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传统德育教育优化现代德育理论

德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杠杆之一，自人类摆脱野蛮、进入文明之日起，就有了德育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德育历史尤其悠久。据史书记载，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轩辕黄帝时代，就有了“修德振兵”（《史记·五帝本纪》）之举，表明从那时起，就已出现德育现象。后来到了尧舜时期，已有了孝父母、友兄弟的道德观念，并且舜曾“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旨在改变“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的结局。这说明在舜时，道德教育已成为社会管理者的自觉行为。此后，薪火相传，代代相继，不断将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德育理论推向前进，使中华民族成为富有道德内涵的伟大民族，早在古代就被外民族誉为“礼义之邦”，留下了无比丰厚的德育产。发掘、总结、提炼、继承这批遗产，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是当代德育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激励下，近年来许多学人，特别是一些生气勃勃的青年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德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果。崔华前同志这部《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研究》书稿，就是其中之一。我有幸最早读到这部书稿，感受良多。

书稿把“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先秦诸子是在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的熔炉中锻炼出来的。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各家学者，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在学术上展开论辩，彼此交锋，是此而非彼，竞相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表现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对立倾向。在德育理论和方法方面，各家各派也都有自己的理论创造。他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各种不同的德育学说交相辉映，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德育学术盛况的壮丽图景。

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学术背景，要对先秦诸子德育方法作开创性的、系统性的总结，其难度确实非同寻常。令人高兴的是，作者没有向困难低头。他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比较研究法和历史文献考察法等现代科研方法，在深入揭示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理论基础之后，对先秦诸子的德育方法学说，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索。书稿所展示的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体系，其概念之清晰，内容之宏富，脉络之分明，观点之新颖，都显示出自己的特有优势，给人以许多智慧的启迪，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一、概念清晰

例如，关于“德育方法”的概念，作者先把“德育”释为“思想道德教育”，然后进一步指出：“德育方法，就是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指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是沟通德育主客体的中介或桥梁。”这个概括，内容完整而清晰，它不仅厘清了现代意义上的“德育”概念，而且把“德育方法”概括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并对其具体内涵作了完整归纳，给人以概念清晰之感。

长期以来，一些人从广义的角度，把“德育”解释为“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合成体。这是值得推敲的。“德育”一语，确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说，德育即指品德教育或道德教育；从广义上说，“德育”指的是关于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若从广义角度把“德育”概括为“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合成体，则必然导致概念上的重叠或出现“屋上架屋”的弊病。我们知道，“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都各有特定内涵，简单地将之相加，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我们所说的“思想教育”，指的是关于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思想观念”所涉内涵很宽，它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等一系列关于思想方面的观念。因此，所谓“思想教育”，指的是以上述一系列观念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我们所常说的“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等，都含纳于思想教育之中，或者说都是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则指的是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等等。思想教育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相比，属于高一层次的概念，绝不可与后二者平列看待。

若把“思想教育”看作与“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平列的东西，并简单将它们相加起来构成“德育”概念，其结果必然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似乎“思想教育”中，没有“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而“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似乎又不属于思想教育。这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其失误的根源，在于概念不清。本书将“德育”定位于“思想道德教育”，无疑是正确的作法，值得大加肯定。

二、内容宏富

本书旨在揭示我国先秦时期儒、墨、道、法四大学派中的著名思想家的德育方法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对儒家学派中的孔丘、孟轲、荀况，墨家学派中的墨翟及其后学，道家学派中的老聃、庄周及稷下道家学者，法家学派中的商鞅、韩非及齐法家学者等人的德育方法思想，进行系统论述。其所涉学者之众、内容层面之宽，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思想提炼方面，书稿既有宏观的概括，更有微观的剖析。

例如，它在分析先秦诸子关于“身教示范方法”的思想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分别论析了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思想、孟子的“教者必以正”的思想、荀子的“师以身为正仪”的思想、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身体力行思想、老庄的“行不言之教思想”、商鞅的“官无邪则民不敖”的思想、韩非的“不以言谈教”思想，以及齐法家的“明正以治国”思想，等等。这些论析，既说明先秦诸子对“身教示范”德育方法的普遍关注，又说明他们从不同视角对“身教示范”德育方法，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创造。一部专著，把问题的研究置于如此广博的层面，并将之引向微观作深入的探讨，这不仅反映了作者扎实的专业功底，更反映了作者不懈追求的理论勇气。

它使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生动而具体，细腻而周密，给读者以内容宏富的深切感受。

三、脉络分明

书稿所要集中阐释的，是先秦诸子关于德育方法的系统思想。这是一个涉及面宽、包容量大、需要回答很多问题的研究课题。如何才能抓住要领、突出重点呢？作者别出心裁，将先秦诸子的德育方法思想，分为三大类：一为关于教育者施教的方法思想，二为关于受教育者自我教育方法的思想，三为关于实施德育评估的方法思想，等等。全书关于先秦诸子德育方法的思想体系，正是由这三个方面扩展开去，并最终建构起来的。

例如，围绕“关于教育者施教的方法思想”，书稿揭示了“因材施教法”、“身教示范法”、“教学相长法”、“平等育人法”、“情感交流法”、“循序渐进法”、“启示引导法”、“环境陶冶法”等八种关于教育者施教的方法思想；围绕“受教育者自我教育方法的思想”，书稿又揭示了“知荣明耻法”、“自我反省法”、“克己慎独法”、“忠恕一贯法”、“改过迁善法”、“防微杜渐法”、“躬行践履法”、“益志养气法”等八种关于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方法思想。此外，围绕“关于实施德育评估方法的思想”，书稿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基本方法、原则。这样，全书沿着以上三条粗线深入下去，层层剖析，步步发掘，揭示了先秦诸子关于德育方法的思想共达150余种之多。这么多方法，用三条线索将之串连起来，可谓脉络分明，条理谨严，既突出了重点，又照应了全面，确有裁剪得体之功效。

四、思想新颖

一部专著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有明晰的概念、丰富的内容、严谨的逻辑，更取决于它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创新是一切理论研究的灵魂，是一部专著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本书稿的可贵之处，就是作者在探讨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的过程中，勇于阐发自己的独得之见。例如，书稿在探讨《先秦诸子德育方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节中，抓往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即天人观、人性论、发展观），进行自己的理论思考，认为先秦诸子关于德育方法的思想，都是与他们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看法相关联。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认识。“天人观、人性论、发展观”（以下简称“三观”），均属于世界观范畴。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正是基于这一见解，书稿具体回答了先秦诸子所持的“三观”如何决定了他们相应的方法论。以“人性论”为例，书稿把先秦诸子的人性理论，分为“性习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自然论”、“性利己论”等七种形态，在此基础上，再进而说明这些人性之论如何决定了相应的方法论，如：孔子的“性习论”，决定了他重视后天学习、提倡“择友择处”、突出养成教育的德育方法；孟子的“性善论”，决定了他在德育方法方面，重视“反省内求”、“存心养性”、“平等育人”等方法；荀子的“性恶论”，决定了他重视“积善成德”、“环境育人”以及“待师法而正”的德育方法等等。这就从本质上阐明了先秦诸子德育方法各具特色的思想的缘由。其所论，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既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又阐发了自己的独到认识，给人以勇于探索和观念新颖的深切感受。

本书的创新特色，不仅在于作者在书中阐发了自己的独得之见，更在于它从总体上对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作了系统性总结，这是一项披荆斩棘、开拓荒野的具有探索意义的学术研究活动。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人们害怕被载上“钻故纸堆”、“拾封建余唾”的帽子，以致不敢接触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德育遗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文化的价值特别是传统道德的价值，已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伟大战略任务。正是在改革开放的适宜条件下，对于传统德育遗产的发掘与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近年来，先后有一系列研究传统道德或传统德育的新著问世，如，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含多传本与单行本两种本子）、陈谷嘉主编的《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研究》、江万秀等著《中国德育思想史》、罗炽主编的《中国德育思想史纲》以及拙著《儒家德育学说论纲》等等，都是研究传统德育理论的新著。然而，这些著作多偏于德育理论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传统德育方法则涉及较为有限。

摆在书案上的这部《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研究》，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第一部研究传统德育方法的新著，尽管它所涉及的历史仅限于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阶段，但它的问世，却打破了过去关于传统德育方法的专门研究长期处于“0”的状况。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填空补白意义的难能可贵的探索！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一”的起点，我相信随着传统德育研究的深入，我国学界以后将会有更新、更多、更高水平的传统德育方法研究新成果涌现出来！这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一社会发展规律所使然，余将乐观其成！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拓荒性的著作，本书稿不可能十全十美，它不可避免地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例如，本书以《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研究》为题，但在《导论》中，却对先秦诸子所处的百家争鸣历史环境、诸子所依各家各派的基本学术宗旨，以及诸子中各位学者的生平传记，均未能作出较为详尽的交待。

这就给不熟悉先秦文化史的读者带来了诸多不便。虽存在这一缺陷，但瑕不掩瑜，它不妨碍本书仍是一本好书，而且其存在的问题，也是不难改正的。如同初生的小天鹅难免有其“丑”的一面，但终会最后完善自我、飞向天空一样。崔华前同志的硕士阶段，专攻中国哲学史专业；考取博士生后，又把中国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思想道德建设，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努力拼搏，不懈追求。

他的博士论文曾得到校内外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这部书稿，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在送出版社之前，他邀我为之作“序”。作为他的导师，我欣然应允，并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感到由衷欣慰。希望华前同志再接再厉，在学术探求的道路上永不自满，并立志为当代中国的德育理论建设不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