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范文10篇

罗尔斯范文篇1

为人谦虚平和的罗尔斯，在《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第一版的序言里曾说：「我所提出的看法，无法自矜原创。（书里）主要的观念都属于我们的大传统，为大家所熟稔。」1可是警觉的读者不难发现，单就他立意写一部《正义论》而言，已经可以见出他的问题意识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为深入的一面。

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个驳杂的传统。这个传统立足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个人的权利与利益优先于各种集体组合、各类属于集体的价值。可是这类权利与利益包括哪些具体项目？正当性的基础何在？它们这种优先地位，如何表现出来？它们之间的比重与冲突如何调节？甚么情况之下，它们可以合理地受到限制？最重要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对于每个个人的权利与利益又会形成甚么样的制约？面对这些麻烦的问题，各家理论参考不同的历史条件，提出过众多的陈述方式。自由主义的驳杂与丰富，毕见于此。

那么，罗尔斯用「正义」这个主题表达自由主义，有甚么特殊意义吗？换个方式问，为甚么他不径取权利、自由等等传统自由主义必定关怀的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

罗尔斯给自己设定的论争对象是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这种针对性，已经足以见出他的思考的大要方向。「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奠基在正义之上的不容侵犯地位，即便社会整体的福祉，也不能凌驾。」──这是《正义论》正文第一页上的宣示。「社会整体的福祉」，所指当然就是效益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罗尔斯所忧虑的是，在根据效益主义追求效益的「跨个人」积累之时，会伤害、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权利。不过推广言之，不少人，即使并非有意识地站在效益主义的立场，却还总是不免相信，为着整体、社会、或者多数人的某种福祉、某种具体目的──例如文化的发达、经济的成长、社会的安定、国民的健康、或者某种历史哲学式的宏伟目标──个人的利益和权利有时候不免要让位。罗尔斯对效益主义的批评，当然也直接适用于这类心态。

可是将罗尔斯这句话稍作更动，强调正义的自由主义、与不强调正义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藉它来分辨。「自由主义」这个社会理想，同样必须坚守正义观点所坚持的个人的「不容侵犯地位」；对于罗尔斯来说，社会是不是呈现出某种自由主义的面貌，相对于它是否正义，仍然属于次要的问题。如果社会因为力求实现某一种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居然必须凌驾个人的「不容侵犯地位」，这种做法依然是错误的。有人会反驳：会凌驾于个人权益之上的制度，称得上自由主义吗？当然称不上，不过这个问题充分显示，关键其实在于正义这个概念。正义概念正是要告诉我们，个人有些甚么权益与地位是不容凌越侵蚀的。即使站在追求个人自由的立场上，我们仍然须要参考正义概念，方能判断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具备甚么面貌，尤其是个人应该获得甚么方面的自由、多少自由、以及在各项自由之间应该形成甚么样的先后比重。换言之，自由主义的妥当，来自一套妥当的正义概念具有自由主义的内容。罗尔斯企图证明，一套以公平为特征的正义观2，正好满足了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利的追求。成功与否不论，罗尔斯这种思考方式，已经足以显示，他的自由主义，与一般直接认定某项所谓自由主义的价值（例如自由、效率、自然权利等等）、却不问这种价值是否确实表达了人的「不容侵犯的地位」的取径，实在有可观的差别3。

这个情况，说明了为甚么罗尔斯要写作一部《正义论》、要取正义作为社会体制的最基本品格、要以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那是因为正义是一个极为基础的概念，对它有所厘清，其它政治价值才能基于正义原则的要求，取得明晰的身份与正当性。用罗尔斯自己的陈述来说，他的正义理论的第一个目标是，针对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应该享有哪些基本权利与自由、这些权利与自由如何居于优先地位，提出一套足以服人的交代；第二个目标是，将这套说法与民主意义下的平等结合，也就是让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能够跟真正的机会平等、跟高度的分配平等结合。他认为，发展这样一套理论，才可望回答一个宪政民主社会里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应该在甚么样的公平条件之下，进行社会合作？」

正义概念这种优先地位──逻辑上的优先、也是实质上的优先──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挑出政治权利、机会平等、以及所得如何分配三个例子来看。这三个议题，对自由主义的大传统来说都不陌生。可是到了罗尔斯的理论中，由于正义的原则性要求，这三项问题取得了相当特殊的形貌与内容，所产生的修正，在自由主义传统内部显得极具挑战性。

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揭橥了一系列基本权利与自由；他也强调，这些权利与自由具有优先性，不容资源分配的要求（也就是正义第二原则）来凌驾4。但是在这些自由与权利之间，罗尔斯特别要求政治的权利与自由必须具备「公平的价值」（fairvalue）。批评自由主义的人常常指出，自由主义所举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由于忽略了使用这些权利与自由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不平等，所以这些权利与自由往往流于「形式」的。针对这个问题，罗尔斯特别要求个人的政治权利具备公平的价值，也就是其「有用性」要获得保证。为了这个目的，罗尔斯要求经济势力退出政治过程，要求例如公费选举、限制政治捐献、保证媒体的公平使用等制度。他甚至认为政治程序乃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设施，必须设法保证每个人的公平使用权利。

关于机会平等，罗尔斯区分了「形式的机会平等」（formalequalityofopportunity）和「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equalityofopportunity）两种诠释。形式的机会平等不难理解：大家不受限制、也不论条件，站在同一条起跑在线，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一己的禀赋和条件，追求自己所设定的前程；罗尔斯称之为「前途对一切人才开放」。这可能也是我们日常所流行的机会平等概念。支持这种机会平等的社会体制，罗尔斯称为「自然自由体制」（systemofnaturalliberty）。

可是罗尔斯认为这样的平等只是形式的。它虽然开放了一切公共职位和社会位置，却未能保证具有同样禀赋与动机的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取得这些职位和位置。一个简单的情况就是，由于出身和家境的限制，有人虽然资质与动力都不逊于他人，却无法享受到足够的教育和文化，培养才能、发挥禀赋，驯致他们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却仍然无法享用同样的机会。要保证公平的机会平等，那么防止财富的集中、消除社会歧视、尤其是尽量做到教育机会的均等，都是必要的手段。这种公平的机会平等，罗尔斯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equality）。

不过，这种平等的要求，虽然减弱了社会环境因素对于个人命运的作用，却仍然容许禀赋与动机的不平等，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前景。罗尔斯认为，禀赋的不平等分配，乃是「自然彩券」（naturallottery）的结果，同时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对于个人禀赋的发展、成就动机的培育，也必然会有强大的影响，因此正义不能停止在自由主义的平等，而应该进一步要求「民主的平等」（democraticequality），也就是罗尔斯最有名的「差异原则」（differenceprinciple）。

差异原则的涵意之一，就是将所有社会成员的天生禀赋的分布，视为社会的共有资产，因此个人发挥一己禀赋所获得的成果，在一个明确的意义上属于社会：在道德上言之，个人禀赋与生俱来，并不是当事人在道德上「应得」的；而其发挥和作用，又需要其它人的互补与配合。因此，只有在鼓励有才者更加锻炼、发挥他的才能、以便有利于弱者这个条件之下，他才有理由获得较他人为多的报偿与奖励。换言之，一反传统自由主义将分配问题与才能或者贡献直接结合起来的「贤能体制」（meritocracy）趋势，罗尔斯正好反其道而行，从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着眼，为分配的不平等建立限制。

这三个概念经过如此处理，意义已经转为相当激进。不少自由主义者，对于罗尔斯这样修正传统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会觉得不以为然。他们会问，一旦权利、机会、以及凭才能换取的所得，居然要受到公平以及平等原则的制约，自由主义尊重个人自由的基本精神岂不荡然无存？这种忧虑并不是无的放矢，但它可能起自一种关于自由主义性格的片面了解。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必须兼顾双面的问题：个人的自由与平等要求的是甚么，必须放在社会合作的脉络里获得说明和肯定。不谈后者，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只是抽象的道德设定，因为这时候众人抉择的纷歧、先天后天条件的差异、资源的有限、体制正当性的必要等等问题，都无从进入考虑。但是要在社会合作的脉络里肯定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就必须追问甚么样的自由与平等才算构成了合作的公平条件。常识性的自由主义，往往只着重于发挥个别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结果无法说明社会合作对自由与平等所提出的要求与限制。用市场模式说明社会合作的自由主义，又仅着重市场意义下的自由与平等，疏忽了市场运作的累积效应，对自由与平等的「公平」价值会有所扭曲，从而合作的条件不再公平。罗尔斯舍弃了这两个极端，用公平的合作条件呈现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对于制度要提出甚么要求，也用公平的合作条件限定社会合作的原则与架构。这种取径，我认为乃是自由主义对本身的价值信念更有自觉、与现代社会生活更为贴切的一种发展。如果因此必须对「自然自由」的体制有所修正，那也应该说是自由主义更进一层的深化成长。

这种成长，当然有其时代的背景。我们有必要强调，罗尔斯的思想，相当程度上受到了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制约和启发。特定言之，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经验，滋生了美国知识分子对于放任资本主义的疑忌，也确立了「新政」的政治传统在美国意识底层的不息长流。美国自由主义与民主左派的合一，在此时期奠定了基础，影响到了自由主义在美国日后发展的轨迹极深。不过一般言之，美国自由主义，与前一个历史时期在欧洲出现的自由主义，还有一个重要且复杂的时代差别：欧洲古典自由主义起自对于绝对王权以及教会、贵族的反抗，争取的乃是市民权利、以及市民社会和市场的自主；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则与欧洲社会民主运动较为相通，反抗的对象已经转为放任资本主义以及金权政治，用心焦点自然转向争取平等与公正、转向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5。在罗尔斯个人的经验中，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更提出了一项具体而重大的课题，令他深切关心：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究竟能不能克服种族和阶级所造成的剥夺，确实实现每个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罗尔斯自己表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决定了作为公平的正义之自由主义的──或者社会民主的──性格」6。他会将社会公平、自由主义、社会民主连在一起谈，必须从这些脉络来了解。

可是这种对于时代问题的响应方式，是不是应该引起有关自由主义「变质」与否的忧虑？是不是所谓古典自由主义所强调和追求的自由，在罗尔斯这类强调平等的哲学取向中遭到了忽视或者扭曲？是不是这类晚起的自由主义，业已丧失了自由主义的本色7？

罗尔斯曾经指出，政治哲学有四种角色，其中之一乃是化解撕裂性的政治冲突，解决秩序的问题。他所举的历史先例，包括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战争之后的宽容问题，引发了洛克（JohnLocke）和孟德斯鸠（CharlesdeMontesquieu）的著作；英国内战，逼出了霍布斯（Thomas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毫无疑义乃是以英语写的最了不起的政治哲学作品」8──和洛克的《政府二论》（TwoTreatisesofGovernment）；十八世纪美国立宪时期，在联邦派（Federalists）与反联邦派（Anti-federalists）之间的争论，促生了政治哲学思考；等等。罗尔斯认为，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纪，自由和平等的主张产生冲突，社会基本制度应该如何安排，以便兼顾公民的自由与平等，至今没有共识。罗尔斯自许的任务，正是从冲突各造的道德与哲学学说出发，探讨自由与平等各自的主张应该如何了解、它们之间的先后排列与比重该如何安排、以及如何证明某一种安排是合理的。罗尔斯认为他的正义两原则，可以答复这些问题。他相信，符合正义两原则的社会基本制度，比较可能同时实现自由与平等这两项价值。换言之，他不仅提出了一套自由主义的正义观，也发展出了一套平等主义形式下的自由主义。他并没有轻忽自由的价值，但是他自许有责任正视两个世纪以来人类对于平等的普遍呼唤。

在今天的世界，自由与平等乃是极为普遍、极为基本的政治要求。因此，如何兼顾二者，发展出一种有原则的政治立场，让自由与平等两项看似注定抵触的价值，能够在一套社会制度里得到充分的实现，应该说是今天任何政治思考都要承担的任务。「以公平为正义」，正是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的答案可以争议，可是他的问题无比真实，却不能轻易抹除。自由主义在罗尔斯手里呈现了新面貌和新的生机，《正义论》出版后，西方政治哲学宣告「复苏」，三十年来引发了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以及其它思潮接续涌现，在自由主义的架构之内发动挑战，扩大了自由主义的视野，适足以证明他所开启的路向，代表着自由主义一个新阶段的展开。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成就，反过来也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与时俱进的内在活力。

注释

1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1999),xviii.罗尔斯的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本文并未利用。

2所谓以公平为特征，意在排除其它各种各类关于正义的了解。正义的原始概念很简单：「让每个人得到他当得的」即为正义。显然，每个人应当得到甚么、又如何决定每个人当得到甚么，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对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很多，构成了政治思想史的一条发展主线。以公平为特征的正义，与按照德性、功绩、能力、或者其它特色为待遇标准的正义概念，当然大异其趣。与按照神意、天道、利害、势力为着眼点所建立的正义概念，也不是同一回事。

3在个意义上，即使哈耶克（F.A.vonHayek）所设想的自发秩序，也需要接受一套正义观的检验，以资判断这样一套秩序是不是尊重了个人「不容侵犯的地位」。这个想法，请见拙著〈演化论适合陈述自由主义吗？──对哈耶克式论证的反思〉，《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6期，2002年6月，页173-91。

4在一处脚注中，罗尔斯曾提到，或许在第一原则之前，还应该设定一个更优先的原则，要求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以便保证公民们都能理解、都有能力运用自己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毋需赘言，这样的最优先原则，会要求起码的温饱与卫生、基础教育、以及人身安全。也许罗尔斯是认为这个要求过于基本，所以毋需列入他的理论。其实不难想象，假如一个社会的体制运作平顺、经济业已开始成长、有能力主办奥运、世博会，却还容许相当规模的文盲、半文盲、以及经济性的疫病人口（例如由、卖血感染艾滋病）持续出现，当然只是说明了它的政府冷酷、菁英无情而已，并不是任何正义理论所能儆醒的。

5后一个历史时期还有一项重大的特色：随着民主体制的逐渐扩大，国家必须担负的责任也告增加，迫使自由主义需要调整自己此前关于低度的「守夜人国家」的消极看法。事实上，由于国家在经济活动里的角色愈来愈繁重，如果在前一个历史阶段里，自由主义还有理由断言国家为妨碍经济活动的因素，到了后一个时期，自由主义也必须调整自己关于国家职能的评价。

6同注1，xii,n.1。

罗尔斯范文篇2

为人谦虚平和的罗尔斯，在《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第一版的序言里曾说：「我所提出的看法，无法自矜原创。（书里）主要的观念都属于我们的大传统，为大家所熟稔。」1可是警觉的读者不难发现，单就他立意写一部《正义论》而言，已经可以见出他的问题意识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为深入的一面。

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个驳杂的传统。这个传统立足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个人的权利与利益优先于各种集体组合、各类属于集体的价值。可是这类权利与利益包括哪些具体项目？正当性的基础何在？它们这种优先地位，如何表现出来？它们之间的比重与冲突如何调节？甚么情况之下，它们可以合理地受到限制？最重要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对于每个个人的权利与利益又会形成甚么样的制约？面对这些麻烦的问题，各家理论参考不同的历史条件，提出过众多的陈述方式。自由主义的驳杂与丰富，毕见于此。

那么，罗尔斯用「正义」这个主题表达自由主义，有甚么特殊意义吗？换个方式问，为甚么他不径取权利、自由等等传统自由主义必定关怀的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

罗尔斯给自己设定的论争对象是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这种针对性，已经足以见出他的思考的大要方向。「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奠基在正义之上的不容侵犯地位，即便社会整体的福祉，也不能凌驾。」──这是《正义论》正文第一页上的宣示。「社会整体的福祉」，所指当然就是效益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罗尔斯所忧虑的是，在根据效益主义追求效益的「跨个人」积累之时，会伤害、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权利。不过推广言之，不少人，即使并非有意识地站在效益主义的立场，却还总是不免相信，为着整体、社会、或者多数人的某种福祉、某种具体目的──例如文化的发达、经济的成长、社会的安定、国民的健康、或者某种历史哲学式的宏伟目标──个人的利益和权利有时候不免要让位。罗尔斯对效益主义的批评，当然也直接适用于这类心态。

可是将罗尔斯这句话稍作更动，强调正义的自由主义、与不强调正义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藉它来分辨。「自由主义」这个社会理想，同样必须坚守正义观点所坚持的个人的「不容侵犯地位」；对于罗尔斯来说，社会是不是呈现出某种自由主义的面貌，相对于它是否正义，仍然属于次要的问题。如果社会因为力求实现某一种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居然必须凌驾个人的「不容侵犯地位」，这种做法依然是错误的。有人会反驳：会凌驾于个人权益之上的制度，称得上自由主义吗？当然称不上，不过这个问题充分显示，关键其实在于正义这个概念。正义概念正是要告诉我们，个人有些甚么权益与地位是不容凌越侵蚀的。即使站在追求个人自由的立场上，我们仍然须要参考正义概念，方能判断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具备甚么面貌，尤其是个人应该获得甚么方面的自由、多少自由、以及在各项自由之间应该形成甚么样的先后比重。换言之，自由主义的妥当，来自一套妥当的正义概念具有自由主义的内容。罗尔斯企图证明，一套以公平为特征的正义观2，正好满足了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利的追求。成功与否不论，罗尔斯这种思考方式，已经足以显示，他的自由主义，与一般直接认定某项所谓自由主义的价值（例如自由、效率、自然权利等等）、却不问这种价值是否确实表达了人的「不容侵犯的地位」的取径，实在有可观的差别3。

这个情况，说明了为甚么罗尔斯要写作一部《正义论》、要取正义作为社会体制的最基本品格、要以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那是因为正义是一个极为基础的概念，对它有所厘清，其它政治价值才能基于正义原则的要求，取得明晰的身份与正当性。用罗尔斯自己的陈述来说，他的正义理论的第一个目标是，针对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应该享有哪些基本权利与自由、这些权利与自由如何居于优先地位，提出一套足以服人的交代；第二个目标是，将这套说法与民主意义下的平等结合，也就是让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能够跟真正的机会平等、跟高度的分配平等结合。他认为，发展这样一套理论，才可望回答一个宪政民主社会里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应该在甚么样的公平条件之下，进行社会合作？」

正义概念这种优先地位──逻辑上的优先、也是实质上的优先──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挑出政治权利、机会平等、以及所得如何分配三个例子来看。这三个议题，对自由主义的大传统来说都不陌生。可是到了罗尔斯的理论中，由于正义的原则性要求，这三项问题取得了相当特殊的形貌与内容，所产生的修正，在自由主义传统内部显得极具挑战性。

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揭橥了一系列基本权利与自由；他也强调，这些权利与自由具有优先性，不容资源分配的要求（也就是正义第二原则）来凌驾4。但是在这些自由与权利之间，罗尔斯特别要求政治的权利与自由必须具备「公平的价值」（fairvalue）。批评自由主义的人常常指出，自由主义所举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由于忽略了使用这些权利与自由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不平等，所以这些权利与自由往往流于「形式」的。针对这个问题，罗尔斯特别要求个人的政治权利具备公平的价值，也就是其「有用性」要获得保证。为了这个目的，罗尔斯要求经济势力退出政治过程，要求例如公费选举、限制政治捐献、保证媒体的公平使用等制度。他甚至认为政治程序乃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设施，必须设法保证每个人的公平使用权利。

关于机会平等，罗尔斯区分了「形式的机会平等」（formalequalityofopportunity）和「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equalityofopportunity）两种诠释。形式的机会平等不难理解：大家不受限制、也不论条件，站在同一条起跑在线，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一己的禀赋和条件，追求自己所设定的前程；罗尔斯称之为「前途对一切人才开放」。这可能也是我们日常所流行的机会平等概念。支持这种机会平等的社会体制，罗尔斯称为「自然自由体制」（systemofnaturalliberty）。

可是罗尔斯认为这样的平等只是形式的。它虽然开放了一切公共职位和社会位置，却未能保证具有同样禀赋与动机的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取得这些职位和位置。一个简单的情况就是，由于出身和家境的限制，有人虽然资质与动力都不逊于他人，却无法享受到足够的教育和文化，培养才能、发挥禀赋，驯致他们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却仍然无法享用同样的机会。要保证公平的机会平等，那么防止财富的集中、消除社会歧视、尤其是尽量做到教育机会的均等，都是必要的手段。这种公平的机会平等，罗尔斯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equality）。

不过，这种平等的要求，虽然减弱了社会环境因素对于个人命运的作用，却仍然容许禀赋与动机的不平等，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前景。罗尔斯认为，禀赋的不平等分配，乃是「自然彩券」（naturallottery）的结果，同时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对于个人禀赋的发展、成就动机的培育，也必然会有强大的影响，因此正义不能停止在自由主义的平等，而应该进一步要求「民主的平等」（democraticequality），也就是罗尔斯最有名的「差异原则」（differenceprinciple）。

差异原则的涵意之一，就是将所有社会成员的天生禀赋的分布，视为社会的共有资产，因此个人发挥一己禀赋所获得的成果，在一个明确的意义上属于社会：在道德上言之，个人禀赋与生俱来，并不是当事人在道德上「应得」的；而其发挥和作用，又需要其它人的互补与配合。因此，只有在鼓励有才者更加锻炼、发挥他的才能、以便有利于弱者这个条件之下，他才有理由获得较他人为多的报偿与奖励。换言之，一反传统自由主义将分配问题与才能或者贡献直接结合起来的「贤能体制」（meritocracy）趋势，罗尔斯正好反其道而行，从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着眼，为分配的不平等建立限制。

这三个概念经过如此处理，意义已经转为相当激进。不少自由主义者，对于罗尔斯这样修正传统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会觉得不以为然。他们会问，一旦权利、机会、以及凭才能换取的所得，居然要受到公平以及平等原则的制约，自由主义尊重个人自由的基本精神岂不荡然无存？这种忧虑并不是无的放矢，但它可能起自一种关于自由主义性格的片面了解。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必须兼顾双面的问题：个人的自由与平等要求的是甚么，必须放在社会合作的脉络里获得说明和肯定。不谈后者，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只是抽象的道德设定，因为这时候众人抉择的纷歧、先天后天条件的差异、资源的有限、体制正当性的必要等等问题，都无从进入考虑。但是要在社会合作的脉络里肯定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就必须追问甚么样的自由与平等才算构成了合作的公平条件。常识性的自由主义，往往只着重于发挥个别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结果无法说明社会合作对自由与平等所提出的要求与限制。用市场模式说明社会合作的自由主义，又仅着重市场意义下的自由与平等，疏忽了市场运作的累积效应，对自由与平等的「公平」价值会有所扭曲，从而合作的条件不再公平。罗尔斯舍弃了这两个极端，用公平的合作条件呈现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对于制度要提出甚么要求，也用公平的合作条件限定社会合作的原则与架构。这种取径，我认为乃是自由主义对本身的价值信念更有自觉、与现代社会生活更为贴切的一种发展。如果因此必须对「自然自由」的体制有所修正，那也应该说是自由主义更进一层的深化成长。这种成长，当然有其时代的背景。我们有必要强调，罗尔斯的思想，相当程度上受到了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制约和启发。特定言之，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经验，滋生了美国知识分子对于放任资本主义的疑忌，也确立了「新政」的政治传统在美国意识底层的不息长流。美国自由主义与民主左派的合一，在此时期奠定了基础，影响到了自由主义在美国日后发展的轨迹极深。不过一般言之，美国自由主义，与前一个历史时期在欧洲出现的自由主义，还有一个重要且复杂的时代差别：欧洲古典自由主义起自对于绝对王权以及教会、贵族的反抗，争取的乃是市民权利、以及市民社会和市场的自主；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则与欧洲社会民主运动较为相通，反抗的对象已经转为放任资本主义以及金权政治，用心焦点自然转向争取平等与公正、转向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5。在罗尔斯个人的经验中，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更提出了一项具体而重大的课题，令他深切关心：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究竟能不能克服种族和阶级所造成的剥夺，确实实现每个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罗尔斯自己表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决定了作为公平的正义之自由主义的──或者社会民主的──性格」6。他会将社会公平、自由主义、社会民主连在一起谈，必须从这些脉络来了解。

可是这种对于时代问题的响应方式，是不是应该引起有关自由主义「变质」与否的忧虑？是不是所谓古典自由主义所强调和追求的自由，在罗尔斯这类强调平等的哲学取向中遭到了忽视或者扭曲？是不是这类晚起的自由主义，业已丧失了自由主义的本色7？

罗尔斯曾经指出，政治哲学有四种角色，其中之一乃是化解撕裂性的政治冲突，解决秩序的问题。他所举的历史先例，包括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战争之后的宽容问题，引发了洛克（JohnLocke）和孟德斯鸠（CharlesdeMontesquieu）的著作；英国内战，逼出了霍布斯（Thomas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毫无疑义乃是以英语>写的最了不起的政治哲学作品」8──和洛克的《政府二论》（TwoTreatisesofGovernment）；十八世纪美国立宪时期，在联邦派（Federalists）与反联邦派（Anti-federalists）之间的争论，促生了政治哲学思考；等等。罗尔斯认为，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纪，自由和平等的主张产生冲突，社会基本制度应该如何安排，以便兼顾公民的自由与平等，至今没有共识。罗尔斯自许的任务，正是从冲突各造的道德与哲学学说出发，探讨自由与平等各自的主张应该如何了解、它们之间的先后排列与比重该如何安排、以及如何证明某一种安排是合理的。罗尔斯认为他的正义两原则，可以答复这些问题。他相信，符合正义两原则的社会基本制度，比较可能同时实现自由与平等这两项价值。换言之，他不仅提出了一套自由主义的正义观，也发展出了一套平等主义形式下的自由主义。他并没有轻忽自由的价值，但是他自许有责任正视两个世纪以来人类对于平等的普遍呼唤。

在今天的世界，自由与平等乃是极为普遍、极为基本的政治要求。因此，如何兼顾二者，发展出一种有原则的政治立场，让自由与平等两项看似注定抵触的价值，能够在一套社会制度里得到充分的实现，应该说是今天任何政治思考都要承担的任务。「以公平为正义」，正是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的答案可以争议，可是他的问题无比真实，却不能轻易抹除。自由主义在罗尔斯手里呈现了新面貌和新的生机，《正义论》出版后，西方政治哲学宣告「复苏」，三十年来引发了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以及其它思潮接续涌现，在自由主义的架构之内发动挑战，扩大了自由主义的视野，适足以证明他所开启的路向，代表着自由主义一个新阶段的展开。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成就，反过来也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与时俱进的内在活力。

注释

1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1999),xviii.罗尔斯的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本文并未利用。

2所谓以公平为特征，意在排除其它各种各类关于正义的了解。正义的原始概念很简单：「让每个人得到他当得的」即为正义。显然，每个人应当得到甚么、又如何决定每个人当得到甚么，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对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很多，构成了政治思想史的一条发展主线。以公平为特征的正义，与按照德性、功绩、能力、或者其它特色为待遇标准的正义概念，当然大异其趣。与按照神意、天道、利害、势力为着眼点所建立的正义概念，也不是同一回事。

3在个意义上，即使哈耶克（F.A.vonHayek）所设想的自发秩序，也需要接受一套正义观的检验，以资判断这样一套秩序是不是尊重了个人「不容侵犯的地位」。这个想法，请见拙著〈演化论适合陈述自由主义吗？──对哈耶克式论证的反思〉，《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6期，2002年6月，页173-91。

罗尔斯范文篇3

享年81岁。他为世人留下了闪耀着"现实乌托邦思想"的三本专著《正义论》、《政治

自由主义》、《万民法》，一本论文集和两本上课用过的讲稿：《论文选》、[1]《道

德哲学史讲演录》[2]、《作为公平的正义》[3]等。

一、美国本土的罗尔斯研究

罗尔斯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英美国家，有许多学者和书刊将他与洛克、密

尔相提并论，并把他的《正义论》与后两位的《政府论》、《自由论》共称为"自由民

主传统的经典著作".[4]在此大背景下，他每有文章或著作问世，人们便趋之若鹜，争

先发表对罗尔斯新文新著的看法。以笔者通过美国BESCO网上专线检索的结果为例，94

年7月至2001年4月间，在美国本土出版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刊物上，直接以"JohnRawls"

为题所发表的文章至少有95篇；另有美国学者通过期刊索引检索表明，到2000年底，发

表在美国本土的哲学、经济学、法律、宗教、人文科学等领域杂志上的文章，涉及"罗

尔斯"的文章已多达"三千多篇".[5]

为了便于人们的研究交流，有学者将研究罗尔斯的文章整理成集出版。最早的一部

出现在二十多年前，那就是诺曼。丹尼尔选编的《解读罗尔斯》[6]，到1983年又有其

他学者编的《罗尔斯和他的批评者》。[7]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研究罗尔斯思想的专著陆续问世出版。1985年雷克斯？马

丁出版《罗尔斯与权利》；1989年，作过罗尔斯弟子的著名学者托马斯？波吉出版了《

领悟罗尔斯》[8]一书，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做了有效的辩护和建设性的批判。1992年，

肯尼思拜思了出版《社会批评的基准》[9]一书，将罗尔斯、哈贝马斯与康德的思想放

在同一个理论维度进行了比较。基于罗尔斯对传统契约理论的继承和改造，大卫？布彻

和保罗？凯利在1994年出版的《从霍布斯到罗尔斯的社会契约》[10]则把对罗尔斯的研

究推置到西方社会契约理论传统的大背景中。

到90年代后期，讨论和研究罗尔斯思想的二手著作或论文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

出：《罗尔斯式正义的局限》[11]、《约翰。罗尔斯和社会正义纲领》[12]，及五卷本

的《罗尔斯哲学》[13]等。在第一本书里，作者对罗尔斯在《正义论》出版以后所发表

的作品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从而将它们纳入罗尔斯的整个正义论体系之中，进而指出罗

尔斯正义思想的内在冲突；值得说明的是，本书对罗尔斯正义思想的批评是从正面入手，

旨在完善罗尔斯的正义思想，而不像其他批评者那样去寻找替代。上面提到的第二本书

收集了桑德尔、麦金太尔、哈贝马斯等顶级学者在内所写的20篇文章，内容主要是针对

罗尔斯反映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中思想的争论。五卷本的《罗尔斯哲学》则以时间为

轴线，选编了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针对《万民法》以前罗尔斯的思想所展开的争

论和撰写的文章。各卷所收文章围绕的主题如下：

第一卷：罗尔斯早年发表的观点以及它的契约论思想；

第二卷：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和罗尔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它们的证明；

第三卷：罗尔斯观点的具体含义，罗尔斯与他的批评者，如功利主义者、完美主义

者、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激进的、以及女权主义者等，之间的争论；

第四卷：罗尔斯的道德心理学和他对社群价值做出调和的意图；

第五卷：罗尔斯的最新著作。

在第一卷中，有两篇文章特别值得人们注意，那就是保罗？利科所写的"论罗尔斯

的《正义论》：纯粹的程序正义理论是否可能？"（On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

：IsaPureProceduralTheoryofJusticePossible？）和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肯尼思？阿罗（KennethJ.Arrow）的"对罗尔斯《正义论》的传统功利主义式

的注释"（"SomeOrdinalist-UtilitarianNotesonRawls''''sTheoryofJustice"）。

在第五卷中收有R.罗蒂的一篇文章"民主相对于哲学来说的优先性"（ThePriority

ofDemocracytoPhilosophy）。此外，国内还可见到新近出版的另外一本研究罗尔斯

的论文集《政治自由主义的观念》[14]，其内容与风格大体与《约翰。罗尔斯和社会正

义纲领》一致，主要探讨罗尔斯思想从综合正义向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变。

需要说明的是，从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日起（甚至在此以前就有许多），批

评罗尔斯思想的著作就络绎不绝，尤以以麦金泰尔和桑德尔为首的社群主义为甚，有关

这方面的资料不胜枚举，因此不在本文考查之列，但它们对罗尔斯的研究至关重要。

二、国内的罗尔斯研究――三次"热潮"[15]

虽然《正义论》在1971问世后就轰动了西方学术界，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罗尔

斯的思想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在登陆国内学术界。此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直

为国内学者所关注。先后在1988年、1996年出现过两次罗尔斯研究的"小高潮".从2000

年起，罗尔斯的研究在国内重新升温，在2001年，即罗尔斯八十华诞之年，掀起一股罗

尔斯热，且热度至今未见有减。

国内的罗尔斯"热"首先反映在翻译与出版的通力合作上。近年来，国内对罗尔斯

著作的翻译出版可以说是在以"加速度"进行着。罗尔斯著作（文章）的英文版与中译

本出版发行在时间间隔上所出现的愈来愈短的趋势可说明一切：

中国的罗尔斯"热"还反映在学术界对罗尔斯诞辰80周年的重视与关注。《哲学动

态》2000第10期，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述介"这一专栏里刊登了吉林大学姚大志所写

的"《正义论》之后的罗尔斯"一文，专门介绍罗尔斯在1971以后至90年代初的思想理

论兴趣与重心的转变和发展。《浙江学刊》2000年的第6期上，同期登载了4篇以罗尔

斯为题的文章。另外，国内其它学术刊物上也不时地刊登有关研究罗尔斯思想的文章。

2001年，"世纪中国"网站为此专门开设了"纪念罗尔斯诞辰80周年纪念专栏"，收录

了大陆、港台及海外几位资深罗尔斯专家们所译、写的8篇文章。[20]

罗尔斯几周前的谢世更引起了人们对这位思想的关注。国内的几家著名学术期刊或

网站，如《世界哲学》（原《哲学译丛》、《二十一世纪》、《开放时代》等，都将在

2003年的第1（2）期推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罗尔斯专栏".

三、"火热"背后的"冰冷"

不过，在罗尔斯"热"的表面下也隐藏着一种难以让人满意的"冰冷".这种"冰冷

"一方面体现在研究重心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体现在研究的深度以及译文的"质量"上。

首先看研究重心的不平衡。目前，国外学者对罗尔斯思想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他的

前两部著作。据此，也把罗尔斯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以《正义论》为代表的前

期思想和以《政治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后期思想。如果说前者偏重于对社会、伦理哲学

的探究，那么，后者则聚焦于政治哲学。用罗尔斯本人的述语来说，前者仍隶属于"综

合性学说"（comprehensivedoctrine）[21]的伦理学说，而后者则谋求建立和完善自

由宪政民主的政治观念（politicalconception）。前面提到的《约翰？罗尔斯和社会

正义的宣言》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观念》所收录的文章，无一不是围绕"公平正义"去

讨论《政治自由主义》或《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关系的。五卷本的《罗尔

斯哲学》收录的论文也只涉及与反映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的思想有关的

文章。

与人们对《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研究相比，对罗尔斯在继其《政治自由

主义》之后完成的《万民法》及其前身"万民法"（1993年发表的论文）所做的研究很

不多。美国学者对《万民法》的开始于2000年7月出版的《伦理学》第110号（Ethics

110）上刊载的两篇专题论文："罗尔斯的万民法"和"罗尔斯的万民法：消失的威斯

特伐利亚世界".[22]但美国评论界及学者们普遍对罗尔斯的《人民法》所表达的思想和

观点并不看好，总的态度和趋势是，"贬"多"褒"少、"毁"强"赞"弱。

《经济学家》对它的评论是：

"许多热衷于罗尔斯早期作品的哲学家对这本书（《人民法》）的反应只有失望和

沮丧，原因很简单，他们发现，罗尔斯在这里似乎彻底告别了他30年前（即在《正义论

》中所表现的）思想中所具有的那股韧劲。""他的论证似乎难以再令人振奋。他明显在

努力去设计和建构一种实用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政治途径".[23]

Ethics刊载的评论认为：

"罗尔斯的人民法是对其自由主义的背叛，因为它为极不平等的政权，包括那些剥

夺了妇女权利（如教育权、平等就业权）的政权赢得合法性敞开了大门。"[24]

受此影响，国内研究罗尔斯的学者也似乎仍未走出这种模式。前文提到《浙江学刊

》所刊登的4篇文章和2001年"世纪中国"网站的纪念专栏里出现的文章，无一涉及《

万民法》或与"万民法"有关的文章。[25]为此，笔者曾在2002年第1期的《华侨大学

学报》上撰文对《万民法》核心思想作了介绍，又在同年的《复旦学报》第6期上的一

篇文章中，对"thelawofpeople"的理解与翻译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其次，国内罗尔斯作品的进行翻译的时候急功近利，为了抢翻译时间，在很大程度

上牺牲了译文的质量。我接触的许多读者抱怨，自己的母语在这里变得拗口嚼舌，理解

起来如坠云中雾里。读过罗尔斯英文原版的同志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他使用的语言原

本非常简洁、流畅，尤其是《政治自由主义》和《人民法》是用适合于演讲用的、偏重

于口语化的文字写成的，完全不象普通的哲学著作那么玄虚、那么高深莫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罗尔斯的研究在深度上还远远不够，基本

上贪停留在表层的介绍与解释上，真正称得上研究性质的文章和专著还少得可怜。

在2002年里，继诺齐克、布迪厄之后，又一颗自由思想者的心脏停止跳动了。但对

罗尔斯范文篇4

今天，已经没有人会怀疑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巨大影响及其哲学话语的权威性了，从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到所谓“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理论”，几乎都可以感受到罗尔斯的思想渗透和话语力量。可“树大招风”，罗尔斯及其《正义论》也不可能超出这一法则。打从《正义论》问世后，罗尔斯便再也没有安宁过。罗尔斯受到的批评和挑战是全方位的，有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内外夹击，也有来自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批评，一时间大有四面楚歌的“危机”感。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如，米歇尔·桑德尔、泰勒、麦金太尔等）批评他因循（即“因”近代社会契约论的社会伦理之传统理路）守旧（即“守”启蒙运动以来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而事实上，这种基于社会契约的现代启蒙式自由主义的“道德谋划”，已经无力应付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了。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如诺齐克）抱怨他放弃了“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西方经典性的现代价值圭臬，无论如何，所谓“平等的自由”和“差异原则”，都必定要付出牺牲个人天赋权利的代价。

除了思想派别的根本立场反驳，还有来自多学科学者在具体观点和学理技术等问题上的批评。一些法学家（如哈特、德沃金）和政治学家（如阿克曼）质疑罗尔斯，正义原则是否非得有“原初状态”、“无知之幕”一类的前提预制来担保其理论合法性不可，毕竟这类旧式的哲学假设不如“价值中立”一类的概念来得实际合理。哲学和伦理学的同道们对罗尔斯的诘难似乎更多更麻烦，内格尔教授说，“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等前提预设虽然是想建立一种公正的客观立场，但这仍然是一种理论立场，真正的客观公正应当是无立场（“fromnowhere”）。哈贝马斯不无诙谐地谈到，“无知之幕”的设置不啻一种“信息强制”，其实质性意图是把所有参与社会契约或原则协商的人都蒙在鼓里，可实际上作为社会公民的现代个人岂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理论虚构所能“蒙”得了的？再者说，在现代民主社会的条件下（罗尔斯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正义伦理原则和一切“可普遍化”（universalizable）的伦理原则，并不是靠旧式的社会契约理论所能求得的，只能靠公共言谈基础上所达成的公共理性来保证，无须用一种人为的“幕布”来遮盖各自道德观点的差异，关键在于建立理想的公共论坛，建立能够为言谈各方所理解的理想语言和合理语境，反复磋商，反复讨论，最后达成某种共识。

批评与赞扬似乎同样的多。但罗尔斯还是罗尔斯。在《正义论》出版后的二十三年时间里，他一面静听“八面埋伏”，寻求着理论突围的最佳途径和方式，另一方面，他又像一位老谋深算的拳师，巧妙而精心地构筑着新的理论防线。在他看来，全部有关其正义论伦理的有意义的批评，无外乎两点：其一，在文化多元论和现代民主社会的条件下，作为一种道德理论的正义论如何获得其普遍有效性？易言之，作为一种伦理学说的正义论能否成为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公共理性基础？其二，《正义论》用以构筑普遍正义伦理的学理方法是否充分合理？前者关乎思想立场，后者涉及论理方法。

一九九三年春天，人们终于等到了“慢条斯理”的罗尔斯一份完整的答卷：《政治自由主义》。在这部集作者二十余年的反思成果的演讲集中，罗尔斯开篇就坦率承认：“（在《正义论》中）社会契约论传统被看做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没有区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而且一种普遍范围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一种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在完备性的哲学学说、道德学说与限于政治领域的诸观念之间也未做任何对比。”社会契约论原本是近代政治哲学家从古罗马自然契约观念中开出的一种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理论，其与道德哲学的关系不是从属性的，而是相互蕴涵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证明需要借助于某种形式的人性假设和道德目的论价值预想，相互间暗含着一种目的—手段式价值蕴涵关系。另一方面，当近代哲学家意识到现代伦理的社会普遍性要求并力图将之扩展到社会化普遍层面时，社会契约学说又作为一个先定的必要预设而成为社会伦理的理论基础。但《正义论》因此误将社会契约论当做了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用正义伦理作为现代民主社会自由理想的价值表达，有着一种秘而不宣的“社会意识形态诉求”，这违背了罗尔斯本人所设定的“最低的最大限度”的理论原则，亦即使其正义论获得最起码程度的最大社会普遍性的原则。这似乎犯了某种东方传统伦理的通病：道德的政治化或政治的道德化。然而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价值多元化的事实使得任何道德政治一体化的企图都成为不可接受的，它要求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做出必要的区分和限制。

批评使罗尔斯意识并正视了这一问题，他果断地重新界定了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公平之正义”概念，从一开始就将之定位于政治哲学范畴，认为它首先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对于社会伦理来说，最基本的是如何保证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这当然存在一种伦理正义的问题。但对于现代政治哲学来说，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理性多元论”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建立并保持民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在政治哲学中，“稳定性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政治自由主义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有两个：其一，在各自由平等的作为社会公民（这意味着他们都要介入长期的社会合作）的个人之间，具体规定其社会合作之公平项目的最适当的正义观念是什么？其二，如果理性多元论是自由社会的必然事实，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社会事实的宽容基础？将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可得：“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的分化———所组成的公平而稳定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治久安？”罗尔斯相信，最合适的政治正义理念至少有三个区别于道德正义的特征：第一，它的主题是现代立宪民主或民主政体的基本结构。如果说《正义论》更侧重于从社会伦理意义方面，把社会的基本结构理解为社会分配制度的正义安排，那么，《政治自由主义》则明确了从政治哲学的层面来定义社会基本结构，它“意指社会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之制度，以及它们如何一起适合于构成一个世代相传的统一的社会合作系统”，这样一来，“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之首要焦点，就是基本制度的框架和运用该框架的原则、标准和戒律，以及这些规范如何表现在实现社会理想的社会成员之品格和态度中。”第二，政治的正义观念应该且必须是一种“独立的观点”，它既不依据于任何一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包括完备性正义论道德学说，以保持价值中立的政治立场；又能容忍这些合乎理性的学说多元互竞、自由发展，并最终获得它们的共同认可和支持，最终达成宽容基础上的“重叠共识”。政治正义观念的内容是通过隐含在公共政治文化中的基本理念而表现出来的。各种学说或理论如果想要在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合乎理性的。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政治基础只能是公共理性，而不是某一种哪怕是充分完备的学说。

政治的正义观念是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理想表达，它与“理想公民的理念”和“秩序良好的社会理念”一起构成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系统。自由平等与充分介入社会合作是理想公民的两个基本要素。个人要获得其公民身份，首先须具备两种基本的道德能力，即正义感与形成善观念的能力；其次需要有“理性的能力”，即理性地判断、思想和推理的能力；最后还需要具备必要的公民美德。针对麦金太尔的批评，罗尔斯指出，社会正义并不一般地排斥个人的美德理想，而是只把它作为政治正义价值的必要补充。所谓“良好的社会理念”也就是“公平合作系统”的理想表达。它包括三大要素：一、该社会合作由公共认可的规则和程序而非“某种中心权威制定的秩序”所规导。二、公平的合作项目必须在所有合作者的“互惠性”基础上来设定。三、每一个参与合作的公民都应持有一种合乎理性的善概念。这种社会合作系统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必须与“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理念”和政治正义的观念相联系；公民们都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社会基本结构必须满足正义两原则的基本要求；每个公民都具有正常的正义感等等。但它决不是什么共同体或联合体，而只是一个基于公共理性的民主社会。在罗尔斯看来，前者与后者的关键差别就在于是否能够获得社会公共理性的证明。

按罗尔斯的设想，政治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是建构适合于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最基本的正义原则，它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的或道德伦理的，因而它的基本理论方式是“政治建构主义”而非康德式的“道德建构主义”。鉴于理性多元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现实，适合于这一社会的基本政治正义原则只能通过重叠共识的方式来建构。重叠共识的理念首先就意味着对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或观点的宽容，但这不包括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学说和观点。其次，重叠共识的核心只能是基本的政治正义，任何哪怕是再完备不过的学说或价值观都不能成为这种共识的中心。这就是说，政治的正义原则既要得到所有合乎理性的学说和观点的共识支持，又独立于它们之外。第三，重叠共识不是某种“临时约定”，也不意味着任何价值冷漠或道德怀疑论，而是有其真实根据的“公共理性的观点”。它需要一定的广度以确保其社会普遍性，也需要一定的深度以保证其稳定有效，一般说来可以由浅入深，即由最基本的“宪法共识”到较全面的重叠共识。

但这种基于重叠共识之上的公共观点是否会在排除各特殊学说或观点的同时也排斥甚至牺牲个人的正当权利呢？比如说，个人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是罗尔斯始终关注的基本问题。为此，他仍然坚持了《正义论》所提出的“权利（自由）优先性”原则，认为自由或权利优先于其他善的“词典式顺序”不可变更，惟一需要的是对这种价值优先性顺序做出政治哲学的论证和限制。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自由或权利的优先性不只是社会伦理公正的要求，更根本的是依据社会基本结构的政治正义要求来确认的。在此意义上，权利之于其他善的优先性首先表现为政治价值对道德价值的优先性。

如果说重叠共识是形成民主社会之政治正义的基本条件，权利或自由优先是政治正义的基本价值观表达，那么公共理性则是保证政治正义的普遍社会基础。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之“公共性”的最高表现，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与哈贝马斯不同，罗尔斯并不关心形成公共理性的纯程序化条件和语用学条件（所谓理想公共论坛的建立、理想语言和语境的创造等等），他只关心公共理性的政治哲学解释。依此解释，公共理性意味着：一、“公民理性”；二、“它的主题是公共的善和基本正义问题”；三、“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是由通过社会的政治正义观念所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开放实施的那些理想和原则所给定的”。如此，公共理性便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第一，它对全体公民和社会的根本政治问题具有某种强制性；第二，它非但不限制个人的理性和诸如教会、大学一类的社群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言论，相反，它把这些非公共的理性或“市民社会的理性”看做是现代民主社会建立公共理性所需要的条件和资源。当然，建立公共理性并真正树立其权威还有许多困难，但关键在于树立社会全体公民对公共理性的“公共信心”，让他们相信并尊重公共理性是对社会政治理想和价值的最基本表达，因而也代表着他们最基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善，公共理性有可能解答或解决所有或绝大部分社会的基本政治问题。

至此，罗尔斯似乎已经完成了对政治自由主义的体系建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第三部分虽然还长篇大论地讨论了所谓民主社会的“制度框架”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正义论》所提出的“（社会）基本结构作为第一主题”和“自由（权）种种及其优先性”两个主要命题的重新论证。我曾请教罗尔斯教授，在讲完政治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和“主要理念”后，为什么还要差不多是重复性地大谈制度框架问题？他的回答是，第一，在完成对“公平之正义”概念的政治哲学改造后，需要对《正义论》原有的一些重要概念或观点做新的论证，以便更具体地回应人们对这些观点或概念的批评。第二，是为了保持《政治自由主义》与《正义论》的连贯性。这种解释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既然把正义理论从一种社会伦理的层次后撤到了一种政治哲学的层面，是否还有必要或可能固守某种理论立场的连贯性？如果确有必要和可能，《政治自由主义》是否真的是对《正义论》的退却？

要回答这一疑问需要解开两个关节：其一，由《正义论》所提供的正义论社会正义伦理能否发展出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其二，如果前一个问题的解答是肯定的，那么罗尔斯从正义论社会伦理到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转变是否意味着理论立场的退却？

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艾克曼教授在《政治自由主义》杀青不久便尖锐指出，罗尔斯无法从《正义论》合理地过渡到《政治自由主义》，因为他仍然没有放弃“原初状态”等先验性哲学假设，这实际上堵死了两者间沟通或过渡的通道。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原则必须是经验的价值中立原则，而不能是任何在先的预设。因此罗尔斯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摈弃“原初状态”之类的假设；要么放弃建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企图。但问题是罗尔斯想兼得鱼与熊掌。我并不认同艾克曼教授的学术判断。在我看来，政治哲学当然要以社会的基本制度或结构作为其第一主题，它所考量的个人和人际关系必须是进入社会合作的社会公民和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因之政治的正义理念所反映的人及其平等首先是政治公民及其政治平等。在此情形下，政治哲学的思考前提不能不排除或搁置个人的原始身份（前社会状态下的身份认同）和原始差别（天赋的和文化道德的）。如此一来，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等前提性假设便具有了某种理论合理性和政治哲学的解释力。若我们进一步认可正义论的社会伦理性质（与个人性美德伦理相区别），那么由此发展出一种正义论的社会政治哲学就并非是不可理解的。至于这一类型的政治哲学是否可以承诺合理表达政治自由主义这一西方现代性价值的核心理念，倒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新近发表的一篇回答哈贝马斯有关《政治自由主义》的书评的解释性长文中，罗尔斯以注释的方式谈到，虽然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早在洛克时代已然形成，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体系的政治自由主义却一直未能真正建立起来。也许是当代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位大师第一次正式开始对话意义非凡，哈贝马斯的书评与罗尔斯的回应文章占据了著名的《哲学杂志》一九九五年三月号的全部版面。而罗尔斯以注释方式所下的学术论断更是具有举重若轻之妙：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首部哲学专著，罗尔斯无疑又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眼前人们感兴趣的是，罗尔斯的这一理论转换是否是他在重重批评的压力下所做出的一种理论让步或退却？

罗尔斯范文篇5

一、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理论主要是一种公平的经济分配理论，是在批判当代“流行”观点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支持经济分配的流行方式是诉求“机会平等”的理念。当且仅当存在着获取职务和地位——它们会带来相应的收入和名望——的公平竞争时，收入和名望的不平等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这里暗含着不论较不利者是否从这种不平等中收益，这种不平等收入都是公正的。成功或失败都应该是我们自由选择和努力的结果，是我们自己挣来的，而不是被赋予的。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收入的不平等是公正的，因为成功是一种“奖励”，它只给那些“应该得到”的人。然而，罗尔斯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个观点确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在分配职位时确实要有机会平等，这破除了社会的不平等带来的恶果，但是，还有一种不应得的不平等被这种观点所忽视。社会的不平等的确不应得，仅仅因为这种不应得的不平等就使得某人的命运变坏，这当然是不公平。但自然的不平等难道就应得?正如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性别或种族一样，没有人生来就应该是残疾或智商极高。所以，分配不应该受到从道德的角度看是任意的因素的影响。自然天赋与社会境况都只是纯粹的运气，但人们的道德权利却不应该依据纯粹的运气。据此，罗尔斯运用他独特的社会契约方法，借助诸如“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等理论解释性装置，发展了他自己的原则。他认为，在“无知之幕”的理想状态下，人们同意并享受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以及政治社会的一切条件，如机遇、职位和其他公共事物或公共物品。但是现实社会的实际生活进程并不能确保社会的全体公民持久、恒定而平等地享受、实现和维护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相反，社会竞争的实际后果常常是不公平、不平等的。这样的社会后果不可避免地使得一部分公民难以继续认可并坚持原初的政治理由。他们必然，并且也是合乎情理地要提出新的政治要求或政治理由，以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不利地位。因此，差别原则，即惠及少数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最有利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即社会弱势群体)而且(2)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职位和机会应向所有人开放”，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正义原则体系的实质内容，而不只是一种补偿性的政治条例。罗尔斯继续强调，“每个人的福利显然决定于对社会合作的安排，没有这个安排，任何人都不能过上美满的生活。”但是，如果自然的不平等反而能够有利于每一个人，某些人受益于自己的较高天赋反而能够在“自然的”中促进较不利者的利益，这就不是不公平的。这正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宗旨。由此，考察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我们至少可以读出它具有以下蕴含：(1)承认自然不平等；(2)社会较不利者应获得补偿；(3)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以上蕴含也可以这样表述：事实上的较高天赋者无法脱离天赋较低者获益，故较低天赋者有权利从合作体系中获益，而不是接受较高天赋者的施舍；天赋较高者只有为社会创造更多，才有可能同时获取更多，他们的获益不是建立在损害天赋较弱者的基础上，而是一个共进、双赢的过程。

二、中国式解读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但由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也面临相似的市场难题：它无法、当然也不能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问题，尤其是经济分配问题。当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问题日益明显，出现了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现象，罗尔斯面临的问题同样困扰着我们。而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解答策略，如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关注弱势群体等，竟与罗尔斯理论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可以说，罗尔斯分配理论在现实中国找到了有力的注释。

(1)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理论是在承认自然的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种按贡献分配的“模式分配”(诺奇克语)。按劳分配的公平性首先就在于它预设了具有自我独立性的劳动主体均处于健康、理想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任何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劳动者)在参与竞争时，他们同时受制于不确定的市场，即均覆盖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且享有平等的“原初地位”。任何靠政治特权的参与使自己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现象都将由理想的环境所排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平等的机遇不一定产生平等的结果。其中，主体对机遇的把握就需要主体的知识水平、信息分析判断能力、甚至决心、勇气等心理素质的参与。因此，劳动主体的天赋能力及后天习得的技能在分配中就具有合理性，由此而导致的劳动贡献的差别自然也就具备合理性。其次，按劳分配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等量劳动等量分配，不等量劳动不等量分配。它不考虑劳动者因出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先天生理和后天身体发育所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不同，而仅仅以社会贡献的量的大小作为分配标准。个人应得的社会财富是他个人的劳动所得。因此，按劳动贡献进行分配，拉开收益分配上的档次，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在劳动成果所得上的不平等，从而激发劳动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高效率的社会生产力，就是题中之义了。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公平的按劳分配原则时，我们不能无视诺奇克的挑战。他认为，“有些产生这种贫富悬殊结果的过程是合法的，各方对他们各自的持有是拥有权利的。如果这些分配事实确实是由一个合法过程产生的，那么，它们本身就是合法的”，按照诺奇克的论点，按劳动获取的或按市场获取的都是不可剥夺的。诺奇克的合理之处在于确立了合法的个人占有权的不可侵犯性。但是，诺奇克的理论包含无法化解的逻辑矛盾。他表面上维护的是人人具有的普遍权利，实质上是为强者寻找道德理由，无视弱者的普遍生存和发展权利。这样，只会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最终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个人的福利持续的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正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其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

(2)共同富裕。如上所述，按劳分配理论是建立在理想、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处于罗尔斯“无知之幕”下的分配理论。然而，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所提倡的按劳分配所导致的占有的不平等。现实的市场分配包含着太多的非市场因素，如政治权力的渗入。非市场因素和自然的不平等导致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部分社会成员，不公正的竞争起点和竞争结果不断扩大，社会财富的占有出现两极分化。这不但有悖于现代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旨，更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和正义原则相背离。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由目标各异的人们组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的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等方面的因素各异，人们只能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生活；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阶层，每一个阶层也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利益和需求。其中，并不存在某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天然的正当，某些阶层的利益天然的不正当。任何人都是社会生活中平等的一员。任何人的成就和贡献都离不开社会，都是在社会中获得的。正如罗尔斯所认为的，社会体系是一个合作体系，任何人仅靠自己的力量都不可能获得成功。而他通过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却可以获得比仅靠个人更多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合作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对个人努力的报偿。个人所获越多，其中由于社会群体的效率(即财富的增长)也就越高。因此，在个人“应得”的份额内，实际就包含了社会所给予他的东西，也就是包含了他人的努力。一个公正的社会当然需要承认按劳分配所体现出个人的自主独立，但也没有理由否认社会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平等生存和发展权利。社会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不能独占，必须共享、双赢，共同富裕。具体说来，共同富裕原则是“共同”与“富裕”两个方面的结合：“共同”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应保证所有社会合作体系成员都享有社会物质财富，强调的是平等；“富裕”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应该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总量，强调的是效率。可见，共同富裕原则是平等(公平)与效率(总量)相统一的原则。这条原则也是评价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标准。

(3)关注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积累财富能力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差，各种社会权利严重缺失，生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极差的人群。弱势群体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情况极为复杂，有的是长期处于相对弱势，有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由过去的“强势”变成现在的“弱势”。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客观现象，体现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罗尔斯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理性；公共理性；政治正义

在从“公平的正义”到“政治的正义”的退却中，通过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构建，罗尔斯承认，《正义论》“没有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区分”，“一种普遍范围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一种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而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的无法调和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已经能够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这些合乎理性然而却又互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乃是立宪民主政体之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陛实践的正常结果”。

如何构建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是罗尔斯的理论核心。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开篇，罗尔斯就表达了他的关怀：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尽管合乎理性但却相互对峙的诸完备性学说，怎样才可能共同生存并一致认肯立宪政体的政治观念?一种能够获得这种重叠共识支持的政治观念结构和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可以转换为另一种表述即：现代民主社会里，在被看作自由平等的、并在整个生活中世世代代都能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之间，具体规定其社会合作之公平项目的最适当的正义观念是什么?这样把理性多元论事实当作自由制度之不可避免的结果来理解和给定的宽容基础是什么?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正如学者万俊人所说，如果说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系统中，重叠共识理念是政治正义这一核心理念的建构性条件，权利优先理念是政治正义的基本价值表达，那么，公共理性则是政治正义的社会普遍基础。那么罗尔斯是如何通过公共理性概念来支撑起政治正义的理论大厦呢?

理性与公共理性

政治自由主义首先承认，现代民主社会不仅具有一种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家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元化特征，而且具有一种互不相容然而却又合乎理性的诸完备性学说的多元化特征。这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一“严重的问题”之下，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能够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可，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能够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可。即使是某一社会包含着不合理性甚至是疯狂的完备性学说，政治正义的社会能够做到的只是包容他们，也就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必须接受理性多元论事实。继而，罗尔斯通过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种族灭绝的极端罪行进行反思，“如果说，一种使权力服从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正义社会不可能出现，而人们普遍无道德的话，那么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还是否有价值?”对此，罗尔斯的回答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正义的政治社会是可能的，惟其可能，所以人类必定具有一种道德本性，这种的道德本性是一种可以理解、可以依其行动并足以受一种合乎理性的政治正当与正义观念驱动，以支持由其理想和原则指导的社会的道德本性。”

政治建构主义认为，理性的行动主体能够借助于由原初状态所塑造的程序通过公共正义原则来规导社会的基本结构，正义的原则来源于公平合作系统的社会理念和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理念。“建构主义力图避免反对任何完备战性学说，建构程序是一种最适合于具有理性多元论事实特征的民主社会的秩序”。在建构的过程中，罗尔斯设问，如何来决定公平合作项目?是由权威来决定还是由上帝来决定?是由个人依其道德知识来决定还是取决于个人利益来决定?罗尔斯的回答是“这些公平的社会合作项目是那些作为自由平等公民代表在他们处于公平地位时通过他们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所给定的”，而这种“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又在“公共政治文化的根本性理念，在于公民共享的实践理性的原则和观念”，进而“共享的政治生活理念，只求助于一种公共生活的政治价值，该公共生活具体料理那些所有公民都能接受的公平项目”。

因此，罗尔斯认为，并非所有的理性都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理性可能存在不同政体下的不同人群之中，只要他们具备足够的理智能力和道德能力。各种教会、大学或其他社会联合体成员都存在着理性，甚至贵族政体和独裁政体也存在着理性。在这些政体中，人们考虑到社会善的问题时，往往不会通过公共理性的方式而是通过统治者来考虑的。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公共理性的观念只能存在于一个民主国家，它是民主社会的一种基本特征，“公共理性的观念属于秩序良好的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这种理性的形式与内容是民主观念自身的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民主的一个基本形态就是合理多元主义(reasonablepuralism)，这种合理多元主义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合理而完备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相互冲突构成的复合体。公共理性的包容性体现在它对于任何一种完备性学说既不进行批判也不加以攻击，公民而且还能够清晰地意识到，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基于完备性学说，不仅公民之间不可能达成一致，甚至相互理解也很难做到。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的公共理性具有两个根本特征：首先，它必须是平等的公民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只适用于理解和操作那些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政治问题，比如说谁有权利选举?什么样的宗教应当宽容?应当保障谁的机会平等?应当保障谁的财产?而一般性的税法、环保或野生动物保护这类具体活动则无需公共理性来度量。

其次，公共理性只适用于公共论坛；适用于对某一政治派别的政治拥护；适用于支持政治竞选。但不适用于个人性沉思，即使这种沉思是涉及政治问题的；它也不适用于教会或大学成员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或推理。个人性沉思和对教会、大学等有关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言论恰恰是公共理性得以充分展现的社会文化条件。

公共理性价值的张扬在公共辩谈(publicdiscourse)和选举投票活动中，张扬在立法者在国会大厅的高谈阔论中，张扬在执法者的公共场所行动和公共告示中，尤其是张扬在最高法庭。换而言之，公共理性只适用于公共政治论坛(publicpoliticalforum)，这个论坛包括三个部分，法官在做决定时使用的话语(discourse)，这里尤其是指最高法院法官；政府官员话语，主要是指行政长官和立法者；最后是公共机关的候选人及其竞选管理者的话语，尤其是他们在对公众演讲时，在政治舞台上和政治声明中所用的话语。公共理性的公共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自身的理性，它是公共的理性，因为它是作为自由与平等的公民理性；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正义，这些公共善和根本正义即是宪法根本要旨(constitutionlaessentilas)和正义基本问题(mattesrofbasicjustice)；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由公共推理(publicreasoning)表现出来，这种推理过程是通过一组政治正义的合理性概念(reasonbaleconceptions)进行理智地思考去满足相互性标准的。

政治自由主义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一种社会的宪政民主主义问题，而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则必须遵守相互性标准。对公共理性持否定态度，否定宪政民主和相互性标准者可能把政治关系理解为朋友或敌人间关系，也可能是“一种为全部真理(thewholeturth)去赢得整个世界的严酷斗争”的关系。罗尔斯因此认为，“公共理}生观念具体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层面”。

当宪法根本要旨和正义的基本问题处于危机时，理性多元主义者无法调和公民之间的分歧，如何确保公民们都能忠实于宪政民主结构以及忠实于这种宪政民主结构之下的法律法规?共同分享根本政治权力的公民按照什么原则去实施这些权力呢?罗尔斯引入了相互性标准这一概念，在政治自由主义理念中，具体的个人已经超越了完备}生学说之下的“拥有个人道德人格及其充分的道德行为主体能力的个人理念”，而是转变为一种公平正义的政治观念下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观念，个人已经是一个享有公民身份之下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的个人。在这种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的身份已经：是“因生而人其中，因死而出其外”。

当公民的相互间都把对方看作是一个时代传续的社会合作系统中自由平等的公民时，他们愿意按照他们认为是最合理的政治概念彼此来提供平等合作的条件；即使在某些特殊环境下要牺牲他们的自由时公民也能够达成一致同意。当宪法的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产生危机时，相互性标准承认各种不同的完备性学说熏陶下的公民之间的差别是无法消除的，但相互性标准更认为，“只有当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为自己的政治行动所提供的理由有可能为其他公民合乎理性地接受下来，作为他们行动的正当证据时，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才是恰当的”。

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能够熟练地运用相互性标准对具体政治实践进行公共推理时，这种公共推理的累积即可形成一个政治社会的基本制度。当政府官员在其公共推理过程中按照相互性标准行事而其他公民都支持这一标准，那么它就可以塑造他们的基本制度形式。例如，如果要否定公民的宗教自由，就必须面对公民充分阐述我们的理由，这些理由不仅公民能够理解，而且我们也可以合乎理性地期待公民们能够合乎理性地接受。因为这些公民本身即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而不是被操纵或者处于一种受压迫的较低政治或社会地位。罗尔斯十分尖锐地指出“无论何时，只要基本的自由权利被否定，在正常情况下，相互性标准也会受到僭越”。因为不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理由，它既满足相互性标准，又可能用来说明诸如取消妇女选举权或以财产标准来限制选举权之类的行动的正当性。

又如堕胎主义者和公民人权运动，罗尔斯认为这两种学说同样属于公共理性，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里提出其请求的，而且他们的正义结论合乎自由政体的宪法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公共理性必须被用来解释和指导实践，“从实践的意义上看，最合乎理性的基础即是一种可以实际产生的基础”“我们无法在抽象的超出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公共理性是否可以通过一种理性的政治价值秩序来解决所有或差不多所有的政治问题”，因为实践的复杂陛，公共理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公共理并不适用于所有根本问题的政治讨论，理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大多数是非公共性的，比如说存在于教会、大学科学社团和职业群体中的理性就不是公共的，但相对于政治社会和普通公民来说却是非公共性的。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只适用于公共政治论域(publicpoliticalforum)而区别于公共政治论域的是背景文化(backgroundculture)。

那么公民又是如何来践行公共理眭的呢?公共理性并不是仅仅关涉法官、立法者、行政官员或其他政府官员的理性。在一个代议制的民主政府中，公民通过投票选举代议人员而践行公共理性。持续强化和保持活力的民主政治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公民能够珍惜自己手中的一票，把自己看作是理想的立法者，通过选举来拒绝那些践踏公共理性的政府官员和公共职位的候选人。只有通过选票才能约束政府官员信守诺言。罗尔斯认为公民以此来履行自己的公民性责任即是对公共理陛观念提供支持，而是这种公民性责任也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责任。

植根于相互性标准，公民能够自由而平等地对公共政治问题交换看法并进行辩论，在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得到修复，而且这种辩论的结果绝对不是公民个人利益或非政治利益的一种简单固定的结果，这也即是罗尔斯所述的协商性民主(deliberativedemOCmcv)，因此协商性民主既要求公民自身具有一种知识和愿望，这种知识和愿望能够促使他们按照公共理性行事，也要求一个宪政民主制度的框架，更为关键的是协商民主必须是在全社会都能够在公共理性观念的普遍指导下进行的。

协商性民主是一种机制，在民主社会中这种机制的运作根本是公共理性观念的浸透。另外，宪政民主观念的普及教育和重大问题的公众知情权实现阻止了利益集团的入侵，否则利益集团很可能凭借其金钱优势击退正义，“这些利益主体通过向竞选活动提供大量捐助，即便不能阻止，也会扭曲公共讨论和公共协商”。

公共理性的内容是通过“政治的正义”观念表达出来的，它严格限定于基本的社会政治方面，这些政治正义也充分具有自由主义的品格，第一，它具体规定着某些权利自由和机会，第二，它赋予这些权利，自由机会以一种特殊的优先性，第三是认肯各种确保着所有公民能有效利用其基本自由和机会的充分并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手段。

那么为什么这些正义的观念即是政治观念呢?因为，首先它的构成只是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适用于社会的整体性政治经济制度；其次，这种正义观念的表达不依赖于任何完备性宗教或哲学学说，而且这些正义的政治观念都是按照根本性政治理念精心论证的，它只是隐含在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自由主义层面上，公共理性与政治正义一起构成民主社会的表达原则。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既包括各种实质性正义原则，也包括各种探究性指南。这种探究性指南指的是推理原则和证据原则，它们的运作也即是公共理性的方法。实质性正义原则包括平等的政治自由、机会均等、社会平等和经济互惠；探究性指南代表公共理性价值具体运用。“如果说正义原则表达了民主社会公民基本结构的实质性内容的话，那么公共理性则是民主社会的公民们决定正义这一实质性原则是否正当合适，是否最能满足他们的社会政治要求的理性推理规则和公共的质询指南。如果说正义原则是民主社会制定其宪法根本的核心理念，那么公共理性就是民主社会公民理性地公开地检省宪法根本的形式”。

公共理性的批判

但是借助于公共理性的价值和正义的政治价值，在回答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时，罗尔斯指出公共理性存在着明显的困难。

第一，由于存在着许多政治价值和刻画这些价值的方式，公共理性常常允许人们对任何一个问题提出多种不同的但都合乎理性的答案。对此，罗尔斯认为，密切的一致的确很少能达成，但只要公民按照自己所认可的政治观念来进行根本性问题的讨论，只要公民的投票表达了他们的真诚的意思，那即是体现公共理性的价值。民主社会本身就允许存在着多种政治价值和多种表达这些政治价值的形式。

第二，在认肯社会基本政治价值的过程中，有人诉诸于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有人诉诸于超验学说，“每一个人都明白，公民们当然会认为他们所坚持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能为这些政治价值提供更深刻的且常常是超验的背景支持”。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所要求的是公民能够根据一种政治价值的理性平衡来相互解释清楚他们的投票行为”，这并不要求所有的平衡都必须相同，只要这些平衡合乎理性。那些与公共理性相冲突的完备性学说事实上也是那种无法支持政治价值理性平衡的学说。

第三，公共理性要求给予所有或差不多所有根本性问题以合乎理性的回答，但总有许多问题是公共理性无法回答的，如我们对未来各代人的义务问题、国际法和各民族间政治关系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制定正常医疗保健问题。罗尔斯认为这些都属于“延伸性问题”，可能无法从政治观念内部来作答。

在《公共理性观念再探》中，罗尔斯针对有关公共理性的诘问进行了系统的回答。

第一，公共理性观念可能会不合理地限制公共论争的有效议题和公共辩论的有效展开。罗尔斯认为这种对公共理性的质疑来自两个方面。首先，质疑者认为公共理性总是试图预先对一些政治问题进行定夺，同时公共理性也可能导致某些对立面的出现从而无法解决问题。

罗尔斯以对学校宗教祷告的论争来解释。对学校公祷的讨论正是体现了公共理性的价值。公共理性认为政教分离既保护了宗教与国家相互之间彼此不受干扰，并在保护公民不受教会干扰的同时保护公民彼此之间权利不受干扰。由于政治自由主义目的在于保护各种自由权益，这既包括社会群体的自由权益也包括个人的自由权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自由主义认为，公共理性参与学校祷告的讨论并支持在学校禁止公祷并不是预先定夺政治问题，它并不会限制公共议题的开展。其次，一旦出现争议问题时，公共理性反对法官简单通过诉诸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判案，而应该诉诸于相互性标准。如对堕胎问题的争议，公民必须按照政治价值的完整排列对问题进行表决，尽管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公民本身也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同时传播了社会政治文化。

第二，批评者认为罗尔斯公共理性的概念体系过于狭隘。批评者认为公共理性应该是要寻求一种关于社会所有公民都可以共享的正当性公共基础(publicbasisofiustification)但是罗尔斯认为这种“把人们看成是标准的或者具有规定性特征canonicalfashion的东西”，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们就可能接受相同的理性”是注定要失败的。公共理性可以与作为市民社会内部群体生活的非公共理性、与不同宗教成员内部的非公共理性、与科学性社会群体成员的非公共理性相互兼容。

在政治自由主义看来，即使是完备性学说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论学说，他们之间还可能存在着重叠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只要他们认同宪政民主社会，认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它们就是合理的学说，认同宪政民主社会的原则、理想和准则也就能够满足相互性标准。“赞同宪政民主制政权是上帝为我们自由设定的限度”，宗教论也这样认为。

第三，批评者认为公共理性观念在一个健康民主的宪政社会中没有必要。只有当一个社会陷于严重分裂，集团与集团之间为争夺控制权进行斗争中时，公共理性观念才弥足珍贵，因而在美国、欧洲等民主国家中公共理性不起作用。对此，罗尔斯的观点是，当公民在表达自己主张时，如果没有对公共理性的持久忠诚和对公民性责任的严格恪守，他们之间就会出现敌意和冲突，就会产生怨恨和不满。

基于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政治理性发展的不平衡性，罗尔斯设计了三种不同政治状态下的公共理性运作方式：

1．当社会处于秩序良好状态时，社会成员坚信有

一种坚实的合乎理性的学说的重叠共识存在，他们能够熟稔这种政治观念的价值，同时也十分尊重这种公共理性的理想，人们也能够以清醒明确的方式来尊重公共理性，“只有求助于政治价值，乃是公民尊重公共理性的理想并履行其公民义务的明显的和最有效的方式”。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设想这种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在道德信念上相当同质的、对什么是“好的生活”有广泛共识的社会，然而现代民主社会却是一个合理价值多元的社会，它具有一种互不相容又合理的多种完备性学说并存的多元化特征，基于这种合理多元论，人们需要确认一种“正义”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也只能是一种重叠共识。

2．在一个接近于秩序良好的社会(不太理想但还正常)时，人们对正义的原则可能存在严重的争议，具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可能会怀疑对方对根本政治价值的忠诚。出现这种情况，罗尔斯建议诉诸于公共论坛，在公共论坛上寻求重叠共识。这种重叠共识的达成将强化人们的相互信任和公共信心。

3．在一个秩序紊乱的社会状态下，公共理性出现危机甚至对宪法的根本内容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和废奴运动时期，废奴主义者宣称南方奴隶制度违反了上帝的法则，因而废奴运动的行动是实现秩序良好和正义的社会最佳方式。尽管这种诉诸于宗教形式在现在看来是非理性的。这是一种回到以宗教完备性学说中来寻找理由的阶段(他们不是基于政治正义的立场出发)，但在当时，求助于这些完备性学说是必然的。在此情况下，公共理性的理想体现了包容性观念，即允许公民在某些境况下提出他们认为是根植于他们完备性学说的政治价值基础。公务员之家:

《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正义论》中“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概念被当作一种完备性自由学说。在这种完备性自由学说中，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所有成员都信奉它，公共理性是由这种完备性自由学说赋予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公共理性只是关于政治价值的一种推理方式，这种政治价值是由自由与平等的公民所共享的，而只要公民的完备性学说和民主政体相符合，公共理性就不对这些论说进行压制”，《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

如果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正义能够获得在它规导的社会中的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重叠共识”支持的话，那么公共理性则回答了“因宗教学说、哲学家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公民怎样才能维护一个公正而稳定的民主社会”，“公共理性——即公民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使用的推理理性——现在最好由一种政治观念来引导，该政治观念的原则和价值是全体公民能够认可的”。

罗尔斯范文篇7

关键词：平等；个人主义；正义;罗尔斯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思想其特征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改良主义等。其中个人主义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灵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维护个人主义这一思想作为其主旨。个人主义意味着：（1）个人是道德价值的最终单位；（2）社会拥有作为恰当目标的对于个人的益处，不存在超越或凌驾于个人益品之上的社会益品;（3）个人的福利需要人们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选择。［1］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对个人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关于社会集体事务的公共理性，个人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个人首先必须是平等的单元和价值的终极。所以对“平等”的诉求是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具有某些极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论的批判，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内部在不断变革创新，企图将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纪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它对平等的理解仅限于形式。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虽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实现。罗尔斯赋予平等更加丰富的内涵。罗尔斯认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一种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种是经济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关注前者，新自由主义关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关联。平等的权利原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原则，这种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由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障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为每个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撑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现代民主法律制度。

启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锢和神权统治的运动中产生，当神权统治被推翻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变成世俗的法权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几千年的特权等级制度，每个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确认，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平等也就仅限于此。这种形式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启蒙哲学之后的历史时期。工业革命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罗尔斯认为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所以他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二、平等的三种样式

在罗尔斯看来认为平等具有三种样式。它们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罗尔斯认为历史上前两种平等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中曾经有着重要影响，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特权地位，将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体。它要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每个人都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市场参加竞争，并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获得相应回报。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为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往往在两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进入市场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导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坏等。罗尔斯由此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2］72自由的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它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超越，也是对靠纯粹“市场”调节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应该说比自然的自由体系更可取，但罗尔斯认为它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的影响。这从道德的观点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过历史和社会的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样，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也同样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说，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和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为“幸运”；另一种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们通常认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经过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却无法消除。如果人们的自然天赋（智力、体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着消灭不了的差别，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永远存在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仅仅消除由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够的，还应该消除由自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没有触及实质平等。自由的平等虽然有向实质平等迈进的趋势，但并不全面。以一种深切的道德关怀来讲，人类社会应该解决一切不平等，不论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罗尔斯提出了自己解决不平等的理论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民主的平等相对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观念。

对于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最好通过结合机会公平的原则与差别原则来达到。差别原则的核心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左右社会基本的一

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社会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观念。

罗尔斯认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会都无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应该争取达到相对而言最大的平等。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财富和收入，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被罗尔斯称为“最少受惠者”。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少受惠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构成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从平等角度而言，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平等的观念，表明了罗尔斯想解决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义原则

在对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理论。

罗尔斯首先提出正义一般的直觉性的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个一般的正义观体现为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302

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观念，那么差别原则则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观念。正义的一般观念是阐明什么样的平等观是符合正义的，罗尔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义就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两个正义原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原则支撑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则。

罗尔斯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将社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门，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它用以确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对于罗尔斯来说，平等虽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样不能忽视，否则将会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犯简单化的毛病。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中给自由一个价值定位，或者说在正义的框架中给自由以相应的理论位置。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接受了这一价值谱系的安排。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罗尔斯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一部分，而将差别原则作为第二部分。可以说，最能代表罗尔斯平等观念的就是差别原则。罗尔斯指出如果存在满足上述两原则的制度结构，它只有在达到下述目的时才是公正的，即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提高最少获利者的期望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差别原则最简单直接的观念，社会结构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分配。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重大价值目标，但在实际上，人们只能很好的解决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而对于平等和博爱却无能为力（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罗尔斯认为自己的“正义论”能够很好的把三者统一起来：第一个原则确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确保了“平等”，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差别原则）确保了“博爱”。

经济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出现，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好理解。市场经济让人们在其中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市场和放任主义政策在产生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如果不考虑到经济上的平等，不以差别原则作为补充原则，弱势群体将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的效果将是采取某种福利主义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以帮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势群体。

新自由主义则希望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市场的任意性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坚持市场下的自发分配，人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作为自己的财富和私有财产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残障或缺陷者沦为贫穷者也是应该的。新自由主义力图纠正这种自发的市场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的正义。新自由主义强调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因此，它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不公正，调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在统一。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权利，包括政治参与的权力、言论集会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尤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表达了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个性压制的一种反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财富急剧集中，虽然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会成员过上幸福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些内部改良。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如反歧视运动、反贫穷运动、反战运动等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歇。

罗尔斯试图确立一套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来重新调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

罗尔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义，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契约论等特征，只是在坚持自由的基本立场上，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从而保障他们拥有自由的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活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发挥，所以不得不承认，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是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罗尔斯范文篇8

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提出的目的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们之间的差别。因为从原则上来说，功利主义允许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这样做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自由、义务、权利等等都只是为了达到功利最大化的手段。因而，极端来说，在功利主义原则指导下，奴隶社会或等级制度都是被允许的。罗尔斯是坚定的权利主义者，他的正义观主张，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确定不移且绝不容许侵犯的一些基本自由和权利，这与功利主义的观点完全不同。客观来说，罗尔斯的批评十分有力，其论证可以说暴露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弊端。可以说罗尔斯还是通过这种批评揭示了功利主义理论内部的严重问题，为其试图取代功利主义的目的实现了第一步。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内容

在深刻地指出了功利主义的不足之处，并且革命性地重塑契约论之后，罗尔斯此时就可以顺利地提出自己的正义观，也即“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将他的正义观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一般正义观与特殊正义观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后者为前者的一种特例。按罗尔斯自己的说法，一般正义观可以表述为“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至于特殊正义观，就是指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这也是其正义观的理论核心。

（一）第一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目的是保障每个人在正义的基础上具有一定不容侵犯的基本自由，也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具体表述如下：“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平等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对于第一正义原则，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关注的是基本自由，而不是所有的自由。所谓“基本自由”，罗尔斯自己开出了这样一份清单：思想和良心自由；政治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以及拥有财产的权利；由法治所涵盖的权利和自由。强调基本自由，是为了确保正义原则所关注的自由对于其他社会价值具有优先性。举例来说，我们很难说服人们承认个人选择发型的自由比权力或者财富更重要。所以，第一正义原则中所包括的，只能是一部分极为重要的基本自由。其次，第一正义原则中“相容的”这一字眼体现了罗尔斯施加在个人基本自由体系上的一种限制。这一点也很好理解，任何自由都不是无限的，即使是重要的基本自由也有其边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自由体系同样存在冲突，而他人的自由就是你的自由的边界。这也就意味着人们享有基本自由的前提是必须与他人的基本自由相容，意味着基本自由是平等的，即“平等的自由原则”。

（二）第二个正义原则

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目的在于确保平等的自由，而第二个正义原则所关注的，主要是分配问题，或者说怎样分配才是正义的。第二个正义原则分为两个部分，其具体表述如下：“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适合于最不利者等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2）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

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因素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发展、增强社会活力是首要任务，可谓迫在眉急。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口号，使一部分人先通过合理合法的劳动，并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凭借自身的合法所得率先致富,起到榜样模范的带头作用，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相对与公平而言，这一阶段更重视效率。从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缺乏活力的平均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么做是必要的。然而对于公平基本是兼而不顾，这引发了不同群体收入差距逐步拉大。改革开放步入90年代以后，人们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问题增多，有可能造成对社会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时国家意识到突出公平愈发的重要，所以国家及时修正了效率与公平关系，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相关政策。“兼顾公平”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经济利益与公平问题二者发生碰撞时，按照这个理论，要首先顾及前者而不是后者，甚至有的时候要牺牲“公平”，来确保经济利益。其直接后果是加重而不是缓解了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的背景下，推行制度创新的问题日益凸显。制度创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我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中的很多不公正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的不公正与不完善而导致的。制度是实现利益的重要因素，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是引发社会分配不公正的导火索。表面上来看，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型社会一步步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过程,而本质上却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确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个社会制度要更加现代化。实现社会的公正不可以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仅仅依靠采取更改政策的方式来进行,必须要依靠制度供给,由制度公正来确保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一个制度是否公正的评判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基本制度对于社会基本权利、社会基本义务的分配是否正义。对于正处在转型阶段的中国来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公正、合理地配置权力、利益、权利资源是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社会基本制度的当务之急。因此，公正（正义、平等、公平）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因素。

作者:张朝 单位: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姚大志．罗尔斯[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

罗尔斯范文篇9

论文摘要：《正义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瀚·罗尔斯的一部扛鼎之作，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在这里我们综述一下中外学者对《正义论》中伦理思想的探讨，对我们更好地了解罗尔斯的《正义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罗尔斯对于正义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批判传统的功利主义，他进一步概括传统社会契约论，提供一种对正义的系统解释，以作为可行的选择对象替代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的功利主义。这种系统解释的结果，就是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

一、规范伦理学的定性研究

在《正义论》出版之前西方曾有过“规范性的道德哲学是否还有意义”的疑问和讨论，而罗尔斯的《正义论》重开西方规范伦理学探究新风。因此，中外学者大都将《正义论》中的伦理思想归类或定性为规范伦理学。在中国，万俊人、白羽、周旺生、吴冠军等许多学者皆如此认为。在万俊人看来，罗尔斯正义论研究的杨L和最终目的是两个正义原则，只不过罗尔斯的伦理规范主要是对社会的规范，而非对个人的规范，所以罗尔斯的伦理学仍然属于规范伦理学范畴。白羽等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我认为《正义论》中的伦理思想更确切地应该定位于应用伦理学范围。首先，《正义论》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民权运动、黑人抗暴斗争等，当时的贫困现象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其中，越南战争和黑人抗暴斗争对于罗尔斯思考和解决正义问题影响尤大。他认为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和金钱转化为政治影响是美国卷入这场不义之战的原因。在这种现实的背景下，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探讨的平等自由、公正机会、分配份额、差别原则和代际正义等问题，恰似以一种伦理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其次，罗尔斯用“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社会”来表示他要构建的以自由为基础的实质平等的社会，在他看来，这种社会是一种“政治正义的社会”，它要贯彻的是“政治的正义观念”。他所讲的是一种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作为关注政治问题的伦理学，我们可以称其为政治伦理学，就其属于“政治伦理学”而言，它又应该属于“应用伦理学”范围。最后，在当今时代.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日益凸显，或说大家对社会公平的更加重视，《正义论》对于我们深化对社会正义问题的认识，解决政治、经济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公平、正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最重要的道德原则:杜会正义原则

罗尔斯在《正义论》第一章指出，正义即公平，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公平、公正、公道在伦理学上属于同一个概念，公正被伦理学称为社会治理的最重要道德原则

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姚大志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体系有三个道德向度:两个正义原则、原初状态及自律互惠性，其中两个正义原则就是基本道德原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在《政治自由主义》的读解及有关的论文中，都将两个正义原则—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罗尔斯的两个基本道德原则。

伦理学界认为社会公正的根本原则是“平等”，这一平等包括两个方面: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人人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应该比例平等。比例平等指，多贡献者多权利，但获利较多者必须给较少者以补偿权利，因为获利多者比获利少者较多地利用了双方共同创造的资源“社会”。这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谈到的正义的两个原则，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2)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第一个原则即对享有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的说明，第二个原则是对非基本权利的比例平等的说明可以说，他的“正义论”做到了自由(第一原则和自由优先原则)、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和博爱(照顾最少收益者的差别原则)的统一

两个正义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大部分学者对这两个正义原则持肯定态度，并认为它对解决社会存在的公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但也存在一部分反对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罗尔斯没有看到分配对生产的依赖关系;罗尔斯犯了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通病，即认可公民政治权利的优先性，而没有充分意识到由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产生的使平等权利的施行在效果上将趋于更大的不平等的问题。

在国内，北京大学哲学系王海明教授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有两点遗憾:首先，罗尔斯背离两个原则历来被名为“平等原则”的传统，而称其为“正义原则”，虽然这两个原则是正义的，但不能引起正义就称之为正义原则，因为正义是这两个原则所体现的共性，而我们对任何原则命名只能依据其特性而不能依据其共性;其次，罗尔斯对这两个原则的表述是不确切的，第二个原则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便是“比例平等”，罗尔斯将其表述为“差别、不平等”是一大退步，不确切还表现在他没有真正说清楚平等分配与不平等分配究竟是什么，失之过窄之处:在第一个原则中谈到仅仅自由应该平等分配.这过于狭窄，而应该是人的所有基本权利都应平等分配，第二个原则中的差别原则指限于基本的社会经济权利，其他的非基本权利都应该不等分配，这又失之过窄;失之过宽之处:对第二原则，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经济权利都应该不平等分配。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的，他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实现的。更有人直接指出，罗尔斯没有触及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只是对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进行一些修补，这无异于舍木逐末。

照罗尔斯的说法，他的理论是理想性质的，不涉及任何显示的制度和政策，探讨范围仅限于一种“法律被严格服从的状况”，限于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他认为，正义理论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即理想部分，确立了那些在有利的环境下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原则，即那些处理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自然限制和历史偶然因素的原则;第二部分即非理想部分，则面对现实，主要由解决不正义问题的原则组成，他考虑的主要是理想部分，因为理想理论是非理想理论的基础，理想的正义要为怎样对待现实的不正义提供指导。

《正义论》产生在美国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尽管罗尔斯对于正义论的思考早之前就有，但从他自小生活的环境，必然时时刻刻受到这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是一个面向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方案，必然脱离不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但不能因此将其视为他的弱点。在美国固有的社会形态下，罗尔斯就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必然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使得社会更好地发展，人们更好地生活。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罗尔斯重视的或许只是社会变革，而不是社会革命。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罗尔斯所谈到的社会正义并没有涉及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个本质问题上，这样就使得他的正义理论成为一种“乌托邦”，而更难以在社会中真正实现。但这种“乌托邦”不是幻想的，而体现的是一种虚拟性与现实性的结合，虽然还存在不足，但它对于我们深化对社会正义问题的认识、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有很多借鉴意义。

三、《正义论》与和谐社会主义

《正义论》研究了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也讨论了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个人正义，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中体现的制度优先于个人原则，正义原则优先于功利原则对我们解决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城乡差别、贫富悬殊较大、社会福利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等消极因素等，提供了新思路。当今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I扩大到现在的12.66:1，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制定政策时更多的应该考虑正义原则，正义原则要优先于功利原则。我们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并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由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重点反对平均主义，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提倡效率优先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罗尔斯范文篇10

关键词：平等；个人主义；正义;罗尔斯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思想其特征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改良主义等。其中个人主义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灵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维护个人主义这一思想作为其主旨。个人主义意味着：（1）个人是道德价值的最终单位；（2）社会拥有作为恰当目标的对于个人的益处，不存在超越或凌驾于个人益品之上的社会益品;（3）个人的福利需要人们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选择。［1］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对个人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关于社会集体事务的公共理性，个人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个人首先必须是平等的单元和价值的终极。所以对“平等”的诉求是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具有某些极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论的批判，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内部在不断变革创新，企图将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纪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它对平等的理解仅限于形式。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虽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实现。罗尔斯赋予平等更加丰富的内涵。罗尔斯认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一种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种是经济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关注前者，新自由主义关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关联。平等的权利原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原则，这种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由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障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为每个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撑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现代民主法律制度。

启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锢和神权统治的运动中产生，当神权统治被推翻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变成世俗的法权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几千年的特权等级制度，每个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确认，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平等也就仅限于此。这种形式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启蒙哲学之后的历史时期。工业革命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罗尔斯认为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所以他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二、平等的三种样式

在罗尔斯看来认为平等具有三种样式。它们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罗尔斯认为历史上前两种平等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中曾经有着重要影响，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特权地位，将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体。它要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每个人都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市场参加竞争，并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获得相应回报。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为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往往在两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进入市场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导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坏等。罗尔斯由此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2］72自由的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它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超越，也是对靠纯粹“市场”调节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应该说比自然的自由体系更可取，但罗尔斯认为它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的影响。这从道德的观点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过历史和社会的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样，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也同样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说，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和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为“幸运”；另一种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们通常认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经过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却无法消除。如果人们的自然天赋（智力、体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着消灭不了的差别，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永远存在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仅仅消除由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够的，还应该消除由自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没有触及实质平等。自由的平等虽然有向实质平等迈进的趋势，但并不全面。以一种深切的道德关怀来讲，人类社会应该解决一切不平等，不论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罗尔斯提出了自己解决不平等的理论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民主的平等相对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观念。

对于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最好通过结合机会公平的原则与差别原则来达到。差别原则的核心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左右社会基本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社会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观念。

罗尔斯认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会都无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应该争取达到相对而言最大的平等。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财富和收入，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被罗尔斯称为“最少受惠者”。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少受惠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构成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从平等角度而言，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平等的观念，表明了罗尔斯想解决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义原则

在对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理论。

罗尔斯首先提出正义一般的直觉性的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个一般的正义观体现为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302

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观念，那么差别原则则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观念。正义的一般观念是阐明什么样的平等观是符合正义的，罗尔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义就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两个正义原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原则支撑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则。

罗尔斯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将社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门，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它用以确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对于罗尔斯来说，平等虽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样不能忽视，否则将会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犯简单化的毛病。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中给自由一个价值定位，或者说在正义的框架中给自由以相应的理论位置。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接受了这一价值谱系的安排。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罗尔斯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一部分，而将差别原则作为第二部分。可以说，最能代表罗尔斯平等观念的就是差别原则。罗尔斯指出如果存在满足上述两原则的制度结构，它只有在达到下述目的时才是公正的，即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提高最少获利者的期望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差别原则最简单直接的观念，社会结构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分配。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重大价值目标，但在实际上，人们只能很好的解决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而对于平等和博爱却无能为力（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罗尔斯认为自己的“正义论”能够很好的把三者统一起来：第一个原则确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确保了“平等”，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差别原则）确保了“博爱”。

经济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出现，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好理解。市场经济让人们在其中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市场和放任主义政策在产生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如果不考虑到经济上的平等，不以差别原则作为补充原则，弱势群体将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的效果将是采取某种福利主义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以帮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势群体。

新自由主义则希望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市场的任意性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坚持市场下的自发分配，人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作为自己的财富和私有财产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残障或缺陷者沦为贫穷者也是应该的。新自由主义力图纠正这种自发的市场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的正义。新自由主义强调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因此，它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不公正，调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在统一。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权利，包括政治参与的权力、言论集会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尤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表达了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个性压制的一种反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财富急剧集中，虽然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会成员过上幸福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些内部改良。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如反歧视运动、反贫穷运动、反战运动等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歇。

罗尔斯试图确立一套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来重新调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

罗尔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义，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契约论等特征，只是在坚持自由的基本立场上，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从而保障他们拥有自由的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活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发挥，所以不得不承认，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是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