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刑法规制研究

时间:2022-10-23 09:01:19

人工智能技术刑法规制研究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是新的技术制高点,有可能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点火器”,人工智能产业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因此,为抢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先发优势,国务院于2017年7月8日印发并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并明确提出要“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非常可喜的局面。为了规范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健康、有序发展,有必要未雨绸缪,提前预判这一领域有可能发生的严重侵害行为,将之纳入刑法调整范畴,并针对现行法律有关规定的不足进行修正与补充。

关键词:人工智能;刑法规制;责任主义原则;交通肇事罪

2018年6月12日,中国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开园,包含各种路况与功能区,测试道路里程达12公里,全范围5G覆盖,至今已经运行一年零七个月;可以说,自动驾驶不仅仅是一种构想,而是已经走向我们的生活;2018KPL总决赛,由腾讯AILab与王者荣耀共同探索的前沿研究项目——策略协作型AI“绝悟”首次露面就战胜了前职业KPL选手组成的“半职业”人类战队并夺得冠军,引起广泛关注,表明人工智能开始由专用型向通用型发展[1]。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潜在规模与效益非常巨大,对于我国而言是非常重大的机遇。如能抓住并引领这一潮流,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将可能加速实现。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每一个新兴产业的诞生与发展,均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法律问题,如果不能够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将对新产业的发展构成阻碍。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刑法角度,针对当前发展迅猛、对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有较大影响的三个技术领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机动车自动驾驶技术

自动驾驶技术是实用前景最为广阔、同时对公共安全影响最大的人工智能技术之一。随着5G通信的广泛覆盖,依赖大量高灵敏度传感器与高速信号传输的自动驾驶技术,必将加快其走向实用化的脚步。当自动驾驶汽车大量走上道路,一旦因为自动驾驶汽车的原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可否追究有关主体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应当重点予以考虑:

(一)必须坚持责任主义原则[2]。责任主义原则是刑法不可突破的重要原则之一,“无罪过则无责任”作为责任主义的重要体现,不允许存在例外。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及大量运用,必将更加突出地展现当代“风险社会”的特点。可以预见,有关“风险刑法”的观点将被更广泛提及。笔者以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坚持责任主义原则尤为重要。刑法需要对风险社会有所回应,需要承担起防范风险的重要责任,甚至需要将行为的范畴进行扩展,将犯罪标准适当前移,这些都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以“风险社会”需要“风险刑法”为理由,主张“严格责任”“无罪过责任”,去突破责任主义原则的底线,则既有违刑法的谦抑性,也无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过分地扩张犯罪圈,只能混淆刑法与侵权法的界限。因而,对于自动驾驶车辆导致的重大交通事故追究刑事责任,也必须以有关主体存在罪过(主要是过失)为要件。这一过失,将主要体现在车辆的制造者、管理者、交通设施的运营者、管理者身上,表现为:车辆的制造者应当预见到其生产的车辆尚不足以保证安全、可靠地上路行驶,一旦大量上路运行,将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但因疏忽大意未能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因而导致重大事故的发生。车辆的管理者,交通设施的维护者、管理者的过失也基本类似。

(二)关于责任主体。自动驾驶领域可能涉及的罪名主要有三个:《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以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三个罪名之间存在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之间的关系,应当根据具体案情,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选择适用。[3]值得注意的是,该三条中均未规定单位可以成为其犯罪主体;根据《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单位犯罪的“法定性”原则,则无法以这三个罪名追究任何单位的刑事责任。而将来自动驾驶汽车上路以后,其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将主要是汽车生产者、管理者以及交通设施管理者等单位的过失。因而,为有效应对该类危害行为,有必要对现行《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三条加以修正。可增加一款,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第一款规定处罚”。

二、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

军用无人机的发展关乎未来,事关重大国家安全,并且必将在未来的国家武器装备体系中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对于该领域可能发生的严重违法行为,必须纳入刑法调整范畴。尤其是违反规定制造、销售军用级无人机的行为,危害最甚。对于该种行为,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无明文加以规定,亟须弥补。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方案一,对《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百二十六条(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进行修正,将其中的犯罪对象由单一的枪支,扩展为包括军用无人机在内的全部武器装备,相应的该罪名可变更为“违规制造、销售武器装备罪”;方案二,在分则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适当位置,比如三百七十条之下,增补条文,条文内容可参考第一种意见。比较而言,第一种选择更加便于操作,唯该条文所在章节与该罪所保护之法益(国防安全)不甚吻合。民用无人机的滥用,可能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比如违反规定使用无人机,导致机场长时间关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可否追究刑事责任?对此需要甄别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心理态度大多为过失,即为了娱乐等目的而使用无人机,对于严重的危害后果大多持过失心态。此类行为有可能符合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按照我国现有《刑法》规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基于过失的心态,采用与防火、决水等基本相当的手段,危害公共安全,并导致不特定或多数人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行为。对前述行为是否可追究该罪的刑事责任,焦点问题主要是以下两点:其一,是否属于“其他危险方法”?按照学界通识,所谓危险方法,应当具备与防火、投放危险物质等手段的相当性。在飞机起降过程中如果遭遇无人机袭扰,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因而,相当性可以认为是具备的。其二,过失犯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要件。这一要件是否具备?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害结果,既包括人身伤亡,也包括“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因滥飞无人机导致航班大面积延误、机场关闭,其导致的公私财产损失显然不可谓不重大,故而可构成本罪。[4]但是如果未发生此类财产损失,而仅仅是造成航班起降过程中发生“危险”,可否追究刑事责任?纵观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尚不存在“过失危险犯”;过失犯罪必须以实际侵害后果作为构成要件,也是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以来的共识。所以,按照现行《刑法》规定,此类行为不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未来《刑法》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对此进行修改?这至少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刑法》中是否规定“过失危险犯”,在不违背诸如责任主义、罪刑法定等公认的基本原则、原理的前提之下,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刑事政策的需要,取决于是否存在相应的刑事立法需求。

三、强AI技术的刑法约束

相信不少读者看过《终结者》等科幻影视剧,往往会勾画出一个强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带来毁灭的灾难性结局。科幻与幻想、玄幻之间的区别,即在于是否遵循基本的科学逻辑;凡符合科学逻辑的,即应当认为有实现的可能性。当然,可能性的大小、实现的时间都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科学家认为,强人工智能不仅仅可以实现,而且有可能在未来五十年内即变为现实。目前所设想的强AI技术将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安全,并带来伦理上的巨大冲击,绝大多数科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技术表示极大的忧虑和强烈反对。我国应当在条件成熟时,在充分评估强AI技术所含风险的基础上,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强AI技术加以禁止。

四、结论

我国即将跨入人工智能产业时代。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伴生的某些严重危害行为,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相应的刑法规制的原则、方法。责任主义原则不可突破,不允许出现任何例外,必须坚持无罪过则无刑罚;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与发展,某些过失危险行为将具备刑法上的可罚性,“过失危险犯”有可能纳入《刑法》之中;针对某些具体的危害行为,我国《刑法》现有规定尚无法加以有效规制的,应该适时对有关条文进行修正。

参考文献

[1]马化腾.从专用人工智能迈向通用人工智能[J].中国科技产业,2019(9):9.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制出版社,2016:67.

[3]劳东燕.风险刑法理论的反思[J].社会科学文摘,2020(1):73-75.

[4]赵东.我国刑事严格责任之确立——以风险社会与新派理论为视角[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8,34(7):99-103.

作者:赵广来 单位:大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