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研究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特区的酝酿、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阐述。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研究这些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经济特区；邓小平；改革开放

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从经济特区酝酿到建立，再到两次实地视察，邓小平同志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值此改革开放3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8周年之际，对邓小平同志的经济特区思想加以总结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为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

(一)发展是硬道理。经济特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有关生产力的论述是经济特区设立的最基本理论依据之一。邓小平反复论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为此，“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特区是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的具体实现形式和途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50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为此，对外开放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改革开放放弃不得”。不仅如此，“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到70年不会变”。

(三)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经济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吉布尼等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988年，邓小平又强调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过去的建设之所以搞不上去，责任在于“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正式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与改革成为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对《决定》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四)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是基于以往的历史教训。“过去搞平均主义，这样是搞不好的。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经济特区建立的理论基础体现在“发展”、“开放”、“改革”以及“特”四个方面。其中，“发展经济”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特区的最核心目标和中心任务。“对外开放”是经济特区所具有的区别于内地的特殊的“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因为特区是以“开放促发展”，即通过发展“外向经济”，“增强对外联系”来促进经济特区的发展。而“体制改革”是适应建立“开放的市场环境或体制”的需要，对旧体制进行变革。“特”则是赋予特区的“先行先试”。为全国“发展”、“开放”“改革”提供实践经验的“特殊”历史功能以及所享有“特殊”政策。所以，经济特区是“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以特区引全国”。

二、邓小平同志积极推动经济特区的建立

“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而经济特区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路石。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杨尚昆、王全国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发挥这一优势，实行单独管理，但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的最初定名为“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办的“出口加工区”。中央工作会议后，谷牧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派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办特区的具体问题。后经中央工作组同广东省委的反复研究，在6月6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随后，福建也写出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该文件首先提出，中央确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该文件正式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1980年3月在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吴南生提议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该提议得到邓小平的赞许，说“叫经济特区好”。1980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文件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经济特区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此，邓小平还特别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当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视察特区后，鉴于特区的成功实践，指出“厦门特区的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同时，“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4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兴办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委托深圳举办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研讨会。1985年3月，国务院又批准营口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1986年，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他指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1987年6月，邓小平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宣布“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1988年4月，全国人大又批准海南省为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正如邓小平多次强调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也许今后要放得更大。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三、邓小平关心和大力支持经济特区的发展

(一)“不搞争论，是我的发明”。经济特区作为新生事物，在其诞生、发育、成长过程中，引来不少争议。面对各种对特区、对对外开放的质疑声，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支持特区实践。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经济特区成败与否，要看特区的具体实践。1984年，邓小平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为此，有了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经过三天的耳闻目睹，邓小平欣然挥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随后的珠海视察中，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回京后的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志总结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并一直希望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二)“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1985年，针对“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同年，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是否走对，还要看一看，总之，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成功了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1985年7月，邓小平又指出：“深圳是个试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后来的实践证明，经济特区是成功的。1987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凡是执行了开放政策的地方，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三)“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改革初期，特区的“三资”企业倍受责难。为此，邓小平指出：“从深圳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对特区的成绩，他说：“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四)“深圳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海南“洋浦模式”提出后，围绕“主权”、“租界”、“卖国”等问题的争论，在1989年4月前后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海内外瞩目的“洋浦风波”。为此，邓小平亲自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要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为“洋浦风波”划上圆满的句号。同年，邓小平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1992年，邓小平还反省道：“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四、邓小平对特区建设寄予厚望

(一)发展“外向经济”是邓小平对特区的基本定位和要求。为此，邓小平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是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随着“出口”形势的改善，1987年6月，邓小平欣喜道：“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且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时再次叮嘱：“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二)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是邓小平对特区发展的殷切期望。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回京后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1989年邓小平说：“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他告诫“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邓小平认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一个试验，……干这样的一场革命，又是一个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了”，“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对的就支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四)特区要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贡献。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第二，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为此，邓小平要求：“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个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再次强调：“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此，经济特区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