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主义与东亚地区经济统一化新动向

摘要：近年来，新地区主义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形成和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密切相关，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日渐清晰。目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程度低，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由于受到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各国合作愿望更加迫切，特别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加大了合作的力度，必将会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新地区主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

新地区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二战后以欧共体为代表的传统的地区主义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

地区主义实践的经典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在冷战期间，西欧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开展协调与合作，成功地实现了一体化，建立了一体化组织欧共体。欧共体组织带有明显的区域保护的内向封闭色彩。为了与后来的地区主义相区别，人们称上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地区主义为传统的地区主义（或旧地区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酝酿和欧共体内部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一种新地区主义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发达国家为了扩大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愿意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密切经济领域合作，签订紧密的经贸合作协议。美国通过促使墨西哥开放市场而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在推动与中东欧国家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要求新成员必须进行自身改革以适应欧盟的规范。这些现象改变了传统地区主义注重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一致基础上推进贸易融合的“浅一体化”做法，而是通过在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推行贸易、金融、技术、信息等方面全面合作的“深度一体化”，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由此“新地区主义”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现象在亚太地区表现为一系列跨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1980年建立“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the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uncil，PECC），1989年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1994年分别建立半官方性质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ForSecurityCooperationintheAsiaPacific，CSCAP），和第一个官方对话机制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RegionalForum，ARF）。上述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安全对话机制的突出特点是其成员包括了东亚、北美、南太平洋甚至南美洲国家，几乎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在分析这种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合作机制时，美国学者诺曼?帕尔默（NormanD．Palmer）在《亚太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新地区主义”这一新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地区主义。他认为，地区主义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的缓和，在“修正的民族主义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地区组织和一体化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地区主义不仅仅是旧的地区主义的简单复兴，而且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因素。他强调“新地区主义”的突出特点是跨区域性，即地区合作应超越单一地区，实现跨区域国家间的合作与融合。

新地区主义在国际经济学的范畴内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它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复兴的新一波地区主义浪潮，与20世纪60、70年代的旧地区主义比较，有新的特点。而且相对旧地区主义而言，发生时序上有一个间隔期。第二，由于新地区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因此，新地区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范式，以及与这种经济范式相关的思潮和理论研究思路等。从诸多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仅就世界经济发展的范式而言，新地区主义或者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新一波区域一体化进程，或者是指研究这一进程的理论思潮。

对于新地区主义的特点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就其发展进程而言，“多样性”和“开放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

关于“多样性”，可以从经验事实中看到，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由于人们对地区主义的主张以及地区主义本身的实践条件等相去甚远，从而造成地区主义发展的结果千差万别。这种“多样性”首先是指地区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其次是指地区主义组织化程度的多样性，另外还指地区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不论是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欧盟、北美与东亚三大地区性经济区的发展模式都有一定的差异。欧洲经济区所属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一体化发展层次高，目标是迈向政治一体化。而北美和东亚经济区所属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分别以美国和东盟为诸多力量，发展层次远不及欧洲，并且还未出现向政治一体化过渡的倾向。但就其内部组成结构看，三者的包容度都比较大。尤其是东亚经济区，还未建立正式一体化组织，但是各领域存在诸多形式的论坛、次区域合作、组织三角等，它们都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作用。在东亚，“软地区主义”是重要特色，但这不等于说东亚就一定不能向制度化程度高的一体化迈进，只是需要漫长的过程而已。东亚区域的地区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认识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欧洲经验”的突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多样性发展趋势。

关于“开放性”的特点，可以从新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着手进行分析。从事实上看，一方面新地区主义是以自由化、市场与竞争为导向，既寻求地区合作的潜力，又致力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其原因在于仅仅一个自由的（即便是统一的）地区空间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各种经济力量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本质是超边界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增长，不只是狭隘的经济问题，还涉及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等内容。前者由于物质利益驱动而流动、扩大和渗透，后者由于民族的或地区的属性而有着很强的抵抗力。透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看作是这两种力量相互牵制与妥协的产物。

从经济的角度看，一定程度的地区安排，并没有阻碍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其他的全球合作的努力。尽管新地区主义的高潮反映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不受规制的全球转变和自行其是的新自由主义战略的疑虑与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是在利用地区安排来抵制全球化进程。相反，诸多事例表明，地区安排促进了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地区合作相当于较小范围的“全球化”。欧盟、北美和东亚三大经济区的实践表明，封闭的内部经济联系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地区主义逐渐成为全球化的过渡途径，通常表现为：各个地区共同体是“次佳的”，却是最终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要阶段。不论地区主义是否能最终完成对全球化的过渡，首先它必须实行开放的姿态，以利于经济区内部成员国之间以及与外部经济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在APEC的实践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APEC“正酝酿形成一个地区经济合作的全新模式：将地区性和全球性贸易自由化紧密地连接传动起来，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欧盟接纳东欧10国入盟；北美自由贸易组织扩大到整个美洲，将建成一个涵盖除古巴以外所有美洲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正是在APEC开放姿态的挑战以及欧洲、北美经济开放模式的示范带动下，东亚经济区发展至今，其所奉行的地区主义必然是自由化的，更是开放的。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中，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形成、发展及表现形态尤为引人关注，对东亚区域国家间关系以及区域一体化机制的构建意义深远。

东亚是一个区域概念，在本文中指的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的东盟十国。

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实践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在东南亚争夺加剧，特别是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使该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为了应对内忧外患，争取生存发展，东南亚一些弱小国家萌发了用集体力量抵御外来干涉的想法。1967年，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发起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东盟的建立在加强内部团结，发展互利合作，调解内部纷争，解决地区冲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整个东亚层面看，由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东亚各国诸多矛盾与分歧的存在以及济发展水平低等种种因素，各国合作的意愿不强，地区主义发展既缺乏动力又缺乏条件。事实上，当时东盟的地区主义着眼于政治与安全，经济联系并不紧密，只能是传统地区主义在东南亚的表现，不是新地区主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体经济发展明显加速。日本是亚洲国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日本的先进技术和产业转移的带动下，东亚“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纷纷实现了经济起飞，东盟国家（老成员）也加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行列，从而形成东亚经济增长的“雁型模式”。而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转向市场经济机制后，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冷战的终结进一步打破了市场分割，形成东亚区域内部联系机制。直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区域内部贸易已超过50％，同时区域内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也显著增加。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与相互依存形成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既是东亚合作的内在基础，又是东亚新地区主义萌芽的土壤。

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全球化与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矛盾。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始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邻国以及韩国和俄罗斯，导致了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衰退。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但直接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过快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开放金融市场。

受危机影响的东亚国家在自身的金融体系发育不够成熟和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的情况下，仓促开放金融市场，特别是放松了资本项目交易的管制措施，导致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游资）的流入。短期国际资本在东亚各国金融市场的流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国内银行部门的脆弱性则大大强化了这种资本快速流动所造成的潜在风险。一方面大量的外资涌入使国内经济流动性加强，银行部门信贷相应急剧扩张，使贷款质量不易控制。另一方面一旦银行部门坏账问题趋于严重时，资本就会外流，为汇率与债务危机留下隐患。尽管东亚国家有很高的储蓄率，但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使资金需求与国内储蓄缺口扩大，积极引进外资成为东亚国家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举措。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短期国际资本经国内银行体系为中介，流入房地产和股市，推升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暴涨引发“泡沫”，巨额获利的外资借机出逃，泡沫破灭引发了金融危机。

金融体系危机发生后，不仅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应对乏力，而且在许多东亚国家看来，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危机处理的态度令人难以接受。IMF认为问题主要出在这些国家内部，虽然答应给予援助，却提出相当苛刻的条件，即接受IMF的改革建议，坚持开放和自由化，听任外国公司收购它们的破产企业。IMF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准则，不惜牺牲危机受害国来维护国家资本的利益。

通过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东亚国家从多边主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它们认识到仅靠单枪匹马无法与欧美的区域集团抗衡，只有加强合作，建立自己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才有出路。各国学界和政界人士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和设想。“10＋3”机制应运而生。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在金融危机后加强了金融合作，制定了防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区域性措施，这些措施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可以说，东亚金融危机催生了东亚新地区主义。

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具有以下特点：（1）包容性。参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国家不仅存在文化、宗教的多样性，而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制度的差异性。（2）多层次性。区域合作机制中，既有整个区域层面的合作机制，又有次区域层面的合作机制，还有跨区域层面的合作机制。（3）多元性。在推断力量上有政府间组织、半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

东亚新地区主义就是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不仅强调区域内国家间建立制度化合作机制，还要与对本区域有影响力的区域外的大国以及愿意融入东亚的国家合作，实现区域内整合。

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日益重视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化建设，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寻求中、日、韩三国的帮助。各方都强调在发展预防性能力、避免第二次金融危机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10＋3”机制应运而生。

在1999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首脑早餐会期间，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倡议。2000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三国首脑首肯了此构想。2002年11月的第三次“10＋3”会议上，各方就适时启动中、日、韩FTA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003年10月，总理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卢武铉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但是由于三国特别是中日、韩日之间缺乏战略和谐，加之近年来中日、韩日关系龃龉不断，中、日、韩三国合作迟迟未能取得新的突破。

“10＋1”机制的建立是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关系深化发展的表征。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将在2010年之前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国与东盟合作的“10＋1”机制也由此得以迅速推进。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发展，带动日本和韩国也采取了相应的举动，从而在东亚地区初步形成了三个“10＋1”机制。

2000年5月在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财长会议上通过的《清迈倡议》是迄今为止“10＋3”机制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确立了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协议；同时，各个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也先后建立，并设立了亚洲债券基金。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合作以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基础。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显现出金融合作先行的势头。

在2003年第9次东盟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东盟经济共同体》文件，决定在2020年将东盟建成以商品、服务、投资自由流动和资本更为自由流通为特点的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并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将进一步推进东盟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强东盟内部的凝聚力。

“10＋3＋3”即以东亚峰会为标志的东亚合作新模式，代表着东亚区域合作扩大的趋势。在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在地缘上不属于东亚的国家获得参会资格，预示着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合作在范围上已经大为扩展。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到目前为止，东亚峰会还只是一个论坛，尚未成为机制，但正如总理在首次东亚峰会上所言，东亚峰会的召开，是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加快发展之客观要求，是本地区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东亚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第二届东亚峰会上，出席会议的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正式提出了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向外界表明，东亚峰会的参与各方朝着深化区域合作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11月“10＋3”领导人会议明确将东亚区域合作的长远目标确定为建立“东亚共同体”。从地区主义的角度出发，区域应该是利益与制度的一个统一体，而东亚目前仍然分为东北亚（主要是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东盟十国）两个部分，应该说“10＋3”框架只能是一种过渡性措施，“东亚共同体”目标的确立符合区域一体化的潮流。

东亚金融危机时隔10年，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蔓延，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了惨重损失，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面对这次罕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为了应对和化解危机的影响，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努力。2008年召开的G20峰会、APEC领导人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都一致强调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次罕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既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东亚国家吸取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加强合作，积极应对。2008年12月13日，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总理、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韩国总统李明博出席会议。会议由麻生太郎主持。三国领导人积极评价三国合作的进展，确定了今后合作方向，提出了新的合作倡议，并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会议结束后，三国正式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三国灾害管理联合声明》等文件。在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提出了合作的原则，即公开、透明、互信、共利、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原则。此次会议提出的具体的合作原则无疑为巩固、发展三国关系定下了指导方针。不仅如此，此次会议还明确把三国伙伴关系和推进现有的地区多边合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推进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

本次会议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3”框架外单独举行的会议，而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使用了“三国伙伴关系”这个定义。此前，中日韩三国只分别定义了相互间双边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的关系称为“战略互惠关系”，中韩之间称为“战略伙伴关系”，而日韩关系则被定义为“成熟的伙伴关系”。从原先的三个双边关系合并为一个三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表明了中日韩认识到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当前，三国利益需要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这不仅符合三国的战略利益，也有利于东亚地区甚至是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三国领导人确认在“清迈倡议”的基础上，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以有效监测本地区经济与金融市场。“清迈倡议”是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物，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其局限性已经愈发明显，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而在此前召开的三国央行行长会议上，中韩、中日分别达成了1800亿人民币和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定”规定绝大部分的货币互换协议均为双边协议，而双边协议具有很多风险，比如援助国以各种理由不愿意提供援助，国与国的双边谈判耗时太长，此次三国宣布建立“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捷径，通过这一常设机制，不仅可以有效缩短各方磋商的时间，抓住解决危机的最佳时机，而且还可以为今后三边货币互换提供基础。

2009年2月28日，第14届东盟首脑会议在泰国海滨度假胜地华欣开幕，这是自2008年12月《东盟宪章》生效以来的首次峰会。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2009－2015年东盟共同体路线图的差安华欣宣言》，其中包括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三方面内容。继2008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后，本次峰会还了《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为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勾画出完整的蓝图，并制订出工作计划。除推进共同体建设外，东盟领导人还就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粮食安全及争取在本地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发表了相关宣言或声明。此外，与会的各国能源部门部长还签署了《东盟石油安全协定》。

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东盟首脑会议可以看出，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东亚新地区主义制度化进程加快，而且向“深度一体化”发展倾向日趋明显。同时，还能看出东亚区域内东盟与中日韩（10和3）之间关系产生微妙变化。

目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核心是以“10＋3”为框架，而不是“3＋10”，是以东盟为主导的。从一体化成功的范例看，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都是由大国主导的。东亚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因素，特别是中日两国缺乏互信才导致目前的现状。如果中日韩三国能够加强互信，深化合作，以三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必然会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还不够成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制度化趋势不会改变，开放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参考文献：

［1］苏浩．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9）：43－51．

［2］郭定平主编．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