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探讨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论文关键词：理性；公共理性；政治正义

在从“公平的正义”到“政治的正义”的退却中，通过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构建，罗尔斯承认，《正义论》“没有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区分”，“一种普遍范围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一种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而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的无法调和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已经能够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这些合乎理性然而却又互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乃是立宪民主政体之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陛实践的正常结果”。

如何构建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是罗尔斯的理论核心。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开篇，罗尔斯就表达了他的关怀：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尽管合乎理性但却相互对峙的诸完备性学说，怎样才可能共同生存并一致认肯立宪政体的政治观念?一种能够获得这种重叠共识支持的政治观念结构和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可以转换为另一种表述即：现代民主社会里，在被看作自由平等的、并在整个生活中世世代代都能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之间，具体规定其社会合作之公平项目的最适当的正义观念是什么?这样把理性多元论事实当作自由制度之不可避免的结果来理解和给定的宽容基础是什么?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正如学者万俊人所说，如果说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系统中，重叠共识理念是政治正义这一核心理念的建构性条件，权利优先理念是政治正义的基本价值表达，那么，公共理性则是政治正义的社会普遍基础。那么罗尔斯是如何通过公共理性概念来支撑起政治正义的理论大厦呢?

理性与公共理性

政治自由主义首先承认，现代民主社会不仅具有一种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家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元化特征，而且具有一种互不相容然而却又合乎理性的诸完备性学说的多元化特征。这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一“严重的问题”之下，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能够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可，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能够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可。即使是某一社会包含着不合理性甚至是疯狂的完备性学说，政治正义的社会能够做到的只是包容他们，也就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必须接受理性多元论事实。继而，罗尔斯通过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种族灭绝的极端罪行进行反思，“如果说，一种使权力服从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正义社会不可能出现，而人们普遍无道德的话，那么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还是否有价值?”对此，罗尔斯的回答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正义的政治社会是可能的，惟其可能，所以人类必定具有一种道德本性，这种的道德本性是一种可以理解、可以依其行动并足以受一种合乎理性的政治正当与正义观念驱动，以支持由其理想和原则指导的社会的道德本性。”

政治建构主义认为，理性的行动主体能够借助于由原初状态所塑造的程序通过公共正义原则来规导社会的基本结构，正义的原则来源于公平合作系统的社会理念和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理念。“建构主义力图避免反对任何完备战性学说，建构程序是一种最适合于具有理性多元论事实特征的民主社会的秩序”。在建构的过程中，罗尔斯设问，如何来决定公平合作项目?是由权威来决定还是由上帝来决定?是由个人依其道德知识来决定还是取决于个人利益来决定?罗尔斯的回答是“这些公平的社会合作项目是那些作为自由平等公民代表在他们处于公平地位时通过他们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所给定的”，而这种“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又在“公共政治文化的根本性理念，在于公民共享的实践理性的原则和观念”，进而“共享的政治生活理念，只求助于一种公共生活的政治价值，该公共生活具体料理那些所有公民都能接受的公平项目”。

因此，罗尔斯认为，并非所有的理性都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理性可能存在不同政体下的不同人群之中，只要他们具备足够的理智能力和道德能力。各种教会、大学或其他社会联合体成员都存在着理性，甚至贵族政体和独裁政体也存在着理性。在这些政体中，人们考虑到社会善的问题时，往往不会通过公共理性的方式而是通过统治者来考虑的。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公共理性的观念只能存在于一个民主国家，它是民主社会的一种基本特征，“公共理性的观念属于秩序良好的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这种理性的形式与内容是民主观念自身的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民主的一个基本形态就是合理多元主义(reasonablepuralism)，这种合理多元主义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合理而完备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相互冲突构成的复合体。公共理性的包容性体现在它对于任何一种完备性学说既不进行批判也不加以攻击，公民而且还能够清晰地意识到，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基于完备性学说，不仅公民之间不可能达成一致，甚至相互理解也很难做到。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的公共理性具有两个根本特征：首先，它必须是平等的公民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只适用于理解和操作那些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政治问题，比如说谁有权利选举?什么样的宗教应当宽容?应当保障谁的机会平等?应当保障谁的财产?而一般性的税法、环保或野生动物保护这类具体活动则无需公共理性来度量。

其次，公共理性只适用于公共论坛；适用于对某一政治派别的政治拥护；适用于支持政治竞选。但不适用于个人性沉思，即使这种沉思是涉及政治问题的；它也不适用于教会或大学成员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或推理。个人性沉思和对教会、大学等有关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言论恰恰是公共理性得以充分展现的社会文化条件。

公共理性价值的张扬在公共辩谈(publicdiscourse)和选举投票活动中，张扬在立法者在国会大厅的高谈阔论中，张扬在执法者的公共场所行动和公共告示中，尤其是张扬在最高法庭。换而言之，公共理性只适用于公共政治论坛(publicpoliticalforum)，这个论坛包括三个部分，法官在做决定时使用的话语(discourse)，这里尤其是指最高法院法官；政府官员话语，主要是指行政长官和立法者；最后是公共机关的候选人及其竞选管理者的话语，尤其是他们在对公众演讲时，在政治舞台上和政治声明中所用的话语。公共理性的公共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自身的理性，它是公共的理性，因为它是作为自由与平等的公民理性；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正义，这些公共善和根本正义即是宪法根本要旨(constitutionlaessentilas)和正义基本问题(mattesrofbasicjustice)；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由公共推理(publicreasoning)表现出来，这种推理过程是通过一组政治正义的合理性概念(reasonbaleconceptions)进行理智地思考去满足相互性标准的。

政治自由主义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一种社会的宪政民主主义问题，而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则必须遵守相互性标准。对公共理性持否定态度，否定宪政民主和相互性标准者可能把政治关系理解为朋友或敌人间关系，也可能是“一种为全部真理(thewholeturth)去赢得整个世界的严酷斗争”的关系。罗尔斯因此认为，“公共理}生观念具体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层面”。

当宪法根本要旨和正义的基本问题处于危机时，理性多元主义者无法调和公民之间的分歧，如何确保公民们都能忠实于宪政民主结构以及忠实于这种宪政民主结构之下的法律法规?共同分享根本政治权力的公民按照什么原则去实施这些权力呢?罗尔斯引入了相互性标准这一概念，在政治自由主义理念中，具体的个人已经超越了完备}生学说之下的“拥有个人道德人格及其充分的道德行为主体能力的个人理念”，而是转变为一种公平正义的政治观念下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观念，个人已经是一个享有公民身份之下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的个人。在这种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的身份已经：是“因生而人其中，因死而出其外”。

当公民的相互间都把对方看作是一个时代传续的社会合作系统中自由平等的公民时，他们愿意按照他们认为是最合理的政治概念彼此来提供平等合作的条件；即使在某些特殊环境下要牺牲他们的自由时公民也能够达成一致同意。当宪法的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产生危机时，相互性标准承认各种不同的完备性学说熏陶下的公民之间的差别是无法消除的，但相互性标准更认为，“只有当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为自己的政治行动所提供的理由有可能为其他公民合乎理性地接受下来，作为他们行动的正当证据时，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才是恰当的”。

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能够熟练地运用相互性标准对具体政治实践进行公共推理时，这种公共推理的累积即可形成一个政治社会的基本制度。当政府官员在其公共推理过程中按照相互性标准行事而其他公民都支持这一标准，那么它就可以塑造他们的基本制度形式。例如，如果要否定公民的宗教自由，就必须面对公民充分阐述我们的理由，这些理由不仅公民能够理解，而且我们也可以合乎理性地期待公民们能够合乎理性地接受。因为这些公民本身即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而不是被操纵或者处于一种受压迫的较低政治或社会地位。罗尔斯十分尖锐地指出“无论何时，只要基本的自由权利被否定，在正常情况下，相互性标准也会受到僭越”。因为不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理由，它既满足相互性标准，又可能用来说明诸如取消妇女选举权或以财产标准来限制选举权之类的行动的正当性。

又如堕胎主义者和公民人权运动，罗尔斯认为这两种学说同样属于公共理性，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里提出其请求的，而且他们的正义结论合乎自由政体的宪法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公共理性必须被用来解释和指导实践，“从实践的意义上看，最合乎理性的基础即是一种可以实际产生的基础”“我们无法在抽象的超出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公共理性是否可以通过一种理性的政治价值秩序来解决所有或差不多所有的政治问题”，因为实践的复杂陛，公共理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公共理并不适用于所有根本问题的政治讨论，理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大多数是非公共性的，比如说存在于教会、大学科学社团和职业群体中的理性就不是公共的，但相对于政治社会和普通公民来说却是非公共性的。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只适用于公共政治论域(publicpoliticalforum)而区别于公共政治论域的是背景文化(backgroundculture)。

那么公民又是如何来践行公共理眭的呢?公共理性并不是仅仅关涉法官、立法者、行政官员或其他政府官员的理性。在一个代议制的民主政府中，公民通过投票选举代议人员而践行公共理性。持续强化和保持活力的民主政治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公民能够珍惜自己手中的一票，把自己看作是理想的立法者，通过选举来拒绝那些践踏公共理性的政府官员和公共职位的候选人。只有通过选票才能约束政府官员信守诺言。罗尔斯认为公民以此来履行自己的公民性责任即是对公共理陛观念提供支持，而是这种公民性责任也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责任。

植根于相互性标准，公民能够自由而平等地对公共政治问题交换看法并进行辩论，在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得到修复，而且这种辩论的结果绝对不是公民个人利益或非政治利益的一种简单固定的结果，这也即是罗尔斯所述的协商性民主(deliberativedemOCmcv)，因此协商性民主既要求公民自身具有一种知识和愿望，这种知识和愿望能够促使他们按照公共理性行事，也要求一个宪政民主制度的框架，更为关键的是协商民主必须是在全社会都能够在公共理性观念的普遍指导下进行的。

协商性民主是一种机制，在民主社会中这种机制的运作根本是公共理性观念的浸透。另外，宪政民主观念的普及教育和重大问题的公众知情权实现阻止了利益集团的入侵，否则利益集团很可能凭借其金钱优势击退正义，“这些利益主体通过向竞选活动提供大量捐助，即便不能阻止，也会扭曲公共讨论和公共协商”。

公共理性的内容是通过“政治的正义”观念表达出来的，它严格限定于基本的社会政治方面，这些政治正义也充分具有自由主义的品格，第一，它具体规定着某些权利自由和机会，第二，它赋予这些权利，自由机会以一种特殊的优先性，第三是认肯各种确保着所有公民能有效利用其基本自由和机会的充分并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手段。

那么为什么这些正义的观念即是政治观念呢?因为，首先它的构成只是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适用于社会的整体性政治经济制度；其次，这种正义观念的表达不依赖于任何完备性宗教或哲学学说，而且这些正义的政治观念都是按照根本性政治理念精心论证的，它只是隐含在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自由主义层面上，公共理性与政治正义一起构成民主社会的表达原则。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既包括各种实质性正义原则，也包括各种探究性指南。这种探究性指南指的是推理原则和证据原则，它们的运作也即是公共理性的方法。实质性正义原则包括平等的政治自由、机会均等、社会平等和经济互惠；探究性指南代表公共理性价值具体运用。“如果说正义原则表达了民主社会公民基本结构的实质性内容的话，那么公共理性则是民主社会的公民们决定正义这一实质性原则是否正当合适，是否最能满足他们的社会政治要求的理性推理规则和公共的质询指南。如果说正义原则是民主社会制定其宪法根本的核心理念，那么公共理性就是民主社会公民理性地公开地检省宪法根本的形式”。

公共理性的批判

但是借助于公共理性的价值和正义的政治价值，在回答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时，罗尔斯指出公共理性存在着明显的困难。

第一，由于存在着许多政治价值和刻画这些价值的方式，公共理性常常允许人们对任何一个问题提出多种不同的但都合乎理性的答案。对此，罗尔斯认为，密切的一致的确很少能达成，但只要公民按照自己所认可的政治观念来进行根本性问题的讨论，只要公民的投票表达了他们的真诚的意思，那即是体现公共理性的价值。民主社会本身就允许存在着多种政治价值和多种表达这些政治价值的形式。

第二，在认肯社会基本政治价值的过程中，有人诉诸于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有人诉诸于超验学说，“每一个人都明白，公民们当然会认为他们所坚持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能为这些政治价值提供更深刻的且常常是超验的背景支持”。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所要求的是公民能够根据一种政治价值的理性平衡来相互解释清楚他们的投票行为”，这并不要求所有的平衡都必须相同，只要这些平衡合乎理性。那些与公共理性相冲突的完备性学说事实上也是那种无法支持政治价值理性平衡的学说。

第三，公共理性要求给予所有或差不多所有根本性问题以合乎理性的回答，但总有许多问题是公共理性无法回答的，如我们对未来各代人的义务问题、国际法和各民族间政治关系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制定正常医疗保健问题。罗尔斯认为这些都属于“延伸性问题”，可能无法从政治观念内部来作答。

在《公共理性观念再探》中，罗尔斯针对有关公共理性的诘问进行了系统的回答。

第一，公共理性观念可能会不合理地限制公共论争的有效议题和公共辩论的有效展开。罗尔斯认为这种对公共理性的质疑来自两个方面。首先，质疑者认为公共理性总是试图预先对一些政治问题进行定夺，同时公共理性也可能导致某些对立面的出现从而无法解决问题。

罗尔斯以对学校宗教祷告的论争来解释。对学校公祷的讨论正是体现了公共理性的价值。公共理性认为政教分离既保护了宗教与国家相互之间彼此不受干扰，并在保护公民不受教会干扰的同时保护公民彼此之间权利不受干扰。由于政治自由主义目的在于保护各种自由权益，这既包括社会群体的自由权益也包括个人的自由权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自由主义认为，公共理性参与学校祷告的讨论并支持在学校禁止公祷并不是预先定夺政治问题，它并不会限制公共议题的开展。其次，一旦出现争议问题时，公共理性反对法官简单通过诉诸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判案，而应该诉诸于相互性标准。如对堕胎问题的争议，公民必须按照政治价值的完整排列对问题进行表决，尽管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公民本身也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同时传播了社会政治文化。

第二，批评者认为罗尔斯公共理性的概念体系过于狭隘。批评者认为公共理性应该是要寻求一种关于社会所有公民都可以共享的正当性公共基础(publicbasisofiustification)但是罗尔斯认为这种“把人们看成是标准的或者具有规定性特征canonicalfashion的东西”，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们就可能接受相同的理性”是注定要失败的。公共理性可以与作为市民社会内部群体生活的非公共理性、与不同宗教成员内部的非公共理性、与科学性社会群体成员的非公共理性相互兼容。

在政治自由主义看来，即使是完备性学说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论学说，他们之间还可能存在着重叠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只要他们认同宪政民主社会，认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它们就是合理的学说，认同宪政民主社会的原则、理想和准则也就能够满足相互性标准。“赞同宪政民主制政权是上帝为我们自由设定的限度”，宗教论也这样认为。

第三，批评者认为公共理性观念在一个健康民主的宪政社会中没有必要。只有当一个社会陷于严重分裂，集团与集团之间为争夺控制权进行斗争中时，公共理性观念才弥足珍贵，因而在美国、欧洲等民主国家中公共理性不起作用。对此，罗尔斯的观点是，当公民在表达自己主张时，如果没有对公共理性的持久忠诚和对公民性责任的严格恪守，他们之间就会出现敌意和冲突，就会产生怨恨和不满。

基于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政治理性发展的不平衡性，罗尔斯设计了三种不同政治状态下的公共理性运作方式：

1．当社会处于秩序良好状态时，社会成员坚信有

一种坚实的合乎理性的学说的重叠共识存在，他们能够熟稔这种政治观念的价值，同时也十分尊重这种公共理性的理想，人们也能够以清醒明确的方式来尊重公共理性，“只有求助于政治价值，乃是公民尊重公共理性的理想并履行其公民义务的明显的和最有效的方式”。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设想这种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在道德信念上相当同质的、对什么是“好的生活”有广泛共识的社会，然而现代民主社会却是一个合理价值多元的社会，它具有一种互不相容又合理的多种完备性学说并存的多元化特征，基于这种合理多元论，人们需要确认一种“正义”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也只能是一种重叠共识。

2．在一个接近于秩序良好的社会(不太理想但还正常)时，人们对正义的原则可能存在严重的争议，具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可能会怀疑对方对根本政治价值的忠诚。出现这种情况，罗尔斯建议诉诸于公共论坛，在公共论坛上寻求重叠共识。这种重叠共识的达成将强化人们的相互信任和公共信心。

3．在一个秩序紊乱的社会状态下，公共理性出现危机甚至对宪法的根本内容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和废奴运动时期，废奴主义者宣称南方奴隶制度违反了上帝的法则，因而废奴运动的行动是实现秩序良好和正义的社会最佳方式。尽管这种诉诸于宗教形式在现在看来是非理性的。这是一种回到以宗教完备性学说中来寻找理由的阶段(他们不是基于政治正义的立场出发)，但在当时，求助于这些完备性学说是必然的。在此情况下，公共理性的理想体现了包容性观念，即允许公民在某些境况下提出他们认为是根植于他们完备性学说的政治价值基础。公务员之家:

《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正义论》中“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概念被当作一种完备性自由学说。在这种完备性自由学说中，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所有成员都信奉它，公共理性是由这种完备性自由学说赋予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公共理性只是关于政治价值的一种推理方式，这种政治价值是由自由与平等的公民所共享的，而只要公民的完备性学说和民主政体相符合，公共理性就不对这些论说进行压制”，《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

如果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正义能够获得在它规导的社会中的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重叠共识”支持的话，那么公共理性则回答了“因宗教学说、哲学家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公民怎样才能维护一个公正而稳定的民主社会”，“公共理性——即公民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使用的推理理性——现在最好由一种政治观念来引导，该政治观念的原则和价值是全体公民能够认可的”。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三百年的公共文化和思想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多种完备性学说、道德学说和哲学学说之间的重叠共识的形成一起铸就了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真谛。

公共理性产生于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日益开放并加速分化的社会结构与日益增长的社会组织秩序化要求之间产生了一种空前的张力，由此带来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社会共同理性秩序之间的紧张”。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罗尔斯希望通过这种中立的公共理性理念使政治正义成为一种自身独立的可以插入任何完备性价值信仰体系的“通用配件”。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中国也不能例外。中国正在面I艋“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期，也已经进入一个多元价值共存时期，因此，在多元中寻找共识，在共识中寻找秩序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