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发展探析

“金融排除”（financialexclusion），表现为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沙漠化”，强调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服务或产品的缺乏拥有或未能接触。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双重正外部效应、产品是准公共物品、风险不易分散的特征，使得其金融排除表征明显。因此，以金融排除的视角，运用其分析框架来寻求解决我国，特别是重庆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的问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一、重庆市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

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重庆地区，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重庆市早于2008年就在渝北、合川、黔江、忠县等传统农业县开展了农业保险的试点，截止2013年，全市共有58家县域保险中心支公司、299家支公司、14家营业部、479家营销服务部，占市保险分支机构总数的79%，截至2014年，全市已开办农业保险险种24个，保险保障金额74.3亿元，保费收入5472万元，政府补贴金额4441.45万元。2007—2013年，农业保险累计提供保额726.2亿元，累计赔付资金5.26亿元。生猪、能繁母猪、奶牛、柑橘和森林产业，已呈现规模效应，运作也趋于成熟，农业保险总体简单赔付率达75.62%，农业保险密度4.87元/人，农业保险深度0.00098，参与农业保险试点的公司由最初的人保财险、中华联合2家增加到包括安诚、天安在内的9家，其中人保财险1家公司就建立“三农”营销服务部105个，选聘农村协保员1千多名，初步建立了覆盖区县、镇乡和村组的三级保险服务网络，实现政策性、商业性农业保险同步发展。然而，自然灾害频繁使得重庆地区出现了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负担沉重、保险产品种类稀缺、农业保险道德风险严重、农业保险保费高等诸多问题，出现了农业保险“供需双冷”的尴尬局面。为缓解这个矛盾，本文从农户入手，借鉴金融排除的分析框架，深入探究重庆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

二、重庆农户农业保险购买行为的调查与分析

笔者就农户的风险情况、农户对农业保险认识和消费情况等层面对重庆市传统农业县进行了抽样调查。

1.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以及风险补偿的途径。农户认为最主要的可保风险不是自然风险，而是疾病医疗，在“自然灾害程度”上，重庆农户面临的主要农业风险依次为暴雨洪涝、地质灾害、干旱和病虫草鼠害，且呈现出普遍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在调查中，59.09%的农民在损失发生后首先选择依靠自己的积累及亲朋好友的接济；而依靠政府救助和集体帮助的分别为20.13%和16.23%；仅有7人选择依靠农业保险补偿损失和恢复生产，占4.55%。可见，农业保险不是农民灾后补损的首要选择方式。

2.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及购买意愿情况。农业风险的“自我交换”性又使风险管理的其他措施与农业保险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当农户投保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农户就没有采取防护措施的动力，甚至致使大部分农民存在侥幸心理。在“是否有农业保险的购买意愿”的调查选项中，107人选择“不一定”，占69.48%；41名表示“不买”，占26.62%；表示“一定买”的被调查者最少，仅6名。其中3名被调查者曾经买过农业保险，占1.95%。在“不愿花钱去买农业保险的原因”多选项目调查中，表示“保障程度有限”，“保险合同不易理解”，“保费不合理”成为制约农户购买保险的主要原因。

三、重庆地区发展农业保险的制约因素：金融排除视角的解释

基于金融排除的视角，农业保险排除即指在农业保险市场中，农户缺少分享保险服务的一种状态，从而被排斥在农业保险保障的范围之外。根据金融排除框架的地理排除、条件排除、价格排除、市场排除、自我排除等五个维度可以看出，涉农保险机构在经营取向上一定程度排除了农户的金融需求，从而造成了金融资源在农村经济发展配置中的缺失和薄弱。

1.保险机构的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目标冲突，导致地理性排除依然严重。面对农村地区存在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业特质性成本与风险，以及涉农保险的展业、承保、查勘理赔等方面的难度大决定了该险种的复杂性。从调查来看，重庆有1160个保险分支机构，平均每万农户拥有机构网点数只有0.84个。究其原因，就涉及到对农业保险机构所赋予的双重使命：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目标冲突。政府要求考核农业保险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扶贫与救济的功能定位，而涉农保险机构为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对称，首先选择能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使得有效激励过弱或激励机制不可控。同时，保险机构借以公益性的名义与政府谈条件，进行政策套利，形成机构之间争利推责的局面，金融服务真空地带较大。

2.农业保险服务的接受性差，产生较强的市场排除和自我排除。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户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下、小农意识较强，在风险转移上仍有通过民间的资金安排来抵御风险，出现了农户多层次的保险需求与标准化的金融服务错位的现象，向专业化、商业化规避风险的方式转变的趋势缓慢。加之农户自身对灾害发生心存侥幸，保险意识淡薄，于是，农户被迫又退回到了主要依靠血缘和友情而形成的风险分担途径，主动放弃了购买农业保险。从而，也就主动把自己排除在通过保险公司获得金融服务的范围之外。

3.农业保险服务繁复的业务流程，产生较强的条件排除。由于农业属典型的弱质产业，抗灾减灾能力弱，而且农村金融信用环境较差，致使监督成本高，面对农业保险，保险机构在经营中为防止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采用专业化、标准化和流水线式的业务流程，在内部管理中实行较为严格的风险管理政策等，这与农业保险的农户低标准准入、小半径服务、短流程业务办理和简明化操作方法的现实金融需求不匹配，双方博弈的结果使一部分有保险需求的农户被排除在农保之外。

4.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尚不健全，保险机构经营成本畸高，导致价格排除。由于重庆地区农业生产规模小且分散，农户对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较低，对农业保险的投入缺乏动力，从而使涉农保险机构展业困难多，业务难成规模，分户办理手续复杂，费用成本高，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可保性差，客观上阻碍了涉农保险机构的经营。再加上受灾情况频繁，致使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远高于其他险种，重庆市2009年开始连续三年的简单赔付率分别为95.53%，75.62%,45.86%,虽呈下降趋势，但总体水平依然很高。

四、促进重庆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建议

建立农业保险金融排除的解释框架，有助于从金融服务的经营目标与运行机制、经营模式与路径、经营环境与法律保障等方面去探究涉农保险机构的经营困境，以期促进其更好地发挥服务农村经济的金融功能。循着这个思路，对重庆农业保险的发展和改进提出一些浅见。

1.完善政府引导、有序竞争的多层次农业保险模式。鉴于农业保险业务交易成本高的特点，重庆应根据市情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模式，采取政策性、商业性经营并重，税收优惠、政策补贴并举，涉及部门协调联动的模式。在经营目标和方式上，我国颁布的《农业保险条例》将农业保险纳入商业保险的轨道，但由于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建议根据农业生产的外部性，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按险种区分政策支持力度和效度，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如小麦、水稻、生猪、能繁母猪、奶牛等险种以及当地重点发展的险种，依据“基本保障”原则对保险公司加大补贴力度，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额承担其经营管理费用，并采取免征营业税、减免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同时加大对农户投保保费的补贴力度；对于有较好经济性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如蔬菜、烟叶等险种以及农村家财健康险等其他险种，则以保险公司年涉农业务量为基准，按保费收入的20%为限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并免征营业税。

2.建立合理的多层级的风险分散机制。为保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建立健全商业性涉农保险机构经营原保险、政府经营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基金以及巨灾风险证券化的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多层级再保险机制可采取财政出资控股、涉农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积极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形成财政注资、民间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的资本结构，允许涉农保险机构从盈余中在税前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准备金，作为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积累，也可直接入股再保险体系。此外政府应按“保费抽成，集合投资，风险共担”的方式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平抑巨灾发生后的巨额损失，弥补涉农保险公司的亏损，使其实现财务平稳可持续。最后，应积极探索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可行性，可以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资产管理主体通过资本市场将传统意义的不可保风险进行转移，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提高涉农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

3.开展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在农业保险“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下，在保障投保农户利益的同时，也应该保障涉农保险机构财务上的可持续性。这不仅需要政府的扶持，也需要保险机构自身的服务创新。涉农金融机构经营上应推进“以险养险，险贷联动”开展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可在主要村镇开展“一站式”的金融服务，集中办理居民小额农贷和农业保险等金融业务，并以县级保险机构为单位，建立以农业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服务对象的专业服务机构，提供灵活多样的风险防范服务。同时，通过立法完善和规范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性质、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费率厘定、赔付标准、实施方式、组织机构、运行方式及政府监管等方面的内容，对涉及弱势群体、对涉农金融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所付出的成本应建立补偿、调节机制，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作者:徐磊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