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中的人性化理念论文

摘要：本文探讨了心理咨询中人性观的概念，进而提出咨询理论与技术的应用应该具有一种折衷主义的态度，同时从这种态度出发，分析了五种主流咨询理论折衷主义应用的可能。

关键词：心理咨询；人性观；折衷主义

一、咨询者的人性观是对来访者的人性观照

人性观就是对人性的认识，在心理咨询中，就是对遭遇心理与行为方面问题的潜在来访者的心理与行为以及它们存在于其中的人文环境、二者的相互作用的考察，其结论是对人的性质的抽象。从传统上说，人性观抽象可以以纯粹的方式比较人与动物的不同，尤其是人对动物界、自然界的超越属性；也可以以社会现实的方式用善恶进行总结；还可以以推断行为因果和人性本身的条件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一种方式并不能引出对“病人”和正常人的区分，故本文中未有涉及；第三种方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科学实证的领域，本文中或有涉及，但不应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只是作为论述的材料；本文使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即使用含有价值标准的人性抽象作为对人性观概念的外延的界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知道，这种抽象既可以以抽象的价值为评价标准，也可以以对社会的适应为评价标准，后者在其本质上是以主流文化的价值信念为标准的间接评价。由于适应概念显然具有更为广义的范畴，也较为切合心理咨询的实际，因而本文中使用适应的标准即以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间接评价的标准。鉴于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并不能很现实地从文献中检索出来，所以在讨论时，实际上是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观点，即是否影响了社会功能的实现和是否造成了主观上的痛苦。对于一些案例而言，两者是同时出现的。由于这些影响和痛苦都还不具有操作定义的条件，但都具有可识别的表现，因而这种评价实际上暗示了对更为广泛的人群的推广。

人性观与心理咨询的理论、技术相辅相成，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之一和咨询的方面而存在于咨询工作中。在咨询师分析来访者的问题性质的时候，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态度。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传统即“主流”心理学的传统主要地针对问题发生在来访者身上的原因、形式和变化的可能：社会标签论代表了在实践中看来不很现实的另一种态度，即研究什么使得在来访者身上发生了问题，力图从来访者的环境的方面，主要是并不完善的现实社会方面出发考虑问题。还有第三种态度，即考察环境与人的交互作用方式，虽然在社区心理学里面有从环境着眼的可能，但无论完形理论或交互作用理论更关心的还是前来咨询的来访者对改变自身的问题所做的努力，因而与主流心理学的传统殊途而同归。第一种态度也较为现实可靠：来到咨询室寻求帮助本身表现出改变现实遭遇的愿望，即我们常说的痛苦背后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可以作为来访者内在冲突中的主要方面加以把握。

我们把操作主义、经典的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作为三种典型的理论模式加以考察，同时认为其他理论形态可以看作这三种理论的变式或中间状态。在这三种理论中，人性观的矛盾十分的明显，操作主义以咨询者为主导的力量，从实验室中获得技术的支持，而视来访者为被动；精神分析以为非理性决定人，决定人性，而以某种特定的结构解释心理和行为；人本主义希望在咨询室中令来访者发现自身的价值和潜力，并且在多次的来访中巩固这些发现的生态学效度。虽然我们在直觉上感到折衷主义的合理性，而且也确实注意到了不同理论技术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作为一般咨询者，比如学校的专兼职心理咨询教师，又不可能以特殊治疗立场自居，而拒绝禁忌症学生的求助，这时，与人性观冲突纠缠在一起的各种方法、技术之间的冲突，便突出地令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在理论和应用上寻求突破，最终形成一种有价值观的折衷主义模型。这样说是因为咨询者作为普通人不能具有矛盾的价值观，否则，或者使用一种并不相信其理论的技术而隐含着对来访者的欺骗暗示，或者使用多种技术带来的各种价值观冲突作用于咨询者观念深层的问题，或者，第三种可能是认识到并没有必然的冲突或者冲突可以现实地加以解决。方法任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看起来已经充分地把握住了最为有效的第三条途径。而且在一次调查中，美国咨询师倾向方法任选的人数比例超过了占主流的其他四种理论即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合理情绪和人本主义的特殊咨询师的人数比例之总和。就我所了解的有限的材料来说，这种现象在理论上仍然是个谜：如何能折衷主义地使用各种技术而不为它们之间的冲突所左右呢？

一把锤子可以砸钉子，一支钢笔可以写字，钢笔和锤子并不冲突，但一旦用钢笔砸钉子或者用锤子写字就遇到了冲突，但用钢笔和用油笔在写字上却不发生冲突。工具的冲突发生在工具先验占有的目的上，几种典型的理论都假定了自己的治疗观和方向，也就先验占有了特殊的目的。但对于我们这些最一般的实践者来说，却只有一个目的即改善来访者的人性状况，或者说，免除他的痛苦，恢复他的功能，包括祛除他的多余反应——如果他需要的话。

这样我们就从方法的冲突而转移到了价值观、人性观或称咨询理念的冲突上，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自身的咨询理念：作为折衷主义方法的前提，这种咨询理念存在的唯一合理性就是平等地承认各种咨询理念的合理性。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和各种具体的理论必然有着冲突，因为它承认了冲突的双方，所以冲突双方就要同时反对它；而作为一种支配技术的理论，它却必须同等地判定不同的技术所具有的先验的合理性。

这样我们就到了咨询观念的构成上，它首先必须是描述性的，涉及解释以上包括预测和控制的都应该留给实证，虽然临床本身就是实证的一种方式，但理念的内容过于间接，如果可能，当然希望把它从实证的解释循环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用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描述方式陈述我们的咨询理念，而且描述一旦遇到与其他观点的冲突，只要冲突合乎逻辑地存在，需要改变的总是这种描述本身。就象我们已经做的那样，把我们和来访者共同遇到的问题定义为“社会功能的缺失和主观的痛苦”，若两者共存于一个案例中或在一个案例中只存在其中一个，都是合理的，但若有一个案例中两个都不存在，描述就需要加以改变。所以我们把目的定义为“免除他的痛苦、恢复他的功能，也包括祛除他的多余反应——如果他需要的话”，其中第三个内容是据行为主义加上去的，加上它可以避免关于痛苦的无效的争论，于是就加上它。

可能这意味着科学上的“耍滑头”。如果折衷主义和实用主义是滑头的话，人性观的超越本质上就是在“耍滑头”。因为它试图避免实际上是价值观各执一辞的无结果的争论，从而获得使用每一种技术的许可。但也因此，它就不能回避它如何处理价值观的根本问题。

二、折衷主义的理论探讨

折衷主义模型的这种形式的前提假设是：主流文化形成了符合它的要求的多数人的价值观。多数指正态曲线上的大数，它的边界概率需要从实际的调查统计中得到，但作为一个假设，它不为目前心理测量学的落后所导致的各种现象负责，换句话说，象很多理论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象主流文化这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所暗示的那样，虽然我们可以试图小心地在定义文化时摆脱价值观的内容，但仍然不可能避免我们所说的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相互循环论证的可能，而且在对革命和变革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它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何者在先”的问题在概念上有一团尚待澄清的云雾。但是即使到了那里，也还不会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问题发生必然的冲突，因为这团云雾只是概念上的。当然，那也超过了本文的概念限制。

主流文化培育了多数人合乎要求的价值观，但不是全部的人，也不是人的全部的价值观，因而可能有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情形，但就全部的来访者而言，也并不必然是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价值观与主流文化相冲突和使自己的行为适合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的概念：前一种概念将着眼点放在价值观上，后一种概念将着眼点放在行为模式方面，在二者相互交叉的部分，二者必然地发生冲突。但冲突并不是必然地要受到我们的重视：在这个区域的两个方向之间，我们选择现实的方法任选，即行为主义拿来对付独特的行为模式，独特的行为模式如果并不必然多余则选择另一个方向：精神分析传统及其延伸的存在主义传统或人本主义传统，也许正是在存在——人本主义的作用下，才出现了行为主义与其他两个学派之间的理论形式：合理情绪疗法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或者说行为主义的方式，处理着来访者的价值观冲突。

这样，我们在价值冲突的层次区分开行为主义和其他，而区分的手段是独特行为模式的多余化，当然，象我们说过的那样，作为一种对理论本身的描述，可能会从心理学史中吸取很多可以利用的观点来丰富它，也可能会从实践和理论的争论中吸取很多可以接受的观点来完善它。

价值冲突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是超我与本我的冲突，而在人本主义那是似乎是人潜在的价值、能力与实际的认识之间的冲突，虽然人本主义在其历史源流上与经典的精神分析存在着某种关联，但考虑到精神分析运动中有名的两次分裂和现实中发展起来的理论之间概念的不可通约性，我们只能使用一个方面的术语，来描述冲突即必须加以区分的对象，作为一种平衡，却必须使用另一个方面的思想作为判别冲突的标准。也就是说既然形式上同时使用两方面的标准是不可能的，而单独使用任何一方面的标准都将陷入一个逻辑上的陷阱；若将两方面的标准统一起来一方面可能导致第三种观点的出现——那是我们要刻意地避免的，另一方面可能陷入自身的逻辑陷阱而隐藏了冲突，所以我们两次均衡地使用两方面的标准来达到我们折衷的目的，第一次是把现象区分成两方面考察的结果，第二次对双方冲突的区域作出实际的判断。在这里，弗洛伊德的术语的规范性令我们不得不投入一次神秘的超我之中：弗洛伊德对歇欺底里的症状和机制的分析至少在少女杜拉身上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的奇迹，而这种奇迹在行为主义或人本主义那里大概要谦让给红十字下的化合物和手术刀。“超我”与“本我”的冲突在每个人的自我结构中都是存在着的，但若要使这种冲突有效地意识到，精神分析的催眠术和极富震撼力的乱伦情结即使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十分便利的。另一方面，当来访者已经明确冲突的状况，那么根据矛盾律，应该是来访者内在的希望在咨询者的帮助下战胜痛苦。而试图向一个人灌输一种他不敢相信的事实——三岁的时候在思想上强奸了自己的母亲——如果不是徒惹讨厌的，那也将旷日持久。内在的希望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潜力与价值向现实提出的要求。

在我们违背原则地冒险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主旨上来：当我们的来访者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价值观念冲突的事实不能清晰地描述和分析的时候，必须用重炮打开他现实的视野；而当来访者自身的冲突表面化到势均力敌的时候，则只须为他的希望助一臂之力，也就是说我们在价值冲突的意识水平上区分两个立场：

是意识还是无意识在起着主导的作用？人的潜能和价值向现实的要求即希望已经获得了多大程度的实现？

在意识比较充分地把握了自己的冲突而希望还只是萌芽的种子那样弱小，笔者们建议使用理性情绪方法，即第四种主流的理论方法。

总结起来说，我们试图分析如下立场和有效性：

（A）多余行为模式；（B）潜意识的冲突；（C）情绪化的冲突；（D）盲目自由的人。

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C和D之间的矛盾性质，也就是B和C相互冲突而同时被放弃的领域。合理情绪疗法象他的名称所指代的那样，把理性作为刺透非理性黑暗的一把利剑，在艾伯·艾利斯的手中有力地挥舞着。实际上这种方法在我们的实践中适合很多来访的学生，他们并非失去了希望，只是笼罩在他们的思维上面的，只有情绪世界的凄惨和黑暗，也就是说，合理情绪疗法一方面补救了在使分析者的神秘迷宫化为虚幻的充分意识领域中的精神分析，另一方面则谢绝了在使咨询者的大慈大悲成为空想的非理性情绪领域中的人本主义；后者在这时显然在使用着探询之类的违反罗杰斯原则的术语，就象前者在丢掉了催眠术之后的漫长等待一样。

实践与理论同时的成长使我们对于边界的分析可能没有穷尽的时候。事实上在掌握了自己的意识的人本主义的领域的边缘，有着一大群反复地认识着同一件“真理”的“蠢人”们，这群既不表现出非理性情绪从而可以使他向上一个层次跃迁，也不表现出多余行为或潜意识冲突而压抑或躯体化的人，在巨大和多样的未来可能性面前茫然若失，咨询师很可能会一改往日的慈眉善目而大声（或小声）地呵斥他意志力的不足，然而在交互作用或完形主义的治疗室里，他们却如鱼得水地学会了本来不足的行为模式：不足的行为模式一方面解放了自由中盲目的空谈者，另一方面则与行为主义多余的行为模式一较短长。从而我们在数字5中发现了一个完满的圆。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圆中看到：虽然理性情绪和交互作用似乎是作为填空补缺而出现在我们的折衷主义大拼盘上面，但只要我们从一开始使用了另一组分析对象，比如，行为主义和合理的情绪，我们便完全可以改写我们的分析而结论却是一样。当然，它必须时刻注意到自己的折衷性质即向其他理论和观点的开放性质，却拒绝任何一种绝对化的原则。公务员之家

三、从情绪出发的人性观照

在实践中发现五种主流的疗法与情绪表征之间具有某种可能的关系，作为必然要受到科学批判的一种理论认识，笔者将它们简单地附述于后。

“行为主义的”各种情绪源于某种多余的通常是刻板的反应模式；而不是相反。

“精神分析的”各种情绪首先表现为压抑、抑郁、沉默、悲观、意识保存完整的逻辑性。

“理性情绪的”各种情绪正如艾伯·艾利斯所指出的那样，透露着糟糕至极的判断。

“人本主义的”各种情绪变异度很大；而且也不稳定，但空虚和无聊较常见。

“交互作用的”各种情绪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自卑，是现实的逃避人际环境之后的省思。

对于咨询者而言，来访者首先表现出来的可能不是清晰的“问题”，而是可以经验地加以识别的各种情绪，所以对人性的判断，也许应该现实地从来访者的情绪开始。而人性观的概念，在外延上应该现实地容纳来访者的全部自我表现，人性观的抽象层次，在心理咨询中不取决于理论的“正确”而取决于方法的实用。

须要说明的是，即便我们在理论上做了尽可能充分的分析，最终检验和发展理论的，只能是实践和实验，也就是说，从人性观概念出发的折衷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咨询理论，不如说是对咨询理论应用条件的完全接受而把检验留给实践的一种标榜客观的对咨询理论的态度。

参考文献：

[1]林孟平：辅导与心理治疗[M].香港：商务印书馆，1988.79-81.

[2]郭念锋.临床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352-356.

[3]许又新.神经症[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