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看刑法制度的改善

本文作者：鲁蒙娜工作单位：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

一、人权保障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法律认可的、公民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人权保障就是对人应有权利的保障，保障人生而具有的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等权利[1]。时至今日，尊重人权、重视人权、保护人权已经成为了当今时展的主旋律，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障，在人权的法律保障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人权”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保障人权需要落实到制度层面，通过立法规范化制度化。人权的法律保障是人权之最为基本、最有力的保障。在人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中,刑法由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使刑法对人权之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应该说保障人权是刑法的主要任务和根本功能。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对犯罪人人权的依法保护,同时更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保护。在法治社会中,国家权与人权的划分应当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国家权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得行使;对于人权而言,法无明文禁止都是自由。这一原则贯穿到保障人权的各个部门法中,并形成了各个部门法特有的原则和制度，和比较严密的人权保障法律制度体系[2]。作为我国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刑法，可以说是保证其他法律实施的最后的“保障法”。刑法分则也专章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用以制裁各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体现了刑法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二、我国刑法人权保障制度的缺陷

由于刑法更容易受国内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道德风俗、历史文化的影响，我国现行刑法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规范从总体上相一致，但是与国外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情况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规定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距，需要逐步得到弥补与完善。我国刑法人权保障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刑法结构体系不合理。结构，即系统的诸要素的组合形式。刑法结构有两层含义，形式结构是指刑法总则与分则的组合，实质结构是指犯罪与刑罚的组合状况[3]。这里讨论的是刑法形式结构，重点是刑法的应然状态。刑法的罪名体系的顺序总是按由重到轻的顺序排列，反映出该国对刑法保护的某种法益的重视程度，总是“表达特定时期一个国家公认的的基本价值”。而将侵犯公民人身的犯罪适当提前，反映出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的价值取向，也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重视公民权益、强调人权保障的精神内涵相符合。二战以后，不少国家开始调整刑法典分则罪名体系的排列，反映出重视对个人权益保护的倾向，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法律价值观的重大历史转变。如：法国1994年新法典首先规定的就是侵犯人身的犯罪，《澳门刑法典》和《俄罗斯刑法典》分则体系均有在分则中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方面的犯罪置于首要位置的共同特点。而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仍按照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的价值取向，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仍被置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后。根据反映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和第27条中的一般国际法的规则，中国都有义务善意履行这些对我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在重视人权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下，这样的立法安排反映出我国的立法机关仍然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凌驾于维护个人权益之上，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我国刑法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法的发展需要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在刑法立法改革上贯彻人权保障理念，使中国现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规范从总体上相一致，缩小与国际人权规范的总体差距。我国刑法人权保障制度应完善以下几点：1.适当调整刑法典分则体系。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之位置适当前置，既是为了强化和突出刑法对公民基本权益的重点保护。这样做也是有充分的立法根据的：中国1982年宪法中，第一章总纲之后，第二章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其将以人为本、保障人权作为司法的目的。因此，建议调整我国刑法典分则的体系，可以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置于首章，以突出刑法对公民权益的重点保护，实现法律价值观由重视国家（地区）权益向注重个人权益的重大历史性转变。2.保障人权的独立价值。立法者对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仍然局限于“准确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利益”的层面，没有认识到保障人权的独立价值，“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积习甚深。刑事诉讼法被认为是刑法的依附，忽视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的内在关系，刑事诉讼充满了工具主义色彩。只要能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就可以忽略对使用的手段和程序的考究，在这种背景下，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现象虽普遍存在，但并未得到重视。因此我们应该以极严格的司法程序保障人权，防止司法人员权力的滥用，并对滥用权力者以严厉的惩罚。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防止冤案的发生，首先要转变诉讼观念，树立人权保障思想，切实把人权保障作为刑事诉讼的目的之一。3.恪守程序正义。当前，在“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之下，“程序正义”[4]被忽略。在层出不穷的冤案中，因为公、检、法机关的程序性违法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权保障的观念难以深入人心。在侦查和起诉阶段，尤其是侦查活动中，程序违法现象非常突出。因此，应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职业化程度，树立司法人员程序优位观念。树立司法人员“程序性优位”观念，首先就是要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强化司法人员严格遵循程序的意识，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传统，确立程序正义的诉讼价值。我们应该认识到，不论是立案、侦查、公诉还是审判程序，诉讼当事人的人权保障都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公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强化司法人员的程序意识和职业素养，正确行使司法权利，保障诉讼当事人的人权不受侵犯。4.严格司法独立。马克思在论证“法院该是一种什么形象”时讲“:法官是没有上司的，如果一定要说法官有上司，法官的上司就是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页）。这句话是对法院的独立性和司法本质的深刻表述。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看，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同时，政法委协调案件做法的普遍存在、人大的个案监督制度、新闻媒体的片面炒作等等，使得法官不但要承担审判案件的使命，而且要面对新闻媒体的舆论攻势，要应付党政机关的压力，要承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品头论足。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根本谈不上法官独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关注的不是自身以及公安机关、检察院是否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更多关注的是领导的意见、舆论的导向。这种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的做法，也就容易引发冤案。司法独立是维护司法权的需要。从功能上看，它起的是“最后保障”作用，即为公民权利行使以及社会公正的实现提供最后的保障。只有坚持并保障司法独立，才能发挥司法在制衡机制中的效能。因此，只有实现司法独立，维护法官职业的高尚性、权威性，社会才会有公正的司法。今后我国刑法的改革，应当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强化人权保障、有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5]。刑法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有关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上，并及时而合理地调整刑法结构，在刑法中切实贯彻联合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