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在现实世界的话语体系里，我们习惯于将“经济社会”或“经济和社会”笼而统之地进行表达，如“经济社会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这些说法细究起来，不难发现它们潜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但是，在“经济”和“社会”混而论道的情形下，这种丰富性被相当程度地消解了，尤其是其中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未能得到较好的界定和阐释，也给现实生活实践带来了许多的困惑。一我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区别，一直存有某种不大不小的疑问。现代社会的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对象的不同来区分的。大致说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问题和群体现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我的疑问是，“社会”是一个大概念，“经济”是一个小概念，它们之间，应当是“属种关系”，即“社会”覆盖了“经济”，或者说，“经济”是“社会”中的一部分。相应地，“社会学”就应当包括“经济学”。但实际上，两者不是这样的关系，它们并列而在，各自独立。我从未听到过“经济学”是“社会学”一个分支的说法。这个疑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种分类就让我几乎认同了这样两种不同学科各有其不同特征，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你中有我”或“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分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群体的行为，而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个体的行为，鉴于“群体”和“个体”的可观察性差异，这两个学科的边界就有了。在较长的时间段里，我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解来看待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经济学是我的主业，社会学只是选读过一些著作，并未深入研究，但大多也与经济问题研究相关。在经济学中，“个体”的行为是经济学的基础，即每个人都被假定为“经济理性人”，人人都会去比较“成本”和“收益”，“个体行为”是一模一样的，由此展开对关联经济现象的研究。社会学中的“群体”行为，是以某种“社会现象”的观察来归总的，如“沉溺网络游戏”“追星族”等，通过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分析，探求这些“群体行为”形成的原因，寻求解决相关问题的途径。从这一点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区别，首先就在于两者理论演进线路不同———前者是从“个体行为”的假定，去解读显现于我们眼前的经济现象；后者是从存在的“社会现象”中，去挖掘背后“群体行为”的奥秘。也就是说，经济学中人的行为是事先既定的，而社会学中人的行为是不确定的，需要去探究。由此出发，两种学科所追求的目标，显然大不相同，并存在某种内在的对抗性。

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经济理性的”，经济学一般的、基本的或最高的追求，就是试图让这种“理性”发挥到极致，达到最佳的“经济结果”，我们听得烂熟的“经济价值最大化”，便是这门学科所期待的人世间最高境界。社会学所追求的，则是从既已存在的“社会现象”中努力发现背后的原因，从人的行为上找到驱使根源，并在“有益于”或“有害于”社会的判断下，提出“扬善去恶”的解决途径，期望并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在这里，学科目标的不同，其实是可以作为不同学科划分标准的。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由此引申出来对“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理解。举例说，“沉溺网络游戏”现象，经济学通常是不会将它作为经济问题来研究的，若研究也只会聚焦在“网络游戏”的企业价值、行业规模，对产值、税收、就业等的贡献方面，这种研究大多会基于“经济理性人”的设定，探求何种市场环境、制度、调控工具等，能够最佳地实现这个行业“价值最大化”；社会学则大为不同，对这种现象首先做出基本判断，如果“沉溺”的人数达到某种量级，那一定“有害于”社会，需要挖出“沉溺”的行为动因，对症下药开出治理药方，限制“网络游戏”的无度扩张，最终消灭这种社会的弊病。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各自目标，都无可厚非，但搁置一起，就有矛盾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只是不同，相互之间还存在某种明显的对抗。这也意味着，“经济社会进步”或“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这类目标，在深层次上要理解和解决好“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及其关系的认知问题。要知道，一个“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以“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均衡、和谐关联发展为基础的。从本例来看，就是“网络游戏”可以有“经济价值”的大发展，但要有“社会价值”的约束。二在现代社会里，经济价值都是以货币来计量的，任何事情的经济价值都可以直接比较大小。如生产一定量的大米收入五百元，快递服务若干次赚取一千元，相比而论，后者的经济价值大于前者，并且高达一倍之多。假定“生产大米”和“快递服务”所耗费的时间、人力成本等资源完全一样，仅从经济价值的角度看，社会就应当舍弃“生产大米”，而将资源全部投入“快递服务”之中，赢得“经济价值最大化”。

社会价值则不然。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生产大米”和“快递服务”对于社会而言，一个是提供产品，一个是提供服务，存在性质差别，却都必不可少，舍弃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都将使社会生活失衡，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双双保全它们，才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的最高目标，尽管“经济价值”不能达到最大化。而且，也因为两种价值的性质差别，社会无法简单地评价它们之间价值的大小，通常只能说明它们各自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舍弃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足够的理由。从理论上讲，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价值是统一的和抽象的，它的外在表现只是“价值量”，即表示大小差别的各种数字，“价值”的内容仅仅只在观念上存在；社会价值则是个别的和具体的，大多会有可见的物理形态、特殊的功能或人的行为过程，看得见也摸得着。第二，经济价值消灭了一切事物的实体或实际可观察内容，因而不同事物的经济价值可以进行直接比较；社会价值则保有事物的具体属性，只能就事论事来看待这种价值，不同事物之间的价值无法直接比较。第三，在一定意义上讲，经济价值不是社会生活的目的，只是实现社会生活目的的手段，社会价值则是社会生活目的本身———抽象的“经济价值量”只有运用起来，转化为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事项或活动，才能给人们带来社会实质性的满足。在现实生活中，最普遍又经典的事项就是“用钱购物”，当“钱”没有转化为“物”时，“钱”永远只是在观念上对人们“有用”，或者说仅有“经济价值”而无“社会价值”。理论源自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理论一经形成并被广泛认同，它就会反过来，成为新的实践前提。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颇具意味的是，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分离相对应的，是人们的现实生活分为“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两大领域，而且看起来两者之间的边界还较为清楚———人们一方面在“经济生活”中，努力去赚更多的钱，普遍地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不断地积累财富；另一方面，又在“社会生活”里，吃喝拉撒（生理需要），吹拉弹唱（精神需要），你来我往（社会交往需要），构造出另一个人类生活、存在和创造的时空。隐隐约约地，“经济生活”总是在显现某种工具的特点，似乎就是为“社会生活”这个目的服务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追求“经济价值”是为了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更大的“社会价值”。这一点表明，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很复杂的关系，但互为因果的关联是较为明晰的。任何事情的分离，都会出现分离者各自独立发展的情形来，导致一个整体内部出现不一致、不均衡和某种对抗。当人们的全部生活分为“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时，必定无疑会出现这样两种生活形态各自发展的轨迹，只要某一方面未能兼顾到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就会出现畸重畸轻的局面：要么过于追求“经济价值”而忽略了“社会价值”，资源被过度倾斜在经济回报大的方面，整个社会的发展可能一面是“过剩”，一面是“短缺”；要么过于追求“社会价值”而忽略了“经济价值”，人们的经济潜力未能激励到位，整个社会的资源未被较高效率地利用，经济“短缺”可能成为主要的问题。三这不只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演化，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经历。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社会价值”的考虑被放置在超常的高度之上，整个社会以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物质平衡为基础，一个宏大的计划安排，几近包括所有“社会价值”事项的类别，面面俱到，却由于人的经济潜能被“计划”框定，或无法受到激励而充分发挥作用，结果不只是“经济价值”总量无法实现较好的增长，就是“社会价值”也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这样的经济形态被学者们冠名为“短缺经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重大的教训。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人类社会则出现过另外一种情形。那就是唯“经济价值”马首是瞻，以经济回报为最高导向，唤起人们内心深层的逐利性，激励人们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同时，将一个社会的“社会价值”实现，寄望于市场运行自动调节来达到较为理想的程度，相应的人为制度安排和监督、调控力量，则完全配合或服从于市场的规则。结果是，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导致人们经济行为的疯狂无序，短期内各种资源大量、迅速地向某些高收益行业集聚，经济运行的畸形格局形成，最终表现为一面是以“产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爆发，另一面是大量的“社会价值”堆积性缺失。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个社会发展的均衡性，时常需要周期性的“危机”来进行毁灭性的重塑，强行地对市场严重失衡进行修复，付出的社会代价极为巨大。

当今的世界，是由市场经济制度主导的。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地激励社会每个成员积极地创造“经济价值”，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和其他制度一样，市场经济制度也是利弊兼有，它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带给了人类诸多的困境甚至灾难。不过，人类社会在不断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中，发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人为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如果配合运用得当，就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社会整体福利，让“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长期地处于较好的动态均衡之中，避免人类社会生活的大起大落。然而，“两只手”的配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下人们追求“经济价值”的力量，源自人性底层的基本规定特别强大，强大到只要没有约束，就可能走出畸形的结局来。因此，就现实世界而言，在对待“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畸重畸轻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还是在防止一味地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而导致大量的“社会价值”被消解的方面，在保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同时，有效防止市场极端性的波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某些“社会价值”不足而引发的多种社会“危机”。

作者：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