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问题观点

摘要：面对我国当前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事实，本文集合并浅要评述关于如何扩大居民消费水平的各家观点。

关键词：居民消费；内需；经济增长

一、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

（一）总量因素。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C）是可支配收入（Y）的增函数（C=a＋bY）。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越强。而在我国，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大大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且也低于同期GDP增长率。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65%之间。而在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虽然位居世界第三，但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反而呈下降趋势；政府年财政收入虽然保持在20%以上增长，但劳动者却无法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享受不到快速发展的福利。

（二）结构因素。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LCH）说明，居民消费既取决于收入，同时也取决于财富。衡量财富分配不均的主要指标是财富集中度和基尼系数。就财富集中度而言，尽管目前我国居民储蓄额约25万亿元人民币，但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并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就基尼系数而言，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8年的0.4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7》提供的12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这种状况说明，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三）预期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IH）消费函数理论表明：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其将人们的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并认为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的函数（Ct=c·YPt）（Ct为现期消费支出，c为边际消费倾向，YPt为现期持久收入），消费者只有在拥有稳定的、长期的收入或收入来源时，其现期消费支出才可能超过其现期收入，施行超前消费。我国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一般都很低，因为其基本消费需求大都得到满足；中等收入群体虽有一定购买力，但基于养老、医疗及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不得不节制消费；而低收入群体考虑到收入较少或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的确定性，其消费更加谨慎。自1998年以来，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不断下降趋势，目前已降至最低点0.7，居民消费增长明显乏力。

当然，消费的环境因素以及消费传统、消费习惯也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其他方面。

二、为什么要转到以消费为主导力量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消费-增长”的阶段性特征。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于1960年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起飞模型，又称作“罗斯托模型”、“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模型，首次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较高，但这一阶段的消费处于低水平。

第二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储蓄率上升较快。

第三阶段：起飞阶段。一部分人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扩大的投资和上升的消费水平。罗斯托把生产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三个先决条件之一。

第四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也比较大，消费率比较高。

第五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提供，耐用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六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求闲暇和娱乐，而不是把收入增长看得最重要。此阶段，消费质量提升很快。

据其理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来看，我国处于起飞阶段后期，为进一步完成起飞阶段，进而步入成熟阶段，我国的消费水平亟待提高。

（二）消费占比与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较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投资率会逐步趋缓，稳定在23%左右，消费率逐步提升至77%左右，此时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转为以消费拉动。由于消费需求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期内不容易产生大的波动，因此是稳定经济的主要力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在80%左右，经济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运行就比较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因此，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保障。

三、我国经济学家、经济观察者对于我国消费问题的基本观点

缩小收入差距。臧旭恒、张继海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收入差距扩大将降低总消费。因此，解决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不振需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和农民收入差距问题。胡日东、王卓等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抑制作用，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及总体消费支出下降和消费需求断层，并使政府扩大需求的政策收效甚微。罗良文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支出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相当一部分工业品的最终消费无法实现，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孙江明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相关年份的农民收支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提高收入对扩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更加明显。刘文斌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同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会从消费结构上制约总消费的增加。高连水、邓路等则指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和过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与居民消费率低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并构成了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格兰杰原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一个单位，则居民消费支出下降约0.6个单位。林江鹏等认为，我国农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收入是影响农民消费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推动农民收入的提高，可以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和农村消费水平。杨天宇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只有微弱的提高，也可以增加数百亿元的居民消费支出。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壮大中等收入者的队伍，提高农民收入，对刺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