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基督教装饰艺术异同

秦汉之后，对中国古代装饰设计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由佛教的兴起而大力发展起来的佛教石窟装饰。佛教石窟装饰艺术在中国兴起于南北朝时期，盛于唐代，宋元之后尽管佛教石窟装饰日渐衰落，但是在其影响下发展或转化而来的各种图案却以新的面貌不断繁衍和流传下来，乃至影响到近代和现代的装饰，因此佛教石窟装饰在中国设计艺术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进入神权统治的封建中世纪，基督教几乎主宰了整个欧洲中世纪社会近千年，因此服务于基督教的教堂装饰图案艺术也就成为欧洲中世纪装饰设计艺术的主流。文艺复兴之后，尽管西方的文化艺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作为一种信仰的基督教并没有在西方世界消亡，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地延续着，原来主要服务于基督教的许多装饰样式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西方设计艺术的发展。中国佛教石窟与西方基督教堂装饰艺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发展，因此它们在表现形式、技法、内容、审美标准等方面均有各自的特点。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装饰的手法

装饰图案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特殊的装饰工艺的，一方面，装饰工艺手法的特点制约着装饰图案的风格，另一方面，这种制约又为装饰风格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中西方直接用于宗教场所装饰的工艺手法有着诸多显著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差异性，使我们仅仅凭借着视觉的直观感受就会获得彼此完全不同的印象。最突出的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院的装饰工艺主要是彩绘壁画、石刻和彩塑；西方基督教教堂装饰的工艺主要是壁面镶嵌画和彩绘玻璃。作为装饰工艺的手法，彩绘壁画和石刻在中国早已有之，然而将这些工艺推到极致的，当与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有关。印度的佛教石窟寺的装饰也主要采取彩绘壁画的雕刻手法，如著名的阿旃陀佛洞装饰等。然而，随着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其装饰艺术也在不断接受着我国艺术传统的改造，至隋唐时代，已基本改变了外来艺术的面目，不仅在数量上、形式的丰富性上远远超过了阿旎陀等印度佛窟，而且结合着不同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了泥塑的手法，在艺术趣味上已全然是中国式的了。所谓彩绘壁画就是在石窟和寺院的墙壁上以手绘的方法饰以各种与佛教有关的或纯粹的装饰内容。其装饰方法首先是做底，即做壁面，佛教艺术兴起之前的汉代“皆以胡粉涂壁，青紫界之”。早期的佛教石窟多用粗泥掺麦秸与黄土作底子，再捶打压平，一般壁面比较粗糙。隋唐时期则将剉碎的麦秸和麻筋之类掺入泥内，晚唐的窟壁面还薄涂石灰，有的还在第二层加沙和胶泥，作底的工艺也日渐讲究，然后在做好的底上用毛笔绘以装饰图画。一般先用朱色勾出粗样，再用墨色修正，然后着色完成，所用颜色主要为矿物颜料。由于所采用的形式主要是勾线平涂，所以画稿和壁面上的轮廓线一般由有经验的画工完成，然后再由徒弟或画工分头填色，画面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中国佛教壁画可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这里保存着自北魏以降历代的彩绘壁画，是中国佛教艺术极其丰富珍贵的资料。大到一些经变的画像，规模宏大，色彩绚烂，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变》等；小到一条花卉植物边饰或角偶图案，设计者对所装饰之空间与壁画的关系大多事先做好通盘的考虑，这也正是装饰艺术之特性所在。除敦煌莫高窟外，在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等也都有着十分精彩的壁画装饰。石窟雕刻大多是在山石上直接凿出，除一些佛像为圆雕外，大多数是作为装饰的浮雕，上面多施以富丽灿烂的色彩。石窟雕刻可以山西的云冈和河南的龙门为代表。它比完全平面的彩绘壁画多了一层立体感，也更加厚重庄丽。早期的雕刻装饰受到印度艺术的影响较大，在云冈石刻中存在着许多与犍陀罗艺术和笈多艺术相似的风格。彩塑是我国石窟艺术中又一独具特色的手法，由于有的石窟开凿于砾岩上，这些山的石质松碎，属于水成子母岩一类，不宜精细雕琢，所以多采用泥塑妆銮，以捏、塑、贴、压、削、刻等传统泥塑技法塑成各种佛像和壁面浮雕式的装饰，再用点、染、刷、涂、描等方法上彩。在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等石窟中均保存着大量的泥塑作品。可以看出，中国佛教石窟的装饰多采用价廉易得的自然材料，并用这些自然材料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精美艺术品。而西方基督教教堂的装饰则完全不同，不仅所用的装饰材料主要是人造物（如玻璃、铁等）。还常常以一些贵金属和宝石作装饰，营造出有别于中国佛教石窟的独特气氛。首先是壁面镶嵌工艺，这种装饰工艺是拜占庭建筑装饰的重要手法，以至于影响到欧洲其他地区的建筑装饰。与过去的湿壁画手法相比，这种工艺更具装饰性，其明快的节奏和生动闪烁的色点是教堂空间装饰的理想手段。拜占庭之前的西方镶嵌工艺主要是以大理石碎块来制作图形，工艺较为粗糙，色彩效果单纯朴素，而拜占庭时期的镶嵌工艺则有很大的发展，由于运用了彩色玻璃甚至是贵金属和宝石等高档材料，使得其装饰效果呈现出绮丽缤纷的特色，也难怪人们把早期的镶嵌装饰称为“形态艺术”，而把中世纪的镶嵌装饰称为“光与色的艺术”。壁面镶嵌的制作工艺是先在壁面上刮灰泥，然后再依照预先勾好的图形贴碎片，碎片通常在5厘米左右，由于碎片角度的变化而造成光的折射，产生闪烁的效果。另外，彩绘玻璃工艺也是中世纪欧洲教堂装饰中颇具特色的一种装饰手法，在罗马式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严格地说，彩绘玻璃工艺主要盛行于罗马式和哥特式时期。早期的教堂建筑大多较为封闭，光线昏暗，后来逐渐地增多窗子以便于采光，至罗马式时期这种形式已被教堂建筑普遍采用。随着窗子的增多和扩大，可供镶嵌装饰和湿壁画的壁面越来越小，代之而起的是彩绘玻璃工艺的繁荣。所谓彩绘玻璃工艺是先用铅条编连成各种图案的轮廓，然后再用小块的玻璃进行镶嵌和彩绘而成，具有单线平涂的效果，极富装饰性。中世纪的装饰艺术家不仅用这种手法来表现宗教题材的人物形象，也用来表现各种几何形和动植物图案。罗马式前期的建筑因为内部光线较暗，为了更好地采光，多用淡色玻璃甚至无色玻璃进行镶嵌，纹样也较简单，大多为抽象几何纹或植物纹样；后期随着窗子的增多，彩绘玻璃的图案也日渐丰富，出现了宗教故事的人物图案。当然，真正将彩绘玻璃艺术推向极致的是到了哥特式时期。

二、叙事性主题

佛教与基督教分属两种不同的宗教，有着各自崇拜的对象和教义，作为服务于宗教的装饰艺术自然也就离不开各自所服务的对象，因此，佛教装饰和基督教装饰的主题有着各自的特点。然而，纵观两者的主题内容又有着总体上的一致性，总的来说都具有叙事性的装饰主题，这使我们的主题比较有了明确的契合点。尽管佛教和基督教创立初期，都曾反对以叙事性的造型艺术手法来装饰宗教场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叙事性的表达方式逐渐成为佛教石窟寺院和基督教教堂装饰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中国佛教艺术中的叙事性表达方式在佛教传入之初就已经采用了，应该说它在中国的出现一方面与印度佛教艺术的装饰手法有着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的装饰艺术传统相一致。在印度的早期佛教艺术中是不采用人形的佛像的，在阿育王时代至巽伽王朝和前期安达罗王朝的佛教装饰浮雕中，都未见有叙事性表达方式的图像，一般仅以菩提树、台座、法轮、足迹等象征性符号作为佛陀存在的暗示。叙事性表达方法的出现是在犍陀罗艺术时代，并明显地表现出受希腊风格影响的的痕迹。随着佛教的传入，这种带有东西造型风格混杂的叙事性装饰手法也一同传入我国，并接受中国艺术传统的改造。

作为中国装饰艺术的传统，叙事性的表达方式早在先秦画像纹饰中已崭露头角，在汉代的画像石艺术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汉画已把叙事性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技能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有了这一基础，当佛教艺术传入以后才可能很快被接受并对其进行改造。中国佛教装饰中的叙事性主题主要是表现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以及佛经经变故事等。佛本生、佛传故事是由印度传来的题材，主要见于南北朝时期的石窟装饰中，无论是云冈、敦煌、麦积山等石窟，都有大量的北魏时期这类印度题材壁画。其中比较普遍的主题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须达孥好善乐施和五百强盗剜目等故事，都是以宣传痛苦、自我牺牲，最终得以成佛的苦修内容为主，这与当时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战祸、饥荒和疾疫之中的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血淋淋的场面与其说是对佛教故事的描述，倒不如说是对当时现实苦难的表现，也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而到了唐代，石窟壁画的主题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种对残酷悲惨故事的描绘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净土变”和“经变”题材。诸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法华变》、《报恩经变》等，对于西方净土的描绘已俨然是一派幻想中的极乐世界。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弥陀尊佛坐中央，观音、势至二大士持左右；天人瞻仰，眷属围绕；楼台伎乐，水树花鸟；七宝严饰，五彩彰施。”其绚丽灿烂、金碧辉煌的场面在敦煌烫窟壁画中尽显光彩。中唐以后的石窟壁画，不仅在佛教叙事性主题的艺术表现上充满了现实世人的情感因素，还出现了人间社会生活的主题，如敦煌晚唐五代的《张仪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等便是典型的例子。

有南北朝至唐代的种种转变，充分说明了现实社会状况对佛教艺术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大唐盛世所特有的世俗心理和情绪也就不可避免地渗入到佛教艺术甚至佛教本生的发展之中。欧洲中世纪基督教艺术中的叙事性主题也是被广泛运用于教堂建筑及其其他工艺美术品装饰中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的佛教装饰有着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基督教装饰中的叙事性主题是以《旧约》和《新约》中所叙述的故事为题材的，其作用被称之为“文盲者的圣经”，旨在以造型艺术的方式来宣传教义，通过形象的例证来启迪观众的灵魂。正如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尼撒的格列高利所认为的那样，“一个用色彩装饰礼拜堂的叙事性绘画基本作用旨在描述一个殉道者的行为以及揭示迫害他的暴君的残酷性，使人从中受到教益。在这样的画面中，人类及其活动都可以再现在整个浓缩事件的场面里。”早在公元3世纪的“宅第教堂”中就在墙上绘有圣经故事的壁画，在罗马近郊殉道者的墓中也发现有大量的早期基督教叙事性装饰，诸如《在火炉中的三个以色列人》、《约拿和大鱼》、《狮子在坑中的但以理》、《拉撒路复活》等；在拜占庭时期的镶嵌壁画和罗马、哥特式彩绘玻璃装饰中，虽然表现的主要是基督与其使徒等形象，但表现完整故事情节的却不多，而在一些教堂的雕花大门、用具以及抄本上倒是常饰有叙事性的图像。如著名的“马克西米安的宝座”的背面雕刻着有关基督生平的场景；在塞浦路斯发现的九只银盘，其上分别装饰着连续性的大卫的故事，有大卫政府人与兽、大卫涂圣油、偈见、武装及大卫的婚姻等。中世纪叙事性装饰或神像的表情多传递着一种严肃或痛苦的意念，以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为中心主题的种种画面，无非是表现殉道者的痛苦事迹，以求再次的复活。从这一角度看，它与中国北魏时期的石窟装饰中叙事性主题的装饰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非常相似，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欧洲中世纪宗教艺术时所说的：“这是把痛苦和对于痛苦的意识和感觉当作真正的目的，在苦痛中愈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愈长久不息地观照自己的这种舍弃，便愈发感受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的丰富”。

一如中国唐朝至于佛教艺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基督教艺术也以新的面貌出现了，充满人性的宗教形象体现了人文精神的觉醒，叙事性主题的壁画明显增多。如《圣法兰西斯之死》、《耶稣诞生》、《亚当与夏娃被逐》等，大多将世俗的情感融入宗教内容之中。余论中国佛教石窟装饰自南北朝至隋唐经历了从吸收到改造的过程，从而发展出合乎中国人审美观念的民族化风格，使本就来自于世俗的工艺手段和审美趣味反过来再走向世俗，与世俗的造物艺术相融合，最终消融在整体的中华文化之中；西方基督教装饰的发展情况虽然要复杂一些，但也不外乎三种基本倾向：即古典传统的继承、不同民族的本土风格和外来风格的影响。其中古典传统的风格样式以最强劲有力的势态贯穿于整个中世纪。也正因为如此，使得西方中世纪的教堂装饰成为一个相互交织的整体。古典传统一直被视为西方的“正统”而影响到文艺复兴之后的好几个世纪。总之，无论是佛教石窟还是基督教的教堂装饰都是为了表现非人间的特别气氛，然而也都充满了人的情感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