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政治民主化历程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之时，越南的政治革新成为令外部世界颇为关注的一个亮点。经过25年的努力，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不断深入，国内安定团结，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目前，尽管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仍在深入推进中，但其阶段性成果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在探讨越南政治民主化成就时，中越两国理论界大多从“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这一经典理论来论述，但该理论无法解释：中越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改革显然更为深入、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为什么越南的政治革新反而比中国进行得更为深入？实际上，“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这一基本原理只是从社会最终发展趋势而言的，具体进程如何则受到诸多特殊因素的影响，这些特殊因素虽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但足以使社会发展速度加快或减缓。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来说，政治文化这一外在环境因素对其进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革新开放以来越南政治民主化发展历程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民主化的酝酿阶段（1986～1992年）。1986年黎笋病逝后，越南效仿中国开始革新开放，调整反思政治经济上“左”倾及个人专权的弊端，重新强调集体领导，首次提出了“党领导，国家管理，人民做主”的方针［1］128。这一阶段因为党内路线斗争激烈，政治革新层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由于经济革新成效不理想，时任越共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陈春柏抨击阮文灵“只革新经济，不革新政治，是‘半吊子’”［2］，并在电视上公开宣称越南应该实行多党制。这一举动超越了当时越共中央可以容忍的底线，陈春柏被免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该事件标志着党内路线交锋告一段落，同时，政治层面的革新也由此提到了日程上来。第二阶段是政治民主化的启动和加速阶段（1992～2006年）。这一阶段越南走出了经济危机，但由于政治体制革新严重滞后，腐败蔓延，人民群众的不满日益高涨。面对这种状况，越共1994年提出“建设属于人民、经由人民、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1996年又提出：“对于党和国家的主张和政策由人民知情、人民讨论、人民做主、人民监督作为具体的实施方针并机制化。”［1］129但是这些措施仍不能有效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1997年太平省最终发生了农民的武力反抗。当年年底，越共元老陈度上书中央，斥责“党正在退化变质，……那些手握权力的党员已经变成与人民利益对立的新的统治阶层，……已变成一股阻碍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国家各方面向前发展的阻力”［3］。此举获得了党内大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在越南国内外轰动一时。由于陈度拒不妥协，越共开除了陈度的党籍并处理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但这并无助于挽回党的形象。陈度事件后，越共深刻地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强调坚持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逐步采取措施进行政治系统革新，扩大党内民主，反对腐败，改善党的形象，加速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第三阶段是政治民主化的深化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这一阶段越南经济发展迅速，国内局势稳定，国际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越共的执政信心大增。越共十一大指出：“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和由人民做主是我们人民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的两个中心特征。”［1］131这一阶段在坚持加强越共领导地位的同时，在国内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改革国会选举，开放言论，强化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引起了西方的关注和兴趣。而最近建设“公民社会”构想的提出和国会代表差额普选及在部分省市和郡县试点直选产生省市委书记、郡县委书记的举措，则标志着越南的政治民主化渐向深水区发展。经过25年革新开放，越南共产党初步恢复了自身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巩固了执政地位；扩大了党内民主，初步建立起了党内竞争与制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党意”与“民心”的矛盾，开始探索一党执政条件下的党政分开问题。但是政治系统中的弊端远远没有得到消除，贪腐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治，裙带关系、官僚主义依然较为肆虐，“党意”与“民心”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社会民主仍处于起步阶段，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与革新依然面临着一些阻碍。

二、越南政治文化对越南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越南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快速发展是与其政治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的。

（一）越南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4］。它构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发展赖以存在的独特内在环境，这种内在环境虽然不能决定历史的大趋势，但是在政治发展进程的某个阶段可以起到加速或抑制作用。政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政治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更新；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又有相对的传承性和稳定性。越南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首先，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勇于向对手和敌人学习。越南968年脱离中国独立，其主体民族京族是由汉族移民融合了雒越和瓯越两个族群形成的，继承了汉族的文化内核。越南从独立到中法战争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面对着北方庞大的政治、文化母体，形成了其天然的危机感。虽然越南向来以中国为主要威胁，但在政治上却以中国为师，不遗余力地全盘吸收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最终成为“北可抗拒中国，南可开疆拓土的强大国家”［5］。越南政治文化的这种特色无论其在法属时期还是在其革新开放时期都表现得非常明显。1986年，尽管当时中越依然对峙，但阮文灵毫不犹豫地效仿中国开始了革新开放。现今虽然越南仍以美国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威胁，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其在政治层面向美国学习。当今越南执政者标榜“属于人民、经由人民、为了人民”，其实就是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翻版。越南国会所有提案的辩论都经由电视直播，各个代表都要向选民表明自己的观点，这里面也有明显的美欧风格。越南著名历史学家、国会代表杨中国说：“只要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权利问题上都是一样的，如果不这样做，越南就会与世界发展趋势相背离。”［6］在学习外国政治体制方面，越南也一样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敞开大门。最近越南正在酝酿新一轮政治系统革新，其中方案之一就是学习英、德等国的政治体制，党首由总理兼任，成为内阁制的魁首［7］332。其次，具有相对宽容、民主的政治文化氛围。越南在传统上属于汉文化圈，儒家伦理纲常在越南根深基厚，与中国政治文化专制主义气息浓厚相比，越南政治文化中更明显的特征是“宽容大度，以和为贵”［8］。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民主主义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是唯一没有发生过清洗、严酷镇压迫害党内异己的国家，它既没有发生过像苏联、东欧、朝鲜、柬埔寨等国家那样的政治清洗，也没有发生过中国类似“”式的运动。无论是在革命阶段还是取得政权后，越南对待党内持不同意见、犯错误甚至有背叛行为者的处理方式，显然都要比同期的苏联、中国、朝鲜等国民主和宽容得多。作为越南的最高领袖，胡志明面对政治局对其结婚请求的否决结果，选择了无条件地服从。在1990年陈春柏事件中，陈春柏只受到了免职处分，仍保留了党籍，越共对他至今仍以“同志”相称［9］。在越共十一大之前，越南社会的民主氛围更加浓厚，比如公民社会、多党制、民主社会主义等一些原来被认为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可以公开讨论，前部长会议主席助理阮中更是在越南《青年报》上撰文指出：“马列主义都是外国人的思想，越共应该以胡志明思想为指导，只有胡志明思想才是适合越南国情的。”［10］27这种言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很难想象，但越南却可以在《青年报》这一官方报纸上公开辩论。再次，隐忍善变、追随强者。越南是一个小国，长期夹在北方巨人与周边诸国之间，在千百年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的相处中，养成了越南人隐忍、善变、狡黠的心理性格，为了自己的利益永远选择同强者站在一起。越南趁中原战乱纷争从中国独立以后，自知国小力薄，不足以长期和中原王朝硬碰，于是对中原王朝采取恭顺的态度俯首称臣，自称为炎帝神农氏之后，与中原王朝同为“华”，千方百计利用文化和血缘上的关系拉近同中国的距离；而对内、对周边少数民族则自称天子，把中国称为北朝，把自身称为南国，以示与中国平等。越南在政治上这种隐忍、善变、狡黠的功利主义态度一直传承至今，成为越南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二次大战结束后，虽然国共双方都支持越南独立，但越南对中国却持极端排斥的态度，在冷战已经初露端倪情况下，胡志明向杜鲁门写信宣称：“我们请求合众国政府支持我们的独立要求……如同菲律宾一样，我们寻求的是完全的独立和与美国政府的全面合作。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使这种独立和与贵国的合作对世界有益。”［11］只是这一请求并未得到美国的回应，却使斯大林怀疑胡志明为民族主义者。抗美救国战争期间，越南认为大局已定，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就开始完全倒向苏联。目前则极力迎合美国，企图利用美国抗衡中国。越南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对美国领导人说：“越南把美国作为首要的战略合作伙伴，越南将积极、主动、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12］在内部却说：“美国介入东南亚为我们解决东海争端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这也给美国和西方势力反对我们提供了可能。我们在融入世界经济的新背景下一定要保持政治上的警惕。”［13］最后，重视社会关系网络，法制观念淡薄。虽然经历了殖民化和革命的涤荡，但越南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二十多年的革新开放并没有使越南社会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在即使在首都河内也依然是传统的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网与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依然起着比法律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更为重要的作用。越南有句俗语：一人做官，全家可恃。过硬的社会关系网可以使你绕过法律法规的限制，也可以使法律法规的解释对你有利，反之亦然。

（二）政治文化环境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

首先，相对开放的政治文化氛围和强烈的危机意识，使得越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主动效仿比自己先进的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特性对于越南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越南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对于有用的东西，无论是朋友的还是敌人的从来都是采取“拿来主义”。越南首先是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然后随着和美欧等国交往日益深入，美欧等国的一些政治体制和理念也被拿来加以改造后在越南实行，如党内竞争、全民普选、对政府的质询制等，都在坚持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加以推行。许多越南政界和理论界人士认为，民主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制度下，与社会主义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并无矛盾，强调要区分民主现实形式和民主的阶级实质，无论哪种民主其表现的外在形式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同的。越南现行的“四架马车”体制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所谓“四架马车”体制，其实就是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分权制衡合作体制，即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四权并立、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确认的，总书记是事实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主持政治局工作，但“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在政治方面，即党通过其路线方针和干部组织工作来实现对国家总体方向的领导，党不具有具体的国家管理职能，党也不具有国家公权机关的职能”［14］。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国防安全会议主席，领导国家的武装力量。国会主席主管立法、监督工作。

总理是政府最高首脑，负责国家大政方针的具体执行和国家具体政策的制定，是越南最具实权的职位，“总理可批准省级议会选举出的人民委员会成员，可罢免省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可废止省级人民委员会的指令”［15］。正是这种开放、充满危机意识的政治文化使得越南的政治民主化在短短25年里得到了快速推进。其次，政治文化的民主性和包容性，使越南拥有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从而给政治民主化的推进营造了一个可能的环境。在总体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下，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以不可逆转的趋势不断向前推进。在越共十一大召开之前，越南国内曾对今后的政治系统革新进行过热烈讨论，对民主社会主义、多党制、公民社会、时代特征、政体国名等也做了多方面的探讨。有诸如阮德平、黎可漂等坚持原有观点的正统派，也有像阮中、阮维贵、邓玉丁等主张建设公民社会的革新派，还有学者推崇瑞典等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前越共元老阮德平在《人民报》上发文坚持：“世界在变，时代没有变，仍是十月革命开辟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所谓的瑞典模式实质是资本主义复辟。”［16］而越南国家银行前副行长杨秋香则批评当前的国会制度：“……国会代表是党员的，就是要抛开选民的利益，仅仅因为是党员……”［17］这些观点越共未必同意，但没有干预讨论。越共十一大政治报告指出：“在不违反民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包容不同的观点。”呼声很大的公民社会建设虽然没有被写入越共十一大正式的政治报告中，但是报告中包含公民社会建设提议的基本主张，这是不同观点斗争妥协的结果，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更为可贵的是，这种允许表达与当局不同观点的社会环境，乃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越共的高度自信及其社会掌控能力。复次，隐忍善变的政治文化传统，一方面体现出越南善于应对危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政治行为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现实性，从而使得越南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波折不断，充满摇摆性。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越共内部就加快政治革新很快形成共识。第一，制定新宪法和相关法律，引入独立参选人机制。1992年制定新的宪法和相关法律，在越南国会选举中引入独立参选人机制，使没有获得党或祖国阵线提名推荐的人有机会通过自荐成为候选人；国会代表也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使候选人直接面对选民，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只对党和上级负责。

在2007年国会选举中，从875名候选人中选出了493名代表，差额比率达43．7％［19］。一大批唯“党意”是瞻而不考虑“民心”的候选人落选。这使得国会的监督职能有所加强，国会和议员“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的形象有所改变。第二，引入竞争机制，扩大党内民主。2006年，农德孟通过与阮明哲竞选连任越共总书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由竞选产生的先河，表明越共党内已经接纳了民主竞争的理念。越共十一大进一步提出“要试行党员直接选举党的书记、副书记和委员的制度”［18］48。这一举措标志着党内民主进一步扩大。第三，面对内部要求民主和外部西方的压力提出“公民社会”建设的构想，并宣称要建设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上述举措不仅扭转了越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增强了执政能力，也使越南在西方的国际形象大为改观，从而使国际环境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不过，上述诸多措施是越南党和政府为缓解日益严重的内外压力而采取的对策。当内外环境好转后，越南的革新决心明显下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外界期待看到的通过竞争方式产生最高领导人的方式并没有制度化，越共十一大及稍后召开的第十三届国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基本上犹如相关人士所推测的，给人以很深的幕后权力操纵的印象。其次是原来呼声很高的“公民社会”建设并没有如越南国内各界所期待的那样被写入越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公民社会建设曾在越南讨论热议七八年之久，越南官方也曾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且得到了国内改革派和知识界精英的支持，在国际上则使越南在西方的形象大为改观，但内外压力减轻明显使其革新动力大打折扣，建设“公民社会”则被调整为在某些地方开展“都市政权”建设试点。其三是集权的冲动。经过十多年实践形成的“四架马车”体制有利于集体民主决策，有利于中下层参与决策，有效地避免了黎笋时期一人独断的弊端，但目前越共党内高层显然对这种权力受限表示不满，目前正在酝酿进行改变，试图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合二为一，或将总书记和总理合二为一［7］332－333。

政治文化这种多变性、功利性特点使得越南的革新经常来回摇摆，往往是进三步退两步，革新进程充满艰辛。再次，看重出身、习惯于运用关系网络、法制观念淡薄、公民意识欠缺，成为越南政治民主化道路上的障碍。尽管越南共产党一直强调要建设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但越南社会远没有完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越南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出身及关系网胜过实际能力和国家法律法规。以本届越南内阁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人员为例，阮晋勇、范平明、冯光清、阮志咏，阮氏金银、陈平明等均是红二代或红三代。阮晋勇之子阮清谊刚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即担任胡志明建筑大学研究生处和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半年后又被任命为副校长；而刚卸任的越共原总书记农德孟之子农俊国则先在胡志明市共青团工作，2009年出任河江省委副书记，2010年任省委书记。对于外界的质疑，阮清谊认为自己的能力才是主要因素，而现任越共政治局委员的丁世兄针对外界指责越共搞集体权力世袭的回应则非常直白：“只有共产党才成功领导了多次战争，所以，只有共产党才有权领导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