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环境刑法的司法概念

本文作者：傅学良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环境刑法是指规定环境犯罪、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和环境犯罪刑罚的法律。但是,环境刑法并不是我国现行刑法中的一个概念,就如同经济刑法0一样,仅仅特指在破坏特定社会关系上具有共性的刑法规范群。目前,关于环境刑法范围的界定有多种观点,但是从基本分类来看可以认定存在狭义与广义的区别。狭义的环境刑法是指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破坏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1]在我国,是指5刑法6分则第六章第六节5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6规定的犯罪行为。广义的环境刑法则认为,不论何种性质的法律法规,只要规定了环境犯罪、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和环境犯罪处罚的内容,都是环境刑法的组成部分。[2]广义的环境犯罪是指除上述狭义的环境犯罪外,还包括诸如环境保护法规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0的条文,以及5刑法6分则其他章节规定的走私危害环境罪和渎职危害环境罪。为了强调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针对性和特殊性,本文所研究的环境刑法的范围仅涵盖狭义的环境刑法。我国5刑法6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狭义环境刑法规定了污染环境罪、危害生态罪、破坏资源罪三类环境犯罪,共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15个罪名。由于我国的犯罪概念坚持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定性和定量的统一,所以在环境刑法条文中分别规定重大损失0、严重后果0、情节严重0、数量较大0等犯罪构成要件,而对于上述构成要件,一般都是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已发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实践证明,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在我国环境的刑法保护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受到解释主体所秉持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立场,以及对相关构成要件认识深度的影响,这些解释中还存在缺陷,限制了环境刑法的适用,影响了打击环境犯罪的效果。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我国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现状,探讨其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以期有利于加强环境的刑法保护。

一、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及作用

自1997年刑法单独设立5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6一章以来,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共有7件,包括:1.200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2.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3.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4.200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5.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6.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7.200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出的5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6。此外,除上述1997年刑法修订以后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外,198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5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6的通知也依然有效。正如台湾刑法学者蔡墩铭所言:刑法之解释不啻予刑法以生命,无解释则刑法等于死文,毫不发生作用。[3]上述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几乎涉及到全部的环境犯罪条文,司法解释使得抽象的环境刑法条文蕴含了更加具体丰富的内容,也使得环境刑法条文开始勃发出适用于实践的生机和活力。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及作用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一)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

1.对环境刑法中的专业术语进行具体化环境刑法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生态基本规律和环境要素的总体演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立法基础之一,因而在环境刑法中含有大量的反映环境要素称谓和环境犯罪行为的专业术语。这些专业术语或者是比较生僻,并不被普通人所了解;或者部分概念虽然被日常生活所用,但含义模糊不易确定;或者是部分术语在实践中容易发生歧义。因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专业术语进行具体化,以明确内涵和外延达到便于操作适用的目的。首先,现行的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犯罪对象进行了界定。例如,将珍贵树木0解释为: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0解释为: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5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6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其次,现行的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进行了定义说明。将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0中的明知0定义为: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将收购0定义为: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将运输0定义为: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将出售0定义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第三,对环境刑法中的犯罪结果术语进行详细阐述。例如将环境污染中的公私财产损失0明确规定为: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2.对环境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情节进行标准化在环境刑法中定罪量刑的情节主要是指情节严重0、情节特别严重0、数量较大0、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0、造成矿产资源破坏0、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0、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0、严重危害人体健康0、后果特别严重0等。定罪量刑情节的程度高低直接决定着行为人罪与非罪的界限和所适用的刑罚幅度。如果在环境刑法中仅仅对定罪量刑进行定性的描述,难以避免由于司法人员的不同而导致环境刑事司法不统一,所以通过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情节进行标准化就成为必然。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标准化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首先,通过货币价格进行标准化,例如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价值在10万元以上的,或者非法获利5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0。其次,通过侵害对象数量进行标准化,例如规定盗伐林木数量较大0,以2m3-5m3或者幼树100-2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0,以20m3-50m3或者幼树1000-20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0,以100m3-200m3或者幼树0.5万-1万株为起点。最后,将货币价格和侵害对象数量同时作为可供选择标准,例如规定致使公私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10亩以上,其他土地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50m3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2500株以上的,属于刑法第338条、第339条和第408条规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0。定罪量刑情节的标准化可以帮助司法机构有效地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以后如何适用刑罚。3.对环境刑法中的罪数形态进行准确界定由于环境犯罪的复杂性,实践中存在行为人介于一罪与数罪之间的情形,导致在司法中区分罪数的困难。因此,现行的司法解释对环境犯罪人不同的行为模式进行了罪数的界定,以有利于准确的定罪。首先,认定多次重复行为属于徐行犯或者连续犯,应该对数量、数额进行累计计算。如规定多次实施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一年内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处罚;规定多次非法采矿或者破坏性采矿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一年内多次非法采矿或破坏性采矿未经处理的,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数额累计计算。其次,认定单一犯罪行为一般为想象竞合犯,并遵循从重处罚的原则。如规定使用爆炸、投毒、设置电网等危险方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法狩猎罪,同时构成刑法第114条或者第115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最后,认定行为人在构成环境犯罪行为的同时,也实施其他犯罪的要进行数罪并罚。如实施刑法第341条规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又如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颁发的野生动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等公文、证件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这样,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行为人实施环境犯罪行为时,手段行为和结果行为不属于牵连犯罪的以一重罪论处0,而是应该属于数罪并罚,这也无疑强调了打击环境犯罪的重要性。

(二)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作用

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自逐步制定以来,就在环境的刑事保护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对环境刑法专业术语的说明、定罪量刑标准的制定,以及罪数形态的准确确定,为体现环境刑事保护的立场和便利刑事司法发挥了积极作用。1.有利于司法机关进行环境刑事司法操作,发挥了环境刑法的强制作用环境犯罪作为新兴犯罪形式,具有结果难以认定和行为表现形式多样的特点。往往环境刑事案件产生以后,司法机关在定罪标准和量刑幅度,以及行为定性上存在较大难度。但是目前通过司法解释将环境刑法中与定罪量刑的关键要件进行具体化和标准化,就提高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可以更加有效地对环境犯罪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使得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态支配下,放弃环境犯罪意念,从而发挥了环境刑法的强制作用,达到了环境资源保护的目的。2.有利于司法机关进行统一定罪量刑,发挥环境刑法的公平作用由于环境刑法立法具有抽象性特征,其用语尽管核心意义明确,但是外延却有延展性的特点,这在不同司法机关看来,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此外,对于数量标准的尺度,更可能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如对珍贵树木0如何理解?对公私财产损失0的范围如何确定?应将数量较大0究竟规定为多少?可见,如果没有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进行界定,很可能产生不同地区,甚至于同一地区不同司法人员定罪量刑混乱的局面,这样就会极大地损害环境刑法实施的严肃性和公正性。3.有利于公民遵守环境刑法,发挥环境刑法的引导作用目前在我国因为公民缺乏法律知识而误触刑法的人为数不少,尤其是在环境刑法领域,公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往往认为环境和资源要素无主,从而可以任意处置。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和国家公民的法律观念的强弱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和环境刑法的专业性与抽象性直接相关。尤其是因为后一因素使得公民对环境刑法形成错误的理解,导致法律的指引作用缺乏,使得公民违反环境刑法,构成环境犯罪。因此,通过对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可以帮助公民了解法律意图和刑事规则,有助于环境刑法被更好地遵守和执行。

二、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环境刑法中的专业术语和困扰司法实践的主要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应的阐述和说明,这些司法解释在环境的刑事保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实践来看,若要满足环境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上述解释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下列方面:

(一)注重环境要素的财产功能解释,轻视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解释环境刑法是以环境要素为保护对象的刑事法规,而环境要素在诸多自然的功能中,最主要的是其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二者对人类而言分别表现为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由于经济功能实现了人类在生存、发展中最实用的价值,并且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质利益,所以一直被人类所重视,并且,人类尽其所能对其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发掘和利用。这也成为目前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主要价值立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中提到,对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0定义为: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可见该解释中的损失仅指由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价值,而不包括环境的生态功能。环境的生态功能是指环境自身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和良好状态的能力,此项功能在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中则被完全忽视了。其原因主要在于环境生态功能对人类的作用相对于经济功能是非直观的,甚至是隐蔽的,所以它对人类基础性的、长久性的价值被短期的经济利益所掩盖。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在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中同样轻视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例如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主要是以盗伐、滥伐林木的立方数0和株数0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但是这一要件显然没有考虑林木的生态功能,而恰恰是生态功能往往在有些情况下会起到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例如长江、黄河上游的林木,其生态环境价值就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

(二)重视环境刑法的实体解释,轻视环境刑法的程序解释程序是保障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现而制定的诉讼法律过程。一般来讲,理想的刑事诉讼程序应当能够做到犯罪事实同案件事实和法律上的事实的统一,这也是当代各国不断改革其刑事诉讼程序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目标。[4]从1997年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设立到2002年的5年时间,我国共发生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但被起诉到法院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共不足20起。[5]可见,我们虽然已经出台了相应的环境刑法规定,也对条文进行了细致的司法解释,目前仍然会出现放纵环境犯罪的现象,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中缺乏适当的追究环境刑事犯罪的程序性规定。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成因较为复杂,涉及到环境科学、环境经济、财务评价、农业、林业、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等多个学科门类,因此,虽然有些相关部门及机构不同程度开展了环境污染损害成因的技术鉴定工作,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原则、方法和标准,鉴定结论差异较大。同时,在处理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中,对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数额的评估,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委托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物价部门、有资格的中介机构等进行评估,造成评估结果缺乏科学依据,环境犯罪定罪程序在实践中难以形成科学、统一的操作规程。从目前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现状来看,对环境刑法的实体解释比较重视,却很少涉及到程序问题,导致环境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往往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主要体现为缺少对环境污染损害原因的技术鉴定机构的规定,没有对环境污染损害结果评价能力进行说明。在环境污染损害产生后,各级环保部门对案件究竟定性为行政违法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把握不足,难以进行刑事案件移送,即使部分环境污染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由于缺乏明确的程序法规定也会造成法院判决的困难。因此,事实证明如果仅仅存在严密的环境刑事法网,但是缺乏完善的处理环境刑事案件的程序机制,也难以达到高效打击环境犯罪的目的。

(三)注重环境犯罪惩罚,轻视环境犯罪预防刑法通过将刑罚运用于犯罪人,使社会上其他潜在犯罪人受到震慑,不敢步犯罪分子的后尘,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这也被称之为刑法的预防犯罪机能,是刑法直接追求的目的之一。因此,恰当合理的刑事立法不能仅仅着眼于犯罪的惩罚,而且要通过设计适当的刑事规则,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机能,避免犯罪结果的产生。从目前的环境刑事立法条文来看,环境犯罪的成立多以结果犯为必要条件,主要是一种有结果,有犯罪0的立法模式。同样,环境刑法解释也贯彻了此种立法精神,主要将环境犯罪结果条件具体化和明确化,片面强调结果条件对于环境犯罪成立的决定性意义。如情节严重0是主要的环境犯罪成立必须要涉及到的普遍客观要件,但是目前对情节严重0的解释却主要规定为犯罪结果数量的大小和价值的多少,这显然是将环境犯罪的惩罚功能放在了首要位置,而忽视了环境刑法所具备的预防环境犯罪的功能。这种解释路径主要体现为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对惩罚功能的单一追求,其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行为人虽然存在经常性行为,但是如果未能达到法定结果就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进行单次数量规避,造成司法机关取证困难,容易逃避刑事追究。尤其是在实践中,如果不对具有多次环境违法的行为人进行刑事惩罚,其最后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或者生态灾害的概率几乎是必然性的,可见有结果,有犯罪0的司法解释路径具有片面性。

(四)环境刑法司法解释技术的不足导致部分概念的解释欠缺实践性环境刑法为了适应社会现象的一般性情况会尽量运用抽象性语言进行条文概括,但是在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中却要求尽量少用或不用概括性、模糊性的表述,使刑法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从最聪明的刑法学家到最普通的公民都能一眼看明白。也就是说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是在追求明确性的犯罪构成,要求刑法规范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具有明确性、清晰性与非此即彼要求性。[6]但是社会现实、刑事立法、司法实践三者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脱节与冲突。目前环境刑法要完全依靠司法解释修正解决实践困惑,穷尽任何环境刑法概念的技术方法既不现实,产生的效果也不理想。通观目前现存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其技术方法的主要着眼点是单独概念的逐一阐明。该种司法解释技术由于过于夸大解释语言的能力,而忽视了解释立场的昭示,欠缺环境刑法思想的贯彻,导致环境刑法中部分概念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中依然欠缺指导性。比较典型的如盗伐林木罪中的林木0是否包括枯死林木0?一种观点认为盗伐枯死的林木应该属于盗伐林木罪,另一种观点认为盗伐枯死的林木则应该属于盗窃罪。[7]可以说,诸如此类的概念在环境刑法中并不在少数,同时由于这是非此即彼的分歧,不但在理论界存在争论,也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定罪的困难。除上所述,环境刑法概念定性容易出现偏差以外,还存在环境刑法解释范围上的区别,如对非法采矿罪罪状中造成矿产资源破坏0的解释含义模糊不清,也引起了人们在理解上的混乱。一种观点认为非法采矿罪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不包括对矿产资源的非法采出,只包括造成可采矿产资源的浪费。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法采矿破坏的矿产资源价值,包括采出的矿产品价值和按照科学合理的开采方法应该采出但因矿床破坏已难以采出的矿产资源折算的价值。[8]上述两方面的例证说明,鉴于环境刑法调整对象的多样性和环境要素多变性特点,司法解释不可能穷尽所有词语的界限,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司法解释技术,同时留给法官一定的能动空间,才能既贯彻罪刑法定主义,又能保障环境刑法法益的目的。

(五)多情节、多现象并存情况下处理原则不明目前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对定罪量刑情节的主要阐述方法为多项中择一标准,也就是说司法解释虽然对定罪量刑进行了具体分解,并且将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加以列举,但是定罪量刑的标准却是择一而加以适用的,即只要行为人符合其中的一个数量、数额、现象就可进行定罪量刑。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往往环境犯罪行为会同时产生多种数量、数额,但是每种数量、数额都没有达到犯罪标准,那么这种情况是否能够认定为环境犯罪?如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依照刑法第342条的规定,以非法占用耕地罪定罪处罚,其中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0,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但是如果行为人出现类似占用基本农田3亩,同时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6亩等多情节并存的现象,司法解释却没有给出相应的处断结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规定,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10亩以上,其他土地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属于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0,但是对行为人造成多种现象并存,却没有单项符合定罪标准的情况作出相应的规定。显然,在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对多情节、多现象并存情况欠缺明确解释的情况下,将会严重影响环境刑事司法操作中案件的正确处理。

三、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完善

鉴于我国现行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存在的上述问题,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充分发挥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使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需要从以下方面完善现行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

(一)通过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对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进行合理保护和谐社会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当今重要的建设目标。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只有将生态思维嵌入和谐社会之维,培育全方位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为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社会状态提供新的思维路径。[9]因此,对环境要素生态功能进行保护主要强调除了重视环境要素的经济价值之外,还要重视由于环境要素受损所造成的区域生态功能的损害和环境资源要素生态服务功能的下降。可见,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重要价值体现就在于将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作用在刑法法益中进行具体体现。首先,对环境要素受损造成的生态功能下降或者灭失进行合理的价值评价。环境犯罪行为可能造成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污染以及动植物大量死亡的情况,从而使受影响的土地、水或野生物种等资源暂时或永久性地丧失其服务功能,破坏其使用或非使用价值。因此,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应该明确规定公私财产损失包括环境要素生态功能的阶段性和永久性丧失,将被损害的环境要素在被恢复前,由于其不能履行生态功能或向其他自然资源或公众提供生态服务所造成的损失价值化。例如,行为人向特定水域中排放污染物致使环境容量饱和,导致该水域的生态功能丧失,那么该行为人所形成的损失除了司法解释中所列明的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0外,还应该包括其生态功能或向其他自然资源或公众提供服务的功能完全丧失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典型的体现就是其他生产者由于排污功能受限产生的经济损失。其次,对不同地域的环境要素要从生态功能的角度出发进行重要性的评估。环境要素如果以经济价值进行衡量,其体现出的数量差别并不会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起伏,但是相同的环境要素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却可能体现出重大差异,例如相同株数的林木在广袤无垠的森林中被盗伐,可能不会影响整体的生态环境,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仅仅体现为经济的破坏作用,但是如果在国家特定的自然保护区内或者是生态脆弱的地区,相同株数的林木遭到盗伐,对该特定区域而言,其危害性则可能体现为生态系统的毁灭。因此,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应该从生态功能的角度对环境要素进行解释,在以数量0进行规定的同时兼顾生态功能的评估,并将可能导致生态破坏但是数量0未达到司法解释要求的行为定性为情节严重0,纳入到环境刑事责任规制的范围。

(二)通过环境刑法司法解释规定追究环境犯罪的正当刑事程序法律程序不仅是实现实体法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程序实现法治。尤其是正当程序在现代法治国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具体而言主要有:通过正当程序可以促进实体公正;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制衡权力;通过正当程序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10]鉴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司法解释应该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规定具有可以普遍适用的正当刑事程序来追究环境犯罪。首先,借鉴在司法解释中已经存在的矿业损害评估模式,通过司法解释赋予环境保护部环境损害评估职能。如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第6条的规定,破坏性的开采方法以及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或者严重破坏的数额,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出具鉴定结论,经查证属实后予以认定。此项司法解释规定就赋予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矿业损害评估的职能。因此在矿产犯罪的案件发生之后,相关部门能够根据有关规定客观、合法地对案件进行处理,迅速有力地打击此类犯罪。而妥善解决环境损害案件,保障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是环境保护部的重要职责,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增加环境保护部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职能,并由环境保护部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其次,通过司法解释规定环境损害评估的机构和操作规程。由于环境损害鉴定和评估技术性强、涉及专业面广,损害案件表现形式多样,而且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熟的方法体系可循。因此,应该由司法解释规定成立专门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与评估技术支持机构,开展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和一般性环境损害案件的损害鉴定和损失评估。并且规定操作规程要与现有司法鉴定同等严格要求,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估机构并且应当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和服务性。

(三)通过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纳入人身危险性因素,实现环境犯罪预防环境刑法属于行政刑法,成立环境犯罪不但需要具备违反环境行政法规的违法性,而且对于绝大多数环境犯罪而言,也同时要求以结果和数量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实际上,这虽然区别了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与环境犯罪行为,但是也给了部分犯罪人规避环境犯罪的可能。例如行为人实施数次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只要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达不到较大数量,就可以通过承担惩罚力度较轻的行政处罚,如罚款来逃避刑事处罚。但是,环境犯罪与其他的行政犯有所不同,因为其他行政犯的行政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可控的,而不断的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会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累积,容易导致重大环境事故爆发的危险。因此,这就需要针对结果和数量还没有形成环境犯罪,却经常性发生的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刑事规制。因此,为了消除长期环境行政违法行为所可能引发的重大环境事故,将人身危险性引入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中就非常具有必要性。人身危险性在刑法学意义上是指行为者本身的危险性,主要通过行为人的外在表征,判断初次犯罪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当犯罪人的危险性征表为外部的行为时,才能对之处刑罚。[11]当行为人初次实施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可以视为对法秩序的偶犯,处以行政责任即可。但是行为人如果进行经常性的污染行为,就应该视为环境犯罪人身危险性的表征,不进行刑事处罚,就有可能带来重大环境损害。盐城2#200特大水污染事件就是由于经常性的环境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得到刑事遏制而发生的例证。[12]因此,应该在环境刑法司法解释中纳入人身危险性因素,截断重大环境事故发生的持续性行政违法原因,以实现环境犯罪预防。对此,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5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中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两年内又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0的规定,除了将环境刑法中的情节严重0解释为结果严重0或者数量较大0以外,也规定行为人因为破坏环境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又实施破坏环境的行为的视为情节严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0。

(四)合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作用,增强环境刑法解释的操作性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从性质上来讲属于司法权限的运用。对此,在法学方法论上所持的立场,则存在着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的观点。对于二者的区别,如果我们不考虑其产生时的语境,那么二者的根本对立可简略地表述为:法官是否可以创造性地司法?[13]上述两种观点运用到司法解释领域,也就意味着最高司法机关是否只能对环境刑法条文进行严格的术语阐述?无疑目前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更加注重司法克制主义的贯彻,较多的关注点是条文中词语0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司法解释不可能做到将语言0和现实0进行完全对应,德国价值法学的代表人物拉伦茨也认为,法律的适用并不仅仅是逻辑三段论的应用,其时常需要法官的价值判断[14]。为了消除语言所固有的缺陷,我们在环境刑法司法解释技术的采用上,应该更多地贯彻司法上的能动主义,使得司法解释更关注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而不是固守一种僵化的保守主义。因此,面对环境及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环境刑法的解释者不能把司法解释简单地归结为对法律术语和条文的说明,它还应该包括环境保护的立法目的及解释者对环境正义价值的认识,以及对法条内容所作的进一步修改、完善和补充。只有如此,司法解释才能够既满足法院裁判的基本需要,也会满足法院处理疑难案件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笔者建议,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应该增设涵盖所有解释规定的价值判断条文,使得司法解释从整体上能够阐明解释者的立场,同时可以成为司法者在具体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应该遵循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该总括性条文可以表述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制定本解释0,该条文就明确地表明了环境刑法与其他刑法解释的区别。当出现类似活着的树木0和枯死的树木0词语含义不确定,导致盗伐、滥伐林木罪的成立存在疑问时,我们就可以根据该总括性条文进行判断,认定枯死的树木0所具有的只是经济价值,因此不应该属于盗伐、滥伐林木罪的犯罪对象。合理恰当地发挥司法能动性就大大增强了环境刑法解释的可操作性,避免了环境刑法适用的机械论和保守主义。

(五)明确规定多情节、多现象并存情况下的环境犯罪处理原则当环境犯罪行为存在多种数量或者数额并存的情节,但是每种数量或者数额没有达到,却都接近司法解释所确定的数量或者数额的标准时,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可以综合整体情况明确规定该种情况构成环境犯罪。首先,如果仅为单一情节且未达到定罪标准,就只能进行政处罚,但是如果多情节、多现象并存就说明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仅仅采用行政处罚的方式达不到惩罚的作用。其次,在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中关于类似情况的处理早已经存在先例。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5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6的通知第5条明确规定:盗伐、滥伐林木接近规定的数量,而具有法定情形的,应按规定的标准定罪量刑。这也就是说,数量和数额标准在认定犯罪中并不具有绝对性,而应该是一个综合判断的过程。因此,笔者建议,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应该将存在多情节、多现象并存,同时均接近定罪量刑标准的情形规定为构成环境犯罪的定罪量刑情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