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信用担保体制度量测定研究论文

摘要：作为一种制度形式，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和定位是基于对其经济功能、运行机制的认识。尽管在理论上信用担保体系被认为可以克服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且可以起到完善金融结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对于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及其度量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明确了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涵义的基础上．总结了其度量的三种方法，并指出了准确度量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难点。

一、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涵义

1．效率的经济内涵

不同经济学者对于“效率”一词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含义界定。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是这样定义“效率”的：“效率意味着不存在浪费，即当经济在不减少一种物品生产的情况下，就不增加另一种物品的生产，它的运行便是有效率的”[1]。这时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上。国内经济学者樊纲、张曙光等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给经济效率下的定义是“经济效率是指社会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生产所提供的效用满足的程度，因此也可一般地称为资源的利用效率”[2]。它是需要的满足程度与所耗费资源（成本）的对比关系。需要明确的是，它不是生产多少产品的简单的物量概念，而是一个效用概念或社会福利概念。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帕累托效率标准，得到经济学界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最常见意义上的“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指现有生产资源与它们为人类所提供的效用之间的对比关系。这里指的产出或收益，指的不是任意的物品，而是能够为人们提供满足的有用物品。从经济的角度看，最终的产出就是人们的满足即效用。而投入或成本．从一般意义上说，是在一定的科学技术条件下生产一定产品所需的生产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依据考察主体不同，效率分析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当效率概念应用于个别企业的时候，有其特定的含义，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该企业是否利用一定的生产资源生产出了最大量的产出，或者是否在产出量一定时实现了成本最小。这种效率称为技术效率。就整个社会经济效率而言，它要揭示的就是全部生产资源与所有人的总经济福利之间的对比关系，而在给定各生产单位的技术效率的前提下研究经济效率问题时，主要的问题在于资源是否在不同生产目的之间得到了合理配置，使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最大部分人们的各种需要。用于分析这一问题的概念就是“经济效率”，也称“配置效率”。

2．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涵义

对信用担保机构的效率问题，目前讨论主要集中在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是否有效率上，而对于其具体的涵义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更缺乏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信用担保机构的效率有不同的理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信用担保机构的效率是信用担保机构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从本质上讲，信用担保机构的效率是指信用担保机构在有效地保证其资产安全的基础上，能够合理配置信用担保机构的资源并能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是信用担保机构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总称。信用担保机构的效率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信用担保机构单个部门来考察，其效率就是指各信用担保机构所完成的金融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也就是其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从宏观层面来考察，信用担保机构效率就是信用担保制度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是把信用担保机构要素的投入与国民经济的增量和增长质量进行比较。

二、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度量方法

如何度量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来度量，下面介绍三种效率度量方法，即财务比率分析法、成本收益法和投入产出法。

1．财务比率分析法

信用担保机构的财务数据一般是比较容易获取的，所以一些学者考虑用一些运行指标来度量其绩效，并监管其日常的运行。陈乃醒(2001)建立了由担保贷款额相当于代偿能力的倍数、每百元担保贷款占用担保基金额、代偿率、担保贷款的经营费用占用率、担保贷款的总成本占用率、盈利额、破产临界点、担保基金利润率等8个指标构成的信用担保的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3]。梅保平(2004)从信用扩张、风险控制、风险分散、持续发展等方面建立了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能力评价指标体系[4]。放大倍数是一个重要的财务指标，放大倍数为担保余额与担保机构总资本金的比例，放大倍数越高，担保基金的成效就越大，但其范围总要控制在最大放大倍数之内，并且受相关因素的影响。陈晓红、谢晓光(2005)通过模型分析得出，担保机构对企业的调查监控成本、反担保控制能力和银行对担保机构的监控成本是决定担保放大倍数的关键因素并由此认为互助性担保在提高担保放大倍数方面具备一定优势[5]。林毅(2006)以财务比率分析法为基础，参照国内学者任永乎、梅强(2002)等人的研究从担保机构的角度来衡量信用担保体系的运行绩效，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担保机构整体的效率比较低，其外部的社会经济效益也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6-7]。

信用担保计划的成败与违约率直接相关，但是违约率的衡量也是个权衡取舍的问题，零担保率虽然可以确保零违约率，担保机构的资产安全性也可以得到保障，但也意味着担保机构的无效性和不作为。大量的实证检验也表明较高的违约率和较高的金融附加量是相关的，违约率应该维持在一定限度内，超过这一限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担保机构的破产风险。加拿大学者赖丁和海恩斯(Riding&Haines，2001)构建了一个模型，以加拿大的SBLA（小企业贷款管理局）贷款项目为基础从贷款银行的期望收益角度对信用担保机构的违约率进行了测量[8]。

需要注意的是在应用财务比率法时要尽量避免以偏概全，要权衡各方面得失。不仅要考虑信用担保计划所覆盖的范围，又要认识到其可能面临的风险。尽可能地发掘信用担保更多的技术指标，以有效地衡量和监管其日常的运行。

2．成本收益法

用成本收益法来衡量信用担保机构的效率，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成本和收益，但是实践操作中要准确地确定其成本和收益却面临众多困难。一方面数据的来源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有时即使数据准确无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用它们来解释信用担保机构的效率还是会引起很大争议。以下是学者们衡量时常用的指标和方法。

(1)成本

信用担保机构的成本主要包括启动成本、维持成本、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又包括运行成本和违约代偿成本。启动成本包括投入的资本金以及建立相应机构、雇佣人员、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和对外宣传等相关费用。维持成本是指持续的政府补贴或外部融资来解决贷款代偿后的担保基金缺口。运行成本是指经营过程中的正常运转管理费用、学习费用和维持准备金比率的风险准备。违约代偿成本是指当借款方违约时担保机构向金融机构代偿的金额。启动成本和维持成本一般比较容易测量。学者们往往着重于衡量担保计划的交易成本，即运营成本和违约代偿成本。例如，DavidCanuno和ClaraCradone(1999)提出了一个评估模型，较好地测量了西班牙的LGA(贷款担保协会)的交易成本，他们的论文中就没有过多地考虑启动成本和维持成本而将重点放在交易成本上。

(2)收益

信用担保计划所带来的收益主要集中表现在金融附加量上。所谓金融附加量，是指通过执行信用担保计划使得目标群体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额度增加或贷款条件改善。能否产生金融附加量是判断信用担保计划执行收益的核心标准。如果没有金融附加量，则信用担保计划就没有收益可言。金融附加量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贷款额度增加、贷款期限延长、贷款费率减少、抵押比例降低、贷款流程加快等（龚瑾瑜和韩刚，2006）[lo]。同时，信用担保计划的执行还会产生派生收益即经济附加量。经济附加量是指由于信用担保计划的支持，目标群体获得了更多的贷款额度或更有利的贷款条件，并由此使其市场机会增多，而新增加的收入额、利税额和就业人数。经济附加量用来衡量信用担保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度。

Boocock和Sheriff(1996)运用了上述金融附加量指标对马来西亚信用担保公司的NGPS项目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90%的借款者在没有NFUDES担保的情况下不能获取正常的贷款。后来Boocock还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进一步研究，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32家企业中63%的担保贷款是额外提供的，而不是其他金融贷款形式的替代品。加拿大学者赖丁和海恩斯(Riding＆Haines)对3000户接受SBIA贷款的中小企业作了随机调查，根据粗略计算，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耗费SBLA小额贷款担保成本不到l000加元，大额贷款担保成本不到3000加元，平均成本约为2000加元。从成本收益来比较．SBIA贷款在创造就业机会上的效率极高。对于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有些学者表示了怀疑，但是信用担保计划增加对目标群体的贷款量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地细化其衡量的指标和方法。

3．投入产出法

投入产出法用来评价效率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参数法在测度信用担保机构效率时，需要规定效率前沿函数的具体形式，并通过样本信用担保机构估算出效率前沿函数中的各个参数。参数法大致可以分为随机前沿法(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SFA)、自由分布法(distribu-tion-freeapproachDFA)，厚前沿分布法(thick-frontierapproachTEA)和递归厚前沿法(recursivethick-frontierapproachRTFA)等。这种方法有两个缺陷：其一，函数形式需事先假定；其二，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需要检验，参数的检验需要关注统计检验的有效性和经济含义的有效性。

非参数法对信用担保机构效率进行测度时，不必估算效率前沿函数中的参数及规定函数的具体形式。非参数方法主要指数据包络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dateenvelopmentanaly-sis)简称DEA，是数学、运筹学、数理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的一个新的交叉领域。它摒弃了参数方法研究中的弱点，不去寻求生产前沿面的具体形式，而是通过所观测的大量实际数据基于一定的生产有效性标准找出位于生产前沿面上的相对有效点。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①无需知道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在研究中受到的约束较少；②经济生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测度相对效率的意义将是更为深远的。

Hway-BoonOng,MuzafarShahHabibullah,AliasRadma,M.Azali(2003)等人，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马来西亚的信贷担保公司(CGC)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研究。他们运用CGC的历史面板数据，将由CGC所同意的担保贷款作为产出量，将CCC的固定资产、经营费用和租赁房屋费用作为投入量，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马来西亚的信贷担保公司总体技术效率是比较低的，因此他们建议应当考虑重新配置已有的资源、避免浪费以增加纯技术效率。并且应该降低其对中小企业担保的要求，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担保，以提高其规模效率。

三、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度置的现实约束

尽管国外很多学者针对信用担保计划的执行效率从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内官方近年来的信用担保发展报告也使用以上方法中的一些指标来评价我国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但是目前为止仍然难找到令人信服的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评价报告。这主要是因为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对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度量远比对其内容和结构的分析判断要困难得多。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约束：

1．基础数据来源与准确性方面的约束

在世界范圈内，从信用担保计划产生至今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国外的统计机构对于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营大都有一套完整的统计系统，这就为其运行效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来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实证研究数据都能从统计系统获取．例如，成本收益法中的交易成本、金融附加量中的指标诸如贷款期限延长、贷款费率减少、抵押比例降低、贷款流程加快等。经济附加量指标：新增加的收入额、利税额和就业人数即便有数据来源其准确性也因种种原因而受质疑，例如信用担保机构为获取政府补贴在上报数据时往往夸大数据或虚报数据。为了研究需要通过对借款人和贷款人进行问卷或访谈调查的办法，但是这种主观调查方法本身有两个局限性：一是样本通常较小，误差很大；二是容易受到“霍索恩效应(HawthorneEffect)”的影响，即被调查人很可能做出他们认为调查人希望听到的回答。

我国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也就十几年的历史，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历史则更短，主要是这几年的事，很多地区对于信用担保机构的经营情况不列入统计的范围，基础的数据缺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其实证研究的展开。这也是我国学者在研究信用担保机构问题时理论说得多而实证研究缺乏的原因。

2．替代问题的约束

担保贷款的规模、担保企业个数和担保笔数等指标，常常被引用来说明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果，但是由于替代问题的存在，这些指标并不能精准地度量金融附加量。信用担保机构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替代问题有两种：一种是贷款方式替代问题；另一种是贷款机构替代问题。

(1)贷款方式替代。这是发生在与信用担保机构合作的金融机构内部的贷款方式替代问题。合作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增加新的贷款客户，是从已经建立贷款关系的客户群体中筛选出部分客户纳入信用担保计划的范围，在贷款操作上仅仅是对该部分客户的贷款方式作一个变更，例如，从原来的抵押担保贷款变更为信用担保贷款，客户群体和贷款额度都没有因为信用担保机构的加入而增加。这种替代主要发生在合作的金融机构认为信用担保计划并不能增加其利润的情况下；并且合作的金融机构为了转移和规避信贷风险，会将原有客户群体中风险最高的那部分转入信用担保计划的范围。

(2)贷款机构替代。这是发生在贷款人之间的替代问题。拿农村信用担保来说，农村信用担保计划的执行并没有使得某个农村经济体中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贷款支持，而仅仅是贷款机构的变更。贷款机构的替代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替代：另一种是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组织之间的替代，这种替代更易发生。

3．贡献模糊的约束

在信用担保计划执行后，即使非常理想地不发生替代问题，也就是金融机构对纳入信用担保计划范围的客户所投放的担保贷款全部是净增贷款，信用担保计划收益的度量还会面临贡献模糊问题的约束。如前面所述，信用担保计划收益可用金融附加量（新增贷款额等）和经济附加量（新增加的收入额、利税额和就业人数）来度量，因而本文所说的贡献模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推行信用担保计划的过程中，国家宏观经济、国家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行业竞争状况、金融体制改革、出口贸易机会、社会服务功能等都可能发生有利于金融机构增加目标群体贷款的变化，这些因素都对金融机构净增目标群体贷款做出了贡献，从而也为目标群体的收入额、利税额和就业人数的增加做出了贡献，但是各个贡献因素的界限是模糊的，无法将信用担保计划的贡献客观地从这些综合贡献因素中剥离出来，这也约束了信用担保计划收益的准确度量。口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樊纲，张曙光，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3]陈乃醒，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经济效益与指标体系[J]．经济管理，2001(7):36-37．

[4]梅保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运行能力的评价体系及其因素分析U]．商业经济，2004(6):76—84.

[5]陈晓红，谢晓光．提高我国信用担保经济杠杆效用的研究[J]．软科学，2005(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