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机制完善情况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承诺水平现已成为国内外金融界、监管当局和众多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为探究中国银行业市场准入的承诺水平与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本文在对其进行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了测度与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来看，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后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比过渡期间均有大幅提高，相对而言，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提高幅度更大一些；从“横向”来看，全面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仍不高，且与发达国家或地区差距较大，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与其它发达国家或地区已无差异；相对于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比较协调、匹配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相比，二者还很不均衡。

关键词：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测度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国务院于2006年11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规定，我国银行业将自12月11日起全面对外开放。这是我国兑现WTO承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银行业对外全面开放迈出的重大一步。作为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核心内容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其承诺水平到底如何、在世界中大体处于什么位置等，已成为国内外金融界、监管当局和众多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将对正确判断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现状，进一步确定未来的金融开放和金融发展目标，并在对外开放进程中能始终正确防范、控制风险，维护和保持银行系统的稳定与安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国或一地区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是反映该国或该地区银行业对外开放具体承诺水平的基本内容。到目前为止，对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已有很多研究：Mattoo（1998，2000）曾首先对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加入WTO所有西欧成员的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进行了初步研究[1-2]；后来，Valckx（2002）利用同样的方法对世界不同区域和不同收入群体国家的平均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进行了测量；而Pontines（2002）和Dobson（2002）不仅对APEC成员国和主要OECD国家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进行了估计，而且还测量了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的真实水平[4-5]。Qian（2006）对WTO成员国1995年和1997年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与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比较。以上对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定均是针对银行业金融服务的具体提供模式进行的，尽管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刻画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但并没有给出全面衡量一国或一地区银行业整体承诺水平的同一方法。

国内学者薛伟贤等（2002）、方友林等（2004）、郭根龙等（2004）和李雁玲等（2005）众多学者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研究[7-10]；姜学军（2003）等初步探讨了对外开放承诺的金融监管[11]；另外，李国安（2003）、李金泽（2003）、贺小勇（2004）、周菊（2004）、李祎征（2006）、邱润根等（2006）从法律法规角度，系统地对我国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承诺的内容、新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与入世承诺的差异性、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局限性以及银行业对外承诺的法规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2-17]。但是，对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以及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等方面的测度研究，尚未涉及。

论文具体内容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构建测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具体模型；第三部分将利用所构建的模型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分析；最后给出主要结论和建议。

二、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测度模型的建立

本节试图给出能定量刻画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基本模型。为此，下面首先介绍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之间的关系，然后构建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模型，进而给出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具体测度公式。

1.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之间的关系

根据金融服务贸易规则WTO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其《金融服务附件》、《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及1997年达成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协定》（GATS第五议定书）和各成员对金融服务贸易所作的承诺等。，市场准入承诺是指每一成员对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同意和列明的条款、限制和条件。而国民待遇承诺是指对于列入承诺表的部门，在遵守其中所列任何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每一成员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根据以上定义，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共性”和“差异性”两个方面：

（1）从共性方面看：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是一成员国向其它成员国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时承诺的基本义务，是对外开放服务贸易的最低标准，并且这些承诺均通过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具有可预见性和透明性，这无疑对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的顺利实施与今后国际金融服务自由化的顺利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2）从差异性方面看：市场准入承诺是一成员国对任何其它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所作的承诺，是允许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性规定，其开放对象是所有成员国。与市场准入不同，国民待遇承诺要求对进入本国境内的非居民享有与本国居民同等的待遇，即对于本国领土管辖范围内的居民和非居民，国内法律应平等适用；并且规定，国民待遇的标准是事实上的，而非仅法律上的，其开放对象是对已进入本国从事服务贸易的成员。因此，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所处的层次是不同的，国民待遇承诺是以市场准入承诺为前提的，是建立在市场准入承诺基础之上的，它是对市场准入的又一次深化。

一般而言，银行业的服务业务主要包括存款、贷款和货币经纪业务由于货币经济业务量相对有限，影响力较小，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存款和贷款业务。，并通过跨境交付（Cross-borderSupply）、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和自然人流动（MovementofNaturePersons这四种服务提供方式来具体实现跨境交付是指从一成员方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这也是国际贸易理论中所谓的“跨国界可贸易型服务”，如一国银行向另一国借款人提供贷款服务；境外消费是指在成员方境内向来自任何其他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如一国银行对外国人的旅行支票进行支付的服务；商业存在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通过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这种跨国金融服务是目前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形式，为全球性金融机构拓展业务、进一步渗透的重要战略手段；自然人流动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的自然人提供的服务，如风险评估、顾问咨询、经纪等。。基于此，可建立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模型。

2.市场准入承诺水平测度模型的建立

本文所建立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测度模型，其测度指标共分为三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因素层（如图1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在因素层指标中，类似于Sorsa（1997）和Mattoo（1998）的处理方式，由于与“自然人流动”模式有关的金融服务项目在对外开放的金融服务项目体系中所占比例很小，影响甚微，所以本文将不予以考虑。

3.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公式与计算

（1）“因素层”指标的计量

根据市场准入承诺水平测度模型的指标结构，因素层指标的计算主要按照银行业中“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这三种服务模式所涉及到的金融服务项目及其法规限制来进行，而这些指标可根据Mattoo（2000）和Pontines（2002）对金融服务承诺的具体赋值来进行计算（具体赋值结果见表1）。若某一项目的受限不止一个时，可取其平均值。

（2）指标权重的设定

根据Mattoo（2000）等对权重的设定方法，本文对“因素层”指标权重的设定如表2所示表1—2是Mattoo对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或地区金融业中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所作的研究，是对金融服务业务度量方法的基本概括和总结，因而对中国以及其它国家对外开放承诺水平的测量是同样适用的。；“准则层”权重的设定为各具体项目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即银行业的存款权重=银行业存款额/（银行业存款额银行业贷款额），银行业的贷款权重=银行业贷款额/（银行业存款额＋银行业贷款额）在对我国加入WTO过渡期间（2001年12月11日—2006年12月10日）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测度时，其权重的计算可采用过渡期间具体项目资产和资产总值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年均值来表示；而在下文计算过渡期后（2006年12月11日以后）对应项目的权重时，由于当时还没有统计出具体的资产数额，因此本文将采用2005年1月—2006年6月对应项目的资产数额的年均值来近似计算。

（3）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公式

设i=1、2分别表示图1中对应的存款和贷款项目，k=1、2、3依次表示“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这三种服务提供模式。B1i,t表示图1准则层中第i个项目下t时刻的具体承诺测度值，α1i,t分别为B1i,t对应的权重；r1i,t表示图1因素层第i个项目、第k种服务模式下的最低限制措施取值；m1i,k,t分别为r1i,k,t对应的权重。如此，根据因素层指标的具体赋值或其平均值（如表1）及其对应的权重，就可以利用公式（1）计算出图1准则层中第i个项目下t时刻的具体承诺测度值。

然后，利用公式（2）即可得到银行业在t时刻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测度值市场准入承诺水平测度模型的建立是依据GATS中的金融服务建立起来的，是金融自由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因而更具有一般性。对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否加入WTO，市场准入的具体内容均涉及到该模型的具体指标及其具体内容，因此，任一国家或地区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衡量均可采用此模型。

另外，利用完全类似的方法，即可得到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公式；即，将公式（1）和（2）中对应的“市场准入”的具体指标，依次替换为“国民待遇”的相关指标，可得到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F2t。

三、中国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及比较分析

根据上述测度模型及其计算方法，下面将对我国加入WTO过渡期间（2001年12月11日—2006年12月10日）和过渡期后（2006年12月11日以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测度，并分别与世界各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比较。根据现有数据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国际金融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有关银行、保险、证券的国内、外网站，IMF、WTO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金融网站，等等。，利用公式（1）—(2)即可求出我国及其他14个国家或地区过渡期间与过渡期后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如表3所示）。根据表3，本文将对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

1.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纵向”比较

（1）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纵向”比较。加入WTO以后，我国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在过渡期间的测度值为0.616，在本文所选择的国家和地区中处于第14位；而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在过渡期之后的测度值为0.690，处于第12位；相对于过渡期间，过渡期后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提高了12％，名次提前了两名。其主要原因是：在过渡期间，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在境外交付方面，对接受公众存款和其它应付公众资金、所有类型的贷款等业务没有作出实质性承诺；在商业存在方面，仍然存在人民币地域、客户限制以及营业许可限制等。然而，在过渡期之后，根据我国入世承诺，我国将向外资银行开放对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并取消开展业务的地域限制以及其它非审慎性限制我国政府于2006年11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已全面履行了扩大开放的承诺，全面提高了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水平，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一切非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向在我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并且，对于在我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实行与中资银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全面体现了国民待遇原则。；因此，与过渡期间相比，过渡期之后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有所放宽。

（2）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纵向”比较。我国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在过渡期间的测度值为0.862，在所选择的国家和地区中处于第14位；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在过渡期后的测度值为1.000，与其它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同处于第一位；相对于过渡期间，过渡期后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提高了16％。其主要原因是：在过渡期间，我国银行业的国民待遇虽然在跨境交付、商业存在方面没有限制，但在商业存在方面，也仍然存在关于本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客户限制。然而，在过渡期之后，根据我国入世承诺，我国将在过渡期间承诺的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这意味着我国外资银行将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基于WTO审慎性风险管理的思想，我国也在规则框架内实施了审慎监管措施：自在2006年12月11日起，我国对在中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同时，对已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除允许其继续经营原有的业务外，新增了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业务，简化了业务许可层级，下调了营运资金数额。这体现了我国政府既要扩大开放又要控制好风险的战略思维。

2.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横向”比较

（1）国内外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比较。在我国入世过渡期间，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从排名来看，相对靠后（处于第14位），其测度值与排名第一的日本相差很大（测度值相差0.230）；然而，过渡期之后，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排名第一的日本的差距已有较大缩小（测度值相差0.165）。

（2）国内外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比较。在我国入世过渡期间，我国银行业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水平的测度值排名也非常靠后（处于第14位），其测度值与第一名相差0.138；然而，过渡期之后，我国银行业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其它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已无差异。

产生上述状况的原因可通过“作出承诺的国家”和“提供服务的方式”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作出承诺的国家来看，发达国家因其金融业发展水平高而普遍愿意开放银行业市场，对市场准入和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的限制相对很少；对我国银行业而言，虽然我国也愿意引入外资银行，但由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为保护我国银行业在短期内免受外资银行的巨大冲击，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然而，在5年的过渡期中，我国银行业成长很快，已拥有一定的竞争实力与防范风险冲击的能力，所以过渡期结束后，根据入世承诺，我国开始放宽人民币等业务经营的相关限制，以保证外资银行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从允许提供服务的形式看，发达国家允许其它国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在本国设立银行机构，以向本国消费者和公民提供跨境服务；而我国在不违背入世规则的同时，仍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管理方式，以便对外资银行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例如，对在我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而对没有在境内注册的外国银行分行只允许其经营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业务。这主要是为有效保护国内存款者利益以及我国金融体系安全而采取的措施，理由如下：外国银行分行是母行的组成部分，一旦母行发生流动性风险或者支付危机，我国在外国银行分行进行存款的存款人将无法得到优先清偿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在任何地区、任何业务领域的风险都可能传递到分行，我国监管当局难以对外国分行实施风险隔离；而对于当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我国监管当局可以对其进行风险隔离，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保护存款人利益。

（3）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比较。由表3中过渡期间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来看，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相比，二者还很不均衡，这与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的承诺水平都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表3中可以看出，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第一名的日本相差0.235，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第一名的差距仅为0.088，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相差较大；与此相反，表3中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水平排在前7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差距很小，二者的承诺水平呈现出同步协调均衡的状态。

过渡期之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由过渡期间的0.616提高到过渡期后的0.690；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由过渡期间的0.862提高到过渡期后的1.000。因此，相对而言，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第一名的日本相差0.165，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其它发达国家或地区一样，同处于第一名。由此说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呈现出同步协调的趋势，但相对而言，二者仍存在较大差距，仍处于不均衡状态。

之所以仍存在上述不均衡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对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较为严格，而对其国民待遇的限制相对宽松所致。

总之，相对于过渡期间的我国银行业，过渡期后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均有大幅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仍存在较大差异，市场准入的承诺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四、结论与建议

为探究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的具体水平及其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的位置，本文首先构建了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模型，并给出了具体的测度公式；然后对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了测度，并与我国入世过渡期间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结论为：

第一，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纵向”比较看，我国银行业过渡期后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为0.690，比过渡期间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0.616提高了12％；而我国银行业过渡期后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为1.000，比过渡期间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0.862提高了16％。由此表明，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提高幅度较小，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提高幅度相对较大。

第二，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横向”比较看，全面对外开放以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仍不高，与排名第一的日本的差距仍较大；而国民待遇的承诺水平则与其它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差无异。由此说明，虽然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提高幅度均较大，但相对而言，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第三，通过比较入世过渡期前后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二者之间的测度值差距来看，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均呈现出同步协调的趋势，但相对于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相比，二者还很不均衡。

通过以上结论容易看出，相对于发达国家，全面开放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而且从自身来看，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也还存在着不均衡的情况。那么，面对上述状况，我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呢？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我国银行业不应只为减少差距而加速开放，而必须根据我国国情保持适度开放。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既要避免开放过度的冒进倾向，又要摆脱开放不足的保守倾向。因此，我们应根据全面开放后我国银行业的现状，利用本文方法对我国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进行准确定位，并通过与其它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和改进不足，对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是否适度进行准确测定和判断，然后进一步找到并实施适合我国银行业未来稳步发展的对外开放路径，同时应不断适时地确定、调节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和速度，以防止未来任何时候出现开放过度或开放不足的情况。

第二，解决我国银行业所存在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不均衡问题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不可一蹴而就。首先，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进展过程中，我国银行业应继续坚持有针对性的深化改革，加大金融制度、法规和监管等方面的建设力度，逐渐解决我国银行业所存在的脆弱性问题，尽快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管理能力、盈利能力、特别是与外资银行的竞争能力，这是我国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解决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不均衡问题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在对外开放的驱动机制方面，适当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适时加大开放外汇市场的力度和步伐，逐步完善人民币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为我国银行业内部改革与对外开放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协调发展建立良好的运行驱动机制。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适时、适度地扩大我国银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解决我国银行业所存在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不均衡的问题，确保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充分性和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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