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因素对艺术品的影响综述

作者：李振单位：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艺术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伴随着明末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兴旺发展起来。在旺盛的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作为中国民俗艺术消费品的年画得到迅猛发展。天津杨柳青作为我国古代年画的原产地之一，其木版年画的艺术语言深受苏州桃花坞等全国其他地区年画的影响，但是，杨柳青年画无论是题材选择、描绘样式还是生产工艺等，完全是适应市场的需求的结果。

一、市场需求是年画生产的主因

年画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是中华民族祈福迎新的一种民俗艺术品，门神主要贴于传统建筑大门的门板两侧，主要有“驱鬼辟邪”和“祈福迎祥”两类门神，包括捉鬼门神、武将门神、祈福门神等等。春节贴年画成为一项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①清代李光庭在道光年间《乡言解颐》一书中，谈到春节贴杨柳青年画时说“：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②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必然催生了年画的大发展，为了扩大年画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全国各地纷纷采用木版印刷年画，其中以河南开封、四川绵竹、福建泉州、江苏苏州、山西临汾、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县等地产品最著名。

杨柳青木版年画始于元末明初，到明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南方精致的纸张、水彩可直达杨柳青，使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发展。杨柳青年画从清代雍正、乾隆至光绪初期最为风行。清代中期达到全盛时期，当时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三十多个村子，“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画店鳞次栉比，各地商客络绎不绝，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绘画之乡。杨柳青镇虽年画作坊林立，但资金雄厚、雇工众多、画版满屋充栋者，只有戴廉增和齐健隆两家。据记载，齐、戴两家作坊，各有画案50多个，雇工200多人，每年生产用纸2000件，每件500张，产品不下百万幅。③杨柳青年画的销路很广，其中，戴廉增还把年画分号开到了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和沈阳小西关万寿寺。由于杨柳青年画的产量大、销路广，给年画生产者带来丰厚利润，民间谚语就有“当行、当行，抵不住一个画行”之说。20世纪初，随着机器印刷在中国出现，杨柳青木版年画无法与质高价廉的机印年画进行竞争，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木版年画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杨柳青画社，专门从事年画的创作、生产和发行等工作，由于采用机器印刷，大大降低了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成本，同时，由于销售渠道的畅通，杨柳青年画行销全国，1956年出版近900种，发行9000多万张，1962年出版近千种，发行2亿多张。改革开放以后，1985年出版达到10566万张，占当年全国年画总产量的15%，④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年画生产丰厚的利润是推动年画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杨柳青年画丰富多彩的题材满足了市场多样性需求

明清时期，节气日的地位不断下降，人文节日愈益突出，人们的节日活动重心由社区转向家族，由户外转向室内，唐宋时期岁时节日中形成了以朝廷活动为主导的节俗特征，节俗的社会意义突出。为适应社会节俗的变化，人们依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对传统民俗进行重新理解，将旧的祭祀仪式与巫术行为在形式上重新解释，赋予其新的意义，使其更加具有世俗生活情趣。以门神画为例，两汉时期的门神“神荼、郁垒”到明清时期改为唐宋以来民间流行的“秦叔宝、尉迟恭”。另外还有驱鬼钟馗，武财神关公，福、禄、寿等文财神形象，反映了人们期盼经济富足、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望。反映气候变化、服务农耕需要的题材在杨柳青木版年画中比较常见。《九九消寒图》是这一题材的代表。画面上分两栏，每栏中画几个身穿肚兜的小孩头脚相接，其肚兜上和身体之间的空白处分别画上八十一个圆圈，从冬至日起，每天根据天气情况涂圆圈：“上图天阴下图晴，左边图雨右图风。若遇下雪中心点，圈内加圈半阴晴。”也就是说，阴天涂圆圈的上半部，晴天涂下半部，刮风涂左半部，下雨涂右半部，下雪就涂在中间，半阴半晴画圆圈。

它成为服务农事的气候统计资料，实用价值大于审美价值。杨柳青木版年画题材异常丰富，有宣扬忠君爱国的忠臣良将，忠孝仁义的善人济贫、义女孝亲等伦理题材，更是有读书成名、种谷丰收、经商发财、打柴得利、网鱼获宝、纺织妇女、闹学顽童、书画名家、琴棋高人、医卜星相、林泉隐士、财神送金、刘海戏钱、天赐麟儿、群仙祝寿，以及奇花异草、蔬果竹石、祥禽瑞兽、飞虫水族、屋木舟车、飞机大炮、战舰火轮、民族战争、矿山实景、商埠新貌、海外奇闻、西洋风物、戏曲演出、歌舞表演、仕女娃娃、连环图画、歇后语（俏皮话）、地理图等等娱乐题材，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在画面构图和人物处理上，杨柳青木版年画一般采用戏剧舞台形式，人物的脸谱形象与戏剧中的形象相一致，其背景是把舞台上无法表现的建筑和风景以意象的手法表现出来，它的这种表现形式，非常富有装饰性，兼具审美和娱乐功能。清代道光年间李光庭在《乡言解颐》题诗赞杨柳青年画曰：“依旧葫芦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赚得儿童喜，能生蓬华辉。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

三、降低年画生产成本，满足市场需求

作为民俗艺术品的年画要想求得生存与发展，除了内容和题材上贴近生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求之外，它还面临着两个问题，即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品的生产数量；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艺术创作是一项复杂的劳动，如果一位画师全面完成一幅作品，必然产量低，成本高。根据实物和文献资料来判断，早期的杨柳青年画是由画师“过稿”，完成一幅画稿的粉本，然后，再以粉本摹拓数百份，再以流水作业法填画颜色，干后即可上市出售。明清时期，杨柳青当地盛产杜梨木，木质细腻坚硬，适于雕刻，同时，发达的漕运业，给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制作、销售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为了提高年画的产量，杨柳青木版年画采用刻工制版、刷工印画、画工填色开脸等，将复杂的艺术创作活动分解成互相协作的简单生产劳动，后来，为了减少手工填色之时间，改用五色彩版套印衣物，但人物的头脸和金粉衣饰等细部，仍需要手工笔彩来完成，这样就形成了木版印刷与手绘相结合的生产工艺。其流程为，首先，画师根据市场需求和自己的艺术风格在纸上勾描画稿，这一道工序称为勾。其次是刻，由刻工将画稿复制雕刻在木版上，也称“雕版”、“刻版”。雕版以复制出原作的线条神韵为目的，看不出刀刻的痕迹来。再次是印，指在雕刻好的画版上“印画坯子”。第四道工序是画，指在“画坯子”上进行手工绘制。人物的头脸不用套色版印，而用工笔细画。为达到人物相貌俊俏，一个头脸至少要费六七道工序绘制。开始先在人物的头脸上敷一层白粉，再用“虎爪笔”蘸胭脂色，在双颊上各拧转二三圈，至匀淡适宜为止。接着敷一层白粉，然后用普通羊毫蘸以淡赭色（稍加朱磦）晕染外轮廓及耳、眼、口、鼻、下颚等五官细部，显出面部凸平之效果。稍候又上一层薄粉，干后则用细笔“出相子”（细勾五官各部位，喜怒惊忧之表情）。最后点眉眼、擢细发才算完成。裱是整个年画生产的最后步骤，指将制作完成的年画装裱起来。木版套印与手工彩绘相结合，成为杨柳青年画的一大特色。它不仅提高木版年画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还保留了原作独特的神韵，一幅年画不仅仅是一件民俗文化消费品，同时，还是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为保证木版年画的质量，画工们还以画诀的形式总结出年画的生产规范。要求画师在人物的刻画方面，要根据故事的内容用各种徐疾有度、顿挫有致的线描笔法，来体现人物或粗豪悍壮，或文静娴雅的性格，用笔简要，线纹精练，而且饶有笔趣。造型不妄费一笔，恰到好处。刻工更是巧用刀技，使其相得益彰地显露出笔墨之效果。画工用色既要节省工序，又要突出画面整体色调的效果，如“软靠硬，色不愣”等就是其一。“硬色”是指大红、大绿、深蓝、黑、紫等色，这几种色不能相近并用。软色是指淡灰或加铅粉的天蓝、粉红、粉绿、淡黄等色，原色与间色相并列，在明度上产生对比，使画面色调协调。另外，像“红忌紫，紫怕黄，黄喜绿，绿爱红”，“红靠黄，亮晃晃”，“黑靠紫，臭狗屎”等等，这些口诀规范了画工的操作，保证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质量。

四、结论

1.杨柳青年画在明清时期为了扩大产量，采用木刻手绘或者木刻套色的方法进行生产。民国时期则采用机制石印技术，由于石印年画画面色彩更加鲜艳，且以机器成批印制，与木版年画相比，成本较低，售价比木版手工印绘者低廉。随着胶印技术的广泛采用，⑤传统的木版年画由于无法降低成本而淡出了历史舞台。经济因素，或者说成本因素，使石印年画以及胶印年画取代传统的木版年画而成为年画生产的主要方式。

2.人们为了追逐更大的利益，不断改进复制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从木版印刷到机器石印再到胶印技术的应用，年画作品可以不断降低成本而被大量复制，复制品失去原作“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本雅明语），而纯粹成为一幅图片。杨柳青“木版”年画，雕版刀工精准，能准确复制出原作的笔墨效果，成为复制条件下笔墨效果的延伸。画工在木版印制的“画坯子”上进行手工上色绘制，将对画面的理解和绘画经验融进画面中去，不仅较好地传达原作神韵，也融进了画工个人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木版年画既有原作的神韵又有画工独特的个人经验，是在原作激励下产生的一批新的“原作”，是原作生命在不同环境下的再现。杨柳青木版年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制品而是绘画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