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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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国外学者；《资本论》；批判性；科学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和如何看待及其思想一样，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选择我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和道路的重大问题。苏东巨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指责《资本论》的行列，加上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有意贬低，一时间给人一种国外学者全都认为《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已经过时，只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释现代经济问题的片面印象。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些客观概述，为人们全面了解国外学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参考。
一、一部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推论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资本论》采取“研究”的态度，一些试图发展主流理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某种肯定。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就肯定了《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方面的学术成就。
罗宾逊认为，《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阶级冲突，与主流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益和谐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以存在无数财产相等的小业主组成的社会为假设前提的，《资本论》关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论述却接触到了垄断竞争的现象，为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寡头垄断结构提供了刺激。
在工资理论中，主流经济学沉浸在田园诗般的幻想中，将工资说成是由附加一小时工作的“边际非效用”决定的，就像为自己种田的农夫拄着锄头，在傍晚决定再干一小时多生产的产品是不是能补偿自己多一分背痛一样。相反，《资本论》却看到了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是如何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机器上的。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尽管有时它也下意识地提到了它的某些不完善。对于《资本论》来说，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过渡阶段。（参见Robinson,Joan,AnEssayonMarxianEconomics,London，1949.）
米尔达尔强调，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回避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学说，却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触到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的痛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会在经济学家当中引起那么多的争议的原因。（参见Myrdal,G.,ThePoliticalElementinEconomicDoctrine,London，1953.）
里昂惕夫等国外经济学家，还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理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里昂惕夫指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那么，他从三卷《资本论》可以得到的信息，会比他在十期《美国统计普查》、一打有关当代经济制度的教科书，甚至我还敢说，再加上托斯丹?凡勃伦的所有论文集当中，可以找到的信息都更真实也更有用。”（Leontief,W.,“TheSignificanceofMarxianEconomicsforPresent-day-Theory”,AmericanEconomicReview,XXVIII,Mar.1938.）
苏东巨变以后，这些国家一些从原来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好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投机分子人如鱼得水，摇身一变，面不改色地公然站到《资本论》的对立面，全面否定《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全盘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和谐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原来被原苏东政府视为异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在原苏东国家因为对《资本论》的理解不同于官方教条受尽折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四位思想家的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却仍然给《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以很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相比，当今时代的确已经有了许多重大变化。有许多变化是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因而想在《资本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并没有变，因此，《资本论》并没有过时，《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仍具有现实意义，《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仍有价值。在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本身是对《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做出反应的结果。由于《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不管人们对《资本论》抱有何种态度，都必须对《资本论》揭示的这些矛盾和规律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参见陈学明、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马克思的启示》，载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二、一部在国外经济学界始终引起争议的著作
在国外经济学界，《资本论》被公认为是一部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尽管有人对它的评价很高，有人对它的评价较低，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不接受《资本论》阐明的各种理论，常常并不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经济学论述，而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含义。几乎所有国外的大经济学家，都没有忽略《资本论》的存在。
对《资本论》评价高的国外经济学家的代表是恩格斯和列宁，因为他们的评论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作重复了。在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写于1925年的《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中谈到《资本论》时，说《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Keynes,J.M.,1933,EssaysinPersuasion,London,1933,p.300.）但是，在十二年以后当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时，他在该书一开始却谦虚地注明“经典学派”一词是马克思创造的，自己对这个词的别种用法可能是犯了文法错误。对于劳动价值论则给予了肯定：“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个人劳役而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元素，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用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的物质单位。”在赞扬他所推崇的经济学家盖赛尔时，又把盖赛尔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180和300－302页。）可见，在凯恩斯的内心深处，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有所承认的。
另一位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他曾说马克思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一个里昂惕夫循环依赖投入产出分析的并非令人毫不感兴趣的前辈”。但他同时又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卡尔?马克思著作冰山的一角。马克思大胆的经济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的黑格尔哲学演变理论，具有历史‘观念’的重要意义,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的正规经济学。”（Samuelson,P.A.,CollectedScientificPapers,ed.J.E.Stiglitz,II,Cambridge,Mass.,1966,p.1510.）可见，萨缪尔森在评论《资本论》时，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意承认《资本论》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资本论》对很多经济现象具有解释力的事实，于是就采取了把《资本论》的理论排挤出他所设定的经济学范围的办法，间接地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做了某种承认。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全部理论的基石，这个理论能否成立关系到《资本论》整个理论体系能否成立，所以对这个理论的争议也就成为对《资本论》有不同评价的国外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最大的焦点。试图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入手进而贬低《资本论》的学术价值的当代国外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萨缪尔森。他于1957年发表了《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该文利用投入产出法推断出劳动价值论是“复杂的迂回”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他在1970年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放弃和替代的过程》的论文，用数学公式论证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互不相容的。1971年，又发表了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作《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之间的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观》，试图表明劳动价值论对于说明剥削问题也是多余的。
但是，萨缪尔森等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在国外并不是人人赞成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与萨缪尔森等人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指出了萨缪尔森等人利用自己设定的价值等于价格话语霸权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无效性，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有用性和在《资本论》中的地位。例如，德赛指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在于把隐藏在交换关系后面的生产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萨缪尔森等人用转形问题否定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和他们的价值理论一样，任务只是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其数量，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有意误解。另一些人用斯拉法体系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用实物和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体系取代劳动价值论，阉割了劳动价值论有关劳动者特殊作用的论述，无助于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参见Desai,M.,MarxianEconomicTheory,London,1974.）
孟德尔指出，与萨缪尔森等人强加给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相反，《资本论》从来没有想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短期波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价格短期波动问题是在《资本论》以后的某册书中才会去专门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力图发现的是隐蔽在价格波动后面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钥匙，可说是分子中的原子。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它要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人怎样跑（跑的时候腿和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促使他跑。
针对萨缪尔森等人认为研究有别于价格的价值是多余的议论，孟德尔还指出，那种否认经济学需要有力图发现经济表面现象之下的神秘力量的抽象理论的观点，是极不科学的。没有一个搞医学（且不说其他物理科学）的人，会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凑足症候做出诊断时，为什么要费神去寻找疾病的‘更深刻的原因’呢？”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努力去发现藏在现象后面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的发展。他举例说，市场上价格短期波动的规律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公斤黄金能购买的美国消费品的数量，在1974年比七十年前将近多一倍（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与1904年相比增加了四倍多一点，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上涨了八倍）。显然，在长期内的这种价格基本运动，同长时期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消费品工业中和金矿工业中的不同动态有关，就是说，同《资本论》所表达的价值规律有关。（参阅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译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笔者认为，孟德尔等人对萨缪尔森等人的反驳是有力。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关于价值和价格是一回事的定义强加给《资本论》，然后说《资本论》的价值定义和他们的不同就是多余，只是一种依靠自己的话语霸权不允许对价值有不同定义的做法。其实，他们定义的价值的局限性比《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大得多。例如，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没有包含对供给的研究，从而无法揭示社会财富扩大的源泉。他们的供求价值论虽然包含了对供给的研究，但在供给分析中却用生产费用价值论将人与物混为一谈，没有表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的因素，物是被动的因素、劳动者有权参与分配，物本身不参加分配的事实，放弃了对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无法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资本论》的体系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揭示他们的理论没有揭示的东西，又可以用使用价值的概念把他们的效用分析包容进来，用价格的概念把他们的供求分析包容进来，所以是一种比他们的理论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值得庆幸的是，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的定义强加于人，不允许有不同经济学范式存在的做法并没有成功，国外经济学界有关《资本论》的争议始终没有被他们的一面之词压制住。
三、一部既具批判性又具科学性的著作
《资本论》作为一部具有崭新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确实包含着较多的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试图将《资本论》说成是一种只有批判性没有科学性的著作。（Botta,F.(ed.),Sulcapitalemonopolistico(essays),collezione‘Dissensi’,no.36,Bari,1971，pp.135,137）不过，多数国外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学无疑是一种比较容易陷入只为某一利益群体愿望说话陷阱的学问，但同样正确地是，只为某个利益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必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本人是承认经济学中“非庸俗”的纯科学因素可能存在的，因为他曾说李嘉图不“庸俗”，换句话说，不只是一个辩护士。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是不可能被党派利益买到的，《资本论》作为一种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远远大于批判性。
屈内等举例说，《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科学性。这个理论不是在主流经济学供求价格理论而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超出投入的产出剩余的创造过程。劳动者可以创造产出剩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是清晰可见的，但到了存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神秘莫测。剩余价值理论揭穿了这种神秘面纱，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出剩余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凭借财产所有权只是可以瓜分到这些剩余的事实。剩余价值理论所阐明的这种产出剩余总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非劳动者创造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本质规律，它是不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的。（Kühne,K.,EconomicsandMarxism,Englishtranslation,MacmillanPressLtd1979）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论》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纯市场交换单一机制经济不能长久存在论述的科学性，更是已经被相当多的国外经济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按照《资本论》的危机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内在机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要产生萧条和大量失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引起全球性需求不足和经济长期停滞，最后因内生致命疾病而死亡。这两个理论的科学性已被20世纪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了。例如，安托万指出，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效需求原理知道得很清楚。按照这个原理，在宏观领域，收入和生产之间存在着循环关系。马克思早就看到了后来由凯恩斯详加阐述的投资在这个循环中的决定性杠杆作用，《资本论》关于投资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会出现越来越大波动，不会像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样自动走向均衡的论述，是更符合实际的。（Antoine,J.C.,Introductionà?analysemacroèconomique,I,paris,1953）
海尔布隆纳则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制度分析的科学性。他说：“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我所持的态度是更多肯定的，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曾见到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我常把它同柏拉图和佛罗伊德的学说相比，它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分析的洞察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也许是最突出和最不朽的成就。它使我们对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能够有所理解，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什么，而这是认识到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必要的前提。”（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译本，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07-108页）
国外经济学家的这些看法表明，将《资本论》仅仅看成一部具有批判性的著作的观点是很不全面的。《资本论》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不存在多种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机制，只有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起作用的纯市场经济的抽象科学分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合理性，《资本论》则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资本论》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们的经济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所以，以《资本论》只具有批判性为理由，认为对当代经济现象的分析只能使用国外主流经济学一种话语体系，或只能使用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一种话语体系，否定《资本论》及其话语体系在当代特别是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将使我国的经济学说丧失极为重要的洞察力基础，不利于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建设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篇2
〔中图分类号〕B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0）06—0011—04
有一种在国内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常见的看法，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本主义色彩较浓，后期（特别是《资本论》中）则陷入了普遍主义，取消了人（个人）的地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在我看来，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没有根本的改变，一直是以人作为他研究的中心，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学，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他的早期手稿一样，是“经济学—哲学”著作（注：如《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就有人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109页。）。所以，正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都是哲学著作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真正的哲学著作，《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存在与时间》。
当然，与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手稿》是从整体上来把握人和人的历史，更容易看出鲜明的人学立场，谈到人的本质的异化时，更强调这种异化的根源和基础；《资本论》则倾向于实证的分析，运用“抽象力”作冷静的考察，基本上不考虑人（如个别资本家）的主观意图，致力于发现“铁的规律”，它更多地是研究异化的具体过程、细节。但有两点是很明显的：1）资本主义生产的“铁的规律”不具有永恒性、非历史性，而是在历史上产生出来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失效的暂时的规律（注：正如马克思非常赞赏地引用的一条评论所说的：“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参看同上书，第111页。）；2）马克思在分析和建构资本主义生产的法则时，其目的并不是要确立它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而是要从中寻找它否定自身的契机，展望在一定条件下推翻这种“铁的规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抨击这种规律的不人道和违反人性。在这里，科学分析和价值评价的人学立场是一致的。这就足见《资本论》的根本立场正是人学，资本的“铁的规律”恰好就是异化了的人的规律，这种异化正是人自己造成的。在这里，有两个基本的范畴是与这种人学的研究有本质关系的，这就是“存在”范畴和“时间”范畴。
一、马克思的时间观
早在马克思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他就特别关注过时间问题，并设一专章讨论“时间”。他认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概念中排除了时间，伊壁鸠鲁则把时间看作“现象的绝对形式”，所以“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Verkoerperte）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注：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8页。）。马克思由此把时间、感性和事物（世界、现象界）紧紧联系起来了：“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是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就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注：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9页。）。可见，时间的问题就是感性的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即个人（体现为伊壁鸠鲁的个别“原子”）的问题，强调感性就是强调个人，个人是“现象世界之光”。
无独有偶，在《资本论》中，一个极重要的核心范畴正是时间。但这里的时间和《博士论文》的时间已有了某种区别。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已不是感性的时间，而是“社会一般（平均）劳动时间”。时间与感性相脱离、相异化，变得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不能归咎于马克思，而只能归咎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机制。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向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论任务，也是现代许多哲学家努力探讨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海德格尔就把时间看作“此在”的基础结构，但他只是“看出”了现实生活的“沉沦”基于此在的时间性根源这一现象，却没有（也无意）去寻求在现实生活中返回到这一根源的道路；他只是指出了历史和历史性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但“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自身的意义是受历史性影响的，这一点仍然是不清楚的”（注：J·科尔克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60页。）。《存在与时间》一书最后提出的几个问题都与这一问题有关：此在的时间为什么会异化为流俗的、科学的时间？如何才能从后者回复到前者？找不到回复之路，此在的时间就无法真正展示出整个存在的意义，时间就无法“公开自己即为存在的境域”（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513页。），而永远只是与外在的世界和流俗的时间相对立的主观内在的情绪。反之，马克思则通过具体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说明了时间在人的历史进展中被“拉平”（nivellieren）的必然性，并找到了重新返回到感性此在的时间的道路：必须把感性的时间从强制性的、社会一般的抽象时间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对人的解放说到底，无非是时间的解放，即自由时间的涌现，“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只有自由的时间才是感性的、个人的和有自身丰富意义的时间，也才是照亮“自然的种种过程”的现象界之光。
但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异化中，时间本身也决不能完全脱离感性，它只不过是体现为一种敌视人的、否定性的感性而已（不幸意识、痛苦）。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他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这种不幸意识即异化了的感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时间本身在异化中的呻吟。正是这一点，就注定了时间必然要向自己的感性回复。这样理解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实践，也就是历史和历史性（“历史感”）。“感性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三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互换的”（注：见拙文：“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都可以看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或海德格尔所谓“源始的”）时间的“形体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马克思的存在观
马克思的存在观涉及到他的唯物主义的性质。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说法，其实都是人学唯物主义的不同表达，因为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石的存在概念本身是建立在人的“此在（Dasein）”之上的。例如马克思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立足于自身的时候，才被看作独立的，而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此在（Dasein）的时候，它才是立足于自身”（注：Marx/Engels:KleineoekonomischeSchriften.DietzVerlagGmbH.Berlin,1.Auflage,1955.S.138.参看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2—83页。），“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性的生命的占有，就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性的、也就是社会性的此在（Dasein）的复归”（注：参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刘丕坤译，第74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所以，当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时，他所指的“存在”决不是现存事物或任何自然物，而是人的此在，人的生命活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这种“关系”有三个方面：人的生命活动“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次是由这些需要的满足所引起的新的需要及由此导致的历史发展过程；再就是人本身的生产，即“生育”。这三个方面不能看作三个“阶段”，而是“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0页。）。这就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外加给人的，而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所固有的，相当于海德格尔作为“此在的基本机制”的“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或译“在世”）（注：“绝没有一个叫做‘此在’的存在者同另一个叫做‘世界’的存在者‘比肩并列’那样一回事。”“只有当存在者本来就具有‘在之中’这种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只有当世界这样的东西由于这种存在者的‘在此’已经对它揭示出来了，这种存在者才可能接触现成存在在世界之内的东西。”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8页。）。所以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首先是物质生产”，他对此的解释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环节，物质生产不是单个人对外在自然物的一种操作（这种操作能力从生理学上来看几十万年以来至今没有大的变化，它是非历史的），而是一个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内的辩证系统，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由这种观点来看，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但要注意的是，首先，“历史”一词不能被曲解为外在的、平均化的抽象时间，而是感性的时间，能动的时间，即“感性活动”。这样，历史也好，感性也好，时间也好，都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是实践。其次，实践也不能被曲解为异化了的生产活动，即类似于动物性的筋肉活动、体力的支出，至少不能把异化劳动当作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当然，实践离不开肌肉运动的操作，马克思把这称为“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但从这种简单的抽象真理是永远解释不了生产的社会性的。所以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在于把“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只是看作劳动者，因此，它才能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样”，它“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第12页。）。对于这种劳动，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提出要“消灭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页。）。劳动的这种纯物质化或“物化”决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点，正相反，它是与宗教幻境相当的“商品拜物教”的基点：“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劳动及其社会性（社会关系）的物化特别体现在时间的抽象化、标准化上，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页。）。在这方面，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时间（和空间）为绝对原则的皮亚杰（JeanPiaget）的发生认识论只能为古典的国民经济学提供注脚，是无法用来阐释马克思的实践观的。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篇3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糠侄陨缁岢钟信辛⒊〉闹斗肿佑种匦氯鲜兜铰砜怂己吐砜怂贾饕宓募壑担哑渥魑槿肷缁崤械墓撸谡飧鲆庖迳希奥砜怂嫉挠牧椤?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篇4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公务员之家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篇5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自然·历史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篇6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公务员之家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自然·历史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自然·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这种人类中心的思想，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在这里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9。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论述“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20，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21。
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作为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就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2，也就是说，在生产的时间序列上，此时的“自然前提”，实际上是彼时的“历史结果”，“历史”也就把“自然”辩证地否定了。
共时·历时
“历时-共时”是结构主义的一组基本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这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话语方式。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和心理关系。历史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3，也就是说共时强调“同时存在”的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则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时间过程，或者说，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而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这样“历时-共时”实际上代表着“时间-空间”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偏重于历时的考察，而结构主义的贡献则是把共时的结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张力所在。
不言自明，马克思更强调一种历时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看法或态度。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逐渐“进步”的。马克思这样的一种进步的时间观来自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又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种以不可逆为运动动力的时间观呢？按照刘小枫在《历史的终结》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这样一种时间观来自于12世纪的修道院创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论三位一体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圣父是一个阶段，圣子是一个阶段，圣灵是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有了起点、发生、发展、终结等一系列“历时”的属性。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他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变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从而为其历史主义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说，在价值论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有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一个是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代言人，当然，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为了确定自己而与黑格尔划定的界线，参照系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后设的，但是马克思在根本上确是与黑格尔共同分享着同样历史动力学，只是在价值指向上是颠倒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6，从而马克思发挥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在本质来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确立了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辩证运动的时间观就为马克思在历时的视野中得以叙述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在强调历时的语境中并没有放弃对于共时结构的考察，在阐述“生产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里就可以体会马克思是如何在历时运动中辩证地把握共时结构的。
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8，从而把生产作为此结构进行运动的根本动力，进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概念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
可见，马克思固然没有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这种“一般”并不能掩盖“特殊”，或者说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纳入“特殊”，因为“特殊”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强调“特殊”无非是为了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征36。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依然要从探讨“一般”/“共时”的规律出发，而这种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如他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类比为物理学上的实验。他认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自于19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叙述上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个案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进步史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而这样一种把空间的地域差异转化为顺序的进步的时间分布的逻辑，是一种19世纪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的历史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时的空间结构来替换历时的时间的“陈旧的进化论”39；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内部运用“特殊”，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个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典型地点英国”这一“共时”结构的探讨纳入到种种非英国的世界史的“历时”当中，以及如何在诉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研究里关照英国自身的“特殊”历史，也就是说，在“共时-历时”、“一般-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它们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的答案是“辩证法”，他在“抽象-具体”这一基本的话语结构中详细描述了辩证法的运动过程。
抽象·具体
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在结构上相类似，“抽象-具体”是马克思论述这些话语内部的运动时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放弃“自然/共时/一般”，而诉求于“历史/历时/特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对“一般”的研究，否则就不会探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协调“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的关系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而为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具体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他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0，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蒸发抽象再现具体
（“混沌的表象”）（“最简单的规定”）（“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而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41。
进而，这也使马克思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具体）与形而上学（抽象）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就是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运动，其本身的产生过程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即黑格尔完成了“具体到抽象”，而马克思则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再现”，或者说马克思把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成为马克思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叙述上的方案，这种叙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达历史，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运动过程如何与“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诉求纠结起来，或者说马克思是在“辩证之中”寻找“历史”的依据，还是在“辩证之外”纳入“历史”的声音？这似乎是关乎政治经济学命脉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辩证·历史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辩证的运动模式，反而成为上面所讨论的话语结构的叙述动力，并且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讨论《商品》的问题时，就把“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付诸了实施。在叙述的进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42成为对“具体”的一种“抽象”，并担负着“抽象”向“具体的再现”转化或者说进行唯物主义落实的重要任务，而且马克思把这种“抽象人类劳动”通过劳动力来让渡给或者说物化到商品的价值中，使其完成价值增殖的过程，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假定的这种“凝结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也就成为其叙述上实现“辩证”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转化的“瓶颈”。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决定着“抽象-具体”等一系列话语结构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科学和真理的叙述企图。
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这是考虑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43，我觉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资本论》一开篇，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表象，这种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体）；二是这种社会财富可以还原为（或者说“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为）单个的商品，对于后一个理由，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微观物理学上，探究物质构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相信这样一种把复杂的事物还原（实际上也是一种抽象的方式）为同质的元素，进而考察单个元素（“最简单的规定”）也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即“丰富的总体”的方法，这是多么惬意地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呀。
马克思的论述从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开始，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论述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当然，在叙事上，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使商品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个所指45，或者说一个更“具体的能指”。运动总算开始了，紧接着，马克思就进入了问题的关键，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实现”交换，这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放在心上，因为这依然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交换方实行交换的唯一目的或企图就是为了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也为后人攻击马克思留下了悬念46），他需要在“交换行为”内部为维持这种广泛的交换关系寻找到一个“一般”的理由、动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话语结构中意味着“共时”/“抽象”，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放弃具体、偶然、历史等可变因素中的交换活动，而把交换抽象为普遍的、同构的过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给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这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即使用价值凭什么能够交换，也就是说，这些因为使用价值不同而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而，马克思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由“特殊/差异”蒸发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运动。
这时，马克思终于露出了他要实现这一推论的秘密武器了，这次，他借重的是数学这一为科学大厦奠基的方法。转折点体现在“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47，秘密就在这个“等式”上。“等式”不仅意味着“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数学上的“等式”具有无限运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等号”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到它的旗下，这样“等式”就具有了“一般”，显然这里的“一般”依赖于本身已经被抽象过的数量，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两边了，也就意味着交换双方的商品在某种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说，马克思把“特殊的质”的问题转化为了“同质的量”的问题，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质”，又具有了“一般的质”，这个“一般的质”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的“价值”，就这样“特殊”与“一般”被辩证地统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辩证法已经具体表现为“二重性”4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辩证法这一结构内部也赋予了否定之否定的历时运动和二重性的共时分布，如果说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则是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历时-共时”、“特殊-一般”、“具体-抽象”等话语结构也被辩证地运用到辩证法自身了，进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开放性，又具有自我缠绕、自我论证的自省特质，当然这种一旦把开放性和自省特质分别讲述的企图呈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辩证统一的力量也就被辩证法“自行”启动了。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叙述上的基本叙述方式表现为“既（是）……又（不是）……”，如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诞生的过程中，这种辩证法或者叙述方式成为最终在叙事上完成“资本生资本”的秘密起着关键性地作用，即“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9。
当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论述为具有“一般的价值的商品”时，已经完成了由“具体”蒸发到“抽象”的任务，也就是说辩证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体”。“同质的量”的价值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显然，这里的“同质的量”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此时“价值”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时，马克思需要为这个漂浮的“能指”找到一个“降落伞”，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他以人类中心的有用性来约束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他把商品是否了人类“劳动”作为其价值的所指，从而“劳动”这个词汇被马克思勾陈出来，甚至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0，这种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劳动。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劳动”来充当叙述的重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51，也就是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或者说人对自然的一种作用力或意志力，这显然来自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掷石头而掀起涟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谈到的，人来自于自然，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却体现为一种征服与驯服的决断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这与是否能有用于人类而作为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逻辑一样，人通过“劳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不过，马克思没有满足于这种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阐述劳动，因为这只能说明劳动的存在，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劳动对于商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几乎发现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因为一个很简单也是最终的原因，他不能创立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当时劳动并没有商品化”53，也就是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54，可见，马克思在使用“自然-历史”的话语结构来为劳动寻找阐释力的时候依然选择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当马克思把“劳动”放置在历史/历时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作为叙述动力的辩证法也随着开始启动，进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依然是劳动由具体的/个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当然，“劳动”的历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简单的发展为高级的/复杂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把劳动的认识大致分为这样一个历时的辩证顺序：“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程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5，最后马克思把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6，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所谓历史观，不仅是一种进步的时间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时间观57，“《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58。
由抽象的数量，变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为商品搭建的天梯还没有完成，但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或者说在马克思找到“等式”的时候，天梯的蓝图已经绘成了，很快，马克思把“抽象的人类劳动”量化为“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9，这样，“抽象的人类劳动”就被换算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抽象的数量终于羽化为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如果辩证法就此停止，具体的时间又将会变成特殊的/个体的/偶然的，这与商品拥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辩证法就变成了循环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这种通过时间单位度量的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则就要走老路了。
辩证法继续前进，马克思引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经过了长途跋涉，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所指固定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因为它在共时的结构中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定的生产条件来说，是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但它又是一种时间概念，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性（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在量上也有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抽象的（无法核算出具体的物理时间），又是具体的（可以用多少来度量），这是多么精彩的辩证法呀。
可是，叙述的危机也在辩证法结束之时随之到来。由“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再到“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辩证法就像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自行运算，而“历史参照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商品在辩证法的旅行中充当了一个能指的角色，辩证法的动力或者说运动方式，则转化“能指寻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当能指再寻找下一个所指”的一种类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链上滑动的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作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价值，直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辩证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这种能指自身的运动，在运动开始就把其参照物留在了叙述之外，也就是说，辩证法一旦进入叙述就会转化为能指趋向于所指的运动，而把历史参照物抛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法进入“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处在辩证法之外。
不过，叙述的动力依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诉求。因为辩证法的运动，被展现为了能指不断滑向所指的运动，也就是说，驱使能指向所指运动的动因是为了暂时获得一个“意义”，以想象地完满能指的匮乏，这种追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落实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结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叙述上要实现是的符号与历史参照物的唯物主义诉求，而实际上，从分析“商品”的辩证运动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间实现唯物主义，而没有让能指溢出符号抵达历史参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0，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由“辩证法”而寻找到的“先验的结构”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61，这种“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的信念，成为马克思在叙述上完成“先验的结构”与“改变世界”的融合的动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马克思试图为这个经过辩证运动获得的“先验的结构”寻找一种“历史/历时/特殊/具体”的依据，就让我们从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来体会这种努力吧。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即“资本（G）如何变成资本（G''''）”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62，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63上，即“劳动既可以表现为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又可以成为不同量的抽象劳动”，这样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劳动可以成为商品，但同时，劳动又是商品的价值源泉，这种“独特商品”就造成了作为商品的价值与自身到商品的价值源泉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剩余价值的不二法门，即“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64。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引入了历史的声音，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落实到历史当中，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5，从而为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叙述上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上的阐释。另外，马克思在对于“最初的资本从哪来的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阐述上，更显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而这恰恰是辩证法无力完成的任务。
结语
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这样一种强烈地把哲学活动指向实践的态度，导致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从而在叙述上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辩证”与“历史”，即如何把“历史”转为一种“辩证”，如何把“辩证”纳入一种“历史”，这种叙事的张力可以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这四组基本的话语结构中体现出来。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辩证法”中的运动的过程，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一个能指不断寻找所指的滑动，也就是说，语言学以来，“辩证·历史”的问题，被转化为“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的问题，显然，在辩证法内部永远也无法抵达历史参照物，可以说，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即在辩证法开始运动之外或停止运动之后，历史才登场，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尾注
1本文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个人的阅读《资本论》的学习札记。我借鉴了结构主义的一些概念对《资本论》进行阅读，希望能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与话语结构，限于时间和个人的能力，我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也算是学习《资本论》的一次肤浅的总结吧。
2许宝强汪晖选编的《发展的幻想》一书对发展主义带来的现代化后果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许宝强写的《前言：发展、知识、权力》中指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正如沃勒斯坦的文章《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对以经济增长或现代化/工业化为基本理念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质疑，显然，马克思主义页提出剥削和劳动异化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并据此诉求于平等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说制度）的建立，但是它并没有否定“工业化”或“经济增长”作为社会（或者说历史）进步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对于发展主义的质疑，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基于拉丁美洲的发展实践而兴起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批判，至于除了“现代化”或工业化之后，还有没有“另类的”（alternative）发展之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发展的幻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3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书中对于90年代逐渐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精辟的揭露，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指出了“90年代的‘圈地运动’”、“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等尖锐的经济社会问题。
4“马克思的幽灵”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冷战”结束后，他写了《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在他看来，“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作为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都是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幽灵化和具体化，人们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围剿和为此一次又一次结成的''''神圣同盟''''都只会使这一幽灵般的精神本身以不可见的可见性形式再次复现或显形，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密谋和宣誓其实只是在否定一个不可否定之物，同样，人们为马克思主义举行的一次又一次哀悼活动其实就是在为它的再次返回、为它在未来的复活招魂”，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但是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使用的却是复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种，而这些都可以看成是马克思的幽灵复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4页
5[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333页
6“历史的终结”提法来自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于80年代末期发表的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他认为由于1989年苏联的解体以及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说明自由主义终于战胜共产主义，历史也就随之终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驱魔——马克思主义》一章中把福山的论述作为冷战后对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哀悼之声；另外，在《历史的终结：刘小枫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演》一文也对福山的说法进行了历史的溯源，/liuxfchuandayanjiang.htm
7[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厘巴尔著：《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页
8“保卫马克思”是[法]路易·阿尔都塞所写的一本书的名字，它与《读<资本论>》一起成为60年代捍卫马克思或者说重新解读马克思的重要文献。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10“遗产”和“债务”是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提供的说法，他用非常形象的经济学语言，描述了一种处理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份需要继承的遗产，同时也是一份需要偿还的债务，而他或者说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找出其中的遗产和债务，不过，这种方法或者说态度本身恰恰就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遗产，德里达使用这份遗产来试图处理其“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债务问题，这或许是德里达的精明之处。
1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页
1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页
1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17杨志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19[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89页
2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页
21[美]斯蒂文·塞德曼著：《<酷儿理论/社会学>引言》，选自[美]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书，第107页
2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页
2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143页
24《历史的终结：刘小枫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演》/liuxfchuandayanjiang.htm
25《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26《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27《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45页
28《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6页
29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9页
3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1据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即年鉴学派的代表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文中的说法，“资本主义”一词是20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的，马克思从没有用过这个字眼。在阅读中，我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就已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描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布罗代尔的说法似乎与历史不相符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文登载于2000年2月的《天涯》杂志上，第150页
3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页
3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页
3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6这正是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理由所在，即“蒲鲁东先生只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引自《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36——537页
37《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38《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39[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结构人类学》中说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帮助人类学从围绕着‘原始的’这个术语的哲学余烬中解脱出来”，因为“原始的”这个术语曾经被“陈旧的进化论”无形中添加了很多混乱（《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07——126页），正如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说，“西方文明便似乎是社会进化的最先进的表现，同时原始共同体则成了早期阶段的‘残余’，其逻辑分类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出现的顺序”（同上书，第3页）。参考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77——83页
4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7页
41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8页
4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43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4页
4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6页
45把符号划分为能指与所指，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开创的共时语言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概念，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范畴。能指指符号的物质形态（如声音或拼写），而所指则指符号的具体意义，那么能指与所指的现实对应物就成了“参照物”，从而使结构主义摆脱了符号与参照物的纠缠，可以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结构内部来讨论符号的意义问题。
46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论在20世纪遭到了全面的质疑，人几乎丧失了主体性，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告诉人们，人并不能掌控自我的意识，人受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意识的控制；而语言学-结构主义以来，人也丧失了“说语言”的权力，而变成了“语言说人”；到了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在利奥塔的努力下，完整的/宏大的叙事/历史已不复存在，而福柯则使连续的历史变得不可能，历史变成破碎的/断裂的，并且使任何试图填补历史空白，粘合历史碎片的工作都变得很荒唐，而德里达更是颠覆了人类处于中心的可能，把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以来的一切自信，都解构掉了。
47《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8页
48杨志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共有资本的本质》一书，就把这种辩证法的“二重性”作为基本的方法论，来重新对《资本论》进行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找到认识辩证法和《资本论》的有效视角。
4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5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51《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8页
5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9页
5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5页
5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57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汪晖把辩证的时间观替换历史的叙述或事件的叙述，看成是马克思叙述上的漏洞或者说困境，这本身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历史过程的叙述”本身就包含又“结构的叙述”，也就是在“历时-共时”的话语结构中，马克思强调了历时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排斥共时结构，而是借助辩证法把“历时-共时"又辩证地统一在了一起，也就是说辩证的时间观与历时的叙述并不构成对立的关系，正如我在文中指出的，马克思往往把辩证法运用于辩证法自身，进而使辩证法在叙述上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自省特质，而对于辩证法的颠覆又往往落入辩证法的圈套。该文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8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60《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61《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6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63《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6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96页
65《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
参考书目
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3、《资本论》（第一卷），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4、《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法]雅克·德里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5、《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
6、《读<资本论>》，[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厘巴尔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7、《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
8、《发展的幻想》，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篇8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自然·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这种人类中心的思想，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在这里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9。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论述“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20，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21。
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作为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就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2，也就是说，在生产的时间序列上，此时的“自然前提”，实际上是彼时的“历史结果”，“历史”也就把“自然”辩证地否定了。
共时·历时
“历时-共时”是结构主义的一组基本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这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话语方式。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和心理关系。历史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3，也就是说共时强调“同时存在”的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则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时间过程，或者说，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而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这样“历时-共时”实际上代表着“时间-空间”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偏重于历时的考察，而结构主义的贡献则是把共时的结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张力所在。
不言自明，马克思更强调一种历时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看法或态度。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逐渐“进步”的。马克思这样的一种进步的时间观来自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又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种以不可逆为运动动力的时间观呢？按照刘小枫在《历史的终结》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这样一种时间观来自于12世纪的修道院创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论三位一体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圣父是一个阶段，圣子是一个阶段，圣灵是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有了起点、发生、发展、终结等一系列“历时”的属性。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他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变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从而为其历史主义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说，在价值论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有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一个是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代言人，当然，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为了确定自己而与黑格尔划定的界线，参照系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后设的，但是马克思在根本上确是与黑格尔共同分享着同样历史动力学，只是在价值指向上是颠倒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6，从而马克思发挥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在本质来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确立了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辩证运动的时间观就为马克思在历时的视野中得以叙述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在强调历时的语境中并没有放弃对于共时结构的考察，在阐述“生产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里就可以体会马克思是如何在历时运动中辩证地把握共时结构的。
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8，从而把生产作为此结构进行运动的根本动力，进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概念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
可见，马克思固然没有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这种“一般”并不能掩盖“特殊”，或者说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纳入“特殊”，因为“特殊”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强调“特殊”无非是为了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征36。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依然要从探讨“一般”/“共时”的规律出发，而这种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如他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类比为物理学上的实验。他认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自于19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叙述上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个案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进步史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而这样一种把空间的地域差异转化为顺序的进步的时间分布的逻辑，是一种19世纪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的历史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时的空间结构来替换历时的时间的“陈旧的进化论”39；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内部运用“特殊”，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个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典型地点英国”这一“共时”结构的探讨纳入到种种非英国的世界史的“历时”当中，以及如何在诉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研究里关照英国自身的“特殊”历史，也就是说，在“共时-历时”、“一般-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它们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的答案是“辩证法”，他在“抽象-具体”这一基本的话语结构中详细描述了辩证法的运动过程。
抽象·具体
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在结构上相类似，“抽象-具体”是马克思论述这些话语内部的运动时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放弃“自然/共时/一般”，而诉求于“历史/历时/特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对“一般”的研究，否则就不会探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协调“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的关系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而为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具体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他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0，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蒸发抽象再现具体
（“混沌的表象”）（“最简单的规定”）（“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而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41。
进而，这也使马克思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具体）与形而上学（抽象）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就是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运动，其本身的产生过程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即黑格尔完成了“具体到抽象”，而马克思则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再现”，或者说马克思把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成为马克思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叙述上的方案，这种叙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达历史，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运动过程如何与“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诉求纠结起来，或者说马克思是在“辩证之中”寻找“历史”的依据，还是在“辩证之外”纳入“历史”的声音？这似乎是关乎政治经济学命脉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辩证·历史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辩证的运动模式，反而成为上面所讨论的话语结构的叙述动力，并且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讨论《商品》的问题时，就把“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付诸了实施。在叙述的进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42成为对“具体”的一种“抽象”，并担负着“抽象”向“具体的再现”转化或者说进行唯物主义落实的重要任务，而且马克思把这种“抽象人类劳动”通过劳动力来让渡给或者说物化到商品的价值中，使其完成价值增殖的过程，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假定的这种“凝结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也就成为其叙述上实现“辩证”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转化的“瓶颈”。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决定着“抽象-具体”等一系列话语结构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科学和真理的叙述企图。
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这是考虑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43，我觉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资本论》一开篇，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表象，这种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体）；二是这种社会财富可以还原为（或者说“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为）单个的商品，对于后一个理由，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微观物理学上，探究物质构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相信这样一种把复杂的事物还原（实际上也是一种抽象的方式）为同质的元素，进而考察单个元素（“最简单的规定”）也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即“丰富的总体”的方法，这是多么惬意地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呀。
马克思的论述从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开始，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论述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当然，在叙事上，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使商品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个所指45，或者说一个更“具体的能指”。运动总算开始了，紧接着，马克思就进入了问题的关键，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实现”交换，这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放在心上，因为这依然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交换方实行交换的唯一目的或企图就是为了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也为后人攻击马克思留下了悬念46），他需要在“交换行为”内部为维持这种广泛的交换关系寻找到一个“一般”的理由、动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话语结构中意味着“共时”/“抽象”，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放弃具体、偶然、历史等可变因素中的交换活动，而把交换抽象为普遍的、同构的过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给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这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即使用价值凭什么能够交换，也就是说，这些因为使用价值不同而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而，马克思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由“特殊/差异”蒸发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运动。
这时，马克思终于露出了他要实现这一推论的秘密武器了，这次，他借重的是数学这一为科学大厦奠基的方法。转折点体现在“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47，秘密就在这个“等式”上。“等式”不仅意味着“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数学上的“等式”具有无限运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等号”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到它的旗下，这样“等式”就具有了“一般”，显然这里的“一般”依赖于本身已经被抽象过的数量，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两边了，也就意味着交换双方的商品在某种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说，马克思把“特殊的质”的问题转化为了“同质的量”的问题，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质”，又具有了“一般的质”，这个“一般的质”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的“价值”，就这样“特殊”与“一般”被辩证地统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辩证法已经具体表现为“二重性”4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辩证法这一结构内部也赋予了否定之否定的历时运动和二重性的共时分布，如果说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则是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历时-共时”、“特殊-一般”、“具体-抽象”等话语结构也被辩证地运用到辩证法自身了，进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开放性，又具有自我缠绕、自我论证的自省特质，当然这种一旦把开放性和自省特质分别讲述的企图呈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辩证统一的力量也就被辩证法“自行”启动了。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叙述上的基本叙述方式表现为“既（是）……又（不是）……”，如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诞生的过程中，这种辩证法或者叙述方式成为最终在叙事上完成“资本生资本”的秘密起着关键性地作用，即“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9。
当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论述为具有“一般的价值的商品”时，已经完成了由“具体”蒸发到“抽象”的任务，也就是说辩证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体”。“同质的量”的价值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显然，这里的“同质的量”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此时“价值”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时，马克思需要为这个漂浮的“能指”找到一个“降落伞”，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他以人类中心的有用性来约束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他把商品是否了人类“劳动”作为其价值的所指，从而“劳动”这个词汇被马克思勾陈出来，甚至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0，这种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劳动。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劳动”来充当叙述的重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51，也就是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或者说人对自然的一种作用力或意志力，这显然来自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掷石头而掀起涟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谈到的，人来自于自然，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却体现为一种征服与驯服的决断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这与是否能有用于人类而作为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逻辑一样，人通过“劳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不过，马克思没有满足于这种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阐述劳动，因为这只能说明劳动的存在，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劳动对于商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几乎发现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因为一个很简单也是最终的原因，他不能创立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当时劳动并没有商品化”53，也就是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54，可见，马克思在使用“自然-历史”的话语结构来为劳动寻找阐释力的时候依然选择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当马克思把“劳动”放置在历史/历时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作为叙述动力的辩证法也随着开始启动，进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依然是劳动由具体的/个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当然，“劳动”的历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简单的发展为高级的/复杂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把劳动的认识大致分为这样一个历时的辩证顺序：“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程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5，最后马克思把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6，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所谓历史观，不仅是一种进步的时间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时间观57，“《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58。
由抽象的数量，变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为商品搭建的天梯还没有完成，但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或者说在马克思找到“等式”的时候，天梯的蓝图已经绘成了，很快，马克思把“抽象的人类劳动”量化为“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9，这样，“抽象的人类劳动”就被换算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抽象的数量终于羽化为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如果辩证法就此停止，具体的时间又将会变成特殊的/个体的/偶然的，这与商品拥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辩证法就变成了循环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这种通过时间单位度量的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则就要走老路了。
辩证法继续前进，马克思引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经过了长途跋涉，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所指固定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因为它在共时的结构中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定的生产条件来说，是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但它又是一种时间概念，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性（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在量上也有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抽象的（无法核算出具体的物理时间），又是具体的（可以用多少来度量），这是多么精彩的辩证法呀。
可是，叙述的危机也在辩证法结束之时随之到来。由“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再到“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辩证法就像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自行运算，而“历史参照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商品在辩证法的旅行中充当了一个能指的角色，辩证法的动力或者说运动方式，则转化“能指寻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当能指再寻找下一个所指”的一种类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链上滑动的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作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价值，直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辩证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这种能指自身的运动，在运动开始就把其参照物留在了叙述之外，也就是说，辩证法一旦进入叙述就会转化为能指趋向于所指的运动，而把历史参照物抛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法进入“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处在辩证法之外。
不过，叙述的动力依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诉求。因为辩证法的运动，被展现为了能指不断滑向所指的运动，也就是说，驱使能指向所指运动的动因是为了暂时获得一个“意义”，以想象地完满能指的匮乏，这种追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落实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结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叙述上要实现是的符号与历史参照物的唯物主义诉求，而实际上，从分析“商品”的辩证运动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间实现唯物主义，而没有让能指溢出符号抵达历史参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0，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由“辩证法”而寻找到的“先验的结构”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61，这种“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的信念，成为马克思在叙述上完成“先验的结构”与“改变世界”的融合的动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马克思试图为这个经过辩证运动获得的“先验的结构”寻找一种“历史/历时/特殊/具体”的依据，就让我们从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来体会这种努力吧。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即“资本（G）如何变成资本（G''''）”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62，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63上，即“劳动既可以表现为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又可以成为不同量的抽象劳动”，这样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劳动可以成为商品，但同时，劳动又是商品的价值源泉，这种“独特商品”就造成了作为商品的价值与自身到商品的价值源泉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剩余价值的不二法门，即“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64。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引入了历史的声音，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落实到历史当中，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5，从而为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叙述上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上的阐释。另外，马克思在对于“最初的资本从哪来的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阐述上，更显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而这恰恰是辩证法无力完成的任务。
结语
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这样一种强烈地把哲学活动指向实践的态度，导致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从而在叙述上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辩证”与“历史”，即如何把“历史”转为一种“辩证”，如何把“辩证”纳入一种“历史”，这种叙事的张力可以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这四组基本的话语结构中体现出来。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辩证法”中的运动的过程，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一个能指不断寻找所指的滑动，也就是说，语言学以来，“辩证·历史”的问题，被转化为“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的问题，显然，在辩证法内部永远也无法抵达历史参照物，可以说，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即在辩证法开始运动之外或停止运动之后，历史才登场，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尾注
1本文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个人的阅读《资本论》的学习札记。我借鉴了结构主义的一些概念对《资本论》进行阅读，希望能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与话语结构，限于时间和个人的能力，我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也算是学习《资本论》的一次肤浅的总结吧。
2许宝强汪晖选编的《发展的幻想》一书对发展主义带来的现代化后果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许宝强写的《前言：发展、知识、权力》中指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正如沃勒斯坦的文章《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对以经济增长或现代化/工业化为基本理念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质疑，显然，马克思主义页提出剥削和劳动异化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并据此诉求于平等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说制度）的建立，但是它并没有否定“工业化”或“经济增长”作为社会（或者说历史）进步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对于发展主义的质疑，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基于拉丁美洲的发展实践而兴起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批判，至于除了“现代化”或工业化之后，还有没有“另类的”（alternative）发展之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发展的幻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3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书中对于90年代逐渐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精辟的揭露，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指出了“90年代的‘圈地运动’”、“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等尖锐的经济社会问题。
4“马克思的幽灵”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冷战”结束后，他写了《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在他看来，“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作为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都是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幽灵化和具体化，人们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围剿和为此一次又一次结成的''''神圣同盟''''都只会使这一幽灵般的精神本身以不可见的可见性形式再次复现或显形，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密谋和宣誓其实只是在否定一个不可否定之物，同样，人们为马克思主义举行的一次又一次哀悼活动其实就是在为它的再次返回、为它在未来的复活招魂”，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但是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使用的却是复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种，而这些都可以看成是马克思的幽灵复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4页
5[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333页
6“历史的终结”提法来自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于80年代末期发表的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他认为由于1989年苏联的解体以及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说明自由主义终于战胜共产主义，历史也就随之终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驱魔——马克思主义》一章中把福山的论述作为冷战后对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哀悼之声；另外，在《历史的终结：刘小枫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演》一文也对福山的说法进行了历史的溯源，/liuxfchuandayanjiang.htm
7[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厘巴尔著：《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页
8“保卫马克思”是[法]路易·阿尔都塞所写的一本书的名字，它与《读<资本论>》一起成为60年代捍卫马克思或者说重新解读马克思的重要文献。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10“遗产”和“债务”是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提供的说法，他用非常形象的经济学语言，描述了一种处理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份需要继承的遗产，同时也是一份需要偿还的债务，而他或者说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找出其中的遗产和债务，不过，这种方法或者说态度本身恰恰就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遗产，德里达使用这份遗产来试图处理其“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债务问题，这或许是德里达的精明之处。
1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页
1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页
1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17杨志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19[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89页
2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页
21[美]斯蒂文·塞德曼著：《<酷儿理论/社会学>引言》，选自[美]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书，第107页
2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页
2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143页
24《历史的终结：刘小枫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演》/liuxfchuandayanjiang.htm
25《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26《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27《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45页
28《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6页
29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9页
3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1据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即年鉴学派的代表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文中的说法，“资本主义”一词是20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的，马克思从没有用过这个字眼。在阅读中，我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就已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描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布罗代尔的说法似乎与历史不相符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文登载于2000年2月的《天涯》杂志上，第150页
3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页
3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页
3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6这正是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理由所在，即“蒲鲁东先生只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引自《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36——537页
37《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38《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39[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结构人类学》中说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帮助人类学从围绕着‘原始的’这个术语的哲学余烬中解脱出来”，因为“原始的”这个术语曾经被“陈旧的进化论”无形中添加了很多混乱（《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07——126页），正如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说，“西方文明便似乎是社会进化的最先进的表现，同时原始共同体则成了早期阶段的‘残余’，其逻辑分类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出现的顺序”（同上书，第3页）。参考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77——83页
4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7页
41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8页
4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43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4页
4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6页
45把符号划分为能指与所指，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开创的共时语言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概念，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范畴。能指指符号的物质形态（如声音或拼写），而所指则指符号的具体意义，那么能指与所指的现实对应物就成了“参照物”，从而使结构主义摆脱了符号与参照物的纠缠，可以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结构内部来讨论符号的意义问题。
46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论在20世纪遭到了全面的质疑，人几乎丧失了主体性，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告诉人们，人并不能掌控自我的意识，人受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意识的控制；而语言学-结构主义以来，人也丧失了“说语言”的权力，而变成了“语言说人”；到了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在利奥塔的努力下，完整的/宏大的叙事/历史已不复存在，而福柯则使连续的历史变得不可能，历史变成破碎的/断裂的，并且使任何试图填补历史空白，粘合历史碎片的工作都变得很荒唐，而德里达更是颠覆了人类处于中心的可能，把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以来的一切自信，都解构掉了。
47《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8页
48杨志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共有资本的本质》一书，就把这种辩证法的“二重性”作为基本的方法论，来重新对《资本论》进行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找到认识辩证法和《资本论》的有效视角。
4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5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51《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8页
5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9页
5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5页
5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57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汪晖把辩证的时间观替换历史的叙述或事件的叙述，看成是马克思叙述上的漏洞或者说困境，这本身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历史过程的叙述”本身就包含又“结构的叙述”，也就是在“历时-共时”的话语结构中，马克思强调了历时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排斥共时结构，而是借助辩证法把“历时-共时"又辩证地统一在了一起，也就是说辩证的时间观与历时的叙述并不构成对立的关系，正如我在文中指出的，马克思往往把辩证法运用于辩证法自身，进而使辩证法在叙述上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自省特质，而对于辩证法的颠覆又往往落入辩证法的圈套。该文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8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60《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61《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6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63《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6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96页
65《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
参考书目
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3、《资本论》（第一卷），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4、《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法]雅克·德里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5、《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
6、《读<资本论>》，[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厘巴尔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7、《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
8、《发展的幻想》，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篇9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自然·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这种人类中心的思想，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在这里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9。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论述“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20，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21。
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作为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就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2，也就是说，在生产的时间序列上，此时的“自然前提”，实际上是彼时的“历史结果”，“历史”也就把“自然”辩证地否定了。共时·历时
“历时-共时”是结构主义的一组基本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这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话语方式。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和心理关系。历史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3，也就是说共时强调“同时存在”的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则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时间过程，或者说，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而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这样“历时-共时”实际上代表着“时间-空间”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偏重于历时的考察，而结构主义的贡献则是把共时的结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张力所在。
不言自明，马克思更强调一种历时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看法或态度。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逐渐“进步”的。马克思这样的一种进步的时间观来自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又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种以不可逆为运动动力的时间观呢？按照刘小枫在《历史的终结》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这样一种时间观来自于12世纪的修道院创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论三位一体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圣父是一个阶段，圣子是一个阶段，圣灵是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有了起点、发生、发展、终结等一系列“历时”的属性。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他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变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从而为其历史主义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说，在价值论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有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一个是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代言人，当然，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为了确定自己而与黑格尔划定的界线，参照系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后设的，但是马克思在根本上确是与黑格尔共同分享着同样历史动力学，只是在价值指向上是颠倒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6，从而马克思发挥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在本质来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确立了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辩证运动的时间观就为马克思在历时的视野中得以叙述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在强调历时的语境中并没有放弃对于共时结构的考察，在阐述“生产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里就可以体会马克思是如何在历时运动中辩证地把握共时结构的。
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8，从而把生产作为此结构进行运动的根本动力，进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概念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
可见，马克思固然没有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这种“一般”并不能掩盖“特殊”，或者说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纳入“特殊”，因为“特殊”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强调“特殊”无非是为了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征36。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依然要从探讨“一般”/“共时”的规律出发，而这种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如他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类比为物理学上的实验。他认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自于19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叙述上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个案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进步史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而这样一种把空间的地域差异转化为顺序的进步的时间分布的逻辑，是一种19世纪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的历史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时的空间结构来替换历时的时间的“陈旧的进化论”39；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内部运用“特殊”，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个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典型地点英国”这一“共时”结构的探讨纳入到种种非英国的世界史的“历时”当中，以及如何在诉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研究里关照英国自身的“特殊”历史，也就是说，在“共时-历时”、“一般-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它们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的答案是“辩证法”，他在“抽象-具体”这一基本的话语结构中详细描述了辩证法的运动过程。
抽象·具体
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在结构上相类似，“抽象-具体”是马克思论述这些话语内部的运动时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放弃“自然/共时/一般”，而诉求于“历史/历时/特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对“一般”的研究，否则就不会探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协调“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的关系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而为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具体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他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0，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蒸发抽象再现具体
（“混沌的表象”）（“最简单的规定”）（“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而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41。
进而，这也使马克思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具体）与形而上学（抽象）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就是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运动，其本身的产生过程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即黑格尔完成了“具体到抽象”，而马克思则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再现”，或者说马克思把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成为马克思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叙述上的方案，这种叙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达历史，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运动过程如何与“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诉求纠结起来，或者说马克思是在“辩证之中”寻找“历史”的依据，还是在“辩证之外”纳入“历史”的声音？这似乎是关乎政治经济学命脉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辩证·历史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辩证的运动模式，反而成为上面所讨论的话语结构的叙述动力，并且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讨论《商品》的问题时，就把“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付诸了实施。在叙述的进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42成为对“具体”的一种“抽象”，并担负着“抽象”向“具体的再现”转化或者说进行唯物主义落实的重要任务，而且马克思把这种“抽象人类劳动”通过劳动力来让渡给或者说物化到商品的价值中，使其完成价值增殖的过程，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假定的这种“凝结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也就成为其叙述上实现“辩证”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转化的“瓶颈”。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决定着“抽象-具体”等一系列话语结构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科学和真理的叙述企图。
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这是考虑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43，我觉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资本论》一开篇，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表象，这种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体）；二是这种社会财富可以还原为（或者说“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为）单个的商品，对于后一个理由，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微观物理学上，探究物质构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相信这样一种把复杂的事物还原（实际上也是一种抽象的方式）为同质的元素，进而考察单个元素（“最简单的规定”）也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即“丰富的总体”的方法，这是多么惬意地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呀。
马克思的论述从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开始，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论述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当然，在叙事上，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使商品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个所指45，或者说一个更“具体的能指”。运动总算开始了，紧接着，马克思就进入了问题的关键，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实现”交换，这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放在心上，因为这依然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交换方实行交换的唯一目的或企图就是为了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也为后人攻击马克思留下了悬念46），他需要在“交换行为”内部为维持这种广泛的交换关系寻找到一个“一般”的理由、动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话语结构中意味着“共时”/“抽象”，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放弃具体、偶然、历史等可变因素中的交换活动，而把交换抽象为普遍的、同构的过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给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这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即使用价值凭什么能够交换，也就是说，这些因为使用价值不同而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而，马克思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由“特殊/差异”蒸发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运动。
这时，马克思终于露出了他要实现这一推论的秘密武器了，这次，他借重的是数学这一为科学大厦奠基的方法。转折点体现在“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47，秘密就在这个“等式”上。“等式”不仅意味着“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数学上的“等式”具有无限运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等号”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到它的旗下，这样“等式”就具有了“一般”，显然这里的“一般”依赖于本身已经被抽象过的数量，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两边了，也就意味着交换双方的商品在某种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说，马克思把“特殊的质”的问题转化为了“同质的量”的问题，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质”，又具有了“一般的质”，这个“一般的质”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的“价值”，就这样“特殊”与“一般”被辩证地统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辩证法已经具体表现为“二重性”4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辩证法这一结构内部也赋予了否定之否定的历时运动和二重性的共时分布，如果说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则是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历时-共时”、“特殊-一般”、“具体-抽象”等话语结构也被辩证地运用到辩证法自身了，进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开放性，又具有自我缠绕、自我论证的自省特质，当然这种一旦把开放性和自省特质分别讲述的企图呈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辩证统一的力量也就被辩证法“自行”启动了。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叙述上的基本叙述方式表现为“既（是）……又（不是）……”，如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诞生的过程中，这种辩证法或者叙述方式成为最终在叙事上完成“资本生资本”的秘密起着关键性地作用，即“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9。
当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论述为具有“一般的价值的商品”时，已经完成了由“具体”蒸发到“抽象”的任务，也就是说辩证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体”。“同质的量”的价值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显然，这里的“同质的量”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此时“价值”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时，马克思需要为这个漂浮的“能指”找到一个“降落伞”，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他以人类中心的有用性来约束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他把商品是否了人类“劳动”作为其价值的所指，从而“劳动”这个词汇被马克思勾陈出来，甚至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0，这种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劳动。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劳动”来充当叙述的重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51，也就是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或者说人对自然的一种作用力或意志力，这显然来自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掷石头而掀起涟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谈到的，人来自于自然，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却体现为一种征服与驯服的决断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这与是否能有用于人类而作为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逻辑一样，人通过“劳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不过，马克思没有满足于这种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阐述劳动，因为这只能说明劳动的存在，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劳动对于商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几乎发现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因为一个很简单也是最终的原因，他不能创立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当时劳动并没有商品化”53，也就是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54，可见，马克思在使用“自然-历史”的话语结构来为劳动寻找阐释力的时候依然选择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当马克思把“劳动”放置在历史/历时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作为叙述动力的辩证法也随着开始启动，进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依然是劳动由具体的/个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当然，“劳动”的历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简单的发展为高级的/复杂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把劳动的认识大致分为这样一个历时的辩证顺序：“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程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5，最后马克思把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6，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所谓历史观，不仅是一种进步的时间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时间观57，“《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58。
由抽象的数量，变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为商品搭建的天梯还没有完成，但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或者说在马克思找到“等式”的时候，天梯的蓝图已经绘成了，很快，马克思把“抽象的人类劳动”量化为“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9，这样，“抽象的人类劳动”就被换算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抽象的数量终于羽化为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如果辩证法就此停止，具体的时间又将会变成特殊的/个体的/偶然的，这与商品拥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辩证法就变成了循环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这种通过时间单位度量的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则就要走老路了。
辩证法继续前进，马克思引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经过了长途跋涉，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所指固定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因为它在共时的结构中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定的生产条件来说，是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但它又是一种时间概念，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性（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在量上也有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抽象的（无法核算出具体的物理时间），又是具体的（可以用多少来度量），这是多么精彩的辩证法呀。
可是，叙述的危机也在辩证法结束之时随之到来。由“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再到“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辩证法就像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自行运算，而“历史参照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商品在辩证法的旅行中充当了一个能指的角色，辩证法的动力或者说运动方式，则转化“能指寻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当能指再寻找下一个所指”的一种类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链上滑动的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作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价值，直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辩证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这种能指自身的运动，在运动开始就把其参照物留在了叙述之外，也就是说，辩证法一旦进入叙述就会转化为能指趋向于所指的运动，而把历史参照物抛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法进入“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处在辩证法之外。
不过，叙述的动力依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诉求。因为辩证法的运动，被展现为了能指不断滑向所指的运动，也就是说，驱使能指向所指运动的动因是为了暂时获得一个“意义”，以想象地完满能指的匮乏，这种追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落实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结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叙述上要实现是的符号与历史参照物的唯物主义诉求，而实际上，从分析“商品”的辩证运动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间实现唯物主义，而没有让能指溢出符号抵达历史参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0，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由“辩证法”而寻找到的“先验的结构”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61，这种“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的信念，成为马克思在叙述上完成“先验的结构”与“改变世界”的融合的动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马克思试图为这个经过辩证运动获得的“先验的结构”寻找一种“历史/历时/特殊/具体”的依据，就让我们从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来体会这种努力吧。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即“资本（G）如何变成资本（G''''）”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62，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63上，即“劳动既可以表现为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又可以成为不同量的抽象劳动”，这样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劳动可以成为商品，但同时，劳动又是商品的价值源泉，这种“独特商品”就造成了作为商品的价值与自身到商品的价值源泉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剩余价值的不二法门，即“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64。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引入了历史的声音，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落实到历史当中，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5，从而为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叙述上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上的阐释。另外，马克思在对于“最初的资本从哪来的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阐述上，更显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而这恰恰是辩证法无力完成的任务。
结语
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这样一种强烈地把哲学活动指向实践的态度，导致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从而在叙述上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辩证”与“历史”，即如何把“历史”转为一种“辩证”，如何把“辩证”纳入一种“历史”，这种叙事的张力可以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这四组基本的话语结构中体现出来。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辩证法”中的运动的过程，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一个能指不断寻找所指的滑动，也就是说，语言学以来，“辩证·历史”的问题，被转化为“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的问题，显然，在辩证法内部永远也无法抵达历史参照物，可以说，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即在辩证法开始运动之外或停止运动之后，历史才登场，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尾注
1本文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个人的阅读《资本论》的学习札记。我借鉴了结构主义的一些概念对《资本论》进行阅读，希望能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与话语结构，限于时间和个人的能力，我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也算是学习《资本论》的一次肤浅的总结吧。
2许宝强汪晖选编的《发展的幻想》一书对发展主义带来的现代化后果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许宝强写的《前言：发展、知识、权力》中指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正如沃勒斯坦的文章《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对以经济增长或现代化/工业化为基本理念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质疑，显然，马克思主义页提出剥削和劳动异化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并据此诉求于平等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说制度）的建立，但是它并没有否定“工业化”或“经济增长”作为社会（或者说历史）进步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对于发展主义的质疑，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基于拉丁美洲的发展实践而兴起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批判，至于除了“现代化”或工业化之后，还有没有“另类的”（alternative）发展之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发展的幻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3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书中对于90年代逐渐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精辟的揭露，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指出了“90年代的‘圈地运动’”、“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等尖锐的经济社会问题。
4“马克思的幽灵”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冷战”结束后，他写了《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在他看来，“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作为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都是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幽灵化和具体化，人们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围剿和为此一次又一次结成的''''神圣同盟''''都只会使这一幽灵般的精神本身以不可见的可见性形式再次复现或显形，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密谋和宣誓其实只是在否定一个不可否定之物，同样，人们为马克思主义举行的一次又一次哀悼活动其实就是在为它的再次返回、为它在未来的复活招魂”，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但是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使用的却是复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种，而这些都可以看成是马克思的幽灵复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4页
5[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333页
6“历史的终结”提法来自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于80年代末期发表的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他认为由于1989年苏联的解体以及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说明自由主义终于战胜共产主义，历史也就随之终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驱魔——马克思主义》一章中把福山的论述作为冷战后对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哀悼之声；另外，在《历史的终结：刘小枫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演》一文也对福山的说法进行了历史的溯源，/liuxfchuandayanjiang.htm
7[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厘巴尔著：《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页
8“保卫马克思”是[法]路易·阿尔都塞所写的一本书的名字，它与《读<资本论>》一起成为60年代捍卫马克思或者说重新解读马克思的重要文献。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10“遗产”和“债务”是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提供的说法，他用非常形象的经济学语言，描述了一种处理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份需要继承的遗产，同时也是一份需要偿还的债务，而他或者说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找出其中的遗产和债务，不过，这种方法或者说态度本身恰恰就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遗产，德里达使用这份遗产来试图处理其“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债务问题，这或许是德里达的精明之处。
1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页
1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页
1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17杨志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19[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89页
2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页
21[美]斯蒂文·塞德曼著：《<酷儿理论/社会学>引言》，选自[美]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书，第107页
2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页
2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143页
24《历史的终结：刘小枫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演》/liuxfchuandayanjiang.htm
25《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26《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27《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45页
28《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6页
29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9页
3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1据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即年鉴学派的代表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文中的说法，“资本主义”一词是20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的，马克思从没有用过这个字眼。在阅读中，我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就已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描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布罗代尔的说法似乎与历史不相符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文登载于2000年2月的《天涯》杂志上，第150页
3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页
3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页
3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6这正是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理由所在，即“蒲鲁东先生只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引自《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36——537页
37《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38《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39[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结构人类学》中说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帮助人类学从围绕着‘原始的’这个术语的哲学余烬中解脱出来”，因为“原始的”这个术语曾经被“陈旧的进化论”无形中添加了很多混乱（《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07——126页），正如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说，“西方文明便似乎是社会进化的最先进的表现，同时原始共同体则成了早期阶段的‘残余’，其逻辑分类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出现的顺序”（同上书，第3页）。参考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77——83页
4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7页
41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8页
4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43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4页
4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6页
45把符号划分为能指与所指，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开创的共时语言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概念，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范畴。能指指符号的物质形态（如声音或拼写），而所指则指符号的具体意义，那么能指与所指的现实对应物就成了“参照物”，从而使结构主义摆脱了符号与参照物的纠缠，可以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结构内部来讨论符号的意义问题。
46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论在20世纪遭到了全面的质疑，人几乎丧失了主体性，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告诉人们，人并不能掌控自我的意识，人受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意识的控制；而语言学-结构主义以来，人也丧失了“说语言”的权力，而变成了“语言说人”；到了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在利奥塔的努力下，完整的/宏大的叙事/历史已不复存在，而福柯则使连续的历史变得不可能，历史变成破碎的/断裂的，并且使任何试图填补历史空白，粘合历史碎片的工作都变得很荒唐，而德里达更是颠覆了人类处于中心的可能，把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以来的一切自信，都解构掉了。
47《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8页
48杨志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共有资本的本质》一书，就把这种辩证法的“二重性”作为基本的方法论，来重新对《资本论》进行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找到认识辩证法和《资本论》的有效视角。
4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5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51《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8页
5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9页
5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5页
5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57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汪晖把辩证的时间观替换历史的叙述或事件的叙述，看成是马克思叙述上的漏洞或者说困境，这本身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历史过程的叙述”本身就包含又“结构的叙述”，也就是在“历时-共时”的话语结构中，马克思强调了历时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排斥共时结构，而是借助辩证法把“历时-共时"又辩证地统一在了一起，也就是说辩证的时间观与历时的叙述并不构成对立的关系，正如我在文中指出的，马克思往往把辩证法运用于辩证法自身，进而使辩证法在叙述上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自省特质，而对于辩证法的颠覆又往往落入辩证法的圈套。该文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8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60《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61《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6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63《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6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96页
65《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
参考书目
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3、《资本论》（第一卷），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4、《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法]雅克·德里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5、《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
6、《读<资本论>》，[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厘巴尔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7、《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
8、《发展的幻想》，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二是关于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三是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四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五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在上述五个问题的研究上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
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引发了国外学者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潮，涌现不少专著、专论。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他们一方面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结论，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又独辟蹊径，对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凝炼，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笔者拟就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加以枚举和综述，以期推动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
与国外学者蓄意制造的所谓“晚年马克思”不同，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加以区分，是以整体马克思为基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趋于清晰，但也凸现分歧。
如有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时间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来说，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来说，它被分为早期的制定阶段；中期的《资本论》写作的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的中期阶段；《资本论》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为这一历史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的研究阶段，即晚年笔记，表现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献。[1]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明确界定了马克思的晚年时间。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注重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是以俄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1870年12月底至1871年1月初，马克思以自己掌握的俄语直接研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又一新阶段——晚年时期的开始。[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是指1872—1883这12年。[3]还有学者认为，如将马克思的一生作若干个阶段的划分，那么从1873-1883年的最后10年，无疑是马克思生命的晚年时期。[4]
研究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是以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旨为依据的，下文将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二、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
随着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文本的发掘和出版，我们已知马克思在其晚年期间有重要的著作和大量的书信和笔记手稿。大体看来，有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1877年开始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信稿(1881)、关于俄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著和官方发表的资料所作的笔记、札记；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写于1879-1882年期间、内容及其丰富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手稿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晚年主要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应考察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围绕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信稿和札记。[5][6]有的学者则指出，只有研究上述文本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才能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作出合理判断；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书信、序文、札记才是确切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的点睛之作，其基点应是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用三周时间草就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一组信稿。[2]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四大笔记，即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研究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关于俄国发展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笔记，展现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空间。[3]
然而，一些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存在简单化、片面撷取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检视国内马克思晚年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却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论者都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一些书信(比如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祖国纪事》编辑的信)为研究对象，而把一部篇幅巨大、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动向的《历史学笔记》排挤出研究视野。……由于没能充分揭示马克思思想由中年向晚年过渡的复杂的动机与过程，特别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整体的事实，这些论点很难说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晚年丰富的思想资料。[7]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
三、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
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是人们展开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巴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到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有代表性的“困惑说”认为，马克思由对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转向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他以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生了“困惑”。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书信和手稿的写作缘由经历了由“困惑说”、“复归论”、“转向论”到冷静和全面的分析，从由单一文本的研究导出结论到通过对综合文本的考察导出结论的过程，从而对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的认识走向全面和深入。
对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研究者们有单一原因或多重原因两类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是出于完善唯物史观理论的需要。如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动因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8][9]马克思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旨在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整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完整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统一的总体进程。[5]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动因是马克思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深切关怀，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10]而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马克思晚年从事的理论活动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11]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直接与《资本论》有关。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在其总体目的上从属于《资本论》创作。“人类学笔记”包含着马克思试图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狭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和逻辑上紧密相联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从而完成广义经济学体系的建构)的愿望。[12]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正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解决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马克思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为了把自己的唯物史观建构成具有坚实的现实和历史基础的完整学说，成为涵盖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13]有些学者指出，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的研究，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思考与探索；[4][14]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则是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统一东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对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以破解历史之谜。[4]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需要。其次，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是为了健全和发展自己的唯物历史观的需要。再有一点就是，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15][16]
对历史学笔记的写作缘由，学者们大致有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唯物史观。如有学者认为，研究者通常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研读笔记主要与《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有关的推想，不能解释他晚年研读和写作笔记的范围为何那样广泛。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确实怀有一致的动机和思绪。马克思当时实际上是要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再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仍如他此前在革命低潮时期从事的类似探索一样，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阐发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17]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以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来得出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的。马克思更关心的是他的理论的诊释范围，更想把他一生所得引向长远与广阔，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并不是《资本论》研究与写作的中断，恰恰相反，是一种继续；但探索的动机就在于想把中年期通过对资本主义分析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放到全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去检验其普遍适应性。[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马克思晚年放弃或暂时搁置了《资本论》的写作而致力于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法，缺乏文本依据，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观臆猜。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是他经济学写作计划的重要内容，在生前无法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情况下，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土地所有制问题。为了熟悉欧洲土地所有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历史学笔记》，只是马克思就特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这比笼统地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着重从不同的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更符合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实际情况。[18]
此外，有些学者则把《人类学笔记》、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信稿及札记、《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和《资本论》相联系从总体上考察，认为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形成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5]
四、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
研究者们根据已有材料作出了大致的概括。总体看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历史学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第二，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信件和札记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或理论。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即有学者把马克思晚年思想概括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19]以区别于中年期所谓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把整体马克思思想一分为二，与西方某些学者蓄意制造的中、晚年马克思对立论殊途同归。
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对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或最重大理论贡献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如有学者指出，应根据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花费的主要精力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如同《资本论》一样，都是对人类历史典型形态的实证研究，它们都服从一个重要的历史学的科学任务：实证地探讨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属于唯物史观的跨越理论的合理发展。历史跨越理论不是马克思晚年的新设想，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每个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都一一通过实例进行了研究。《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涉及这一研究范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东方发展道路”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献的主旨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理论的完善体系。[1][6][20]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探索，研究了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由抽象转向具体，从特殊转向普遍，从西方而东方而全人类，真正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13]也有些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笔记摘录的对象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理论目的却是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是没有根据的。[11][21]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但是把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说成是“跨越论”并进而夸大为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花大力气研究人类学材料和东方社会，主旨就是谋求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出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主要是就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22]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绝非仅仅是理论研究上的需要。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23]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是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这一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未来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发现，也不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深化，而是可以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相并列的第三个伟大发现。[2]
五、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学者们普遍关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多层面的意义，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发。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改变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各国期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而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高度统一的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仅为俄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有参照的意义。[4][13]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就必须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东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走不同的道路。历史之谜随着晚年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得到了破解，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高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贡献。[4]有的学者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指明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即通过革命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而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路。[2]也有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与东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开了一道口子，逻辑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相结合的可能性，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作为中介环节、以取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相容性。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新思想、新观念，为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必要中介，这是“晚年马克思”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迪。[3]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及当代学术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14]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极其丰富，所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空白。尤其是史前理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找到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解体的逻辑，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最后的回答，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丰富了唯物史观，蕴涵着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渐进性与突变性的辩证关系，为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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