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人本学的批判及其限度

摘要：如果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核，其后的各学派均是对“绝对精神”的改造与推进，而费尔巴哈揭示了“绝对精神”的抽象本质因此破解了思辨哲学的秘密，那么施蒂纳又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从一种极端的“唯我论”和利己主义出发，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方式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再批判，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道路，他的整个“唯我论”就是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提出的最大反题。只有在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中，才可能深刻把握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

关键词：施蒂纳；费尔巴哈；人本学；思辨哲学；类本质；现实的人；马克思

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其中有着许多关键的转折点。一般所熟知的就是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1]但往往容易忽视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间还存在着施蒂纳这个关键人物，更不知施蒂纳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追逐自我的先行者的气魄”[2]。实际上，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不仅对费尔巴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马克思后来看到费尔巴哈之局限性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相对于费尔巴哈，施蒂纳更是马克思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对其思想理论进行细致研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以费尔巴哈与施蒂纳的观点差异为切入点，回顾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以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批判为主要内容，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与马克思这几位哲学家的思想路线演进作简要的追踪梳理，以重构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向的内在逻辑。

一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曾经断言，“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3]因此，对于一个德国哲学家的思想之评价，必须要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进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反映，从黑格尔尊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4]的那一刻起，德国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和妥协便开始展现，这也决定了黑格尔哲学的理论特征，即保持着理性与信仰、“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的内在张力。在黑格尔那里，“世俗智慧”与“上帝认识”都被用来证明我们的信仰具有正当性。[5]60被马克思称作是“颠倒了的世界”的基督教，在黑格尔这里，却是真理一样的存在，黑格尔还将其与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哲学在整体上就是基督教通过上帝的化身为人所实现的那种与现实的和解，作为最终被把握到的和解，它就是一种哲理神学。通过哲学与神学的这种和解，看来黑格尔已经以理性的方式建立了‘上帝的平安’。”[5]62显而易见，黑格尔以他的绝对精神理念在本体论层面为上帝寻找了一个稳固的地位，使其成为一种绝对者，并且进入一种至高无上的“平安”状态。在这个意义上，麦克莱伦称黑格尔为“哲学与基督教之间发生决裂之前的最后一位哲学家”[5]64。在黑格尔之后的费尔巴哈、基尔克果尔都看到了黑格尔这种试图将宗教与哲学融合为一的做法，并分别对其进行了反抗。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费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黑格尔体系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把思辨的思维构想成‘它自身的完美实现’……我们搜索整个世界和外部空间，最终只触及我们自己，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面貌通过他性的大量差别和形式持续存在。永远不可能真正遇到那种‘非我’……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困境”[6]。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黑格尔哲学的强大张力，因为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宗教哲学的顶点，不仅是过往全部理论的渊薮，也在背后决定着，只要是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就无法完全跳出黑格尔体系，只是在以一些不同的形式来表征黑格尔哲学的内容而已，即将讨论到的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也是如此。

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

以往对于费尔巴哈的评价多是过大于功，笔者却认为，对于费尔巴哈的评价不应过于简单地定论为一种较为朴素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我们不仅要看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更要看到费尔巴哈所做的哲学工作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发挥的独特作用，还要看到其人本主义自然观在马克思思想发展整个过程中的推动与促进作用。葛利高利扬曾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哲学中最精彩的现象之一，在这个批判过程中，费尔巴哈在很多方面都丰富了唯物主义。”[7]26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始于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转化，他洞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实质，将其等同于一种思辨神学，从而使得自己的批判工作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在批判黑格尔思辨神学的同时也瓦解着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作为神学最后避难所和支柱的黑格尔哲学，必须得到批判和拒斥，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拒斥了神学；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绝对精神实际上也是一种神学的变式，因此也应该予以否定。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也就论证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合理之处。由于受到黑格尔和鲍威尔的启发，费尔巴哈在改造他们的“绝对精神”及“自我意识”的同时提出“人”这一范畴，进而他也像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开始了丰富主体性意涵的工作。“施特劳斯通过对福音书形成史的考证，特别是通过对上帝‘人化’的批判，不仅进一步开辟了从神通向人的道路，而且也预示了从‘理念’向‘类’的过渡”[8]17，费尔巴哈就是在施特劳斯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将这条由“神”通向“人”的道路开拓得更加宽阔也更加引人注目。费尔巴哈曾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表达了一种破除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愿望，只有否定黑格尔哲学，才能收获一种新的哲学。他宣称的“新哲学”首先对人的本质进行了讨论——“新哲学是转变为理智的心情”。（侯才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一书中，将其翻译为“新哲学是理智化之心”，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质学说直接受到了斯宾诺莎关于实体学说的影响，费尔巴哈明明看到了斯宾诺莎的上帝学说只是把对立内在于上帝自身而已，却由于自身哲学和视野的片面性未能逃脱这一矛盾的漩涡）其次，费尔巴哈对人本主义的本体论进行了解释说明。在这一部分，他着重强调“感性直观”的作用，“存在并不是一种可以与事物分离开来的普遍概念，存在与存在的事物是一回事”[7]157，他用直接性与感性存在来反对黑格尔哲学的间接性，强烈反对存在和存在事物的分离，这其实是将直观作为了一种表达存在的方法和手段，而没有内化于存在自身的逻辑框架。因此卢卡奇把费尔巴哈的这一做法称为“辩证法的取消”[9]。另外，费尔巴哈还抓住“对象”这一范畴来进一步驳斥黑格尔，“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10]29。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是一种无对象的绝对主体，然而费尔巴哈却说人类只有通过对象才能认识自身，这种对于对象的意识其实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他借此指出，所谓的上帝和绝对实体其实就是人的绝对本质，对象赋予我们的那种威力，在本质上说只是我们自己的威力。[10]30这就是所谓主词与宾词的互换问题。根据费尔巴哈的看法，我们可以把宗教中的一切宾词拿来作为主词，但问题在于，这种逻辑上的词项颠倒是否成功地实现了颠倒黑格尔哲学的目的？我们是否能够无条件地接受一切宾词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马克思在后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并没有完全成功，因此他经常将自己困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说，他的人本学只是漂浮在精神、意志等土壤表层的学说，无法扎根于实存，更无法为人的本质提供坚实的现实性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费尔巴哈的功劳在于将神学拉回地面，破除了人们对于上帝、对于神的无限信仰和绝对崇拜，这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马克思也从《基督教的本质》中采取了人是一种在类中并通过类而完成自己的本质，人是一种‘类本质’的观念”[11]108。费尔巴哈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神学，但费尔巴哈自己也并未脱离神学，在此之后，他也再一次陷入黑格尔的哲学泥潭。从这个意义说，他只不过将神学转化为人学，他所宣称的“新哲学”只不过是把抽象的“人的本质”奉为至高无上的一种人本主义神学，这正如麦克莱伦所说，“费尔巴哈的全部著作受一个思想即宗教的思想支配着”[11]88，在某种程度上与黑格尔哲学别无二致。然而，在费尔巴哈的时代，已经被基督教禁锢了太久的人们听闻这个宣扬人本主义的学说都异常兴奋，鲜有人真正看到费尔巴哈哲学的不足。首先看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实质的正是施蒂纳，也正是他率先扛起批判费尔巴哈的大旗，以犀利的语言和极端的“唯我论”与费尔巴哈针锋相对。

三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

刚开始的时候，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之路似乎并不顺利，他的极端情绪与理论并没有令别人信服，反而招致许多批驳之声，这不仅因为施蒂纳批判了费尔巴哈，还因为“共产主义者、批判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改革者都受到施蒂纳哲学的攻击”[12]。在众多批判声中，最熟悉的要数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评价：“思维的肤浅、杂乱无章，不能掩饰的笨拙，无尽无休的重复，经常的自相矛盾，不成譬喻的譬喻，企图吓唬读者……总之，整个四百九十一页的一部书就好像是按照朗福德的方法所煮出来的一碗淡而无味的杂碎汤。”[13]305关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评价，著名学者帕特森恰恰从反面给出了结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不经意地赞美了施蒂纳的哲学思想。”[14]这说明，马克思不但没有看低施蒂纳，反而很重视他的理论，也正因此才肯花大量篇幅来批判他。在这个意义上来考察马克思给予施蒂纳的批判，便可体会到施蒂纳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不可忽视的。反对费尔巴哈、批驳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施蒂纳的全部任务。费尔巴哈人本学尊奉“人”为新的信仰对象，用“人”偷换了“神”，站在他对立面的施蒂纳反其道而行，强调自我。在施蒂纳之前的青年黑格尔派对于个体性的解释大多诉诸普遍存在，而作为个体的“人”则被无限压制和束缚，他便企图从现存世界中寻找一个可以弥补这种抽象性的存在物，他的目标最终落在了“唯一者”身上。施蒂纳的“唯一者”非常类似于费希特哲学中的纯粹自我，（费希特的纯粹自我更具形而上学性，他认为，“自我一般地就是自我。自我由于它是它自己所设定的，所以它绝对地就是同一个自我。那么特殊地说，自我既然是进行表象的东西，或者说，它既然是一种理智，那么它作为这样的东西当然也就是同一个自我。”[15]666）即不与外部世界有任何关联而只是“我”自身的唯一存在，但却比费希特的“纯粹自我”增添了些社会性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施蒂纳这一做法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也间接批判了所有宗教的弊端，这正是他的独到之处。他所做的不过是在费尔巴哈以及鲍威尔对宗教批判的基础上对其理论进行批判，进而达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目的。从这个意义说，施蒂纳在某种意义上猛烈地冲击了固守黑格尔阵地的哲学思想，他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也走在了许多哲学家的前面。如上所论，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最主要武器是攻击黑格尔主词与宾词的颠倒。不过他的这种做法还是逃不出施蒂纳对他的批评，因为这依旧是没有脱离宗教的土壤去另辟蹊径，在他将主词宾词颠倒之后，宗教的内容依旧存在。只有跳出这个怪圈，我们才得以看到,费尔巴哈只不过是在进行着偷换概念的语言游戏而已，并将自己新的至高无上者“人本质”奉为新的神。这无异于将我们重新置于基督教开始的基点那里，谁又能保证从神那里找到的人的本性的确是我们的真实本质呢？确如施蒂纳所说，在费尔巴哈人本学面前，我们就仿佛重新处于基督教的开端一样，即将成为一个虔诚的人本主义信教徒。施蒂纳却为我们说明了真实情况，他认为这样只是为人们更换了一个主人而已，我们始终是在被奴役。按照施蒂纳的思路，上帝压榨折磨人的思想，而发现了这样秘密的人所创造的人学宗教对于人的压迫只能愈加残酷。施蒂纳对于费尔巴哈的批评可以说是一击致命，他准确地看到了费尔巴哈思想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招数背后的实质，并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和批判；因而施蒂纳的整个“唯我论”就是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提出的最大反题。破旧在于立新，施蒂纳之所以强烈批驳费尔巴哈，目的除了反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在于为自己的利己主义理论铺平道路。首先，在历史观方面，他认为人的一生都要经历“儿童—青年—成年”的过程，在对其进行论述之后便投放之于人类发展史中，对应于古代人、近代人和现代人。古代人像儿童一样，受制于生存环境；近代人开始认识真理，试图用他们的满腔热血来改造环境与世界。施蒂纳效仿了黑格尔的方式，用自己的唯一者代替了精神，同时也将历史的前进看作是思想的前进。然而在近代人向现代人转化的过程中，一种自由主义出现了。自由主义包括三方面：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以及人道自由主义。从施蒂纳对于自由主义的分类与概括就可以看出他为自己设定了潜在的批判对象——包括鲍威尔、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这一做法令他的批判同时获得两种效果：既表达了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上述人的学说。[8]261如果上述自由的合理性全部被否定，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又从何而来？在施蒂纳看来，答案的关键就在于现代人，也就是“我”。“施蒂纳在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是他本体论的逻辑延续，他对社会权力的诋毁表示他努力想要取代本质的权力并强调自我的主体地位。”[16]所以说，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贯穿于他的整个学说之中。由于“我”作为利己主义者所具有的独自性，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独自性意味着“我”就是自由的唯一标准，自由从“我”这里产生，如何利用自由也成了“我”自己的事情，即在“我”拥有的所有事物的范围内，“我”才是唯一支配者，这便是“我”的本质所在。[17]因此，施蒂纳提出的解放自我的道路正是走上一条高于一切的道路，只有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让自我无限上升到所有限制之上，[11]131尽管他的这种做法被称为是“德国小资产者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所进行的最庸俗的自我粉饰”[13]358。施蒂纳的“唯我论”把“人”带到精神领域和现存世界，成为一种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的哲学，他令在此之前一直关注着人的“类本质”的费尔巴哈、鲍威尔、马克思等人意识到作为个体的人的重要性，更说明了以前那种通过人的“类本质”来确立人的中心地位的人本学是矛盾和错误的。“即使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问题的提法与致思取向上也明显带有由于这种新的思想刺激所引发的灵感。”[18]在施蒂纳这里，以前的那些牢固附着在主体之上的神圣性和光环已被完全撕开，每一个个体都能够作为“自我”独自发展。同时，施蒂纳极端的“唯我论”中包含着大量政治以及哲学思想流派的萌芽，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利己主义、虚无主义等都在此汲取营养，占领开枝散叶的先机。施蒂纳的思想对于后来的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不过，施蒂纳理论的不足就在于他的理论太过极端，这不仅会引起一些学者的反感，同时也使得他自己的理论构建出现问题，因此他的理论必然会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就像马克思所说，“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13]21施蒂纳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牢笼中做了最大限度的挣扎，只不过这种主体性依然是抽象的，最终实现“临门一脚”、将“人”真正从抽象带到现实的是马克思。

四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与改造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一名深受费尔巴哈影响的人本主义者马克思是如何看清费尔巴哈的弱点而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过程中施蒂纳虽未起到决定作用，但必定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达到其他的青年黑格尔派达不到的成就与高度，就在于其做法不同于以往的“旧瓶装新酒”，他在“新瓶装新酒”的同时也汲取了前人思想中合理的部分。正由于马克思跳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渊薮，才得以看到其他青年黑格尔派费尽心力也无法彻底批判的东西。施蒂纳宣称自己的事业以“无”为基础，马克思与施蒂纳分庭抗礼，这说明马克思的基础是一种相对于“无”的“有”，是一种立足社会现实、立足历史背景的“实有”。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与施蒂纳两位哲学家的对抗，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的第一次正面交锋”[19]。在笔者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书的名字就说明，不管是费尔巴哈还是施蒂纳抑或是鲍威尔等人，都不过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而已，都是依旧停留在思想、停留在头脑中的、尚未成为现实的东西。约翰•卡罗尔对此作了总结：“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推翻了施蒂纳的批判，就好像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一样：通过展示一个永远也无法逃脱的消灭自己尾巴的恶性循环来说明这一点。事实上，利己主义的社会理论对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提供了最深刻的观点，也揭示了施蒂纳哲学的局限性。”[15]60简单地说，马克思的补充和改造保留了施蒂纳个体性中合理的部分，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他把被施蒂纳赶出去的、超验的理想价值重新带回来，带到人之中，让“人”这一概念拥有最丰富最全面的内涵。在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中，不仅存在着无限的社会性，还包含着超越现实的普遍价值；因此，马克思是将抽象性与具体性结合起来，站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待人的现实价值。在马克思眼里，肩负着改造社会、创造历史重任的“现实的人”，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他们有破除自身“物化”的历史使命，这决定了无产阶级必然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交际网中，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的约束和限制，同时无产阶级因为自己的劳动生产活动也成功消去了施蒂纳“唯一者”的虚无色彩。至此，马克思完美地融合并发展了人学理论，将其改造为一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科学理论。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是从对施蒂纳的批判那里找到了更多关于构建唯物史观的契机和灵感，进而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通过注重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中的“人”这一关键点，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弱小无力的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现状，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之进行了剖析，这是难能可贵的。就如同“财产”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是一种属于社会的概念，社会关系中的人际交往以及阶级对抗之中存在着财产的流动，而施蒂纳只是狭隘地将财产据为己有。这一点，也是施蒂纳对于马克思影响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让马克思直面现实社会中的经济问题，更让马克思找到了解决无产阶级异化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私有财产。马克思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经济学中汲取养分，从形而上走进现实生活，走向现存物质。“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20]德国的先天条件不足使得马克思另寻高就，他接受了政治经济学的定理，认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是经济。因此他从人类利益的可变概念开始重新定义经济学，真正走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站在高于施蒂纳的思想平台上，清理自己在青年时代所受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余毒”，这样一来他才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也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话语体系。由此可见，通过追溯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与马克思的理论联系，我们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的哲学内涵以及价值所在。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简要地构造一个图形来示意马克思、施蒂纳、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思想的逻辑关系（见图1）。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思想内涵上，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都是层层递进、相互联系的。如果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核，为其后的各学派提供了理论发芽的广袤土壤；那么费尔巴哈便自认为高于黑格尔，自认为看到了“绝对精神”的抽象本质因此破解了思辨哲学的秘密；施蒂纳又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之上意识到了费尔巴哈理论的缺陷，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方式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判；站在制高点、实际上是站在更现实的土壤中的马克思跳出了上述三人的循环逻辑，洞悉了青年黑格尔派个体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每位哲学家的观点都不可忽视，都在相应的转折点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重点讨论的施蒂纳也是如此。施蒂纳与马克思在同一块自由的荒野上相互对立，由于立足点的不同，施蒂纳最终回归到独一无二的“自我”，正如洛维特所说，“《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生存，全靠自认为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时代里，每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都成为他独特的世界的所有者。为了这场革命，施蒂纳返回到‘创造性的无’里面。从这个无出发，他以一种终极史的视野勾勒了异教和基督教的‘旧’世界和‘新’世界。”[5]136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仅在哲学方面有重要建树，他在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文学艺术领域也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书中说历史学家已经对施蒂纳的个人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阐释了很多，但是史蒂芬•马拉默、拉林客•斯扎布的诗歌显然可以看出也深受施蒂纳的影响，他甚至对易卜生的戏剧还有马歇尔•杜尚和马克思•恩斯特的艺术产生了影响，同时很多人也怀疑他还影响了瓦格纳和尼采[21]）马克思强调现实，其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否认了黑格尔哲学的至上性转而采取一种人本主义；正是通过施蒂纳，马克思跳出了费尔巴哈那种静止的人本观点。总体来说，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施蒂纳的作用还是有待重新认识的。

作者:王时中 陈倩 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