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范文10篇

东亚经济范文篇1

关键词：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

一、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在影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各种因素中，美国因素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这种影响力来自于美国和东亚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军事上的联系和经济上的依赖。

从军事上来说，美国与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被许多东亚国家视为区域内防范军事冲突的安全保障。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最亲密的盟友，东盟内部的许多国家也都与美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军事合作。这种政治上的特殊关系必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战略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许多国家甚至东亚自身也对是否有必要建立一种排除美国在外的区内经济合作及其对区内政治军事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持疑虑。从日本和韩国以及东盟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踌躇犹豫亦进亦退的态度可见一般。

从经济上来说，亚地区各国经济对美国具有强烈的依赖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东亚各国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甚至有人认为，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与美国市场之间具有直接关系。笔者收集了2004年和2007年中国、日本、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各自出口总额的比重，从这些数据对比关系中可以发现，相对于2004年的情况，虽然2007年东亚三大主要经济体对美国的出口比重略有下降，但实际上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仍然保持在20%，而且，美国仍然是中国和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不可否认，美国因素在东亚经济运行中确实具有重要地位。

二、东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位置上看，美国和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联系，美国的阿留申群岛也属于在东亚的地理范围之类。美国的亚太地区的地理范畴最初与东亚大体相当，后来发展到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广泛的概念，但是实质上仍然是模糊东亚范畴的一个举动。所以，在美国的思维中，它是很难接受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独立的东亚地区的，更不能不顾虑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经济集团的诞生。

（二）不可取代的政治经济利益

东亚地区对于美国具有无法替代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是决定美国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态度的更为直接的原因。

如今东亚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日本、韩国等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东亚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也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

三、美国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态度

（一）美国对“东亚经济集团”的干扰和反对

1990年12月，在乌拉圭举行的关贸总协定多边谈判破裂以后，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提出了“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倡议在亚洲地区成立一个包括东盟六国、印支三国、缅甸、中国大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日本在内的包括18亿人口的东亚经济集团。“东亚经济集团”构想的出台可以看作是东亚地区一体化模式构想的开端。

马哈蒂尔的提议显然是针对世界范围内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欧洲与北美地区的经济集团化的快速发展而做出的反应，同时也是基于加强东亚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作用的考虑。如同马来西亚对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主要目标的阐述中所说：建立东亚经济集团，联合东亚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加强经济外交实力，用一个声音与发达国家进行谈判；抵制发达国家的歧视性贸易规则，推动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为东亚下一步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活跃东亚地区的投资和贸易活动，使之成为牵引世界经济，扩大州际贸易的引擎。

“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提出以后，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遭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强烈反对。两国都对自己被排斥在这个经济一体化组织之外而感到无法接受。美国认为，这样一个“剥夺了美国经济参与权”的地区性组织的诞生会削弱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而后者才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亚洲区域合作组织。

由于这一构想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在美国的压力下，东亚内部许多国家的态度也莫衷一是。“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最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实施。

（二）美国压力与日本版“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

东亚共同体是目前人们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未来走向所设定的最终目标。如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最终达到欧盟的最高阶段一样，人们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将按照人们对东亚共同体的描述逐渐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发展。

2002年1月，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正式提出了“共同行动、共同前进”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即“小泉构想”。该构想强调，在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之上加强东亚地区的经济联合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重要课题。为此，小泉认为，“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构想”是实现东亚经济联合的基础，除此以外，希望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经济联合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通过上述合作，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东盟、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共同体。

同时，为了解除美国对东亚经济集团化的戒心，小权还强调，东亚共同体绝不是排他性的，东亚合作是在区域外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鉴于美国对东亚安全保障的贡献以及美国与东亚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美国对东亚经济联合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将是一个长期的、包含多样性的、开放化的进程。

（三）强化亚太概念，支持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依托推动亚洲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美国在东亚地区首先希望实现的目标是，推动东亚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确保一个对美国完全开放的东亚市场。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态度实际上自始至终都非常微妙，它既不能完全阻止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同时又希望这种进程能将美国在内，只有参与到东亚的一体化安排之中，才能确保美国获得开放自由市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将其排除在区域壁垒的门槛之外。

在美国淡化东亚概念强化亚太概念的思维逻辑下，亚太经合组织成为美国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工具。美国希望通过提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功能并推动其成为一个制度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利于其在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也就是通过泛太平洋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来避免东亚地区出现一个类似于欧盟的强大统一的区域经济集团，以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排挤。除此以外，美国还积极建立同东亚地区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安排，以此将美国同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鉴于以上种种因素，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可能排除美国的干扰，而如何处理这种外部因素以及美国对东亚的一体化安排将做出如何的调整以及政策上的变化，将是未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陆忠伟.新旧交替的东亚格局.时事出版社，1993.

东亚经济范文篇2

［关键词］东亚；经济金融合作；一体化；障碍

1997—1998年，东亚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合作和金融一体化的举措以应对外部冲击。如今20年过去了，尽管各类区域贸易和金融的合作机制在不断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强，然而考虑到当前资本流动波动性加大及其对经济金融体系潜在冲击的增加，东亚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进展仍远远不够，我们有必要回头审视东亚区域实体经济与金融一体化面临的障碍与挑战。

一、区域贸易一体化进展有限、仍然较为依赖区外贸易

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商品市场中的贸易渠道展开。然而，事实上，尽管区内贸易不断增加，但东亚地区的区内贸易扩张幅度有限，东亚地区各国的贸易仍主要依赖于区外贸易。ADB的亚洲区域一体化指数显示：1995年，10＋3国家的区内贸易占比45．01％，2015年则是47．16％（2015年是最新数据）。也就是说，在上述20年当中，东亚区内的贸易占比仅仅只提高了2．15个百分点。而在同一时期，欧盟的区内贸易占比一直处于60％左右的水平。此外，东亚区内的加工贸易、中间品贸易占比较高，这是东亚区内贸易的一大特点。如果剔除掉这方面因素、只考虑最终需求，则东亚区内贸易占比还会有明显下调，东亚各国最终需求受到其他区域，特别是美国的最终需求的推动。可见，东亚经济还远远谈不上与其他区外经济的脱钩。基于现有的实体经济基础，东亚地区对区外的货币、汇率、金融市场的依赖性也较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般路径是从贸易、投资，再走向货币、金融领域。在二战后，出于对战争的反思、对和平的渴望，政治驱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从煤钢共同体、关税同盟、欧共体这样的合作一步步走过来的。而东亚财金合作的初始动力，则是基于对金融危机的反思，直接走向了货币金融合作，比如清迈协议及其多边化、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等。这种就金融合作来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路难免忽略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实体经济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短视的做法。对于东亚各国而言，一直以来的出口促进战略使得贸易仍主要依赖于美国、欧洲等区外贸易，因此，各国政府更倾向于稳定与美国、欧洲之间的汇率，对区域内汇率的稳定主要是出于减少在区外贸易中的竞争的目的，从而造成了东亚各国对于稳定区域内汇率的动力不足，对东亚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形成障碍。

二、金融一体化发展滞后

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东亚地区经济体融资结构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更深层次的金融融合有助于形成更大、更广泛、更深入、流动性更强、效率更高的金融体系，进而保护该地区免受外部金融冲击，为未来的增长铺平道路。基于此，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决策者们开展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合作和金融一体化的举措，希望通过加强地区储备和发展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来增强对变幻莫测的全球金融市场抵御能力。主要包括清迈协议（CMI）下的双边互换协议网络（BSAs），其他的还包括2008年和2009年的一系列东盟＋3财长会议加快CMI的多边化（CMIM）等。经过多年的发展，东亚地区贸易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区域金融一体化落后于贸易一体化（Park等，2008）［1］1321－1338。东亚各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联系远远高于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金融联系（Eichengreen等，2004）［2］，例如，日本是东亚地区对外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尽管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但其投资目的地主要在东亚以外地区。东亚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包括：与发展良好的实体经济相比，东亚各国金融体系普遍发展不足，金融发展水平低、金融开放度低以及交易波动性高，导致了东亚区域金融一体化很大程度上由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的高贸易量驱动，而充当东亚金融安全网的CMIM、AMRO尚未启动，在技术上的可靠性仍然未得到验证，进而导致了东亚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滞后。此外，各国间由于缺乏政治互信导致的政治风险、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信息不对称、外国银行进入的障碍以及监管和制度质量的差异，也为金融一体化创造了障碍。（一）亚洲区域债券市场发展滞后，本币债券市场发展失衡从2003年开始，东盟＋3经济体发起了一系列的倡议，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截至2016年12月，东盟＋3中的10个经济体本币债券规模近20万亿美元，是2003年7．8万亿美元的2．5倍。理论上，亚洲债券市场既包括本地区各国本币债券市场，也包括一个东亚地区性国际债券市场，这个地区性债券市场可以是东亚经济体本币债券市场的区域内延伸，也可以是东亚地区外经济体债券市场的向本区域的扩展，也可以是一个基于东亚共同货币的债券市场。然而，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以发展本币债券市场为重点的亚洲债券市场，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东亚地区面临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问题。第一，多数东亚经济体公司债券占本币债券的比例依然较低。从东亚10个经济体本币债券市场整体来看，政府本币债券占到本币债券总额的78．4％，而公司债券只占到21．6％。分国别来看，越南本币公司债券占本国本币债券的比例还不到5％，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国公司本币债券占比也偏低。这一现象说明，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推动。私营部门仍未能充分利用本币债券市场融资，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帮助市场主体克服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目标仍未完全实现。资料来源：亚洲债券在线。第二，“马太效应”的存在注定无法实现东亚各经济体本币债券市场的齐头发展，部分经济体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的问题仍无法解决。当前，东亚各经济体本币债券市场发展极不均衡。近年来东亚本币债券市场虽取得快速发展，但债券市场份额仍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韩国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为保证市场具有充足流动性，这要求该债券市场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从东亚地区来看，只有日本、中国能满足这一条件，这也决定了只有这两个国家的本币债券市场才能扩展至其他国家，最终成为东亚区域债券市场的一部分。（二）东亚金融安全网：CMIM、AMRO尚未发挥实质作用自2000年建立以来，清迈倡议资金规模不断扩大，并从双边机制扩展为多边机制，作为东亚地区金融安全网的潜在作用不断提升。然而，到目前为止，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仍未启动过，CMIM在技术上的可靠性仍然未得到验证。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在美元流动性短缺的情形下，韩国、新加坡货币当局都与美联储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印度尼西亚央行也试图与美联储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他们并未寻求CMIM的帮助。这说明CMIM仍未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理想的金融安全网，这既包括CMIM本身的问题，同时作为CMIM辅助机构，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一，CMIM资金不断扩容，但是从未启动，这妨碍了CMIM发挥作用。CMIM为成员经济体安排的资金规模相比其他金融安全网并不低。目前CMIM下各成员的出资资金规模总计为2400亿美元，所有成员理论最大借款规模为2435亿美元。在CMIM与IMF贷款项目脱钩比例为30％的情况下，各成员可从CMIM自主动用的借款规模为731亿美元。与IMF快速融资工具相比（年度限额为各国份额的37．5％），除了中国、日本外，其他成员从CMIM可获得的资金额度都要高于从IMF快速融资工具可获得的资金额度。即使对于韩国来说，其从CMIM可获得资金为115亿美元，远高于其从IMF快速融资工具可获得的资金规模（35亿美元）。此外，大部分东盟国家从CMIM可获得的自主动用借款规模基本也与其从IMF备用安排提取的年度限额（145％）相当或略有超过。像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国从CMIM可获得的最大借款规模甚至已超过其从IMF备用安排提取的累积限额（435％）。从与各成员的外汇储备规模对比来看（假设短期动用比例为10％），对于经济规模较小的东盟经济体来说，其从CMIM与基金组织30％脱钩比例下可获得的资金也基本可以与其短期内动用的外汇储备相当。因此，从各种金融安排的横向对比来看，目前CMIM下的资金规模并不低。从资金动用上看，CMIM最大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仍未有成员启动过CMIM的融资安排。由于被长期放置不用，一国在申请CMIM时可能向市场发出错误信号，被市场误读为该国已“无计可施”，从而进一步恶化该国经济信心。这种情况下，CMIM不仅无法起到地区金融安全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市场担忧。也基于此，一些国家宁可选择其他金融安排，而不愿意申请动用CMIM。第二，CMIM贷款工具的使用程序仍不透明。CMIM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解决本地区出现的短期流动性困难，为此，CMIM共设有两个贷款工具：一是“清迈协议多边化稳定便利”（CMIMStabilityFacility，CMIM－SF），是CMIM下的危机解决工具。二是“清迈协议多边化预防便利”（CMIMPrecautionaryLine，CMIM－PL），是CMIM下的危机预防机制。CMIM规定，请求CMIM安排（包括CMIM－SF和CMIM－PL）的成员方需要满足一组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包括完成对该成员经济及财政状况的评估及没有违约事件等。此外，CMIM还要求资金请求方遵守诸如提交定期监督报告和参与“东盟＋3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ERPD）项目等。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具体的公开说明。这不利于引导市场预期，限制了各国申请相关贷款工具的积极性。第三，AMRO的监督目标仍不够明确AMRO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施地区经济监督来确保东亚地区的经济与金融稳定，并支持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的执行。为实现上述目标，AMRO被赋予四项功能：（1）监督和评估成员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状态和金融稳健状况，并向各成员报告；（2）识别本地区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和脆弱性，并在要求时向各成员提供及时缓解这些风险的政策建议；（3）帮助各成员执行本地区金融安排（也即清迈倡议多边化）；（4）执行委员会指定的为满足AMRO目标所必要的其他活动。然而，AMRO对于监督目标的界定过于模糊，其“经济与金融稳定”的目标并未明确区分其与IMF监督的不同。这导致目前AMRO仍未形成自己的监督特色，也没有形成与IMF监督不同的侧重。

三、东亚国家政治互信仍有待加强

政治互信是加强财政金融合作的基础，政治风险是导致东亚国家将主要投资投向收益率较低的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原因（Lee等，2013）［3］396－418，东亚各国的金融一体化需要高度的政治协商以及密切的宏观经济和财政协调。缺乏政治互信，东亚区域的财政金融合作将举步维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东亚区域国家之间的互信程度面临挑战。目前，东亚是世界上军事演习最密的地区，每年的军演都有数百次之多。东亚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面临的新问题，一方面，与一直以来的历史问题有关，另一方面，也同东亚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有关。2005年，中国的GDP大致是日本的一半；201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持平；到了2014年，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恰巧在中国GDP赶上日本的2010年，中日关系出现了趋向于紧张的一个转折点，即2010年9月撞船事件。2010年撞船事件之后，中日关系紧张持续升级。根据中国学者的估算，由于双边关系紧张，201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潜在损失313—318亿美元，日本损失为368—379亿美元（徐奇渊，陈思翀，2014）［4］1－24。区内政治互信存在问题，尤其是中日两个大国间的互信存在问题，是东亚财金合作的重要障碍。此外，东亚区内的政治互信也不单纯是东亚区内的问题，还牵涉到美国这样的区外因素。在东亚一些国家，美国不但仍然保持政治影响力，有军事存在，而且在财金领域也有多种影响渠道：美国通过ADB、IMF、世界银行等机构对东亚产生影响，此外，美国还通过双边货币金融合作对该地区产生影响。可见，东亚地区的政治互信问题具有其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植根于历史，受到现实中实力格局巨变的冲击，而且牵涉到区外的干预、影响因素。因此，东亚国家财金合作的政治、外交环境仍然面临较多的约束条件。不过反过来看，如果东亚国家在财金合作方面能够先行取得进展，这也将可能反过来改善东亚地区的政治互信。

四、总结

东亚经济范文篇3

关键词：新地区主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

新地区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二战后以欧共体为代表的传统的地区主义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

地区主义实践的经典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在冷战期间，西欧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开展协调与合作，成功地实现了一体化，建立了一体化组织欧共体。欧共体组织带有明显的区域保护的内向封闭色彩。为了与后来的地区主义相区别，人们称上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地区主义为传统的地区主义（或旧地区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酝酿和欧共体内部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一种新地区主义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发达国家为了扩大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愿意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密切经济领域合作，签订紧密的经贸合作协议。美国通过促使墨西哥开放市场而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在推动与中东欧国家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要求新成员必须进行自身改革以适应欧盟的规范。这些现象改变了传统地区主义注重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一致基础上推进贸易融合的“浅一体化”做法，而是通过在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推行贸易、金融、技术、信息等方面全面合作的“深度一体化”，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由此“新地区主义”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现象在亚太地区表现为一系列跨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1980年建立“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the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uncil，PECC），1989年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1994年分别建立半官方性质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ForSecurityCooperationintheAsiaPacific，CSCAP），和第一个官方对话机制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RegionalForum，ARF）。上述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安全对话机制的突出特点是其成员包括了东亚、北美、南太平洋甚至南美洲国家，几乎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在分析这种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合作机制时，美国学者诺曼?帕尔默（NormanD．Palmer）在《亚太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新地区主义”这一新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地区主义。他认为，地区主义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的缓和，在“修正的民族主义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地区组织和一体化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地区主义不仅仅是旧的地区主义的简单复兴，而且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因素。他强调“新地区主义”的突出特点是跨区域性，即地区合作应超越单一地区，实现跨区域国家间的合作与融合。

新地区主义在国际经济学的范畴内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它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复兴的新一波地区主义浪潮，与20世纪60、70年代的旧地区主义比较，有新的特点。而且相对旧地区主义而言，发生时序上有一个间隔期。第二，由于新地区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因此，新地区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范式，以及与这种经济范式相关的思潮和理论研究思路等。从诸多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仅就世界经济发展的范式而言，新地区主义或者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新一波区域一体化进程，或者是指研究这一进程的理论思潮。

对于新地区主义的特点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就其发展进程而言，“多样性”和“开放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

关于“多样性”，可以从经验事实中看到，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由于人们对地区主义的主张以及地区主义本身的实践条件等相去甚远，从而造成地区主义发展的结果千差万别。这种“多样性”首先是指地区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其次是指地区主义组织化程度的多样性，另外还指地区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不论是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欧盟、北美与东亚三大地区性经济区的发展模式都有一定的差异。欧洲经济区所属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一体化发展层次高，目标是迈向政治一体化。而北美和东亚经济区所属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分别以美国和东盟为诸多力量，发展层次远不及欧洲，并且还未出现向政治一体化过渡的倾向。但就其内部组成结构看，三者的包容度都比较大。尤其是东亚经济区，还未建立正式一体化组织，但是各领域存在诸多形式的论坛、次区域合作、组织三角等，它们都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作用。在东亚，“软地区主义”是重要特色，但这不等于说东亚就一定不能向制度化程度高的一体化迈进，只是需要漫长的过程而已。东亚区域的地区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认识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欧洲经验”的突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多样性发展趋势。

关于“开放性”的特点，可以从新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着手进行分析。从事实上看，一方面新地区主义是以自由化、市场与竞争为导向，既寻求地区合作的潜力，又致力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其原因在于仅仅一个自由的（即便是统一的）地区空间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各种经济力量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本质是超边界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增长，不只是狭隘的经济问题，还涉及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等内容。前者由于物质利益驱动而流动、扩大和渗透，后者由于民族的或地区的属性而有着很强的抵抗力。透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看作是这两种力量相互牵制与妥协的产物。

从经济的角度看，一定程度的地区安排，并没有阻碍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其他的全球合作的努力。尽管新地区主义的高潮反映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不受规制的全球转变和自行其是的新自由主义战略的疑虑与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是在利用地区安排来抵制全球化进程。相反，诸多事例表明，地区安排促进了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地区合作相当于较小范围的“全球化”。欧盟、北美和东亚三大经济区的实践表明，封闭的内部经济联系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地区主义逐渐成为全球化的过渡途径，通常表现为：各个地区共同体是“次佳的”，却是最终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要阶段。不论地区主义是否能最终完成对全球化的过渡，首先它必须实行开放的姿态，以利于经济区内部成员国之间以及与外部经济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在APEC的实践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APEC“正酝酿形成一个地区经济合作的全新模式：将地区性和全球性贸易自由化紧密地连接传动起来，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欧盟接纳东欧10国入盟；北美自由贸易组织扩大到整个美洲，将建成一个涵盖除古巴以外所有美洲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正是在APEC开放姿态的挑战以及欧洲、北美经济开放模式的示范带动下，东亚经济区发展至今，其所奉行的地区主义必然是自由化的，更是开放的。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中，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形成、发展及表现形态尤为引人关注，对东亚区域国家间关系以及区域一体化机制的构建意义深远。

东亚是一个区域概念，在本文中指的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的东盟十国。

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实践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在东南亚争夺加剧，特别是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使该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为了应对内忧外患，争取生存发展，东南亚一些弱小国家萌发了用集体力量抵御外来干涉的想法。1967年，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发起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东盟的建立在加强内部团结，发展互利合作，调解内部纷争，解决地区冲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整个东亚层面看，由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东亚各国诸多矛盾与分歧的存在以及济发展水平低等种种因素，各国合作的意愿不强，地区主义发展既缺乏动力又缺乏条件。事实上，当时东盟的地区主义着眼于政治与安全，经济联系并不紧密，只能是传统地区主义在东南亚的表现，不是新地区主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体经济发展明显加速。日本是亚洲国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日本的先进技术和产业转移的带动下，东亚“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纷纷实现了经济起飞，东盟国家（老成员）也加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行列，从而形成东亚经济增长的“雁型模式”。而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转向市场经济机制后，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冷战的终结进一步打破了市场分割，形成东亚区域内部联系机制。直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区域内部贸易已超过50％，同时区域内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也显著增加。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与相互依存形成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既是东亚合作的内在基础，又是东亚新地区主义萌芽的土壤。

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全球化与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矛盾。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始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邻国以及韩国和俄罗斯，导致了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衰退。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但直接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过快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开放金融市场。

受危机影响的东亚国家在自身的金融体系发育不够成熟和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的情况下，仓促开放金融市场，特别是放松了资本项目交易的管制措施，导致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游资）的流入。短期国际资本在东亚各国金融市场的流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国内银行部门的脆弱性则大大强化了这种资本快速流动所造成的潜在风险。一方面大量的外资涌入使国内经济流动性加强，银行部门信贷相应急剧扩张，使贷款质量不易控制。另一方面一旦银行部门坏账问题趋于严重时，资本就会外流，为汇率与债务危机留下隐患。尽管东亚国家有很高的储蓄率，但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使资金需求与国内储蓄缺口扩大，积极引进外资成为东亚国家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举措。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短期国际资本经国内银行体系为中介，流入房地产和股市，推升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暴涨引发“泡沫”，巨额获利的外资借机出逃，泡沫破灭引发了金融危机。

金融体系危机发生后，不仅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应对乏力，而且在许多东亚国家看来，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危机处理的态度令人难以接受。IMF认为问题主要出在这些国家内部，虽然答应给予援助，却提出相当苛刻的条件，即接受IMF的改革建议，坚持开放和自由化，听任外国公司收购它们的破产企业。IMF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准则，不惜牺牲危机受害国来维护国家资本的利益。

通过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东亚国家从多边主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它们认识到仅靠单枪匹马无法与欧美的区域集团抗衡，只有加强合作，建立自己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才有出路。各国学界和政界人士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和设想。“10＋3”机制应运而生。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在金融危机后加强了金融合作，制定了防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区域性措施，这些措施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可以说，东亚金融危机催生了东亚新地区主义。

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具有以下特点：（1）包容性。参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国家不仅存在文化、宗教的多样性，而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制度的差异性。（2）多层次性。区域合作机制中，既有整个区域层面的合作机制，又有次区域层面的合作机制，还有跨区域层面的合作机制。（3）多元性。在推断力量上有政府间组织、半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

东亚新地区主义就是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不仅强调区域内国家间建立制度化合作机制，还要与对本区域有影响力的区域外的大国以及愿意融入东亚的国家合作，实现区域内整合。

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日益重视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化建设，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寻求中、日、韩三国的帮助。各方都强调在发展预防性能力、避免第二次金融危机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10＋3”机制应运而生。

在1999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首脑早餐会期间，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倡议。2000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三国首脑首肯了此构想。2002年11月的第三次“10＋3”会议上，各方就适时启动中、日、韩FTA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003年10月，总理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卢武铉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但是由于三国特别是中日、韩日之间缺乏战略和谐，加之近年来中日、韩日关系龃龉不断，中、日、韩三国合作迟迟未能取得新的突破。

“10＋1”机制的建立是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关系深化发展的表征。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将在2010年之前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国与东盟合作的“10＋1”机制也由此得以迅速推进。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发展，带动日本和韩国也采取了相应的举动，从而在东亚地区初步形成了三个“10＋1”机制。

2000年5月在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财长会议上通过的《清迈倡议》是迄今为止“10＋3”机制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确立了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协议；同时，各个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也先后建立，并设立了亚洲债券基金。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合作以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基础。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显现出金融合作先行的势头。

在2003年第9次东盟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东盟经济共同体》文件，决定在2020年将东盟建成以商品、服务、投资自由流动和资本更为自由流通为特点的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并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将进一步推进东盟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强东盟内部的凝聚力。

“10＋3＋3”即以东亚峰会为标志的东亚合作新模式，代表着东亚区域合作扩大的趋势。在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在地缘上不属于东亚的国家获得参会资格，预示着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合作在范围上已经大为扩展。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到目前为止，东亚峰会还只是一个论坛，尚未成为机制，但正如总理在首次东亚峰会上所言，东亚峰会的召开，是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加快发展之客观要求，是本地区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东亚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第二届东亚峰会上，出席会议的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正式提出了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向外界表明，东亚峰会的参与各方朝着深化区域合作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11月“10＋3”领导人会议明确将东亚区域合作的长远目标确定为建立“东亚共同体”。从地区主义的角度出发，区域应该是利益与制度的一个统一体，而东亚目前仍然分为东北亚（主要是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东盟十国）两个部分，应该说“10＋3”框架只能是一种过渡性措施，“东亚共同体”目标的确立符合区域一体化的潮流。

东亚金融危机时隔10年，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蔓延，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了惨重损失，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面对这次罕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为了应对和化解危机的影响，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努力。2008年召开的G20峰会、APEC领导人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都一致强调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次罕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既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东亚国家吸取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加强合作，积极应对。2008年12月13日，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总理、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韩国总统李明博出席会议。会议由麻生太郎主持。三国领导人积极评价三国合作的进展，确定了今后合作方向，提出了新的合作倡议，并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会议结束后，三国正式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三国灾害管理联合声明》等文件。在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提出了合作的原则，即公开、透明、互信、共利、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原则。此次会议提出的具体的合作原则无疑为巩固、发展三国关系定下了指导方针。不仅如此，此次会议还明确把三国伙伴关系和推进现有的地区多边合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推进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

本次会议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3”框架外单独举行的会议，而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使用了“三国伙伴关系”这个定义。此前，中日韩三国只分别定义了相互间双边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的关系称为“战略互惠关系”，中韩之间称为“战略伙伴关系”，而日韩关系则被定义为“成熟的伙伴关系”。从原先的三个双边关系合并为一个三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表明了中日韩认识到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当前，三国利益需要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这不仅符合三国的战略利益，也有利于东亚地区甚至是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三国领导人确认在“清迈倡议”的基础上，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以有效监测本地区经济与金融市场。“清迈倡议”是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物，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其局限性已经愈发明显，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而在此前召开的三国央行行长会议上，中韩、中日分别达成了1800亿人民币和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定”规定绝大部分的货币互换协议均为双边协议，而双边协议具有很多风险，比如援助国以各种理由不愿意提供援助，国与国的双边谈判耗时太长，此次三国宣布建立“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捷径，通过这一常设机制，不仅可以有效缩短各方磋商的时间，抓住解决危机的最佳时机，而且还可以为今后三边货币互换提供基础。

2009年2月28日，第14届东盟首脑会议在泰国海滨度假胜地华欣开幕，这是自2008年12月《东盟宪章》生效以来的首次峰会。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2009－2015年东盟共同体路线图的差安华欣宣言》，其中包括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三方面内容。继2008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后，本次峰会还了《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为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勾画出完整的蓝图，并制订出工作计划。除推进共同体建设外，东盟领导人还就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粮食安全及争取在本地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发表了相关宣言或声明。此外，与会的各国能源部门部长还签署了《东盟石油安全协定》。

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东盟首脑会议可以看出，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东亚新地区主义制度化进程加快，而且向“深度一体化”发展倾向日趋明显。同时，还能看出东亚区域内东盟与中日韩（10和3）之间关系产生微妙变化。

目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核心是以“10＋3”为框架，而不是“3＋10”，是以东盟为主导的。从一体化成功的范例看，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都是由大国主导的。东亚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因素，特别是中日两国缺乏互信才导致目前的现状。如果中日韩三国能够加强互信，深化合作，以三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必然会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还不够成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制度化趋势不会改变，开放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参考文献：

东亚经济范文篇4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三）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东亚经济范文篇5

本文围绕东亚中日俄韩及东南亚国家间争议的6个主要案例展开研究，分析争议发生的原因，概述争议演变的状况，探讨导致演变的主要因素，总结争议演变反映的相关国家间及整个地区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决定了东亚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过去与现在，而且将决定其未来;而后者的演变也将对前者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中苏/俄边界争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苏边境上存在着三条界线: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条约线是19世纪中后期中俄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确定的国界线，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把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据为己有;苏图线是苏方地图所标示的边界线;实际控制线是中苏双方实际控制的边界线。从条约线到苏图线再到实际控制线，苏俄占领了中国更多的领土。由于三条界线并存，中苏国界形成了许多争议地区和争议岛屿，总面积超过3．5万平方公里。①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双方争议隐而不露。1958年，中国政府决定逐步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此后，中苏两国政府开始进行勘界工作。最初的勘界工作基本是在友好、信任的状态下进行的。然而，随着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两国关系开始趋向紧张，边境摩擦也随之上升，1960年发生了中国新疆6万多居民逃往苏联的严重事件。60年代初，两国边界问题被正式提到了谈判桌上。

第一次谈判于1964年举行。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彻底破裂，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一度达成初步共识，后因意识形态斗争因素加重而未能签署协议。第二次谈判(1969－1978年)因两国关系全面破裂，并已发生过边境军事冲突，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三次谈判(1987－1991年)随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较快取得了进展。1991年5月，中苏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基本解决了双方边界争议最大也是最困难的部分。苏联解体后，日益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的中俄两国继续谈判，先后达成《中俄国界西段协议》(1994年)和《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4年)。以2005年6月互换补充协定批准书为标志，两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4300公里的边界问题。

纵观中苏/俄边界争议演变及其解决过程，政治关系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20世纪50年代，在中苏结盟的情况下，两国边界问题基本被掩盖。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边界争议越来越突出，不仅导致双方重兵对峙，而且引发了军事冲突。8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显著改善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加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边界争议得到彻底解决。

经济关系的作用在双方争议的解决中则明显弱于政治关系。当年中苏政治关系的恶化迅速导致了两国经济关系的恶化。1987年重启边界谈判时，中苏经济合作水平很低，发展经济合作不是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考虑。后来，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和边界争议的缓解，两国经济关系也开始发展，并对中俄双方最终彻底解决边界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俄在历史上签订的有关条约给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带来了复杂的影响。由于是不平等条约，它们是造成边界争议的历史原因之一;由于是两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行为，它们最终又成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基础。事实上，在中苏第一次谈判时，中国的基本方针即是:尽管一系列历史条约是不平等的，中方还是愿意从现实情况出发，以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边界线问题。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不平等条约问题占据了主导地位，边界争议严重升级。后来，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明显改善，双方得以越过了这一历史障碍。

在去除了历史上不平等条约造成的领土问题后，中苏有争议的领土面积显著缩小，并且基本上不具有重要的经济与军事意义。因此，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中俄及中国与哈、吉、塔三国政治关系的明显改善与发展，绝大多数地段的争议较快地得到了解决。曾由俄方实际控制的黑瞎子岛则是个例外，由于具有较多的军事、经济内涵，它是中俄东段边界最后解决的问题。

二、中越陆地边界与北部湾划界争议

中越陆地边界全长l300多公里。19世纪80年代，根据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中国清政府与法国殖民政府签约，划定了中越两国边界。此后，中越两国历届政府都对此予以承认，但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对边界线的准确位置和具体走向有某些不同认识，因而存在一些小块争议地区。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越陆地边界基本上是和平安定的，并成为中国援越抗法、抗美的前线。然而，1968年后，随着双方战略分歧的出现，中越边界摩擦显现并在越南统一前后迅速上升。中越北部湾争议则是在70年代才发生的。当时，随着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两国在北部湾的海洋权益主张出现了重叠。20世纪70年代中，中越曾两度就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争议进行谈判，但都无果而终。1979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越边境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双方的跨界作战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重新着手解决双方争议。1993年10月，双方签署《基本原则协议》，决定从实际出发，先集中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问题，同时就海上问题继续谈判，争取找到一项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90年代中期，由于越南忙于改善对美关系，中越政治关系一度停滞不前，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双方都感到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性。1999年，中越领导人共同确定了在新世纪发展两国关系的指导思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与总体框架，两国间的政治互信明显提高与巩固。此后，中越解决争议的步伐大大加快。1999年12月两国签署《中越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12月又签署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中越陆地边界与北部湾划界问题都得以解决。在两项谈判中，北部湾划界谈判要艰难得多，“一波三折，起伏不定”，“谈判密度之高，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①

在中越陆地边界、北部湾争议的演变与解决过程中，双方的政治关系与争议的互动极为明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关系被称为“同志加兄弟”，开展反美斗争是双方的共同目标，边界问题完全未提上两国议程。从70年代中起，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双方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也迅速激化。冷战后，战略分歧的消失和友好合作关系的恢复则为双方控制与解决争议打开了大门，而解决争议取得的积极成果又进一步巩固与促进了双方的政治关系。不过，与中俄关系不同，中越之间是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的关系，加上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双方军事冲突才结束不久，越南对中国的安全疑虑与戒心较重，以致双方政治关系改善、发展的路途较为曲折。双方解决争议的进程与双方政治关系发展的进程基本一致。

与政治关系相比，中越双方经济关系与领土争议的互动程度较低。当时，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中越双方也开始推进经贸关系，但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双方经贸关系仍很薄弱，“边贸多、国贸少，贸易多、投资少”，对于两国解决争议来说，不是主要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后，中越经贸关系的发展明显加快。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展，它将可能与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一起对解决双方的南海争议起到促进作用。

与陆地边界争议相比，北部湾划界争议解决的难度要大得多。之所以如此，除后者的经济利益较大外，法理依据上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两国陆地边界划界在历史上曾有国际条约，而北部湾争议却是新生问题，其解决难免要花费两国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三、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在南海的争议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东南亚五国之间存在着南海争议，涉及岛礁、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海洋资源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些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西沙主权总的来看并未表示异议。然而，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及60年代末南海探明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后，它们都对南海提出了各自的权益要求，南海争端由此而生。70年代末中国开始积极进行外交维权交涉，中越之间曾于1974年、1988年分别在西沙、南沙发生两次海上军事冲突。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开始普遍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随着对油气需求的迅速增加和对海洋资源认识的空前提高，越、菲、马等国率先加强了对南沙海域岛礁和海洋资源的争夺与控制。中国则在1992年公布《邻海及毗连区法》，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1994年中菲之间爆发美济礁事件，南海争议一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此形势下，中国与有关各国开始为解决南海争议做出尝试。90年代初中国正式提出了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南海争议的主张;1994年又在中国－东盟外长对话会上全面提出了解决南沙争议的立场，表示愿与有关国家根据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和平解决南海争议，并受到东盟各国的欢迎。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4年11月，中菲签署在双方争议地区共同勘探油气资源的协议;2005年3月，以三国石油公司签署南海联合地震工作协议为标志，中、菲、越三国朝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近两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南海争议有所抬头，中、菲、越间共同开发计划陷入停滞，有关国家在渔业、油气勘探等方面的摩擦频频发生，但这并未扭转南海总体稳定的基本形势。

纵观南海争议约40年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南海争议表现为复杂的主权争议和多种利益之争，解决难度很大。争议不仅存在于中国与东南亚五国之间，而且存在于五国中的某些国家之间。此外，一些国家与国际石油公司在南海争议地区进行“合作开发”，致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由于这一海域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又有通往中东的重要海上通道，加上争议各方所持法理严重对立，南海争议呈不断增多的趋势。

但也应看到，冷战结束以来，南海争议虽然时起时伏并逐渐升温，但在总体上仍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近20年来，南海没有出现过重大军事危机，更没有爆发任何军事冲突。争议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国与东盟总体关系的不断加强，①对于平抑南海争议起到了重大作用。

作为南海争议中的大国和主要当事国，中国的相关政策对争议的发展举足轻重。长期以来，为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为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对南海争议一直采取克制态度，提出了诸多和平解决争议的主张。近年来，中国更进一步提出要使南海成为“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对于缓和南海争议功不可没。②

随着中国－东盟关系从一般对话发展到战略伙伴，随着双方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南海争议已经成为战略伙伴成员之间的争议。这一重大变化对于解决南海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战略伙伴关系要求争议各方更多从长远利益出发，努力使局部分歧服从区域合作大局，积极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从这样的高度看待南海争议，虽然其未来解决的路途仍不平坦，但对其前景也许可以抱一种更为乐观的态度。

四、中日东海争议

中日东海争议包括钓鱼岛列岛(下文简称钓鱼岛)争议和东海划界争议。

钓鱼岛面积约6．3平方公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895年初被日本占领。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钓鱼岛本应与台湾一起归还中国，却先为美国控制，后又在1971年由美国交日本管辖。美国的这一做法当时即遭到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

20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及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钓鱼岛问题曾是一大障碍。后来，根据中方倡议，双方决定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大局出发，将此事留待以后解决。1979年，邓小平曾明确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80年代在中日关系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摩擦较少。90年代中后期，双方摩擦逐渐上升，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分子上岛活动，修建灯塔，后又将岛上土地收归“国有”，以增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港台及中国大陆保钓船则不断前往钓鱼岛;双方民间舆论激烈对抗，出现了“中日必有一战”的声音。2006年秋中日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进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此后，争议形势逐渐缓和。然而，由于日方坚持否认中日在钓鱼岛存在争议，2008年底以来，双方摩擦再次增多，并于2010年秋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困扰。

中日东海划界争议涉及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海底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后，中日两国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出现重叠，两国依据公约各自提出的主张存在严重分歧，中方认为应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东海专属经济区;而日方则主张以中间线划界。

为解决分歧，中方曾在20世纪90年代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但未得到日方响应。进入21世纪后，在当时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在东海“中间线”以东海域勘探、开发油气取得进展，争议迅速凸显，双方都增加了在相关海域的军事活动。2004年10月起，中日开始进行东海问题磋商，但在最初的磋商中，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互不相让。2006年10月中日关系发生重大转折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要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从而推动了磋商的进展。2008年6月，经过艰苦努力，双方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朝着实现共同开发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③

中日东海争议一波三折的演变过程显示，长期以来，强大的政治、经济合作动因对中日双方控制争议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恢复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两国将钓鱼岛问题放在一边，争议处于相对平静状态。冷战后，在中日政治关系一度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双方持续发展的经济合作成为防止东海争议失控的重要动因。①

2006年秋以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逐渐朝着协调一致的方向发展，促使东海磋商取得重要进展。此后，虽然东海争议波澜再起，但始终未超出两国总体关系发展所能容忍的范围。

就中日东海争议前景来看，钓鱼岛争议兼具政治、安全、法理多重含义，是双方争议中最棘手的问题。政治上，钓鱼岛不仅事关领土主权，而且事关历史问题;安全上，钓鱼岛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法理上，其归属可能对东海划界产生影响。此外，钓鱼岛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中，日本又至今不承认该岛存在主权争议，并一直极力将其纳入日美同盟防务的范围。不难预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钓鱼岛问题将难以得到解决。但是，由于中国对钓鱼岛的政策是保持争议而非激化争议，日本也不愿因钓鱼岛问题导致两国关系全面紧张，这一争议在总体上仍是可控的。

与钓鱼岛争议相比，东海划界问题的解决将相对容易。虽然这一争议中的经济、资源利益之争分量较重，国际法之争突出，但其主权争议程度及军事安全含义均低于前者，且无历史芥蒂。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时，它会凸显出来，成为民族主义的宣泄口;而在两国政治关系改善与发展时，争议则相对缓和。展望未来，如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能取得切实进展，两国政府在谈判中回旋余地将会增大，双方有可能在东海共同开发上首先实现突破。这一突破不仅将为中日解决东海划界问题打开大门，而且可能为两国在未来探讨钓鱼岛海域的共同开发创造有利条件。

其实，长期以来，中日之间的三大摩擦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东海争议)是有紧密联系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均与日本侵华历史有关，东海争议中内含的海上通道问题也与台湾问题相关联。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都十分突出的情况下，解决东海问题毫无可能。近年来，双方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的摩擦明显下降。今后，如果这两个问题能继续朝着缓解的方向发展，则必将为中日双方有效控制和逐步解决东海问题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

五、日韩东海争议

日韩东海争议包括两部分:独岛(日本称竹岛)争议与东海大陆架及海上划界争议。

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由两个小岛和几十块岩礁组成，面积约为0．18平方公里。该岛在15世纪被纳入朝鲜王朝版图，190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二战后独岛由美军管辖，后于1948年交还韩国。自1954年以来，日本不断向韩国递交抗议文件，称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韩国必须撤出;而韩国则一再声明，独岛是韩国领土，不存在主权争议。对于日本就争议进行对话及将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的建议，韩国也一概拒绝。进入21世纪后，独岛之争一度明显升温，2005－2006年接连发生的两次危机事件使争议带上了火药味，但双方最后都设法将事态平息下来，两国总体关系、经贸合作也未因危机事件受到难以挽回的影响。

随着东海油气资源的发现，20世纪60年代末，日韩关于东海大陆架及海上划界的争议浮出水面。当时，两国各自在东海划定的矿区出现了严重重叠。为解决这一问题，双方决定通过外交谈判划定大陆架界线。1970年11月－1972年9月，经多次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同意搁置两国间的法律分歧，②在权利主张重叠区域设立共同开发区，开采的石油天然气对半分成。1974年1月，两国签署了两个协定，基本划定了北部大陆架的边界线并确定了南部大陆架2．4万多平方海里的共同开发区。

日韩两国原是为了尽快将争议海域的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财富，才在国际海洋法形成的过程中匆匆签署了大陆架协定，但在此后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在共同开发区并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①尽管如此，协议的签订还是有利于日韩关系的发展，双方的争议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在日韩东海争议的发展过程中，两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对于双方控制争议发挥了重大作用。二战结束后，日韩均被纳入美势力范围，与美结成军事同盟。在此情况下，虽然两国复交谈判因历史积怨和领土争议困难重重，但日韩还是于1965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此后，双方的政治、安全合作明显加强，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冷战结束后，日韩两国政治关系中的麻烦增多，但双方的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两国也仍然是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国。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双方的争议就将继续受到较大的抑制。

从日韩东海争议未来发展看，独岛问题相对乐观。独岛争议兼具法理与政治含义。独岛面积很小，其经济利益之大小将主要取决于它能否作为划界的法理依据;其政治含义则极为突出，因为它与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相关。从长远看，由于韩国对独岛拥有实际控制权，加之国际上主张不将有争议的小岛作为划界依据的声音正在增强，一旦国际法确定独岛不具有划界意义，这一争议逐步趋缓是有可能的。

日韩要真正在东海实现共同开发并最终解决划界问题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时至今日，争议海域所蕴含的资源对于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日韩两国来说都已变得更为重要。当年匆忙达成的共同开发协议未取得实际成果，不进则退，今后要使之取得进展，双方恐怕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此外，日韩共同开发协定未顾及中国对东海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增加了三国解决相关争议的复杂性。今后日韩两国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立场。

近年来，日韩两国的东海划界主张出现了三个新动向，其发展可能有利于双方争议的解决。一是主张岛屿在解决海洋划界问题时只起有限作用，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不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二是强调海洋划界应以海岸长度为基础在东海划单一界线;三是一些韩国学者不再坚持“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开始向日方的“中间线”原则靠近。②但应看到，新动向中的某些内容显然与中国的主张对立，中、日、韩三国要形成共识依然困难重重。

六、日俄北方四岛争议

北方四岛是指日本北海道与俄罗斯千岛群岛之间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的择足、国后、色丹、齿舞四岛，日本称之为“北方领土”，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从历史上看，13世纪时日本即开始管辖北方四岛。19世纪下半叶日俄两国签订条约，划定了领土分界，库页岛全属俄国，千岛群岛尽归日本。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获取了库页岛部分土地。在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中，以苏联出兵远东参加对日作战为条件，美英满足了苏对日领土要求。日本投降前后，苏联占领了库页岛及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千岛群岛。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及由于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条约》所获得主权之库页岛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1956年，日俄签订联合宣言时，苏联曾答应在签订和平条约后把齿舞、色丹两岛交还给日本，但后来又改变了立场。此后，在冷战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双方已完全不具备解决争议的可能。冷战结束后，随着日俄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双方经济合作愿望的提升，两国领导人曾希望推动领土争议的解决，如1996年俄罗斯曾提出“福克兰群岛方案”，1998年日本曾提出以“香港方式”解决争议，但都未能达成一致。到目前为止，日俄领土争议仍然处于僵局之中。

日俄北方四岛问题形成的原因极其复杂，这明显增加了双方解决争议的困难。历史上，两国间既有通过和平谈判签订的划界条约，又有日俄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直接造成争议现状的则是二战的结局及相关国际条约。在此情况下，日俄双方对于苏俄占领北方四岛的法律正当性、特别是对《雅尔塔协定》和《旧金山和约》的立场完全对立;国际社会对日俄争议也持十分复杂的看法，难以形成明确支持某一方的国际舆论。

北方四岛对于日俄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双方要通过相互妥协解决争议实非易事。政治上，这一问题高度敏感，极易引发民族主义情绪，以至双方领导人都对争议采取极其强硬的立场;经济上，作为海洋领土，北方四岛不仅面积大、可居住，而且能为所有国带来大片专属经济区和大量海洋资源;军事上，四岛扼守着苏俄的西太平洋出海口，在冷战中曾是苏联太平洋舰队与美日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因此，俄罗斯绝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这块土地，而国土狭小的日本更将收回北方四岛视为“神圣使命”。

长期以来，两国对于解决争议的态度十分不同，一直是“俄冷日热”、“日急俄缓”，双方的解决方案也差别很大，因而难以达成妥协。日本历届政府都急于将北方四岛全部收回，俄罗斯却只希望在不放弃既得领土利益的情况下(顶多是让出齿舞、色丹两个较小的岛屿)，通过缓和争议获取日本经济援助。虽然两国的方案中也出现过一些寻求妥协的积极因素，但往往稍纵即逝。俄日两国在解决态度和方案上的根本分歧近中期内难以消除。①

日俄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十分薄弱，双方存在极其重大的领土争议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日俄多次发生战争，冷战期间又相互敌对，严重的领土争议致使双方至今未能缔结和约。冷战结束后，日俄政治关系虽有较大改善，但远不及美欧与俄政治关系改善的程度;而一旦美欧与俄政治关系中的摩擦有所增加，日俄间的摩擦则丝毫不落其后。日俄经贸关系的发展也相当缓慢，其现状与两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日俄北方领土问题已成为两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瓶颈，使双方的长远战略利益受到了损害。

结论

根据上文东亚领土领海权益争议主要案例的相关分析，对于冷战后东亚地区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演变及其政治经济含义，可以得出四点基本结论:其一，冷战后，东亚地区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呈现出三种状况，并分别代表了相关争议与争议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互动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状况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争议得到了彻底解决，如中俄边界争议、中越陆地边界争议和中越北部湾划界争议。其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是: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促成了争议的解决，争议的解决又推动了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经济合作的加强。在这些争议中，由于经济、安全利益冲突较小，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成为争议解决的充分条件。

第二种状况是争议引起的摩擦时起时伏，但从总体看，争议仍处于可控状态，有些争议还出现了逐步或部分解决的前景，如中日东海争议、中国及东南亚五国南海争议、日韩东海争议等。其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是:双方良好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或强大的经济合作关系②成为控制和防止争议激化的重大动因，而争议得到较好控制也使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得以向前发展。在这些争议中，由于利益冲突较为严重，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良好发展尚不足以使其较快地得到解决，但却可以使其得到较好的控制。

第三种状况是争议始终处于紧张与僵持状态，如日俄领土争议。其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是:双方虽然也有改善政治关系和发展经济合作的愿望，但因为争议中的利益冲突极其巨大，以致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反过来，国家总体关系的薄弱又使解决争议的动力明显不足，致使争议的缓和与解决极为困难。

其二，根据政治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组合的不同，东亚地区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既涉及重要的政治安全利益又涉及重要的经济利益，如日俄北方四岛争议、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南沙群岛的争议。当然，二者在利益冲突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的。第二类主要涉及双方的政治安全利益，经济利益的分量较轻，如中日钓鱼岛争议、日韩独岛争议。第三类主要涉及双方经济利益，政治安全利益并不突出，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争议、中日东海划界争议、日韩东海划界争议及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在南海的某些争议。第四类涉及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都较轻，如中苏(俄)边界争议和中越边界争议。不幸的是，在冷战期间，由于政治关系严重恶化，二者都曾演化为重大争端。

除了政治安全与经济两大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对东亚地区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具有重要影响，如历史因缘、政治文化传统、第三者作用、国际法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等。但总的来看，它们的影响最终还是要通过政治、经济两大核心因素表现出来。

显而易见，上述四类争议的性质、内容、轻重缓急有着较大、甚至相当大的区别，因而解决的难度也有很大不同，这已为冷战后东亚地区争议演变的状况所证明。

其三，东亚地区的陆地领土、边界争议已接近最后解决，海上争议却时起时伏、长期存在，已成为东亚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

由于东亚多数陆地争议边界地处偏远、经济利益不重或历史上曾有政府间条约，加上相关国际法已经成熟，这些争议较好解决。中国与邻国的陆地边界争议曾是最多的，但随着中俄、中越边界问题的解决，中国在东亚的陆地边界已全部划定。目前，在东亚只有柬泰之间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边界争议。

近几十年来，东亚地区的海上争议却不断上升。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其自身价值外，海上岛屿可以(或可能)决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具有巨大的溢出效益;海上通道日显重要;资源的缺乏、人类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日益加剧;一些海上争议涉及第三方或多方，情况十分复杂;当代国际海洋法的不完善、多歧义等。

为应对这一日益增大的安全挑战，东亚有关各国必须坚持对话，加强探索，争取早日找到解决海上争议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东亚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与发展。

其四，就东亚地区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整体状况看，经济因素的考量明显上升，政治安全因素的考量相对下降。

冷战结束后，争议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普遍改善，随之而来的是相关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中政治安全考量的下降，这显然有利于争议的缓解与解决。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则给争议的解决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各国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大力加强经济合作，这有利于防止争议升级与失控;但另一方面，对争议地区经济资源争夺的加剧，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解决争议的难度，成为诸多海上争议升温的重要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两相比较，在经济利益冲突中，对立双方通常可能有较大的妥协空间和争取双赢的机会，而在政治安全利益冲突中，妥协、让步的余地则较小，零和规则仍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如果今后争议中的政治安全考量继续下降，而经济利益考量继续上升，从总体和长远看，将有利于地区争议的控制与解决。令人鼓舞的是，由于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大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并使战争与军事对抗难以作为解决争端的有效手段，这一趋势有望持续下去。

东亚经济范文篇6

一、东亚经济合作的基本框架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东亚经济合作的既定框架，不难发现，政治家选择的这些合作框架虽各有各的侧重，但在机制上是有所重叠的；在时间上虽然有承接关系，但并不是绝对的新旧替代。所以，我们要理清这些合作框架各自的内涵，我们才知道下一步的政策选择应该侧重在怎样的框架内，采取何种步骤。

1.东盟(ASEAN)。它成立于1967年7月，是政治色彩比较浓的一个区域集团。它成立以后一直致力于一个多边安全合作体制的构建。特别在1992年1月的东盟第四届首脑会议上，东盟宣布它的目标是加强与地区外的国家进行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对话，实现东南亚的和平自主和建立中立无核区。

2.东盟地区论坛(ARF)。这个论坛自从1994年7月成立以来，一直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1995年的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它的目标是逐步增加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建立处理地区冲突的安全机制，维护和保证亚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看上去这一论坛似乎政治性十足，但很多经济合作都建立在这一框架规则的庇护和引导之下，所以，它也是东亚很重要的合作框架之一。

3."10+10"会议（东盟与全体对话国会议）和"10+1"会议（东盟与单一国会议）。这两种对话机制虽然一直进展缓慢，但在地区安全协调和大国关系协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亚的其他经济合作框架的建立一般都要照顾到这一框架的范围和影响力。

4."10+3"会议（中、日、韩与东盟的对话会议）。从1997年12月，这一对话机制每年一次，讨论话题以经济合作为主。"10+3"合作机制近些年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1999年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后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确立了合作机制和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人力资源等合作领域。第二，在1998年第二次会议上，中国国家副主席提出举行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会议，各国一致同意。这使得东亚地区第一次有了高层政府经济职能部门之间的对话协商。第三，该对话会议促进成立了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具体研究机构——“东亚合作展望小组”，提出了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

5.APEC。APEC（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横跨亚洲和美洲的经济合作组织。由于范围广，国家之间差别大，它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之中。但2001年6月和10月在上海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和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亚太合作在该框架内的发展，的确是推进了一大步。其成果不仅包括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还包括它强化了这一组织的执行机制，建立了APEC工作小组，启动了防范金融危机基金。

以上展示了东亚经济合作所赖以生存的基本框架。原则上讲，这应该是一个以ASEAN和ARF为底座；以"10+10"为幅条；以三个"10+1"为支撑；以"10+3"为主轴；以"APEC"为辅助的综合性的大框架。

二、进一步合作的制约因素

2000年的"10+3"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由十三国领导人共同提出了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EFTA)的构想。这一宏传的设想在上一部分我们提到的框架内能否顺利实现？综合来看，前景应该是乐观的。但知不足而后进，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合作也面临着一系列制约。

1.东亚区域内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东亚发展不平衡的曲线上，既包括日本这样的人均GDP已经在33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也包括越南这样的人均GDP在350美元的国家。既包括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四小龙”，包括正在处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也包括现代化进程还未启动的国家（老挝、柬埔寨等）。因为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对市场开放的承受力不同，在关税和产业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趋向不同，所以，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对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合作而言是一种现实的障碍。

2.东亚区域各国在经济结构方面有很大相似性。表面上看，相似的经济体容易合作，但实际上经济结构的相似会带来另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出口之间的竞争。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一致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而因为其产业结构相似，在出口结构方面，他们都集中在了某些类型的产品上面。典型的如劳动密集型产品、中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等等。这种相似度过高的情况导致他们在对外出口中形成长期存在的直接竞争的关系。同时，在吸引外资流入方面，东亚诸国也基本是此消彼长的。

3.缺少主导性的核心力量。从微观角度来讲，经济合作所需要的主导性的中介组织在东亚发展得不充分。跨国公司的数量少、实力弱。据世界投资报告的资料，1998年亚洲地区进入世界100强的跨国企业仅有17家，还都是日本公司。而同期的北美有29家、欧盟有49家。企业实力的不强不仅会使相互之间的投资交流频繁度很低，而且还使政府间达成的合作协议缺少强有力的民间配合，很多协议都处于一纸空文的状态。另外，从宏观角度讲，东亚经济合作还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主导国家。欧盟的主导是法国和德国；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主导是美国，东亚自由贸易区至今还未形成这样的核心力量。

4.存在民族之间的历史矛盾和国际关系的变数。同欧盟和北美不同，东亚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存在着较深的历史矛盾。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史使他和亚洲其他国家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隔膜，东亚国家不同程度地对他存在疑虑和戒备。从现实来看，中日经济合作是东亚合作关键的一环，但种种原因决定他们无法形成现实的信任机制。

国际关系的种种变数也都影响着东亚合作，很多环节都涉及很敏感的政治利益。如日本积极倡导东亚区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在对美关系中多一张牌；而美国的种种考虑、他通过APEC所实施的政策，都在他自己的战略利益框架内。还有其他一些潜在性的危机，如中国两岸统一问题、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东盟某些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等等，无不对东亚进一步合作产生影响。

三、对策分析

1.加强政府间的政治和外交协调。如前所述，政治上的安全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仍然是进一步合作的基础。要协调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日关系，尽管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总不断引发政治争端使整个局势不明朗，但只要两国充分认识到合作对他们来说是双赢的格局，在第三方（比如东盟）的协调下，两国合作的前景还是有的；其次是中国和东盟之间。在冷战环境下，中国和东盟之间曾经互相猜疑。现在时代改变，双方也应该真正转到抑制对抗、走向合作的道路上来；还有东盟内部一些地区动荡，如柬埔寨、印尼，东盟所提出的解决机制“三方协调机制”就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案。

2.在促进贸易区域自由化方面可做的工作。首先是区域内各方关税方面的进一步调整。这种调整可以在"10+3"的框架内，也可以在"APEC"的框架内。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关税水平在2000年是APEC中最高的，2001年，关税的水平下降到了15.3%，但仍高于其他APEC国家，甚至高于越南。所以，在东亚区域合作、APEC、WTO等多重压力下，中国做出的2005年的关税水平10%的承诺必须如期实现。东亚有些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其次，促成“中－日－韩－香港四方贸易区”的初步构建。无论是“东亚经济集团”还是“东亚自由贸易区”(EFTA)，都是较为远期的设想。在近期内无法做到一体化的情况下，先构建条块性框架比较现实。这四方的GDP占世界的1/5强，进出口约占世界的15%，外汇储备位居世界首位，而且这四方相互之间的贸易额巨大，增幅逐渐加快。他们有很好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根据新贸易理论的“万有引力”定律，如果这一贸易区构建成功，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会被逐渐吸入进去。

促进贸易区域合作的可行形式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以双边或者次区域的FTA(FreeTradeAgreement)为基础，然后逐步向较大范围扩展，最后再做到贸易整合是一个较为现实的路径。从东亚来看，东亚区域内的FTA近些年主要集中在日本和新加坡。所以东亚贸易合作从谈判角度应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散。

东亚经济范文篇7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三）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

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

东亚经济范文篇8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由于成功实施了以政府主导性、出口扩张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重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作为在东亚地区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亚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V"型，在图表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学者引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喻为一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随着东亚区域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纵观整个东亚地区，就地区对外贸易来看，东亚区域内相互出口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进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贸易的43%。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迅速波及到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也充分反映了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

由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基于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之上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缘上相近，文化传统上相亲，因此，二战以后，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和弊端显露

客观地说，二战以后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亚经济圈的自发形成，的确带动和促进了东亚地区在战后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在这个自发形成的经济圈中，日本已经成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四小龙”已向中等发达经济体迈进，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步入了准新兴工业国之列。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的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势，特别是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传统东亚“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开始集中显露，目前东亚地区正处于一个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省与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

东亚经济的传统雁行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与传递体系，其建立与维持的前提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层次性。但是，这个前提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10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落，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进行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板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2.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显现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与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东亚发展中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对于日本与美国的过度依赖。传统雁行模式下，东亚各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依赖于区内外先进国家（主要是日本与美国）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其自身进行产业转移与传递，另一方面东亚洲各个发展中经济体（除中国大陆外）由于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又必然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主要是美国）对其产业发展进行支撑，这种很强的依赖性是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本质与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在传统“雁行模式”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具有“进口对日依存，出口对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随之也就带来了传统模式在运行中的脆弱性与波动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汇率波动与市场需求等原因，美国对于东亚产品的进口规模开始下降，这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2)区域内部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3)传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二战以后，传统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组立和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是各国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考虑到地缘相近与文化相亲的优势，以投资与贸易相互循环的形式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性固然显示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扩大。例如，日本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在农林产品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增强，中日贸易摩擦有加剧的趋势。2001年4月23日，日本农水省对中国大葱等3种农产品的进口实行200天紧急“设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家禽及禽类产品。中方则针锋相对，对日本产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调3种进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以上事例说明，由于传统东亚经济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传统经济依存关系的东亚各个经济体之间继续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而且无法通过制度性的途径避免发生贸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时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弊端都严重阻碍了东亚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三、“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如上所述，目前，东亚地区传统“雁行模式”逐渐式微，传统雁行分工体系的弊端开始暴露，那么，如何对当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分工的态势进行判断与定位呢，笔者认为，比较符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后雁行模式”时期。

所谓“后雁行模式”时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目前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特别是东亚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传统“雁行模式”仍然会在相当大的范围，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有继续存在的条件与基础，而且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目前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日本，四小龙、东盟诸国与中国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正逐渐增强并最终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本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相应地，建立在东亚地区未来的这种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与雁行模式相对，更是可以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各国之间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

面对东亚“后雁行模式”时期的现实，当前东亚各国（地区）的任务无疑是采取措施，尽量避免现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并采取措施促使区域经济发展顺利走进新的“群马模式”时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东亚地区传统的非制度性合作的形式，“以合作求多赢，以互惠防俱伤”，加快推进以制度性合作为特征的东亚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公务员之家

具体说来，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在以下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1.可以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保证未来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内各国（地区）取消或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东亚地区在过去10年中，区域内贸易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贸易自由化协议与安排，因此只能进行功能性的经济合作。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为例，2000年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19.8%，大大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6.5%，相比之下，中日韩三国间直接投资水平更低，2000年，韩国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比例分别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8.3%和2.0%，而韩国与日本间相互直接投资也均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1.7%。因此，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将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潜力极大地释放出来，可以缓解乃至最终摆脱目前东亚各经济体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分依赖的不利局面。特别是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而对外部市场依赖性又较强的东亚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来说，扩大对区内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更是明智之举。随着中国经济的屺起，国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预见，其吸纳东亚产品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而日本在这一进程中也可以加速突破国内保护主义的障碍，向东亚其他经济体开放其国内市场。总之，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潜力将会得到深度挖掘，从而保证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发展。

2.可以化解区域内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竞争性矛盾，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共同发展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雷同的各方可以在区域内广泛开展产业专业化分工与重组，从而化解当前的不利竞争局面。以中国与东盟为例，假设A和B两种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都具有规模成本递减的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在中国与东盟都生产A、B两种产品，并且在出口上相互竞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或者进行区域内协议分工），对于A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中国，对于B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东盟，这不仅可以化解双方原有的不利竞争局面，而且各自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可以使A和B两种产品在成本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向区域内外的出口。总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促进区内专业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实现区域内各国（地区）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3.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避免重复投资，为跨国企业在本地区构建新型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创造更为有利条件

东亚经济范文篇9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寻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寻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主权，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主权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这些负面影响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由于之前欧盟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不愿再看到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联合体的崛起对其造成影响，同时更担心被其认为是潜在对手的中国会借助区域合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而其会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上日韩均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干扰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未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东亚经济范文篇10

[关键词]东亚；汇率协调；单一货币区

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东亚货币合作在近年来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中，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东亚货币合作至关重要，是东亚货币合作不可逾越的阶段。所谓东亚汇率协调是指通过东亚国家的汇率协调与合作，建立起稳定的区域汇率安排，既能够维持本地区的金融稳定，又为建立东亚货币联盟打下坚实基础。

一、东亚各国汇率制度选择面临的困境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大部分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事实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危机期间，这种固定汇率制度被采用的国家所放弃，转而实行浮动的汇率制度。而危机之后，在东亚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存在“浮动恐惧”(fearoffloating)的现象，其实际汇率事实上均有回归盯住美元的倾向。目前，东亚各国汇率制度选择面临困难。一方面，东亚各国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如果说在经济发展初期，出于促进贸易发展而选择的盯住汇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随着时间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盯住美元不再是东亚各国理想的汇率制度选择。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各国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大大削弱，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导致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较高。同时，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易受投机资本攻击，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浮动汇率制度也并非东亚各国的合理选择。首先，从对外经济依存度看，浮动汇率无法满足东亚地区稳定国内价格水平和贸易商品价格的要求。东亚各国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在浮动汇率下增加了贸易风险，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其次，浮动汇率往往具有过度波动性，出现汇率“超调”(Overshooting)，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常常亏损巨大。最后，“浮动恐惧”心理决定东亚各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自由浮动汇率。目前，东亚各国在名义浮动下对汇率波动实施比较严格的管理，同时又大力积累外汇储备的做法，正是“浮动恐惧”的表现。

因此，东亚各国从危机前的盯住汇率制到危机发生时的浮动汇率制，现在又重新回到固定汇率的历程，是这种矛盾的真实写照。根据以上分析，东亚各国在汇率安排上不适应“取两极”。一些学者认为区域汇率协调安排才是东亚经济稳定的可行出路。

二、东亚汇率协调的经济基础

(一)区域内贸易比重分析。由图1可以看出，东亚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近年来不断提高，在2003年更是超过了50％。可见，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依赖性很高，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将促使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也内在地要求东亚各国之间汇率的相互稳定，这为东亚地区进行汇率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经济开放度分析。这里我们采用传统的对外贸易比率法，即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东亚各国的经济开放度。通过表1可以发现，由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东亚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很高，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文莱、柬埔寨，其开放度均在100％以上，新加坡甚至超过了200％。东亚各国的开放度平均值也普遍高于2001年前的欧盟15国经济开放程度，这说明东亚各国对外部的贸易依赖程度很高，这种高度开放的特征，增加了汇率合作的收益。同时也说明以出口为主导的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各国基本属于开放经济，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因此迫切需要各国汇率的相互稳定，进行汇率协作。

(三)生产要素流动性分析。首先，东亚各国的劳动力要素流动性。东亚各国限制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政治障碍等，这都使东亚整个地区劳动力的流动程度降低。其次，东亚各国和地区的资本流动性。资本的流动性可以用金融深化的程度来反映，因为金融深化是资本充分流动的物质基础。东亚各国和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中国香港、新加坡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类，由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日本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类，有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这类国家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由于东亚区域的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东亚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