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官办NGO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作用

摘要：作为官办NGO的浙江省消费者协会在调解消费纠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开辟了一套高效调处消费矛盾纠纷的运行机制。这一机制的运行不仅有利于政府提高公共管理的效能，而且进一步融洽了社会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并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消费者协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任何政府和纯民间组织均无以替代的，因此必须积极创造其良性运行所需要的条件，通过对其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完善，更好地发挥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官办NGO消费者协会运行机制和谐社会

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健全，经营者受自身利益驱动而以不良商品和服务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层出不穷。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纠纷呈逐年增多的态势，涉及人数和范围日益广泛，成为引起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浙江作为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最高的地区之一，消费领域异常繁荣与活跃，居民消费转型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但由于我国道德体系、法律体系尚不够完善，同时也存在大量惟利是图的不法经营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消费者与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摩擦仍然大范围的发生，并多于其它地区。消费领域矛盾摩擦的增加，客观上要求社会有专门解决争端的组织和机制，这也就将消费者协会推到了社会的前台。近几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各种矛盾纠纷越来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解决渠道和办法，这无疑与消费者协会这个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活动密不可分。浙江省消费者协会在协调、处理矛盾纠纷方面，开创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创新性机制。本文试以浙江省消协为个案，从其运行机制的角度探讨非政府组织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一、浙江省“消协”及其运行机制

作为非政府组织（NGO）的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消协”）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它主要以积极教育与引导消费者的合理、理性消费，及时调解处理消费纠纷的方式，实现其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使命。“消协”处于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矛盾纠纷调处的特殊地位，因而要研究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和谐中的作用，“消协”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非政府组织。

消费者协会是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但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相比，“消协”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它是依法由政府部门成立，挂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系事业编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因而该组织既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又属于社团性质，运作机制具有民间社团的特点，组织宗旨具有公益性、社会性、服务性、公正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浙江省消协作为消协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它成立于1987年6月25日，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牵头，组成单位既有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物价局、卫生厅、药品监督、检验检疫、经济贸易、建设、交通、旅游等政府职能部门，又有行业协会、新闻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还有消费者代表。“消协”的办事机构设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其领导机构为理事会，实行单位理事制，理事由理事单位选派，理事会下设办事机构，日常工作由秘书长负责。浙江省“消协”的运行机制和方式有如下几个特点：

1、依托行政渠道、挖掘行政资源，实行与政府职能部门联动

由于“消协”属于非政府部门组织，不具有行政职能，又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新生事物，大多数民众尚不了解其作用、缺乏广泛的认可度，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其协调功能的发挥。为发挥好自身的作用，“消协”积极挖掘自身的“官办社团”的优势，与政府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参与有关部门对食品、房地产、医疗、农贸等各行业的监督检查，深化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工作，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不诚信经营行为，有效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健康发展。同时，“消协”还主动会同有关行政职能部门联合进行消费知识宣传，组织开展对市场商品和服务状况的调查，公布调查结果，及时制止各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在协调纠纷时，“消协”还努力寻求行政部门的支持，通过与其直接合作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消费领域的纠纷，极大地提高了“消协”的协调功能。

2、加强与行业协会间合作及监督，推动行业自律，规范经营行为。

为了规范经营者经营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使消费纠纷的解决有一定的规范性依据，浙江省“消协”积极与各行业协会合作，制定行业行为规范和约定，并规范各行业业已存在的格式合同。

针对各行业不公平的商业惯例，“消协”与各相关行业协会联合制定行业规范和约定，以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省“消协”与经贸委共同制定了《浙江省洗染服务业经营规范及消费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与浙江餐饮行业协会共同制定了《浙江省餐饮行业经营规范及消费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与皮革协会制定了《浙江省鞋类商品三包暂行办法》，与珠宝协会制定了《浙江省黄铂金和珠宝石饰品三包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的义务与消费者的权利，使行业纠纷处理更具有操作性，为公平、公正、及时处理各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争议提供了依据。根据行业规范，“消协”还对商业企业、餐饮服务业制定一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考核标准，公开、透明地评选出消费者信得过单位，借此不仅树立了典型，发挥了诚信单位在行业中的示范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诚信社会的建立。对于信用失范行为，“消协”充分运用媒体力量进行批露、警告、限制，以强化信用监督。另外，为了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有法可依，“消协”还积极推动和协助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

3、整合社会资源，加大矛盾纠纷的解决力度。

为提高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力度，依法有效地开展消费维权工作，积极营造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把保障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落到实处，结合浙江省当地实际，浙江省“消协”与省律师协会联合成立了浙江省消费维权律师支援团。为消费者维权提供网上咨询，为《中国消费者浙江消费》杂志提供法律点评意见，协助主持重大、疑难消费争议案件的调处，为那些协调不成而合法权益又受到严重侵害的消费者起诉。2005年，省消协又会同省律师协会、浙江大学法学院向央行建议重新审查《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有关强制保险的内容，允许银行和借款人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约定是否办理房贷险，引起了央行的重视。于是，工商银行于2005年10月25日率先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强制房贷险制度，由客户自主选择所抵押房产购买保险事宜。另外，消协还借用媒体力量建立投诉信息披露制度。对消费者投诉其权益被严重侵害，而经营者仍故意拖延或屡教不改，经调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及时向社会公开披露经营者的侵权行为，并通报有关部门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对有违法行为的，及时建议相关部门予以查处，从而使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4、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与“先行赔付”制度。

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效率，2005年浙江省“消协”同江苏、上海等地消协签订了《江、浙、沪消费者组织合作协议》，该协议包括消费争议异地投诉处理制度、消费信息资源互通共享制度和消费维权联席会议制度，三方面的制度有效推动了江、浙、沪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合作机制的建立。同年又建立了香港、澳门、浙江异地消费维权协调机制，开通了旅游消费投诉处理绿色通道，建立“先行赔付”制度，实现了在三地旅游的消费者如遇纠纷，可任选一地进行快捷、有效地处理。“消协”在浙江省内也设立“先行赔付”制度，由经营者与消协签订协议，在专门帐户交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当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用该资金先行赔付，再由经营者补足。这一制度的确立，增强了经营者的责任意识，提高了投诉处理效率，不仅为消费者创造了放心的购物环境，而且也有效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①

5、设立“消保基金”，完善消费救助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营者受自身利益驱动，再加上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健全，消费者受不良商品和服务的损害于是就变得难以避免。当受害者为弱势消费者群体时，维权对于他们来说极其困难。但他们的合法权益也不容为社会所忽视，正当利益也必须得到维护。为了事后补救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消协”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筹建了“消保基金”。当消费者的利益遭受损害时，由“消协”从“消保基金”中提供争议仲裁、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与质量鉴定的费用，为消费者维护权益提供了资金支持、降低了消费者的支出，使无能力维权的消费者权益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保障。除此之外，浙江省“消协”还积极呼吁和推动各有关政府部门建立健全受理消费者申诉的机构；建立健全了“消协”在街道（社区）的组织网络，为消费者提供了就近、方便的维权服务。积极推广消费争议仲裁承诺制度，并与司法部门展开合作，建立消费争议巡回法庭，进一步畅通了小额消费争议诉讼途径。据统计，2005年全省各级“消协”办理消费争议仲裁案件727起，涉及争议金额5642.22万元，实际履行7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072.10万元。建立消费争议专门法庭14个，处理消费纠纷111起，支持消费起诉117件。消费救助体系的完善，畅通了消费维权路径，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②

二、浙江省“消协”在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浙江省“消协”在对经营者的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消费矛盾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它不仅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理顺了经营者与消费者间的关系，而且也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从而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1、营造放心消费环境，促进了社会和谐氛围的形成。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消费生活中凸显出许多问题：生产和消费浪费资源、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严重，不合理的过度消费随处可见。“消协”通过开展相关主题的宣传与评比活动，鼓励企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循环经济，创新节能，促进环境资源的保护，并引导消费者进行合理消费、可持续消费。仅2003年全省“消协”就消费者权益保护共发放宣传材料373万份，组织城乡大型宣传咨询活动485次，组织消费者座谈会275次，举办电视、广播、报刊专题专栏1401期，通过各类活动，引导消费者依法维权，推动经营者依法经营，营造了放心、安全消费的环境。③与此同时，“消协”还加大了对重点消费品的监督，开展商品比较试验和消费体验，向消费者提供真实有效的消费信息，并对消费领域出现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特别是严重损害人身财产安全的突发事件，在第一时间向消费者消费警示，把矛盾纠纷扼杀在摇篮之中。“消保基金”的设立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不仅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人文关怀，更有利于逐渐形成了一个充满关爱、互助、温暖、和谐的社会。另外，消协从事的是一种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活动，这一公益活动的开展，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促进了社会和谐氛围的形成，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及时协调纠纷、化解矛盾，有效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2005年全省各级“消协”共调解处理万元以上消费争议1012起，其中省“消协”直接办结26起，为消费者换回经济损失342.6万元。如调解了文锦苑业主委员会投诉中大房地产公司未履行广告承诺的投诉，使业主委员会得到补偿260万元。“消协”还加大对涉外消费纠纷的调处力度，2005年调处两起投诉“德国百多力心脏起搏器”电池提前耗尽的医疗器械质量纠纷案，使两位消费者各获得赔偿35000元。④总之，我国目前正处于整个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会相互竞争和冲突。而作为这些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也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对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不信任、矛盾与冲突，而光靠法律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去理顺、疏解是比较困难的。因而，“消协”在处理这些纠纷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消费者诉说委屈、发泄情绪、寻求弥补损失的重要渠道，政府也由此可以适时地根据消费者的意见做出政策调整。这种发泄渠道畅通时，能及时、适当地缓解和阻止不满情绪、矛盾纠纷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过度延伸，抵制了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扩大，从而避免了矛盾和冲突在社会领域的过度压抑、聚集甚至总爆发，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所以，“消协”对消费者与经营者间的矛盾纠纷调解，这不仅有利于政府提高公共管理的效能，减少政府公共管理的成本，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3、制定相关规范、约定，为社会和谐提供了规则依据。

省“消协”2004年联合省皮革协会、省珠宝协会制定了《浙江省鞋类商品三包暂行办法》和《浙江省黄泊金和珠宝玉石饰品三包暂行办法》，其中关于珠宝饰品的“三包”规定属全国首创。2005年浙江省消协与省经贸委共同制定了《浙江省印染服务业经营规范和消费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与浙江省餐饮行业协会共同制定了《浙江省餐饮行业经营规范及消费争议处理办法》。⑤“消协”通过制定行业标准与规范、监督等活动来对相关行业行为进行规制，促使其建立本行业的自律机制及有利于社会公平的行业政策或法规出台，从而保证了规范的市场秩序，为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规则依据，使经营者在自律的基础上有章可循，因而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融洽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

4、推动和协调政府职能部门联动，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消协”的法定地位和公共目标使其与政府部门有着内在的联系，其行政背景和公共目标与政府的完全一致使得“消协”容易建立起与政府职能部门联动的机制。浙江省“消协”在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宣传、对消费者日常生活中关系密切的商品进行调研并公布调研结果、浙江省消费者协会推荐商品评选、消费者信得过单位表彰、组织企业在媒体上公开诚信承诺、制定行业规范和产品服务标准、处理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矛盾纠纷、参与有关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等方面，均通过协调政府职能部门联动的方式，将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发挥了任何其它机构都无可替代的作用。2004年浙江省“消协”又会同省律师协会、浙江大学法学院向央行建议重新审查《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有关强制保险的内容，允许银行和借款人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约定是否办理房贷险，引起了央行的重视，央行复函并最终影响其政策的修订。⑥2005年省消协根据中消协的要求组织开展了“不平等格式条款点评活动”，对商场、综合性超市就、家电产品、餐饮饭店、建材装修、美容美发、健身娱乐中心、汽车销售与维修、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不平等条款点评活动，⑦借助其舆论优势来规范生产者经营者的条款，其相关观点意见诉求信息可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或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反馈，从而为政府合理决策、为政策执行中的自我纠偏提供了有效保障，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融洽。同时，“消协”还通过与行业组织、经营者的合作、交流和监督活动，使其组织成员逐渐养成合作、诚信、守法等法纪观念、契约观念，形成了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条件，为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

浙江省“消协”自成立以来，立足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协调矛盾纠纷为己任，持续性地对调解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探索。这些探索一方面有力地规范了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维护了稳定的市场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逐步趋于融合，使得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环境更加稳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过程中，“消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有效地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内外部环境，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它的功能是任何政府部门都无法取代的。

三、官办NGO：“消协”的经验与启示

1、“消协”：一个官办NGO的研究样本

民间性本应该是NGO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却是：我国目前有大量NGO是政府举办的，具有官办特征。如果把官办NGO暂且定义为由国家政府创立、挂靠在政府结构之内、政府为之提供基本的经费支持，但并不由政府直接运作，或者政府参与实际工作的程度很低的机构的话，在中央和地方，官方NGO都还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以环保NGO为例，“至2002年，国家环保局下属22家事业单位，7家挂靠单位，30多家半挂靠单位，以及10家双重管理单位，大部分这类机构都可以被作为官办NGO来研究。中央一级的官办环境NGO有中国环境科学协会、中国野生动物协会、中国可持续性发展协会、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北京能效中心、环保局宣教中心和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协会。在省一级，官办环境NGO主要有五类：环保宣教中心、环保出版社及其它媒体单位、环保科技协会、环保科学学会、环保产业协会。”⑧可以说，现阶段我国各个领域中大多数有影响的NGO还是属于官办的，像温州商会这样纯民间的、作用发挥良好的NGO还在少数。因此，研究中国官办NGO在运作方式和功能发挥方面应该是当前我国NGO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浙江省“消协”作为一个典型的官办NGO，对其运行机理和作用发挥的研究具有“样本”价值。

2、官方资源和NGO优势的结合

对官办NGO的批评是近几年来我国NGO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这类批评意见归纳起来有：①政府创办动机不纯。政府要办一个基金会或者NGO的动机是不纯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安置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另一个可能就是设立一个小金库，有一些账目可通过民间组织走。②政府权力扩张。政府通过NGO扩大自己的权利，有些事情政府是不能做的，政府可以通过民间的一些渠道来达到自己权力扩张的目的。③社团行政化降低社团效率与活力。官办社团的人员任命、资金都是由政府决定的，这样的组织既缺乏效率又缺乏活力，不利于社团的发展。⑨

虽然我们都不必怀疑官办的NGO将逐步朝着民间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若对现阶段我国复杂多样的官办NGO作一些具体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像浙江省“消协”这样的官办NGO不仅在数量上是我国NGO领域中的主体，而且它们中的一部分因其独特的行政资源优势而正在发挥着政府和纯民间组织均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官办社团拥有一定的行政资源，实际上也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它既可以因此而“眼睛向上不向下”，将注意力放在向上索取行政资源上，也可以是利用其官方背景来增强自己的行政合法性和社会权威性，从而突破大多数纯民间社团缺乏物质基础和社会信任的不利条件的限制，将官方资源和NGO角色两方面的优势都发挥出来。笔者认为，浙江省“消协”正是发挥了上述两方面的优势，并且，这类NGO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在现有“官办框架”下的进一步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而不是加快其民间化进程。简言之，笔者认为，对于我国大量存在的官办NGO，当前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民间化的问题，而是要通过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完善来更好地发挥其独特优势的问题。其实，官方资源和NGO角色及其运行机制优势的结合，不仅是我国官办NGO的发展方向，从世界范围看，这也是一个具体普遍的趋势。谈论NGO，我们不能从概念出发，从学者给NGO所下的定义出发，从西方国家成熟的民间NGO的特点出发。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NGO的实际。当前我国官办或半官方的NGO在全部NGO中占有主体地位，民间NGO中作用发挥比较好的也都是在努力寻求更多的行政资源，寻求与官方的合作。承认和接受官办NGO的存在和合理性，并努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我们应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3、更好地发挥官办NGO在社会和谐建设中的作用

官办NGO大多是从行政机构的序列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它们具有很强的公共服务性特征。与行政机关比较，官办NGO还具有较少的强制性，较多的协调性、技术性、操作性、服务性等特点，公共服务性的特点使之可以有效地分担政府公共职能，协调性等特点则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成为政府管理社会的有效补充。像“消协”这样的官办NGO，它所发挥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矛盾协调功能是任何政府机关和其它纯民间组织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官办NGO成为仅次于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它是我国现有体制内的NGO，是与现有体制有着血缘关系并真正保持着良好合作的关系的NGO，无疑，它们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要更好地发挥官办NGO在社会和谐建设中的作用，我们必须重视并积极创造其良性运行所需要的条件：

（1）政府要加大对官办NGO的经费投入。以浙江省“消协”为例，由于其运作经费得到了省财政和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保障，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其它地方“消协”常常存在的情况——“消协”因无钱办事、无人办事而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官办NGO的公共性很强，其经费几乎要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如果运作经费得不到保障，其协调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相应地制约。

（2）政府要增加、落实“消协”的人员编制。从我们调查情况来看，大多数地方的“消协”（以及类似的官办NGO）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的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协”的合理运转及其调解作用的正常发挥，因此影响了这类机构作用的发挥。当然人员太多容易导致人浮于事，人员太少又不利于开展工作，因此这类机构的编制问题需要用创新的思维予以解决，比如与职能、工作任务和工作业绩考核挂钩来确定编制，将事业编制、短期劳动合同制和招募志愿者等方式结合起来。

（3）政府需要保证官办NGO的相对独立性。“消协”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但它挂靠、依赖于行政机关，这容易使“消协”的工作缺乏独立性，从而降低其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因此，政府在经费、政策上给予这样的官办NGO以支持的同时，也要努力让其在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上保持其NGO应有的独立性，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NGO在社会沟通协调方面的独特优势，防止其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

（4）加强对官办NGO的监督与管理。针对官办NGO的“创办动机不纯”、“政府权力扩张”和“缺乏效率与活力”的问题，政府社团管理部门要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要把目标管理和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方法引入官办NGO的管理之中，力求在扶持和监管两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并使相关管理纳入基本的法制之内。

[注释]

①上述有关情况系在调研中由浙江省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叶元春同志提供。

②相关资料数据见“马伯伟会长在浙江省消费者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上的报告”。

③见《浙江省消协2003年工作情况和2004年工作意见》。

④马伯伟会长在浙江省消费者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上的报告，2005。

⑤见《浙江省消协2003年工作情况和2004年工作意见》（内部资料）和马伯伟会长在浙江省消费者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上的报告，2005。

⑥参见浙消协[2005]9号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银办函[2005]101号。

⑦参见浙江省消费者协会《浙消协[2005]18号》文件。

⑧吴逢时(全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探讨中国环保中的管办NGO”，/

⑨此为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邓国胜的观点，转自窦丽丽“官办NGO民间化政社分开是趋势”一文，载《公益时报》2005年5月25日。

[参考文献]

1、《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浙江省消费者协会编印，2003年3月。

2、《马伯伟会长在浙江省消费者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上的报告》(内部资料)，2006年。

3、浙消协[2005]9号、18号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银办函[2005]102号。

4、郑国安：非营利组织与中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5、吴锦良：《政府改革和第三部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陈晓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动力、机制与作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7、张济琳：“浅析非政府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效、困境及对策”，《软科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