、赣县、万载五中心苗圃，并接收庐山湖口景德镇三林场。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农业院组织变更，改称森林股，专办行政工作。一九四六至四八年复员来南昌改称森林组，专事试验研究繁殖推广业务。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本组划隶总场，解放后名称业务仍旧。

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于一九三五[四]年，系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合办，位于庐山含鄱口，面积约四千余亩，曾种有各项珍贵苗木二十余万株及各种园艺卉木甚多。历年曾在各省采集各种种子，与世界著名植物研究机关交换，并受国外各学术机关委托购买搜集种子苗木，胜利后积极整理苗圃及采集种子。一九四八、一九四九两年曾育成大批水杉、台湾杉幼苗。解放后与庐山林场合并为森林植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改组后，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学研究所仍与江西农业科学研究所合办植物园事业。

农业化学组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主要业务为土壤肥料试验研究，蒸制骨粉及推广，农产品分析等项，设备之完善为东南各省农事机关之冠，抗战期中工作陷于停顿，仪器药品损失甚巨，复员后亦无法添补，解放后一切均在整顿补充中。

本组研究试验工作计有：（一）曾在各县分场举办水稻与棉花肥料三要素试验；（二）曾在各场举办水稻、棉花、小麦、甘蔗、烟草等作物化学肥料与农家肥料肥效比较试验；（三）曾引种各地优良绿肥品种如苔子、马豆、猪屎豆等；（四）曾作红土与粘良施肥试验。制造工作：计历年制造骨粉十六万六千余斤，推广于农家者计有十四万九千余斤，并推广紫云英种子五十二万五千余亩。

解放后曾添置酒精制造设备，制造酒精三千六百余斤。一九五O年将制造骨粉十万斤，以增加本省肥料供应为中心任务。

病虫害组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其中昆虫部分对于本省各项农业害虫曾经作过初步调查，计稻作害虫有螟虫等三十七种，棉作害虫有棉卷叶虫等二十种，梨树害虫有梨虎等四十五种，蔬菜害虫有猿叶等二十七种，积谷害虫有米象等二十七种。对于土产杀虫药亦曾作有调查，野生有毒植物可以作杀虫药者曾经发现有雷公藤、闹羊花、苦树皮、水莽草、算盘子树等十余种，现拟大量采取分别作药效试验以备利用。

研究试验著重于治螟虫，发现耕作方法与螟害有关，凡经过伏耕秋耕冬耕三耕之地区螟害均轻微，而在晚稻期间以烟草之茎插入田中，可以治螟。

对于棉虫曾以喷雾器一百二十架，喷粉器一百二十架，喷射DDT以治棉虫。

本所病害部分亦成立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五O年独立成为一组，但人员及设备均不充实，亟待充实与发展。

畜牧兽医部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业务有乳牛场、种猪场、种禽场、养蜂场，并在南城、临川、弋阳等县设立推广站。抗战军兴，所有业务迁往吉安泰和，及设立永新安福两个种猪场，及泰和耕牛改良场，复员后将乳牛、种猪、种禽场合并为畜牧场。

江西兽疫防治事业创始于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八年夏止，全省家畜防疫处所及附设家畜诊疗所共有四十二，并另设有耕牛保险总会，县耕保单位，牛疫中心区办事处，及十一县牛疫防治事务所，在防疫机构方面颇具规模，自一九三八年秋受抗战影响直至一九四九年，江西兽医业务完全摧毁，南昌解放后乃力图防疫业务之恢复与发展，而在农研所内成立防疫组。

兽医血清制造所成立于一九三六年春，自一九四O至一九四九年工作停顿，至八年之久，南昌解放后，即积极充实，成为农研所血清制造组，已陆续制出牛瘟炭疽等血清疫苗。

家畜病院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夏，原为兽医专科学校附属家畜病院，自一九五O年农研所成立，此病院遂拨归农研所领导，但仍与兽专密切联系。

应用植物组成立于一九五O年，其业务为加强本省重要经济植物的遗传与育种，和生理生态等各方面的试验研究，同时感觉到我国今后农业改进事业必须走米邱林路线，采取新的方法有前途，故于本年成立此组来担任此种任务。最近积极收集材料，并充实设备，修理温室，拟定研究计划，今年主要试验项目有：（1）水稻春化处理技术研究；（2）全国改良稻种特性调查；（3）水稻杂交育种；（4）籼粳稻品种试验；（5）中美棉嫁接和杂交育种试验；（6）退化美棉品种内杂交试验；（7）棉花种子春化处理技术研究；（8）黄麻杂交育种；（9）黄麻脱胶研究；（10）土壤肥力对于甘蔗遗传性变异研究；（11）甘薯嫁接杂交试验；（12）花生根瘤菌接种试验（与化学组合作）；（13）蕃茄嫁接和杂交试验。

四、金陵大学农学院

私立金陵大学原由美国基督教各教会在南京所设汇文书院等校而成，在民国前二年称金陵大学。民国三年裴义理教授举办北方垦殖事宜，承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诸先生赞助，鉴于中国农林人才之缺乏，先行创设农科，次年添设林科，至民国五年，合称农林科。十九年遵部令改为农学院。二十五年春创设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招收大学毕业生。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本校由南京迁成都。二十九年农科研究所增设农艺学部。三十年增设园艺学部。三十二年增设园艺专修科。三十五年迁回南京，农学院有农学馆一座，蚕桑馆两座，农业专修科教室及实习室各一座，乳牛房一所，冷藏室、作物储藏室、温室各一座，另有各地农场甚多。农学院设农业经济学系、农艺学系、森林学系、植物学系、园艺学系、植物病虫害学系（内分植物病理学组及昆虫组）、农业教育学系、蚕桑学系等八系，及农业专修科与园艺专修科及农业推广部，曾设园艺职业师资科五年，今已停办。

农学院自创办之始即重视研究工作，年来全院经费用之于研究者约计百分之五十，所有专任教授均参与研究工作，高年级学生亦以研究工作为其设计实习及编著论文之资料，该院研究生占全校研究生总数之大半。农业经济、农艺、园艺等研究所已毕业之研究生，共达四十二名。

农学院研究工作约分为下列三种：

（一）调查研究：例如农业经济方面之调查，其目的在了解现实而加以改进。

（二）采集研究：例如昆虫与植物标本之采集，其目的在确定农林生物之分布，与品种之鉴定。

（三）试验研究：例如作物品种之改进，其目的在应用育种方法，产生质量兼优之品种。

农业经济研究已完成者计有：

（一）农家经济调查：共调查七省，十七地区，农家二千八百六十六户，已出版中英文中国农家经济各一书，为关于此问题之权威著作。

（二）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共调查二十二省，一百六十八地区，已编为本题论文、地图及统计资料三种，中英文皆已出版，曾经全国图书审查委员会特颁奖状。

（三）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根据我国十一省，二十二处，农家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户之调查，刊行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长一文。

（四）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分农村金融、农产运销、土地分类、农佃制度、信用合作，农事特产及农村组织七项。

（五）四川省土地分类调查研究：按照有机质碳、土壤组织、颜色酸度及钙质鉴定五[四]种，分别绘制各县土壤分级图，及土壤分区图等。

（六）成都市附近七县米谷生产与运销之研究：供政府统制食粮之参考。

（七）四川农产物价及成都市生活费用研究：自二十七年起，按周编制生活指数，公诸社会以供参考。

（八）南京市物价及生活费用研究：自三十六年起，按周编制生活指数，公诸社会以供参考。

植物生产之研究。农学院农艺系素来重视小麦、棉花、水稻及其他农作物之育种，计先后在该院农场及合作农场改良完成之新品种有以下诸种：

（一）小麦——金大二九O五号，金大二六号，金大开封一二四号，金大南宿州六一号，金大南宿州一四一九号，金大燕京白芒标准小麦，金大泾阳蓝芒麦，铭贤一六九号，定县七二号，定县七三九一四号，徐州一四三八号，徐州一四O五号，济南一一九五号。

（二）棉花——金大脱子棉，金大百万棉，金大爱字棉四八一号，金大爱字棉九四九号，斯字棉四号，德字棉五三一号。

（三）水稻——金大一三八六号

（四）粟——金大燕京八一一号，金大南宿州三七三号，金大开封四八号，金大泾宿谷，定县燕京二二号，济南金大植物组八号。

（五）高梁——金大开封二六一二号，金大南宿州二六二四号，定县三三号

（六）大麦——金大九九号裸麦，金大开封三一三号大麦，金大南宿州一九六三号，金大南宿州七一八号裸麦。

（七）玉蜀黍——铭贤金皇后。

（八）土豆——金大三三二号。

农学院之园艺系则著重改良果树与蔬菜品种及改良果品储藏与运销方法等，改良品种计有：

（一）柑桔——江津甜橙二十六号，二十四号，十八号，金堂大形甜橙十七号，江津红桔十一号。

（二）蔬菜-——甘蓝金陵十号，榨菜金陵二号，蕃茄金陵二十号，近年输入栽培新种大蒜（AlliumamperoplasumL.）亦大为成功。农学院植物学系、森林学系、植物病虫害学系，历年采集之植物、昆虫、病菌标本亦极丰富，计有腊叶植物标本三十余万份，约五千余种；经济树木标本四万份，约三千余种；昆虫标本十二万份；真菌标本四千七百号，就中以腊叶植物标本最有价值，盖该院之腊叶标本馆，乃国内成立最早者之一，藏有珍贵之腊叶标本不少。

农学院推广工作已完成者计有：

（一）应四川及陕西二省之请举办新都、温江、仁寿、南郑等县之县单位农业推广区示范工作。

（二）应四川省之请，担任彭县及华阳二示范区之农业推广辅导工作。

（三）受教育部及四川省教育厅委请，担任川西各农业职业学校辅导工作。

（四）兴办新都、仁寿等县之农民基础学校及农民补习学校，研究农民教育实施办法。

（五）推广改良种子及种苗，金大二九O五号改良小麦在川西及川北曾推广种植达三十六县，金大改良柑桔推行种植亦广。

农学院研究设计不下百数十种，已完成者如上所述，未完成者尚多，最初侧重专题研究，最近趋向综合研究，其目的以某种生产事业为研究中心，由有关教授联合研究，以期该项研究事业，得以彻底改进。目前综合研究事项计分稻、麦、棉花、柑桔及烟草五项，举凡选种、栽培、防害、加工、储藏及运销问题，一一研究其如何改进，俾能得完美之结果。

金大农学院三十年来得有如此成绩者，由于该校为私立机关，经费稳固，人事不受政潮之影响，故研究人员得专心致志从事其专门研究工作。

五、岭南大学农学院

岭南大学农学院成立于一九一八年，原只设农艺、园艺、畜牧三系，一九二七年添设植物病理室，一九四O年畜牧系因实际需要扩充为畜牧兽医系，诸系室除授课外，有下列之研究成绩与工作方向：

农艺系过去育成优良早稻三种，晚稻五种，适于食用之甘薯十一种，产量特丰者五种，适于茎叶用者五种，现在正进行陆稻、水稻品种比较试验，螟虫防治试验，甘蔗品种试验，油用亚麻引种试验，甘薯选种杂交试验，纤维作物比较试验，将来工作以推广陆稻及多方面研究甘薯为主。

园艺系过去曾引种及大量推广有加利树多种，外国果树如番木瓜等及蔬菜品种，并在潮属数县进行新法防治柑桔病虫害及柑果包装之推广。现在工作，在果树方面有潮属柑桔抗黄龙病品种之研究，与亚热带果品荔枝、番木瓜、番荔枝之加工试验；在蔬菜方面，有本省抗病蔬菜品种之育种，及输入外来蔬菜之品种试验；将来工作继续在广东潮属各县改进柑桔之栽植，多注意华南抗病蔬菜品种之育种，及亚热带果品及蔬菜之加工。

植物病理研究室过去研究成绩，有广东省果树病害及甘蔗病害汇报，闽赣柑桔病害之调查，柑桔胶肿病之发现，芋疫之防治。现在工作为进行病害调查，柑桔黄枯之病源及防治，一般柑桔病害之防治，及蔬菜抗病育种，将来工作在扩充农作物病害研究范围，以柑桔、甘蔗及蔬菜病害为主，并扩充该室为研究所。

畜牧兽医系过去研究成绩有外国猪与本地猪杂交试验，并畜养纯种乳牛四种，共七十余头。现在工作在兽医方面有广东省家畜传染病之调查，及各种畜禽病之研究，在畜牧方面有猪鸡乳牛之育种及饲养试验，外国牛与黄牛杂交试验，将来工作为防治重要之家畜传染病及繁殖优良家畜家禽以供推广之用。

六、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

早在一九三三年秋，日人即蓄意侵略中国，筹设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一九三四年在胶济路沿线设青岛、张店、辛店、湛山、李村及洛南设立农场。东亚同文会则在天津设立农场，七七事变后寺边部队特务部在北京西郊成立中央农事试验场，上述各地农场一律改为支场，统归其指导，在敌伪时期称为华北农事试验场。本场设耕种、农林化学、病虫、畜产、林业、家畜防疫、农业水利等七科，分场一处设在昌黎，支场五处设在石门、军粮城、济南、青岛、开封，试验地两处设在济宁与徐州，原种圃十五处。各场共用日人三百六十四人，华人二百九十四人，华人皆中下级干部，日人除少数技术较高者外，亦多为二三流人物。

在此时期就试验整个研究工作而言，其优点为有组织，有整个计划，和实际相配合，有完整而灵活的机构，各地有分支场、原种圃与试验地，一改良品种可以尽快推广到农村，计划和实际结合。一九三九年以后，对于华北各主要作物，都制定增产计划，其研究计划即与增产计划相配合。

但因技术人员学术经验均非第一流，故技术方面殊多缺点，取材每之不当，田间设计过于简陋，亦常有不合理处，室内工作亦多欠妥。

但研究成绩殊有不少，已发表之刊物，家畜防疫方面有四册，农业调查报告有二十三册，华北产研汇报十一册，调查资料三十三册，成绩概要十九册，其他十四册。但刊物虽多，品质则非甚高，亦有不少够得专门研究报告水平，调查工作多而较好。本场育成品种不算优良，与农家所有，好得有限，但引入品种如甘薯的冲绳100号与农林四号，小站稻种等却收获实际利益。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分别接收了本所的农业林业与畜牧部分，分别成立北平农事试验场，北平林业试验场，华北畜牧兽医工作站。一九四六年又将后者分为华北畜牧工作站与华北兽疫防治处。

北平农事试验场将旧有的耕种科扩充成棉作、麦作、特作及园艺四研究室，及生理细胞二实验室，将农林化学科改为土壤肥料研究室，后又在此研究室附设农业化学部分，农业水利科则改为农业工程研究室。

在此时期以宗派斗争，将一整体机关，任意分割，人才缺乏，无良好工作计划，研究与实际不联系，故殊少良好成绩。在农事试验场因人才方面，有独立研究能力的专家，尚有二三十人，故在技术方面，比日寇时期，尚在[有]局部的改进，如新式田间设计的应用，试验材料的增加，最新式试验项目的增添等。缺点为缺乏全面计划，调查工作做的太少，各研究室各自为政，不能互相配合，致人力物力完全浪费。自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三年多的时间，除土壤肥料研究室发表过三篇研究报告外，未有任何其他研究结果问世。

在北平林业试验场，畜牧工作站，及华北兽疫防治处，所有研究工作，事实上完全停顿。

一九四九年二月平津解放，各试验场重新整理并与河北省农业改进所合并成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内设以下各系室：

（一）作物系：下设棉作研究室，麦作研究室，特作研究室，杂粮研究室。

（二）病虫害系：下设病害研究室，虫害研究室，药剂研究室。

（三）理化系：下设土壤肥料研究室，农产制造研究室，农田水利研究室，附设测候站。

（四）园艺系：下设蔬菜研究室，果树研究室，薯类研究室。

（五）应用植物系：下设细胞研究室，生理研究室。

（六）畜牧系：下设家禽研究室，家畜研究室。

（七）家畜防疫系：下设病毒研究室，细菌研究室，附设血清制造场。

（八）森林系：下设造林研究室，林产研究室

改组以后，组织较为严密，业务著重实际，成绩已有显著之增加。一九五O年的工作计划以粮棉增产的试验研究为主要任务，其他一切试验研究工作均环绕目标而进行，此外并开始进行了全所规模的米邱林学说的研究。

在以粮棉增产为主要任务的要求下，特别著重农作物品种的改良，病虫害防治法的研究，土壤肥料的改良。小麦研究著重冬小麦的丰产与抗锈病的育种工作。小米著重在产量高而能抗白髪病的育种工作。玉蜀黍著重用杂交种的生长优势以产生丰产佳质的杂交种，与生长期短的早熟品种。棉花著重优良品种的保纯和新杂交品种的育成。病害研究著重麦类抗锈病和杂粮抗黑穗病与白髪病的研究。虫害研究著重主要害虫蝼蛄、行军虫、蝗虫、蚜虫的防治法研究与“六六六”杀虫药的大量制造。土壤肥料著重华北区地力测定与花生根瘤菌接种的研究。

关于米邱林学说的研究分两部分：（甲）为米邱林学说的基本理论研究，又分（一）关于嫁接杂粮学说者，如茄科植物嫁接研究、旋花科植物嫁接研究、绵葵科植物嫁接研究。所用的材料为蕃茄、茄、马铃薯、甘薯、牵牛花、棉花。（二）关于纯系退化学说者，计有小麦棉花高梁与粟的品种杂交研究。（三）关于获得性状遗传学说者，计有各地环境对小麦与棉花遗传性变异的研究，土壤肥力对于甘薯遗传性变异的研究，春小麦变为冬小麦的研究，春小麦与冬小麦寄种的研究，控制环境条件增进作物抗寒性、抗旱性、抗碱性品质和产量等研究，春小麦区播种冬小麦的研究。（四）关于阶段发育学说者，如（a）李森科春化处理方法的研究。（b）我国“七九”小麦的研究。（c）小麦种子水浸硬化处理的研究。（五）关于选择受粉学说者，计有小麦选择受粉研究，同为米邱林学说的实用研究，又分（1）苹果、葡萄、梨的嫁接育种试验，（2）苹果葡萄的杂交育种试验，（3）甘薯嫁接和杂交育种试验，（4）各种主要作物的计划选种。

在一九四九年八至九月本所六十多位技术干部配合农业部进行了华北五省八十四县二百十二村的普查和其他专业调查，初步调查了华北的农村状况，并与广大的农村接近，因而认识与体验到中国农村所急待解决的是那类问题，使他们彻底检查了以往工作方法的错误与偏向，并且认识了广大农民对作物栽培技术积累下的宝贵经验，要求向农民学习，要求把试验研究的农场与农民的田场打成一片，把经验技术交流。此种新作风，定可期待有重要的收获。

七、南京大学农学院

两江师范学校创设于一九O二年，一九一五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在两江师范学校原址上创立。一九一七年开办农业专修科，一九二一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东南大学，农业专修科扩充为农科。一九二七年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农科改为农学院，一九二八年改为江苏大学农学院，同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一九四九年改为国立南京大学农学院。

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成立之始，邹主任即立定方针，教学与研究并重，在成贤街与大胜关设立农事试验场，开始研究稻麦棉三大作物，其时中国棉产在世界上居于第十余位，南高农业专修科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即尽力提倡种植美棉，成效大著，今日中国棉产居全世界第三位，其基础即肇于此时。小麦与水稻之改良与育种亦曾收重大之效果。

一九二一年国立东南大学农科之农艺系正式成立，一九二九年改称为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科，一九三二年改科为系，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改为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分为作物与植物病虫害组，毕业系友前后共三百余人，在校同学一百余人。

在东南大学时代植物病虫害系是独立的，其时正与江苏省政府合作创设江苏省昆虫局，先在南京市内发动大规模之除灭蚊蝇运动，对于公共卫生大有贡献，其后则继续发动治蝗治螟运动。对于江苏省农业有甚大之贡献，浙江省之设立浙江省昆虫局即闻风继起者。

现在该系研究工作准备走米邱林路线，并求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研究试验与农业增产相结合，开始应用集体研究形式去发现适合于本国农业建设的大众化的新知识。

本校森林系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已有二十三年之历史，过去对于树木学与森林利用学，研究特别有成绩。最近华东农林部准备在苏北沿海，南自启东北至东海州建立一条防风林带，又准备在黄河故道的沙荒地造林，以防止风沙之侵袭保护农田，此伟大计划之调查设计工作，即由本系造林组师生担任。一九五O年暑假全体师生出发进行调查工作。

本校园艺系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东南大学时代，迄今有三十年的历史，胜利后自内地迁回，经过四年的努力恢复，已渐具规模向发展前途迈进。

本系现有农场两处，一为果树试验场，一为蔬菜观赏植物试验场，总面积约二百亩。最近南京市人民政府提议和本系合办米邱林园艺育种试验场，已经拟定计划，正在勘定地点，不久即可开办。

本校畜牧学系在南高时代为畜牧组，在一九二一年即改为东南大学农科之畜牧系，一九二八年扩充为畜牧兽医系，一九四四年增设研究所，一九四八年因事实的需要，畜牧与兽医分为两系，有各实验室、畜牧场和养鸡场，课程分饲养、选种、管理和畜产加工四大类。

本校兽医学系发源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之东大农科之畜牧系，一九二[？]年畜牧系扩大为畜牧兽医系，一九三六年加办畜牧兽医专修科，一九三七年本系随本校西迁成都，一九四六年胜利后复员迁回南京，一九四八年因见畜牧兽医事业日益发展，有分工之必要，于是分为畜牧兽医二系。

本系设有解剖、生理、药理、组织、病理、细菌、寄生虫等实验室，与一家畜诊疗院，设备相当完善。

本校农业化学系发源于一九二七年设立之农产制造门，一九三二年始正式称为农业化学系，共分土壤、农产加工、与农业生物化学三组。

本校之农业经济学系发源于一九二一年东大农科所设立的农政科和十年后中大农艺系内分设的农业经济组，在南高东大时代即曾在江苏省境内举行大规模的乡村调查，甚有成绩。一九四二年农业经济组正式改为农业经济学系，一九四四年成立农业经济学研究所，历届毕业生共有一九五人，研究生十人。数年中曾和外界合作作有四川遂宁县、巴县、重庆近郊、巴东十五县、安徽祁门茶区、南京及附近五县等地区多次的农村农业经济和城乡关系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出版农业经济集刊，编纂农业经济研究所丛书及报告，一九四九年暑假全系师生参加了南京城乡经济调查，一九五O年暑假又参加了山东农业调查，在学期中同学又参加南京市农贷实习，城郊合作社业务实习，八卦洲评产工作，从实际工作中吸取经验。

本院农业工程学系远溯于一九二一年东大农科之有拖拉机及各种新式农具，稍后穆藕初先生捐资在本校成贤街农场内建立农具馆，是为本系之先声，是后对农具研究工作即积极展开，曾改良仿造新式农具多种，推广介绍与农民，颇得农民之信任。抗日战兴，本校西迁，农业机器因过于笨重，未及迁走，全部损失，农具方面之研究亦告中断。一九四五年复在农艺系内设立农业机械组，学校复员后积极添购大量新式农业机械及设备，一九四八年遂将农业机械组扩充，成立农业工程学系。

为与实际配合起见，农业机械及拖机班师生均亲自驾拖拉机犁田、播种、除草、割麦，并参观机械工厂，暑假期内，除大部分同学参加山东农村调查外，并与东北方面国营农场，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及苏北东新农场接洽，派同学前往实际参与工作。

本院之畜牧兽医专修科创办于一九三七年，至今有十七年的历史，由本院畜牧兽医两系领导，所以不仅在技术上得各教授的指导，而且每一课程都有实习机会，使理论与实际结合。

八、西北农学院

西北农学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乃由北平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及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而成，校址设在陕西武功，分设农艺、园艺、森林、水利四组，并设农艺、林业、园艺三试验场，实验室，标本室及各研究室。十一月与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组西北植物调查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兴，北平大学农学院等校迁陕西，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一九三八年教部命令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西北农学院。一九三九设农学系（包括农艺组、病虫害组、农业经济组）森林系、园艺系、农业化学系、农业水利系、畜牧兽医系、农业经济专修科及畜牧场，后以师资设备充实，农学系三组均改为系。十月与军政部兵工署合营国防林，设总场于宝鸡黄牛铺。一九四O年与经济部水土实验所合办武功水土试验室，同年畜牧兽医系分设为畜牧组兽医组。一九四一年增设农业水利研究部，一九四二年与陕西防疫处合办血清制造厂，一九四六年添设农产制造系及农业机械系，一九五O年，兰州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来院，迄今有农艺系、植物病虫害系、森林系、园艺系、农业经济系、畜牧兽医系（分畜牧组、兽医组）、农业化学系、农业水利系共九系组，及附设高等职业学校（包括初中、小学及幼稚园等单位）。

本院原有土地九千余亩，分散各地，计森林场一三七三余亩，农艺场七七O亩，园艺场五四九余亩，畜牧场四三九余亩，水土试验室一九亩，农艺试验地一二三余亩，武功本场附近租给农民经营负责繁殖本场良种地二一二五余亩，干县林平区租与农民种植一般作物四五三余亩，此两项地亩，解放后一九五O年秋后预备组织合作农场。

本院农事试验场成立于一九四六年，当时称为农林试验总场，下设总务组、技术组，及农林园畜四场，作试验研究与产品贩卖等工作。解放后与本院农业推广处合并改称为农事试验场，下设试验研究组领导农林园畜四场作试验研究工作，生产合作组、推广繁殖组、事物组及水土试验室等部门，其各场研究成绩及历史概况如下：

（一）农场：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原归农艺系领导，一九四六年归总场统一领导。其业务为进行育种、繁殖、示范及推广等工作，其中分设麦作、特作、旱农、杂粮、蚕丝五室，收集国内外优良品种，参酌当地农情，除栽培试验外，并育成甚多适合于当地风土之新品种，尤以小麦与棉花最为满意，计共育成优良棉花一种，小麦五种，裸大麦二种，有稃大麦四种，小米二种，玉米一种，高粱一种，大豆四种，马铃薯一种，除各有特殊优良品质外，产量超过标准种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四九以上，对于作物栽培试验亦有适当成绩，对于家蚕品种，饲料杂交试验亦有满意之结果。

（二）林场：

（1）武功林场：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场址设在武功与扶风交接之三道原法禧寺左近，紧接渭河北岸，其业务为育苗繁殖推广，并供学生实习之用。

（2）郿县齐家寨林场：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冬，业务为提倡山地造林，并研究封山育林方法以恢复秦岭天然林之旧观。场内有苗圃四处，该场设备齐全，条件优良，为陕西关中一带最大林场之一。一九四九年奉陕甘宁边区政府令，全部产物人员划归西北农林部领导。

（3）咸阳林场：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场址设在周陵及咸阳县城东门外河滩，为滩地及黄土造林区域，并著重于抗旱、抗水、抗碱等试验，该场年来经营不善，盗伐极为严重，于一九五O年二月奉西北农林部令划归咸阳专署直接领导。

各林场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八年共计育苗五千二百万株，造林一千二百七十五万株，试验研究已有成绩者计有：（a）对西北初期造林中主要树木之研究；（b）陕西黄土高原天然情形之研究及其改进之可能；（c）滩地之适宜造林树种之研究；（d）太白山森林之调查；（e）青峰山森林之调查；（f）楼观台橡树之调查；（g）华山松播种与立地关系；（h）油桐之播种试验；（l）各类木材炭化率比较试验；（j）木材气干试验；（k）湿碱地杨柳类掘渠排水插条造林试验；（r）扦插育苗采条期比较试验。

（三）园艺场：成立于一九三三年，设花卉、蔬菜园于三道原，设葡萄与果园于二道原。一九三七年将花卉原苗圃区迁移二道原，该场除一部分充作试验研究外，余者为经济栽培大量生产，计先后曾育成佳良蕃茄一种、甜萝卜一种、抱心白菜一种、大蒜一种、水蜜桃一种，此外对于苹果、梨、枣、葡萄、白菜、茄子、辣椒、洋葱、醉瓜等亦有调查试验结果发表。

（四）畜牧场：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场址原设扶风法禧寺，全场分三部：

(1)武功总场：一九四六年由原址迁设本院西侧，业务为改良土种家畜及推广优良种畜。

(2)西安分场：一九四八年成立，业务为从事鲜乳示范与推广，并辅导西安市之乳场经营科学化。

(3)法禧寺场：为原场址，主要栽培各种饲料作物，供全场家畜食用。

历年以来畜牧场曾输入繁殖杂交瑞士乳羊、洋猪、洋鸡、及改良土产绵羊与鸡种，而得优良之成绩。

本院除由农林园畜四场从事试验研究与示范外，并设农业推广处，将试验研究结果，推广至农村，并介绍各种农业科学知识于普通农民，该处计分农村合作，农村教育，农业生产三组，其业务与成绩有以下诸项：

(一)辅导农村合作：

一九二八年陕西省受天灾最重，本院成立伊始，即设农村事物处农村合作股（即该处合作组之前身），辅导扶风武功农村，成立合作社，以扶助农村之建设。该组工作，除辅导农村合作社之成立外，并介绍贷款，统计业务，贷放优良作物品种等工作，至一九三八年止，已成立信用合作社二八四，生产合作社一六五，共有社员二万九千五百余人，资金六万余元，并介绍贷款五十五万余元。一九三八年将大部合作社移交于县合作指导机关，仅指导八十八生产合作社与乡保社，各社由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八年曾贷放麦种二千余旧制斗。

(二)推广农村教育

农村教育组曾督促推广处所指导之八十余合作社各附设私立小学一所，强迫社员子弟入学，并以巡回讲演方式授以农业科学知识，又曾举办农民训练班，又曾训练合作社职员四百余人，又曾举办民众夜校，农事讨论会，农产展览，农业展览及农民图书馆等。

(三)促进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组历年来曾以示范繁殖及推广方法以推广各种优良五谷、蚕丝、苗木、果品、蔬菜、家畜等品种于农村，获得优良之成绩。

ThegeneralsituationsofChinaAgricultur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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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化的论文范文篇6

该文作于1950年，其时作者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文分八个部分，主要介绍浙江、江西、华北等三所农业研究机构和中山、金陵、岭南、南京、西北等五所大学之农学院，于各机构之创建始末、发展沿革、隶属变更、研究成果等皆作简明之记述。诸多情形，今多已失记，可视为中国现代农学史和各校校史之材料，因商之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胡先骕之哲嗣，得允予以整理刊出。作者未写完之处，在文中注明；其衍文以[]示之。错误之处，恐为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一、浙江省农业改进所

浙江省农业向称发达，兼以交通便利，文化水准较高，故以科学改进农业之运动，亦较之他省发生为早，远在前清光绪二十三年，杭州即有蚕学馆之创设，至宣统三年劝业道即在杭郊笕桥设立农事试验场，至一九一五年设立原蚕种制造所，一九一九年设立棉种试验场，一九二四年设立昆虫局与造林场，一九二七年设立蚕业试验场，一九二八年设立水利局，一九二九年设立杭州缫丝场，一九三O年设立稻麦改良场，一九三二年设立化学肥料管理处，一九三六年设立园艺场、家畜保育所与土壤调查所，一九三七年设立茶叶改良场，一九三八年设立农业改进所，将各农业机关合而为一，改进机构，至一九四O年蚕业推广部分复行划出，成立蚕丝管理委员会，一九四二年又划出农田水利部门于建设厅内成立水利处，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解放后本所改组，除一面归并与农业有关各机关外，内部力求简化，只设立农艺、农艺化学、植物病虫害、森林、畜牧兽医、农业推广等系，其后省府加强领导农业生产，扩大各种生产有关的专业机构，本所原有推广、造林、治虫防疫等工作，在实业厅成立专业部门负责进行，农业推广系与森林系取消，西湖林场湘湖繁殖场划归实业厅直接指导，三界茶场划归中茶公司杭州分公司，牟山湖繁殖场划归余姚县人民政府，另接办黄岩园艺场及海宁猪种繁殖场归并入硖石绵羊场，再度改组后本所现有农艺、农艺理化、植物病虫害、及畜牧兽医各系，下设稻麦场、萧山棉场、黄龙洞农场、黄岩柑桔场、硖石种畜场。

农业改进所业务状况

（一）稻麦浙省稻麦改进工[作]开始于一九三O年创设之稻麦改良场，历年以来工作方针，始终一贯，一九三三年以后稻麦改进设备，日趋完善，一九三六年美国育种专家海斯博士来华考察，誉为国内最完备之育种机关。

浙省稻麦育种初以纯系育种为主，继则进行稻与小麦杂交育种，一九三九年起开始举行旱稻及各项杂粮之育种，计育成之早籼、中籼、晚籼、晚粳、晚糯稻十余种，其产量较土种高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九不等，大多均在百分之十五以上，其品质亦不下于市场上等米，改良小麦纯系的，计有十系产量均在二百市斤以上，较之土种有高出一倍者，其由杂交育种而得的有九系，产量高的较之土种高出百分之三十以上，各系皆有抗锈病能力。杂粮之改进除进行纯系育种外，并征集品种举行比较试验，皆能获得优良品种，至今稻作育种工作，品种观察计有八五六个品种，试验设计计有一六四个品种，小麦及杂粮育种工作今仍继续进行，改良稻种之推广开始于一九三五年战时改良稻之推广，至一九四三年止，累计达三十二万七千亩，改良小麦亦达二十八万二千余亩，约可藉以增产稻十九万六千余担，麦五万六千余担。

栽培方法之改进，亦曾历次举行试验，均已获有结果。

（二）蚕丝浙省蚕丝之改进远肇于前清道光年间，宁波海关税务司西人唐发达曾亲赴日本调查蚕业，归后上条陈与清政府，力主改进，未见采用，唐乃选派宁波养蚕学院工头江生金入法国蒙贝利蚕业学校学养蚕新法，至清光绪二十三年清廷下诏变法，杭州知府林迪臣设立蚕学馆于西湖金沙港，聘江生金主持之，后以江之学识不足，改聘日本教师主持教务，讲授养蚕缫丝新法。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浙省设农事试验场于杭州笕桥，即在场内专设蚕桑科从事实验工作。一九一五年设立浙江省立女子蚕桑讲习所，又在艮小门外设原蚕种制造场。一九一八年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更于嘉兴分设育蚕场，于诸暨分设制种场，一九二五年于杭县、桐乡、嘉兴、海宁、吴兴等县设改良场指导饲育新种，于余杭设制种场，制一代杂种。一九二七将原种制造场扩充为蚕业试验场。一九二八年于浙江大学农学院设蚕业系，并改组蚕业试验场为蚕业改良场，全省蚕桑改进事业均由该场主持，改良种大[多]见推广。私营制种业亦兴起，秋蚕之饲养亦渐盛。一九二九年该场改称为浙江省立蚕桑业改良场，附设女子蚕桑讲习所，并设杭州缫丝厂。一九三三年于[与]十[三]四年设立模范区与改良区，七月又成立管理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一九三四年改良场隶属该会称浙江省蚕桑场，蚕业取缔，所亦并入于该场，杭州缫丝厂亦隶于该会。是年秋间蚕桑改良区域达二十九县，十二月该会称为浙省建设厅蚕桑统制委员会，一九三五年仍改称浙江省蚕桑改良场，同年六月成立浙江省生丝推销委员会，设办事处于上海，并设缫丝委员会。一九三六年蚕丝统制会直属于省政府，并于改良场内增设桑园股，另设蚕种监管所，并设嘉兴蚕种场及余杭蚕种制造改进所。一九三八年浙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各蚕业改进机构并入该所，在浙东六县各设蚕业改进区，并在松阳、兰溪设原蚕种繁殖场。一九三九年在丽水设原蚕种繁殖场，在临安设蚕种管理分处。至一九四O年共设十一蚕业改进区，并设蚕种冷藏库。一九四一年蚕丝管理委员会成立，除有关研究试验工作仍由农业改进所专设蚕丝系继续办理外，其他制种管理检验各机构一律移交该会接办。一九四二年农改所育蚕育桑两场及蚕丝系合并为蚕丝试验室。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农改所改组，内部力求简化，遂不设蚕桑研究部门。

浙省改进蚕业虽发轫于光绪年间，但在选种方面，甚少成绩，至一九四一年农改所始从事家蚕纯系选种与杂交育种，及其他研究，获得优良纯种四种，及杂交种数种。

浙省蚕业因政府历年竭力改进之结果，至一九三七年全省改良蚕种之需要已达三百余万张，但政府制种机关不能供应其全部之需要，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O年三年之中，只能配发普通蚕种八十八万余张，故私营制种场甚为发达，如在一九三一年私营制种场多至七十五家，年产九十余万张，以后粗制滥造之风日甚，政府乃设管理取缔机关，制种事业始获合理保障而趋于稳定。至一九三七年浙西沦陷，种场沦陷达十分之九，至一九三八年原种供给及监督收购配发皆由农改所办理，次年种场增至三十余家，分布于十一县，至一九四一年监管事宜归蚕管会接办，以敌窜浙东，浙东蚕区沦陷殆尽，制种场亦逐渐停办。

（三）茶叶浙省茶叶改进始于一九三四年绍兴县政府设茶叶指导人员，以指导茶树栽培、茶叶制造及取缔茶叶之著色掺杂，自是各区皆有开辟茶园或改进之企图。一九三七年成立平水茶叶改良场，一九三八年该场归并于农业改进所，该所即先后在数县设立农业推广区、示范茶场、检验处，以改进种茶、制茶及检验茶叶。一九四一年检验工作移归浙省油茶棉丝管理处办理，解放后农改所不办茶叶改进工作。

茶叶改进之试验研究开始于一九三七年，战事发生后仍继续进行。育种试验有茶树品种观察，达一百二十种之多，栽培试验，亦在各区举行；采制试验包括珠茶、珍眉、红茶、龙井等。其他研究事项包括茶树品种之分类，茶芽之生理，茶树交配技术，病虫害之防治，世界各地著名茶叶之制法，制茶机械及器具之设计改进，及茶叶之分级等。

各地茶农栽培茶树均极粗放，农改所自一九三九年起乃在各地设示范茶园六处，一九四O年开始整理各地旧式茶园，各区并每年举行制茶示范，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四年间合计共制红绿茶五万六千斤，出品以品质优异，价格高出寻常茶叶，农改所并利用合作机构，借给制茶机械设备，指导精制技术，以提高精茶品质，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止，共辅导合作社制成精茶一万余箱。改良制茶用具与器械，自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间共推广六百八十件。

（四）、棉浙省棉产改进始于一九一七年，实业厅设立棉种试验场于余姚。一九二八年改组为省立棉业改良场，并设慈溪、平湖两分场。一九三O年分设杭州、上虞、萧山三育种场。一九三二年更名浙江省农业改良总场棉场，另在各地设育种场，育种区、繁殖区、合作棉场、实施区、推广区。一九三五年棉场一度隶属于浙江省农业推广委员会，次年直隶于建设厅。一九三六年改隶于浙江省农林改良场。一九三七年再改为浙江省棉业改良场。一九三八年并入于农业改进所，由农艺股主持其事，除举行育种及栽培试验外，并于后方各重要县举行棉作地方试验，设改建区、推广区与检验处。

浙省自棉场成立，即注意于棉业技术之改进，在战前，育种方面曾举行品种比较，中美棉标准品种比较，百万棉及长丰棉纯系育种等试验，在栽培法方面亦曾举行各种试验，在战时各种试验于一九三九年继续在各县举行，一九四O年试验区域扩大至二十余县。

推广工作自一九二九年开始，一九三三年起棉业改良实施区成立，藉政治力量指导人民采用良种，在沿江一带推广百万棉，沿海则推广具有抗盐性之驯化美棉，至一九三六年，推广面积达九万四千七百五十亩，产籽棉十四万九千余担。抗战期中，自一九四O年起在温台处属各县增加植棉面积二十六万六千亩，检验出口棉花六十五万三千余包，一九四四、一九四五两年防治害虫达一万三千余亩。

（五）油桐及其他特产浙省桐油产量在全国产油省分中占第四位，仅次于川湘桂三省，年产五十万市担以上，其改进工作自一九三五年开其端，是年二月农业管理委员会成立，推行林垦，在衢县、江山、嵊县等地垦植油桐。一九三八年农改所从事优良桐子之推广与桐子理化性之分析研究，油桐栽培方法及品种之改良。一九四O年在衢县设立油料植物繁殖场，在各县林业改进区，亦分别垦植示范桐林，约二万亩，推广优良桐籽十八万八千余斤，播种桐林十三万余亩，分布区域遍及浙东三十六县，一九四O年防治油桐害虫及病害面积达二千余亩。

烟草育种工作自一九三八年开始在品种观察方面，搜集品种计有一八八种，品种比较试验亦于是年开始，至第三年核计以两种美国烟为最优，栽培法亦于是年开始试验研究，是年开始试验烟草加工，并训练技工制雪茄烟，至一九四O年在松阳设立雪茄烟制造厂，训练大批女工，经营制造，制法推广民间，于是雪茄烟之制造，成为松阳一大家庭工业，商营烟厂及合作社纷纷之设立，成为松阳战时经济上重要企业。

糖蔗在平阳、瑞安栽培素广，战前浙省园艺场曾于平阳设有糖蔗分场，由广东引种爪哇改良蔗种，一九三八年该场并入农改所，该所在平阳设糖蔗繁殖场，一九三九年该场并入平阳农业推广区，爪哇糖蔗之推广年有扩展，遍及温属各县，改良爪哇蔗含糖量较土种高出百分之四十，故农民争求贷种。

（六）园艺浙省年产果蔬可值七十万元，园艺之改进始于一九三六年，设园艺场于黄岩，次年改称浙江省园艺改良场，一九三八年该场并入农改所，该所即于其地设农业推广区，一九四一年改为第七农业推广区，以园艺之改进为主要工作。

浙省果树之改进以柑桔为主，在园艺场时代即征有名品种，以观察风土适应情形，农改所继续观察有名品种十三种，一面举行黄岩柑桔选种工作，蔬菜方面亦举行品种观察与比较，品种比较计甘蓝有十一种，结球白菜有五种，他种试验亦分别举行。

农改所在黄岩繁殖优良果苗，包括梨、桃、枇杷、苹果、花红、杨梅、柚、柑桔、尤以柑桔为多，年有大量推广。邻省亦来大批订购，果苗中以柑桔最为闻名，蔬菜如甘蓝、洋葱、番茄、花椰菜、山东白菜、莴苣等过去在浙南山区甚少栽培，战时则经大量繁殖推广于山区各县。

（七）森林浙省注意林政虽远在一九二一年以前，然仅在杭州、兰溪、临海、永嘉（后迁丽水）设省立苗圃四所，至一九二四年始就建德前省立甲种森林学校原址设省立第一模范造林场。一九二七年北伐告成，政府开始推行造林运动，浙江省政府订颁造林场暂行规程，次年并省立第一模范造林场与省立第二苗圃改组为省立第一造林场，就丽水之省立第四苗圃设第二造林场。一九二九年省府依旧道属分划全省为四大林区，每区各设林场一所，凡育苗造林业务以及全区林业行政，统归林场管辖，十九[一九三O]年成立农矿处，处下设农林局，局内设森林组，次年农矿处归并于建设厅，省政实施紧缩，四林场改隶农业改良总场。一九三五年建[设]厅成立农业管理委员会，下设森林管理处，四林场复隶属该处，温处两属保安林办事处则改称浙江省瓯江保安林青田事务所，另于衢县设立十里荒山垦植办事处。一九三六年农管处裁撤，各林场均复旧观，衢县十里荒山垦植办事处交第五区专员公署接管。七月省农林改良场成立，各林场均隶属之。一九三七年农林改良场裁撤，成立省林场，是年抗日战兴，各林场统归当地县政府保管。一九三八年农改所成立，先于处属各县设中心农场，一九四O年设四林业改进区，一九四一年设常山林业改进区。一九四三年青田林业裁并入丽水林业改进区，一九三九年省公路局与农改所合作在数县设立公路行道树苗圃，一九四O年设立林产制造示范场，各县自一九二八年起即设县立苗圃。

浙省立林场自一九二七年起即开始营造示范林场，截至一九三六年止各林场造林总面积约十万八千亩，植树苗二千八百三十三万株，农改所督导造林之结果截至一九四三年止，并各县地方造林成绩共为三百十三万余株。

育苗工作开始于一九二七以前，一九三五年省立各林场苗圃面积达八百八十余亩，产苗四千六百七十余万株，自一九三八至四五年，各县育苗二千三百六十万余株，推广民间之苗自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止，各区分发苗木一万万余株，公路行道树共栽七十七万余株。

（八）畜牧与兽医浙省畜牧事业开始于农矿处时代，一九三二年农业改良总场设兽医技术室，派员分赴发生兽疫各县防疫，一九三五年会同上海兽疫防治所及东阳县政府合设兽疫防治实验区，一九三六年农林改良场于金华设立家畜保疫所，改良场裁撤后改组为家畜保育所，抗战军兴，该所即结束，原有事业一九三八年归并农改所办理。一九四二年，敌陷松阳，农改所各项设备惨遭破坏，畜牧兽医方面不易迁移之种畜种禽与血清疫苗制造所必需之冷藏库及不能移动之设备同被损毁。

保育所及农改所历年繁殖世界著名之猪、鸡、鸭、兔、种，逐年在省内各地，均有相当数量推广，亦曾以著名外国猪与土种猪进行杂交及进级育种，所得杂种猪推广与农民，普遍受欢迎。以产卵特多之龙游鸡，亦曾经大量孵育推广于第九区各县，每年至少数万羽，又曾以合作饲养办法，贷给山区农民以种牛，农民除享受耕牛之劳力外，并得均分其所产之仔牛，并经常指导农家清除牛舍，改善饲养管理方法及选种配种等工作。又在各县设立耕牛配种站四处，免费配种，历年来统计配种二百八十余次，保育耕牛二千余头，一九四一年该所筹办耕牛保险，数年以来颇着成效。

浙江省之兽疫以猪霍乱与猪肺疫最为重要，农改所首先即着手于该两种疫菌苗与血清之制造，一九三九年以后，血清与菌苗之制造范围逐渐扩大，制造数量亦增多，在数年中曾制成大量之牛出血败血病高度免疫血清，抗牛瘟高度免疫血清，牛出血败血病混合菌苗，炭疽芽胞菌苗，牛瘟脏器苗，牛传染性胸膜肺炎菌苗等，除以供应本省农村之需要外，并供给各方面之需要，除制造菌苗血清外，并努力防治兽疫，历年防治兽疫之种类与区域年有扩大，各地一有兽疫发生，农改所据报告，即派人员驰往防治，一面指导消毒与隔离，设法加以扑灭，统计防治牛疫二千四百七十七头，其他猪之各种传染病用血清治疗者九千二百四十三头，菌苗预防及药物治疗者八千一百二十七头，治疗家禽二千一百O一羽。

（九）植物病虫害浙省治虫事业，始于一九一三年嘉兴府属成立之治螟会，次年即结束。一九一七年，复设除螟研究所，不久又停顿。一九二四年浙江省昆虫局成立于嘉兴，工作注重浙西方面。一九二八年局址迁杭，更名为浙江省昆虫局，扩充内部组织，并在嘉兴设第一防治所，永嘉设第二防治所。一九二九年举办治虫讲习会，为训练治虫人员之发端，同年省会各县设立治虫委员会，在兰溪设第三防治所。一九三O年增设植物病理研究室，药剂室等，同年各县设置治虫专员及督促员，同年八月浙江省农林局成立，昆虫局归其管辖，九月省令改设为浙江省立植物病虫害防治所，全所分为研究、推广与总务三部，嗣以农林局裁撤，防治所改隶建设厅。一九三一年于杭、嘉、湖、宁、绍五县设大规模稻虫防治实施区，以为农民示范，四月裁撤第三区防治所设桑虫研究分所于吴兴，改第一区防治所为稻虫研究分所，第二区防治所为果虫研究分所，并增设防治指导室，材料供给室，机械室，六月与嘉兴县政府合办之寄生蜂保护试验室落成，七月省府开办浙江省治虫人员养成所，以备训练学生充各县治虫人员之用。一九三二年一月召集各县治虫人员举办植物病虫害防治讲习会，三月增设寄生蜂研究室及蚊蝇研究室，果虫研究室由永嘉迁黄岩，六月奉厅令仍为浙江省昆虫局。一九三三年省令各县设置植物病虫害陈列室，四月在杭县七堡设立棉虫研究室。一九三四年浙江省农业管理委员会成立，将各地治虫事业之一部改隶区农场，在旧府属首县置治虫办事处，各设治虫专员三人，担任各区治虫指导之责。一九三六年省府改组，经费紧缩，本所经济虽极度困难，而事业仍继续维持，七月农林改良总场成立，省各场所并入管辖，改称为昆虫研究所，惟对于外仍用浙江省昆虫局原名。一九三七年仍恢复浙江省昆虫局，直隶建设厅，增设森林及仓库害虫研究室，棉虫及蚊蝇两研究室，因与中央合作，暂行结束。一九三八年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成立，该局并入该所，于所内设病虫害股。一九四O年改进所扩充组织，病虫害股改为病虫害防治科，下设病害、虫害二股。

浙江省病虫害之研究工作以稻作害虫为主，治螟为研究中最重要之一部，次乃及于桑、果、棉、茶、森林等病虫之研究，宣传方面多方并进，省昆虫局曾印发各种刊物一百五十一种，此外并低价推广各种杀虫器械，抗战以后，农改所[注：原稿此节至此而止]

二、中山大学农学院

一九O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广东省劝业道在广州东郊筹设农事试验场，同时在试验场附设讲习所，讲习所在一九一七年改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一九二六年则改为中山大学农学院，大学农科成立后先设农学系（内分农艺、园艺、畜牧、蚕桑、病虫害、农政各门）林学系，农林化学系（内分土壤肥料与农产制造两门）三学系。一九二五年开辟石牌农场（现本校农林各二场）。一九二八年增设农林植物研究所（现改为植物研究所，隶属理学院）。一九三O年增设稻作试验场及土壤调查所（现改为土壤研究所），白云山模范林场。一九三四年增设乐昌沿溪山演习林场。一九三六年增设蚕桑学系。一九三五年成立农科研究所，内分土壤学部与农林植物学部，招收研究生。一九四O年沿溪山演习林改为乐昌演习林场，移设于细梨坑。一九四一年增设农业经济学系，及畜牧兽医学系。一九四八年增设农艺、园艺、病虫害三学系，至目前止本院计有农艺、园艺、森林、畜牧兽医、病虫害、蚕桑、农业化学、农业经济等八学系，及稻作试验场，土壤学研究所。

历年研究之成绩

（一）农艺方面

1、稻作：农艺系历年对育种、风土化、施肥、病虫害、及栽培方法、均有试验与研究，而对育种尤为注重，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即已育成野稻杂交种，栽培稻杂交种，纯系选定种等。早晚造优良稻种七十余品系，抗战期间分在韩江、南路、北江等地区继续工作，所育成品种交广东省农林局推广，颇着成效。复员以后，自一九四七年起，研究重点集中在栽培种系统之分析，中国粳籼糯种之栽培起源及稻种分类，早晚造种光期反应之比较观察，各地带之粳籼稻种之种性异同。[注：此节未完稿，至此而止]

三、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一九三三年江西省省政府邀请国内著名农学专家商讨设立江西省农业院，以为综持农业行政、农业研究、农业推广、农业教育机关，直隶于省政府，除院长由省政府任命外，并设有理事会，聘国内农学界著名专家为理事，以辅导本院业务之施行，一九三四年三月正式成立，在南昌莲塘建筑办公及研究大厦。一九三九年抗日军兴，南昌撤防，农院随省政府撤退至吉安，旋迁泰和枫山。一九四二年因敌寇窜扰，由枫山迁至泰和县城。一九四四年敌军沿赣江北窜，农院随省政府再迁宁都。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结束，农院迁回南昌莲塘原址。一九四八年与垦务处合并，改为江西省农业改进所，后因行政与业务划分，乃改为江西省农林处试验总场。一九四九年南昌解放，乃改为农业科学研究所。

农业科学研究所计分作物组、园艺组、森林组、农业化学组、虫害组、病害组、畜牧兽医组、血清制造组、防疫组、家畜病院、农具二厂及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合办森林植物园。一九五O年新设应用植物组。

作物组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主持全省作物改进事宜。一九三九年迁泰和，后徙宁都，一九四九年迁回莲塘原址，今仍照原编制进行工作，该组于水稻棉花试验推广有相当之贡献。

园艺组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下设果树、蔬菜、花卉及园庭布置四部，从事研究、繁殖、推广、调查工作，并指导三湖、南丰果园工作。

（一）调查为了解本省优良果树蔬菜之分布，品质、重量、栽培方法及运销情形，历年往产区调查南丰蜜桔、许湾金桔、三湖柑桔、上饶梨、临川西瓜、信丰胡萝卜及草菇等。

（二）研究试验

1、蔬菜引种历年均引种有各种蔬菜新品种，一九五O年本组栽培春秋播蔬菜共计一百六十二品种，其中六十品种系由国内外引入。

2、蔬菜育种本组曾作白菜、西瓜、及辣椒品种比较试验，结果以油东白菜、江阴白菜、嘉宝西瓜、枫田辣椒、台湾大狮子柑为最优。

森林组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初名为森林部，主办研究试验繁殖推广事宜，兼理行政工作，一九三六年创设吉安、南城、贵溪、赣县、万载五中心苗圃，并接收庐山湖口景德镇三林场。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农业院组织变更，改称森林股，专办行政工作。一九四六至四八年复员来南昌改称森林组，专事试验研究繁殖推广业务。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本组划隶总场，解放后名称业务仍旧。

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于一九三五[四]年，系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合办，位于庐山含鄱口，面积约四千余亩，曾种有各项珍贵苗木二十余万株及各种园艺卉木甚多。历年曾在各省采集各种种子，与世界著名植物研究机关交换，并受国外各学术机关委托购买搜集种子苗木，胜利后积极整理苗圃及采集种子。一九四八、一九四九两年曾育成大批水杉、台湾杉幼苗。解放后与庐山林场合并为森林植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改组后，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学研究所仍与江西农业科学研究所合办植物园事业。

农业化学组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主要业务为土壤肥料试验研究，蒸制骨粉及推广，农产品分析等项，设备之完善为东南各省农事机关之冠，抗战期中工作陷于停顿，仪器药品损失甚巨，复员后亦无法添补，解放后一切均在整顿补充中。

本组研究试验工作计有：（一）曾在各县分场举办水稻与棉花肥料三要素试验；（二）曾在各场举办水稻、棉花、小麦、甘蔗、烟草等作物化学肥料与农家肥料肥效比较试验；（三）曾引种各地优良绿肥品种如苔子、马豆、猪屎豆等；（四）曾作红土与粘良施肥试验。制造工作：计历年制造骨粉十六万六千余斤，推广于农家者计有十四万九千余斤，并推广紫云英种子五十二万五千余亩。

解放后曾添置酒精制造设备，制造酒精三千六百余斤。一九五O年将制造骨粉十万斤，以增加本省肥料供应为中心任务。

病虫害组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其中昆虫部分对于本省各项农业害虫曾经作过初步调查，计稻作害虫有螟虫等三十七种，棉作害虫有棉卷叶虫等二十种，梨树害虫有梨虎等四十五种，蔬菜害虫有猿叶等二十七种，积谷害虫有米象等二十七种。对于土产杀虫药亦曾作有调查，野生有毒植物可以作杀虫药者曾经发现有雷公藤、闹羊花、苦树皮、水莽草、算盘子树等十余种，现拟大量采取分别作药效试验以备利用。

研究试验著重于治螟虫，发现耕作方法与螟害有关，凡经过伏耕秋耕冬耕三耕之地区螟害均轻微，而在晚稻期间以烟草之茎插入田中，可以治螟。

对于棉虫曾以喷雾器一百二十架，喷粉器一百二十架，喷射DDT以治棉虫。

本所病害部分亦成立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五O年独立成为一组，但人员及设备均不充实，亟待充实与发展。

畜牧兽医部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业务有乳牛场、种猪场、种禽场、养蜂场，并在南城、临川、弋阳等县设立推广站。抗战军兴，所有业务迁往吉安泰和，及设立永新安福两个种猪场，及泰和耕牛改良场，复员后将乳牛、种猪、种禽场合并为畜牧场。

江西兽疫防治事业创始于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八年夏止，全省家畜防疫处所及附设家畜诊疗所共有四十二，并另设有耕牛保险总会，县耕保单位，牛疫中心区办事处，及十一县牛疫防治事务所，在防疫机构方面颇具规模，自一九三八年秋受抗战影响直至一九四九年，江西兽医业务完全摧毁，南昌解放后乃力图防疫业务之恢复与发展，而在农研所内成立防疫组。

兽医血清制造所成立于一九三六年春，自一九四O至一九四九年工作停顿，至八年之久，南昌解放后，即积极充实，成为农研所血清制造组，已陆续制出牛瘟炭疽等血清疫苗。

家畜病院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夏，原为兽医专科学校附属家畜病院，自一九五O年农研所成立，此病院遂拨归农研所领导，但仍与兽专密切联系。

应用植物组成立于一九五O年，其业务为加强本省重要经济植物的遗传与育种，和生理生态等各方面的试验研究，同时感觉到我国今后农业改进事业必须走米邱林路线，采取新的方法有前途，故于本年成立此组来担任此种任务。最近积极收集材料，并充实设备，修理温室，拟定研究计划，今年主要试验项目有：（1）水稻春化处理技术研究；（2）全国改良稻种特性调查；（3）水稻杂交育种；（4）籼粳稻品种试验；（5）中美棉嫁接和杂交育种试验；（6）退化美棉品种内杂交试验；（7）棉花种子春化处理技术研究；（8）黄麻杂交育种；（9）黄麻脱胶研究；（10）土壤肥力对于甘蔗遗传性变异研究；（11）甘薯嫁接杂交试验；（12）花生根瘤菌接种试验（与化学组合作）；（13）蕃茄嫁接和杂交试验。

四、金陵大学农学院

私立金陵大学原由美国基督教各教会在南京所设汇文书院等校而成，在民国前二年称金陵大学。民国三年裴义理教授举办北方垦殖事宜，承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诸先生赞助，鉴于中国农林人才之缺乏，先行创设农科，次年添设林科，至民国五年，合称农林科。十九年遵部令改为农学院。二十五年春创设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招收大学毕业生。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本校由南京迁成都。二十九年农科研究所增设农艺学部。三十年增设园艺学部。三十二年增设园艺专修科。三十五年迁回南京，农学院有农学馆一座，蚕桑馆两座，农业专修科教室及实习室各一座，乳牛房一所，冷藏室、作物储藏室、温室各一座，另有各地农场甚多。农学院设农业经济学系、农艺学系、森林学系、植物学系、园艺学系、植物病虫害学系（内分植物病理学组及昆虫组）、农业教育学系、蚕桑学系等八系，及农业专修科与园艺专修科及农业推广部，曾设园艺职业师资科五年，今已停办。

农学院自创办之始即重视研究工作，年来全院经费用之于研究者约计百分之五十，所有专任教授均参与研究工作，高年级学生亦以研究工作为其设计实习及编著论文之资料，该院研究生占全校研究生总数之大半。农业经济、农艺、园艺等研究所已毕业之研究生，共达四十二名。

农学院研究工作约分为下列三种：

（一）调查研究：例如农业经济方面之调查，其目的在了解现实而加以改进。

（二）采集研究：例如昆虫与植物标本之采集，其目的在确定农林生物之分布，与品种之鉴定。

（三）试验研究：例如作物品种之改进，其目的在应用育种方法，产生质量兼优之品种。

农业经济研究已完成者计有：

（一）农家经济调查：共调查七省，十七地区，农家二千八百六十六户，已出版中英文中国农家经济各一书，为关于此问题之权威著作。

（二）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共调查二十二省，一百六十八地区，已编为本题论文、地图及统计资料三种，中英文皆已出版，曾经全国图书审查委员会特颁奖状。

（三）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根据我国十一省，二十二处，农家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户之调查，刊行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长一文。

（四）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分农村金融、农产运销、土地分类、农佃制度、信用合作，农事特产及农村组织七项。

（五）四川省土地分类调查研究：按照有机质碳、土壤组织、颜色酸度及钙质鉴定五[四]种，分别绘制各县土壤分级图，及土壤分区图等。

（六）成都市附近七县米谷生产与运销之研究：供政府统制食粮之参考。

（七）四川农产物价及成都市生活费用研究：自二十七年起，按周编制生活指数，公诸社会以供参考。

（八）南京市物价及生活费用研究：自三十六年起，按周编制生活指数，公诸社会以供参考。

植物生产之研究。农学院农艺系素来重视小麦、棉花、水稻及其他农作物之育种，计先后在该院农场及合作农场改良完成之新品种有以下诸种：

（一）小麦——金大二九O五号，金大二六号，金大开封一二四号，金大南宿州六一号，金大南宿州一四一九号，金大燕京白芒标准小麦，金大泾阳蓝芒麦，铭贤一六九号，定县七二号，定县七三九一四号，徐州一四三八号，徐州一四O五号，济南一一九五号。

（二）棉花——金大脱子棉，金大百万棉，金大爱字棉四八一号，金大爱字棉九四九号，斯字棉四号，德字棉五三一号。

（三）水稻——金大一三八六号

（四）粟——金大燕京八一一号，金大南宿州三七三号，金大开封四八号，金大泾宿谷，定县燕京二二号，济南金大植物组八号。

（五）高梁——金大开封二六一二号，金大南宿州二六二四号，定县三三号

（六）大麦——金大九九号裸麦，金大开封三一三号大麦，金大南宿州一九六三号，金大南宿州七一八号裸麦。

（七）玉蜀黍——铭贤金皇后。

（八）土豆——金大三三二号。

农学院之园艺系则著重改良果树与蔬菜品种及改良果品储藏与运销方法等，改良品种计有：

（一）柑桔——江津甜橙二十六号，二十四号，十八号，金堂大形甜橙十七号，江津红桔十一号。

（二）蔬菜-——甘蓝金陵十号，榨菜金陵二号，蕃茄金陵二十号，近年输入栽培新种大蒜（AlliumamperoplasumL.）亦大为成功。农学院植物学系、森林学系、植物病虫害学系，历年采集之植物、昆虫、病菌标本亦极丰富，计有腊叶植物标本三十余万份，约五千余种；经济树木标本四万份，约三千余种；昆虫标本十二万份；真菌标本四千七百号，就中以腊叶植物标本最有价值，盖该院之腊叶标本馆，乃国内成立最早者之一，藏有珍贵之腊叶标本不少。

农学院推广工作已完成者计有：

（一）应四川及陕西二省之请举办新都、温江、仁寿、南郑等县之县单位农业推广区示范工作。

（二）应四川省之请，担任彭县及华阳二示范区之农业推广辅导工作。

（三）受教育部及四川省教育厅委请，担任川西各农业职业学校辅导工作。

（四）兴办新都、仁寿等县之农民基础学校及农民补习学校，研究农民教育实施办法。

（五）推广改良种子及种苗，金大二九O五号改良小麦在川西及川北曾推广种植达三十六县，金大改良柑桔推行种植亦广。

农学院研究设计不下百数十种，已完成者如上所述，未完成者尚多，最初侧重专题研究，最近趋向综合研究，其目的以某种生产事业为研究中心，由有关教授联合研究，以期该项研究事业，得以彻底改进。目前综合研究事项计分稻、麦、棉花、柑桔及烟草五项，举凡选种、栽培、防害、加工、储藏及运销问题，一一研究其如何改进，俾能得完美之结果。

金大农学院三十年来得有如此成绩者，由于该校为私立机关，经费稳固，人事不受政潮之影响，故研究人员得专心致志从事其专门研究工作。

五、岭南大学农学院

岭南大学农学院成立于一九一八年，原只设农艺、园艺、畜牧三系，一九二七年添设植物病理室，一九四O年畜牧系因实际需要扩充为畜牧兽医系，诸系室除授课外，有下列之研究成绩与工作方向：

农艺系过去育成优良早稻三种，晚稻五种，适于食用之甘薯十一种，产量特丰者五种，适于茎叶用者五种，现在正进行陆稻、水稻品种比较试验，螟虫防治试验，甘蔗品种试验，油用亚麻引种试验，甘薯选种杂交试验，纤维作物比较试验，将来工作以推广陆稻及多方面研究甘薯为主。

园艺系过去曾引种及大量推广有加利树多种，外国果树如番木瓜等及蔬菜品种，并在潮属数县进行新法防治柑桔病虫害及柑果包装之推广。现在工作，在果树方面有潮属柑桔抗黄龙病品种之研究，与亚热带果品荔枝、番木瓜、番荔枝之加工试验；在蔬菜方面，有本省抗病蔬菜品种之育种，及输入外来蔬菜之品种试验；将来工作继续在广东潮属各县改进柑桔之栽植，多注意华南抗病蔬菜品种之育种，及亚热带果品及蔬菜之加工。

植物病理研究室过去研究成绩，有广东省果树病害及甘蔗病害汇报，闽赣柑桔病害之调查，柑桔胶肿病之发现，芋疫之防治。现在工作为进行病害调查，柑桔黄枯之病源及防治，一般柑桔病害之防治，及蔬菜抗病育种，将来工作在扩充农作物病害研究范围，以柑桔、甘蔗及蔬菜病害为主，并扩充该室为研究所。

畜牧兽医系过去研究成绩有外国猪与本地猪杂交试验，并畜养纯种乳牛四种，共七十余头。现在工作在兽医方面有广东省家畜传染病之调查，及各种畜禽病之研究，在畜牧方面有猪鸡乳牛之育种及饲养试验，外国牛与黄牛杂交试验，将来工作为防治重要之家畜传染病及繁殖优良家畜家禽以供推广之用。

六、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

早在一九三三年秋，日人即蓄意侵略中国，筹设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一九三四年在胶济路沿线设青岛、张店、辛店、湛山、李村及洛南设立农场。东亚同文会则在天津设立农场，七七事变后寺边部队特务部在北京西郊成立中央农事试验场，上述各地农场一律改为支场，统归其指导，在敌伪时期称为华北农事试验场。本场设耕种、农林化学、病虫、畜产、林业、家畜防疫、农业水利等七科，分场一处设在昌黎，支场五处设在石门、军粮城、济南、青岛、开封，试验地两处设在济宁与徐州，原种圃十五处。各场共用日人三百六十四人，华人二百九十四人，华人皆中下级干部，日人除少数技术较高者外，亦多为二三流人物。

在此时期就试验整个研究工作而言，其优点为有组织，有整个计划，和实际相配合，有完整而灵活的机构，各地有分支场、原种圃与试验地，一改良品种可以尽快推广到农村，计划和实际结合。一九三九年以后，对于华北各主要作物，都制定增产计划，其研究计划即与增产计划相配合。

但因技术人员学术经验均非第一流，故技术方面殊多缺点，取材每之不当，田间设计过于简陋，亦常有不合理处，室内工作亦多欠妥。

但研究成绩殊有不少，已发表之刊物，家畜防疫方面有四册，农业调查报告有二十三册，华北产研汇报十一册，调查资料三十三册，成绩概要十九册，其他十四册。但刊物虽多，品质则非甚高，亦有不少够得专门研究报告水平，调查工作多而较好。本场育成品种不算优良，与农家所有，好得有限，但引入品种如甘薯的冲绳100号与农林四号，小站稻种等却收获实际利益。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分别接收了本所的农业林业与畜牧部分，分别成立北平农事试验场，北平林业试验场，华北畜牧兽医工作站。一九四六年又将后者分为华北畜牧工作站与华北兽疫防治处。

北平农事试验场将旧有的耕种科扩充成棉作、麦作、特作及园艺四研究室，及生理细胞二实验室，将农林化学科改为土壤肥料研究室，后又在此研究室附设农业化学部分，农业水利科则改为农业工程研究室。

在此时期以宗派斗争，将一整体机关，任意分割，人才缺乏，无良好工作计划，研究与实际不联系，故殊少良好成绩。在农事试验场因人才方面，有独立研究能力的专家，尚有二三十人，故在技术方面，比日寇时期，尚在[有]局部的改进，如新式田间设计的应用，试验材料的增加，最新式试验项目的增添等。缺点为缺乏全面计划，调查工作做的太少，各研究室各自为政，不能互相配合，致人力物力完全浪费。自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三年多的时间，除土壤肥料研究室发表过三篇研究报告外，未有任何其他研究结果问世。

在北平林业试验场，畜牧工作站，及华北兽疫防治处，所有研究工作，事实上完全停顿。

一九四九年二月平津解放，各试验场重新整理并与河北省农业改进所合并成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内设以下各系室：

（一）作物系：下设棉作研究室，麦作研究室，特作研究室，杂粮研究室。

（二）病虫害系：下设病害研究室，虫害研究室，药剂研究室。

（三）理化系：下设土壤肥料研究室，农产制造研究室，农田水利研究室，附设测候站。

（四）园艺系：下设蔬菜研究室，果树研究室，薯类研究室。

（五）应用植物系：下设细胞研究室，生理研究室。

（六）畜牧系：下设家禽研究室，家畜研究室。

（七）家畜防疫系：下设病毒研究室，细菌研究室，附设血清制造场。

（八）森林系：下设造林研究室，林产研究室

改组以后，组织较为严密，业务著重实际，成绩已有显著之增加。一九五O年的工作计划以粮棉增产的试验研究为主要任务，其他一切试验研究工作均环绕目标而进行，此外并开始进行了全所规模的米邱林学说的研究。

在以粮棉增产为主要任务的要求下，特别著重农作物品种的改良，病虫害防治法的研究，土壤肥料的改良。小麦研究著重冬小麦的丰产与抗锈病的育种工作。小米著重在产量高而能抗白髪病的育种工作。玉蜀黍著重用杂交种的生长优势以产生丰产佳质的杂交种，与生长期短的早熟品种。棉花著重优良品种的保纯和新杂交品种的育成。病害研究著重麦类抗锈病和杂粮抗黑穗病与白髪病的研究。虫害研究著重主要害虫蝼蛄、行军虫、蝗虫、蚜虫的防治法研究与“六六六”杀虫药的大量制造。土壤肥料著重华北区地力测定与花生根瘤菌接种的研究。

关于米邱林学说的研究分两部分：（甲）为米邱林学说的基本理论研究，又分（一）关于嫁接杂粮学说者，如茄科植物嫁接研究、旋花科植物嫁接研究、绵葵科植物嫁接研究。所用的材料为蕃茄、茄、马铃薯、甘薯、牵牛花、棉花。（二）关于纯系退化学说者，计有小麦棉花高梁与粟的品种杂交研究。（三）关于获得性状遗传学说者，计有各地环境对小麦与棉花遗传性变异的研究，土壤肥力对于甘薯遗传性变异的研究，春小麦变为冬小麦的研究，春小麦与冬小麦寄种的研究，控制环境条件增进作物抗寒性、抗旱性、抗碱性品质和产量等研究，春小麦区播种冬小麦的研究。（四）关于阶段发育学说者，如（a）李森科春化处理方法的研究。（b）我国“七九”小麦的研究。（c）小麦种子水浸硬化处理的研究。（五）关于选择受粉学说者，计有小麦选择受粉研究，同为米邱林学说的实用研究，又分（1）苹果、葡萄、梨的嫁接育种试验，（2）苹果葡萄的杂交育种试验，（3）甘薯嫁接和杂交育种试验，（4）各种主要作物的计划选种。

在一九四九年八至九月本所六十多位技术干部配合农业部进行了华北五省八十四县二百十二村的普查和其他专业调查，初步调查了华北的农村状况，并与广大的农村接近，因而认识与体验到中国农村所急待解决的是那类问题，使他们彻底检查了以往工作方法的错误与偏向，并且认识了广大农民对作物栽培技术积累下的宝贵经验，要求向农民学习，要求把试验研究的农场与农民的田场打成一片，把经验技术交流。此种新作风，定可期待有重要的收获。

七、南京大学农学院

两江师范学校创设于一九O二年，一九一五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在两江师范学校原址上创立。一九一七年开办农业专修科，一九二一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东南大学，农业专修科扩充为农科。一九二七年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农科改为农学院，一九二八年改为江苏大学农学院，同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一九四九年改为国立南京大学农学院。

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成立之始，邹主任即立定方针，教学与研究并重，在成贤街与大胜关设立农事试验场，开始研究稻麦棉三大作物，其时中国棉产在世界上居于第十余位，南高农业专修科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即尽力提倡种植美棉，成效大著，今日中国棉产居全世界第三位，其基础即肇于此时。小麦与水稻之改良与育种亦曾收重大之效果。

一九二一年国立东南大学农科之农艺系正式成立，一九二九年改称为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科，一九三二年改科为系，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改为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分为作物与植物病虫害组，毕业系友前后共三百余人，在校同学一百余人。

在东南大学时代植物病虫害系是独立的，其时正与江苏省政府合作创设江苏省昆虫局，先在南京市内发动大规模之除灭蚊蝇运动，对于公共卫生大有贡献，其后则继续发动治蝗治螟运动。对于江苏省农业有甚大之贡献，浙江省之设立浙江省昆虫局即闻风继起者。

现在该系研究工作准备走米邱林路线，并求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研究试验与农业增产相结合，开始应用集体研究形式去发现适合于本国农业建设的大众化的新知识。

本校森林系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已有二十三年之历史，过去对于树木学与森林利用学，研究特别有成绩。最近华东农林部准备在苏北沿海，南自启东北至东海州建立一条防风林带，又准备在黄河故道的沙荒地造林，以防止风沙之侵袭保护农田，此伟大计划之调查设计工作，即由本系造林组师生担任。一九五O年暑假全体师生出发进行调查工作。

本校园艺系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东南大学时代，迄今有三十年的历史，胜利后自内地迁回，经过四年的努力恢复，已渐具规模向发展前途迈进。

本系现有农场两处，一为果树试验场，一为蔬菜观赏植物试验场，总面积约二百亩。最近南京市人民政府提议和本系合办米邱林园艺育种试验场，已经拟定计划，正在勘定地点，不久即可开办。

本校畜牧学系在南高时代为畜牧组，在一九二一年即改为东南大学农科之畜牧系，一九二八年扩充为畜牧兽医系，一九四四年增设研究所，一九四八年因事实的需要，畜牧与兽医分为两系，有各实验室、畜牧场和养鸡场，课程分饲养、选种、管理和畜产加工四大类。

本校兽医学系发源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之东大农科之畜牧系，一九二[？]年畜牧系扩大为畜牧兽医系，一九三六年加办畜牧兽医专修科，一九三七年本系随本校西迁成都，一九四六年胜利后复员迁回南京，一九四八年因见畜牧兽医事业日益发展，有分工之必要，于是分为畜牧兽医二系。

本系设有解剖、生理、药理、组织、病理、细菌、寄生虫等实验室，与一家畜诊疗院，设备相当完善。

本校农业化学系发源于一九二七年设立之农产制造门，一九三二年始正式称为农业化学系，共分土壤、农产加工、与农业生物化学三组。

本校之农业经济学系发源于一九二一年东大农科所设立的农政科和十年后中大农艺系内分设的农业经济组，在南高东大时代即曾在江苏省境内举行大规模的乡村调查，甚有成绩。一九四二年农业经济组正式改为农业经济学系，一九四四年成立农业经济学研究所，历届毕业生共有一九五人，研究生十人。数年中曾和外界合作作有四川遂宁县、巴县、重庆近郊、巴东十五县、安徽祁门茶区、南京及附近五县等地区多次的农村农业经济和城乡关系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出版农业经济集刊，编纂农业经济研究所丛书及报告，一九四九年暑假全系师生参加了南京城乡经济调查，一九五O年暑假又参加了山东农业调查，在学期中同学又参加南京市农贷实习，城郊合作社业务实习，八卦洲评产工作，从实际工作中吸取经验。

本院农业工程学系远溯于一九二一年东大农科之有拖拉机及各种新式农具，稍后穆藕初先生捐资在本校成贤街农场内建立农具馆，是为本系之先声，是后对农具研究工作即积极展开，曾改良仿造新式农具多种，推广介绍与农民，颇得农民之信任。抗日战兴，本校西迁，农业机器因过于笨重，未及迁走，全部损失，农具方面之研究亦告中断。一九四五年复在农艺系内设立农业机械组，学校复员后积极添购大量新式农业机械及设备，一九四八年遂将农业机械组扩充，成立农业工程学系。

为与实际配合起见，农业机械及拖机班师生均亲自驾拖拉机犁田、播种、除草、割麦，并参观机械工厂，暑假期内，除大部分同学参加山东农村调查外，并与东北方面国营农场，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及苏北东新农场接洽，派同学前往实际参与工作。

本院之畜牧兽医专修科创办于一九三七年，至今有十七年的历史，由本院畜牧兽医两系领导，所以不仅在技术上得各教授的指导，而且每一课程都有实习机会，使理论与实际结合。

八、西北农学院

西北农学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乃由北平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及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而成，校址设在陕西武功，分设农艺、园艺、森林、水利四组，并设农艺、林业、园艺三试验场，实验室，标本室及各研究室。十一月与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组西北植物调查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兴，北平大学农学院等校迁陕西，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一九三八年教部命令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西北农学院。一九三九设农学系（包括农艺组、病虫害组、农业经济组）森林系、园艺系、农业化学系、农业水利系、畜牧兽医系、农业经济专修科及畜牧场，后以师资设备充实，农学系三组均改为系。十月与军政部兵工署合营国防林，设总场于宝鸡黄牛铺。一九四O年与经济部水土实验所合办武功水土试验室，同年畜牧兽医系分设为畜牧组兽医组。一九四一年增设农业水利研究部，一九四二年与陕西防疫处合办血清制造厂，一九四六年添设农产制造系及农业机械系，一九五O年，兰州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来院，迄今有农艺系、植物病虫害系、森林系、园艺系、农业经济系、畜牧兽医系（分畜牧组、兽医组）、农业化学系、农业水利系共九系组，及附设高等职业学校（包括初中、小学及幼稚园等单位）。

本院原有土地九千余亩，分散各地，计森林场一三七三余亩，农艺场七七O亩，园艺场五四九余亩，畜牧场四三九余亩，水土试验室一九亩，农艺试验地一二三余亩，武功本场附近租给农民经营负责繁殖本场良种地二一二五余亩，干县林平区租与农民种植一般作物四五三余亩，此两项地亩，解放后一九五O年秋后预备组织合作农场。

本院农事试验场成立于一九四六年，当时称为农林试验总场，下设总务组、技术组，及农林园畜四场，作试验研究与产品贩卖等工作。解放后与本院农业推广处合并改称为农事试验场，下设试验研究组领导农林园畜四场作试验研究工作，生产合作组、推广繁殖组、事物组及水土试验室等部门，其各场研究成绩及历史概况如下：

（一）农场：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原归农艺系领导，一九四六年归总场统一领导。其业务为进行育种、繁殖、示范及推广等工作，其中分设麦作、特作、旱农、杂粮、蚕丝五室，收集国内外优良品种，参酌当地农情，除栽培试验外，并育成甚多适合于当地风土之新品种，尤以小麦与棉花最为满意，计共育成优良棉花一种，小麦五种，裸大麦二种，有稃大麦四种，小米二种，玉米一种，高粱一种，大豆四种，马铃薯一种，除各有特殊优良品质外，产量超过标准种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四九以上，对于作物栽培试验亦有适当成绩，对于家蚕品种，饲料杂交试验亦有满意之结果。

（二）林场：

（1）武功林场：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场址设在武功与扶风交接之三道原法禧寺左近，紧接渭河北岸，其业务为育苗繁殖推广，并供学生实习之用。

（2）郿县齐家寨林场：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冬，业务为提倡山地造林，并研究封山育林方法以恢复秦岭天然林之旧观。场内有苗圃四处，该场设备齐全，条件优良，为陕西关中一带最大林场之一。一九四九年奉陕甘宁边区政府令，全部产物人员划归西北农林部领导。

（3）咸阳林场：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场址设在周陵及咸阳县城东门外河滩，为滩地及黄土造林区域，并著重于抗旱、抗水、抗碱等试验，该场年来经营不善，盗伐极为严重，于一九五O年二月奉西北农林部令划归咸阳专署直接领导。

各林场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八年共计育苗五千二百万株，造林一千二百七十五万株，试验研究已有成绩者计有：（a）对西北初期造林中主要树木之研究；（b）陕西黄土高原天然情形之研究及其改进之可能；（c）滩地之适宜造林树种之研究；（d）太白山森林之调查；（e）青峰山森林之调查；（f）楼观台橡树之调查；（g）华山松播种与立地关系；（h）油桐之播种试验；（l）各类木材炭化率比较试验；（j）木材气干试验；（k）湿碱地杨柳类掘渠排水插条造林试验；（r）扦插育苗采条期比较试验。

（三）园艺场：成立于一九三三年，设花卉、蔬菜园于三道原，设葡萄与果园于二道原。一九三七年将花卉原苗圃区迁移二道原，该场除一部分充作试验研究外，余者为经济栽培大量生产，计先后曾育成佳良蕃茄一种、甜萝卜一种、抱心白菜一种、大蒜一种、水蜜桃一种，此外对于苹果、梨、枣、葡萄、白菜、茄子、辣椒、洋葱、醉瓜等亦有调查试验结果发表。

（四）畜牧场：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场址原设扶风法禧寺，全场分三部：

(1)武功总场：一九四六年由原址迁设本院西侧，业务为改良土种家畜及推广优良种畜。

(2)西安分场：一九四八年成立，业务为从事鲜乳示范与推广，并辅导西安市之乳场经营科学化。

(3)法禧寺场：为原场址，主要栽培各种饲料作物，供全场家畜食用。

历年以来畜牧场曾输入繁殖杂交瑞士乳羊、洋猪、洋鸡、及改良土产绵羊与鸡种，而得优良之成绩。

本院除由农林园畜四场从事试验研究与示范外，并设农业推广处，将试验研究结果，推广至农村，并介绍各种农业科学知识于普通农民，该处计分农村合作，农村教育，农业生产三组，其业务与成绩有以下诸项：

(一)辅导农村合作：

一九二八年陕西省受天灾最重，本院成立伊始，即设农村事物处农村合作股（即该处合作组之前身），辅导扶风武功农村，成立合作社，以扶助农村之建设。该组工作，除辅导农村合作社之成立外，并介绍贷款，统计业务，贷放优良作物品种等工作，至一九三八年止，已成立信用合作社二八四，生产合作社一六五，共有社员二万九千五百余人，资金六万余元，并介绍贷款五十五万余元。一九三八年将大部合作社移交于县合作指导机关，仅指导八十八生产合作社与乡保社，各社由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八年曾贷放麦种二千余旧制斗。

(二)推广农村教育

农村教育组曾督促推广处所指导之八十余合作社各附设私立小学一所，强迫社员子弟入学，并以巡回讲演方式授以农业科学知识，又曾举办农民训练班，又曾训练合作社职员四百余人，又曾举办民众夜校，农事讨论会，农产展览，农业展览及农民图书馆等。

(三)促进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组历年来曾以示范繁殖及推广方法以推广各种优良五谷、蚕丝、苗木、果品、蔬菜、家畜等品种于农村，获得优良之成绩。

ThegeneralsituationsofChinaAgricultur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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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化的论文范文篇7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P.Torgasheff: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农业化的论文范文篇8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P.Torgasheff: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农业化的论文范文篇9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P.Torgasheff: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农业化的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低碳农业；农业经济；认识研究

低碳环保为现阶段社会及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思想，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为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实现低碳农业经济能够为人类的工作与生活提供保障。在中国社会经济体系中，农业经济占有特殊位置，我国正处在社会形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要想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将低碳环保作为我国农业经济的战略目标，最大程度提升我国整体经济水平。

一、我国发展低碳农业经济的作用

（一）低碳农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转变。现阶段，农业出现产品供给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环境资源破环等问题，国家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受资源匮乏、肥料资源利用率下降、环境保护力度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影响农业生产与发展进程。低碳农业的实现，需要将利用化学肥料及生产农药等帮助动植物生长的理念转为利用有机化肥及生物农药获得农业产品的最大经济效益，增加资源利用价值，建立农耕操作、耕作技术与现代先进农业技术融为一体的农业生产经济体系，降低农产品投入成本，排除化学物品对农业产品的干扰作用，维持生物多样性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变。（二）低碳农业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当前，中国的许多地区种植农产品仍采用化肥与农药价格增长的方法，但是这样会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影响生态环境。所以，需要将投资高、产量低的农业发展趋势转为投资低、产量高的农业经营模式，尽量降低有害农业物品的投放数量，防止环境受到污染，并且依据最少的物品投资实现农业经济的最大效益，例如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等，以此提升产品使用效率，增加劳动产量，降低成本，促进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三）低碳农业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经过调查，农业为温室中污染气体产生的源头之一，在农业集中化发展与大规模使用肥料及农药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威胁，一方面增加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增加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甚至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样会提高气候大幅度变化的几率，影响农业产品的不稳定生长。农作物生产结构与空间发生变化，极易引起病虫害的发生与传递。土壤中有机物的分解进程加快，致使土壤质量不佳、生态环境被破坏。当农业经济生产模式转为低消耗、低污染的管理理念时，不但能够满足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求，也能够适应全球气候的各种变化方式，推动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进程。基于此，重点发展低碳环保的农业经济，创新资源充分利用理念，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二、我国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一）制定低碳农业经济发展机制。低碳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制定低碳农业经济发展机制，结合目前我国各种可利用资源的情况与农业知识技能掌握程度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具有统筹性与科学性的低碳农业经济发展机制，设计一套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执行方案，明确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优化现有低碳农业经济建设内容，制定一些农业经济考核制度与统计方式。（二）加强财政部门对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工作。低碳农业要快速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果，就要加强财政部门对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工作，通过采取优惠政策方法和奖励措施，构建政府大力支持的低碳农业经济发展平台，以农业生产基本设施与农业产品生长区域、农业开发与科技利用为主要途径，对低碳农业经济进行改善。同时，注重农村经济教育、卫生设备的资金投入与网络构建的资金，不断整合农村生产环境，进而促进农业产品生产效率。此外，支持科研机构研发农业品种与技术工作，对专业技术人员实地考察并认真分析的行为给予鼓励与奖励，促进专业人员全身心投入到低碳农村经济建设工作中，凸显现代农业科技的价值。在低碳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通过植树造林、环境建设、绿化园林等活动的组织与实践，对这些活动进行适当补贴可以为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三）规范农村生产的农民行为。对于低碳农业经济的建设，离不开农村生产的农民的规范行为，相关政府的工作人员应深入低碳农业的财政经济、税务水平，制定资金补贴、税务降低或减免方式大力支持农村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于农村企业，落实鼓励政策带领农村企业实现低碳农业产品投资的经济化，提倡低碳技术的引用，用先进技术取替滞后技术，促进低碳技术的升级与推广。同时，将农村产品质量与诚信和安全保障纳入低碳经济责任制度中，鼓励产品制造人员遵从低碳经营理念。对于农户，整顿需要结合本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农业专业技术研讨会或农民集体合作会议，树立农民低碳环保意识，通过无公害或绿色农药，体现农村生产行为的规范性与合理性。（四）开发并推广低碳先进技术。开发并推广低碳先进技术为我国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其既是低消耗、低污染的基础，又是农村发展低碳经济的保障。首先，扩展低碳农业经济生产设备，尤其是创建农业示范园林、畜牧业合理养殖区域。其次，提高太阳能与绿色能源的使用率，应用测图技术定期对土壤含量与质量加以检查，合理利用农业废弃物处理技术整合农村环境。最后，强化农作物生产制度，缩小农药与农业化肥的使用范围，可以利用粪肥或是有机肥料更换化肥，通过对低碳技术的开发与推广，促进低碳农业的发展。（五）增强农民对低碳农业经济的认知。发展农业经济最主要的执行者是农民，农民的监督与执行职能对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政府应使用有效方法，增强农民对低碳农业经济的认知，提高农民自身素质，是农民认识到低碳农业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强化农民环境保护意识。第一，制定全方位农业生产科技方案，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带领农民学习先进技术、新型品种、创新工艺等文化知识，使农民的科技知识技能得到补充，为农民参与低碳农业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条件。第二，政府相关负责人可以对低碳农业经济知识加以宣传，借助电视、报刊、广播等传播媒介向农民介绍低碳知识，同时发放经济发展小书或举行低碳研讨会议宣传低碳经济的意义，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实现经济效益化。基于此，增强农民对低碳农业经济的认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实行。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开展关于低碳农业经济的认识与研究活动为农村实现低碳农业经济指明方向，低碳农业的建设不仅能够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而且能够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益，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基于此，国家各个政府机构应深入认识我国发展低碳农业经济的作用，采用科学有效措施，制定切合实际的低碳农业经济建设方案，通过制定低碳农业经济发展机制、加强财政部门对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工作、规范农村生产的农民行为、开发并推广低碳先进技术、增强农民对低碳农业经济的认知等方法促进低碳农业的生产与发展，为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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