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传统生态智慧的现实际遇与和谐社区建设

时间:2022-01-25 09:26:57

苗族传统生态智慧的现实际遇与和谐社区建设

摘要:苗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先民充分运用自身劳作智慧,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苗族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是其文化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先民与自然长期互动的结晶。深入挖掘和探究苗族传统生态智慧,并将其作为一种社区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加以运用,对于苗族和谐社区的构建,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苗族;传统生态智慧;现实际遇;和谐社区建设

苗族在其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比较科学的诠释,并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生态知识体系,它对于维系苗族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我国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许多苗族传统文化在这股浪潮中不断被冲刷、涤荡、重构,一种相对平衡的传统社区不断被打破和建构。当前正值我国城镇化建设攻坚阶段,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首当改革对象,苗族地区也不例外。就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范式来看,现代科学技术成为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推动力,而传统智慧不断被弱化或被边缘化。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特定的功能和意义,苗族传统生态智慧亦如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在构建苗族和谐社区时,应巧借其传统生态智慧,以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发展。

一、“现实场域”中的苗族传统生态智慧具象再现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事关人类自身的长治久安和永续发展。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的苗族,他们在与自然生态和谐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传统生态智慧。它在维系苗族社区生活,以及构建良好社区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苗族先民曾给出了比较科学的诠释。每当苗族人民在砍伐树木时,注重对山林进行持续性开采,例如他们习惯性将比较古老、高大、结籽多的树木保护起来。在苗族人民的传统观念里,树是他们的生命原体、精神力量。在现实社会生产生活中,苗族先民就懂得可持续发展理念,他们深知只有把结籽较多的树木保留下来,才能确保整个山林繁茂不绝,即保存了古树,则是保留了青山绿水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因此,在苗族的许多传统村落里,倘若出现乱砍滥伐的现象,势必受到苗族民众的强烈谴责,甚至受到相应的惩罚。苗族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主要源于苗族元哲学思想。在苗族先民看来,世间万物都有生命,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理由和功能。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和人一样,都同属一个结构,彼此间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所以,苗族人民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习惯性用自己的身心同自然界万物进行互动,并因此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巫术文化”,一些苗族人也成了传达“神意”的巫者。在苗族的许多文化事项中,只有那些巫者才能读懂动植物的“话语”内涵及其象征意义。[1]85-88在贵州台江反排苗族“勾夯词”中唱道:“地方靠树遮,树寨靠人保。”《苗族古歌•枫树歌》唱到“枫树是个真好汉,枫树又有话来说,我长大来遮树寨,我的树丫六百尺,我的树干七百尺,遮蔽江河与山坡,遮护干树与万寨。”苗族史诗《种子之屋》唱到“:那古老的枫树啊,枝丫长又长,树梢伸到边边,枝叶铺展展,千山可遮阴,万谷能和凉。那古老的枫树啊,长得枫树高又直,树颠从进松云里,枝叶遮阴了大地。”可见,苗族人民深谙树对其生存环境的维护的巨大作用,从而对树产生深深热爱之情。在历史发展演变进程中,苗族先民树立了严禁破坏生态的行为观念,并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如苗族的习惯法“议郎词”里唱到:“封山有树,封河有鱼......哪个乱砍山林,我们就要罚他十二两银子,他若不服,要加倍罚到二十四两到三十六两。偷人家杉树,罚银三两三,偷人家松树,罚一两二,偷人家干柴,轻的罚银六钱,重的罚银一两二。”其目的主要是教育子孙后代,教育他们不要乱砍滥伐,否则承担严重的后果,从而在心理上起到威慑的作用,使年轻人耳濡目染,让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这不仅维系苗族生态保护习惯法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苗族社会与生态的稳定和平衡。同时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诸如上述例子,在苗族地区比比皆是,就笔者熟知的一些地区而言,如贵州省榕江县高排苗族在砍伐树木时,不会将所有的树砍光,他们常常采用“间伐”的方式;在捕鱼的时候,往往采用的工具是渔网、木钓竿、竹络等,在什么时候捕什么鱼,都很有规矩,否则受到众人的谴责。他们不会采用雷管、炸药等化学药品;在狩猎的时候,也有相对的讲究,什么季节打哪一种猎物,不该打什么猎物。在电影《滚拉拉的枪》中,曾有一幕,讲述的是贵州从江岜沙苗族的丧葬风俗习惯,即当地人在埋葬逝去的死者时,习惯性在死者坟墓上种上树木,并希望死者保佑树木茁壮成长,而这些树木往往成为当地具有灵性的“神树”。事实上,苗族民众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中恰当的、正确的、友好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持久关系,符合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理念。在苗族的生态伦理和生态秩序中,始终秉承和践行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三者相互依存的生命体,这是一个良性依存系统,每一个环节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苗族的传统生态文化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又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发展目标。尽管苗族传统生态文化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其对于苗族社区的建设不乏是一种有效的传统治理资源和建设资源。事实上,苗族的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科学理念并不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指导资源,只是各自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同而已,两者对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与现代博弈互动中的“塌方式”生态失衡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这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然而,工业文明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却陷入另一种困境中,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加剧。在这样一种情景下,人类急需寻求一种持续性的生存路径,重新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努力建构新的,持续性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社会,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诉求趋势。[2]183-188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不断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逐渐被提到人类社会发展日程。尽管如此,从传统与现代博弈互动现状及趋势来看,不难发现,传统仍处于劣势,甚至被边缘化,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物质世界热火朝天、物欲横流四起,许多开发商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和追求,以及实现和体现个人的经济价值,不惜一切代价向四方索取,他们不仅在城市“大展身手”“图捞一把”,甚至连偏僻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也不放过。不断将目标转移到边远乡村,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流入其中,大捞一把。甚至假借西部大开发的名义,将当地的树林锯成木条,然后转移到现代市场,则变成“金条”,在这股浪潮反复冲击影响下,素来纯真、质朴、慈爱的苗族人民变了样,他们似乎变得“聪明”了,学习人家的技术,发了“大财”。在开发商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合作和开发”,将当地茂密的森林变成了“金条”,一起变得“富有”。然而,令人心酸的是,山林变成了“光头”,江河变成“死水”。看到的仅是稀疏的“经济林”,如橘子树、苹果树、桃树、杨梅树等,有的地方甚至将其他种类树木砍光,单种杉树以求得经济利益。就笔者所知的都柳江沿岸一带的某一苗族村寨,曾经茂林片地,矿产富饶,而今却迥然不同。开发商仗着自身的“聪明”,利用各种手段说服了当地的苗族人民,于是任其无尽开采、挖掘。就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而言,我们并不反对开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只是这种开发路径让人担忧,社区发展境况不容乐观而已。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能有多少人在开发的背后深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又有多少人真正本着社会良知在进行社会改造。自从有了“外来者”,一些相对稳定的传统文化皆被打破,曾一度被视为敬仰和敬畏的自然之物,至今已不再感到神圣与畏惧。原本被视为保护“自我”的自然神树,结果却倒在自己的刀下,切成“肉片”拿到市场去进行交换。他们甚至自认为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一切在他们眼里变得渺小起来。反过来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文化。类似此例,在一些苗族地区比比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力量在各民族地区不断渗入,交通和信息技术不断被输送到边远少数民族山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也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都柳江边的G村是一个生态良好、矿产富集、民族文化浓郁的苗族村寨,而且是我国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古金丝楠木盛产之地。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商业工程项目不断涌入该社区,原有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里富集的锑矿被外来开发商采掘一空,导致水土流失、山体滑坡、水质污染等严重问题。村民不仅没有因为锑矿的开发而富裕起来,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从而导致美好家园的远逝。在当地苗族民众意识里,树象征着生命,尊重自然就是尊重生命。村里那些上千年的历史的古金丝楠木,被视为神树,并定期予以祭拜,祈祷村泰民安。然而,近年来该社区的古金丝楠木遭到严重的盗伐或破坏。人们似乎陷入了忘始颠终的状态,在他们内心世界里,古树不再那么神圣,也不存在任何的神圣感和惧怕感,反而认为这些古树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植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自然资源而已。因此,一种原有的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在时代潮流中不断被冲刷、淡忘;一种相对平衡的传统社会状态也因此不断被打破和重构。所谓的神圣,不断失去原有的意义和功能,符号只是一种失去真实内容的形式。苗族社区出现“塌方式”的生态失衡,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归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内因而言,主要源于其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结构性不良所导致;其外因主要表现为外来参与力量和形式过于强势和多样,相对传统的苗族社区也因此发生结构性转变。在传统与现代两者间的博弈互动中,难免会导致一方失衡。因此,正确和客观的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对于继承传统和发展现代都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次人类伟大的创举都建立在相对传统的基础之上,没有传统作为根基和依托,一切创新将会难以前进和继续。苗族传统生态意识和智慧,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大智慧法宝,它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权衡一下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过去人们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导致生态严重失衡,这是一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人类过分表现“自我”的结果,不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转变社会生产发展方式,实质上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路径和人类完善“自我”的动态过程,它有利于缓解发展与生态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自我”发展的一种调适。

三、苗族和谐社区构建理念与治理资源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源于自然界,因而人类行为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认为,人类并不是消极的住在世界各地,而是改变自然环境的积极因素。换而言之,人类是自然环境改变的一大动因之一。[3]33尽管如此,人类仍然不能摆脱自然法则所设定的行为边界。在自然界中,人是一个活跃的因素。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人类总是优先于动物界其他生命个体。不仅展现人类特有的本能,同时也彰显人类独特的生存智慧,这在整个自然界里,其他生命个体是无法比拟的。因此,人类在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人类之所以有别于自然界其他生命个体,主要取决于人类“自我”发展的意识和智慧。人类在发展“自我”的过程中,除了从自然界获取最基本的生存资源以外,同时还懂得珍惜自然、回馈自然,这不仅是一种生态智慧,也是一种和谐共生理念。在现代化背景下,苗族和谐社区的构建,应秉持苗族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并将其作为一种和谐社区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加以运用,在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点和发展点。在现行社会中,经济指标成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评判尺度。人们在评判一个社区发展与否时,常以其经济总量作为依据和参考。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是人们经常接触的一种符号。因此,其他符号被弱化也成了一种常态。这种单线的发展模式,并非科学的发展路径。“唯一”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概念来进行“个性化的理解”和运用,那么人们无法想象其所带来的后果。就像我们的身体机能一样,需要吸收各种营养成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主攻方向和目标任务主要是改革和发展。因而边远民族山区也在这股改革发展浪潮中成为改造和发展的重要对象。长期以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发展理念,即传统智慧。这种智慧是一个人们共同体或者几个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生存路径,同时也是人们与自然生态和谐互动的方式。因此,在改造和发展乡村社会时,将当地传统智慧作为一种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是十分有意义的。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工程是全国各族人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苗族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响应并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除了调动自身参与积极性以外,挖掘和运用自身原有的优势资源来参与国家建设是十分有必要。能力有大小,参与的形式和力度不一。其中苗族文化中的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加以运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任何一个物品之所以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源于其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地方。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文化产生的动因,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反过来塑造人类本身。[4]16同样,苗族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是其先民在社会发展演变过程创造出来的文化事项,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产物,以及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它因人类社会需求而生,同时反过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其功能和意义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延伸。除了继承其原本所蕴含的内涵以外,不断增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元素,从而不断丰富其功能和意义,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挖掘和深究苗族传统生态智慧,并巧妙将其运用到现实社会中来。这不仅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保护路径。苗族传统生态智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应在运用中传承,只有在充分运用的基础上,传承才会更具实际意义,文化本身才不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纯粹性经济开发,将会导致整个生态失衡,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不能单方面发展,应该秉持统筹兼顾,并秉持和谐共生的思想和精神。苗族社区的发展,均离不开各种国家力量及社会参与。借力,事实上是一项智慧工程,如何借助各种力量来加强苗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这是一道难题。权衡好各方面的参与形式和力度事关苗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一刀切”或“单线”发展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待生态和经济的态度,倘若一味地追求经济指标,则会导致生态失衡,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从而违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理念。自古以来,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倘若孤立的追求经济增长,必将导致生态破坏,以及引发生态危机;同样,若是一味地、片面地追求生态持续,则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经济诉求。简单来说,生态的持续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持续发展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以及生态持续向好的重要手段,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人类社会的目标。[5]41-48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权衡发展与生态的利害关系。现代化背景下苗族和谐社区的构建,应秉持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充分调动现代化科学技术参与苗族社区建设的同时,巧借苗族传统智慧作为一种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是十分有必要的。

苗族传统生态智慧,是其先民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结晶,它在整个苗族社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对苗族地区的开发,一些不适当的行为和做法,在促进苗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提高苗族地区生活水平的同时,使苗族传统生态智慧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了苗族地区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不仅成为苗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甚至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现代化背景下和谐社区建设,应统筹兼顾传统生态智慧和现代科学技术,并将其作为一种和谐社区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加以运用,在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点和发展点。

作者:肖金香 包龙源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麻勇斌.苗族村寨选址的生态智慧与历史情结[J].贵州社会科学,2011(10).

[2]杜超.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J].江西社会科学,2008(5).

[3]雷蒙德•弗思.文化类型[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

[5]包庆德.生态哲学维度:环境教育与人的生态意识之提升[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