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低碳经济的制约及调控制度

低碳技术当前的低碳技术体系主要体现在传统技术节能改造、清洁能源燃烧技术以及CO2捕获与埋存技术等方面。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困境中，低碳技术构成了低碳发展路径的核心内容，成为低碳经济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与相对贫困落后的经济体系相并存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软肋。即使这些国家倾其所有、超前地引入低碳经济模式，也会受到技术力量的制纣。不过，根据西方国家在前几次产业技术革命过程中累积的经验，技术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是阻碍也是机遇。由于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技术，因而也就不会对过去的技术路径形成依赖，在创新之路上无后顾之忧，也就有可能超过那些通过传统经济模式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从而体现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消费模式从理论上讲，人类排放的CO2来源于生产和生活两方面。总体上看，目前生产性排放依然是人类CO2排放的主体。如美国1997年居民生活CO2排放量全美总排放量的41%，［1］伴随城市化加快、现代化提速，以及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CO2的生活性排放数量和比重都将不断增长，并很快成为大气CO2排放主体。经验和常识表明，消费模式对CO2排放强度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超过生活水平。低碳生活、低碳消费既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低碳化的起点和最终表现之一。因而，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修补的必修课是要求反思传统的消费至上理念，扭转消费主义思潮。然而，一种消费理念和模式一经形成，要改变和废弃并非易事，因为人们对消费方式和模式的路径依赖同样强烈，对于新的消费模式总有个适应过程，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人民往往眷念传统消费模式，甚至因其传统而自豪，视传统守护为光荣，要改变这些国家居民的消费理念和模式更难。中国就属于这样的国家。现代社会是消费决定生产，越发达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对消费的依赖性越强烈。如果缺乏低碳消费理念和模式的有力支撑与强劲拉动，低碳经济发展也会面临动力不足、后劲乏力的问题。

低碳资源经济学上，将所有利用过程中追求低碳化目标的资源称为低碳资源，它主要涉及传统能源、可再生能源、碳汇资源、气候资源、生态资源、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资金技术资源等。低碳资源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大量低碳资源的开发十分有利于低碳社会的构建。

低碳制度低碳制度是一切有利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总称。按照经济理性人假设，自然人的生活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的生产行为追求效益最大化。无论效用，还是效益，都是收益(受益)与成本(付出)的比较。而社会经济制度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生产生活成本与收益，从而影响其生产和生活方式。比如，以低碳化为目标的财政补贴就能直接增加生产生活收益，对高碳行为和模式的高税与罚款制度，更能直接增加生产生活成本，进而抑制高碳生产和高碳生活方式。在现今中国，比低碳技术更缺的可能是低碳制度，包括这些制度的完善程度、有效性及执行力。根据我们的调查，很多居民并不是不接受低碳生活，而是多数消费品未体现低碳的价格优势，甚至使低碳生活反而不便;很多企业也并不缺乏减排技术和治污设施，而是因为不采用低碳技术的成本更低，而对收益却影响不大，相反采用，则成本增加，经济所得并不会响应增加，因而高碳生产、生活反而合算和便利。这种“违法所得大于违法成本”的机制体制必然导致生产、生活行为的逆向选择，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不恰当的调控政策反而直接给了低碳经济当头一棒。以小排量汽车的使用为例，早在1996年国务院就通知要求各地取消对小排量汽车的各种限制，然而到2011年我国22个省市的88个城市都存在对小排量汽车的歧视性政策条款。政府的高碳调控政策不仅直接引发碳高排放，也把居民消费引入了歧路，甚至对居民的低碳消费理念构成扼杀，这将对中国的低碳事业造成致命打击。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

(一)发展阶段制约

当前中国的发达地区相继进入了工业化加速阶段，根据欧美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正是传统资源投入高度增长、碳排放急剧增加的阶段。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程度、规模、速度与传统发达国家所经历的路径差异较大，使得我国经济社会面临更大的碳排放困境。资料表明，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已占全球的20．3%，比美国高出了1．3个百分点，为世界头号能源消费国。另据国际能源机构(IEA)2009年的统计数据，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已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CO2排放国。［2］虽然1999－2002年间中国只有30%的CO2排放量属于居民生活性排放(包括生活直接排放及满足这些消费相关活动的排放)［3］，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居民生活CO2排放量将急剧增加，并成为CO2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这一阶段推进低碳发展，难度极大。

(二)产业结构制约

产业结构往往与某种增长方式和模式相对应，低端化的产业结构往往体现了粗放的增长模式和经济的碳排放强度，而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低端化特征非常明显。1．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中传统工业结构偏大，服务业过低的矛盾十分突出。2011年中国的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分别为10．12%、46．78%和43．10%。①中国三次产业比重与美、英、德、日相比偏低70%，甚至与更高的三次产业水平相差甚远。2．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这主要表现为传统能源、原材料加工业比重偏高，2010年这三个产业部门产值比重超过了40%，分别比2000年和1980年提高了9．4个百分点和14．5个百分点。这种传统资源依赖型产业的资源消耗系数极高，污染排放强度也极大。以2010年为例，该三产业产值比重占全部工业的40%，而所消耗的能源量却占到了工业总消耗的近80%。［4］显而易见，这种低端的产业结构并不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3．高新技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存在一个共同的风险，即对国外技术存在严重的依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比重偏低。同时，在整个高新技术研发应用过程中，生产环节是技术含量较为缺乏的环节，这就使得我国技术创新领域失去了一块基地，对我国高新技术基础创新环境的形成极为不利。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低碳经济是一种广泛依赖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失去了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基础支撑，低碳经济发展必将面临诸多困境。

(三)能源结构制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能源利用结构中，油气资源已逐步成为常规能源，而中国的能源利用结构仍以煤炭为主。目前我国的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达70%，而国际水平大约是27%。2000～2008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累积为183．3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累积消费量175．6亿吨，占95．8%。［5］如此的能源生产和利用结构严重偏离了世界能源利用结构态势。这种“低质型”的能源结构必然造成重污染和高碳排放。2000～2008年，全国累积排放CO2450．4亿吨碳当量，其中来自燃煤排放308．2亿吨，占总量的68．43%。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温室气体中85%的CO2，大气污染中80%的SO2，67%的氮氧化合物来自然煤。［5］

(四)技术创新制约

1．低碳技术创新激励不足企业是低碳技术创新的主体，而我国国有大中企业由于产权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往往创新动力缺乏。而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一般追求利益短期化，并无动力和耐心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来从事周期长、风险大的低碳技术研发。

2．低碳技术创新能力薄弱首先是创新人才缺乏。技术的创新载体广泛依赖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而我国这些机构在人才培养上，多倾向于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实践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动力不足;而企业研发机构由于受社会环境和自身发展战略的影响，对低碳技术创新战略理解并不深入，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动力同样不足。种种原因导致了整个社会低碳技术创新人才匮乏。其次，低碳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2011年中国R＆D与GDP的比值仅为1．83%［6］，而早在2007年，日本、韩国、芬兰、瑞典和以色列就分别达到了3.44%、3.47%、3.47%、3.60%和4.68%。［7］可见，我国的科技投入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也未完成国家“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到2010年达到2．0%”的预定目标。低碳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前沿性高新技术，而我国企业的R＆D投入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比重太低。如2007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总额中，高技术产业R＆D经费只占25．8%，这一比例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水平，如同期英国、美国和法国超过了40%，韩国高达53．8%，台湾甚至达到72．3%。［7］

3．低碳技术创新的国家利益制肘当前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已逐步形成，并掌握了世界主要生产、交易、消费等领域的低碳技术，在世界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一方面强调发展中国家要与其承当等量的减排责任，却出于国家利益或者商业利益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这样，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该不该承担与自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严重不对称减排义务的理论难题，更受到节能减排技术供给不足的刚性约束。其实，节能减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即使对发展中国家政府而言，也是毋庸置疑和心照不宣的。之所以各国对此重视和行动差异较大，除了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制约、大众理念和传统习俗影响外，国家利益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国家利益至上，国家间治理与协调机制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劣币淘汰良币”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往往是谁减排谁吃亏。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21世纪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将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博弈的借口，“气候战”、“碳战争”、“环境冲突”等极有可能取代传统的“宗教战”、“领土战”和“意识形态战”，成为新世纪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新火种。

(五)消费观念制约

1．根深蒂固的面子消费观念中国人向来讲究门面和排场，而且越是贫困的地方和人群，越顾及面子。这样的消费理念势必造成资源高浪费、污染高排放。［8］以机动车为例，2011年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1．2亿辆，其中仅民用汽车保有量就达到10578万辆，成为世界头号汽车销售大国。很多购车者不顾消费能力，过度追求豪华、气派、高排放型汽车。在多数中国人看来，三箱才是真正的轿车，排量象征消费能力、身份地位和气派程度。于是，每每地方政府出台高税政策抑制大排量汽车消费之日，就是大排量汽车销售火暴，以至断货之时。这种奢侈性、攀比性、炫耀式、爆发户型的消费心理在世界上算是一道独特风景。对那些暴富的煤老板、房地产商和贪官而言，最不缺的可能就是钱。因而缺乏现代消费心理、人文素质，尤其是生态文明和可持续意识支撑的经济手段往往会失灵。中国人过度注重面子的消费理念，与低碳消费的现念严重相悖。

2．过度包装的商品商品的过度包装是资源浪费的一种典型表现，包装材料如纸箱、玻璃、塑料盒、铁盒等大都来源于木材、石油、钢铁等国内稀缺资源。过度包装行为增加了原材料短缺潜在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同时，包装产品在被使用后，大多被遗弃成为固体垃圾，给社会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人对面子的过度看重恐怕也是商品过度包装的重要推动因素，一些礼品化商品，如月饼、茶叶等过度包装表现尤甚。

3．节能意识淡漠无论是国民经济总体，还是主要产品，我国的能耗指标都数倍高于发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生产1亿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12.03万吨标准煤，大约是日本的7.20倍、德国的5.62倍、美国的3.52倍，印度的1.18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28倍。［9］除了技术和增长模式等因素，节能意识的淡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以节水为例，虽然中国是个缺水国家，虽然节水标志无处不在，但生产生活中的节水行为并未大量、经常地发生。我国的农业灌溉用水占总量的62%，而灌水利用率在西北多数地区仅为0.45，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为0.6，与发达国家的0.85的水平相差甚远;水的重复利用率在多数地区小于0.4，而发达国家则达到了0.7;自来水管网漏损率21%，是发达国家(5%～10%)的2～4倍。［10］4．“一次性”消费品的嗜好一次性消费品生产供应是建立在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之上的。以木筷消费为例，我国每年一次性木筷生产量为450亿双，向国外进口大约150亿双，木筷年林木消耗面积近500万平方米。［11］从我国林木资源看，人均森林资源面积占有量不足10平方米，仅占世界人均量的13%，这样的木筷消耗量对我国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构成了极大威胁。在环境污染上，每天都有大量的一次性消费品被遗弃，数量庞大的塑料购物袋，餐厅的一次性餐具，旅馆的一次性牙刷、牙膏、梳子，以及居民待客用过的一次性纸杯子等，都被转变成为了固体垃圾，更为严重的是某些一次性消费品具有不可回收性，给环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调控目标

(一)近期目标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调控的近期目标，一是坚持节能优先的发展战略，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二是调整能源结构，加强新能源开发与应用，降低对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依赖程度。三是引导和遏制奢侈浪费，倡导节俭、低碳的健康消费。四是加快低碳能源技术开发，提高传统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加大可再生能源推广力度，注重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研发。

(二)中期目标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调控的中期目标，一是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减少行政审批的程序和步骤。二是加强节能政策法规建设，制定更为严格的能耗排放标准，多种调控手段结合，抑制高碳资源消耗。三是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节能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四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节能激励机制。五是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领域。

(三)长远目标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调控的长期目标，一是确立全社会低碳经济发展的效能目标。构建出科学、有效的能源需求和能效变化预警指标体系。二是有效推进石油供应保障体系建设。三是到至本世纪末，基本建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低碳社会。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调控政策体系

(一)产业政策调控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调控的产业政策，一是增加低碳技术研发投入。除对低碳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进行直接项目支持外，还应对企业研发进行技术支持和财政补贴。二是注重低碳产业市场空间的拓展，以此拉动企业技术创新。三是制定的产业政策要契合企业需求，顾及企业对产业政策的适应和应变能力。四是积极支持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将那些具备条件的改组成商业化经营的节能服务公司;对众多不具备企业化经营条件的节能服务中心，政府应适当地给予预算经费的支持，为其发展创造一定的环境条件。

(二)财政政策调控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调控的财政政策，一是加强节能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将每年增加的财政收入中的一部分要用于节能投入，并整合和打捆节能的各项财政资金，设立国家节能专项资金。二是创新财政支出方式，完善节能财政补贴政策，提高补贴资金的针对性和效益。三是鼓励和支持企业签订自愿节能协议。四是完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制度;完善节能产品的采购目录，扩大政府采购的节能产品的范围和比重。五是提高节能财政政策的绩效，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提高节能财政专项资金透明度;建立严格的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针对重大违规企业建立起相应的企业黑名单制度。

(三)税收政策调控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调控的税收政策，一是调整税收政策目标，优化税种设计。二是全面改革资源税，在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基础上，逐步提高资源税费征收标准。长期以来，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只占其销售收入的0．5%～4%，而多数国家多数矿产资源的权利金费率都保持在2%～8%之间，国外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率一般为10%～16%，美国12．5，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为10%。［12］资源税在征收方式上实行从价与从量相结合。三是完善环境税费制度，当前迫切需要完善绿色环保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和外资资本进入环保产业领域;将主要污染物排放由征收排放费改为征收环境税。

(四)金融政策调控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调控的金融政策，一是构建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包括低碳银行制度、低碳保险法律制度、低碳衍生金融产品制度，以及对金融机构开展低碳金融活动的补贴制度。二是加强低碳金融风险控制，设计专门的指标体系对低碳金融进行监管;探索总结符合我国现实的风险控制标准;建立低碳金融信息共享、低碳金融风险共担机制。三是加强低碳金融监管。

(五)技术政策调控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调控的技术政策，一是加快出台低碳产业技术促进政策，缩短低碳技术创新的周期;完善低碳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机制;重视低碳设备、技术的更新时间和周期。二是构建完善的低碳经济技术信息服务网络体系，强化政府服务职能。三是加强低碳技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六)消费政策调控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调控的消费政策，一是积极引导消费习惯，改变不良消费习惯，形成良好、可持续的消费风俗习惯。二是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实施低碳性的政府采购提供法律依据。目前关于政府的低碳采购和低碳消费的规定，只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中提到的保护环境总原则，具体细节则没有制定，需要完善和细化。三是以“三公”消费为重点与切入点，规范职务消费，约束政府的奢侈消费。四是引导和鼓励普通消费者选择低碳生活方式，如逐步提高稀缺资源价格，依据资源的生态成本、环境成本定价;将某些企业或部门增加的收益收归财政，用于环保事业，以免沦为垄断行业的部门利益和垄断企业的单位福利。

作者：刘成玉杨颖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中共四川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