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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02:37:43

民粹主义范文篇1

关于是否是一名民粹主义者，或是否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问题，近年来引发了一些学者的争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1982年，他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称：“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此后，国内亦有知名学者认为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例如，李泽厚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东方出版社）中认为，“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是“”错误的根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朱学勤在其撰写的《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书林》1988年第9期）、《民粹主义与“”》（《思想研究》1989年第3期）等文章中，认为，近现代中国思潮有两种倾向，“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胡适、陈独秀为突出代表的西化思潮与以洪秀全、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为突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

那么，究竟是不是民粹主义者，或者说，他究竟是否曾经具有过民粹主义色彩呢？特别在他晚年，有没有显示出民粹主义的色彩呢？如果没有，又是什么东西促使有些人相信与民粹主义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呢？要理清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说明民粹主义的本质，以与的思想相观照。

一、民粹主义的实质及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列宁在与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进行思想论战中指出，所谓民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体系：

（1）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西欧病”，竭力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2）强调俄国传统的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俄国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把农民村社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

（3）把知识分子看作超越社会阶级利益的自主阶层，能够领导农民避开或者说跳过资本主义，在村社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列宁在这里论述的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但如果撇开其中所包含的俄国社会的一些具体特性，列宁的论述也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普遍实质：一种在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小农、小手工业者的破产情绪和落伍者的哀鸣。这种思潮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但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企图凭借他们浪漫化了的小生产的传统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按照他们“选择”的道路进入“理想社会”。列宁在指出民粹主义反对历史进步的属性的本质同时，也指出了民粹主义包含着的一些进步意义：它批判了资本主义；它蕴涵着高涨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热情，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愿望。因此，列宁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第433页）由此看来，所谓民粹主义，是不发达国家在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农民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进行批判反思而产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它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下层劳苦大众的利益与愿望。

世界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论述。民粹主义不仅在俄国流行一时，而且在东西方许多国家都出现过，成为“近代化”或“现代化”时期的“常见病、“多发病”。英国在其完成工业化转变的十八、十九世纪，先后出现过科贝特（1763—1835）、柯尔律治（1772—1834）、卡莱尔（1795—1881）等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十八世纪以后，法国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也先后出现了迈斯尔（1753—1821）、博纳尔（1754—1840）、拉梅尔（1782—1854）等民粹主义思想家，还有人所熟知的民粹主义思想先驱卢梭（1712—1778）；德国则在转型时期出现了赫得（1744—1803）、穆涉（1720—1794）、费希特（1762—1814）等人。二十世纪以后，东方各国相继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也出现了印度的古斯（1872—1950）、日本的北一辉（1884—1937）、大川周明（1886—1957）等。由于近代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缓慢开始近代化历程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剧了社会转型的痛苦，中国也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沃土。列宁指出，中国人“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了纯粹俄国的问题。”中国人的议论，“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列宁选集》第2卷第423页）具有忧国忧民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大同”理想的熏陶，自然也出现了用传统农业文明来批判西方工业文明的民粹主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孙中山为代表的“主观社会主义”，章太炎、章士钊的国粹主义、梁漱溟的新儒家，以及工读新村主义、平民教育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年轻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受到时代思潮中民粹主义的影响毫不奇怪。他曾热心于工读新村运动，1919年还列出了详细计划，希望通过新式学校教育，创造出新人，组成新家庭，联合成新村，并不断推广，进入一个理想的社会（参见《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54页）。但人们关注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是否彻底清算了民粹主义的不良影响？在晚年的错误实践中，民粹主义的影子又悄悄复活了吗？学者们不外乎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看来，认为具有过民粹色彩的观点大多是在以下两方面寻找支持：

1.有盲目崇拜农民，即“贫下中农”的倾向，这个倾向为“以民为粹”的民粹主义思想特征之一；

2.没有摆脱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试图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历史阶段，人为地消灭资本主义，从而引发了过早过快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一系列错误。

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正本清源，我们有必要围绕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支持潜入历史的深处，对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出科学的探究。

二、是民粹主义的坚定反对者

众所周知，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理论逐渐在思想上征服了包括在内的先进的中国人。完成了思想转变后，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发挥其巨大作用。思想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于这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教条主义者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在中国革命的早期，他们称之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几十年过去后，说有民粹主义思想，这样的观点经得起推敲吗？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吗？我们有必要围绕他们提出的上述两个论点，对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出全面而透彻的考察。

首先，是不是犯了民粹主义盲目崇拜农民的错误？

的确，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他出生于农民家庭，民主革命时期又基本是在乡村活动。在我党历史上，是提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革命中心必须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且善于与照搬苏俄“城市中心论”的左倾教条主义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第一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他反对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模式，主张工农业并举，对农村的经济、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对农民与农村的重要意义的强调，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也完全符合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国且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实际情况，而决非如一些学者所言，是民粹主义崇拜农民“共产主义本能”的结果。相反，一方面对农民倾注了巨大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又对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井冈山时期，在开展军事工作的同时，就注重从思想上改造农民：“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卷，第77页）可以说，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都十分重视克服小农意识可能给党内带来的自发的民粹主义思想，特别是传统的平均思想，多次开展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斗争。随着革命由乡村向城市的发展，民粹主义的危害日益凸显，经济上出现了绝对平分土地，破坏工商业的行为；政治上出现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要求。因此，在这段时间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更为强调反对民粹主义，集中、透彻地分析批判民粹主义的本质及危害。

1945年，在党的七大正式报告《论联合政府》和口头政治报告中，都谈到了民粹主义的问题，指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文集》第3卷第323页）以俄国民粹派“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的“左”倾错误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不顾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提出把是否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广大发展的基础上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根本标准。这与他在1944年8月31日写给博古的信中表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38—239页）

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针对民粹主义作出尖锐的批评：“我们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选集》第2卷第1314页）同年7月，经党中央审定新华社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中引用了上述的这段话，并对民粹派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民，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认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和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的。”

从上述对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的赞颂和对其滋生的民粹主义的批判可以看出，的农民观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适应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国情，与民粹主义有着天壤之别。从一生的实践来看，他对中国农民及党内自发滋生的民粹主义思想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其说他认为农民天生具备“共产主义的美德”，毋宁说他更牢记的恐怕是列宁的“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生产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导，因此，一生中始终认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对农民的教育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政治思想上，从革命队伍和革命战争中锻炼和提高。二是从经济上，鼓励和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集体化的道路。认为，这两条，特别是后一条，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小资产阶级属性的根本道路。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为了防止农村的两极分化，迅速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促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力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土地收归国有。运动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当然，对农村的改造失误很多，特别是他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追求片面提高公有化程度，没有把农民的致富愿望与集体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没有找到适合农业生产特点的管理和组织形式，致使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给农村带来了巨大活力。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改革是社会主义基础上自身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不是土地重新私有化。毕竟，土地国有制解决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循环不已的最大的痼疾：农民起义——土地均田——土地兼并——农民起义……。中国以土地国有的形式完成了对封建经济的彻底埋葬，为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这是领导的中国革命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与民粹主义主张保留的宗法传统的村社经济具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正是有赖于这份遗产，我们今天虽然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仍然困难重重，但我们有大局稳定的基础，有共同致富的基础，还涌现了像华西村、韩村河等这样共同致富的典型。因此，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

其次，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是不是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

所有不带偏见的论者都承认，在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他在这个理论中鲜明地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提出要搞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但是革命胜利不久，他这个设想改变了，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迅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当然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对于这个转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每当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转变？能简单地把它归之于民粹主义在头脑里作崇吗？

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通过长期的痛苦摸索寻找到的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要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必须先解决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但是，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能够独立领导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哪一个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土地问题以及民主和统一问题。既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是以社会主义为社会发展的指向。20世纪是一个逐渐摆脱西方中心论的世纪，社会主义苏联显示了另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巨大威力，这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实践证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这条唯一的道路。社会主义模式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天然的优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挥了集中有限资源干大事的作用，使中国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一五”期间，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由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改造也存在许多问题。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逐渐调整，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需要不断提高。的失误不在于使中国过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应如何给社会主义定位，如何解决理想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差距。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初级阶段理论可以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说，我们仍然要坚持一条既不照搬苏联，也不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从这样的观点来回顾当初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可以看出，所谓民粹主义的提法，实际上还是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线性历史发展的思维桎梏，认为中国还应亦步亦趋的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这也许也算是另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其实，历史远没有那么僵硬。

民粹主义范文篇2

【内容提要】某些西方学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伪装的民粹主义。本文概括出这种观点得以提出的四个主要依据，即所谓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论、所谓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关于革命道路上对农民革命的偏爱和所谓对落后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赏，并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正文】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我们先来看看，思想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哲学批注集》第145页）“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同上书，第296页）“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选集》第1卷第384页）“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上书，第302页）当然，思想并不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因素的首要作用的前提下，思想的确具有重视精神、意识、觉悟作用的特点。例如1936年在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说过：“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他又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同上书，第182页）还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上书，第326页）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关于物质的作用和精神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思想将物质的作用看作本原性的、第一性的作用，而精神的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就一定意义上讲的。如果坚持了物质决定作用就不能肯定精神的巨大作用，那就贬低了人的主体价值和作用，最终必然陷入宿命论。假如强调精神、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就是民粹主义因素的话，那么恩格斯的“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第16卷第211页）的论述也是民粹主义的了。毋庸讳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确犯过某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并不是民粹主义潜流的显现，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挫折和偏差，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原因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然而从根本上说，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展开。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二是所谓它对职业专长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态度和对群众特别是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页）梅斯纳说十分欣赏农民天生的“智慧”而很不信任城市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知识。（同上书，第192页）永野英身把与巴枯宁作类比，断定是个民粹主义者而不是马列主义者。他说，说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与巴枯宁的“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甚至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与巴枯宁说的“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是相似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思想》第30页）的群众路线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路线。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中存在着很多误解。长期以来，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视的。早在抗战时期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选集》第2卷第618页）“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上书，第620页）因此，提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加强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之后还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选集》第5卷第227页）“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同上书，第462页）“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上书，第472页）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群众史观。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选集》第3卷第103页）并确立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巴枯宁推崇人民自发意识的思想相反，在肯定人民历史创造作用的同时，思想也强调教育群众的重要性，克服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增强其自觉性。说，“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选集》第4卷第1322页）事实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这里特别突出。民粹主义否认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它认为创造历史的是“个别杰出人物即‘英雄’；群众、‘群氓’、人民、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2-13页）而思想坚持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选集》第4卷第1260页）对于谁是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特别推崇农民阶级而完全不重视城市工人阶级，从而把思想与民粹主义扯上关系。然而实际上，及其战友始终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革命的领导者和生力军。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选集》第1卷第298页）“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选集》第4卷第1479页）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同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选集》第2卷第645页）而作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和中农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动力的重要部分。“贫农和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同上书，643-644页）这与列宁的工农联盟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要弄真正成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就必须“把农村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2页）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即使如此，思想也并不回避农民的弱点和缺点。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选集》第4卷第1477页）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与民粹主义的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观点大相径庭的。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三是所谓思想对农民革命道路的偏爱。梅斯纳认为，领导农民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思想的民粹主义观念，它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通过发展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观点是一致的。的确，马克思等对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曾进行过科学而深刻的分析，但他们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的。由于中国革命在对象、性质、内容上有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点，因而照搬马克思等的结论显然是愚蠢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正是在对中国革命发展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乃是农民革命”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广大农民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直接对象，因此中国农民革命必定是对封建制度的致命打击。诚然一般来说，农民革命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自身的软弱性而不能完成本应由它来进行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而农民革命在得到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的特殊情况下，农民革命完全可能成为一种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民主革命。并且，中国农民革命由于所处的时代及革命的内容，它也完全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民粹主义则相反，它是在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企图用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来抗拒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所以它所倡导的“农民革命”不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保守的，因为这种“革命”是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可见，思想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与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的这个理论正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关于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克思、列宁曾认为革命一般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然后以城市为中心推及农村的道路进行的。而中国革命则是从农村入手，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到底是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呢？是不是民粹主义“到民间去”，用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资本主义观念的表现呢？列宁指出：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思想关于革命具体道路的理论正是依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在对中国国情科学分析和对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基础上提出的。指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不仅指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必要性，而且还分析了这条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可能性。他说，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选集》第1卷第49页）。第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能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能获得战胜一切敌人的人力物力等各种力量，从而形成强大的革命战争态势。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农民革命战争传统的国家，历来农民战争都是首先在农村开始和发展，最后夺取城市，这就为民主革命提供很好的经验。第四，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可以使农民具有崭新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条道路决不是以农民革命对抗城市经济的发展，相反，它正是为了驱逐外敌压制，清除封建桎梏，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开辟道路。例如解放战争时期就再三强调保护好城市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卷第7页）可见，这与民粹主义的以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近代经济的发展是根本不同的。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四是所谓它对落后的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美。在1958年4月曾说过：“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梅斯纳认为，“从‘一穷二白’这一论点中的含义看，它是一个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心论点有惊人相似的概念，即设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会有那种已经扼杀了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精神的历史‘过分成熟’和道德堕落之弊病，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有革命的潜力。正如俄国民粹主义声称的，工业化前的俄国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比较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宣称中国革命有一穷二白的特殊优点并看到工业化前的中国正在开辟通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之路。”（［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238页）的确谈到过“一穷二白”的特点，即穷则思变，激励人民革命，但是这与民粹主义沉湎于落后的优越性情感有原则的区别。并不认为贫穷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近，相反他认为，工业化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建国后，提出，我们“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著作选读》下卷第849页）“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根本上建成了。”（《选集》第5卷第462页）一贯认为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他说“一穷二白”的优点是穷则思变，努力朝着富裕方向前进，他绝对不是在提倡穷则安逸，这里体现的是对贫穷的辩证理解，它与穷则没有希望的悲观思想是相对立的。从事实看。建国以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致力于经济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虽然其中也有曲折和挫折，但是其思想一直未变，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理论结晶，而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伪装下的民粹主义。诚然，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的实践中曾犯有一定的错误，走过曲折的道路，但这只能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西方有些学者喜欢用或其他人在某种特定场合、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某些话来猜测他们思想中具有什么“潜流”，并把中国革命与这种“潜流”主观地挂起钩来，而不研究他们一贯的基本的思想特征。这种做法——如果不从学者们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性和片面性讲——也许很新奇，但并不全面；也许很独特，但并不客观。科学的研究必须以严肃的态度面对对象，而“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选集》第1卷第312页）

民粹主义范文篇3

一、早期民粹主义的革命实践

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仍旧是由沙皇专制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但在西欧资本主义的

冲击之下，封闭的小生产型农业经济似乎已走到尽头。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此举标志着俄国正式步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路途。俄国资本主义是沙皇政府出于维持专制制度大局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主动培植的。它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在其复杂的运作机制里极权专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并行不悖，互为条件的。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滞后，而农奴制残余势力强大，工商业资本家集团力量微薄，辅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专政机器，类似西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始终难成气候。

民粹主义不是舶来品，恰恰是当时知识分子对扭曲的社会制度的扭曲反应而已。在民粹主义那里，俄国的沙皇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常是受到共同抵制的。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民粹派的鼻祖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时代法国党派斗争》一书中强调了“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两种概念。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民主主义”者注重的是消灭贫富分化和实现平均，而“自由主义”则只注重抽象的自由权利，而这种“抽象的权利”1）因为会被资产阶级所垄断而变得一文不值。他所谓“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后来为民粹主义所接纳，成为一代民粹派革命斗士所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

六、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的主张趋向激进，他们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反抗沙皇专制统治。不过，民粹派眼里的社会主义，并不同于西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资本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而民粹派却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本能反感而热衷于“走另一条路”。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有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就能阻止其在俄国的发展。特别让他们倾心的莫过于俄国的农村公社，村社据说是保证了俄国不致出现类似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这一说法源自德国人哈克斯特豪森2），却被民粹派人士广为颂扬，视为俄国无须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而径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凭证。于是，“到民间去”的著名口号提出来了，“人民的精粹”胸怀高昂的革命斗志，开始反对专制统治的漫漫征程。

鉴于自由派贵族对专制制度的依附性，民粹派知识分子只能向下寻求俄国农民的支持，这是小农经济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为此，民粹派制定的革命纲领被赋予鲜明的小农社会主义色彩，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被引证为俄国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天然亲和力。力主“民意”的民粹派并没能赢得农民更多的理解，事实上知识分子们也不真正看中农民的力量，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有这些“人民的精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后来将其形容为“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而批判之。

即便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仍然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业。进步的革命家在铁血纪律与权威之下秘密结合起来，通常是通过策动叛乱甚至以个人谋杀的手段夺取政权，典型的如成立于1979年的民意党就是个高度集权的密谋组织。他们的理论已计划好一切，一旦专制统治被成功推翻，以村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之路就自动打开了。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们之所以能与密谋夺权联系起来，到后期近乎成为无奈而唯一的选择，有其深刻的原因。研究者经常强调的沙皇专制的严酷，军警镇压机器的完备，使得任何公开的持不同政见活动都不可能进行，更遑论大规模的鼓动与民间造反。的确，暴政的压迫是一切革命者铤而走险的客观原因，但具体到民粹派的个案，我们却可以找出更为充分的理由来。彼时的俄国，工业化尚刚刚起步，谈不上工人运动的力量，传统农民往往反抗与保守的禀性兼而有之，这也就决定革命的不彻底性，知识分子的不得已地“单干”。既然俄国不存在自由派运动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上就只有民粹派能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现象不会因人们的喜好而凭空产生，内心里极度厌恶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却阴差阳错扮演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色，这个事实也许让人感到不快，时间的延递却展现出民粹派的革命努力固然频频受挫而式微，接过革命接力棒的却依然不是理想中的自由贵族和地主，而是“初生牛犊”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二、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仅就两者共有的革命倾向而言，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确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虽说，民粹主义主要源于自发形成的小农式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而在同时代的西欧，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可能对此完全无动于衷。何况在诸如“革命”、“批判”之类共同语言基础上，他们似乎还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这也就解释为何当年的民粹派会以罕有的热情地去“推销”马克思的学说。不论是激进的布郎基主义者如特卡乔夫，还是饱含学识的丹尼尔逊、考夫曼等理论家，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而大声喝彩。当然民粹派无意放弃自己的基本立场，在他们的字典里，马克思更多地类似抽象的词汇，可被随时引用。这样，民粹主义革命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

马克思本人的态度却耐人寻味，总体上他对俄国民粹派随意歪曲他的学说感到不满，民粹派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落后的俄罗斯社会的倒影而已；可稍后马克思又从俄国革命形势得到启发，认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传统上盛行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而这些落后国家存在不经由正常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即是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民粹派的确无力承担“跨越”的历史任务，但“跨越”的设想一经提出，内里就暗含着不易觉察的思想焦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焦虑还是潜在的有限的，直到二十世纪初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大论战当中才深刻的显露出来。

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联系到民粹派之前长期从事的译介工作，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所深化。七十年代后期，民粹派运动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开始走下坡路，内部出现分化现象。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经过痛苦的反思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是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而另一部分人，从实践领域向理论退缩，放弃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纲领，走上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聚合成所谓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派别。整个八九十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民粹派在理论上你争我夺，笔战打得不可开交。双方的主要分歧列举如下：

1、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

民粹派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在国家庇护下发展的，“人为”的痕迹浓烈，不具有普

遍性。普列汉诺夫则着力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指出这一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普列汉诺夫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对于民粹派提倡的“另一条道路”的选择，那种不受客观经济条件限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列宁也指出“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3）可见，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认同态度，列宁与他的前辈普列汉诺夫毫无二致。

2、关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主义民粹派走上向现实妥协的道路，在革命性消退的背后，其敌视西方民主的一贯态度，也堕落为替沙皇专制的图粉抹汁的空洞说辞。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资本主义民主局限性的经济根源，但并不因为它主要供富人或资产阶级享受而否认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列宁严厉批判了那种将政治自由当成“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5）。这也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的主流观点。自第二国际成立以降，西欧社会的和平改良、议会斗争步步为营、成果不小，理论界自然有所反应。无庸质疑，政治自由之于对专制的否定与更替，普选制之于民主制度，在当年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通往社会主义目标的必由之路。

3、俄国的具体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分析

首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农村公社已在资本主义的侵蚀下逐步解体的客观现实，

认为村社固有的封闭性与保守性正在发生动摇，农村阶级关系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从而在客观上否定民粹派走村社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城市，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俄国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有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是必需而迫切的。俄国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优先于工人运动的开展，理论的自觉性反过来对历史的进程施加不同寻常的影响。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的局势有力地证明上述可能性。

的确，在一系列界限分明的分歧当中，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是有力的。问题在于，民粹主义不是书本里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斗争中不得不重复当年民粹派面对过的难题，究竟如何看待民粹派革命的历史遗产？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思考的出发点不尽一致。普列汉诺夫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偏重理论性的研究，当然有其长期旅居国外缺乏接触社会的原因。列宁不似劳动解放社的早一论家，他首先是革命者，残酷的斗争环境塑造他坚强的性格，也更讲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孰敌孰友的辨识当中，普列汉诺夫指望社会人协助俄国自由派完成预想中的民主革命，列宁正相反，他的革命理念支撑着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而计划的实施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革命政党。

三、布尔什维克的选择

1905年，俄国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政权汲汲可危。年轻的社会

人为提前到来的革命形势而欢欣鼓舞，但同时又恼于事先的准备不足。原来革命爆发前夕，围绕着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党的组织策略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已经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党的分歧首先是策略上的，不久就扩散至理论体系的各个层面。社会民主工党也因此最终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过俄国的民主革命不仅时间上大大滞后，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与西欧有很大不同。俄国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先于资产阶级成立的工人政党的存在是以往资产阶级革命所不曾有过的新情况。在列宁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看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孟什维克则固守俄国资产阶级为革命主导力量的传统看法，认为工人阶级应协助、逼迫资产阶级完成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

前文已表，列宁在与民粹派交火的过程中就早早流露出不同与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观点，

现在逐步的发展起来。普列汉诺夫与一些孟什维克领袖在可能的同盟者问题上忽视了农民，这的确与前期他们对代表农民情绪的民粹派斗争有关。普列汉诺夫曾说过“无产者与‘庄稼汉’是政治上真正地对立物。”相反，带民粹主义倾向的激进组织社会革命党大力鼓吹当前农民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显然被夹在中间，他在承认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的同时，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4）也许是在如上的判断之下，列宁有条件地认可农民“土地平分”的自发倾向。在《俄国政党分类尝试》一文中，列宁将社会革命党归之为劳动派，大致可以了解他思想的天平倾向何方。如果说俄国农民是革命可以信赖的盟友，那么立宪、十月党等典型资产阶级政党就不那么可靠的，他们总在幻想同君主制搞妥协、制止革命，妄图使资产阶级的剥削永世长寸。于是列宁得出结论，应尽可能的排挤与孤立自由派，让无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早在1897年，尚在流放的列宁就写下《俄国社会人的任务》，在这本著名的小册子里，划分了社会的两种斗争，社会主义的斗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在强调比较差别的同时也指明两者是不可分割、前后相连的。如果说此时的列宁已流露出点滴的超越式叛离的味道，在1905年前后列宁的激进观点就已达到与他党内同仁无法协调而不得已公开摊牌的地步。持传统观点的人不敢深究，工农联盟主导的民主革命的完胜究竟意味着什么？

列宁排除了拱手出让政权的投降路线，主张尽一切可能创造积极有利因素向社会主义进军。果如是，在专制政权与社会主义之间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完善的过程。如此颠倒，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日后的命运，而俄罗斯与他们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会是“走另一条路”的起点吗？

四、“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在俄国这么一个高压统治的沙皇专制国家里，民粹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切反体制的行为所要承受的巨大风险与代价。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列宁从“70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5）那里找到解决办法。这就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原则，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权威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6）唯其如此，革命政党才会是真正强有力的。在著名的《怎么办？》一文内，列宁全面阐述他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激进思想，由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的互动关系入手，提出少数革命家对多数“自发性”工人群众灌输理论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后来奠定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各项原则，刚出炉之际就争议之声四起。在俄国社会内，不论是普列汉诺夫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理论宗师，还是孟什维克的笔杆子们都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列宁提倡党的“驯服工具”论，是用中央委员会代替党员的独立思考，把党员变成“齿轮、锣帽和螺栓”。7）至于“灌输理论”也被指责为“新版本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是早期民粹主义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则针锋相对地反驳，在铁腕镇压手段之下，党有可能民主公开的与邪恶阶级敌人斗争吗？在生与死、血与火的剧烈搏斗当中，还讲究“批评自由”，按照这类文人逻辑演绎下去，再有利的革命形势都难免会失之交臂。在这点上，孟什维克甚至还不如当年的革命民粹主义者，他们完全被书本的教条捆住手脚。

历史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有关俄国道路抉择的记载与评论尤其如此。诚然，如果用“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功利原理，列宁是响当当的胜利者。他那难以割舍的革命情怀，和“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的个性，表白他似乎已预见到有朝一日历史会轻易地粉碎现在发生一切争论。果不其然，他亲眼见证了1905年革命中党内对手们的踟躇不定，见证了孟什维克在革命失败后的慌不择路，也见证了他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团结一心英勇战斗，甚至他有幸看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的缔造。假使历史能够嘎然而止，伴随列宁的呼吸的停止而彻底终止，那么列宁是否自觉是个幸运儿而不落下一点遗憾么？我相信，列宁一定不会满意如此的结局。要不然又如何理解列宁晚年对党的机体里悄然滋生的官僚主义所作的慨叹，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兴味。

一条更为真实的历史线索是由德国社会人罗莎。卢森堡协助下提供的。卢森堡的在《俄国社会的组织问题》里较为系统的表达她对列宁组织策略的反对意见。在她看来，“社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8）就革命性而言，卢森堡拥有着与列宁类似的倾向，他们都不能容忍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发展与长存，赞成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当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诋毁俄国的十月革命时，她却说：“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她本人最终也是选择革命的不归路。但，也正是她，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罗莎。卢森堡并没有收回过去对列宁的批评，反而深化了她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观点。她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模式的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

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维埃民主的还是有所期待的。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9）而到了1918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10）此时苏维埃俄国已陷入沉重的国内危机与帝国主义侵略之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形式没有能够落到实处。卢森堡指出：“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受到世界大战、德国占领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异常困难的可怕压力，布尔什维克肯定完全会这样做的，而这种困难必然要使任何充满最良好意图和最美好原则的社会主义政策遭到歪曲。”

回顾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在回应民粹主义者的挑战过程中，曾经对少数“社会主义者”依靠密谋夺得政权后的可能结局发表过评论。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该文后来被列宁誉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11））一文里，他断言，只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革命的“临时政府”让人民自由选择，必将是村社的瓦解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否则，将在“家长制的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找出路。在这些理想中只是作这样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的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12）普列汉诺夫的预言恐怕对于“各式各样”以不同面目出现的革命者们都是有效的，即使数十年后的布尔什维克也不得不直面这一革命的“死循环”。怎么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也许没有，但请记住，这首先是真诚的革命者才会遇到的问题，而俄国革命本身已给时人以莫大的思想启示。

注释：

1）车尔尼雪夫斯基：《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时代法国党派斗争》

2）哈克斯特豪森于1840年代通过对俄国村社的观察，认为村社保证俄国不致出现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

3）《列宁全集》第十卷第55页。

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81－82页。

5）《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418页

6）《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8卷第366页。

7）转引自张光明的《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参见阿克雪里罗得：《俄国社会的统一及其任务》。

8）《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3页

10）《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01页

11）《列宁全集》第4卷252页。

民粹主义范文篇4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我们先来看看，思想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哲学批注集》第145页）“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同上书，第296页）“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选集》第1卷第384页）“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上书，第302页）

当然，思想并不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因素的首要作用的前提下，思想的确具有重视精神、意识、觉悟作用的特点。例如1936年在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说过：“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他又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同上书，第182页）还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上书，第326页）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关于物质的作用和精神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思想将物质的作用看作本原性的、第一性的作用，而精神的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就一定意义上讲的。如果坚持了物质决定作用就不能肯定精神的巨大作用，那就贬低了人的主体价值和作用，最终必然陷入宿命论。假如强调精神、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就是民粹主义因素的话，那么恩格斯的“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第16卷第211页）的论述也是民粹主义的了。

毋庸讳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确犯过某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并不是民粹主义潜流的显现，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挫折和偏差，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原因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然而从根本上说，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展开。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二是所谓它对职业专长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态度和对群众特别是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页）梅斯纳说十分欣赏农民天生的“智慧”而很不信任城市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知识。（同上书，第192页）永野英身把与巴枯宁作类比，断定是个民粹主义者而不是马列主义者。他说，说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与巴枯宁的“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甚至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与巴枯宁说的“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是相似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思想》第30页）的群众路线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路线。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中存在着很多误解。长期以来，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视的。早在抗战时期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选集》第2卷第618页）“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上书，第620页）因此，提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加强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之后还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选集》第5卷第227页）“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同上书，第462页）“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上书，第472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群众史观。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选集》第3卷第103页）并确立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巴枯宁推崇人民自发意识的思想相反，在肯定人民历史创造作用的同时，思想也强调教育群众的重要性，克服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增强其自觉性。说，“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选集》第4卷第1322页）

事实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这里特别突出。民粹主义否认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它认为创造历史的是“个别杰出人物即‘英雄’；群众、‘群氓’、人民、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2-13页）而思想坚持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选集》第4卷第1260页）

同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选集》第2卷第645页）而作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和中农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动力的重要部分。“贫农和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同上书，643-644页）这与列宁的工农联盟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要弄真正成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就必须“把农村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2页）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即使如此，思想也并不回避农民的弱点和缺点。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选集》第4卷第1477页）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与民粹主义的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观点大相径庭的。

的确，马克思等对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曾进行过科学而深刻的分析，但他们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的。由于中国革命在对象、性质、内容上有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点，因而照搬马克思等的结论显然是愚蠢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正是在对中国革命发展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乃是农民革命”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广大农民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直接对象，因此中国农民革命必定是对封建制度的致命打击。诚然一般来说，农民革命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自身的软弱性而不能完成本应由它来进行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而农民革命在得到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的特殊情况下，农民革命完全可能成为一种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民主革命。并且，中国农民革命由于所处的时代及革命的内容，它也完全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民粹主义则相反，它是在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企图用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来抗拒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所以它所倡导的“农民革命”不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保守的，因为这种“革命”是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可见，思想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与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的这个理论正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

关于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克思、列宁曾认为革命一般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然后以城市为中心推及农村的道路进行的。而中国革命则是从农村入手，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到底是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呢？是不是民粹主义“到民间去”，用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资本主义观念的表现呢？

列宁指出：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思想关于革命具体道路的理论正是依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在对中国国情科学分析和对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基础上提出的。

指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不仅指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必要性，而且还分析了这条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可能性。他说，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选集》第1卷第49页）。第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能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能获得战胜一切敌人的人力物力等各种力量，从而形成强大的革命战争态势。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农民革命战争传统的国家，历来农民战争都是首先在农村开始和发展，最后夺取城市，这就为民主革命提供很好的经验。第四，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可以使农民具有崭新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条道路决不是以农民革命对抗城市经济的发展，相反，它正是为了驱逐外敌压制，清除封建桎梏，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开辟道路。例如解放战争时期就再三强调保护好城市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卷第7页）可见，这与民粹主义的以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近代经济的发展是根本不同的。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四是所谓它对落后的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美。在1958年4月曾说过：“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梅斯纳认为，“从‘一穷二白’这一论点中的含义看，它是一个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心论点有惊人相似的概念，即设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会有那种已经扼杀了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精神的历史‘过分成熟’和道德堕落之弊病，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有革命的潜力。正如俄国民粹主义声称的，工业化前的俄国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比较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宣称中国革命有一穷二白的特殊优点并看到工业化前的中国正在开辟通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之路。”（［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238页）

民粹主义范文篇5

【正文】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三是所谓思想对农民革命道路的偏爱。梅斯纳认为，领导农民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思想的民粹主义观念，它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通过发展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观点是一致的。

民粹主义范文篇6

【正文】

民粹主义范文篇7

【正文】

对于谁是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特别推崇农民阶级而完全不重视城市工人阶级，从而把思想与民粹主义扯上关系。然而实际上，及其战友始终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革命的领导者和生力军。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选集》第1卷第298页）“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选集》第4卷第1479页）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同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选集》第2卷第645页）而作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和中农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动力的重要部分。“贫农和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同上书，643-644页）这与列宁的工农联盟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要弄真正成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就必须“把农村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2页）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即使如此，思想也并不回避农民的弱点和缺点。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选集》第4卷第1477页）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与民粹主义的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观点大相径庭的。

民粹主义范文篇8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撰文说，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其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注：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作为长期在身边，参加过著作整理的资深社会科学家，胡绳的观点颇具权威性。然而以往也有学者引证的许多话，不同意说有民粹主义思想。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作一点深入的探讨是必要的。

一

胡绳说，认为中国可以从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看法，一般被称作“民粹主义”。而那些不同意说有民粹主义思想的论者则引证1944年致秦邦宪的信，信中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注：《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在信中的话，证明他非常重视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并不认为“跳过工业化”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他且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的确，重视工业化的言论还有许多。在实践上，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也是人所共知的。

那些不同意说有民粹主义思想的论者继而又引证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说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的确，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言论还有许多。这与“跳过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主张是不同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当代史稍有了解的人会发现，在取得全国胜利后不久，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1951年，即批评刘少奇等人按《共同纲领》保护私有的主张，质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什么？（注：参见《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1990年第6期。）在全国快速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8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总结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提出，中间不要冷场。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1949年解放，接着搞，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了政权之后，是主张“不断革命论”的，主张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并非要“跳过工业化”，而确是要“跳过资本主义”，主张用“不断革命”来实现“直接过渡”。这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可以讨论。它反映了对建设社会主义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以为用革命的方式即可解决建设的问题，解决生产力大发展的问题。正是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实践中一系列重大偏差的发生。

二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发达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平心而论，不是不重视生产力因素，他曾反复强调，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同时认为，落后的生产力可以通过不断的革命来获得解放，并实现大飞跃。他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不在话下的。1940年在讲到中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时，曾明确地说：“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领导权。”（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值得注意的是，的这番话，是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时说的，他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意思，相反，他是把它看成了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方面”。1943年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解决中国农村贫穷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集体化的道路（注：《选集》第3卷，第931页。）。建国后，他急于搞农业合作化，以为一旦如此，生产力就会大发展。他的那篇“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名文，其论据是“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注：：《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坚信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不但能够解放生产力，而且能够办到一切想要办到的事情，如让高山低头，让河水改道；消灭疾病；扫除文盲；除四害等等，使中国迅速繁荣富强。

凭借以往革命斗争的胜利经验和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的不够了解，是造成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简单化的一个原因。在中共领导人中间，于此表现得较突出。革命胜利后，他便自信地拿经济建设与战争作比较，“难道比打仗还难？”这是他常说的话。与他重视生产力因素，同时又认为革命必能够解放生产力的思维定式一样，他并非不重视大工业，却又认为对于掌握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法宝”的革命战争胜利者来说，搞工业不会比打仗难。他认为大工业完全可以用“人民战争”的方法，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超越常规地建成。这即是所谓“”。过去打仗用大兵团作战，兵力越多越好，他以为搞建设也一样，因此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注：：《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这导致国家人口政策的转向，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受到批判。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大讲破除迷信，他承认自己对工业“一窍不通”，但又说“工业没有什么了不得”，十五年完全可以赶上美国（注：：《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于是乎，土高炉村村点火，炼钢铁处处冒烟。当他老人家“高高兴兴”的时候，以为搞几亿吨钢似乎并不困难：“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注：：《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创造如此这般的奇迹，他说其关键在于制度的变革，在于整风反右，亦即革命和政治运动。相比之下，中央高层中那些出国亲见过现代大工业或居一线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头脑要清醒得多。

对待建设现代大工业，用革命的一套办法；对待现代科学技术也是如此。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二十一条“不断革命”中，向全党提出，在反右派斗争这个政治思想革命完成后，下一个革命是技术革命。他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

承认科学技术是革命者所不熟悉的领域，号召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这完全正确。但是把掌握科学技术也等同于政治革命，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这里仍存在着认识的误区，其与简单化地理解和对待现代大工业是一样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著名命题，认为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出于那些文化少，学问不行、社会地位低的人，鼓励大家“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其认识的片面性显而易见。在同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则公开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注：：《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这种对“学问”的强烈政治化、阶级斗争化的观点，一直发展到“”中社会上流行的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得出“一穷二白”是好事不是坏事的结论。“‘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注：：《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在他看来，只要革命就能够解决“一穷二白”的问题。穷则革命的说法，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但“富了，事情就不妙了”（注：转引自《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3页。）的观点，却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发达生产力的理论。的这个思想终于演变成“经济愈落后，愈容易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所谓“穷过渡”。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才彻底地澄清了这一错误认识。

三

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思想，有其形成的客观历史背景，让我们来略作一番考察。

恩格斯在其1882年写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清楚地告诉当时的人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前一个发现证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高度社会化为社会主义制造了物质条件；后一个发现则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根据。马克思始终强调，社会主义“问题的本质”是：“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正是这个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在《资本论》篇首，他明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造反”的地火却在那些经济状况落后，社会矛盾尖锐的地方运行。俄国革命家列宁把马克思的理论做了一番变通，他提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整个世界连为了一体，因此无论哪里爆发革命，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都是对帝国主义这个世界链条的打击，而链条往往容易在最薄弱的环节被打断。

既然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对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已经成熟，那么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的不发达国家也就不会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列宁的所谓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理论，从革命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只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被变成了一种从总体上说的比较抽象的东西。列宁不是没有注意到，在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甚至殖民地国家，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他对待这个问题的侧重点是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为了度过饥荒、战胜敌人，革命政权只得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余粮收集制。列宁意识到这不是长久之计，形势稍有缓和，他退向市场，推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很快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受到民众的欢迎。正当列宁开始思考在无产阶级执政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时候，他不幸早逝。r>斯大林通过工业化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彻底消灭富农，实现全盘集体化；没收一切资本，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如此诞生。这种社会主义的最大长处，是能够一声令下，集中资源财富办大事。苏联用强制手段，从农民身上获取积累，短期内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这种体制也适于战时动员，苏联在“二战”中打败了法西斯德国。然而，路遥知马力，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渐渐显露：官僚主义盛行，资源浪费惊人，生产效率低下……斯大林逝世后，继任者赫鲁晓夫尝试改革，搞一点利益原则，搞一点物质刺激，为的是想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热情，却不敢触动已经建成的计划经济庞然大厦的根基。苏联的社会主义最终由于内外各种原因被拖垮。尘埃落定，再思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差别，再回味邓小平的话：“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其感悟的确很多。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之路，从一开始便与苏联模式发生不解之缘。是十月革命的成功，吸引了在黑暗中求索的中国志士；是列宁主义，让他们加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中。与俄国相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生产力更加落后，有的只是革命的干柴烈火，却太少所谓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样理解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革命——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契合点，它成为一生不能释怀的情结。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人效法俄国革命的榜样前进。在武装夺取政权的生死道路上，的“新民主主义”曾提出“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表示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共同建国。这里有列宁主义的策略，也有“远方”的指示。为的是在阶级斗争中，争取多数，反对少数，战而胜之，并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战略集团保持一致。实在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搞社会主义需要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作“物质基础”问题，并无深刻的认识。夺取政权以后，从五十年代前期开始，中共党内高层对如何建设国家，存在着不同意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争，合作化、机械化先后之争，冒进反冒进之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争，直至“”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唯生产力论”……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另一些领导人则觉得一时难以办到。党的八大决议中“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反映了党的领导人的困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关系本来是一定要适合生力发展的性质的。而却看到在亿万农民身上有着冲天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实际上，这种“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贫苦农民跟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热情的延续，把它拔到社会主义的高度是不科学的。

民粹主义范文篇9

一

二

三

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思想，有其形成的客观历史背景，让我们来略作一番考察。

民粹主义范文篇10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制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废墟上的，这个废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清代中叶以前，国人眼中的日本不过是个学着中国走路的东夷小国。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制造了当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共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政治旗帜。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扶助，这场革命对继承了沙皇俄国对外策略的苏联却另眼相看。其实，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苏联对现代中国内战的干预也从未间断。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其结局是不胜不败。朝鲜战争没有使中国变得独立，相反却加重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30年以后再度打开国门，才发现中国的落后程度有多大。这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经历的又一种挫折。

随着“”和“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结束了，国人重新认识到过去30年中他们信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实近乎于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义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自由主义思潮遇到打压后，正统意识形态并未能收复“失地”，在这一思想空间里，新左派思潮、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等蠢蠢欲动，其中极端民族主义发展最快。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恰巧遇到了经济全球化浪潮，过去2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对外摩擦也随之增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畸变成了可怕的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部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是当时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有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问，这几部明显违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书是否代表官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先生在回答时只能说，这些书的问世至少说明中国还有言论出版自由。1999年美国空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地下室事件更是引发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潮。

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的过程。虽然中华文化也可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性的文化，它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象西方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如何理性地区分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这些问题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眼中是很简单的，但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不断遭遇到挫折的小农国家的普通国民来说，却需要有非同寻常的鉴别力才能弄清楚。就本质意义而言，这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从满清之季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到共和国草建后的长达10年的“”来看，国人还是习惯于以夜郎自大和闭关锁国抗拒全球化的方法来维持民族的自尊心。理性精神的缺失表明启蒙事业远未完成。21世纪初的中国，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赛跑。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识形态，作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民族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分析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每个民族组成一个主权国家[2].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从其基本理念来划分，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可称为立宪民族主义），也有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极权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张来看，有温和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有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后者，即极端民族主义和它的恶性发展极权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乃源自对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厌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里是指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他价值观念，如戒绝杀戮，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持国际合作，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会顾及别人的利益，而个人主义的信念是，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3]”良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形式上有相象之处，它们都以爱国的名义影响民众，民众往往很难识别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

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真正在全国发生影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世纪之交，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活跃起来的。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交互性特征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励了民众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也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技术手段。正是互联网使民众得以通过网络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聚合起来的。这些志同道合者散处各地，虽然理论修养参差不齐，政治经验各异，但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沟通联络、讨论时事、发起动议、进行游说。“9.18”爱国者同盟网等5个网站即在北京市东城区成功地组织百万同胞签名参加抗议日本的活动，此项游行示威活动差一点就成行了。

日本是在20世纪犯下严重战争罪行而又拒绝认错的唯一国家，至今其右翼政治势力仍然拒绝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不仅不为其当年的战争罪行忏悔，相反还通过教科书、历史展览等种种形式试图掩盖乃至歪曲国家犯罪的历史。战后日本利用了被侵略国家的宽容，躲过了严厉的制裁，却保留了当年侵略者对被侵略国家的傲慢和掩藏在礼貌表面之下的蔑视。尽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本着以德报怨的精神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可是，日本朝野似乎对此并不领情。许多日本人甚至拒绝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之罪恶及其失败，认为日本只不过是败给了强大的美国，但并未败给中国。而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那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丧命的将士仍然被当作为国捐躯的英雄来纪念。总体来讲，日本是一个怯于面对自己国家历史罪恶的民族，在其民族自尊的背后其实掩藏着道德上的懦弱。

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不满由来已久，2003年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极端民族主义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2003年6月，有民间组织发起登上钓鱼岛；8月，网上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9月，又发生了日本游客集体赴珠海的事件。紧接着，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学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这后来又演变成西安街头的示威游行。这次反日风潮的起因，据说是4个日本师生在该校外语学院的日本文化艺术节上的下流表演。这本是一个学校内部秩序的管理问题，至多也不过是日本师生不当行为在中国引起的一起治安事件。然而在反日、仇日情绪的刻意渲染下，对日本师生的不满急剧演变成了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潮，惊动了两国政府的高层，成为一起外交突发事件[4].

在西北大学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荒诞的现象，与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华仇华暴行一样，日商投资企业被砸，无辜的日本留学生被殴打，留学生楼和西北大学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后期的示威行动演变成了西北大学师生和防暴警察集体保卫西北大学的行动。“西北大学党委用了这样一个字眼，就是如果没有及时制止的话，它会成为西北大学的空前浩劫。[5]”这种暴民运动实质上是“义和团”精神的现代翻版，是“红卫兵行动”在21世纪的再现。

在现代科技和特定政治文化的支持下，不仅中国的普通公民和民间小团体得以在BBS论坛等地方找到了议论外交事务的机会，而且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们也利用网络的虚拟空间和匿名发言方式煽动激进行为和观念。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毫无顾忌地在网站上发表和转载反日、仇日的言论和文章，乃至于号召抵制日货、强攻钓鱼岛，有人甚至主张进行一场东京大屠杀，把日本妇女都强奸了，把日本男人都杀了。这样的言论在平面和音像媒体上是无法想象的。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6].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宁思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的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谩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7]”

中国政府并未像对待其它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打击压制这些言论。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理念上，抨击美国或日本符合正统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另一原因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需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于是在与国内政治不太密切相关的对外关系上让民间有一个发泄声讨的对象，就符合官方的利益了。因此在互联网上凡是出现批评国内政治的观点或涉及到敏感话题的贴子，很快就会被网站管理员依照政府的要求删掉；但如果网民们在互联网论坛上鼓吹反人类的种族灭绝行为，例如赞扬在美国制造“911”事件的恐怖主义行为，却不会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或指责。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家们哪怕是那些从骨子里鄙视大众的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都喜欢强调“人民”、打着“人民”的旗帜行事，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似乎就占据了道德优越感和政治制高点。通过强调热爱国家（以及隐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的政治家）、热爱民族，政治家往往可以动员大批民众。在各种高举“人民”旗号的意识形态当中，极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又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血缘关系，至少在俄国和中国是如此。作为多数暴政的理论基础，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理由；它排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蔑视程序正义原则，是一种对宪政秩序及其性质的根本误解。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与其说人民是伟大的，还不如说人民被当作群氓来利用。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主张，任何个人的存在都要服从集体或群体，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随时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个体的利益。民粹主义强调大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鼓吹街头运动，却排斥程序民主和法治，因此它无法导致政治进步。当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很可能引导社会走向动乱。

在中国，民众用自发的游行示威来表达和直接参与对外关系的处理，表面上看是外交事务参与的大众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局面。因为，民众们在政治参与的基本层面──国内政治的参与方面──事实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公安部门原则上不会批准学生自发组织的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只有举着民族主义旗号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才偶然有机会上街成行。在涉外示威游行活动中，很可能有人会趁机渲泄情绪、做出过当行动，而这样的情绪渲泄本身可能包含着很复杂的动机，包括不满意缺乏基本政治权利等因素。

在民主社会，只要法律许可而公民承诺并不危害社会或其它人的利益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公民就能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经批准就不能得到的，何况行政批准程序本身的目的就是阻止宪法的实施。中国的民粹主义式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民族的名义，捍卫着这个剥夺自由的系统。也正因为如此，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才被容许。可是，由于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人们情绪的渲泄可能指向当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所以这类示威游行活动也经常被劝止。

启蒙大师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这是唯一的一句在中国教科书中被反复强调的有关自由的经典语录，但恰恰是这段唯一被认可的经典，人们往往只理解了后半句。中国所缺少的是孟德斯鸠前半句话所言，而民粹主义所煽动的一些极端行动则恰恰符合孟德斯鸠的后半句话。

真正的政治现代化只有通过政治民主化才能实现，以反对外国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街头运动并不代表政治现代化的进步，相反，它很可能被极权主义所利用，当年纳粹党煽动的排犹运动就是如此。在国内的BBS论坛上常常有这样的帖子，句首是“是中国人就看”、“是中国人就不要删除”。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宣传单上也写着“是中国人就不要撕；如若撕之人人得而诛之”。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似乎只要举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站在这个旗号之下的人就自动拥有了无限的权威，可以判别或剥夺中国公民的公民资格。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网站新浪网上，每逢重大事件，如伊拉克战争或讨论巴以冲突的合法性问题，这些话题本来关系到人权主权孰高孰低的政治哲学命题，但辩论的结果总是呈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那些支持西方国家的网友被谩骂成“汉奸”、“卖国贼”。

谁赋予极端民族主义的捍卫者们这种天然的权威和权利？他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他人保留和发表其观点的权利？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想举着各种旗号为自己封一个天然的无限权威，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无非在重复这种举动而已。极端民族主义自以为把握了唯一的道义标准和利益尺度，因此觉得自己使用的话语工具和诉求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动辄无视其它价值观念的存在，动辄以式的语言宣布“人人得而诛之”，视公民权利和人性的尊严为草芥。

针对这种现象，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8]”

极端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权威的形成都不是自封的，而是来自于基于成员个体同意的共同体的道义基础。所谓的国家主权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代名词，国家主权不过是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延伸，最终服务于社会的个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有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或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允许各种价值观自由地讨论，不会排斥异己。

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执己见、排斥其他观点、拒绝各种观点之间自由充分的交流，从而就拒绝了以民主的方式与持其他观点的人平等共处，这也意味着拒绝了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制度安排。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沿着它的思路发展下去，它势必还要千方百计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压制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空间，一旦走到这一步，极端民族主义就变成极权主义了。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历史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发展到了极权主义不都是这样表现的？

极端民族主义还忘记了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类社会最终是靠爱来稳固的，而不是靠恨和敌意来维持的。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简单思维常常让我们忽视一些本原的东西。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民族主义这个自封的无限权威以牺牲洛克、杰斐逊、密尔们所珍视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一种虚幻的“帝国”的荣耀和自豪感。人类历史上有过好几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统治者，这些暴虐的领袖任意拿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作活体实验，最后以统治者的败亡和国家民族的巨大苦难而告终。

中国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获得权力，它只是服务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为自己寻找、扩大话语空间。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而为了它要捍卫的“民族”和“国家”，宁可构建一个封闭而落后、了无生气的社会；它拒绝审慎渐进的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以对“国家”（事实上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为标准的封闭的等级秩序。依照这幅图景，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帝王基业。

在国际关系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不理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谈判、对话和合作；它甚至乐于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这样或许正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一个阶层，但却可能因其观念主张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希图通过争取话语权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地位。一旦他们成功了，理性的真正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为自己曾经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宽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这种充斥着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青年人当中颇有市场，除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外，还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它可以让没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人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尽管寻找这种体验其实常常就是向专制妥协的结果。他们更不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他们痛斥宪政民主国家时，他们事实上所捍卫的究竟是自己身边的自由还是专制？

现今中国的执政集团虽然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但政治改革却被置于脑后。事实上，把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是相当危险的。一旦经济发展因腐败和其他种种制度内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又形成一种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政府会不会干脆充当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如果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将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产物，是否就是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会不会拿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动员社会的口号？假如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每5年、10年周期的领导人更替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领导人铤而走险寻求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国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冷静思考。

「注释」

[1]《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一部分第260页，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页。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卷，第531页。

[3]出处同上，第532页。

[4]转引自凤凰卫视同日时事开讲何亮亮先生语，：8086/fhkp/singlepage.jsp？itemId=141811&currchid=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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