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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析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分析,生产、交换、生活的网络化产业链导致了人的思维异化与网络行为异化。这些异化现象阻碍了网络环境的发展,也阻碍了人与社会的发展。网络环境在本质上隶属于整个自然生态环境,故利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维与批判的方式理解网络环境中的异化现象并治理,在当前网络命运共同体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下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网络环境;异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降,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分化为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主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流派与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主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1]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资本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论证,面对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该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技术与文化等进行了理论批判;挖掘了潜藏其间的人的异化本质,指出了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根源是人本身的问题。将其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运用于人类与网络环境的相互改造中。是信息时代透析网络环境中异化现象并治理的必要路径,也正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生态环境与网络环境的有机关联

生态学家马世骏认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环境往往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概念,所以本文所指的生态环境是包含了人与其他生命有机体存在的环境,“是生命有机体赖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各种生态因子和生态关系的总和。”[2]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可理解为“人化自然”。在生态环境中,包括了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水、土地、生物以及气候等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也包括了社会和网络生态系统。网络环境由“物质基础”“信息资源”和“社会”[3]等因子构成,并与“主体”共同组成网络生态系统。而作为主体要素的“人”既是作用于生态环境的行为主体,又是作用于网络环境的实践主体,从而为生态环境与网络环境的有机关联提供可能。(一)生态环境是网络环境的存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人是生态环境的产物。因此,从时间先后顺序看,二者之间的存在顺序是明确的,即生态环境先于网络环境而存在。正因为如此,生态环境的存在为网络环境的出现提供了先在条件和可能,这一条件就是“现实的人”。生态环境与网络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除了体现在时间先在性上,更重要的在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先在性”[5]。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存在决定意识,而网络生态系统中网络环境的构造,大部分属于人的主观意识外化的结果,人的意识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对网络环境“存在”的思考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新的表现形式,无论是自然环境的改变还是社会环境的变迁,都会在网络环境中通过各种形式和内容予以体现。所以,在逻辑关系上,生态环境为网络生态环境的发展提供动力。(二)网络环境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从影响方式看,网络作用于生态环境形式形态多样,首先,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技术在网络环境中的快速运用与发展,人们可以利用网络系统中先进的技术,投入到生态环境建设中去影响并改造自然;其次,恶劣自然环境可预先在网络中虚拟仿真,预测自然灾害,规避风险;最后,新兴网络媒体在影响深度与广度上,更易于传播科普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使其传播至一些传统媒介难以触及的地方指导人们改善生态环境。辩证地看,网络环境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反作用有积极与消极之别。在消极方面,一是网络环境中不安全、不合理、不健全的因素影响人,使其外化的行为有害于他人与生态环境;二是出于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集团中,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试图先人一步认识自然生态环境的规律与极限,以此控制自然资源,实现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找出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的控制从而达到对世界控制的“罪证”,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及制度。(三)“人”的主体地位与桥梁作用。恩格斯通过《自然辨证法》的写作论述了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威廉•莱斯那里,这种关系实际就是“一方面人本身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他的劳动能力仅仅是自然能力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6]这一过程中,人们不理解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导致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希望通过对自然的征服体现人的中心地位。直至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自然过度破坏的时候,人们才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预见性与科学性,而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是生态环境与网络环境中唯一具有主动性的因素,所以厘清二者的关系就必须考虑人及其活动;三者本互生共存,为了更清晰地表达其相互关系,此处将其独立开来,以下图的关系链呈现,见图1.它们处于相互影响与制约的状态,其中任一方面发生变化会影响其余两者,甚至会引发整个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实现这一点的恰恰是人的实践,实践实现了三者的交互作用、实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

二、网络环境中“异化”的表现

在马克思经典异化理论中,“异化”主要指劳动产品成为“异己的存在物”,作为“对象”奴役了人。关于人与自然二者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通过对异化劳动研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马克思实现了人的生存论意义建构。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态危机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切地控制自然资源却规避责任的现象,其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异化所致。所以作为生态环境的构成因子网络环境出现的危机,实质是人与网络环境的“断裂”。致使人在此系统之中,主体地位弱化或丧失,处于被动、受控状态。(一)劳动异化:网络环境生产加剧类本质异化。在网络环境生产领域,人的“类”本质异化加剧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软、硬件研发过程中人的思维活动被“固化”。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技术早已成为生产力的组成要素。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工细化使得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单独的科研人员要完成一整套技术研发已然不可能。诚然,在企业内,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过程就是一个软硬件产品在专业与专业之间、专业内部思想间的冲突与融合中成型的过程。这部分的交流通过软件研发的过程表达出来,为了提高绩效和创新成果,人的思维围绕着产品的研发思考,一定程度导致了人思维的固化。第二,网络环境的生产创造过程中人的工作活动被“僵化”。网络环境的创造,即互联网软、硬件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目前仍隶属于私有制生产方式。在生产过程中,所有的步骤在机器和生产线上完成,高新技术的高质量、高精密特质,要求从事产品生产的工人必须注意力极度集中、生产技能高度娴熟。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他们一般不会随意被更换工作内容和调换岗位,只需无限重复这单一的操作。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下,高产量的要求使得劳动者的活动仍不是自由、自觉的,须与对应的机器和同事合作完成且不断重复,工作活动由此被固定的机器和人僵化了。(二)人际异化:网络生活社会关系虚拟化。生态学社会主义流派提出用生态危机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尽管目前学界对该观点看法不一,但在当今生态危机不可调和的现实中,着实有其理论意义。网络生态危机是生态危机新的表现形式,在网络生活领域,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首先,在网络生活过程中人的“本质”被“物化”。这种异化的直接原因是人们缺乏对网络的科学认识而沉溺网络,而表现出来就是对网络世界的过度依赖——即网瘾。网瘾的危害之大,几乎涉及了人们所有网络生活,人们陷入虚拟网络环境难以自拔,导致人与网络之间“物我不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中“物我不一”[8]的异化相比较,这是在新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人的本质异化的新表现。其次,网络交往过程中人的社会关系被简单的“虚拟化”。互联网自产生以来,就具有双重的社会性质,即人的“积极存在方式”和“消极存在方式”。一方面,互联网的便捷性使人们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断缩小;人工智能的研发与使用使人们的体力、脑力劳动的消耗不断减少,推动了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进程。另一方面,互联网本身具有的“虚拟性”,使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成为一种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数字化交流,造成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断“虚化”。这种虚拟的活动是具有承载某种价值的“特殊实践活动”[9],虚拟性是网络交往的属性之一。它简化了现代人的现实交往形式和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实践交往能力,使人的交往趋于虚拟、单一。(三)产品异化:网络环境的畸形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指出“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从而批判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消费行为。“异化消费”体现在网络环境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网络设备与劳动者之间产生异化,即从事网络环境部件生产的劳动者往往很难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以中国为例,2017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32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2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6562元。就全国居民平均收支状况来看,仅食品烟酒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三项支出就占了可支配收入的56.1%。考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名普通劳动者若购入价格为3000-10000元不等的一台电脑,就必须付出其半年收入的大半甚至全部,在满足其他基本生活资料前提下,在短期内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不能拥有这些中高端互联网产品的消费者正好是生产这部分产品的劳动者,在互联网产品作为商品这个层面上就造成了工人与产品的异化。二是由于实体经济广泛采用线上交易的经营方式,加上现代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为人们的购物消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加速了人与商品的异化。为了更加方便资源和财富的支配,贷款或者分期消费服务衍生。这种消费方式得以运行的保障机制是“实名制”的产生与发展,在偿还尾款或债务的过程中,必须承担相应的利息。此类“捆绑式”消费模式实际上实现了资本对消费者无形的控制。(四)行为异化:网络环境的行为失范。以上几种情况分别在生产领域、分配消费领域、生活领域造成了人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思维异化: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由于单一的生产导致自己不知道生产的是什么;消费者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网络、克服网络的虚拟性导致自己不知道使用的是什么;生产者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事实直接降低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而新的、更高级的网络消费方式导致人被网络或商品“捆绑”、也塑造了资本主义控制无产阶级的新“锁链”。这样,本该用于推动社会发展和改善人们生活的网络环境,消极的方面反而得到了发展。异化了的思维致使网络行为也被异化,趋于失范。所以网络诈骗、病毒蔓延、权力侵犯、泄露机密、武器控制等失序、失范行为得到了强有力的精神来源。因此,看待网络环境中存在的异化,必须要将思维上和行为上的异化结合起来考察,以便在解决方式上找到新的突破口。

三、网络环境中“异化”的生态治理

关于异化的消解,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质疑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绿色资本主义”理念和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归咎于技术性问题结合起来,启示我们必须将视角回归到“人”与实践,因此,网络环境中异化治理也是人的“自治”过程。同时要求企业与政府加强合作,构建网络生态文明治理体系,提高网络空间治理能力。(一)活动“主体化”,复归“类”本质。当前,在生产领域,劳动的意义仍然仅是作为谋生的手段,在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下,人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需要而出卖劳动,丧失自由。这种生产方式既然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就应该使人的需求在物质上得到一定满足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有一定提升,而不是相反。首先,对企业劳动者进行生产培训,使员工了解网络设备软硬件构造、作用和使用方法等等,使劳动者能科学认知自己的工作与产品。因为产品最终提供给消费者,那么作为生产者的这一部分消费者便可以通过培训或学习提前了解自己劳动产品的组装运行机制与文化内涵,这样有助于降低在使用过程中被网络设备奴役的可能。其次,生产方式应逐步变革,企业管理应趋于人性化,正确处理企业内部的等级关系,建立科学良性的劳资关系,使劳动者在企业内部不断形成归属感,从而在精神层面建立主体性地位。同时,生产设备创新应不断注重人的主体性,降低劳动强度。“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使马克思所设想人的主体性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中得到实现。(二)交往“社会化”,实现“本质”回归。在网络环境中,尽管现代的音频与图像集成技术能在某种意义上缩小人与人之间的时空差距,但这种科技成果在电源和信号被切断的情况下,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人与人之间在网络上结成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使人在一瞬间就变得孤立起来。网络活动就会造成“有深度,面对面的交往就会减少,人们在越来越多的‘交往快餐’中感受到更多的冷漠、孤独和无聊”[10]的现象。这些行为方式最终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不同年龄阶层、不同性别、不同社会背景的网民与网民之间、网民与非网民之间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别。为了改善这种异化现象,必须合理规划网络交往和现实交往二者的关系。除了网络信息技术教育不断普及之外,相配套的网络防沉迷系统应优化升级,引导和控制青少年对网络游戏的“猎奇心理”。[11]内心改造与环境作用里应外合,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摆脱网络沉迷状况,走出网络,回到现实。人与人的关系最终必须到现实的社会活动中去寻找,通过社会实践来强化社会关系,相对弱化人们在网络中的交往,使人的本质复归人本身。(三)消费“理性化”,摆脱商品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前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类似有拜物教性质的“异化消费。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资产阶级也竭力调和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使得在短时间内由阶级压迫导致的大面积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难以触发。无产阶级尽管不能掌握社会生产力,但是无产阶级在数量和力量上远远高于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在当代网络消费不断盛行的趋势下,个人层面,不断自我培养理性的消费观念,厘清自身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沉沦于纷繁复杂的物质现象世界,被由资产阶级生产的“虚假的需要”所蒙蔽。劳动者应该在商品交换的环节对资产阶级形成相对制衡,使“资本逻辑”的运行受到一定程度限制,迫使资产阶级调整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国家层面,十九大报告中提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2],实质也是减缓网络环境中异化现象的政策呼应。这样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摆脱拜物教性质的消费、摆脱资本通过商品对人的控制,削弱异化,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四)科学创新与依法治网,营造网络生态。在2017年乌镇第四届互联网大会上亮相了18项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会议上提出互联网技术在未来只会越来越广泛运用,而不必担心人工智能像人一样进行思考,可怕的是人变得像机器一样思考这样的观点和预言。但现实的网络环境状况却不像网络领域精英们所标榜的那样风平浪静。他们之所以为自己的创造成果感到骄傲是因为他们避开不谈这个系统里存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冲突,以及搅入这些复杂关系的人们的困境,因为他们本身也很难解决这些问题。而作为常人,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人会变得像机器一样思考?当然,造成这一问题人本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网络使“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13]成为事实。但谁有能力设计、创造和运行网络环境,就必须对该系统中的“异化”问题负责而不是逃避。因而,首先企业在智能研发和应用上,应更加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表达,帮助人们摆脱像机器一样的生活、消费、思考的现实困境,实现买卖双方共赢。其次,“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14]越来越多的人融入网络生活,网络空间作为人类生存的又一空间,对于意识形态及其阵地的掌控极端重要。最后,相关监管部门的建设和制度的保障必须提到发展日程上来,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与网络教育,“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5]

四、结语

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侧重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意味着,我们在向恩格斯设想的人们成为“自然的真正的主人”“自己社会化过程的主人”不断靠近。既是“自然界自觉的、真正的主人”[16],必然与“异化”相对立。因此通过利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对自然及人类发展规律的探析,以其视角与理论理解当代网络环境中存在的异化现象,并从理论上剖析这些现象,理解人本身在网络环境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人们以全新、全面的观点和方法来应对网络环境中的这种异化,并且在现实活动中治理自身与网络空间的异化,使得生态环境——人——网络生态环境三者之间不断趋于辩证统一,这样有利于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实现以及人不断向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接近。

作者:张东 尹帮文 单位: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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