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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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是否是一名民粹主义者，或是否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问题，近年来引发了一些学者的争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1982年，他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称：“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此后，国内亦有知名学者认为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例如，李泽厚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东方出版社）中认为，“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是“”错误的根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朱学勤在其撰写的《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书林》1988年第9期）、《民粹主义与“”》（《思想研究》1989年第3期）等文章中，认为，近现代中国思潮有两种倾向，“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胡适、陈独秀为突出代表的西化思潮与以洪秀全、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为突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

那么，究竟是不是民粹主义者，或者说，他究竟是否曾经具有过民粹主义色彩呢？特别在他晚年，有没有显示出民粹主义的色彩呢？如果没有，又是什么东西促使有些人相信与民粹主义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呢？要理清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说明民粹主义的本质，以与的思想相观照。

一、民粹主义的实质及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列宁在与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进行思想论战中指出，所谓民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体系：

（1）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西欧病”，竭力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2）强调俄国传统的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俄国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把农民村社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

（3）把知识分子看作超越社会阶级利益的自主阶层，能够领导农民避开或者说跳过资本主义，在村社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列宁在这里论述的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但如果撇开其中所包含的俄国社会的一些具体特性，列宁的论述也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普遍实质：一种在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小农、小手工业者的破产情绪和落伍者的哀鸣。这种思潮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但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企图凭借他们浪漫化了的小生产的传统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按照他们“选择”的道路进入“理想社会”。列宁在指出民粹主义反对历史进步的属性的本质同时，也指出了民粹主义包含着的一些进步意义：它批判了资本主义；它蕴涵着高涨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热情，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愿望。因此，列宁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第433页）由此看来，所谓民粹主义，是不发达国家在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农民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进行批判反思而产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它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下层劳苦大众的利益与愿望。

世界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论述。民粹主义不仅在俄国流行一时，而且在东西方许多国家都出现过，成为“近代化”或“现代化”时期的“常见病、“多发病”。英国在其完成工业化转变的十八、十九世纪，先后出现过科贝特（1763—1835）、柯尔律治（1772—1834）、卡莱尔（1795—1881）等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十八世纪以后，法国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也先后出现了迈斯尔（1753—1821）、博纳尔（1754—1840）、拉梅尔（1782—1854）等民粹主义思想家，还有人所熟知的民粹主义思想先驱卢梭（1712—1778）；德国则在转型时期出现了赫得（1744—1803）、穆涉（1720—1794）、费希特（1762—1814）等人。二十世纪以后，东方各国相继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也出现了印度的古斯（1872—1950）、日本的北一辉（1884—1937）、大川周明（1886—1957）等。由于近代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缓慢开始近代化历程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剧了社会转型的痛苦，中国也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沃土。列宁指出，中国人“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了纯粹俄国的问题。”中国人的议论，“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列宁选集》第2卷第423页）具有忧国忧民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大同”理想的熏陶，自然也出现了用传统农业文明来批判西方工业文明的民粹主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孙中山为代表的“主观社会主义”，章太炎、章士钊的国粹主义、梁漱溟的新儒家，以及工读新村主义、平民教育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年轻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受到时代思潮中民粹主义的影响毫不奇怪。他曾热心于工读新村运动，1919年还列出了详细计划，希望通过新式学校教育，创造出新人，组成新家庭，联合成新村，并不断推广，进入一个理想的社会（参见《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54页）。但人们关注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是否彻底清算了民粹主义的不良影响？在晚年的错误实践中，民粹主义的影子又悄悄复活了吗？学者们不外乎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看来，认为具有过民粹色彩的观点大多是在以下两方面寻找支持：

1.有盲目崇拜农民，即“贫下中农”的倾向，这个倾向为“以民为粹”的民粹主义思想特征之一；

2.没有摆脱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试图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历史阶段，人为地消灭资本主义，从而引发了过早过快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一系列错误。

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正本清源，我们有必要围绕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支持潜入历史的深处，对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出科学的探究。

二、是民粹主义的坚定反对者

众所周知，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理论逐渐在思想上征服了包括在内的先进的中国人。完成了思想转变后，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发挥其巨大作用。思想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于这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教条主义者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在中国革命的早期，他们称之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几十年过去后，说有民粹主义思想，这样的观点经得起推敲吗？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吗？我们有必要围绕他们提出的上述两个论点，对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出全面而透彻的考察。

首先，是不是犯了民粹主义盲目崇拜农民的错误？

的确，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他出生于农民家庭，民主革命时期又基本是在乡村活动。在我党历史上，是提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革命中心必须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且善于与照搬苏俄“城市中心论”的左倾教条主义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第一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他反对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模式，主张工农业并举，对农村的经济、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对农民与农村的重要意义的强调，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也完全符合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国且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实际情况，而决非如一些学者所言，是民粹主义崇拜农民“共产主义本能”的结果。相反，一方面对农民倾注了巨大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又对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井冈山时期，在开展军事工作的同时，就注重从思想上改造农民：“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卷，第77页）可以说，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都十分重视克服小农意识可能给党内带来的自发的民粹主义思想，特别是传统的平均思想，多次开展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斗争。随着革命由乡村向城市的发展，民粹主义的危害日益凸显，经济上出现了绝对平分土地，破坏工商业的行为；政治上出现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要求。因此，在这段时间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更为强调反对民粹主义，集中、透彻地分析批判民粹主义的本质及危害。

1945年，在党的七大正式报告《论联合政府》和口头政治报告中，都谈到了民粹主义的问题，指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文集》第3卷第323页）以俄国民粹派“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的“左”倾错误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不顾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提出把是否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广大发展的基础上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根本标准。这与他在1944年8月31日写给博古的信中表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38—239页）

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针对民粹主义作出尖锐的批评：“我们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选集》第2卷第1314页）同年7月，经党中央审定新华社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中引用了上述的这段话，并对民粹派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民，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认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和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的。”

从上述对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的赞颂和对其滋生的民粹主义的批判可以看出，的农民观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适应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国情，与民粹主义有着天壤之别。从一生的实践来看，他对中国农民及党内自发滋生的民粹主义思想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其说他认为农民天生具备“共产主义的美德”，毋宁说他更牢记的恐怕是列宁的“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生产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导，因此，一生中始终认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对农民的教育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政治思想上，从革命队伍和革命战争中锻炼和提高。二是从经济上，鼓励和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集体化的道路。认为，这两条，特别是后一条，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小资产阶级属性的根本道路。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为了防止农村的两极分化，迅速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促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力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土地收归国有。运动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当然，对农村的改造失误很多，特别是他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追求片面提高公有化程度，没有把农民的致富愿望与集体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没有找到适合农业生产特点的管理和组织形式，致使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给农村带来了巨大活力。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改革是社会主义基础上自身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不是土地重新私有化。毕竟，土地国有制解决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循环不已的最大的痼疾：农民起义——土地均田——土地兼并——农民起义……。中国以土地国有的形式完成了对封建经济的彻底埋葬，为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这是领导的中国革命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与民粹主义主张保留的宗法传统的村社经济具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正是有赖于这份遗产，我们今天虽然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仍然困难重重，但我们有大局稳定的基础，有共同致富的基础，还涌现了像华西村、韩村河等这样共同致富的典型。因此，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

其次，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是不是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

所有不带偏见的论者都承认，在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他在这个理论中鲜明地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提出要搞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但是革命胜利不久，他这个设想改变了，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迅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当然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对于这个转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每当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转变？能简单地把它归之于民粹主义在头脑里作崇吗？

这样的看法失之简单和片面，更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时间已过去了几十年，当年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弊病现在看得很清楚，党的决议对此也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将其归纳为“过急、过粗、过快”。但是，历史的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显得更为清楚，那就是中国人民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并非一时的迷误，它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对历史的巨大创造。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通过长期的痛苦摸索寻找到的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要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必须先解决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但是，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能够独立领导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哪一个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土地问题以及民主和统一问题。既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是以社会主义为社会发展的指向。20世纪是一个逐渐摆脱西方中心论的世纪，社会主义苏联显示了另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巨大威力，这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实践证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这条唯一的道路。社会主义模式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天然的优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挥了集中有限资源干大事的作用，使中国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一五”期间，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由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改造也存在许多问题。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逐渐调整，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需要不断提高。的失误不在于使中国过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应如何给社会主义定位，如何解决理想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差距。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初级阶段理论可以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说，我们仍然要坚持一条既不照搬苏联，也不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从这样的观点来回顾当初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可以看出，所谓民粹主义的提法，实际上还是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线性历史发展的思维桎梏，认为中国还应亦步亦趋的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这也许也算是另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其实，历史远没有那么僵硬。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当时选择社会主义，除了当时国内外的历史条件外，人民大众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另一个主要的原因。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对中国人民有强大的吸引力，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特征与其世代相传的大同理想有共同之处。很显然，少数人的富裕建立在多数人贫困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远远没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有吸引力。何况，当时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完成对自身的调整，经济危机重重，社会矛盾严重，阶级冲突激烈，而两次世界大战更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本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提供的示范恐怕除了血腥野蛮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卡夫丁峡谷”外别无其他的好感。要求其接受这样的资本主义，于情于理都没有说服力。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正当追求，也不能以民粹主义来加以轻蔑式的概括。毕竟，历史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人民参与的历史，是停滞的历史。事实上，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也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对于殖民地体系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崛起，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改良和经济上的调整，乃至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精神文明进步，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尽管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若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资本主义不会自动调整，社会主义自身包含的矛盾不能得到展开，而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会较为幼稚、浅薄，甚至我们还会犯相同的错误。因此，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但我们要给巨人一个公正的评价。

根据以上我们对与民粹主义的比较研究可知，在重大的理论观点上，与民粹主义都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绝然不同的。其实，抛开具体的理论观点不谈，单从理论意指和精神气质来看，与民粹主义也是大异其趣的：如果说民粹主义是抱残守缺的哀歌，是奴隶们对埃及肉锅的迷恋，则是摧枯拉朽的狂飙，是理性进步主义的高扬。作为一位充满创造力的永不停息的革命者，从来就不屑于依凭破败了的传统阻挡现代社会进步的步伐，相反，他要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来自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改造人，改造社会。从古老文明的奄奄一息到现代人民共和体制的建立，这一彻底转换需要何等巨大的能量！如果没有这样具有伟大创生能力的巨人，这样被韦伯所称的“奇斯理玛”，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就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还在黑暗中摸索。这是同志的丰功伟绩，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我们必须注意将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同思想划分开来，更不能借口晚年所犯的错误，否定思想的科学价值，反对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落后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科学内涵，将晚年所犯的错误与早就被反复批判过的民粹主义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在理论上陷入误区，就会陷入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设下的陷阱，就会自我否定，也就会重新犯历史性的错误。如果不能看清这一点，我们就会被历史的表像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