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条件

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历史条件是最基础的条件。本文拟从社会经济条件、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此作一探讨。

一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价值观的历史发展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历史发展的观念表现,物质生产及其赖以进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价值观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必定会反映出价值观的变化。

首先,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形态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原理。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需要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政党及其价值观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就更不可能出现政党价值观。政党及其价值观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政治权力能够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实现某种利益的力量,商品经济生产的自由平等原则渗透到了政治领域时,政党现象才有可能产生。[1]当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政党和政党价值观才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及其价值观的产生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密切相关,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条件的发展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性前提和基础。作为特定阶级或政治集团意识理论化、系统化的政党价值观,自然反映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状况。“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2](P•611)举例来说,诞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壤之上,凭着一股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些它们产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状态就决定了其价值观必然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化大生产大大普及、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不仅决定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决定了它们的价值观必然体现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这就表明,政党价值观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之上形成的。从现实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和政党价值观。在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孕育了共和党和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它们的价值观也都包含着“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性质和元素;在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也唤起了民众的环保意识,于是德国绿党应运而生,其价值观也相应地是重视环保的生态主义。这些例子,说的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政党价值观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党价值观中,必然包含着政党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对于任何政党和政党价值观而言,其经济主张都是在特定的经济条件基础上提出来的,都是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为根据。比如,在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一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和“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全面推行和强化社会改良与社会福利措施,这实际上是依据瑞典的经济条件尤其是经济模式而提出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政党价值观符合经济发展状况和要求,符合民众的经济利益和需要,政党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相反,如果政党的经济主张和价值观脱离了社会经济条件,政党就不能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而最终走向失败。这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政党价值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要表现。

其次,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变化与更新。任何社会的经济条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因素很多,比如劳动者的素质、生产工具的应用、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外来经济因素的影响等。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总体经济形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要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进行尤其是先进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处于急速的发展变化之中。实践证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会引起政党价值观的变化与更新。如前所述,政党的价值观具有社会历史性。这就决定了,政党价值观不仅是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产生,而且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与更新。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条件都有特定的表现和反映,处于特定时代(阶段或时期)的政党都会面临着特定的任务和使命。相应地,政党价值观必然与这些特定时代的特定任务和使命联系在一起。形势和任务变了,政党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只有不断调整、更新政党价值观,政党及其价值观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要求,从而稳固自己的经济基础。从政党实践来看,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引起政党价值观变化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商品、技术、信息,尤其是资本在全球市场自由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商品、资本流动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增强,局部的危机很可能产生一种一损皆损的连锁反应。针对以上情况,西欧各国政党积极调整价值观,寻求对策:在德国,施罗德的“新中间主义”更多考虑到德国工会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现实特点,在谨慎吸收新自由主义的若干做法的同时特别注重维护社会公正和基本社会福利保障,以避免与工会势力发生直接冲突;在英国,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从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十多年、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根深蒂固的实际出发,主张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个人的作用,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公正和繁荣的社会,因此在经济社会领域接纳了较多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东西,以便赢得选民的认可和支持;在法国,若斯潘的“新社会主义”则继承了法国社会党的独特传统,并顾及到左翼执政联盟内共产党、绿党等左翼激进政党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并呼吁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必要的调控。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综上可见,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变化着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这是我们探讨政党价值观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二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阶层利益和愿望的政治组织,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特性。在社会政治状况中,阶级基础成为最重要的方面。政党价值观作为政党所代表的那部分阶级意识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形式,自然受到阶级基础的制约。阶级基础是影响政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另一根本因素。其一,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比如,资产阶级各政党是以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由此形成了反映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各种价值观,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等。资产阶级政党尽管有形形色色的派别,但其价值观根本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试图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永远维护资产阶级或不同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资产阶级政党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声称代表着全人类的价值观,但具有明显的虚假性和局限性。比如,资产阶级政党标榜的“民主”的价值观绝非普通民众的真正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虚假的民主,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援引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的话说:“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3]

相反,无产阶级政党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由此形成了反映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P•285)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它的价值观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讲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我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等品格。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4]事实上,自政党产生以来,价值观一直是形成政党分野、划分政党类别的主要内容。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条还在于各自政党所依靠的阶级基础的不同、甚至是势不两立。可以说,只要阶级基础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党的价值观一般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二,当阶级结构和阶级基础发生变化,政党价值观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阶级结构常常处于变动之中。有的阶级在发展壮大,有的在萎缩减少,同时还会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这种情况,如上所述,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由于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表现得非常明显。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党价值观的调整,根本性因素还是由于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使这些政党原来赖以依存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又比如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传统产业工人大大减少,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价值观念也较能与新的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趋向相适应。而那些仍然停留在传统产业中的工人群众,随着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身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基础,使之既能反映工人阶级的优秀价值理念,而且还能反映新兴社会阶层中出现的先进价值理念。党的十六大据此对党章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5]可见,当阶级结构和阶级基础发生变化,政党的价值观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以整合新的社会阶层。一个政党只有代表最广泛的社会利益,获得社会大众最广泛的支持,才会获取或延续其执政地位。如果不能及时扩大其执政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将其角色由代表一定阶层的利益转换为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就人为地减少了其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或者容易给另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来代表执政党所不能代表的那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的机会,从而增加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风险。

三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影响之外,还必须具备特定的文化条件。这是因为,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必然会在文化上体现出来。反过来,诞生于一定经济和政治条件之上的文化,又必然会对经济和政治起着反作用。由于政党价值观的特征,影响政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因素主要是指政治文化传统。所谓政治文化传统,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至今仍存在着的、所特有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积淀。各个民族国家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系统。作为一种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政治文化传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萌生于社会之中,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并发挥着影响。

任何政党价值观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条件。作为传统与现实的交融,政治文化传统满足了这种需要,它为政党价值观提供萌发和存在的氛围和条件。社会成员通过共同的生活,逐渐产生共同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成根植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之中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那些具有更多共同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的社会成员,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走到了一起,组织起来,共同奋斗,于是政党应运而生,并经过长期的政党实践,最终形成稳固的政党价值观。政治文化传统规定着政党成员的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任何政党价值观的孕育和萌生都离不开政治文化传统的滋养与浸润;任何政党价值观的确立和发展,都不是简单地建立在个别政治领袖的政治信仰上,也不是建立在个别政治集团的政治信仰上,它必须建立在以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政治信仰为坚实基础的政治文化传统上。可以说,正是各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孕育了政党。西方追求自由、民主等的政治文化传统,孕育了自由党、等资产阶级政党,以及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政党价值观;中国崇尚民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催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的价值观。不仅如此,政治文化传统还是政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文化的最深层次是价值观,这是文化的核心。”[6]就政党价值观而言,它必须在政治文化传统的哺育中才能形成和发展。任何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思想资源。政治文化传统恰恰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特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化的功能之所以得以发挥,不是以强迫和统治为基础,而是通过积极和同意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只有当政党成员形成比较稳定的价值认同和较强的忠诚度时,政党及其价值观才能得以形成并延续下去。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文化传统通过一系列的信仰活动、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形成政党这一政治组织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区别特征,从而构建并稳定政党及其成员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政治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使得政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相应得到加强,政党成员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作用下,激发出对政党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其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形成推动政党发展的内推力,同时也使政党价值观对社会更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可以说,政治文化传统是政党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政治文化传统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它使得政党价值观必然带有政治文化传统的印记和因子。经常的情况是,政治文化传统本身很多就是政党价值观的内在元素。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价值观不仅受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民本思想的重要影响,而且含有“民本”思想的因子。孙中山先生曾说明“三民主义”的思想渊源,认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7]。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的自由,“也是西方社会公民政治心态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8]自由至上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西方很多政党的价值观都包含着崇尚自由的内容和因子。

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决定了政党价值观必须与本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相契合。只有这样,政党价值观才能适应广大民众的政治心理和价值取向,才能更具有吸引力,才能开辟自身传播的更广阔空间,政党也才能赢得更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壮大。在世界范围内,各个政党兴衰沉浮的历史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英国保守党所奉行的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正是因其符合了英国社会保守的政治文化传统和英国民众保守的政治价值取向,才使其始终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保守党也因此在政坛上历经三百年而不衰。再比如中国共产党,只有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才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并获得广泛传播。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张的人类理想社会及民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之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这种共同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9]笔者在拙著《论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精神》一书中也曾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其一,中国实际,既包括现实国情,也包括文化传统。因为,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传统是由过去通向未来的桥梁。现实的中国文化中传承着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基因,现代精神传统中的不少因素,仍然是现实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和思维定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蕴含着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其二,从文化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异域文化,它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就必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历史契合点,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10]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受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只是强调政治文化传统在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是说政治文化传统只是文化的惟一因素。事实上,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还会受到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的影响。这就要求,政党价值观不仅要与政治文化传统相契合,还必须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相适应。我们在理解政治文化传统与政党价值观的关系时,切不可忽视这一点。

此外,政治文化传统的积淀传承也是政党价值观变动的基础。一定社会和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依赖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而生成和发展。在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作为社会意识重要表现形式的政治文化传统,必然不断变革、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生活经验在不断累积,各种知识不断更新,人类政治文化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旧的传统发展到新的传统。再加上各种外部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政治文化传统在人类社会的历史积淀中不断传承,它的积淀传承必然会使政党价值观发生相应的变化,是政党价值观变化的基础。

政治文化传统的积淀传承为政党发展注入新的内容与力量,也成为政党价值观发展变化的先导。我们不妨看一下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传承和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更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追求国家强盛、百姓富裕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奋斗目标。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政治文化传统不断被注入新的元素,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的这一观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对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先进性的鲜明表达。“正是由于党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先进性,使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从而自愿地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并在党的领导下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12]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逐渐积淀成为政治文化传统的新元素。[13]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因子的基础上,邓小平鲜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后来,我们党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价值标准,道理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说,政治文化传统的积淀传承必然会引起政党对其价值观做出相应的充实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