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推广举措及模式分析

借鉴国外农业科技推广的先进经验

以美国、法国、日本、以色列和荷兰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农业科技体制，其科技与农业经济的结合比较紧密。他们有很多很好的经验虽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是值得参考借鉴［6］。美国综合性农业法规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生产控制、农业信贷、土地保护、剩余农产品处理、出口贸易等内容。除综合性农业法规以外，美国还制定了30多项单项农业法规。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详备的法律法规有效地规范了农业生产行为，以保证农业科技推广正常有序地进行。目前丹麦形成了严格的准入机制，即在丹麦想成为农民，购买或继承30hm2以上的土地，必须接受为期5年或5年以上的农业学院的正规培训，并获得从事农业的绿色证书才行。此外，农民还要经常参加由地方农业咨询中心负责组织的技术培训。当然，这在中国还不易实现，但这表明，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势在必行。除了农民，农技推广人员更需要具备较高的素质才能保证农业技术推广的顺利进行，才能迎接科技进步带给农业技术推广的挑战。因此美国、法国、日本等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建设，实行严格的从业资格制度。美国、日本明确规定，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必须获得相关专业的学士或学士以上的学位。美国将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大学为纽带，由大学统管全州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业务，形成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体系［6，7］。具体做法是在大学建立农业推广部，负责组织、管理和实施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并在各县设推广站，在全国形成一个庞大的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协作网。它的农业科研体系包括政府体系、私人公司系统和民间自我服务组织系统。农技推广体系分为联邦农技推广局、州农技推广站和县推广办公室3个层次。法国建立了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其农业技术协调协会和农业学校是推广农业科研成果的主力军［8］。日本农业推广有两个并行的系统，一个系统是政府所属的各级农业推广组织，另一个系统是农民自治组织，即农业推广服务机构，两个体系由国家和县共同出资建立，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9］。美国私人公司系统集中在研究开发和创新技术商品化领域，集科研、推广、经营于一体。而以农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为中介的民间自我服务组织系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国家，私人和民间研究机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如何引导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这种非政府组织的科研机构，使其在农业科技研发方面发挥作用是一大课题。发达的农产品信息网络能使农民把握住市场的脉搏。农产品市场系统流畅运行的核心问题是市湖北农业科学2012年场信息，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买卖双方进行公平交易，而且还能引导农民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从而达到增加收入的效果。从美国的经验看，为提供充分可靠的信息，必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产品信息收集和系统。目前，美国农业部通过合同关系与各州的农业部门合作，实施全国农业市场信息项目，提供各种农产品贸易方面的信息，包括供应、需求、价格、趋势等。农业部和有关州设立了100多个信息收集办事处，负责收集、审核和全国农产品在直销、拍卖、合同、期货、集散、加工、批发等市场环节的信息，并要求所提供的市场报告具有中立性、即时性和可靠性等特点。要使农产品信息网络发挥作用，首先必须对农民进行培训，使其了解并掌握网络资讯。农业合作社已成为农民走向市场的桥梁。目前，美国有4000多个农业合作社，80％以上的农民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此外，诸如法国、日本和荷兰等国家的农业合作社也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0］。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为农民提供产、供、销环节的服务。农民通过合作社购买化肥、农用化学品、饲料、种子等生产生活资料，并通过合作社出售牛奶、棉花、谷物、水果和蔬菜等农产品。此外，合作社还在产、供、销过程中向农民提供其他各种服务，如提供贷款发展水电、灌溉、通讯，出租大型农用机械，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咨询等。虽然这些举措为他们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国家的普遍情况是地广人稀，即农业耕地面积大，而农业人口比例相对较小。所以其以大农场为单位，多为机械化、规模化操作，比较利于科技的推广实行。而中国农业经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精耕细作之上。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大多数农业人口的科技素质不高，农业科技推广存在困难。

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科技推广举措及模式探索

中国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区别，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其经验，而且西方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缺陷。深入了解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至关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别说决策。调查必须深入农村最底层，了解农民最真实的感受和需求，掌握农业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各地生态条件和基础设施等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调查研究，摸清各地的具体情况，主要是限制因子和发展特色，从而确定适合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和农业科技推广模式。中国农村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技推广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农田排灌条件差，许多地方存在靠天收的现象；道路交通条件差，大部分农田不通机耕道，农用机械无法到田间；单个田块面积小且不规则，农用机械到田后也难以使用，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农村信息闭塞，农民对网络的了解程度和应用效率极低。因此需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农村网络设施建设，创建农业信息咨询服务网站，充分利用电话、电视等通讯设施和媒体为农业生产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研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而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民，要使科技有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必须提升主体素质。首先要求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有联系实际、服务生产的意识，有为农业经济发展作贡献的觉悟，而且需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途径，使他们能施展自己的才能。现在有很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不高，甚至有的农民放弃耕种，致使农村留下来的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极大地妨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景，没有享受到农业经济发展带来的收获。但是中国农民在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里，已有很好的生产经验，也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欠缺创新的果敢。因此，需要有力的组织进行有效地引导。对农民进行培训的方式是多样的，目前常采用的有专家讲座、科技咨询等形式。但是很多培训针对性不强，内容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最好在农闲时间开设系统的培训班，培训课的内容、时间安排等应结合当地生产实际需求，并形成系统。同时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以加强培训师资力量、完善培训的条件以及建立培训示范基地［11］。由于大多数农户农业种植面积很小，使用现代农业技术产生的绝对效益并不大，导致很多农民对采用新技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但种植大户的情况却完全相反，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以提高生产效益。发展规模生产可以提高土地复种指数，促进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应用，促进管理措施到位，从而提高单产水平、产品价格和种植效益。因此应积极采取多方面的综合性措施促进耕地流转，发展规模生产［12］。重点应加强以下工作：一是出台优惠政策并落实到位，扶持种植大户，使农民敢于将土地流转进来，发展规模生产；二是出台农民养老保险等政策，保障土地流转后农民的生活，使农民敢于将土地流转出去。规模化生产可有多种方式：一是企业承包经营，企业在政府的各种政策鼓励下实行成建制的土地流转，企业在流转的耕地上自主经营，如稻米加工企业承包水田进行优质稻生产、农机合作组织承包耕种收割等农机服务。二是种粮大户承包经营，以种粮能手为主体，按照一定的方式（如租金、产品）将稻田集中，以效益最大化为目的，主要依靠机械和雇佣劳动力进行作业生产。近几年来，中国农村基层合作组织发展很快，对发展现代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技能培训，提高这些新兴主体的科技应用能力，进一步健全公益性农技服务体系，把现有的政策落实到位，在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上实现新的突破。要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和引导农技站、种田大户、企业创办植保、机耕机种、联产承包种植等专业化服务组织，促进优势作物、优势品种区域化、规模化种植，加快种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提高新技术应用覆盖率。加强对服务组织的指导，规范运作方式、利益分配关系和内部运行机制，更好地发挥专业服务组织在新品种、新技术应用上对农户的示范带动作用。要重点扶持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购机，且不设购机指标限制，对带动能力强的农机专业合作社还应给予资金扶持。高等院校具有人才、科技、信息优势，但是一直以来在“三农”服务中发挥的效果并不大，科技成果转化不甚突出［13］。如果能把科研教学单位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应用研究）与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科技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将能更好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优势农产品集中产区，尝试“专家＋龙头企业＋农户”、“专家＋协会＋农户”和“专家＋项目＋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14］，有效地解决了科技与农户之间直接对接的难题，加快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3．5．2“科技大篷车”模式南京农业大学、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形成了“科技大篷车”模式，该模式是为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而进行的一种送科技下乡综合服务模式［14］。通过开展科技讲座和技术培训，进行科技咨询和现场指导，赠送和散发新产品等资料将科技知识传送到农民手中。2009年，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在全省开展“四三”活动，即组织动员300名科技人员，带30项成熟技术，在30个主要农业县（市、区）开展科技支农活动，建立了30个有一定规模和条件的农业科技核心示范基地。该活动显现出“规模大、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等特点。2011和2012年，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又在全省开展了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按省里统一部署，制定了“三万”活动方案，开展了百名专家送科技下乡服务活动。通过“四三”活动、“三万”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改善了农村民生，转变了干部作风，为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科学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贡献。华中农业大学在推动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也做出了积极尝试，成立了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实施开展“一院带一村，辐射一个县”服务新农村建设行动计划（简称“111”计划）。“111”计划围绕地方特色产业，结合学校优势学科，建立校领导联系合作村制度，由院系党政主要负责人牵头，组建服务团队深入若干个乡村。通过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带动了示范点乡村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乡村产业的发展，辐射到整个县域特色产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农业增强了效益。南京农业大学也与连云港市合作开展了百名教授科教兴百村小康工程的“双百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5］。不管采用何种方式使科技与农业经济结合，落脚点是广大农民群众满意，即能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使科技成果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最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让农民生活富裕起来。所以在摸索实施过程中，要多方面结合，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农民的幸福指数等各方面考虑，以加强资源整合、优化总体布局。

本文作者：谷峰曹林海工作单位：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核农技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