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囚关系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对于构建平安监狱、和谐监狱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职务犯的社会背景、心理特征、个人素质、行为特征等，决定了其在服刑改造中表现出有别于普通刑事犯的特点，民警在职务犯的刑罚执行中,既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大胆管理，又要考虑其各种个体特征，因人施教,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推动监狱公正文明执法。

监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监狱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发展又会促进监狱的发展，监狱和社会是种互动关系。作为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执法者（警官）与被执法者（囚犯）同样是一种互动关系。金堂监狱作为全省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呢？本文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意义

（一）刑罚的目的决定了警囚关系是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监狱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监狱执行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而惩罚，也不是为了对犯罪者实行报复，而是通过教育改造、惩罚管理等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罪犯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

（二）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中国刑罚制度变革的需要。我国目前仍处于一个自由刑为中心的时代，犯罪者80%以上由“自由刑”加以处置。在中国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影响下，刑罚制度变革，无论是倡议“废止死刑”，还是主张推行“社会矫正”等，皆可视为企图缓解刑罚关系的“紧张”。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其实也是在具体刑罚执行过程中缓解这种“紧张”的一个缩影吧！

（三）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简单、最朴素的理解就是刑事措施既要有“宽”,又要有“严”,而且两者之间必须“相济”。但是不同的时代,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价值理念,对于如何“宽”,如何“严”,宽严之间如何“相济”其实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建立警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很有必要。

（四）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保障罪犯人权的需要。保障罪犯权利是监狱工作法治化的基本要求之一。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罪犯人权状况近年来了有很大改善。但由于各方面（法律、政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罪犯特殊的地位，罪犯的很多权利又不可能完全实现。而职务犯的特点又决定了其维权意识相当重，这就势必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基层管理民警要通过自身的执法素质、人格魅力，与罪犯建立一种良好互动关系，是保障罪犯人权有益和必要的保证。

（五）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是构建和谐监狱、打造平安监狱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监狱对罪犯的惩罚本身也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而打造平安监狱要求必须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调动监狱刑罚主体双方的积极性.

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条件

（一）行刑理念。刑罚对罪犯惩罚的唯一后果是：剥夺罪犯的自由，这一行刑理念是保障罪犯享有其他未被剥夺的概念上的权利，这也是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行刑基础。

（二）民警条件。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警要有较高的执法理念、执法知识、执法素养、执法艺术。正确的执法理念指引民警正确执法方向；丰富执法知识让民警更精准、熟练的执法；厚重的执法素养让民警赢得罪犯的尊重；高超执法艺术让民警在执法工作中更驾熟就轻、游刃有余。

（三）罪犯条件。职务犯的个体特点决定其角色转换慢、身份意识淡薄、行为养成差。但他们作为警囚关系主体之一，其配合程度直接决定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的成败。

（四）法律条件。刑事执罚最主要的依据《监狱法》，它已颁布十多年了，已经严重落后监狱执法工作实践，加之，《监狱法》无具体操作细则，法律法规的缺失制约着监狱工作的开展。职务犯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有许多东西急需突破现有的法律与国际司法接轨，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急需法律上的完善和认可。

（五）政策、法规条件。时代的迅猛发展注定了法律制定程序上的滞后性。充分利用政策、法规的灵活性，根据对职务犯具体司法实践活动及时做出反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六）亲情及社会帮教条件。职务犯心理需求层次较高，心理矛盾大、心理落差大等特点，要求监狱要做好职务犯亲情和社会帮教工作，这也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的条件之一。

三、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措施、方法和手段

（一）激活行刑主体（警官）和受刑主体（罪犯）。激活行刑主体（警官）的核心就是监狱或监狱主管机关采取有效激活措施让监狱民警能够管理（职业再教育学习、培训等）、愿意管理（解决政治地位、工薪待遇、其他后顾之忧等）；激活受刑主体（罪犯）关键要罪犯由被迫到自觉参与到整个改造的大环境中去，根据职务犯的特点，调动其改造自觉性，发挥改造活动的主人翁作用。

（二）劳动重在体现改造功能。职务犯参加劳动改造是法定义务。劳动在职务犯的改造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对于体验劳动的艰辛、珍惜劳动成果、调整情绪、锻炼身体、转移其注意力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效果。但在实践中，鉴于职务犯年龄、身体特点，要充分考虑到职务犯的体能和劳动素质，项目选择要适宜，劳动定额要恰当。

（三）严格考核，执法公开。职务犯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考核和刑事奖励，在其最关注的减刑、假释方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严格考核，职务犯与社会犯不一样，可以说对其考核是分分计较、厘厘计较，所以说对其考核奖、扣分必须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尺度一致。二是政策公开，把减刑、假释、保外的条件公开，程序透明，结果公示，的异议的可以复议，这两点做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稳定其改造情绪，取得他们对我们民警公正执法的信任。

（四）通过分级处遇调动职务犯的需求。职务犯由于过去工作的经历，很在乎其分级处遇。他们时刻都在相互比较，自己与他犯的服刑待遇，民警在实践工作中认真抓好职务犯这一心理，对调动改造需求，融洽警囚关系是相当有必要的。

（五）放宽亲情会见条件，扩大社会帮教的作用。相对于其他类型罪犯，职务犯情感更丰富，绝大多数都有稳定的家庭、浓厚的亲情、丰富的社会关系，而这种亲情和社会关系对他们情绪的影响和改造活动的支撑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民警要尽可能通过安排亲属会见、社会帮教、通信、电话等来促进其积极改造。

（六）注重改造职务犯中的细节，把握好管理的度。职务犯违规违纪问题发生较少，但若出现问题就已经经过较长时间矛盾的积累，比较复杂，所以民警日常工作要细心观察，注重职务犯改造中的细节（这些细节包括日常发生劳动、学习、会见、就餐、通信、亲情电话、看病、考核得分等）。在这些具体小事中，既要体现管理意图，又要展示警官管理艺术，同时也要把握好“度”。

（七）“法”不容“情”的反思。在传统思维中，“法”与“情”是水火不相容的，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具，这本无可厚非，但对职务犯的管理当中，正确理解、认识“情”的内涵，体现警官的人文关怀，培养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感情，这有利于促进职务犯的改造。试想，民警整天扳着一副面孔，变成了执法机器，又如何与他们交流和沟通,进而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呢？

（八）突出罪犯劳动改造积极委员会的作用，扩大罪犯的自我管理。职务犯综合素质高、自我约束能力强，在日常的管理中充分罪犯劳动改造积极委员会的作用更多地让他们自我管理、自我设计、自我总结。

（九）采取多倾听的方式强化职务犯的个别教育。职务犯虚荣心、自尊心较强，不轻易谈论自己的犯罪事实、社会经历等，不通过耐心细致的个别教育就不能取得其信任和尊重，也就难以做到有效沟通，更谈不上改造。很多情况下这些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在向警官倾诉后，其焦虑苦恼顿时缓解,情绪变得轻松,在诉说完后由衷地表示心情畅快，并对警官感谢表示感谢。民警知道此时不需要讲更多的道理,只需要倾听再倾听,这应当是管理职务犯的一项基本功,也是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吧！

（十）建立健康的监区文化。监区文化是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加强监区文化建设，无论是对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还是对推动监狱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对构筑监狱依法治监的文化底蕴、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提高罪犯改造量，具有积极意义。建立健康的监区文化是建立健康的警囚关系的基础，有了健康的警囚关系肯定是良性互动的。

（十一）加强职务犯心理健康教育。

四、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预期效果展望

监狱警察与职务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最重要的是监狱警察公开执法，用自己良好的作风去捍卫法律的尊严，平等对待职务犯，用自己的公正、文明、科学执法去取得职务犯内心深处的认可和信任。用自己高尚人格、良好的素养去赢得职务犯的尊重和服从，做到“宽不过囚,严不过人”。在警官与囚犯之间建立一种“契约”关系,这个“契约”是良性互动的：警官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严格执行国家刑罚，对罪犯给予社会主义的人文关怀;罪犯依法履行服刑义务,接受刑罚的惩罚,其改造行为规范完全达到一种本能的自然的基本礼仪。在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职务犯的个性特征决定了其在服刑过程中不同于普通刑事犯：一是职务犯绝大部分懂政策，熟悉法律，文化水平高，自我约束力强;二是刑罚后社会后果因其丧失犯罪基础,刑罚后的社会危害性不大;三是主观恶性恶习小，在法律范围内把握宽严尺度，让罪犯由被动改造与警官的主动管理相互交融，形成良好互动的警囚关系，这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平安监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