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险直接请求权适合条件

一、问题与思路

中国于2009年修订了《保险法》，该法第65条第2款的规定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该条款是增订的，如责任保险契约的第三受害人符合了上述条件，则可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据此，可以发现责任保险的法律依据仍须回归社会的需求层面，即不但须正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且还须保障弱势群众的权益，且该立法思维应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系，并有利于责任保险产品的发展。责任保险起源于19世纪，发展历史虽然短暂，但当前已经出现的类型化是：其一，为了保护社会群众或消费者的权益，某些领域发展成为强制性的保险；其二，侵权行为的归责原理由“过失责任”转型为“无过失责任（即危险责任）”，增强了社会群体对责任保险的依赖性；其三，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责任保险从传统填补被保险人赔偿第三人损害的理念，成为直接填补第三受害人的新型制度①。据此，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危害，该保险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且还须不断创新社会需求的产品。《保险法》设计的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是附有条件的，但令人质疑的是，强制特定领域投保的责任保险，它是一种法定保险的类型，具有浓厚的社会性，且最大作用是保护社会上弱势的受害人。为此，对于该法定保险直接请求权的适用条件应否为不同的构思？本文遂提出“强制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适用条件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先析述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设立的目的，再分析支撑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法理，并检视第三受害人依据现行《保险法》规定的条件，行使直接请求权可能遭遇的难题为何。本文拟从这些观点，论述强制责任保险的直接请求权适用条件的构思。

二、设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目的

现代国家均呈现为全球化发展的社会生态，人类的活动范围随之宽广与频繁，提供社会使用的产品不断地增加与创新，导致可能发生的损害事故同步增加；越是文明化的社会，该现象越是明显。人类因参与社会活动而使用的经济产品，或从消费市场购买的产品等，皆可能存在瑕疵或风险危害，随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提供或销售经济产品的持有人或所有人，一旦成了承担风险责任的主体，其拥有的赔偿财力总是有限。藉此，多数国家依据责任保险契约的属性，引进了强制责任保险的技术，强制特定的风险领域必须投保责任保险，将原由个别主体承担的责任损害，转由危险共同体共同承担①。为此，本文兹就设立该制度的目的试作如下分析。

1．迅速补偿第三受害人的损失传统的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因法定责任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保险人补偿被保险人。但保险人并不能直接理赔与第三人，其原因是第三受害人并不是保险契约效力所及之人。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机动车成了社会上最为普及的经济产物，引致交通事故的赔偿案件逐年增加。有鉴于此，多数国家相继颁布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其中，德国、美国多数州、台湾地区等，都规定因机动车肇事的受害人发生保险事故时，能直接向保险人行使索赔权，让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快速取得救济，实施了责任保险契约的效力扩张及第三受害人的法制，确立了责任保险契约的利他效力，树立了责任保险制度的新里程碑②。《保险法》增订责任保险有条件的直接请求权，笔者认为应该是本于该法理，而适用于各类责任保险契约的第三受害人。

2．保障第三受害人获得基本限额的赔偿金现代社会风险类型的多样化，促使人类更加关注保险的风险移转，遂建构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法律体系，用以关照及保护弱势群众的权益。通过公权力强制特定领域投保责任保险的政策，除了提醒企业或个人要强化风险管理的危机意识外，还可以使风险的成本具有外部性。该保险契约明订被保险人（即投保人）必须投保最基本的保险金额，如第三受害人的损失在保险契约的承保范围，则可以从责任保险契约的基本限额中得到补偿；特别是当被保险人逃逸，或受到刑事或行政上的制裁而缺乏赔偿财力时，第三受害人至少还能从保险公司获得最基本的保障。

3．社会共同体的经济价值取向有关民事侵权的归责原理，现代多数国家转型为无过失责任，引领现代侵权法从矫正正义逐步走向分配正义。强制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设立，既能开拓法学领域的新时代，亦能宏观调整社会本位的立法基础。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视角，该制度赋予无辜受害者法定投保金额的权利，这可以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观，更可使其成为侵权行为的调节器，并增强维护企业的经营能力。据此，该机制于增强责任主体赔偿责任的同时，亦补偿了第三受害人的损失，将更能达成社会共同体的经济价值［1］。

4．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强制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体系的建构，应该着眼于消费市场中弱势消费族群的保护、理性调节风险和社会应负担的风险成本等，使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维护，极大化的经济效益得以实现。为此，理性的立法者与执法者，应从宏观经济政策、契约自由向契约正义转变等视角，追求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正当性，合理分担社会化损失。唯其如此，才能使社会基本结构趋于合理和优化，进而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契约自由的核心价值①。

三、支撑强制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法理

自进入工业社会始，科技推进并丰富了人类的文明生活，同时也充满了遍地荆棘的风险，造成工业灾害、交通事故、公共危害、商品瑕疵等层出不穷的损害事件；而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落实无辜受害人的索赔权，此乃责任保险受到社会青睐的重要因素。有关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架构，其本质上仍是因袭责任保险的法律理论。传统的责任保险契约，虽然第三受害人不属于契约保障的主体范围，但第三受害人的权利，必须依附于责任保险契约而产生。其三者之间相互环扣的关联性，可以推断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包括了第三受害人，让其担负受信赖保护的任务，以化解不断涌现的大规模风险。据此，支撑第三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法理值得关注。

1．责任保险契约保护的主体应适度扩张责任保险契约的成立基础，是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关系，使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契约的利益。该契约的法律效果，是被保险人与不特定第三人的责任关系，使第三受害人获得补偿损失的利益。据此，责任保险契约生效之后，因契约而成为不特定关系的第三人，从保险的大数法则定律，保险人计算保险费的基准，已涵盖被保险人对不特定受害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修法前，如发生了保险事故，而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或不请求保险给付，第三受害人须寻求行使《合同法》代位诉讼的救济路径②。可见，《保险法》增订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即是依循该理论，伴随该保险的社会风险管理责任，使其主体范围扩及契约以外的特殊关系人，以实践保险契约的公平性与最大诚信的原则③。之外，确立该制度还必须对下列法律理论进行调整。首先，调整保险关系与责任关系严格分离的原则。传统责任保险的法律基础，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存在着责任保险的关系，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存在着补偿责任的关系，而两者是极端分离的。据此，一方面须通过保险责任的诉讼程序，以确定被保险人对第三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须通过保险补偿的诉讼程序，以确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负担保险保护的义务④。如过分坚守严格分离的理论，则须个别进行诉讼程序，势必拖延一定的期限，有待保险事故的责任明确时，被保险人或许趁机逃脱而造成无法补偿第三受害人，则丧失了责任保险的价值取向，排挤了该保险对社会的使命感。因此，惟有适度调整上述极端分离的原则，才能实践责任保险制度覆盖社会风险的职责。其次，修正契约相对性的理论。从罗马法确立的“债不具有涉及第三人的效力”，渐进发展成债权相对性的原理，可以理解为早期的法律制度同样需要遵从社会群众的心声，而调整或修正其基础理论⑤。保险契约是一种责权契约，而一般债权契约的债权人与债务人是确定的，如坚守契约相对性的理论，既不能对第三人造成损害，亦不能赋予第三人利益。当今，采取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等，其民法典皆将利益三人契约纳入契约保护的范围，让第三人亦得直接行使给付的权利①。可见大陆法系仍然侧重权利的确定性，尊重当事人合意订定契约的效力，以及他在社会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力；当契约当事人协议给与第三人利益时，同时立法确立第三人可以取得该项的权利，并有权利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使之相互辉映，并诠释着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普遍被承认的。为此，惟弹性修正契约相对性的理论，才能保证责任保险契约的第三受害人拥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赔偿请求权。第三，强化责任保险契约的信赖保护义务。履行任何契约的债权和债务，皆应坚守诚实信用、信赖保护等原则。契约因特定关系，使一方对于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生命财产安全性等应善尽信赖的责任；且该责任并不是建立在契约生效时产生的义务，而是建立在债务人被请求时，能够让债权人信赖的程度。据此，契约当事人一方的履行行为，必须衡平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公益等原则，才能够赢得他方的信赖②。据此，责任保险契约应同时取信于被保险人与第三受害人，则对于不特定的第三受害人，亦应成为保险契约保护的主体，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才能得到合法的救济途径。第四，通过责任保险分散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目前，损害分散的理念已逐渐成为侵权行为法的思考模式。而该理念是先将损害内部化，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企业负担；随后，再移转责任保险分散损失③。保险契约是采取对价平衡的原则，其成本可分为估测成本与交易成本，而这些成本构成了保险契约中明示与默示条款的责任，用以承担救济和保护被保险人的责任［2］。为此，责任保险契约保障的主体如及于第三受害人，当被保险人发生侵权或违约等责任时，其亦能取得救济的权利，则不必要付出昂贵的成本，即能达到保护自己的权益。可见，责任保险的发展，弱化了侵权行为的威慑作用，且反映出责任保险与侵权行为法的发展，两者具有相互推动的作用。

2．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正当性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当时为了发展工业产生了诸多意外伤害，遂使制定侵权责任法从20世纪起成为社会正义的问题。责任的相关概念，是依赖不幸损失的分配，尤其重视道德性与政治性公平的原则，使得侵权法具有一种公共的性质。德国侵权法是借助人际交往之间安全义务的概念，其不但淡化了个人过失的非难色彩，而且实现了符合社会的需求，从主观归责向客观归责移转、分配正义取代矫正正义，展现侵权法的现代化［3］④。欧美国家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法、德、英、美等国家出于商品、航空器、道路交通规则等侵权的归责原理，从早年便出现无过失责任的学说与判例⑤。

市场上的经济产物越是丰富，其发生风险危害的概率相对增加，从而加速了责任保险产品的发展。从社会公共秩序的角度看，现行《保险法》第65条，明订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条件是：其一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其二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探究该条的立法宗旨，明显已脱离纯粹填补被保险人的损失，转而倾斜保护第三受害人的权益。为此，本文认为构成该制度正当性的理论基础如下。首先，引进债权契约的涉他效力。前面已表述责任保险契约具有债权契约的关系，德国的判例与学说皆创设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意指特定关系的契约成立后，如与债权人间互具有特定关系的第三人，亦应受到债务人的照顾与保护，因而形成债权契约的涉他效力①。美国、法国的学说与判例，皆出现债务人不履行给付义务，第三人不仅可以行使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还可向债务人请求赔偿因不履行义务而造成的损失等内容。《美国统一商法典》2－318亦明文规定“利益第三人担保责任”，使特定范围的第三人受到契约法规定的保护。可见德、美两国不谋而合地均扩大了契约对第三人的效力。对于责任保险第三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多数国家原本局限于强制性保险部分，例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环境责任保险等，并未适用于所有的责任保险契约②。但是，美国，包括“威斯康星州、刘易斯安纳州、罗得岛州、波多黎各州及关岛等皆制定了《直接诉讼法》。上述各州所制定的条款内容虽然有所差异，但其相同的理念是，保险人须直接对受害方负责”。［4］美国某些州的责任保险，亦明订第三受害人对于体伤医药费部分的损害具有直接请求权③。据此，多数国家的债权契约赋予第三受害人直接请求权，乃不争的事实。其次，保险人对第三受害人具有补偿的责任。德国的学说与实践层面，皆承认“法定并存的债务承担”理论，其与一般债务承担人的差别，是承担人须加入成为共同债务人，而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债务关系。从责任保险契约保障第三受害人的角度，该契约应具有法定并存债务承担的法理，则保险人的给付义务于第三受害人损害发生时即告成立。同时，法定并存债务承担的效果，可使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双重化，即第三人亦享有向保险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④。据此，按照责任保险契约的属性，本文认为保险人对于第三受害人的补偿责任可以遵循“法定并存的债务承担”理论。不过，现行责任保险的规范，是第三受害人须具备直接请求权的条件，而保险人还须查明是否属于投保人的承保范围，这方面与上述理论仍有所出入。第三，实践第三人利益契约的直接请求权。责任保险制度起源于19世纪，之后，法国积极推动其能成为第三人利益的契约，其法院还认为债务人对受益人的履行行为，应使要保人（即投保人）拥有道德上的利益，例如对保险契约的受益人给付保险金，投保人不必同时约定若干利益应给自己等⑤。目前，《合同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责任。”该条并未赋予第三利益人直接请求债务人给付的权利。但《保险法》修正后，对于责任保险已确立了第三受害人可拥有直接请求权，出现了与上述两种法规矛盾的现象。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通过修正《合同法》，使之符合责任保险契约兼顾第三人利益的原理，让第三受害人能以自己名义请求给付保险金，而不需要再借助其他法律规范，以实现风险社会损益相抵后利大于弊的效益。但两者仍具有不同之处，即利益第三人契约中的第三人已经确定；而责任保险契约的第三受害人，在保险契约生效时还无从确定，须发生了保险事故才确定。

四、强制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附加条件辨析

《保险法》第65条规定的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是一种附条件的请求权，而强制责任保险属于法定保险，其第三受害人行使直接请求权仍然须受“条件说”的束缚，本文认为可能丧失社会对该保险的信赖心理，仅表述如下。

1．检视《保险法》第65条附加条件的缺陷强制缔结的责任保险契约，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更应履行该契约的信赖义务。然而，该契约第三受害人如依现行《保险法》的条件行使直接请求权，其可能遭遇到下列情况而迷失。首先，被保险人对第三受害人的赔偿责任该如何确定问题。2005年北京郡王府游泳馆与华泰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纠纷必须经过法院或政府有关部门处理，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5］该项约定是否合理？按照现行《保险法》的规定，第三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条件之一，是被保险人对于第三受害人的赔偿责任要确定。依据法律规定，确定被保险人赔偿责任的方式，大抵可分为民事判决、仲裁、调解、和解（诉讼上或诉讼外）等。据此，从第三受害人的视角，希望保险人简化繁冗的理赔程序，能够迅速领得补偿金；从保险人的视角，希望依法确定责任归属，并要第三受害人尽量取得充分的证据，以免造成任意补偿的事情，或因过度松散理赔程序，增加经营成本等。因此，保险人与第三受害人明显处于对立的角度，而第三受害人在直接请求权的条件未达成之前还不能请求保险公司补偿。该情况是否损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实质上的效益？对此，本文认为如不慎重对待这种情况，极可能影响该制度的发展。其次，第三受害人如何掌握请求权的时效。《保险法》第65条规定了责任保险第三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条件，但并未同时规定请求权的时效。据此，能否类推适用同法第26条的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假设将之认定为可以类推适用，但据该条所称“…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如发生了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迟迟未向保险公司申报出险，事隔二年后，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才确定，此时第三受害人是否仍然可以请求赔偿？由于现行《保险法》还未明订第三受害人可视为保险契约的法定受益人，其能否适用前述“二年”的时效，显然是有争议的。据此，第三受害人未必皆熟稔法律，又将如何掌握最有利的请求权时效？对此，本文认为可能难以落实对第三受害人权益的保护。

2．对第三受害人直接请求权适用条件的建议事实上，凡是责任保险第三受害人行使直接请求权，都可能面临上述的问题，导致直接请求权的实质效果容易遭人诟病。从保险的实践层面，保险制度是否值得社会群众信赖，通常是发生了理赔事故，才能深切感受。现代的风险经常是无预警而发生，致人类备受不安全感的压力，因而激励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期盼该技术能覆盖更多的社会风险，且全球已将该制度列为控制风险的重要产物。有鉴于此，对于第三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本文认为应建构为与被保险人同时存在，且不须附条件，其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社会公共利益的思辨。现代社会是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基于责任保险的机理理论而发展了强制责任保险机制，并使之法制化。从法律回应社会层面而言，强制责任保险还借鉴了社会保险的特性，以符合社会最大效益的法律理念①。该法定保险的宗旨，除了具备责任保险的体系外，更实现了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体现着正义与公益的价值取向。对于现代社会损害的填补，应能调和“个人自由主义”和“社会集体安全”两个基本价值，且该价值同时成为社会政策与社会正义的问题［6］②。从经济法的视角，调和社会整体资源的利益，社会利益应优于个体利益，才能符合平衡社会公共利益的原理③。既然强制责任保险是通过公权力的干预而制定，强制社会高风险的领域投保某种责任保险，而其目的是维系社会安定，则更应保护第三受害人赔偿请求权的实质效益。其次，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信赖保护任务。强制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具有“保险法的从属性”，应无庸置疑。保险公司是营利的事业，其内部的控制机制，对于理赔作业程序绝对是严谨的，必然是厘清理赔责任后，符合保险契约承保范围的部分，才依法给付保险金；显示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行使，仍然须受到保险法、保险契约的限制与影响。另外，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时，第三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产生。据此，更有必要使第三受害人和被保险人同时存在直接请求理赔的权利，让两者皆有权参与理赔程序，将更有利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第三，重视第三受害人合理期待的权益。从1930年起，美国的保险判例法，发端于“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规则”的学说，倡导优先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新型法益思潮。其法院不但重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权益，而且希望保险契约的条款能从客观上满足其最合理的期待权；即便其保险单中严格的条款术语并不支持这些期待，亦同。之后，美国的立法，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责任保险的许多领域，使第三受害人取得责任保险契约中第三受益人的地位，且构成了对保险人提出诉讼的理由，并强化了责任保险契约的信赖任务［7］。可见，美国的法院从早年即出现责任保险第三受害人可享有期待利益的判决，以平衡保险人、被保险人与第三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实现契约的公平与正义①。

美国的责任保险市场，能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显示其民众对责任保险制度的信任感，而本文认为该理念正可反映在强制责任保险的领域。既然建构强制特定对象投保责任保险的制度，理当使其权利能够顺畅运行。如今，《保险法》第65条确立了责任保险第三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机制。然而，该条所附加的条件可能使第三受害人遭遇重大的绊脚石，必将削弱该制度信赖保护的价值。第四，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应严正面对侵权责任社会化。现代社会政策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是加害人的行为应否遭受非难的评价，而是加害人是否有能力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可以将侵权责任的威慑力量，转变为对受害人的补偿，并已认同是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法律体系②。由此观之，强制投保人移转风险于责任保险，应从社会、经济及法律等视角，实践其最大的社会利益，即保证第三受害人获得基本补偿的救济制度，体现对社会风险积极性的功能，并减轻消极性损失的优势，以均衡社会效益与个人效益③。第五，第三受害人可视为被保险人的法定受益人。强制责任保险负有保障社会安全的职能，其不同于当事人自愿自主投保的传统型责任保险。为了调和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对该保险契约规定了基本的法定投保金额，如发生被保险人承保范围内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即应对第三受害人承担法定限额范围内的经济补偿，则应将之视为义务的履行。据此，本文认为可以认同德国的“法定并存的债务承担”学说，将第三受害人视为被保险人的法定受益人，使两者的请求权同时存在，更能实现社会上公平责任的价值观④。

五、结论

美国学者所罗门•许布纳在其所著《财产和责任保险》一书中指出，“责任保险在财产保险中，是相对年轻的，但该制度的快速发展，其与城市化、商业活动、制造业的增长、私人与公共交通的增长等因素密不可分。”［8］《保险法》的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增订第三受害人附条件的救济途径，可使责任保险制度更具前瞻性的发展。从责任保险社会化的明显趋势看，该制度的设立可以达成减少诉讼成本、浪费诉讼资源等的效果，还能促使消费社会的和谐。面对风险社会的危害事故逐年增加，责任保险成了危险责任的共生物，用以抑制企业风险的有效工具，且具有侵权法的损害填补功能①。再则，因为社会上的危险事故频增与侵权归责原理的演变，型塑了严格的赔偿责任，且不再取决于行为的违法性。这样，强制特定领域的风险移转保险公司，以实现对不幸损害的赔偿责任，可进一步达到分配正义的目的②。整体看，强制责任保险第三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适用条件，本文认为应以满足法律与社会经济实益为导向，遵循凝聚法律正义的逻辑，信守保险制度为最大诚信原则，不妨建构不附条件，并能与被保险人的请求权同时存在的法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