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中理性及其价值追求

[摘要]理性是一切合理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合理的政治、法律秩序得以确立的最终源泉。理性推动着民法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着一个自由式市民社会的成型和发展。从民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理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分析认为，民法中的理性可分为国家理性、社会理性和公民理性。理性在民法中的价值追求可归纳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对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以及对人文的关怀。

[关键词]民法；理性；价值追求；民法总则

一、理性在民法中的作用及价值追求

（一）理性在民法中的作用

民法由罗马法中的市民法发展而来，世界各国的民事立法不同程度地受到罗马法的影响。由于我国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没有民法观念据以生长的土壤，因而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即没有单独的民事立法，一般的民事关系主要由习惯法调整。直至清末进行法制改革，现代意义上的民法才得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法是法律体系中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其作用在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从民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理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可分为国家理性、社会理性和公民理性。从国家理性来看，民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从世界历史来看，制定者是君主制国家的皇帝，或者是资本制国家的立法机关，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机关。但不论上述哪一种情形，民法的制定和实施均体现制定者的理性，而制定者代表着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维持国家的良好运转，为了确认、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秩序，因此民法的制定从根本来说体现着国家理性。

从社会理性来看，法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即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法律的制定方向提供基础和依据。面对纷繁的社会关系，需要以理性的方式加以作用和规范，运用逻辑推导的范式加以调整。故民法的制定和实施是对当前社会经济的反映，并对社会的交往秩序加以调整，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社会主体以规范的民事行为进行交易和往来，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不断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经过一般抽象化和立法技术，最终导致民法的补充、修改和废止，体现了社会理性对民法的作用。从公民理性来看，公民的理性行为产生习惯，习惯经过长期的发展以及国家的认可成为习惯法或者成文法。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公民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及法律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具体到民法领域，民法的制定和运行离不开公民民法观念的形成，如个人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观念的形成和认同。同时，民法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内容，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体现了对公民理性活动的反映。

（二）理性在民法中的价值追求

理性是基于现有的理论，通过合理的逻辑推导得到确定的结果。理性对于民法的制定和实施、社会交往秩序的维护以及公民民法观念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民法中的理性精神表现于外，体现为一定的价值追求和社会效果，可归纳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对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对人文的关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是私人自由活动的方式，是为了实现普遍的公共利益。理性作用于民法的重大意义之一，即是限定国家权力的界限，维护私人的权利与自由，保障公民的人权。民法是私法，以平等关系为基础，规定私人间或私团体间的相互关系，理性作用于民法的另一个价值追求即是规范现代市场经济活动。除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理性的作用得到进一步显现，体现为对人文关怀的本位回归，即从“财产法”向“人法”的转变。

二、民法的理性在公民人权保障上的具体体现

（一）对公民人格权的保障

理性作用于民法的价值追求之一是对公民人权的保障，人权即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世界各国的民事立法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我国的民事立法条文亦体现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如我国《民法总则》第109条是对一般人格权的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一般人格权保护是现代私法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一项绝对权利，对人格的保护成为衡量一国民法先进与否的标志。《民法总则》通过一般人格权规范，使对人格的全面保护成为我国民法体系中的固有组成部分，赋予人格利益受私法保护的效果。《民法总则》第110条是对特别人格权的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

（二）对被监护人自我决定权的保障

从被监护人的权利保护来说，亦体现了民法理性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如《民法总则》第31条第2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以及第35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些规定一方面表明监护的本质为职责而非权利，另一方面体现了对公民人权的重要保护。既顺应了国际人权保护运动的潮流，又将被监护人的保护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

（三）诉讼时效制度的软化

从诉讼时效制度的条文设计来说，体现了对弱势一方的人权保护。如《民法总则》第19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终止之日起计算。”该规定防止其在行使诉讼权利时效期间受到其法定人的限制，最大限度保护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有学者认为该条款亦有促成家庭和睦相处、避免破坏相互信赖的意义。被监护人行使其权利，尚需诉讼能力和足够的心理准备时间，以更为有效地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该法第191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这对于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进行了人性化规定，当幼女受到性侵害时，她很可能并不具备进行诉讼的民事行为能力，因此不得使她在受到侵害起三年后丧失诉权，这样的规定符合常理，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三、民法的理性在规范经济活动上的具体体现

（一）对平等竞争市场环境的维护

理性作用于民法的价值追求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经济活动的规范，对民事主体平等地位的保护，对平等竞争环境的维持。我国《民法总则》第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确立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本条认可了民事主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民事权利和合法利益能够被法律所保障，这是市场经济中激励机制的源泉，故本条有构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意义。《民法总则》第9条确立了“绿色原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本条回应了社会的重大需求，为我国民法的体制限制原则添加了新的内容。《民法总则》第11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旨在明确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它是平等原则在民事财产权利制度中的具体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市场主体都在统一的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应当遵守相同的规则，享有与这个地位相一致的权利和义务。

（二）对法人结构的规范

理性推动民法的发展，使其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顺应民事活动的现实需求。如《民法总则》在法人的分类上，采用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的分类方式，这样的分类有利于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加强对法人组织的引导和规范，促进社会的治理和创新。《民法总则》第102条至第106条确立了非法人组织的地位，将各种社会组织囊括进来，让各类组织在民法上拥有合法地位。将非法人组织独立作为一类主体，顺应了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法律简化程序和减少繁杂费用，使人们参加市场竞争更加便捷并减少成本，从而创设了多种社会组织体，另一方面，需要将这种组织与法人区分开，这就体现在责任承担上，故可以从承担民事责任上，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予以区别，作为分类标准。

四、民法的理性在人文关怀上的具体体现

（一）对见义勇为的鼓励

理性作用于民法的价值追求还表现在对人文关怀的回归。人文关怀是对现实的人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生存与发展的深切关怀，具体反映在人的尊严与自由的保障。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民法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因此在民事立法条文中体现了对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如《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倡导和保护，对维护社会和谐、增强社会个体间的黏合程度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对英烈精神的坚守

《民法总则》第185条是对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保护：“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是民族和国家自豪感的重要来源。本条体现了对人文精神的关怀，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本条的规范意旨还在于回击种种试图瓦解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言论。世界各国都通过对英雄权益的保护及英雄形象的宣传，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凝聚力，为国强民富提供精神动力。如美国的《尊重美国阵亡英雄法案》中规定：“在葬礼举行前后一小时内，禁止在国家公墓管理局管理的任何墓地入口90米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违反者处以10万美元罚款和一年监禁。”

（三）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民法理性对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还体现在对弱者的保护上，通过国家强制力介入经济生活，对“契约自由”“私法自治”以及“责任自负”等传统民法原则进行干预甚至排除，确保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如《合同法》中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格式条款的合同制度，《继承法》第19条规定的“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五、结语

理性对民法的发展以及对公民民法思维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我国今后的民法立法应继续以保护公民人权、规范市场经济活动、对人文精神的关怀作为发展方向，将理性思维运用到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过程当中，促进逻辑理性和法治规则的统筹和谐，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发展。

注释

①梁慧星.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17：1。

②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2。

③戴晟.人文关怀：中国民法应然的价值追求[J].法制与经济，2016（06）。

④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附理由?总则编[M].法律出版社，2004：29。

⑤龙卫球.民法总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637。

作者:王成璋 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