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学派研究论文

一、政治条件

清朝建立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锐意经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关以来，统治者不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这就使知识分子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放弃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的探讨，只能将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进行怀柔和笼络，仍按明代旧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对汉典籍的整理，以从中吸取营养，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寻找统治经验。清朝前期不断调整政策，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了缓和，在政局保持统一的基础上，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政权得到巩固，经济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国家出现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社会安定。因为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学术等的发展才有一个良好契机和优越的条件。加上清政府大规模集中全国各地人才进行编书和修志等活动，清帝南巡倡导风雅，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又为学术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条件[1]。

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扬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适合人类居住，它襟江临淮，北近齐鲁，南达吴越，处南北之中，地理位置优越，襟带淮泗，控引江南，水陆交通便利，向北可通京师，往南能连浙、闽，东边近于大海，西面直通两湖，交通便捷，“利尽四海”，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康雍乾三朝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运河的治理，致使运河在康雍乾时代保持了良好的通航条件，在封建王朝晚期又发挥了一次黄金水道的作用，为漕运和盐运的兴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扬州东临黄海，这为扬州盐业的兴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两淮盐区素来为我国食盐最重要的产区。扬州盐业生产，始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唐朝开始，两淮盐产量开始增多，两宋时，盐税的征收由发运使掌管。到了明清时期，两淮盐场成为全国各盐场之冠。扬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自己的转运地位，成为清王朝南漕北运的咽喉和国家中部各省食盐的供应地和集散地，经济迅速恢复，走上封建王朝又一个辉煌的时期。

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扬州学派的形成，也扎根于扬州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扬州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地理沿革、山水形貌、名胜古迹和亭园街巷等等，都成了扬州学派诸多学者治学的宝贵素材，进而成为他们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以本区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专著，有汪中的《广陵通典》，刘台拱的《宝应乡贤录》，焦循的《扬州足征录》、刘文淇的《扬州水道纪》、刘宝楠的《宝应文征》等等。而考述扬州山石陵庙、街巷亭院等古迹名胜的文章，也不少，如阮元的《摹刻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跋》、《修隋炀帝陵记》、《曲江亭记》等等。

四、学术渊源

1.来自本邑先世学人的沾概

先看隋唐时期著名的学者曹宪和弟子李善的《文选》的研究，对后世包括扬州学者在内的学人具有广泛的影响。如阮元追怀曹宪治《文选》之功，依其讲学故址为楼五楹，题为“隋选文楼”，在扬郡提倡文选学而推崇萧统的文艺观。萧统论文学创作、文艺作品，分别以“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概括其特征；阮元也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具有“沈思翰藻”、“奇偶相生，音韵相和”的特点。个中可见萧统文论与阮元见解二者的源流关系。再比如，受五代、宋代初期精于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文学学家徐铉、徐锴的影响，扬州学派早起代表王念孙撰《广雅疏证》每称曹、李等成说例，次引二徐说为多；其得力于徐氏《说文解字系传》等著述不仅在文字释义之内容上，且在因声求义、以今语俗语证古语、兼明假借引申之义、梳理古今文字之体等治学方法上。扬州学派的学人从文化传统中吸收吸取营养。

2.来自邻邑前辈学人的影响

这里的前贤主要指寓居淮安的著名学者阎若璩。他祖籍是太原，但“侨寓山阳”，“数来扬州”。因对“古文尚书”辨伪而作的《古文尚书疏证》价值尤大，后惠栋撰《古文尚书考》、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等，均衍其绪而更加缜密。阎氏的治学理念、方法对扬州学派学人的学术影响和启示，于此可见一斑。

3.不可忽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等对扬州学派的深刻影响与启迪

身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和朴学的先导大师，顾炎武提出了由音韵文字通诸子百家的主张，借以达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其进步的政治思想观念和治学主张为扬州学派所崇尚。阮元就曾抨击宋学的空疏之弊，指出：“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此可彼说起矣。”他还强调：“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像扬州学派的这些学者，他们人人既具有坚实的小学功底，博学而能明辨，亦跳出小学研究的领域，在继续前辈经学研究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贴近社会现实，致力于通经致用，又开启了晚清经世派的先河。

4.吴皖两大学派的影响和渊源

乾嘉学派，一般可以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其特点是“唯汉是信”，盲目崇拜汉学，只要是汉学，就不论是非，一一加以疏通解说。而皖派反对墨守古人经说，主张择善而从，而断之以己之考证。戴震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对扬州学者的影响极大，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焦循、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师法戴氏。近代扬州学人支伟成指出，自戴震崛起安徽，“施教京师，而传者愈众。声音训诂传于王念孙、段玉裁，典章制度传于任大椿，既凌廷堪以歙人居扬州，与焦循友善；阮元向教于焦、凌，遂别创扬州学派。”这就深刻地指出了扬州学派和乾嘉学派中皖派的师承关系[3]。五、经济繁荣、盐商资助

清初，社会经济一度遭受摧残。至清中叶又重新繁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特别是盐业，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扬州的盐业是扬州商业中最大的一个行业，它的繁荣与发展，不仅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盛，影响到了扬州城市的各个方面。乾隆、嘉庆年间，扬州盐业到了极盛时期，《清史稿·食货志·盐法》记载：“两淮旧有三十场，后裁为二十三，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扬州的盐业是清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损益盈虚，动关国计。”[4]经济发达与交通便利，必然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便利条件。而诸多巨商又好风雅，客观上他们对扬州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如藏书、刻书、绘画、书法、工艺、戏曲、园林、花木等等，无不依赖着盐商的经济实力得以繁荣和发展。历任两淮盐政、转运使及扬州的一些大盐商，如曹寅、马曰琯、卢见曾、曾燠等，都拥资巨万，又提倡风雅，热心地方文化学术事业，搜罗典籍，网罗名士，兴办学校，刊刻书籍。如被称为“扬州二马”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就“好学博古，考校文世”，对“四方之士”，都优待礼加，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如杭世骏、全祖望等均曾入主马氏，他都礼待甚厚。再如乾隆朝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增，也广纳学者名流，“座中皆天下士”。当时名闻遐迩的学者、画家如惠栋、戴震、郑燮、高风翰等，都曾入主卢幕，或与之密切交往。众多的文人学者聚会于扬州，自然会促进扬州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再加上盐商对教育事业的积极赞助，致使扬州书院林立，如雍正末年，马曰琯出巨资重修扬州梅花书院；乾隆初年，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学府[5]。著名学者姚鼐、赵翼、杭世骏等，都曾在安定书院与梅花书院掌教，“四方来肄业者甚多”，诸如段玉裁、李惇、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洪亮吉等，都曾就读于这两座书院。扬州书院发达，培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人才或学识渊博的文士、学者，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柳诒徵《江苏书院初稿》赞叹道：“段、王、汪、刘、洪、孙、任、顾诸贤皆出于邗之书院，可谓盛矣！咸同以降，稍不逮前，然江南北知名之士，不试于扬州书院者，盖鲜。”

扬州学派的形成，是以扬州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前提，以扬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条件，受扬州深厚的文化的影响，继承皖派之学而形成的。扬州以盐为支柱的经济的繁荣为扬州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摘要：扬州学派是清代学派之一，是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因为起源于扬州，所以称为扬州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江藩、汪中、刘台拱、凌廷堪、焦循、阮元、任大椿、王念孙、王引之、朱彬、刘宝楠、刘文淇、薛传钧、汪喜孙、焦廷琥、刘恭冕、刘毓崧等。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点的学术流派，是在扬州这块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的肥沃土壤中产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形成，有着各个方面的原因，不仅与扬州的地理位置、扬州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有关，而且与扬州悠久的历史也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扬州学派；清代；社会条件

扬州学派是活跃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这个学派以汪中、阮元、焦循和王氏父子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在经史、子学、小学、古籍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扬州学派形成的社会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王伟康.康乾盛世扬州文明的实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2）：124.

[2]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落日辉煌话扬州[M].合肥：黄山书社，2001，（6）：29.

[3]胡明.扬州文化概观[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7）：23-294..

[4]朱福烓.扬州史述[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12）：204.

[5]赵航.扬州学派概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3，（11）：260-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