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石油文学文艺观

对于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特质的理解，固然离不开这一地域经济—文化的独特性，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当时我国文坛主流文艺观对其产生的影响。不难理解，作家的创作活动并非是一种封闭的、凝滞的或者是独立自足的行为，而是一种较为开放的、嬗变的与时代文艺潮流不断融合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的主体思想一方面是对新时期之初主流文艺思想的接纳与吸收，另一方面则是对其进行本土化实践的表现。具体来说，极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气质的人道主义话语体系乃是当时思想界与文艺界所探索与实践的核心，而对“人”自身价值的思索则在文艺学领域获得了“本体论”的地位。正如洪子诚先生在论及1980年代文艺思潮时指出:“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进行现实批判，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最主要的‘话语资源’。”［1］回望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不难看出，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那种少数的、直面人性、揭发人较为本质的“存在”状态的篇章。在这部分作品中，文本不再重复建构历史性、阶级性、时代精神乃至大庆精神的神话，而是朝向个体化的人的自身，呈现在我国当时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生存在“油田”这样一个特定空间中的人与自然的或者人文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石油文学的作品文本则在思想上还留有“颂歌”的痕迹，依循“十七年”创作经验的惯性在既定的轨迹下运行。

一、回归社会的渴望:石油人对生存环境的思考

作为工业城市的大庆油田，前身是人烟稀少、水草稠密的一片荒原。1950年代末“松基三井”试喷成功，中央决定开发大庆油田，其指导方针是“边勘探、边开发、边建设”。在这种毫无油田基础设施支撑以及住房、医疗、文教等社会配套体系保障的情况下，来自五湖四海的石油工人走上了一条艰苦而漫长的创业之路。然而，在物质欲望被意识形态所压抑与排斥的那个时代，肉体上的“苦”并不与“难”相互联系，人们在献身革命事业的要求下先验地将享乐主义视为一种精神上的污浊，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公共空间中艰苦生活的背后所隐藏的光荣感可谓昭然若揭。1960年代流行这样一段民谣:“天当房屋地当床，棉衣当被草当墙，五两三餐保会战，为国夺油心欢唱”，后来被作为大庆石油工人“创业”之初的真实写照收入文献资料［2］。这首民谣显然反映出的石油工人安于甚至乐于现状的心理状况，也是不符合所谓“人性”化的生活状态的典型代表。1980年代以后，“新启蒙”思维在一定层面上颠覆了这种意识，一方面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对具体的人来讲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与此同时，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艺作品对人道主义思想的艺术化宣扬与传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的大庆石油文学对于上述观念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思索石油人在荒原中所经历的磨难便是其表现之一。杨利民的短篇小说《灰色的羽毛》是反映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典型，作家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来描述他意识当中石油人的生存状态，在荒原之中的孤独体验，为求解脱而做出的不计代价的努力，以及最终不得不接受的失败结果。一支“常年在野外打井”的井队，完成钻井任务后却被困在“变成一片”的沼泽当中，百无聊赖的钻工们“憋得汗毛直打挺儿”，一个叫庆儿的孱弱钻工为了给室友解闷，冒险往返40里地到附近的村子买酒和烟叶，回来时因被草原的蚊虫叮咬昏死过去，而他的室友却为准备下酒菜而杀死了庆儿豢养的一只孤雁，知道此事后庆儿“把胸脯抓出一条条血道子”，喊叫着“我心里难受啊!让我死，让我死吧……”这是一篇值得花费脑力的小说，表面来看，让庆儿“心里难受”的是孤雁的死，孤雁是庆儿的室友杀死的，不消说，庆儿的痛苦是室友的行为所造成的。但问题是室友杀死孤雁的目的并非为了伤害庆儿，与之相反，在他们眼里搞来酒和烟叶的庆儿简直就是他们的“亲爹活祖宗”，是值得他们“好好地犒劳犒劳”的，杀雁的目的简单而纯粹———做菜下酒。室友们知道那只孤雁是庆儿的“小伙伴，他离不开它”，但在杀雁的过程中他们的意识里却有悖常理地忽略了此事对庆儿造成伤害的可能性，甚至荒唐地设想和庆儿一起以雁肉下酒。问题是，室友们意识当中的“忽略”与“荒唐”的根源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不能以一种常态思维去思考，并作出合乎常理之事。一名室友在接受“审判”时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井队一没活干，我就不知咋好。”事实上，被困在草原上的日子的确“使人寂寞得要发疯了”。不难想象，人的生命过程基本上由社会生活与日常工作两部分组成，而在家庭、爱情等狭义上的社会生活缺失的情况下，人心理的空虚所导致的精神异常现象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庆儿的室友才产生了这样不正常的心理与行为。1980年代的文艺界与思想界，周扬是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阐发者和倡导者。新时期之初，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周扬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本质则是“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3］。结合周扬的观点，我们发现《灰色的羽毛》所呈现的石油人的生存状态却是与上述人道主义相违背的。一方面在小说中人并未得到应得的关心与重视，因为“那有滋有味的秋雨”妨碍了特车队(运输大型机械的专用车辆队伍，笔者注)对设备———也就是钻井所使用的工具的搬迁，结果作为人的钻工只能与设备一起被留在沼泽中，无所事事地“窝在列车房里叫苦”。对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一视同仁，这显然是非人道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人首先是社会的人，而让个别人———如小说中“常年在野外打井”的钻工，置身于群体社会之外，则是另一种非人道主义的表现。以自然环境对人性的压抑的叙写来唤起人道主义精神的回归，正是这篇小说所代表的一部分石油文学对当时文艺思想进行应和的具体体现。

二、异化感受的表露:石油人的主体化诉求

对于石油能源的开采无疑是一种复杂而持久的工业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将不可避免地将本来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环境变更为承载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人文环境。这样的变更行为与我们祖先“逐水草而居”的行为特征有所不同，因为二者的变更目的具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为了求得生存，而前者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资源，并将其运输到其他的人口更为密集的地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大庆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方面自觉接纳了大庆精神，并对之进行艺术化的再现;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作品中却表现出另一种“文学自觉”，一种较为符合人性的“自觉”，即对个体生存状态与社会“全局”之间所存在的难以弥合的裂隙所产生的疑虑。当然，这样的疑虑很少直接地在文本中直接呈现，毕竟大庆精神自形成之日起便是一种被人们所普遍接纳的精神品格，因此作家在处理这种疑虑时，往往通过更高层次的超验性政治话语———如“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道德伦理话语，将其表象性地化解开来。在高文铎的小说《罚电费》中，主人公赵子虚因违反了油田限电条例遭到相关部门的处罚，他先是心有不满，给《人民日报》写信状告油田巧立名目，任意罚款，后又担心这样的“告状”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害怕遭到上级领导的打击报复而忐忑不安。小说结尾处赵接到市政府发给他的“检讨信”，市长表示接受他的批评，这时赵却一改初衷，认为:“当市长也不易呀!国务院哪天不注视着D市的原油产量啊……D市为保年产五千万吨———也就是给国家挑了一半担子———不得不在年末采取节电、限电措施，这是完全必要的。”最终赵子虚认识到，真正该检讨的人其实是自己。表面看来，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群众在领导的感化下提高了自身认识，树立起全局观念的思想转变历程，但依照主人公的思想发展逻辑脉络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开篇赵所面临的矛盾是他与制度———“限电令”的矛盾，之后因为同事的讥笑与挑拨:“这些人纯粹欺负你老实，看你是个白丁!你看哪个市长———不说大的，就算是局长吧———挨罚了?”于是才给《人民日报》写信告状。经此一转，他与制度的矛盾转化为与制度的制定者———高层领导的矛盾，小说中担心报复这一细节正是上述矛盾转化的例证。结尾处市长所做出的以德服人的姿态，既让赵解除了忧虑，又让他进一步产生了惭愧的心理，因此意识到自己才是“该检讨”的人。显然，小说最初的矛盾在结尾时并未得以化解，整个叙事行为成为一个“偷换概念”的过程，事实上，发生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作家无法对小说所涉及的制度———“限电令”做出合理化说明。按照今天的理解，石油开采是为了全体国民更好地生活，而赵子虚也是国民的一分子，从这个角度看，“限电令”表面来看是为国民群体谋求利益，实际上却损害了石油人个体的利益。1980年代的文艺思想中，与人道主义密切联系的还有关于人的“异化”问题。我国学术界对于异化这一概念的关注，源自王若水1979年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文章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描述了作者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解。此后，他又在《谈谈异化问题》一文中对“异化”给出具体的定义:“本来是自己创造的东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发展的后果，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超出了人们的控制，结果反过来支配自己，压制了自己。”［4］不难看出，《罚电费》中赵子虚愤懑的深层次原因便来自于上述理论，即大庆人开采石油，而自己的生活反而受石油所牵制。尽管小说设置了一个赵在市长的感化下“提高觉悟”的完满结局，但这并不能弥补上述叙事中的裂隙。很难判断作家高文铎在写作过程中存在着什么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小说是1980年代石油文学中为数不多的绕开意识形态中“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将人作为“主体”加以表现的文本个案。

三、疏离人道主义:石油文学创作主流的选择方向

尽管我们从上述文本中看到了石油人与自然的或者人文的环境之间所具有的难以化解的矛盾，看到了当时主流文艺思想———人道主义在石油文学中留下的痕迹，也看到了大庆作家文艺观的“改革开放”的可能性，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部分文本仅仅是当时大庆文学园地的“少数派”，与其整体相比较而言这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大庆文学的“总体特征始终延续着‘十七年’的文学传统”［5］。回顾国内文坛1980年代的创作情况，不难发现大庆石油文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当全国各地的作家纷纷选择通过转变文艺观念的方式谋求“进化”的时刻，绝大部分大庆作家却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固守自己原来的创作轨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依然是他们创作时所凭借的主要思想资源，而在“十七年”主导整个文坛的文艺观———“文学为政治服务”，则演化为“文学为生产服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学为生产服务”这个命题不能解释成文学为生产“我的”或“大庆人的”石油服务，而是要解释为文学为生产“国家的”石油服务，生产目的的不同决定了石油文学的主流依旧在文学—政治一体化的思维模式下运行，不过披上了一件较为本土化的外衣。生产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这样的理念在石油文学作品中被反复加以表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铁人传》的作者孙宝范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一灯油》。小说讲述的是大庆会战初期，一支钻井队在铁人王进喜的带领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人拉肩扛”的方式完成生产任务的故事。其中的一个关于以同志“两论”为依据解决现实困难的情节很有深意。在一次讨论会上，指导员提出:“现在困难很大，矛盾不少。我们要按照‘两论’的观点来找找主要矛盾。”一名支委认为“主要矛盾是人困马乏”，其原因是“工人人拉肩扛地搬运和安装”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的机器设备，“工人们的肩膀都肿得老高，很多人磨破了流出了血”。对此王进喜则认为:“什么是主要矛盾，我看国家缺油是主要矛盾;什么困难最大，人民没油用困难最大。”此后，作家又在小说中让王进喜说出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我想好了，宁可少活20年，拼了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力求通过文学话语对忘我拼搏的铁人精神进行展现与诠释，并将这一精神与“两论”理论相结合，为其寻求理论依据。具体来看，那名支委与王进喜分析问题所采用的方法论是同一的，即同志“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论述，而二者的分歧在于，前者区分主次的出发点是个体，即钻井工人“人困马乏”，后者则着眼于整体———国家、人民。正是基于这样的差别，二者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支委希望等设备，而王进喜则提出靠人力。按照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理论，任何一个人都是最可宝贵的，而如此一来，小说的主题，包括“宁可少活20年，拼了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句话便让小说思想主旨与人道主义分道扬镳。事实上，当时的文学创作对人道主义的疏离自有其观念上以及理论上的依据。一方面，自1960年代中期起大庆人的生产劳动始终以“榜样”、“楷模”的姿态面世，这无疑会对本土作家起到一种心理暗示作用，并进而演化出一种宗教式的自我奉献或者自我牺牲情结。另一方面，“两论起家”的历史背景致使大部分大庆作家的理论储备都源于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人道主义并非一切价值判断的基础。

1980年代的大庆油田作家对当时文艺观的主导———人道主义所持的不同态度，暗含着当时整个文坛面对社会变革的两种选择，坚守或是图变求新，前者以高扬革命理想主义大旗的张炜为代表，后者则包含了戴厚英、宗璞、王蒙以及在此期间风起云涌的各个创作潮流。值得注意的是，石油文学的“主流”恰恰是整个中国文坛新陈代谢过程中最后的坚守力量。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大庆本身远离较为开放的沿海乃至中原内陆相关，更与大庆尚未实现“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关系密切，而这样的问题，将是我们今后所要讨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