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三农问题的升级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三农”问题一直处于升温之中,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再次成为继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续几个中央一号文件锁定的主题,并被提到“全面小康的难中之难”、“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等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作为学术研究的“三农”问题理论,是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对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研究,既分析这三者的内在联系,又研究各自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三农”问题理论,并以此作为认识实践、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理论学术界的研究引起了中央与社会各界的重视,1993年,党中央出台了《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次把农业、农村和农民一起称为“三农”,从整体与联系的高度来重视和解决这一系统问题。与年轻的“三农”问题理论相比,“三农”问题作为客观存在则早已根植于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之中,并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其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史,一个以农民活动为主体而构成的历史。历史上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问题的集中暴发。这种“三农”问题存在在前,“三农”概念形成在后的现象,多少有点像小孩长大以后再取学名这一社会现象。“三农”问题有点像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而“三农”问题的形成则有复杂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环境影响;既有历史因素的积淀,又有现实因素的作用;既源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及现代化模式分不开。

从历史根源来说,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与农民大国,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古国,小农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就是“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这一历史根源对“三农”问题的形成至少有三重影响。———就经济而言,农业是古代中国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这种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具有经营规模狭小、生产力低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等特征。这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盛衰往往决定着历代专制王朝的盛衰和整个社会的治乱。而且,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虽然规模十分细小,内容比较简单,彼此不产生分工与联系,但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再生能力极强,只要有简单的工具和一块土地,这种经济很快就会被复制出来。因此,虽然朝代更替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台,但小农经济基础却从未动摇,一直在延续。虽然专制政治已走进历史,但这种小农经济仍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农业与农民,滋生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政治影响而言,在封建专制时代,农民既是小生产者,又有小私有者,地位低下、负担沉重、生活困难,农民问题逐渐积累,最终演变为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失败,表示封建王朝的得救,又可以苟延残喘;而农民起义成功,则意味着农民领袖的得意,戴上被自己打落的皇冠,成为一代君王。因此,农民起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再生与复制的重要杠杆。在中国历史上11次重要的王朝更替(分裂时期小王朝更替不算),虽然直接由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只有四个,但几乎所有的王朝更替都与农民起义有关。因此,黑格尔说,从本质上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封建王朝的再生与复制,只是封建王朝的起点与终点的转换而已。

周期性农民起义的原因很多,但都与土地兼并有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揭竿而起才有希望。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又有本质区别。以明清为例,我国明清之际的土地兼并大致与英国圈地运动同期。据史书记载,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已达到严重的程度,仅宦官头目魏忠贤兼并的土地就多达100万亩以上,超过当今一个县的耕地面积。清兵入关后,又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正式颁布圈地令,土地兼并与集中的程度远远高于同期进行圈地的英国。但同样是圈地,却存在着目的与手段的本质区别。英国的圈地更多是受到商品经济的刺激,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进而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则是统治阶级扩充自己财富和势力的手段,并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只不过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已,只能加剧社会矛盾与社会动荡。英国的圈地更多是通过经济手段,通过竞争逐渐淘汰小生产者,消灭封建小农,从而提高了土地的经济效益,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使之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明清时期的土地兼并主要是统治阶级依靠强权与特权进行的,把广大以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逼上梁山,引发周期性的社会危机。不同的目的与手段,导致了不同结果:圈地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动荡,阻碍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英国的圈地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虽然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而养成的特殊性格与特征,仍在程度不同地产生影响。

———就社会心理而言,农业、农村与农民是组成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形成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土壤与资源。中国农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根,其身上积淀与传载了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如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等;但也背上了不少精神包袱,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中有不少与现代化不相适应,如安土重迁的人生哲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农民身上程度不同存在的狭隘、保守、封闭、愚昧、迷信等问题。而且这些精神包袱是润物细无声般长期熏陶而成的,具有内在性、稳定性、持久性等特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并使培养新型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农”问题的形成不仅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又与社会转型分不开,甚至可以说,“三农”问题就是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转型的产物,是一种转型之痛。这种转型之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从一般规律来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现代化包含紧密相连不能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的分化解体,一方面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整合生成。根据现代化的经典理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与人口的城市化。随着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城市逐渐取代农村而成为整个社会的重心、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这种现代化不可避免地给“三农”带来三大趋势:一是工业化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造成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由支柱产业变为一般产业再变为小比例产业,发达国家农业占比一般都在10%以下;二是城市化的推进与非农就业的增多造成农民人数的减少,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绝对优势到平分秋色再到小比例化,发达国家农民人口一般在12%以下;三是农民的职业化,由传统农民变为现代农民,由Peasant变为Farmer,由先赋性身份变为后致性的职业选择。在这种趋势中,城乡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城乡关系表现为城市的乡村化;而在工业时代,则表现为乡村的城市化。这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逐渐变为中心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的兴起与农村的衰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开始形成,乡村社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之痛。日本社会学家莲见音彦在其著作《苦恼的农村———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的变化》一书中分析了现代化引起的农村社会的变局,以及由这种变局引发的苦恼。这种苦恼就是现代化引起的不适应症与阵痛,就是一种由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的转型之痛。

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引发了“三农”问题,而中国特殊的现代化模式则加剧了“三农”问题。著名社会学家M•列维认为,现代化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这类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的变革过程。这一类现代化以英法为典型个案;另一类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类现代化是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外来因素的冲击与压力形成为主要推动力。这类现代化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就属于这一类型。中国的现代化来得太迟太被动太突然。1840年的“鸦片战争”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古老的中国被卷入现代化浪潮,走上了坎坷的现代化之路。经洋务运动、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一战期间的经济发展等几个阶段,中国现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仍为典型的农业国,现代经济成分只有10%左右,其中,使用机器的工业只占17%左右。1949年工业固定资产约为128亿元,工业职工仅为300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非农产业占比上升到90%左右,农业占比下降到10%左右。中国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走上了西方现代化国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了几代人的奇迹。中国这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固然有后发优势,也不可避免存有四大后发劣势,即由传统因素的瓦解和现代因素生成的差异性而生成的错位现象、由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失衡现象、畸变现象与两难现象等。这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不可能循序渐进地按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与时序关系来推进现代化,而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国家在较长时间内实现的现代化,解决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又要在同一进程中消除西方国家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和“发展性危机”,解决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又迫在眉睫。

这就等于要在相当程度上把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矛盾与任务浓缩为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相同阶段与相同时期的任务与矛盾,表现为历时性的风险类型共时态地存在。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矛盾的交织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出现两大特点:即顺序性发展与跳跃性发展的统一、社会发展水平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这些特点加剧了转型之痛。中国“三农”问题还与中国特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安排分不开。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为加速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我国实施了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推行“以农补业”政策。从1953年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人为地扩大工农产品的不等价变换,以剪刀差、农业税等形式源源不断地提取农业剩余,从农村抽取巨额资金支持工业化发展战略。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的资金高达5100亿元,而1978年-1991年,剪刀差累计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广大农民将自己创造的1/5财富无偿地贡献给国家的工业化,而自己收入提高不快。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又通过土地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村抽取资金,支持城市建设。据专家估算,按照当时的征地制度,征地价格大致为实际价格1/20,失地农民一年要为城市建设贡献1万亿资金,城市越建越美,而农村面貌改变不大,以致形成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时代反差。

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国家又建立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制度。国家通过户籍制度把全国人口一分为二,即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以此为依据,国家再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所控制的政治经济资源通过城市的“单位制”、农村的“公社制”分配给个人。在二元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不同身份成员占有不等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利,且相互之间存在刚性的制度鸿沟。在这种结构中,农民是二等公民,所占有的资源、享有的权利明显偏小。而且农民的这种身份又具有先赋性与遗传性。改革开放以来,政策有所松动,但农民的身份地位改变不大,农民的政治权益、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政策仍未落实到位,又出现了劳动力价格的剪刀差、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到位等新问题。

总之,“三农”问题的形成具有复杂的因素,既是历史与现实相互影响的结果,又是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共同作用的产物,还是发展战略与制度性安排的反弹。“三农”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现代化进程中重大的历史任务。只有当农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只有当农民转变为一个与工人、教师等职业一样的职业化选择,只有当农村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农村,"三农"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而这三项转变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又是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因此,现代化的成功之日,才是“三农”问题的终结之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成之时,也是“三农”问题的解决之日。“三农”问题的终结意味着历史真正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