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文学经典的教与学

2006年，我去台湾辅仁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国学的国际会议。当时也有一些北师大文学院的学生在那里学习。我询问他们与台湾学生交往过程中，大陆学生有何优势和劣势。他们回答说：要是谈宏观问题，我们可以侃侃而谈；要是谈具体的某篇文学文本问题，甚至到其中的字词的解释，我们就往往无法跟他们对话，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阅读过这些原著或阅读得不够细致或读过而忘记了。我后来常想这次与学生的对话，思考我们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教学改革问题。

一、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教学中，前苏联的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影响甚深，至今仍未能完全彻底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过分注重“概论”、“通史”的教学，且课程多，课时也多，而不强调中国语言文学经典原著（理论作品、语言学作品、文学作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古代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大而化之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确定的具体的名篇、原著知之甚少。其结果是“两头落空”：即，一头是理论空洞无物，另一头是对具体的经典文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例如我们的本科生学完了《文学概论》课程，所得到的是教师或教材中古今中外杂糅在一起的“二手转述”（有的甚至是“伪知识”）。这种“二手转述”往往是教材的某些教条的教师个人综述，而转述者却不知道作为文论原著的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何物。对于学生来说，一方面宏观上能“侃侃而谈”，大而化之的议论，不能解决问题的空论；另一方面微观上则缺少原作原著的知识，一旦进入原著的某篇某段某句，只能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或因为从未读过，或读过而记不清了或遗忘了，实际上处于无知状态。我参加过教育部1978年编制的教学计划（武汉）和1980年编制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云南）的会议。据我所知，当时思想未能完全解放，改革精神不够，都还是沿用“”前的计划，只作了小修小补，没有完全摆脱前苏联的影响。在建国初期，苏联派来了许多专家，帮助我们制定专业及教学计划，其特点之一就是“概论”、“通史”大行其道。民国时期的教学计划有问题但也有优点，优点———主要是细读古代经典原著———未能保留下来。建国后的大陆高校与台湾、香港的大学也交流不够，台湾、香港的大学中国文学教学更多的是保留了民国时期细读经典名篇、原著的教学传统。

二、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

应有的方向：回归经典文本的教与学在语言文学学科中，我这里主要指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教学中，应该回归到经典名篇原著的阅读和教学上面。为什么要强调经典原著与名篇的阅读和教学，而不主张过多的“概论”和“通史”的教学？因为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根基，离开这个根基则学科就不能成立。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什么？总的说，是经过时间一再检验的那些永远不会被我们忘记的书。我认为原典有四大特点：

1．原创性。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根据著作时的情况发现了人类知识某些方面，从而成为人类智慧的种子。那些开宗立派之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管理社会或开发自然或创造艺术的观念或优美的篇章。就诸子百家的著作而言，那是西周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混乱，所谓“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不能维系人心，诸侯纷争，战争频仍，社会失序，人民痛苦不堪，怎么办？这就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差不多无所依凭的情况下，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社会的方案，所以提出的思想完全是新的，具有原创性的。

2．历史性。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本身就是具有历史针对性的，是为了所面临的问题而写的，其后又经过长时期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的，为后代一再阅读与研究的，形成了一个知识的谱系。儒家孔子《论语》之后所形成的所谓儒术，汉儒重实证，是第一期；宋儒崇理，是第二期；清儒，即所谓的乾嘉学派，继承汉儒的遗产，也是重考证，是第三期；新儒家，面对现代社会，重视古代思想的现代转化，是第四期。这四期儒学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衔接性的知识谱系，具有历史的深厚性。还有所谓“龙学”、“红学”等都是如此。

3．深刻性。原典对问题做了入木三分的阐述，往往是整体的把握和局部提示都具有普适的意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说的话，孔子似乎在两千多年前，就站在历史的转弯处，说着这些箴言，等候着21世纪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以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为核心的商业主义。关于“美”的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提出了“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说，在“物色”篇提出“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他说的话绝对不比朱光潜教授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差。

4．现实性和未来性。它博大精深，既指向历史，又指向现实，并具有启示未来的意义。它蕴含着人类的真理的种子，阅读这种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而言，都会获得全新的启发。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历史的场景和问题可能会换着花样重新出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道理。这时候，我们经典作家提出的被实践证明了的观点和知识，又可以再加以改造后派上用场。或者我们可以从它出发，用它作为种子在新的土壤上培育出新的思想来。1923年，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写了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其中开了许多书目，他在此篇附录一“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梁启超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我们是教语言文学的，学语言文学的，以上各书须读，就更需要了。对于文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梁启超在此篇中也说：“六朝人论文书。论多精到，文亦雅丽。”［1］自然也是必须读的。我们今天选读什么名篇、原著，可以不受梁启超的限制，换一种时代之眼光，另选若干原著或名篇，但读经典的名篇和原著，不能不是我们语言文学教学的第一要务。

学习原典与学习“二手转述”的教材是不一样的，这就像一个人主动吃原汁原味的饭菜，与一个婴儿被动地吃大人嚼过的饭菜，是完全不同的。原汁原味的饭菜才有营养，才有味道，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对于知识的学习也是这样，我们要帮助学生主动去学习原汁原味的原典，学到第一手的知识。“回归原典”的教学思路则能摆脱目前的教学困境，使教师愿意讲，学生喜欢学，既可拓展教师的研究视域，亦可开阔学生的学习视野，从而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嚼出“原典”的滋味来。这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每一个这样真正的哲学家，他的主要篇章对他的学说所提供的洞见常十倍于庸俗头脑在转述这些学说时所作的拖沓藐视的报告；何况这些庸才们多半还是深深局限于当时的时髦哲学或个人的情意之中。”［2］叔本华这段话，似可说明我们的思维要有所转变，多看经典原著，少看中庸的论文和“二手转述”的教材。我们现在编写的古今中外杂糅性的《概论》、《通史》，理论的概念或结论，不是高度历史语境化的，而是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弊端是否认事物是变化的、发展的，因而是僵硬的、凝固的，不能反映事物和人的精神观念实际的变化，甚至去追求所谓的“最终解决”和“绝对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在形而上学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硬化的、永久如此的研究对象，是应当一个一个地、彼此独立地被研究。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谓常识的。可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3］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又说：“要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经常抱着这种观点（指形而上学），那么凡要达到最终解决和永久真理的要求就永远失去意义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是必然受到我们在获得这些知识时所处的环境的局限和制约的。同时，那些在旧的、但还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看来不能克服的对立，如真理与谬误、善与恶、同一性和差别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等，再也不能使我们对之表示过度的尊敬了。我们知道，这些对立仅有相对的意义：凡是今天被承认是真理的东西，都有现时隐蔽着的而过些时候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凡现在被承认是谬误的东西，也都有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被认作真理；那些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种种纯粹的偶然所构成的，而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则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4］不要以为“概论”、“通史”比较系统完整，加强这些课程可以使学生获得系统完整的知识，其实也不尽然。常常有这种情况，越是系统完整的东西，越是离开本原的事实与真相，甚至是一种“学术的神话”。陈寅恪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审查报告”的话提醒我们：“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陈寅恪此话真正说到当今许多“通史”的弊端上面。现今的许多“概论”、“通史”一类的教材，由于是“二手转述”，系统则系统矣，完整则完整矣，可只是离原著的内容相差甚远。

三、经典的确立与意识形态的建构

有人或许会问，你主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回归原典的教与学，可经典常常是意识形态的凝结，这样做会不会让我们教学的内容从现代退回到古典，从开放退回到保守，会不会让学生中经典文本中过时了的意识形态的毒害呢？据我了解，在高校的教学中，几乎各国都有关于经典问题的争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美国的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50年代是美国文学经典的确立时期。艾略特、里维斯、弗莱、布鲁克斯等成为了重要的文学经典的选择者，他们主要根据作者的权威、天才的程度、传统的力量、审美的魅力等标准加以衡量，来确定文学经典。那时，一般都认为，经典是历史选择的产物，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它超越政治，与政治无关。但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在激烈的文化辩论和斗争中，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盛行。多元主义分别从阶级的或族群的或性别的观点参与斗争。这些斗争和观点很自然地会折射到经典问题的讨论上面，于是50年代被确立的原有的经典往往被认为是白人男性的或欧洲中心和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已。这就说明了原典就包含了意识形态和原典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产物。像在美国，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性别，用不同的意识形态建构了自己的经典。只有少数超越功利的有魅力的原典保持它的地位，其他经典都被意识形态的力量形塑，有的从经典变为非经典，有的由非经典变为经典。也许我们还是把问题拉回到中国来谈，会使我们感到更亲切。中国古代经典在近代以来遭到质疑、批判、推翻，但在特定的历史下又重新得到再次肯定、推崇的历史，更能看清意识形态如何在树立经典或推翻经典中所起的作用。如，被孔子称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包含巩固西周君主和贵族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内容的。当时的“诗”，特别是各国的国风，其作用是“兴观群怨”，这其中也含有对统治阶级的“怨”，但这种怨常常是“怨而不怒”，所以不但不会伤害贵族的统治，而且起到了“小骂大帮忙”的作用。所以这种歌谣是允许存在的。后来经孔子删改，留下305篇，成为了经典。但在东周，即战国时期，所谓“礼崩乐坏”，除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之外，各诸侯国都不遵守西周时期所定的礼制，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受人们的认同，其经典地位除了在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那里，成为了非经典。例如道家，就反对人为的治理，一切法律、道德、伦理、等级、制度等，都是人为的，所谓“六经”就是人为、人治的代表，是完全没有用的，他们主张“无为而治”，一切顺应自然，所谓“以天合天”，那么社会也就得到治理了。所以在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以六经文本，宣扬他的学说，没有人理他，如丧家之犬。总之，在战国时期，尽管有儒家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六经在多数人那里还是没有成为经典。从西周时期的“六经经典”论到战国时期“六经非经典”论，这是一大变化，这是意识形态变化折射的结果。

到了汉代，出了一个大理论家，这就是董仲舒。他的理论是要为汉代的统治服务的。汉代以武力取得天下，但如何来治理呢？最初曾尝试用黄老的道家思想，但遭遇到许多问题。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这时候董仲舒用阴阳家的思想对儒家的思想进行改造，重新梳理“五经”为经典（因为“乐经”已遗失）。他从这“五经”里面抽取出“三纲”和“五常”的观念，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确立了社会伦理；提出仁、义、理、智、信这五种不变的德行，确立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三纲与五常相配合，社会就可得到有序的发展。三纲、五常来自何处，来自“五经”，“五经”就是经典，就是恒久之至道，就是不刊之鸿论。汉代从此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的意识形态与“五经”就这样完全结合在一起。此后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二千多年之久，其中起起伏伏，“五经”作为经典延续了很长时间，虽然其中五经作为经典的命运也时有起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宋代是儒家学说的发展时期，儒学发展为理学，“五经”这时被扩展为“十三经”。儒家经典的位置更稳定了。为什么更稳定了？因为还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古老的中国发展到近代，内部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国家力量积贫积弱，而西方则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发展起现代工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资源不够，市场不够宽广，急需殖民地，而现代武器在现代工业化中也迅猛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凭着自己的武力在世界上耀武扬威。贫弱的中国屡遭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有志之士反省国家落伍的原因，他们发现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及其经典，以其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死死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于是反传统的思想不胫而走，在向西方寻找先进的思想的同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新思想的视野下，即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儒家思想及其经典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就变为非经典。这是反传统的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发出的声音。“”时期，传统文化被称为“四旧”，更处于被横扫之列。“”后期还有“批林批孔”运动，孔子及其所推崇的经典，更是成为革命的对象、打倒的对象。其批判言辞之激烈，批判手法之粗暴，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意识形态嚣张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虽然人们的关注点转移，但孔子及其经典也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因为那个时代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清算“”，所谓“拨乱反正”，“乱”是“”极“左”之乱，“正”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之“正”。孔子及其经典不在“平反”之列。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到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经济发展起来了，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抬头，道德伦理下滑，社会上流行庸俗、低俗风气，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人们回过头来，瞭望我们的古代，我们在发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同时，也发现了孔子和他的谈话录《论语》，发现了另一个儒家孟子，发现他们所推崇的“六经”，我们从传统文化及其经典中看到了儒雅、人文、仁义、真诚、智慧、友情、自然、纯朴、节俭这一面，我们连忙往回走，力图接近它，这就是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何为国学？有的学者就认为，“国学”就是以“六经”为中心的一套话语。这明显是从反商业主义、反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发出的声音。看来，“五四”反传统和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看似相反，前者是解构，后者是建构，却都反映了时代精神的需要，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经典形塑”与“意识形态”是同时登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以“回归经典”为旨趣教学改革，就不能不从我们今天时代的需要出发，对经典进行必要的选择。就以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和文学理论经典而言，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人文与反人文的成分参杂，既有真、善、美、人文、自然、超脱、高雅的部分，也有假、丑、恶、低俗、庸俗、封建、腐朽的部分，我们搞教改只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精华糟粕不分而一把抓。我一直认为，现代的思想，如真、善、美、自由、平等、博爱这六大观念以及正义、民主、法制、包容等观念与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并非绝对对立。情况常常是这样，现代的思想在古代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它的种子、幼芽或表达，有时是非常好的表达。如“真”，《庄子•渔父》篇有很好的表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普世性的精辟表达。“美”，柳宗元有很精到的表达，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6］，比现代的所谓美在客观、美在主观、美在主客观的统一、美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等说法还要好。我的看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需要，我们所选定的标准可以不同，选择出来的作为古代经典的篇章也不同，所作出的阐释也可不同。这样，我们教学改革中，就可以不断地对“经典”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者作出新的解释。另外，“二手转述”的“概论”、“通史”，就没有意识形态的形塑吗？实际上，只要你一动笔，那意识形态就不找自来。只要检视建国以来所编写的各种“概论”、“通史”，我们就会发现，哪一种概论和通史不是意识形态的凝结？

四、教学改革要从教材编写开始

我们从教学中体会到原典教学的急迫性，但是这种注重经典名篇、原著的教学改革要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实践的结果是要从教材编写开始，因为教材是教学之本。没有合适的教材，教改无从谈起。目前重修教学计划未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可以从自身的教学，开始这种改革的实验。在我的理想中，例如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文学史用二三十个学时讲个概貌就够了，也可以指定一部简单一点的文学史教材让学生自己去阅读，其余时间都要讲经典作品。可以开出诸如“《诗经》研读”、“楚辞研读”、“汉赋研读”、“汉乐府研读”、“史记研读”、“陶渊明诗歌研读”、“二谢诗歌研读”、“李白诗歌研读”、“杜甫诗歌研读”、“白居易诗歌研读”、“韩愈散文研读”、“柳宗元散文研读”、“李商隐诗歌研读”、“欧阳修散文研读”、“苏轼诗词研读”、“柳永词研读”、“李清照研读”……等二三十种课程。重点在阅读和研究作品上面，作品的量要大，研读则要细，也提倡诵读。这种本科毕业出来的中文专业的学生，起码能背几百首古代诗词，一二百篇古代散文。胸中有这些诗词、古文垫底，出口成章，能力自然培养出来了，毕业后走出去从事相关的工作都会得心应手。几年前，作为部级重点学科的北师大文艺学学科和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就教材回归原典达成共识，前数年就开始编写新的“文艺学教材系列”。自从确立“回归原典”的教学思路之后，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用大力气抓教材建设，目前已出版“文艺学教材系列”的教材9部，教师用书1部。我们是如何通过教材的编写来引导学生学习经典的名篇、原著的呢？我们在《文学理论新编》一书有两段话，转引在这里，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教学改革的方向：

以往的文学理论教材往往是观念先行：编写理念既定，也就确立了教材的编写结构框架；然后是分章分节，最终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完成了教材的编写。本教材的编写当然不是不要理念，而是在确立编写理念的同时，更看重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因此，在每一章里，我们首先精选出两篇（第四章为三篇）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大家或作家的文章作为其内容之一，然后，通过对文本的详细注释和“作者简介”、“背景知识”、“文本解读”三个环节，去释放“经典文本”的魅力。由于“经典文本”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发言，而无法完全涵盖某个文学理论的大问题，于是每章中又设计了“相关问题概说”，旨在对某一类问题作出补充性的说明、较系统的阐释。这样，本教材每章均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经典文本阅读；二、相关问题概说。如果说前者是“一斑”，后者则是“全豹”，两者相呼相应，取长补短。于是在编者与作者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构成了一种多层次的“对话”关系。而且如此一来，那种“六经注我”的编写思路也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注六经”式的新思路。我们相信，这样一种编写思路可能更合理，更稳妥，也更符合教学规律。因为对于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与其让他们一开始就接受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有时甚至是教条化了的理论，不如让他们直接面对二、三十篇经典文章更有价值、更有成效。实际上，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思考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案，即是我们的初始动机之一。我们已经开始使用这些教材。教学是有难度的，教师要讲新的内容，学生要读原著，这都不容易。但我们面对困难，没有退缩。师生共同努力，我们愿意在教学改革中走出一条新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