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洲史学研究论文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历史学家。撰有《明夷待访录》1卷、《明儒学案》62卷、《南雷文定》32卷、《行朝录》九种以及《南雷诗历》等，编有《明文海》482卷。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一直纠缠着众多学者的情怀。有关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大多围绕其民主思想启蒙思想进行阐发。究其原委，概因《明夷待访录》对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影响极大，而这段时期的思想学术可谓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风向标。研究梨洲史学的文章相对集中于以下两端：第一，突出他对学术史的贡献。梁启超把他和司马迁、杜佑、袁枢、司马光、郑樵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六君子，理由就是他“创为学史之格”。(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仓修良也大力张扬此见，认为“黄宗羲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显著者自然莫过于《明儒学案》的著作”。(注：《黄宗羲的史学贡献》，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楼毅生在《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黄宗羲在史学上最杰出的贡献，是他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注：楼毅生：《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5年第6期。)第二，强调其对明史的贡献。杜维运的《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之兴起》，汤纲的《黄宗羲与<明史>》、《<明文海>初探》，陈恭禄《<弘光朝实录>的作者及史料价值》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把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割开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启超在把黄氏推为清代史学之祖时，认为“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到了金毓黻那里，《明夷待访录》则完全与史学脱离了干系。金氏认为：“或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概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史学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其后学者多持此见。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明夷待访录》的史学意义。白寿彝认为：“黄宗羲晚年著《明儒学案》，……是学术史的一种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但黄宗羲更大的贡献，是他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它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这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一部破天荒的著作。这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政论书，实际上也是一部史论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史学上的光辉著作。”(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白先生的看法要言不凡，切中要害。不过，即使90年代，在有关黄宗羲史学的研究论文中，对这一点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总体说来，以往的研究触及到了梨洲史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但对其史学的核心内容表述得不够充分。梨洲史学的核心内容应是：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一个历史学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外化。表现到行动层面，就是不遗余力地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保存历史轨迹的真实(历史感)；就是苦心孤诣地探求明朝覆亡的因缘，以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强健现实的社会(时代感)；就是对现实的大力抨击与对理想社会的精神构造，以求启蒙未来(超时代性)。以上是黄宗羲一生史学活动的主体，也是梨洲史学的三个特点，兹论述于下：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感

黄宗羲对明清之际历史日就零落芜没的状况至为伤怀。他说：“尝读宋史所载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国亦且二年，文、陆、陈、谢之外，岂遂无人物?顾问陆君实有日记，邓中甫有《填海录》，吴立夫有《桑海遗录》，当时与文、陆、陈、谢同时之人，必有见其中者，今亦不闻存于人间矣。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能无憾耶?”(注：《黄梨洲文集》，《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促使他一生以保存历史为己任，“后死之责，谁任之乎?”(注：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卷，《弘光实录抄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通过各种途径保存所能了解的史实。无论是搜集整理史料、撰写碑文墓表、书写诗文，还是编撰史著、编选明人文集，莫不寄托着存史的信念。

(1)撰成《弘光实录抄》、《行朝录》

《弘光实录抄》为黄宗羲所存的一部重要南明史著，书中保存了大量弘光朝的史实。弘光帝亡后，局面愈加混乱，黄宗羲原志于修之成史，奈何不尽得其详。用他自己的话说：“向在海外，得交诸君子，颇欲有所论者。旋念始末未备，以俟他日搜寻零落，为辑其成。荏苒三十载，义熙以后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忆，亦忘失大半。邓光荐《填海录》不出，世为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尔谈，其可已夫!”(注：《黄宗羲全集》第二卷，《行朝录序》。)于是广搜遗逸，根据自己的见闻，成《行朝录》，自称以便将来补史之不足。

(2)藏史于碑铭墓表

在黄宗羲看来，碑铭墓表属于历史一类的文章。他一生不但撰写了大量的碑铭墓表，而且尽量用史家笔法。如他写丘吁抚六合时“单骑入城”“为民请命”，写他为刑部郎中时“平反大狱数十条，大力之喜怒不能动摇”。写他出守汉阳时“裁量军需，无仓促匡襄之患。晨其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设遮拦，晓指枉直，无不满志而去”。大吏到晴川阁视察，索要藤床，丘吁把大吏带去看自己的卧榻，“乃白板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山西右参政吁之丘公墓碑》。)通过黄宗羲之笔，一个循吏的形象活脱脱地出现了。在《王仲伪墓表》中，他写道：“此纸不灭，亦知稽山块土，曾塞黄河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王仲伪墓表》。)强烈的历史感力透纸背。

(3)以诗文补史

黄宗羲认为诗文与历史著作相为表里，同样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他在《姚江逸诗序》中写道：“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姚江逸诗序》。)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又说：“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所以不坠，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销，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记，非指南集杜，何有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黑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寺，室幢志其所处，可不谓之史诗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苦，犹然金版之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也。”(注：《黄梨洲文集·序类·万履安先生诗序》。)正是有这种对历史的深邃洞察与现实的遭际使他作诗时多有存史之意。在《南雷诗历》题辞中他写道：“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不谓逼真尔。”(注：《黄梨洲文集·序类·诗历题辞》。)编《姚江逸诗》，目的是“士生后士，凭虚而观盛衰之故也”。把他对历史的见证浓缩进了诗篇。

黄宗羲著文，亦意在存史。在《南雷文约凡例》中写道：“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之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事之缺文一也。”《海外恸哭记》便是他的“叙事之文”，晚年之《思旧录》，对生平所识之人多加追忆，有一事一语者皆录之。他还有意识地通过撰写行状来存历史之面目。在《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中，他对熊雨殷的康清行状作了详尽的纪录，其目的在于“公魂无庙，幽铭阳碣，无地可施，爰行状一通，移之史馆，以为列传之张本也”。(注：《黄梨洲文集·传状类·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写下了《移史馆章格庵先生行状》、《子刘子行状》、《柳敬亭传》、《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行状》等一批杰出的人物传记，为史学家撰写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

(4)编选明人文集

从康熙四年(1665)到康熙十四年(1675)，黄宗羲从众多文集中选编成《明文案》217卷。以此为基础，他又花近20年时间，在84岁(1694)那年编成《明文海》482卷。《明文海》的一大特色是收录了相当的传记。在卷387至卷428传记中，黄宗羲搜寻了名臣、能臣、文苑、儒林、忠烈、名将等20类人物的传记300多篇。卷429至卷472也以同样的分类方法收录了墓文320多篇。这600多人的事迹大多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在黄宗羲看来，当代人的文章可以补史之不足。他说：“余选明文近千家，其间多有与实录异同，概实录有所隐蔽，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且实录止据章奏起居注而节略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详也。即如永嘉，非先生之诗文，亦恶知其恃宠妒贤如此?所谓脔谄魂于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注：《黄梨洲文集·序类·陆石溪先生文集序》。)这就是他编《明文案》与《明文海》的旨趣所在。这些传记为研究明代正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5)关注官修《明史》

黄宗羲撰《明史案》、编明人文选等举动都围绕修史展开，因时事变故，明史没有修成。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监修徐元文向康熙推荐黄宗羲，朝廷特旨以礼敦请，黄宗羲为存臣节，以老病疏辞。黄宗羲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朝廷修史，但是对此十分关心。在给万斯同送行时，他以《大事记》、《三史抄》授之。并作诗送别，其中有“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之句，拳拳之心，于此可鉴。黄百家北上时，黄宗羲又写书与之，云“昔闻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我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可见，其对修史一直耿耿于怀。在《叙万氏补历代史表》中，他又悲情满怀地写道：“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叙万氏补历代史表》。)“公死是死国史也”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撰修明史，必定是他多年的夙愿。

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探讨明代史事，从内容到体例，影响着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如《历志》出于吴检讨仁臣之手，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公谓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示众，遂去之。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注：王政尧点校：《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这一段话，道出了黄宗羲对《明史》的影响。

真实是历史记录的生命，是历史学大厦赖以建筑的基础，也是自古及今的史学家所不断追求的目标。黄宗羲不仅大量存史，同时对其真实性有极高的要求。针对当时私人修史之风盛行，而又多讹误的情形，他愤慨地写道：“近时伪书流行，聊举一二，如甲申之死，则杂以俘戮；逆阉之难，则杂以牖死；杨嗣昌丧师误国，东心诗颂其劳；洪承畴结怨秦人，绥寇纪张其挞伐。高官美谥，子姓私加；野抄地志，谶儿信笔。”(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名臣言行录》。)“余观当时，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是犹两造不备而定爰书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谈儒木表》。)“逆阉之乱，去今五十余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抵牾如此，向后欲凭纸上之语，三写成乌，岂复有实事哉。”此类论述在黄宗羲文中俯拾皆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促使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极其注意忠实历史。如给神宗时谏官姜应麟所作墓志铭，与姜氏家人提供的材料多有出入。为此，黄宗羲特意附信，说明自己更改的理由。文中不仅纠正了原作的几处史实错误，而且对形容太过的地方加以修改。“凡碑版之文，最重真实”，(注：《黄梨洲文集·杂文类·辨野史》。)这是黄宗羲的信念。

“为天下、为万民”的时代感

历史学不是脱离现实的纯学问，历史学家也不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局外人。面对明清之际的丧乱，黄宗羲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作为一个乱世历史学家，黄宗羲的史学具有更为强烈的时代感。黄宗羲探索历史治乱之道，着重于分析明代衰亡的各种原因，并提出改良社会的措施。《明夷待访录》是对有明一朝各种制度最为直接的剖析，其他散布于《弘光实录钞》、《行朝录》以及所写墓志铭等文章中的诸多议论也都体现了一个乱世史学家解读历史的使命感。

(1)《明夷待访录》是对明代历史的深刻解剖

黄宗羲在该书中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在“置相”一章中，他开头便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这真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朱元璋罢宰相，专制皇权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也为其后王朝政治的种种弊端种下了祸根。黄宗羲从设宰相的本来含义来说明罢相之失：“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对于有人认为大学士有宰相之实的看法，黄宗羲反驳道：“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尔披答之义，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朝廷中真正有宰相权力的是太监，“刘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哪一个不是罢相的硕果!黄宗羲对此看得十分透彻：“吾以为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嬉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公奴有宰相之实者，罢丞相之过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置相》。)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宦官专权提供了契机。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大学士办理政事设置了诸多的障碍。大学士中能者即使如张居正，也不得不对太监小心翼翼。政事不治，不为罢相之责乎?黄宗羲的认识不为深刻乎!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相当完备成熟。非常严格的八股取士，在给朝廷选拔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另外一方面，八股文也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和精神。很多知识分子穷一生时间应付考试，却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参加考试就不能得到任用。黄宗羲看到了其中的弊端，他认为科举制度是对人才的一种约束。他对古今取士之法作了对比，认为古代是宽取严用，而今是严取宽用。宽取严用，所以人才不得遗漏，任用者也不敢疏忽大意。严取宽用，止科举一种途径，“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进取之，不谓严乎哉!……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注：《明夷待访录·取士》。)不仅豪杰老死丘壑者多，在位者也多不得其人。明代社会不是缺乏有用的人才，不然明亡时何以涌现出那么多文武之士，缺乏的是朝廷对人才的有效选拔和任用。谁能说对人才的取用不当不是明亡的一大原因?清朝皇帝就吸取了历史教训，几度开博学鸿词科，大肆网罗人才。

明代末期，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亲王勋戚和宦官庄田多得惊人。世宗赐景王朱载圳湖广田四万多顷。神宗晚年封给福王朱常洵洛阳，赐田四万顷。而老百姓的土地少得可怜，真正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占有土地如此之少，却还要承担沉重的赋役，三饷加派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黄宗羲看到的明末田赋对人民造成的压力：“斯民之苦暴税久已，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无等第之害。”“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路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嗟乎!税额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不得生便揭竿而起，大大小小的民变直接威胁了明朝政府的存亡。李自成等一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便大得人心，连“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穷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也”。(注：刘尚友：《定思小记》，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3页。)这是统治者所始料未及却也是必然的结果，黄宗羲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宦官专权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阉宦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在黄宗羲看来，以往宦官专权都没有明代厉害。因为“汉唐宋有干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披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今也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货贿造作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而外廷所设之衙门，所供之财赋，亦遂视之为非其有，哓哓而争。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里之内，皆阉宦为之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黄宗羲有些过分夸大了明代宦官之害。汉唐数代皇帝直接死在宦官手中，明代宦官固然为非作歹，不过即使显赫者如魏忠贤，年轻的崇祯皇帝一声令下，他也即刻成为刀下之鬼。黄宗羲把宦官专政的原因归咎于皇帝对廷臣与宦官关系的一种颠倒，“夫人主之有阉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师友以规过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自夫阉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这是不争的事实。

(2)其他史著中亦不忘时时探求治乱之源

众所周知，朋党是明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宗羲认为以往的论者只看到朋党“但营门户，无恤国是已尔”。(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对于真正亡国的原因，“皆不能指其事实”。(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在黄宗羲看来，党争对皇帝造成的影响才是朋党祸害的根源。“逆案虽未翻，而烈皇帝之胸中，已隐然疑东林之败类。由是十余年之行事，亲小人而远君子，以至于不救，然则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这并非崇祯帝容易被小人左右，而是由于东林党人本身所作所为让崇祯帝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说：“烈皇帝拨乱反正之才，有明诸皇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芜秽之后，锐于有为。向若始时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辅之，开诚布公，君臣一体，全不提防，其于至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见制于小人，所谓君子者，往往自开破绽。烈皇帝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贪欺，颇用术辅其资，好以耳目隐发为明。陆敬舆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然后上下交战于影响鬼魅之途。烈皇帝视其臣公，一如盗贼，欲不亡得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作为东林党的子弟，黄宗羲能看到东林党自身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也看到了晚明伦理上的混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明朝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也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注：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首学士魏德藻被关押在一间小房子里，还从窗户里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注：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5页。)黄宗羲对这种状况痛心疾首：“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于盗贼，而施张仪苏秦之诈于君父，破城陷邑，智穷不能自免，则以亡虏降人为究竟，遂使天纲毁紊，地纽凋绝，普天相顾，命悬晷刻。嗟乎，故安得事功节义之事，而与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后能死天下之事。事功节义，理无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安得有不败乎?”(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臣言行录序》。)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可以说对明清之际一大部分官员的最好概括。黄宗羲的这种感叹，发人深省。

(3)提出改良社会的为治大法

黄宗羲研究历史，探求明代衰亡之因，其意并不仅仅在于寄托故国之思。尽管他对故国怀有深厚的情感。亡国时，他曾组织力量抗清，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已倾；亡国后，对于亡国之忠臣节士，他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表彰。但是他看到南明诸朝之败势如退潮海水，势不可为，而清朝在全国的统治也已成定局时，立即摆脱了固守一朝一代兴亡的历史观念，转而以天下事为己任，探索为治大法。诚如他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所言：“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末未融，遂秘其言也!”为实现理想中的大壮之世，黄宗羲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针对时事，提出了他的为治大法。黄宗羲探索为治之法，其意绝非指望明朝复起，亦非为新起的清朝服务。在他看来，“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臣》。)是这个混乱的时代，是这个百姓涂炭、生民处于水火的时代促使他探索大治之道。

针对科举的积弊，他提出朝廷应该广取人才，“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招，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取士》。)针对田制问题，他主张恢复井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也”。按照他的计算，万历六年的土地如果每户授50亩尚有剩余，井田是不难实行的。同时，他主张减少田赋，“今天下之财富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而重，宋未尝改，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赠。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乱世苟且之术也。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为发展经济，他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徒者，概皆本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在剖析宦官危害的基础上，他提出皇帝要罢三宫，“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如是则阉之给使令者，不过数十人而足矣。议者窃忧其嗣育之不广也。夫天下何尝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子孙乎!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故尧、舜有子，尚不传之。宋徽宗未尝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为避免君主专制的弊端，他提出设置宰相，等等，不一而足。

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明夷待访录》。他说：“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纠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业，可以徐还也。”(注：《黄梨洲文集·附录》。)黄宗羲以救世为己任，从分析历史出发，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做法确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4)大力张扬天地之元气

天崩地裂的时代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它照出了此前社会的积重难返，照出了懦夫的临危苟且；另一方面也照出了新生力量的勃勃生机，照出了英雄豪杰的悲壮动人。明末清初便是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既出现了许多苟且之人，也出现了一批胸怀壮节的义士。作为身处乱世的历史学家，黄宗羲对亡国之人物事迹不遗余力地加以记载并颂扬。《弘光实录抄》中记录的北变死节诸臣较为详细者有30多人，对史可法牺牲的壮烈场面记录犹为感人。《海外恸哭记》记载了鲁王监国时坚持海上抗战的数十名忠义之士的事迹，以小传的形式为孙家绩、林化熙、陈子龙、杨廷枢、叶天章、熊汝麟等人立传。《四明山寨》对抗清义士王翊的牺牲经过作了感人至深的描述。至于他所作的碑铭墓表，更是特意收录了很多亡国人物的事迹。如记述谢泰臻亡国后的行迹，他写道：“故社既屋，入先师庙，伐鼓痛哭，解巾服焚于庭，沉舟之痛，时切于怀，援壁上琴弹之，格格不能成声，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书几上曰‘尔曹毋庸觅我，以从我志。’家人迹之于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剪发为头陀。从此踪迹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数十里，偃卧冰上，或囊其所著书挂于项，登深崖绝壁，发而读之。”(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时堙谢君墓志铭》。)字字句句莫不饱含深情。诸如此类的文字在黄宗羲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他认为明代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官厚爵的苟且。是他们的苟且使得“天纲毁紊，地纽凋绝，普天相顾，命悬晷刻”。(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臣言行录序》。)是他们“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导致了明朝的败亡。所以黄在其著述中总是大力著录和表彰胸怀天下的忠臣节士，目的在于“补造化”“正风教”。其意屡屡见之：

余读文陆传，而叹一时忠义之士何其盛也。故邓光荐为文丞相幕府传，僚将宾从牵联可书者六十余人。其散见于宋末元初各家之文集者，残山剩水之间，或明或没，读者追想其风概，累嘘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凡几。概忠义者，天地之元气也。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及变之来，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贤士大夫焱起收之，甚之为碧血穷磷，次之为土宝牛车，皆气之所凭依也。金石变生，余所记录者亦多矣。(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纪九峰墓志铭》。)

桑海之交，士之慕义强仁者，一往不顾，其姓名隐显，以侍后人之拾掇。然而泯灭者多矣，此志士之所痛也。故文丞相幕府之士，宋史既以之入忠义传矣，好事者又为幕府列传，附之丞相之后以张之。逊国梁玉田诸人，乃得之古私承尘之上，而后传世。元微之云‘天下大乱，死忠者不必显，从乱者不必诛。’故此数行残墨，所以补造化者，可不亟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都督裘君墓志铭》。)

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而推寻桑海余是，知横流在辰，犹以风教为急务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旌表节孝冯母郑太安人墓志铭》。)

一个时代的兴衰，绝不仅仅取决于物质产品的丰富与否和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精神与信念是支撑时代的重要力量。保存这种精神并大力加以张扬是历史学家神圣的使命。诚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历史决非胜利者之胜利品，失败者与少数，亦决非历史之垃圾堆。天地之元气，历史之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之间。舍名位之赫然，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其酸魂落魄，支撑天下，这是史家的大任务。

启蒙未来的超时代意识

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有一段话，论述了私人修史的可贵之处。他说：“向来官修之史，不能令人满意，……私家史书所以可贵，其故有三：一，不受史局之约束；二，不为当前史学风气及政治立场之所囿；三，有超时代之精神，对于史事可作重新之评价。质言之，即有超历史之立脚点。”(注：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梨洲史学便具备超时代的立脚点，他的历史观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

(1)“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是启蒙未来社会的进步史观

君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现实不知有理想。”(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梁氏之说未必都符合历史事实。但说“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帝王家谱”却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挑战君权的思想。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认为百姓比君王重要。慎到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认为天子的职责是为百姓服务，而不是百姓为天子服务。

黄宗羲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君主大加挞伐。他愤怒地指出，古代君王百姓经营天下，今天君王以天下满足自己的私欲。“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君》。)充满了对君王之害的控诉。

尽管黄宗羲认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但他并不主张无君。他所抨击的是颠倒的君民、君臣关系。黄宗羲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辨析为臣之道，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为之敢从也，况于无形声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声之嗜欲，我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我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匿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臣》。)这种君臣关系是黄宗羲对君主与天下关系的一个引申，黄宗羲还将这种关系引申到其他方面，如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他指出：“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些都是他反封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宗羲的思想有着时代局限性，是半截子的民主思想，但这并不削弱他思想的伟大意义。毫无疑问，他不但是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君主专制抨击最为猛烈、揭露最为深刻、思想影响最为重大的人物。这种进步的史观对历史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明夷待访录》是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梁启超说：“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而后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利焉。”(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8页。)梁启超把黄宗羲推为清代史学之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明夷待访录》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这是梨洲史观超时代性的明证。

(2)《明儒学案》是进步史观的一个实践，是新史学的先声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史学著作的代表作之一，记载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学术发展演变的概况，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全书共62卷，按照时代顺序，将200多名学者分十九个学案组织起来。每个学案之前，均有一小序，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和宗旨。随后是学者的小传，对各人的生平、学术源流、著作情况等做了简明扼要的述评。小传之后，是学者本人著作节录或者语录，偶有作者的按语。

《明儒学案》不以君王将相为核心，不以政治题材为内容，而是考察明代学术的来龙去脉，突破了传统的正统史观，是历史观的一种进步，是进步史观的一个实践。梁启超对《明儒学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黄宗羲的不仅启发了梁启超，而且对新史学产生了影响。瞿林东认为批判君史和倡导民史是近代史学萌生的重要标志。吴怀祺也把近代史学的上限追溯到清初的启蒙思想的出现。当代一些重要的史学史家不约而同地把黄宗羲等人的史学思想看作新史学的源头。梨洲史学具有启蒙史学发展的超时代性。

上文从历史学家主体意识角度简要分析了梨洲史学的三个特点，即历史感、时代感、超时代意识。应当指出，这三者在黄宗羲身上并不是各各分开没有关联的。它们是一个整体，共同体现了黄宗羲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渗透在他的所有史学活动中，无论是记录历史事实、分析历史逻辑、作用于历史现实，还是探索历史未来，无不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对自身角色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