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熊彼特创新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综合研判国内外新的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作出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1］(P107)，也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1］(P9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1］(P107)。供给侧改革实施的两年内，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关于供给侧改革，认识上的困惑从未真正被消除，理解上的分歧从未真正被弥合，这也导致地方政府在改革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认识上混乱的根源在于，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深层理论问题没有被澄清，人们继续沿用旧的思维来理解新的改革。供给侧改革，作为在新时代、担负新使命的、新一轮改革，需要新的理论和学说进行阐释及解读。本文的观点是:熊彼特创新经济学为理解创新驱动进而理解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科学的视角;运用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思维可以解开人们对供给侧改革在认识上的一系列困惑。

一、改革背景:经济新旧常态面临转换，创新驱动是成功之匙

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是由其历史使命赋予的，只有深刻理解供给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才能准确把握这一改革的根本方向，进而也才能运用恰当的经济理论正确解读其内涵。第一，世界技术革命浪潮更替，中国发展的机会之窗转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恰逢始于20世纪初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进入成熟期后向国家扩散的阶段。中国充分发挥资源廉价和市场广阔的优势，通过高投入高耗能的粗放经营方式，借助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提供的成熟技术、产业形态、组织模式、管理经验迅速推进工业化。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产业迅速膨胀，经济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中国也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这是一个“压缩型—密集式”发展阶段［2］(P131)。这一压缩版的发展历程也将以压缩快进的形式展现技术革命浪潮更迭的宿命: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探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正效应已经消失，旧经济的机会之窗关闭。当前，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消退，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已初露端倪。面对技术革命浪潮的更替这一巨大时代变革，中国必须善谋求变、融入新浪潮，通过自主创新主动打开新经济的机遇之窗。第二，从追赶者到赶超者，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需重塑。中国所面对的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变局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与领先者的差距无限接近，中国已经从只能对发达国家望其项背的追赶阶段步入能“与狼共舞”的赶超阶段。从追赶者变成了赶超者，使得中国传统发展策略———模仿、引进、吸收先进技术———失效。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已没有退路，唯一的选择是与领先的发达国家展开正面交锋，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继续提升国际分工位势，占领经济价值链高端，最终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而这一赶超进程又依赖“创新优势竞争”，即在创新能力上确立优势地位，因为当今世界创新优势成为先进国家最根本的国际竞争力来源［3］(P153)第三，资源投入遇瓶颈，粗放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增长方式需转变。长期以来，低要素成本、高投入、高资源消耗、过度投资、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这一增长极限的到来。首先，从人力资源来看，“人口红利”消失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劳动投入量增加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其次，从自然资源来看，长期粗放型经济发展导致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严重，资源枯竭、对外依赖度畸高、环境破坏严重的局面成为经济发展难以承受之重。中国需要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要素的创造及重新组合，以摆脱既定资源约束。第四，落后产能过剩，先进产能不足，供需错位需调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增长乏力等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供需总量失衡，而在于结构性失衡，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新要求，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1)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高端服务业产能不足;(2)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3)价值链低端环节生产过剩，价值链高端环节生产不足;(4)粗放生产能力过剩，集约生产能力不足;(5)同质化产品过剩，特色产品不足。归根结底，问题出在创新不足，由此导致高端供给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第五，供给结构僵化，市场机制失灵，供给管理需强化。从理论上说，只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供需错位就不会成为问题。然而，中国的事实却是，供需错位成为使中国经济陷于困境的一个顽症。供需错位源于供给结构僵化，供给结构僵化源于产业升级缓慢，产业升级缓慢又源于对旧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旧增长模式或旧增长路径的特征是: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积极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技术上依靠引进、模仿和适应性学习;切入国家价值链低端，充当跨国企业代工者的角色;各地通过“让利大赛”，招商引资，提供激励，刺激出口。这种政府主导的低端粗放增长模式或增长路径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各种要素之间以及各要素与生产系统的整体之间交互作用，相互配合，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结构。可见，解决供给结构僵化问题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从改革旧系统支撑因素入手，打破旧增长路径，构建能孕育创新的新增长系统。第六，“新已明朗，常未实现”，新常态需新动力引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逐渐明朗: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大量涌现;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凸显;质量型、差异化竞争手段日益重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水平层面的国际分工合作渐成对外开放新格局;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驱动力增强。把这种积极的新趋势实现后的经济发展状态称为“新常态”。新趋势成为常态，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需要有意识的建设，需要正确的政策指引，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新常态经济在本质上是创新驱动型经济，无论从普适性规律看还是中国特殊时代背景看均如此。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贫穷国家资本深化一旦完成，经济则进入稳态，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从中国当前新趋势来看，无论是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还是促进新产品、新业态的涌现，或是实现低碳、绿色、循环发展，抑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是依靠创新驱动来实现的。综上所述，创新发展是摆脱旧常态增长困境、实现新常态健康发展的钥匙，是实现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不竭的动力源泉。客观经济形势也决定了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找到这个动力源泉，然后塑造好、发挥好这个源泉的驱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国家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让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其意义也在于此。能否建成创新型国家，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命运，这就要求我们要把经济发展政策的重心转向认识创新、适应创新和引领创新上来。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解“创新驱动”上的无能

世界经济竞争格局大变革、中国经济新旧常态转换的历史时代，赋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有的历史使命:重塑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理解“创新”和“创新驱动”成为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我们需要一种能帮助理解创新和创新驱动的理论经济学，然而大行其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管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却无力承担此重任。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在对凯恩斯主义口诛笔伐的声浪中展开的，人们发现:凯恩斯主义对于供给端尤其创新活动无所言，对需求侧的分析如隔靴搔痒，未能切中要害;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政策无法促进供给质量的提升，反而为落后产能提供了延缓生命的希望;凯恩斯主义总量调节无法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凯恩斯主义宏观干预政策的频繁使用加剧了经济波动。当凯恩斯主义无法为中国经济实践提供有效指导时，人们本能地转向新古典主义，这是“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在作祟。新古典主义的优点，首先是以供给侧为切入点研究经济问题，使得政策发力更直接、更有针对性;其次是研究的重点是价格机制的协调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经济结构问题，即生产要素的流动问题。但新古典主义的缺陷同样也是致命的:新古典主义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无法容纳新奇事物和创新活动，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把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纳入研究对象;新古典主义坚持极端个人主义，未能考虑到现代生产的复杂性和协同性，不可能为复合性联合供给这一新经济特征提供一个“系统”的研究视角;新古典主义是极端的自由主义，主张把一切问题均交由市场解决，却未留下政府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总之，由于无法容纳创新，不能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见地的理解，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供给侧改革实践。之所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容纳创新，不能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见地的理解，根源在于它们都是同质世界的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都把经济事物视作同质的，事物之间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分。在他们看来，产业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产品没有高端与低端之分，国家间没有发展程度的差异，有的只是规模差异、价格差异;经济发展只指量变，而与质变无关，事物之间都是可以通约的。同质世界，没有异质性，就不会有新奇事物出现，因而，创新不存在。无论是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还是凯恩斯的“需求创造供给”都是指供求在量上的关系，与性质无关。在他们这里，“创造”是一种误导性词语，不表达创新意义上的决定关系。“供给创造需求”，并非指新的供给创造出新的需求，而是指供给量的增加带来需求量上的增加;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认为，消费不足由投资来补，私人支出不足由公共支出来补，并未涉及它们之间的异质性，更没有细致说明需求结构是如何影响供给的。同质世界，没有异质性，就没有整体结构存在的意义，因此，社会整体就是独立个体的简单加总。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供给侧描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乐园:个体之间是孤立的、产权明晰的、充分竞争的、没有外部影响、没有层级、没有高级组织、没有行政力量、没有联合开发、没有协同创新，仅以产品为纽带、以市场为中介联合到一起。同质世界的经济学注定是静态、均衡的经济学，没有经济系统的衍化变迁，没有路径依赖，没有历史特定性，有的只是经济在逻辑时间中的摆动，同质事物在量上的简单或扩大重复、轮回。有人试图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美国家流行一时的“供给学派”那里获取理解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灵感，但这是徒劳无益的。供给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批判凯恩斯主义，主张复兴新古典经济学，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干预措施导致了市场机制的扭曲，市场的激励功能被削弱，使社会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供给学派要解决的是供给能力不足问题，与中国当前面临的创新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能过剩问题完全不同。从学术价值上来说，它无非是重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政策主张，并未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作为能够解释和指导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必须能够有助于理解创新和创新驱动，这就要求它:承认经济异质性;把创新作为研究对象;坚持动态、开放、历史、系统的分析方法;反对极端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平衡性结合。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贯的套路是在新古典主义“供给+市场”与凯恩斯主义“需求+政府”范式间摇摆，指导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应该实现创造性综合，采取“供给+市场+政府”的新范式，但这已经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硬核。因此而言，理解和指导供给侧改革需要跳出主流经济学旧范式，寻找新的框架和主张。

三、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学

熊彼特是与凯恩斯同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他开创了把创新作为经济研究对象的先河，是举世公认的创新经济学之父。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其理论要点可总结如下:所谓经济发展指的是经济内生的质变过程;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是创新;创新的发起者是企业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实现创新的一种机制，持续的创新及其引起的结构变迁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波浪式运动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创新的“蜂聚”出现导致了繁荣，而创新冲击之后的经济适应过程产生了衰退;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竞争根本上是垄断性企业进行的创新竞争。熊彼特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这种开创性贡献使他的经济学说与包括新古典和凯恩斯主义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区分开来，除了首次把创新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外，他的重要贡献还包括:第一，发动中观经济学革命。熊彼特把企业创新视作经济变迁的动力源，创新驱动的经济变迁是产业层面上的一种现象，所谓经济结构变迁指的是产业变化。熊彼特通过突出产业层次的重要性构建起“微观(创新)———中观(变迁)———宏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第二，把经济发展视作创新驱动的衍化过程。熊彼特的世界中，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衍化过程:经济是异质的，经济成分具有多样性，市场竞争提供了选择机制，优胜劣汰持续发生，多样性被消灭，然而创新又创造了多样性，紧接着是选择、保留、创新，周而复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从不可改变的过去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第三，注重经济有机体自身机能的发挥，反对采取饮鸩止渴式的干预措施。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繁荣—衰退”的周期性出现是经济有机体内在“创新—适应”机能的外在表征。周期波动是经济发展的形式，健康的经济不是没有波动的经济，而是能够激励创新发生、保障适应过程顺利完成的经济，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经济有机体的自身调节功能。熊彼特批评凯恩斯主义的反停滞的干预政策是要制造一个“氧气罐中的资本主义———用人工器械来维持它的生命，让造成过去成功的所有功能发生瘫痪”［4］(P234)，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把这种停滞状态永久地维持下去。凯恩斯关注的是宏观政策的短期疗效，而熊彼特却更关注宏观政策的长期影响，尤其是负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熊彼特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是微弱的，然而自1980年代开始，追随熊彼特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的一批人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新熊彼特学派”，其代表人物包括纳尔逊、温特、多西、弗里曼、伦德瓦尔、佩蕾丝、艾奎斯特等。他们一方面遵循熊彼特的思路:强调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坚持有机、系统、开放的动态衍化观;另一方面，发展了熊彼特的理论:更深入地揭示了创新产生和传播过程，强调了国家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新熊彼特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国家创新体系;二是经济长波;三是产业演进。“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是把技术创新与社会、制度、政治等因素结合起来，从系统角度研究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它关注国家层面，认为经济主要是在国家层面运行，所以全球竞争主要是国家层面的竞争，对于落后国家而言，不借助国家力量将无法改变创新竞争上的劣势。它坚持“体系”(系统)的视角，强调创新是创新主体(或要素)之间和各环节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创新过程是微观主体和宏观环境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创新发生在网络系统和动态系统中。它认为，“创新政策是一个补充创新体系的自发发展的有意识的活动”［5］(P112)。长波理论是从历史衍化视角考察技术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同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的互动方式。技术变革不仅在企业层面影响了管理和组织，构成“技术—经济范式”变迁，同时也作用于整个社会和政治调节系统，并受到后者的反作用，形成“技术—经济—社会范式”整体变迁和协同衍化。产业衍化研究是将创新置于产业衍进与转型的过程之中，指出创新与产业创生、成长和衰退之间的极其密切的关系，该研究形成了路径依赖和产业生命周期等理论成果［6］(P7)。经过众多经济学家的努力，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与主流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经济学体系。它承认经济异质性，重视经济结构问题;把创新作为研究对象，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研究的任务;坚持动态、开放、历史、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真实世界问题的分析;反对极端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主张政府和市场的平衡性结合;敢于在供给侧动手术，提出制度改革方案。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特征完全符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对经济学的客观要求。可以说，熊彼特创新经济学不仅为理解中国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且在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直接落实到中国供给侧改革实践中。

四、沿着熊彼特创新经济学思路

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和实质沿着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思路，什么是创新、创新的实质是什么、如何塑造一个国家的创新力等问题将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进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实质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一)理解创新和创新驱动一般认为创新有三种类型:产品创新、生产工艺创新、组织或商业模式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归根结底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7］(P75)以产生更高的市场价值。艾奎斯特以此为基础给出了关于创新的最宽泛的定义:“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函数”［8］(P42)。创新过程是企业或企业家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探索、试错的学习过程，创新可为社会增添新知识，也恰恰是这些新知识使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或新的生产函数得以确定。创新是创造，而不是发现，是创造了机会，而不是发现了业已存在的机会。事实上，市场上并没有现成的生产可能性集合等着去被发现，而是生产主体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出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扩展了生产可能性集合。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来看，创新一方面表现为提高现有企业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表现为新企业淘汰旧企业;从宏观经济整体来看，创新一方面表现为产业价值链和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产品或服务的多样化和优质化。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创新都是经济有机体实现新陈代谢，保持活力、实现价值涌现的根源，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问题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不同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调节着生产要素在行业之间流动;相同产品之间的差价关系调节着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流动;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调节着生产过程中要素间的替代。不过，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的资源配置有一个前提，即生产可能性集合是给定的，生产只能在业已给定的生产组合中去选择，没有新奇发生。我们可以把这种没有新奇发生的生产要素的流动称为“水平流动”，而创新所指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称为“向上流动”①。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社会来说是否发生了技术、组织创新，是否为社会增添了关于技术和组织的新知识。现实中不伴有新知识的生产要素水平流动比想象得要少得多，纳尔逊和温特认为，“企业在每个时间真正‘知道’的只有一种技术”，其他所有改变、都包含着从无知到有知的创新过程［9］(P251)。作为经济的核心问题或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必须包含生产要素的水平流动和向上流动两个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没有创新发生、生产要素仅仅水平流动的视野下，认定市场是调节资源配置的唯一有效方式，一切人为干预都是多余和有害的。然而，一旦我们把资源配置理解成附带知识创造的要素向上流动问题，关于市场的功能和效率就得进行重估。一方面，市场通过发挥利润激励功能成为促进创新的一种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市场在调节创新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系统性失灵现象。阿特金森归纳了十种主要导致市场不能实现最优化创新的市场失灵现象［3］(P164)，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强调了阻碍创新的市场失灵问题［10］(P156)。一旦把创新引入经济学，“市场的效率不再永久性被承认”［11］(P97)，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创新上的市场系统性失灵使创新政策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政府可做的工作包括:(1)提供知识基础设施;(2)提供创新的制度环境;(3)通过提供激励或制定标准打破技术“锁定”状态;(4)实施高复杂性、高风险的特定创新活动;(5)促进信息交流沟通，协调技术转移;(6)为创新活动直接提供资金支持和其他鼓励措施。当然，政府无法替代市场，就像计划经济会扼杀市场活力一样，完全行政指令会扼杀新奇和多样性这种创新之源，于是政府的创新政策仅以弥补市场的创新失灵为限。(二)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问题。新动力不足即是创新不足，创新不足实质上是生产要素向上流动不畅。因此，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放松供给约束，破除要素向上流动的羁绊。这些羁绊即是支撑旧增长路径或系统的那些因素，例如，市场的退出机制失灵、价格机制缺失、管制过多、行政垄断突出、创业成本高、政府信息服务功能差、中介服务组织缺乏、金融支持手段单一和产权保护不力、创新协调能力差、政策调整滞后等等。为此，既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其中，市场化是最重要的手段，市场在保障要素流动性、经营活力和提供创新激励上无疑是有效的。但仅靠市场还是不够的，要素向上流动不畅，部分原因是市场机制不充分，部分原因是市场本身在创新上是系统性失灵的，因此，需要政府功能的发挥。政府有两方面的任务去做:一是完善市场，二是弥补市场，二者都属于供给管理的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从根本上说，不是要达到某一种作为终极目标的理想的产业和技术状态，而是要创建能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质量不断提升的机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则是破除约束、提供保障，促进生产要素向上流动;完成改革任务借助的手段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具体对策或任务，除了所说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外，还应包括有助于消除阻抑生产要素向上流动的一切因素的所有可能的工作。(三)供给侧改革的实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这个判断的含义是指，供给侧改革不是某个具体的经济政策，也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方向性的生产关系调整，与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属于同一个层面的活动，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赋予的历史使命来看。供给侧改革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定位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在中央文件或高层讲话中，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相伴而生的概念。经济发展新常态从根本上说是对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生产力状况的概括，那么能起到适应和引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只能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即经济体制。只有经济体制层面的改革才能与生产力解放相匹配;只有把供给侧改革理解成经济体制层面的全局性改革，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共中央赋予供给侧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P108)这么重大的历史使命，也才能理解为什么说供给侧改革提供的是“政策框架”［1］(P111)。其次，从内涵上来看。如前所述，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创新、推动生产要素向上流动，这需要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发挥作用。“两只手都需要，都要强”的市场与政府关系是供给侧改革的内在要求，这一点被中共中央提炼为一个重大理论观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此，解释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1］(P56)可见，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涵是内在一致的。因此，准确来说，供给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是促进创新、推动要素向上流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五、运用熊彼特创新经济学思维

解开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困惑以熊彼特创新经济学视角分析得出的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认识，有助于凝聚共识，解开人们对供给侧改革在认识上存在的困惑。以熊彼特创新经济学为指导，关于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可以得到如下认识:1．关于供给侧改革提法中“结构”的含义。这里的“结构”指的是经济“质量”，指明改革的目的是实现经济“质”的提升，而不再是追求经济“量”的扩张。“结构”一词的含义应与熊彼特“发展”一词的含义作相同理解:创新导致经济走向“新常态”。2．关于供给侧改革提法中“供给侧”的含义。相对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政府对经济不是外在刺激，而是内部调理;不是外在拉动，而是内在驱动;不是应对短期波动，而是增强长期“机能”;不是让国家力量主导，而是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扬企业家精神。总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要从凯恩斯的“精明”转向熊彼特的“智慧”［12］。3．关于供给侧改革提法中“改革”的含义。“改革”一词表明政府进行的是大格局的深层变革，而不是就事论事的对策调整;改革的对象是经济体制，而不是问题或任务本身;它既不是宏观调控问题，也不是微观管制问题，而是体制变革问题，即建立与完善一种能有利于创新发生和扩散、经济结构转变、经济素质提升的经济体制。4．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从技术既定的短期来看，供给以市场为导向，需求引导着供给，需求波动引发供给波动;从改进型技术创新发生的中期来看，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协同创新，共同演进;从根本性技术演进的长期来看，供给创造着需求，创造着需求的能力和需求的类型，创造着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层次。需求管理着眼于短期总量调控，供给管理着眼于长期技术进步和产业演进;但总量调控中供给管理也发挥作用，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中需求管理也起作用。5．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是实现创新和结构变迁的有效机制，政府是保障经济系统强劲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创新能力上并不优于企业和个人，但政府在创新能力建设上却有优势，所以政府应是创新系统有意识的维护者。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搞新自由主义，也不是搞新计划经济，它所追求的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6．改革与经济新常态的关系。创新没有止境，结构调整没有终极目标。新常态只是一个初露端倪、预期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新“技术—经济范式”，新常态也会常变常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建立一种适应并引领这种“新常态”出现的经济体制。7．改革与“三去一降一补”的关系。“三去一降一补”是中国一定时期内的重点工作任务，但它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位置是不同的。首先，去产能、去库存是改革的结果之一，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指标之一，但它并非改革本身，过剩产能、高库存仅是经济症状，并非是病因，要改革的是病因而不是症状。其次，补短板和降成本是改革本身，是改革的目标之一。“高成本”使企业没有了行动动机，“短板”使企业想动动弹不得。降成本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基础，也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基础;补短板是提高经济系统运行效率的必要条件，是保证创新系统健康运转的措施。最后，控制杠杆、防范金融风险，是维护创新系统健康运转的政府职能之一，但建立和完善去杠杆管理机制才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而去杠杆的具体政策措施不属于改革范畴。8．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总体而言，新兴产业有更多的创新机会，有更大的利润空间，但传统产业并非没有创新可能，通过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老产业也可以获得新动能。落后产能与先进产能的评价标准不应看其属于哪个产业，绝不能说传统产业就是落后产能，新兴产业就是先进产能，需看其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当然市场竞争力是最好的标准，因此，是否为落后产能，要由市场说了算，不能用行政手段贴标签，搞一刀切。9．关于产业政策。大国的兴衰沉浮，取决于是否能抓住引领时代的新兴主导产业。就封闭经济而言，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于追赶型国家来说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先进国家作为参考。但当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差距越来越小时，其有效性减弱，负作用扩大，这时应由功能性产业政策取而代之。就开放经济而言，国家间的竞争其实质是产业之间的竞争，国家保护性产业政策是永远有效的，一国和地区应保护自己的高端产业及价值链高端。对内竞争、对外保护，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原则。10．供给侧改革与社会、政治改革的关系。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经济体制改革，但从系统角度出发，从技术—经济—社会互动关联角度出发，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须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方位实现变革，创建一种鼓励创新、支持创业、允许试错、保护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开放包容、尊重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以促进生产要素向上流动。

作者:刘文超 李辉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