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反贫困视角的小额信贷利率分析

小额信贷利率定价现状及争议

小额信贷萌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旨在为穷人提供信贷服务，帮助社会消除贫困。小额信贷的利率是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信贷资金的配置，而且还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如何保证小额信贷在服务低收入人群、减轻低收入群体偿债负担的同时，保持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利率的确定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央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二是以国家扶贫贴息贷款利率为基础；三是以商业利率为基础；四是以通货膨胀率为基础。从利率水平高低与发展模式上看，小额信贷的利率确定方式主要是两类：一是倾向于政策性扶贫的低利率，即用政府资金或捐款资金弥补因低利率所造成的亏损，维持信贷服务的持续性；二是倾向于商业化运行的高利率，即参考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以较高利率实现成本覆盖或盈利，保持信贷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据统计，政府扶贫贴息贷款的利率最低，大约在2.88%~7%之间；国际资助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均值是12.95%；UNDP和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项目利率接近20%；一些小额贷款机构的市场利率超过20%。学术界对小额信贷利率水平设置存在较大的争议，其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放开小额信贷利率有利于瞄准穷人，保障信贷服务的财务绩效。小额信贷需要识别穷人、帮助穷人、吸引穷人以及排斥富人，给予穷人进入信贷市场的平等权利。给小额信贷设置利率上限不仅抑制商业性信贷机构拓展农村业务，而且造成信贷资源的“价格洼地”，吸引有钱有势的富人与穷人争夺低廉的信贷资源。因此，放开小额信贷利率在短期内能够排斥富人通过寻租改变资金的流向，使金融资源流向低收入群体，并且从长远来看保障了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汤敏，2003）。二是保持小额信贷的低利率，减轻穷人还款付息的负担。这种观点认为具有扶贫性质的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是低收入群体，高利率将加重穷人的负担，进而违背了其扶贫减贫的初衷。因此，需要为小额信贷利率设置上限，维持小额信贷的低利率，用财政贴息弥补利息缺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小额信贷的低利率政策弱化了其扶贫效率。第一，低利率的小额信贷让贷款户联想到政府救济，不愿意及时偿还贷款，使整片地区小额信贷的信用基础遭受根本性的冲击；第二，低利率吸引着中高收入群体争夺稀缺的信贷资源，使得信贷偏离服务穷人的初始目标；第三，低利率难以覆盖小额信贷的运营成本及风险，进而抑制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拓展业务的积极性。因此，社会各界对放开小额信贷利率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社会各界普遍呼吁放开小额信贷利率限制的问题，但是如何确定合理的信贷利率区间还存在争议。

小额信贷的合理利率边界分析

（一）市场供求下小额信贷利率的上限小额信贷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是小额信贷资源稀缺性程度与论证小额信贷高利率合理的重要依据。根据统计，我国现有农户2.3亿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约为1.2亿户，其中获得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农户数超过78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3.2%，占有贷款需求农户的65%（周兆函，2010）。2007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共给农户发放1.2亿元小额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发放小额贷款508亿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给农户发放2100亿元小额贷款（杜朝运、范玲玲等，2009）。相比较而言，我国小额信贷供给依然不能够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此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农村地区，把农村地区的储蓄资源投入到城市经济建设中，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资源的短缺。因此，在二元经济下，农村地区信贷利率较高是资金资源供不应求的自然结果。作为反贫困的工具，不论是正规金融机构还是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利率的上限，应该不能超过本地区资金市场自发决定的自然利率水平。从某种角度上说，小额信贷的利率低于农村的自然利率水平，就是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有利于降低借款人的偿债负担。（二）成本约束下小额信贷利率的下限尽管小额信贷并非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合理的信贷利率水平能够覆盖各种成本，保持信贷机构经营的可持续性。我国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就是扶贫减贫，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从而把利率设定在较低水平。但是，低利率势必造成信贷资金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信贷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随之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后者不得不依赖社会捐助、财政贴息及转移支付维持生计。事实上，小额信贷低利率设计终究偏离市场均衡，一旦失去外部援助小额信贷机构很快就会陷入财务困境。因此，在保持小额信贷机构财务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轻贫困，是实现小额信贷“双赢”目标与回归信贷均衡的必要手段。从这个层面上说，小额信贷的利率下限应该是覆盖包括经营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溢价在内的各种成本，从而维持信贷机构的盈亏平衡。（三）小额信贷合理利率的确定及相关讨论由于不同小额信贷机构或项目的资金来源及约束存在差别，它们的利率设置自然具有较大的差别。政府贴息的小额贷款利率与一部分非政府组织的小额贷款利率是低利息或无利息；民间小额贷款利率的均值大约在20%左右；也有一些小额信贷公司采用“贷款利息+管理费”的运营模式将贷款年利息维持在27.6%~33.6%。农村研究中心2005年对15个省20个市县进行调研，发现农村高利息借贷发生率达到85%。这种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础上高额利息借贷行为，既反映出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信贷资源的稀缺性，也表明农户对信贷资金具有强烈的需求。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小额信贷合理利率的边界应该是既覆盖各种成本，又不超过本地区资金市场的自然利率。值得讨论的是，制定高额利息的小额信贷不等同于高利贷，不应该受到道德批判。如果资本的利息不超过资本的盈利率，该高额利息就不能称之为高利贷。也就是说，只要信贷利息低于农业资金的回报率或农村工业发展的回报率，该信贷利率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合理利率水平。与政府贴息的小额信贷利率相比较，由市场供求决定且覆盖各类机会成本的小额信贷利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贷款人的还款负担，但是具有较好的反贫困功效。首先，高额利息贷款能够真正地瞄准穷人。低利贷款容易滋生寻租腐败，将有限的贷款资源有权势的富人阶层，偏离小额信贷的扶贫使命，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高息小额信贷所形成的“价格高地”有助于剔除高收入群体，使信贷资源真正地流到穷人的手中。其次，高额利息增强借款人的还款意识，减低贷款违约率。补贴性贷款容易被人看做是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白送”心理造成借款人不急于还款。这在间接上降低借款人的投资积极性与谨慎性，降低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高额利息贷款恰恰弥补了这个方面的不足，增强借款人的信贷风险意识与贷款人监督管理贷款的积极性，从而构筑起农村地区的信用体系。第三，高额利息提高信贷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一般而言，小额信贷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经营成本要大于商业银行，低利息必然导致小额信贷机构陷入财务亏损，丧失基本运营能力，从而不得不向政府或其他机构寻求支持。高利息能够覆盖信贷机构的各类成本，提高其财务可持续性。反过来，在失去或减少外在支援的情况下，小额信贷机构会积极收集信贷信息、设计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与内控能力。

小额信贷利率对反贫困的影响

在2012年下半年，我们对甘肃省白银市农村小额贷款进行问卷调查，在4个乡镇，8个行政村发放200份调查问卷。剔除未回收与无效的问卷，一共回收151份有效问卷。在被调查的151户农户中，129户农户曾经或现在拥有借款需求。其中，有83户农户向邻里亲亲借过钱，占总调查户数的55%；有45户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过钱，占总调查户数的30%；有10户曾借过私人高利贷，占总调查户数的6%；从农业银行借贷的户数只有3户，占总调查户数的2%。农民的天然脆弱性，迫使他们需要通过借贷来缓解因家庭变故、自然灾害、季节性收入以及市场变化所引起的贷款需求。根据调查，我们发现农户的借贷利率高低不一，其分布大体呈现出正态分布的趋势。借款人向邻里亲友处借贷的年利息主要在18%~24%之间波动。从某种角度上说，此时的利息是由该地区信贷资金市场供求决定的自然利率。私人高利贷的利率大体是在36%左右，而正规金融（如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息受到政府贴息的影响低于10%。在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低息贷款与私人借入高利贷的比例都较少，主要向亲朋好友支付自然利率的贷款。从农户的借贷用途来看，他们的信贷用途可分为生产性用途与生活性用途。根据调查，有45户用于农业生产、经营小生意及投资，所占的比重是30%；有35户借贷用于子女上学，所占的比重为23%；用于建房子与治病所占的比重分别是15%与10%。尽管农户的信贷有一部分属于非生产性用途（如子女上学、治病与建房子），但是他们在融资过程中大多用具有相对稳定收入流的种植性收入、外出务工收入以及经营收入作为还贷款项。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础上、以市场供求决定的自然利率为主的小额信贷使农户陷入贫困的案例。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小额信贷的利息作为扶贫绩效的考核依据，不能将低利息等同于扶贫或减贫，而把高利率视为剥削或返贫。人为制定低利率的小额信贷制度，类似于建构理性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农村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往往违背了市场规律。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从农信社获取政府贴息小额贷款的农户要求延长贷款期限与扩大信贷规模。通常而言，穷人的资金使用方式是较为保守的，侧重短期化、小规模以及周转快的投资项目，以减低各种市场风险。要求农信社延长贷款期限与扩大信贷规模，显然是为了满足借款人冒进、规模化的投资需求。只有收入较高的农户才能选择这种规模化、投资回收期长与高风险的经营模式。据此，我们判断农村有权势的高收入群体正在利用各种手段争夺本应给予穷人的贴息贷款，并且他们继续以穷人的名义要求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通过对白银市农村小额信贷的调研，我们得出人为制定低利率不利于信贷资源流入到低收入群体手中，并且容易降低信贷资源的使用效率。这表明小额信贷的低利率不一定会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达到扶贫的目标。因此，小额信贷利息调整到能够覆盖各种成本、不超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自然利率水平是比较合理的。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小额信贷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小额信贷利率定价问题及其存在的争议，并且从反贫困的视角分析小额信贷的合理利率边界。经过分析，本文得出小额信贷利率合理性边界应该是能够覆盖信贷机构的各种成本，同时还不超过由市场决定的自然利率水平，从而在发挥扶贫功能的同时保持信贷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通过对白银市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调研，表明小额信贷利率设置在自然利率水平不仅没有弱化其扶贫功能，而却还有助于排斥富人对稀缺信贷资源的掠夺。为了进一步发挥小额信贷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作用，我们认为需要从如下方面入手：首先，深化小额信贷市场改革，提高小额信贷支持穷人的力度。小额信贷作为普惠制金融的重要组成，需要以低收入群体为目标客户，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解决贫困群体的融资难问题，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增加对农村地区的信贷投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需要逐步放开对非正规金融的管制、鼓励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其次，允许小额信贷机构实施更为灵活的利率政策。一是放松小额信贷利率幅度控制。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差别化利率，保持利率的弹性。二是对信誉良好的客户实行一定程度的激励，降低利率上浮幅度。三是实行灵活的抵押政策，对于具有抵押品的借款人，可以根据风险调整其融资成本。第三，采取有效的方式确保小额信贷市场有效运转。政府部门应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逐步构筑起农村信用体系；实施差别化的监管管理政策，对金融机构发放的小额贷款抵减应交存款准备金；建立更有针对性的小额贷款担保机构，保证小额信贷机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产品定价能够最好地覆盖机构的成本和风险；创建农村存量资产市场，提高农村资产流转效率。

本文作者：郑周胜杨志平陈岩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