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核不扩散机制为何如此受伤

摘要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的核不扩散机制自诞生以来，经过几十年发展，一方面它对抑制核武器扩散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际社会对该机制的认知程度也日益提升；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它又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伤害”。究其原因，一方面核不扩散机制本身存在缺陷，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与美苏在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有重要关系。

关键词核不扩散机制核军备控制谈判核大国

一、美苏在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主要是随着美苏核军备控制谈判的进行而不断向前推进的，因此通过分析美苏在核军备控制谈判过程中所处的历史背景，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便可清晰地看出美苏在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当然这也是核不扩散机制为何“如此受伤”的根源所在。

（一）试探性交锋阶段（1945-1949年）

这一时期，美国独家垄断着核武器，苏联力图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美苏虽尚未开始正式的核军控谈判，但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交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第一，关于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的问题。第二，关于核查问题。美国要求对各国原子能的研究进行有损国家主权的核查，苏联则反对美国以国际监督为借口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第三，关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原子能管制问题上是否拥有否决权的问题。由于美苏对以上问题的观点尖锐对立，会谈毫无进展，苏联1949年初退出原子能委员会。同年8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①。

（二）争取核均势阶段（1950-1959年）

这一时期，美苏的核军控谈判仍然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内进行，美国力求通过核军控谈判维持美苏核力量的不平衡关系，苏联则企图通过核军控谈判来削弱美国的核优势。双方争论的焦点：第一，关于全面彻底裁军问题。苏联于1955年5月10日提出一项分两阶段裁减常规军备和先禁止试验、使用，再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新裁军方案。美国在拒绝了此方案之后，提出了一项建立在“肯定会被苏联拒绝”基础上的“开放天空”的建议。第二，关于禁止和试验的问题。从1954年到1956年苏联四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建议。1956年夏，美国表示愿意进行禁止核试验谈判，但要求对禁止核试验进行国际监督。苏联表示不同意，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核试验”美苏两国当时都主要从宣传的角度提出建议以获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实际上谁都不想真正停止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美苏不可能就核军控问题达成任何协议。

（三）部分核军控阶段（1959-1969）

50年代末起，美苏都开始准备和部署洲际导弹，从而都具备了对另一方国土进行核攻击的能力，双方在核武器问题上相互威慑、互为人质的关系逐渐形成。美国此时开始改变它那不可一世的核讹诈态度，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中还出现了三个新的变化因素。第一，中苏关系开始迅速恶化。其次，美苏关系有所缓和。第三，美苏在防止中国等国成为核国家等问题上找到了某些共同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终于也在1965年第22局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美苏于《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开放签字的当日签署了该条约②。

（四）限制核武器数量的阶段（1969年-80年代中期）

60年代末，美苏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已形成大体上的均势，双方都具有在遭到对方核打击后进行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战略性变化：首先，美国在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中泥足深陷。其次，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最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在这种背景下，美苏核军控谈判取得了相当进展。在限制战略核武器数量方面，1972年5月26日美苏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为减少美苏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美苏于1971年9月30日签署了《美苏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议》和1973年6月22日签署了《美苏关于核战争协议》；在限制核试验方面，1974年美苏签署了《美苏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和1976年5月28日签署了《美苏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

在制定核军备竞赛规则方面，1971年2月11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海床条约》。

（五）减少核武器数量阶段（80年代中期-1991年）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核军控谈判陷入了停滞的状态，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因素：首先，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其次，美苏力量出现不利于苏联的态势。再次，美苏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后，美苏军备竞赛的重点已转向发展高技术常规武器和提高核武器质量。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以来美苏核裁军谈判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87年12月8日，美苏签署了《中导条约》。1991年7月31日，美苏又正式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随着美苏核军控谈判的不断推进和各条约的签订，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一步步建立起来，世界核态势一度趋于缓和。但好景不长，1998年5月印巴相继试爆核武器，之后这两个南亚次大陆的宿敌就陷入核威慑和核对抗的恶性循环之中。③接踵而来的伊朗、朝鲜核问题更是使国际核局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加上美国核霸权行径对核不扩散机制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得核不扩散机制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伤害”。通过对核不扩散机制建立过程的了解，不难发现核不扩散机制的命运与核大国意志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乍一看，美苏在核不扩散机制建立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推动者的角色，然而，同时又是核不扩散机制粗暴的破坏者。1999年9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给全球核不扩散前景造成了重大消极影响。2001年12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单方面退出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破坏了美俄之间战略稳定的基石。④而核大国对核不扩散机制更为严重和隐蔽的“伤害”，就是对核不扩散机制的纵向破坏。核不扩散机制包括横向不扩散和纵向不扩散，前者指防止核武器从有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扩散，后者指防止核国家不断发展自身核武技术，更新核武设备。80年代中后期起，某些核大国一方面着力提高现有核武器系统的质量，另一方面积极研制开发新一代核武器系统，从而对核不扩散机制的纵向不扩散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什么核大国在核不扩散机制建立的过程中会扮演如此冲突的双重角色呢？我想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探讨一下他们建立此体制的战略意志。

二、浅析美苏建立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战略意志

美苏推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建立的战略意志是多方面的：缓和双方的军事对抗，在美苏间建立一种稳定的战略关系，降低爆发核战争的风险；限制和削弱对方，保护和加强自己；制定核军备竞赛的规则，减轻经济负担；限制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保持美苏的核垄断和核优势地位；改善自身形象，争取国际舆论上的主动权。在核军控问题上，美苏既争夺又勾结。一方面，他们不遗余力地争夺核优势；另一方面，美苏为了维护双方在军事实力、技术方面对其他国家的垄断和优势地位，不得不在争夺中寻求妥协，在对抗中寻求合作，在竞赛中制定规则，以使他们的核军备竞赛在不危及各自安全的情况下“稳定”地进行。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冷战时期的核军备控制，实际上不过是对核军备竞赛的控制。还应该重点指出的是，美苏核军控的一条主要规律是：只有对美苏都有利的核军控协议，才能为双方所接受。美苏核军控谈判所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与协议，一方面客观上维护了世界核均势，有利于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更是体现了美苏两大国的国家意志。比如说，《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在防止核不扩散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美苏签订此条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掌握核武器，维护自己的核优势，以便对其他国家进行核威慑与核讹诈；《中导条约》规定要销毁美苏两国的中短程导弹，这有利于美苏淘汰落后过时的核武器，以便节省经费转用于新的军备竞赛；苏联解体之前，关于禁止核试验问题的谈判进行过多次，但未取得什么进展。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不再是美国直接和现实的威胁，另一方面，从技术上来说，美国已经通过1000多次的核试验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和先进的核技术，停止核试验对美国来说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却可以“冻结”对其它国家的核优势。俄罗斯基本上也基于以上的考虑，从而改变了对核试验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1996年9月最终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可见，这一系列条约与协议只不过是那些核大国用来对外推行其核战略，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工具，需要时就加以利用，不需要时可以粗暴的破坏或将之抛弃。他们主导了核军控谈判，推动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他们利用这一体制来限制世界其他国家的核力量发展，建立和维持自己的核优势，以核优势为后盾获取国家战略利益，进而对其它国家进行核威慑与核讹诈，这也迫使其他一些国家倾其国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既然某些核大国可以凭借自己的核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核威慑与核讹诈，那为什么其他国家就不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呢？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拉里贾尼不无讽刺地指出：向日本投原子弹的人没有资格阻止我们拥有核技术。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核不扩散机制在缓慢发展的同时，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伤害”。

三、结语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人类就一直致力于通过建立各种地区性和世界性的机制来阻止人类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然而，就整个国际关系史来看，国际社会一直都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各国更多的依赖自助体系求得生存与发展，基于这一现实存在而产生的，且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冲突与战争，认为国家是追逐利益与权力的，它显现人、国家与国际社会中阴暗不理想的一面。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为现实基础，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各种世界机制与体系终将沦为某些国家谋取“私利”的工具。当然，承载着世界人民美好愿望而艰难建立起来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也无法逃脱这一宿命。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否认各种国际机制与国际体系的存在意义，更不能放弃对建立美好世界秩序的追求。人类社会现存的各种世界秩序虽然不尽完美，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人类成长与进步的标志。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为核不扩散机制遭受的“伤害”而感到失望与悲观。诚然，实现核不扩散机制的终极目标要经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世界无核化仍然是值得全世界人民期待和为之付出共同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