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的领导方法

摘要：我们党由幼稚到成熟，走过了一段极为不平凡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注重领导方法对完成工作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倡导科学的领导方法，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对领导方法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述。领导方法理论是我党伟大的理论创造，曾经教育和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者，今天，对构建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对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党的领导者仍有重大的、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领导；方法

的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具体领导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和哲学概括，是领导思想的精华。认真研究关于领导方法的理论，探讨实施领导的基本方法以及它的显著特点和历史地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各级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做好领导工作的客观要求。

一、领导方法：领导活动的注重点

古今中外大凡卓越的领导者，没有不注意领导方法的，但像那样注重领导方法，却是罕见的。在长达几十年的领导实践中，他一直倡导科学的领导方法，反对错误的领导方法。

（一）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了注意领导方法对完成工作任务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1］方法是通向成功的桥梁。同样的事情，领导方法或者艺术不同往往结果就大相径庭，好心办坏事的例子举不胜举。注意分别情况，区别对待，例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土地政策，从实际出发，以不同方式处理富农、贫农、中农问题，从而更好地调动了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瓦解了极少数敌对分子。

（二）善于从领导方法上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领导方法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实践，来源于对党的领导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认为，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盲目自大的领导方法只能把中国革命导向失败。闭门造车、本本主义、乌托邦空想式的领导方法只能离真理渐行渐远。土地革命时期，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从社会底层听到了人民群众最急促的呼声，感受到了“三座大山”对农民的沉重压迫，由此找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秘诀：群众路线。

（三）倡导科学的领导方法，是的一贯主张。他始终倡导科学的领导方法，指出：“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2］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提醒全党注意领导方法问题，并写下了关于领导方法的大量论著。他不仅是科学领导方法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伟大的实践者。

二、实施领导的基本方法

领导方法，是领导者实施领导的原则、方式、途径和手段的总称。在人类历史上，堪称“英明”领导者寥若晨星，而便是其一。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领导着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一个大国，成功地进行了如此复杂、如此宏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神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创造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实施领导的基本方法概括起来有十条：

（一）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领导方法。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3］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是领导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解决这一基本矛盾所坚持的根本原则，是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生动体现。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原则”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根本要求，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针对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倾向，深刻地批判了它们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一切从本本上抽象的、一般的原则出发的错误作法，指出正确的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源自对中国具体实际的正确了解和把握，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特殊矛盾的正确分析。他对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认为只有通过深入分析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特别是矛盾的特殊性，才可能充分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从而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他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时期，最重要的就是要认清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这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基本根据，因而也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批判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批判了把苏联模式神圣化、模式化的作法，立足中国的实际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确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外交策略。

（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因为，只有以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才能真实地了解客观情况，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不仅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创造了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系列具体方法。他正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才正确地制定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中国革命、建设之所有能够成功，就在于把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还深刻指出，深入实际，向社会作调查，这是防止和避免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能否深入实际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是能否正确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关键，是关系到我们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和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始终是和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他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发展中出现尖锐问题的领导人……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认为只有纠正了这些错误，和才能健康地发展。”［4］严肃地告诫全党:“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屋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5］

（三）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领导工作中的基本关系问题。群众路线是解决这一基本问题所采取的最基本的方法。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2］900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又必须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一系列具体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原则是指必须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检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是指领导者要善于在一个单位形成一个由少数积极分子组成的领导骨干队伍，并将领导骨干和群众两方面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要求领导者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组织群众工作，切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生注重贯彻群众路线，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一言堂”、“拍脑袋”式的领导方法。现在，个别干部头脑中根本就没有人民群众这根弦，所谓的听证会、调查研究、公开、公正只是个幌子或者摆设，这与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四）思想教育和利益关心相结合的领导方法。这是调动被领导者，调动群众积极性所采取的基本领导方法。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1094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3］1318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辩证唯物主义者，在利益上，既反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提倡先公后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又十分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中国革命之所以赢得了千百万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就是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何能深入人心？同样是它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我党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它从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出发，真正把人民群众看做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关心他们的利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当前，个别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没有效果，就是因为这些单位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形式主义，而漠视本单位、本地区群众的合理利益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重新学习的论述，切记的教导：“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们看得见的物质利益。”［6］

（五）统筹兼顾的领导方法。统筹兼顾是作为战略家的实施领导的重要原则，是他高超的领导艺术的突出表现。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2］901在领导工作中，统筹全局，兼顾全局和局部、中心和非中心、长远和眼前以及各有关方面的利益。

（六）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一体化”的领导方法。强调，领导主要不是靠手中权力，靠组织手段，而是靠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始终把思想政治领导放在第一位，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等著名论断。在他看来，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能提高人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精神力量的反作用，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精神动力。同时，他又要求把思想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结合起来，认为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作用，团结亿万仁人志士和人民大众的重要环节。

（七）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法。民主集中制既是党和国家根本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又是一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制度，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民主集中制领导方法的主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调动全体党员积极性，实现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致的重要保证，是在党内建立起上下级之间、党员同党的组织之间、党委内部成员之间正常关系的原则。认为，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行正确的集中；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在正确集中的指导下才能实现健全的民主生活。离开民主讲集中或者离开集中讲民主都会破坏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贯彻民主集中制就要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纪律。由于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小生产的家长制还在左右极个别干部的思维，很容易产生自由放任主义和非组织观念，也很容易在一个特别范围内形成“一言堂”，压制其他干部群众的合理化建议和正当诉求，使得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为此，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实行活泼的民主生活，同时加强党的纪律，克服非组织的观点，防止自由放任主义甚至自由化倾向。

（八）善于使用干部的领导方法。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7］实行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个领导伟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党，没有众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强调要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他把善于使用干部作为领导者的重要责任，在干部政策中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反对“任人唯亲”。建国初期，老家的一些乡亲找到，希望给予一官半职，都婉言谢绝、耐心劝解。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痛恨封建社会形成的“裙带关系”、老乡关系、官官相护等顽疾。他认为要爱护干部，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要适当地给予指示，使他们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创造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为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骨干。

（九）善于总结经验的领导方法。是善于总结经验的典范。他通过对古今中外和我党历史经验的总结，通过对现实的新鲜经验的总结，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使正确的得以坚持、错误的得以纠正，使历史的经验教训得以借鉴，使群众创造的先进经验得以推广。这是作为智者的高于一般“实干家”领导者的地方。

（十）率先垂范的领导方法。是人格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格化的共产主义，一个大写的“人”。他的领导权威相当程度来自于他的伟大人格，这是一种道是无声胜有声的领导。抗美援朝中尽管许多人劝阻，还是把自己的孩子送上了战场。当牺牲后，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9］骨灰是就地安置还是送回国内，支持了的建议：就地安置。在三年困难时期，带头减少了自己的工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领导方法的实现都是由己及人的过程，领导者要能严格地用自己的崇高品德和模范行为去感化带动民众。如果领导者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自己本身行为不端正，怎能要求别人端正呢？领导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那么社会就会稳定，政令就会畅通，人民就会拥护。正是以其率先垂范的人格魅力和领导方法感动了数以万亿追随者，感化了那些最初反对他的人，使得一个几亿人的大国上下一心，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

三、领导方法的显著特点和当代价值

领导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的一项实践活动，任何领导活动都采取一定的领导方法。同古今中外其他的领导方法相比，领导方法具有显著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其理论基石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是一位兼有哲学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双重品格的卓越领导者。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转化为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他领导活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常常把科学的领导方法称为领导艺术。所谓领导艺术，就是高超的领导方法，即充满唯物辩证精神的领导方法。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杰出的领导艺术大师。

（二）它是以宏观为主、宏微结合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既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务实家，这一特质鲜明地体现在他的领导方法中。领导方法是由若干基本方法和一系列具体方法构成的完整科学体系，基本方法是该体系的主干，具体方法是它的展现；基本方法讲的是实施领导的指导原则，具体方法讲的是实施领导的方式、途径和手段；基本方法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方法是技术层次的方法。因此，它既有高度的理论抽象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包括现代西方领导方法在内的其他领导方法，往往侧重于技术方面，缺乏哲学层次上的理论抽象和规范，这是它们远远逊色于领导方法的地方。

（三）它是具有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科学的领导方法。领导方法是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地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在理论内容上，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表现形式上，它又完全是中国化的即民族化、大众化的。善于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据此，用简练、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蕴含深刻哲理的领导方法，从而为做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者所喜闻乐见，迅速地理解和掌握。

领导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领导史上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它曾经教育和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者。今天，它对构建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对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党的领导者必将产生重大的、深远的历史影响。具体地说：

（一）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史上最完备的理论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导师，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斯大林作为继列宁之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其长期的领导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提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许多重要思想。但只有领导方法在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史上才第一次以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作为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而存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最突出、最新颖的贡献之一。

（二）领导方法是现代领导科学建构具有中国特色领导方法的基本依据。领导方法作为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无疑要吸收现代西方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中所阐述的“领导方法”“管理方法”的合理部分。但是，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方法时，必须以领导方法为基本构成，绝不能用西方的理论取代领导方法理论的主导地位，这是由领导方法的中国特色和科学价值所决定的。晚年在领导工作中所发生的某些失误，并非导源于领导方法的理论原则。漠视、贬损甚至根本否定领导方法，是；固守在特定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某些具体领导方法，不愿在新的实践中创造新的领导方法，是教条主义。

（三）领导方法仍是新一代党的领导者的必修课。作为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领导方法，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无论何时都值得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领导方法是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领导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当代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称职的乃至优秀的领导者，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把领导方法作为一门必修的专业课，认真学习、努力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