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论文范文10篇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篇1

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主权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二、历史考察：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连续?

按照《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中的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五项特征，即：(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主权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该论著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项进行历史考察，那么当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在战前呈现雏形、在施行战时计划和统制经济时期最终形成、在战后得以延续的。

就第一项特征而言，战前的日本企业也曾经是股东主权。但是1937年侵华战争的爆发，使前此日本“股东主权”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使日本企业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极端的股东主权，向极端的从业人员主权180度的转变”。曾赴美就职、后任日本电源开发总裁的高琦达之助，在1954年曾对他1916年和1947年两度回国时获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动描述。对前一次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首先没有料到的是，第一，在会社从业员不知情时，会社的股票已经从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动时主要经营首脑已发生更换，经营方针很不稳定。第二，经营首脑主要不是着力巩固会社的基础，而是竭力博取股东的欢心和获取高额红利，以及竭力使股价上扬。”对第二次印象，他却这样写道：“股东的权益完全被无视，事业的经营由从业员执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时截然相反。”

日本经济体制的第二项特征同样是战时的产物。在战前，日本的劳动力流动曾经相当普遍。在明治时代，熟练的机械工人在全国到处流动的状况，至大正时代仍得以继续。大正年间大阪市的《劳动调查报告》曾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国劳动者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工作的时间太短。这种状况无疑使我国工业不断蒙受极大损失。”没有终身雇佣，也就没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样由于侵华战争的爆发，为了摆脱通货膨胀的困境，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战时统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形成终身雇用和年功工资序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令，有1939年颁布的《从业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颁布的《从业者移动防止令》和《工资统制令》。前两项法令禁止随意招募员工和随意离退职，使职业流动现象几近消失，后一项法令则不仅扩大了工资中的定额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资定期、自动提高作为一种惯例在全国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初任给”，即对刚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工资数额，根据地域、年龄、性别进行统一规定。另外，自1939年9月开始，又施行“工资冻结”，即一律不准擅自加薪的工资统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如果获得厚生大臣的许可，企业可以不施行“工资冻结”。所谓的“某种条件”，就是制定加薪规则，事实上，日本政府“规定一年一次必须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准额进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过程，年功序列工资和根据工作年限升职制度，在全国得以普及。”构成“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另一个侧面的企业内工会，也是在战前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呈现雏形，在战时最终形成的。在这方面，为战时经济需要而组建的“产业报国会”，可以说是战后企业内工会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观点：“战后按照占领军的指令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会，均以该组织(产业报国会)作为母胎。”“按企业形成并存续至今的日本工会，事实上只不过是战时产业报国会等组织变换了一下名称。”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第三项特征(同时也是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战时形成的。在战前，日本的大企业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产，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战争，很多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作为一种紧急措施，不少企业采取了将部分产品，特别是零部件交中小企业生产的“下包”方式。由于这种紧急措施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使中小企业因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订单而减少了破产和被大企业挤跨的风险。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在战后作为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多尔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向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作为其子公司的企业，40%以上都是在战时通过下包制，和丰田公司构筑起这种关系的。”

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第四项特征，即主要通过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融资的“间接金融”体制，更是战时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属内部金融时代。在这广时代，由于财阀占有矿山开采和对外贸易等高收益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一般均以企业内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不受财阀支配的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铁道运输业，则依存于以股东的股份担保金额支撑的内部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期，以往通过内部金融机制筹措资金的做法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企业通过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开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体制开始呈现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状态。不过，当时主要仍以直接金融为主。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当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强化，日本进入了“时局金融”时期，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统计，1936年，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63.8%。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则仅占0.6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银行借贷作为取代股票发行筹措资金的方式的比重，则自1939年呈显著上升趋势：1936年为40.6%，1945年达到93.2%，即企业已几乎完全以向银行借贷作为基本融资方式。”不言而喻，间接金融体制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东亚模式”的两大特征之一。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中，日本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侵华战争以前，日本政府事实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概览当时一系列“统制立法”，我们便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只是为了发动对华侵略，日本当局开始真正将国民经济转人“战时经济”，才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广泛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一阶段，战后政府和业界团体双向关系或者说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开始出现”。

三、福兮祸兮：如何认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

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对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曾被视为日本创造“奇迹”的要因。

首先，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日本特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制的观点，曾经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沃格尔在该论著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教和社会生活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而日本企业所以能拥有这样的职工，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具有“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也认为：“终身雇用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就间接金融体制而言，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一直充当了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营风险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整体上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如此，战时形成、战后延续的金融体制具有稳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战前，银行破产是寻常的现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间，经营出现破绽的银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间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间为7.8，但是在战后，直至70年代，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再次，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协作”的观点，也曾经盛极一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国学者吉姆斯·阿布格伦在《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中提出的“日本株式会社论”。在该论著中，阿布格伦将日本比喻为一个综合企业——日本株式会社，日本政府是“总公司”，各日本企业是分公司。虽然阿布格伦的原意，是讽刺日本依靠官民一体的体制追求经济利润，但是，这一比喻，又被视为官民密切协调发展经济的范例，是“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篇2

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主权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二、历史考察：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连续?

按照《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中的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五项特征，即：(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主权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该论著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项进行历史考察，那么当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在战前呈现雏形、在施行战时计划和统制经济时期最终形成、在战后得以延续的。

就第一项特征而言，战前的日本企业也曾经是股东主权。但是1937年侵华战争的爆发，使前此日本“股东主权”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使日本企业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极端的股东主权，向极端的从业人员主权180度的转变”。曾赴美就职、后任日本电源开发总裁的高琦达之助，在1954年曾对他1916年和1947年两度回国时获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动描述。对前一次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首先没有料到的是，第一，在会社从业员不知情时，会社的股票已经从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动时主要经营首脑已发生更换，经营方针很不稳定。第二，经营首脑主要不是着力巩固会社的基础，而是竭力博取股东的欢心和获取高额红利，以及竭力使股价上扬。”对第二次印象，他却这样写道：“股东的权益完全被无视，事业的经营由从业员执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时截然相反。”

日本经济体制的第二项特征同样是战时的产物。在战前，日本的劳动力流动曾经相当普遍。在明治时代，熟练的机械工人在全国到处流动的状况，至大正时代仍得以继续。大正年间大阪市的《劳动调查报告》曾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国劳动者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工作的时间太短。这种状况无疑使我国工业不断蒙受极大损失。”没有终身雇佣，也就没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样由于侵华战争的爆发，为了摆脱通货膨胀的困境，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战时统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形成终身雇用和年功工资序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令，有1939年颁布的《从业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颁布的《从业者移动防止令》和《工资统制令》。前两项法令禁止随意招募员工和随意离退职，使职业流动现象几近消失，后一项法令则不仅扩大了工资中的定额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资定期、自动提高作为一种惯例在全国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初任给”，即对刚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工资数额，根据地域、年龄、性别进行统一规定。另外，自1939年9月开始，又施行“工资冻结”，即一律不准擅自加薪的工资统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如果获得厚生大臣的许可，企业可以不施行“工资冻结”。所谓的“某种条件”，就是制定加薪规则，事实上，日本政府“规定一年一次必须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准额进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过程，年功序列工资和根据工作年限升职制度，在全国得以普及。”构成“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另一个侧面的企业内工会，也是在战前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呈现雏形，在战时最终形成的。在这方面，为战时经济需要而组建的“产业报国会”，可以说是战后企业内工会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观点：“战后按照占领军的指令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会，均以该组织(产业报国会)作为母胎。”“按企业形成并存续至今的日本工会，事实上只不过是战时产业报国会等组织变换了一下名称。”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第三项特征(同时也是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战时形成的。在战前，日本的大企业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产，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战争，很多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作为一种紧急措施，不少企业采取了将部分产品，特别是零部件交中小企业生产的“下包”方式。由于这种紧急措施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使中小企业因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订单而减少了破产和被大企业挤跨的风险。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在战后作为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多尔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向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作为其子公司的企业，40%以上都是在战时通过下包制，和丰田公司构筑起这种关系的。”

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第四项特征，即主要通过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融资的“间接金融”体制，更是战时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属内部金融时代。在这广时代，由于财阀占有矿山开采和对外贸易等高收益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一般均以企业内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不受财阀支配的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铁道运输业，则依存于以股东的股份担保金额支撑的内部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期，以往通过内部金融机制筹措资金的做法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企业通过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开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体制开始呈现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状态。不过，当时主要仍以直接金融为主。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当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强化，日本进入了“时局金融”时期，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统计，1936年，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63.8%。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则仅占0.6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银行借贷作为取代股票发行筹措资金的方式的比重，则自1939年呈显著上升趋势：1936年为40.6%，1945年达到93.2%，即企业已几乎完全以向银行借贷作为基本融资方式。”不言而喻，间接金融体制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东亚模式”的两大特征之一。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中，日本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侵华战争以前，日本政府事实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概览当时一系列“统制立法”，我们便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只是为了发动对华侵略，日本当局开始真正将国民经济转人“战时经济”，才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广泛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一阶段，战后政府和业界团体双向关系或者说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开始出现”。

三、福兮祸兮：如何认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

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对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曾被视为日本创造“奇迹”的要因。

首先，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日本特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制的观点，曾经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沃格尔在该论著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教和社会生活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而日本企业所以能拥有这样的职工，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具有“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也认为：“终身雇用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就间接金融体制而言，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一直充当了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营风险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整体上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如此，战时形成、战后延续的金融体制具有稳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战前，银行破产是寻常的现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间，经营出现破绽的银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间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间为7.8，但是在战后，直至70年代，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再次，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协作”的观点，也曾经盛极一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国学者吉姆斯·阿布格伦在《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中提出的“日本株式会社论”。在该论著中，阿布格伦将日本比喻为一个综合企业——日本株式会社，日本政府是“总公司”，各日本企业是分公司。虽然阿布格伦的原意，是讽刺日本依靠官民一体的体制追求经济利润，但是，这一比喻，又被视为官民密切协调发展经济的范例，是“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本文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探索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创新问题。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背后蕴藏的巨大经济学资源，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而且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确实具有发展经济学需要的丰富材料，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经济学创新具有突出的世界性意义。

一、引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当属经济学最为突出。同时，经济学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受到的考验也最为巨大。对经济学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认识，使经济学体系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形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西方经济学被不断地引进，因此，中国成为经济学竞争的一个舞台。面对这样的情形，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之继续保持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对此，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努力探索，如刘国光教授对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出他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担忧，而且也包含了强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期盼［1］。二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新主流。例如有的学者提出，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2］。三是创建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经济学。例如有的学者倾向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着重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3］。这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实现统一或普遍认同的迹象。因此，探索中国经济学发展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不管中国经济学取向怎样的前途，有一点是十分关键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决不能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最大的实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走向成熟，其丰富的经验会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本土资源。

二、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即无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还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流行，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现实背景。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努力想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并且为自己的发财致富寻求合理性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之后的不断发展又都是建立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经济统治后，需要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离开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背景也难成气候。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活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得益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而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的背景。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的这一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也同样能够看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个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出的一系列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现实根据。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也为了避免空想社会主义者局限于道德批判的不足，必须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中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正是在这种使命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展开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规律的解剖，从而使自己在经济学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本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历比较曲折，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缺乏现实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新的发展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以上经验表明，经济学发展的机遇一定蕴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着西方经济学的演变。

其他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的重大发展，都可以为经济学发展提供机会，而且由此形成的经济学成果也一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已经经过30年了。在这30年中，中国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身份向世界交了一份非常好的经济增长成绩单，而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相互角逐，都想为这种巨大成绩作出科学的解释，并且努力争取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权。虽然这种竞争还处于十分激烈的阶段，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这里蕴藏了一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巨大机会。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因此，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为根据，把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化作为目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为基础，认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应该继续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一种前途的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大谈西方经济学的一般性，极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而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就被一般化，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并向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就被国内的一些学者当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但是，不仅我们的决策者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而且那些接受了这种模式的其他国家因为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改革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能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而“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失败，使得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被质疑能否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二种前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一部分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学者，恪守着被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标准化”的评价。如1995年到1997年间，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强烈质疑。特别是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有人上万言书，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仍应该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4］。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这种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

那么，中国经济学究竟该如何发展？这决不是一个比较理论逻辑的完美性问题。代表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是，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基础，去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为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指导。只有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才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前途。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三、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的机会，具体体现在改革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回答的，因此，必须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这是对经济学的一次巨大挑战，同时也对经济学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经济学自诞生起就把财富的生产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传统不仅在西方经济学中或明或暗地被保留，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重要的位置。在西方经济学中，作为其创始人的亚当·斯密，就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为对象构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斯密认为，生产力增长需要拓展分工和积累资本。前者是提高生产力的直接因素，后者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动力。进一步地讲，分工的拓展提出如何协调分工的问题，这需要发挥自由市场的功能；资本积累不仅是逐利的资本家的要求，而且是使用更多工人的物质保障。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逐步把生产力增长的问题边缘化，越来越集中于自由市场机制的研究。一直到现代，作为与自由市场机制研究并列的宏观经济学中才又出现了生产力增长的问题，不过，它被赋予经济增长这样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作为其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看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力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意义；其次对分工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前者集中于对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分析；后者则倾向于怎样通过计划来协调分工的研究。因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步发展起了一个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分析市场机制不利于分工，而计划是协调分工的有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生产关系调整，并没有呈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私有制主体地位，不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相径庭。结果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是所有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不曾见到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所有制结构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对此，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发展理论不能解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才能加以解释。第二，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虽然在取向上是市场化的，而且改革后的体制也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具有鲜明的特点。市场虽然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不过，基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受到政府强有力的调控。而且，这种控制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而且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更是具有主导作用。这种情况也是不同于任何国家的，但这种不太符合标准的经济运行，却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对此，西方标准经济学认为这与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而会限制市场经济正常发挥它的功能。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太标准的市场经济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绩。这也需要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予以解释。第三，经济发展的地区战略调整，引起中国经济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而且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后，虽然经济增长也持续了三十年，但并没有看出这种地区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这在标准经济学中也是没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的。因此，必需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富有成效的探索，也都面临着渴求理论解释的期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这一系列变化，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模式。它迫切需要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对这种模式加以概括。而在这种模式中确实也包含了大量可以引发经济学创新的材料。简单说来，特殊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5］；而特殊的中国经济运行模式，又可以形成中国市场经济理论；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还可以构建中国政府经济学。现在，摆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是，形成一套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或解释体系。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问题，而且也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创新，决不是一种局限于中国的经济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种经济学。

四、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表面上，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甚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问题重重，似乎说明中国改革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学，就只能是一个国别性的经济学。而这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相互借鉴的趋势下，经济学理论仅仅局限于一国的实践，肯定是没有前途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经济理论。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一国的事情。首先，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都在世界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特别是其仍具潜力的增长，可能在未来起到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此，一些世界性研究机构作了预测，如高盛公司预测，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增长的政策，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组织的一次调查中，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果，中国将在未来20年内成为与美国竞争的世界强国。对于有着如此前途的大国经济，它的成功与一个小国甚至是中等国家的成功有着不同的意义。即使它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也代表了经济发展一个方向，完全值得经济学加以理论总结，并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部分。其次，作为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学努力在实现经济学两大体系的融合。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自古典经济学以后，出现了两大对立的经济学体系，一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二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以来，这两个经济学体系相互对立，各自为自己倾向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加以辩护。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对立，从而使相应的经济学理论难有互相借鉴的迹象。然而，进入当代以后，这种现象开始发生变化。不同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一些内容开始融合，不同经济学理论开始渗透。不过，由于没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实践基础，这种融合和渗透相对缓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两种经济制度对立局面上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私有制再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配置资源独有的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机制也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的分配制度，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此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种改革的方式，而且也为人类经济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建立在这一伟大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决不是一个国别性质的经济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2005，（10）.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3］杨承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N］.人民日报，2003-08-22.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篇4

监狱经济是伴随着监狱及其行刑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它的存在及其发展不仅能使罪犯劳动力资源得到开发利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而且还能为监狱有效执行刑罚提供物质保障和现实载体。而监狱经济的运行状况，直接取决于监狱经济体制。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监狱经济体制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监狱和监狱企业合为一体的体制，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狱企业在竞争中力不从心，处于弱者地位，经济效益不断下滑，监狱的生存也受到了直接威胁，监狱的改造质量水平因此而不断下降。表现在监狱经济方面，面临着监狱企业补充监狱各项建设经费、生产经营债务、办社会等负担过重；监狱企业长期投入不足，发展空间严重受阻；传统监狱企业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等主要困难与问题。表现在监狱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监狱刑罚执行、教育改造职能和监狱经济管理职能难以到位；监、企、社混合多元体制造成监狱工作复杂与艰难；现行监狱经济体制的瑕疵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等主要弊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及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面临的困难与弊端逐步显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对监狱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明确了监狱经济的重要地位，论证了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从多方面分析了监狱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并提出了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对策。本文认为，必须加快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大改革力度，落实全额保障政策，推进监、企、社分开，使监狱更好地履行刑罚执行职能；要认真执行政策，将监狱执法经费支出与监狱企业收入分开；要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顺监企关系，建立促进新型监狱体制规范运行，以“全额保障，监企社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从体制、机制和源头上解决目前监狱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真正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和工作机制。

关键词：监狱经济改革探讨

目录

摘要……………………………………………………………1

引言……………………………………………………………4

一、监狱经济的概述…………………………………………7

（一）监狱经济的基本涵义…………………………………7

（二）监狱经济的主要特点…………………………………7

（三）监狱经济关系…………………………………………9

（四）监狱经济的产生原因…………………………………10

二、我国监狱经济及相关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14

（一）新中国监狱生产的创建阶段………………………15

（二）监狱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阶段………………………16

（三）我国监狱经济的现状…………………………………19

三、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0

（一）当前监狱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问题………………20

（二）现行监狱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24

四、对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27

（一）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7

（二）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28

（三）对于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29

结束语…………………………………………………………34

参考文献………………………………………………………35

后记……………………………………………………………37

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

引言

罪犯劳动是指罪犯在监狱机关的组织和监督下从事改造自然并使自身得到改造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创造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劳动实践是人的意识、观念产生、发展及转化的主要源泉。罪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应该参加劳动，需要在劳动中改造自身。罪犯劳动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由刑执行的基本内容之一，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改造罪犯。

罪犯劳动并非我国独有。16世纪建造的阿姆斯特丹监狱据认为是“以劳动疗法使犯人回归社会”的第一批现代监狱。罪犯劳动也是国际人权文件规定的囚犯义务。世界各国的法律也都明确规定服刑犯人须参加劳动。现代各国监狱普遍认为，对罪犯的有效劳动进行合理的经营还可以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节约改造成本。

我国的罪犯劳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劳动学说为指导，成为改造罪犯、造就新人的基本手段，从而使罪犯脱离了残酷的惩罚和压迫，这是我国罪犯劳动的本质和特色所在。我国现行《监狱法》明文规定，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改造原则，并由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为适应劳动改造罪犯需要，保障监狱罪犯劳动改造场所和条件，监狱兴办生产经营项目进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一个特殊部分即监狱经济。

我国监狱经济作为国有经济的特殊组成部分，受历史原因和计划经济体制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监狱工作的附属地位。从建国初期的“三个为了”，到“两个结合”，再到“改造第一，生产第二”，历次监狱工作方针虽然都是符合当时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正确指导，但是监狱经济的地位始终处于附属的地位，对监狱经济的管理同监狱管理一样，长期实行中央和地方管理，逐步形成了“监企合一”的监狱经济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生产靠计划，材料靠供应，设备靠调拨，产品靠包销，根本不存在竞争，这与监狱集中领导、半军事化管理、封闭式运行的体制十分适应，使监狱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发展监狱经济不仅提供了劳动改造罪犯的场所，而且为社会创造了一定的物质财富，缓解了国家财力不足、监狱经费紧张的状况。但是由于长期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和附属地位，监狱企业的管理十分粗放，效益低下，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造成各省市监狱企业发展也很不平衡，加之监狱企业涉及的行业多、产品杂，机械、煤炭、电力、建材、农业等传统产业几乎无所不包，且地处分散，技术含量低，规模小，竞争力差，形成了多种管理模式和复杂的经济格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监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使监狱企业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难以适应市场竞争，普遍出现了经营困难。同时由于监狱经费不能足额保障到位，监狱企业又背负上补偿监狱经费和办社会职能的重负，造成监狱经济步入发展困境。市场经济要求监狱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但是由于生产收入和监狱经费直接挂钩，监狱企业既要按照法律规定，服从、服务于监狱“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工作方针，又要遵循各自所处的行业特点、规律、法规办事，所以监狱企业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并且由于监狱经济的困境，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监狱刑罚执行职能的发挥，个别监狱甚至发生了利用职权创收等严重的警察犯罪案件。

近年来，国家司法部作为监狱主管部门会同理论界与相关部门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监狱经济困难的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对监狱企业的扶持优惠政策，但是至今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狱经济发展问题。针对监狱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基层监狱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但是由于全国监狱经济管理模式和条件千差万别，一直没有探索出普遍适应全国监狱企业发展的成功道路，监狱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冰。

笔者作为司法行政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工作实践中亲历了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的过程。特别是参加了经济管理研究生课程学习以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进行监狱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走出监狱经济发展困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监狱正确执行刑罚，维护安全稳定职能的迫切需要。所以，对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学习和研究，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经济管理模式，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本文以经济管理学科的相关理论作指导，阐述监狱经济的概况，分析我国监狱经济体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初步探求具体之改革措施。

一、监狱经济的概述

（一）监狱经济的基本涵义

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在履行惩罚和改造罪犯职能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即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从监狱这一微观层面讲，已经超出了刑罚执行的范围，但这一问题本身又与刑罚执行活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可能脱离监狱及其行刑活动而完全独立存在。无论哪个时期的监狱，其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都难以回避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即罪犯劳动问题。

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纯粹的经济活动。而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既具有一般经济活动的共同内容和本质，同时也有它自身的特性。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其前提条件是罪犯及其监狱的存在，没有罪犯及其监狱的存在，也就无所谓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据此，可以将监狱经济定义为：与监狱行刑活动相伴而产生，以罪犯为主要劳动力并在其过程中完成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的总和。监狱经济的核心是监狱生产，监狱经济的组织主体是监狱企业，而不是监狱，对监狱而言，监狱经济活动有它的独特性。监狱经济的存在、运行和发展，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成本和收益，不能提供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监狱经济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

（二）监狱经济的主要特点

1、监狱经济与监狱行刑的融合性。

与一般社会经济活动相比较，监狱经济与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监狱经济活动以监狱的在押犯为主要劳动力。作为劳动者，国家有义务对罪犯劳动力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作为罪犯，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其进行惩罚和改造。监狱经济活动和监狱行刑活动，都离不开罪犯这一共同主体。与罪犯作为特殊劳动者的身份相比较，罪犯作为刑罚惩罚和改造的对象的身份应是根本的，罪犯无权以参加监狱经济活动为理由，而摆脱监狱对其进行的惩罚和改造活动，任何组织也无权以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为理由，而使罪犯脱离监狱行刑活动。在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和罪犯接受刑罚的前提下，对罪犯劳动力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这一监狱经济特殊的活动才能存在。所以，监狱经济活动与监狱行刑活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监狱行刑活动直接影响着监狱经济活动及其效率和效益。

监狱经济活动与监狱行刑活动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由于罪犯是这两个活动的共同主体，因此，监狱经济活动不仅和监狱行刑活动存在着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其融合在一起。依据我国刑事法学原理和有关刑事法律规定，我国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即监狱行刑，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惩罚和改造罪犯。剥夺自由是惩罚罪犯的内容之一，除此之外，依法强制有劳动能力的罪犯进行劳动，以及给予罪犯较低的劳动报酬等，也是惩罚罪犯的内容。因此，我国有关刑事法律明确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应当或必须参加劳动。罪犯在劳动过程中，同样也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因而，罪犯劳动本身包含着刑罚对罪犯的惩罚性在内。

2、监狱经济存在的客观性和运行的相对独立性。

监狱经济虽然以罪犯及其监狱的存在为前提，并受监狱行刑的影响和制约，但监狱经济活动有它的相对独立性。监狱对罪犯进行惩罚和改造是监狱的基本职能，也是监狱的权利。但是，监狱在行使其权利、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并不能否定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一客观要求及其实践活动。罪犯入监服刑，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无条件地为罪犯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按劳分配原则也并不因一个人的法律身份的改变而改变。罪犯需要劳动，罪犯必须劳动，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会对罪犯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必然要求。因此，监狱经济的存在是客观的。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并不会影响监狱的行刑活动，在服从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它反而会促进监狱行刑活动的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监狱经济的存在不但是客观的，而且其运行也是相对独立的。监狱不能以行刑为借口，直接干涉监狱经济活动，也不能为监狱经济活动制造障碍。监狱经济在运行过程中，要服从市场法则，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监狱经济活动才能存在并正常运行。监狱行刑活动虽然会影响监狱经济活动，但它却不能改变监狱经济活动的本质，监狱经济活动更不能演化为监狱行刑活动。

3、监狱经济追求效益的双重性。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监狱经济首先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这是经济活动的一般性质的内在要求。如果没有好的经济效益，监狱经济就无法存在和发展。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监狱经济在运行中，也必须追求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国家组织罪犯劳动，除了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发展监狱经济，获取经济效益，以弥补监狱经费不足的目的之外，另一个目的则是要在劳动过程中实现对罪犯的思想改造。由于监狱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主要是罪犯，如果在其运行过程中不重视甚至放弃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那么，监狱经济将会因缺乏合格劳动力而无法正常运行，监狱经济也就无法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监狱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则是监狱经济存在和发展的保障。

（三）监狱经济关系

社会生产都是劳动者为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一种集体活动。在生产活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围绕经济利益而发生各种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存在及其合理程度，直接影响到生产活动本身的效益，影响到各方经济利益的实现。

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监狱经济在运行中也必然会存在罪犯与国家、监狱（企业）、社会等等间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根据我国监狱经济发展的历史及目前的有关规定，监狱经济是具有国有性质的经济成分，监狱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罪犯虽然也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他们不能像普通公民那样实现与这部分生产资料的自愿结合。因此，在监狱生产的运行过程中，从罪犯与国家之间的地位看，不可能是平等的，罪犯不可能成为监狱生产过程中的主人，他们无权行使监狱企业的经营管理权。

----从分配关系来看，对罪犯而言，监狱企业也应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但由于罪犯劳动本身的改造性质，决定了罪犯不可能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其劳动成果除扣除交给社会的那部分之外，其余成果全部归自己所有。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罪犯给社会、他人造成了财产或人身方面的损害，因此，罪犯的劳动成果必须扣除罪犯给社会和他人的损害赔偿，剩余的部分才归犯人所有。

----从交换关系来看，罪犯虽然也存在着与社会的交换关系，但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罪犯在交换中的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从消费关系来看，由于国家与罪犯之间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罪犯的消费完全是为了个人，不具有依附性，也没有歧视性。而且罪犯本身又是刑罚惩罚和改造的对象，其个人消费与刑罚执行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罪犯消费在更大程度上具有集体性和保障性。

（四）监狱经济的产生原因

1、经济原因。

组织罪犯参加监狱生产劳动，是罪犯生存的必然要求。与普通公民一样，罪犯也是消费者，为了维持生命的存在，罪犯必然要消耗一定的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只有靠生产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在罪犯的生命得以维持、延续的条件下，才能谈到对其的惩罚和改造。那么，罪犯怎样才能取得生活资料呢？从理论上来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罪犯获得消费品的原则与普通公民一样，也是按劳分配；另一种情况是国家财政无偿提供罪犯的生活费用，即由守法公民向国家交税来养活违法犯罪者。而后者只能是建立在罪犯拒绝参加劳动、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基础之上。但拒绝参加劳动和缺乏劳动能力不是绝对的，国家可依法强制罪犯参加劳动；可通过教育等方法转变罪犯观念，使其愿意参加劳动；也可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手段，激励和刺激罪犯积极主动参加劳动；对缺乏劳动能力的罪犯，可以对其进行教育和培训，使其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这样，通过加强对监狱企业的管理，以及国家给监狱企业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等措施，都可能使监狱企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最终使罪犯通过劳动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因此，组织罪犯进行劳动即组织监狱生产，从而让罪犯通过自我劳动来维持自我生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科学合理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罪犯身上的特殊体现。

另外，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也是监狱经济产生的经济原因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源的有限性对经济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制约。与过去相比，罪犯构成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罪犯年龄普遍较小，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作为掌握着一定知识和技能的罪犯，他们是社会劳动力资源的组成部分，数量也较可观，对其加以开发利用，是社会的要求，也就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罪犯虽然是社会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破坏者，但还有可能成为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对这些依法集中起来的劳动力资源不加以开发和利用，从纯经济角度看，是对经济资源的浪费，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对法律效率原则即行刑低成本、高效益原则的违背。因为罪犯不仅以失去自由作为接受刑罚的成本，而且它同时也支付了劳动力资源这一成本，不对这一资源加以利用，对罪犯来说就只有成本投入，而没有经济收益。作为年龄构成偏低的罪犯群体，他们是社会未来的劳动者，对他们的劳动技能加以培训，本身就是政府的职责。所以，罪犯本身及其构成发生的内在变化，促使政府不仅要惩罚和改造罪犯，而且要培植、开发和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监狱经济因此必然产生。

2、社会原因。

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体，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生命体，社会性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人的社会性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感情与物质的交流和交换来体现和实现的，而这种交流和交换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在社会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和完成的。

罪犯虽然是被剥夺或限制自由的人，并被囚禁在一定的场所之内，但他们并没有失去人的社会属性，而且也不能将其与社会完全隔绝，使其失去人的社会属性。在罪犯被囚禁、失去一定自由的前提下，其与社会进行交流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渠道，就是监狱生产劳动。监狱企业通过组织罪犯生产劳动，就与社会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罪犯通过创造物质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生产的产品也输入到监狱和监狱企业，使其需要得到满足。生产劳动作为一个媒介，把罪犯和社会联系起来，实现了罪犯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使罪犯作为人所应有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因此，由监狱生产劳动形成的监狱经济是罪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监狱人格，并重新社会化的真正起点和重要途径。

3、法律原因。

生产劳动既然是人的社会性的要求和体现，是人谋生的手段，那么，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通过人与人的交流，通过人与自然的斗争，必然会形成对生产组织体内所有成员产生约束作用和普遍认同的观念、制度和规则。个体对于组织而言，适应这些观念、制度和规则者得以存在，不适者将被淘汰。为了求得生存，个体必然会不断地适应组织的要求，为此，它就必须不断对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加以调整。这样，作为存在于生产组织体内的个人，其观念和行为必然会发生积极的变化。依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监狱不仅要惩罚罪犯，而且要改造罪犯，即要改造罪犯的犯罪思想观念，矫正罪犯畸形的犯罪心理结构。而生产劳动本身就具有使人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等发生变化的基本功能。

因此，借助生产劳动这一手段，来实现对罪犯思想观念等的转变，就必然成为我国刑事法律改造罪犯的首选方法和途径。因此，我国现行《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

4、政治原因。

我国监狱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根据直接引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和劳动学一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监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即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监狱就是国家凭借强力的后盾，拘束、限制人身自由，实行关押、劳动的场所。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监狱的政治属性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工具”，其具有依法监禁和惩罚罪犯，保持国家政局稳定，维护社会安康有序的重要职能。但是，监禁和惩罚罪犯不是社会主义监狱的终极目的，社会主义监狱的终极目的是“改造他们”。要“组织罪犯劳动，从而使罪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新的需要，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品质，新的语言，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学得一定程度的劳动技能，以利于从监狱出来之后重新做人”。

我国监狱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特殊公共机构，对其所生产的公共产品的最终定位，从政治上讲必然设定在通过教育改造进而让罪犯认同社会主义普遍的价值观，回归社会后能积极适应或基本适应主流社会，成为与主流社会相容的人这一层面上来。这就需要我们监狱工作要以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为中心，积极矫正罪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把过去危害社会秩序的罪犯锻造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公民。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除了监管惩治和教育转化手段外，主要依靠劳动改造手段即通过组织监狱经济生产，在罪犯劳动中改进其思想素质，提高其劳动技能，达到改造罪犯维护社会稳定之目的，这是监狱政治属性的有效体现。

二、我国监狱经济及相关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监狱经济是伴随我国劳动改造罪犯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监狱经济既具有一般社会经济的共性，又具有服从、服务于改造罪犯的个性特征。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治体制和刑罚执行制度变化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监狱经济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新中国监狱生产的创建阶段

我国的监狱生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就有了监禁反革命分子的监狱，出现了监狱生产的雏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各革命根据地为了关押和改造犯罪分子，先后建立了看守所、劳动感化院、犯人自新所等刑罚机构，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地安排罪犯从事生产劳动。1934年，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改造罪犯问题指出：“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质。”在后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同志又确定了犯人必须参加强制性的生产劳动的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各个根据地，根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的规定，分别建立了监狱、看守所以及相应的管理、教育、劳动制度。由于这时期的监狱大多在农村，监狱生产主要以农业为主，以佣工、小手工业、运输业为辅。比如晋察冀边区监狱，1942年关押犯人2000余名，代耕土地2100亩。太行区监狱自种310.2亩，代耕268.2亩，开荒180.6亩，其它513亩，总计1272亩。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扩大，监狱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开始依托城市发展工业项目。比如，1949年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利用伪陕西省第一监狱留下的两架破旧石印机开始了石印生产，利用接收下来的手铐、脚镣开始了制钉生产，利用废铜搞起制造墨盒的铜工生产，利用破棉被作原料进行制鞋生产，修复旧织布机进行纺织生产等等。

我国建国前的监狱生产是在复杂环境和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的目的首先是改造罪犯的犯罪恶习，使其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监狱自身的困难，争取监狱经费自给自足，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尽管建国前监狱生产的条件十分简陋，生产规模不大，但是就监狱生产为改造罪犯服务的特殊性质和监狱生产的特殊组织管理形式而言，我国建国前的监狱生产已处于监狱经济的萌芽阶段，它为建国后监狱经济的创立发展积累了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不甘心灭亡的反动势力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为了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集中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除少数被判处死刑的以外，绝大部分被判处了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一时期，罪犯数量急剧增加，关押场所严重不足。国家因财政困难，无力大规模修建监狱，解决罪犯的吃、穿、住问题。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在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提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公安部集中统一领导，各地本着“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力更生”的原则，开始了大规模地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劳改生产也随之全面铺开，相继建成了一批工厂、农场、矿山，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能力。不仅解决了关押场所紧张和罪犯坐吃闲饭的问题，而且为以后监狱生产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监狱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1、1952年至1956年监狱经济的形成和全面发展阶段。

监狱经济是在监狱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我国的监狱生产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对此，1952年第一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决议提出：“劳改生产，从政治上看，是属于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一项政策；从经济上看，是属于国民经济性质的特殊企业，应列入国家生产建设总计划内，在各级财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1954年政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进一步规定：中央和省、市应当成立劳动改造和生产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监督劳动改造生产计划的实施。劳动改造生产的发展方向是：由省、市集中经营，大力推进农业生产；进行有发展前途的工、矿、窑业生产；组织水利、筑路等建设工程的生产。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监狱生产全面展开，生产场所不断扩大，并形成了发展大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到1956年，监狱生产己形成了农业、工业、矿山、建筑、商业、运输等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格局，而且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己与国民经济相衔接，从而得到飞速发展。

2、1957年至1965年大规模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由于党和国家加强了对监狱经济的组织领导，中央成立了由薄一波为主任的劳改生产管理委员会，劳改生产划归地方国营管理后，地方财委从财力、技术等方面给予了积极扶持，劳改机关大胆使用在押罪犯中的科技人才，排除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使劳改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突出表现是：农业方面由单纯粮食生产发展为粮、棉、油、畜牧、加工等综合经营，粮食产量增加，经济效益提高；工业方面，由手工业、加工业、小作坊向钢铁、化工、电子、冶金、矿山、纺织、机械等重工业、制造业、能源基础工业发展，相继建设了一批改造好、生产好、物质条件和设备好的工业企业，并生产出了一批高、精、尖产品和国家急需产品。到1965年，全国劳改生产工业总产值达17.6亿元，粮食总产量达18.4亿斤，物质基础大大增强。

3、1966年至1976年在困难中发展阶段。

十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劳改工作也遭到了、“”的摧残，全国劳改单位被砍掉一半，农业耕地面积减少了6096亩，固定资产损失20多亿元，不少劳改单位一度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生产、基建和物质供应全部纳入地方非生产部门，致使基建资金和管理经费无人负责解决，给劳改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但是，各地劳改机关和广大劳改工作警察怀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内乱”中坚守岗位，克尽职责，采取各种方式抵制、“”的干扰破坏，一方面做好监管改造工作，保证劳改场所的稳定，另一方面，在社会厂矿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的时候，大力发展劳改生产，为国家提供急需的工、农业产品，在特殊困难的条件下，劳改经济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4、1977年至1992年恢复整顿与发展阶段。

粉碎“”反革命集团后，我国劳改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采取积极措施，恢复和整顿劳改经济。工业方面，调整生产格局，改善经营管理，向多行业、多门类、多品种、低消耗、高技术含量发展；农业方面，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向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取得良好效益。这一时期是监狱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劳改经济坚持改革、开放，从抓内部机制的转换入手，积极推行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开拓多元化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积极进展。表现为：企业素质明显提高，一大批企业被评为省级、部级先进企业，甚至还出现了一部分科技先导型的企业集团，产品质量跃上一个新台阶，监狱经济效益呈现快速增长。到1990年，全国监狱年产值达25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0.8%。

5、1992年至今进入市场经济艰难发展阶段。

进入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后，监狱生产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监狱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到了严重挑战，从观念、体制到经营管理方式都习惯于计划经济的监狱企业，在市场竞争面前显得很不适应，相当多的监狱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有一部分甚至己经达到崩溃或破产的边缘，监狱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三）我国监狱经济的现状

据统计，至2005年，全国共有监狱多所，在押罪犯多万名，其中有未成年犯管教所所，未成年犯万余名，监禁率为。监狱创办各类企业总数余家。这些企业都是各地按照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有关规定，经过清理整顿后保留下来的。

按照与监狱工作的紧密程度，这些监狱企业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类是直接为改造罪犯服务的必保企业，占企业总数的70.55%。根据监狱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和市场前景等因素进行初步分类，这些必保企业可大致划分为：发展型企业，占必保企业总数的18.6%；一般型企业，占47.8%；困难型企业，占33.6%。一类是为监狱生产服务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9%。一类是安置警察家属、子女就业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9%。

按照行业划分，监狱企业中，工业企业**余家，约占企业总数的64.9%,主要从事机械、建材、煤炭、冶金、轻工、纺织等产品生产及劳务加工业生产；农业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17.7%；建筑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3.2%；服务业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4.5%；其他类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9.8%。在余家工业企业中，有自主产品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49%；其余企业主要从事来料来样性质的劳务加工。

监狱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令人堪忧。据统计，至2002年，全国监狱企业共有生产经营性资产亿元，资产负债率**1%，主营业务收入亿元，利润亿元，当年补充监狱执法和管理性支出经费34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帐44亿元。全国整体盈利的省（自治区、直辖市）21个，盈利额亿元，其中山东省盈利亿元，占盈利总额的%，其余均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亏损面达38%。

三、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狱企业在竞争中力不从心，处于弱者地位；监狱经济效益不断下滑，监狱的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监狱的改造质量水平因此而不断下降。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及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显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一）当前监狱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问题

由于监狱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历史遗留的诸多问题，当前监狱企业既面临与社会国有企业同样的困难，也存在自身特有的困难和问题；既有历史形成的沉重负担，也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新出现的难题；既有资金、技术长期投入不足，有关扶持政策不到位造成的困难，也有自身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管理不规范形成的制约。总体上看，监狱企业比一般社会国有企业困难更大，情况也更复杂。

1、监狱企业负担过重。

监狱企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负担：

一是补充监狱各项经费的负担。按照现行的《监狱财务制度》（1997年财政部发），靠监狱生产收入补充的费用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监狱建设费用。第二种是监狱维持基本运转所需经费。第三种是维持监狱正常运转所需的其它经费。如，2000年各级财政对监狱拨款共88亿元，实际支出122亿元，企业弥补了34亿元；2001年各级财政对监狱拨款109亿元，实际支出144亿元，企业弥补了35亿元。2003年8月，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在有关监狱工作会议上指出“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制定的标准，要保证监狱正常运转，（年监管改造经费）至少需要200亿。（目前）这个差额约90亿，而且这90亿不是一次性投入，年年要投入这个数，将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投入还要增加，还要逐步提高。”可见，由于监管改造经费的实际需求与财政保障之间的矛盾，使补充财政经费的很大缺口日益成为监狱企业过多过重的负担。事实上，目前也已经形成了财政按既定项目和财力状况给予部分经费保障，监狱系统维持运转所需其余各项经费都由监狱企业兜底的格局，致使多数企业已经不堪重负。

二是债务负担。尽管自2002年以来，司法部积极协同财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分批开展开行贷款核销工作，但近几年来全国监狱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仍保持在**%左右，远高于一般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监狱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长期没有国家资本金注入，流动资金和各项生产经费完全靠贷款，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绝大部分用于补充监狱经费和维持整个监狱系统的运转，难以还贷而多年积累成债；二是在生产补充监狱设施建设经费仍然不足的情况下，部分监狱为应急，迫不得已将生产性贷款用于监狱设施的建设，实事上形成了短期内无法偿还的长期债务；三是不少省市对国务院为扶持监狱企业制定的专项贷款贴息政策未按规定落实到位，企业贷款越多，负担越重。据调查，目前河北、江西、湖北、湖南、吉林、陕西等全省系统的监狱企业资产负债率己接近或超过100%。全国现有困难型的余家监狱生产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大多数已资不抵债。沉重的债务负担，致使监狱企业不堪重负，举步维艰

三是人员和办社会负担。由于财政没有负担监狱系统的工人经费，监狱系统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这些大量在职和退休工人愈来愈成为监狱自身背不动、卸不掉的沉重包袱。监狱企业生产困难不断加重，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多数监狱地处偏僻，远离城镇，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自办社会。以2000年为例，当年监狱系统工人经费总支出就达亿元；个监狱创办的医院、学校、幼儿园、社区、派出所、检察室、法庭等社会机构，仅支付机构人员经费就达近8亿元，这些费用全部转嫁到监狱企业，由其负担。

2、监狱企业长期投入不足，存在部分罪犯坐吃闲饭。

据统计，从1984年到1999年，国家共给监狱企业安排生产性基建和技改专项贷款124亿元，建成1200多个生产项目，解决了万名罪犯的劳动改造手段和场所问题，使全国监狱提供的罪犯生产劳动岗位达到万个。但是进入“十五”时期以后，监狱企业己经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投资支持。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决策机构开展的多轮次“严打”整治活动，押犯数量增幅较大。加之不少监狱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开工不足等原因，监狱劳动场所和劳动岗位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

一是罪犯大量增加，监狱无力扩大劳动场所，增加劳动岗位，“坐吃闲饭”的罪犯越来越多。2005年，监狱在押罪犯**多万人，罪犯生产劳动岗位缺口近40%。

二是一些罪犯将丧失原有劳动岗位。如资源枯竭的煤矿和非煤矿山，国家产业政策明令关闭或淘汰的“五小”企业，地处当地政府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区域内的监狱农场，监管安全或生产安全缺乏保证的劳务性生产，以及即将实施关闭破产的其它监狱企业等。

三是实施监狱布局调整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监狱经济结构的调整。一些规模太小、过于分散的监狱连同劳动力场所进行重新整合后，劳动岗位也会相应减少。

四是相当一部分监狱企业由于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产品缺乏竞争力，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据对全国监狱企业生产的756种工业产品的统计，70%左右属于一般或市场滞销产品。

3、监狱企业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

由于监狱企业的特殊性和体制上相对封闭等原因，监狱系统内外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确定监狱企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多年来认识不统一，又缺乏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致使对实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和措施议而不决，监狱企业改革长期游离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之外，目前绝大多数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监企合一”的老体制。传统的监狱生产一直是按照监狱行政管理体制管理的，实行的是一个监狱两块牌子的“监企合一”模式。对这一体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国发〔1995〕4号）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负责领导和管理本系统的各类生产单位”。2001年8月27日，经国务院同意颁布的《监狱劳教生产企业规范管理办法》中再次予以确认。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三定方案”（国办发[1998]90号）则规定了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具有“指导全国监狱的生产、基建、装备、财务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职能。目前，除部分地市监狱所属的企业由所在地市的主管部门管理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企业的管理体制与监狱的管理体制相同，实行“省、部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省以下垂直管理”的体制，即：企业在生产、计划、资产、投资、劳动、人事等方面都由省监狱局统一领导和管理。

基层监狱的生产管理方面，主要沿袭计划经济时期多年的惯例，实行“监企合一”的管理办法。长期以来，许多监狱的门口同时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监狱的牌子，一块是企业的牌子，对内称监狱，对外称企业。监狱长既是监狱的行政首长，又是监狱企业的厂长、经理；监狱警察既是刑罚执行人员，又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监狱既要追求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又要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益。在这种体制下，要求监狱功能多元化，不仅要承担监管改造罪犯的专政机关的职能，还逐步承担了办企业，办农场、办社会的职能。在经费保障上，计划经济时期，监狱经费实行的是以收抵支的大包干模式，这种经费保障模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取得了成功，但是在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监狱企业背负的沉重负担让企业举步维艰，继而影响到监狱经费保障问题和正常的监管改造工作，甚至出现了监狱警察发不出工资，罪犯吃不上饭的窘境。

（二）现行监狱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现行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短缺时代是可行的，它曾一度创造了辉煌，但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入世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明显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其存在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主要问题是：

1、监狱执法职能和监狱经济管理职能难以到位。

监狱管理体制与监狱经济管理体制合一导致监狱职能严重错位。在这种体制下，出现了一个单位两个牌子（对内是监狱，对外是公司或厂矿），一个单位两项任务（刑罚执行、经济任务），一个人两个职务（既是监狱长，又是经理）的怪现象。法律虽然明确规定监狱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刑罚，但是，由于国家提供的监狱经费未能全额保障，为弥补监狱经费的不足，为了切身经济利益，监狱工作实际不得不把发展经济放到重要的位子上，因此监狱的执法职能必然严重削弱，出现执法职能不到位的现象。

从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讲，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监狱企业在国家经济运行中没有完整的企业经营权，表现在：一是对自己的资产只有占有权、使用权，而没有受益权和处理权；二是企业在劳动用工、人事管理、机构设置上没有自主权；三是企业管理人员是监狱人民警察，其收益与企业经营状况不能完全直接挂钩；四是企业对其债务不具有完全清偿的民事权力能力，更不能通过创设、变更和终止民事经济法律关系而实现自身的优胜劣汰；五是监狱企业没把经济效益最大化当作自己的根本目标，而法律规定首要任务是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因此，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制度，本质职能是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刑罚司法制度。另一方面单从外部环境条件讲，系统的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方案至今尚无正式出台，使得监狱经济管理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无所适从，监狱经济管理职能无法到位。

从执行刑罚改造罪犯方面讲，“监企合一”使得生产经营活动过多地挤占了有限的刑罚资源，牵扯了太多的人员与精力，造成监狱警察角色的矛盾和错位，造成监狱经费没有稳定的保障。当一个监狱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奋斗时，社会企业经营者必须在背负繁重的监管改造任务，保证监狱安全稳定的巨大压力下从事经营，监狱企业的种种特殊性使得它难以完全按市场规律办事，生产要素难以实现优化组合，无法象真正的企业那样去组织管理，去应对市场风险和挑战，引进高水平的技术管理人才，更无法形成产权和投资的主体多元化。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装备水平低，工艺落后，设备老化等原因，以及企业的额外负担沉重，经营者素质不高，劳动技术在低水平上循环，因而设备技术难以更新，新产品难以开发，融资无渠道，在国有企业中发展日渐落后，经营日趋艰难，除极少数企业盈利外，绝大多数企业困难重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出现严重亏损，处于资不抵债、破产倒闭的边缘。人们期望的改造与生产相互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目标难以实现，甚至相互制约。

2、监、企、社混合多元体制造成监狱工作复杂与艰难。

新中国监狱初创时，出于政治安全及劳动改造不与民争利的考虑，许多监狱建在远离城镇的边荒落后地区，且基本上独立于社会，因此许多监狱除了承担教育改造和监狱生产任务外，还要办医院、学校、幼儿园等，有的还设立了派出所、法庭及社区管理机构。监狱形成了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小社会。而这些办社会的成本大多转嫁到监狱企业身上，由其来负担消化。监狱及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目前却成为影响监狱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监狱其它各项工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监企合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此也显得十分突出。我国监狱与监狱企业、监狱自我社会服务体系己经合体共生了几十年，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不仅表现在供养关系上，而且监狱企业及自我社会服务体系，实际上是许多警察、警察家属子女赖以就业谋生的唯一场所，设置在中等城市以外的监狱尤其如此。当改革分离监狱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职能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监狱巨大经费开支的保障，罪犯劳动改造实现形式的稳定有效，部分警察（主要是专业技术警察）及大批家属子女的就业出路，监狱企业由谁来运作经营保值增值并为罪犯劳动改造提供劳动服务，监狱社区的服务职能由谁承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里的每一个方面的改革调整都是棘手的难题。在稳定、发展、改革的大局中，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大问题，而监狱的安全稳定决不像有些人所想的“只要不跑犯人、不出恶性事故就可以高枕无忧”那么简单。监狱的安全稳定是个系统问题，上述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每一个问题解决不好，都足以影响监狱的安全稳定。

3、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由于“监企不分”和国家不能足额保障监狱经费到位，最终形成收支不分。为追求经济利益，解决监狱经费不足等问题，某些监狱及监狱领导干部以牺牲严格、公正、公平执法为代价，在罪犯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执法环节上，搞权钱交易、权刑交易。如，大连监狱案便充分暴露了现行“监企合一”体制的弊端，这种因体制弊端所产生的司法腐败虽是个案，但却有典型性。该案大连监狱利用罪犯帮助监狱企业找项目、找产品销路、找市场、找资金，与不符合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进行权刑交易和权钱交易。以大连监狱长谢红军为首的多名干警在这些交易中徇私枉法、贪污受贿，震惊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此事作了重要批示，指出了案件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要求司法部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并要举一反三，狠抓整顿。出现这种现象固然缘于少数监狱干警的素质低下，但体制缺陷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平与公正，制约了监狱工作的发展。这种因体制原因滋生的司法腐败，是产生监狱执法环节腐败的源头。

四、对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

（一）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如上所述，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必须加快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大改革力度，落实全额保障政策，推进监、企、社分开，使监狱更好地履行刑罚执行职能；要认真执行政策，将监狱执法经费支出与监狱企业收入分开；要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顺监企关系，建立促进新型监狱体制规范运行，以“全额保障，监企社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从体制、机制和源头上解决目前监狱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真正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和工作机制。

（二）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深入改革监狱经济体制，会触动到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个人的利益。为了减少阻力，取得应有的效果，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要进一步明晰国家与监狱企业的职责。

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由于受历史条件的约束，国家为监狱提供运转经费的责任被转嫁给了监狱企业，而监狱企业由于受到监狱行刑的直接制约，不能充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导致经济效益下滑，无法为监狱提供必要的运转经费。在当前国家财政实力大大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家理所应当地承担起为监狱提供财政经费的应有职责，以减轻监狱企业的负担，彻底改变两者之间的责任转嫁问题。

2、要彻底纠正监狱和监狱企业的职能错位。

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由于监狱要通过创办和经营监狱企业，解决自己的运转经费问题，因而实践中必然出现监狱和监狱企业职能错位的问题，即监狱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狱企业的经营方面，监狱改造罪犯的职能反而被淡化；而监狱企业在追求利润目标的同时，又不得不承担起劳动改造罪犯的职责，监狱企业创造利润的职能也被淡化。监狱承担起了监狱企业的职责，监狱企业承担起了监狱的职责，导致监狱不像监狱，监狱企业不像企业的后果，监狱和监狱企业职能的错位，严重地影响了它们各自的发展。监狱体制的改革，必须打破“监企合一”的制度约束，使监狱和监狱企业的职能归位，这样才会避免监狱和监狱企业相互间的消极影响。

3、要有利于增强监狱企业的活力与效益。

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监狱企业其所以效率低下、效益不佳原因之一就是，监狱企业的发展严重地受到监狱行刑的直接影响，使得监狱企业无法充分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建立新的监狱企业体制，就必须坚持有利于增强监狱企业的活力的原则，使监狱企业受监狱行刑的直接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监狱企业在最大程度上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另外，监狱企业体制的改革，还必须进一步扩大监狱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以调动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4、要有利于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的实现。

作为一种特殊企业，监狱企业承担着为监狱的罪犯提供劳动岗位的重要职责，这一职责的完成与否，直接影响着我国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的实现问题，因为罪犯的劳动除了具有经济性质之外，还具有明显的改造罪犯的法律性质。建立新的监狱企业体制，不仅要能够增强监狱企业的活力，而且要有利于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的实现，使监狱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减少或避免“改造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增强两者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三）对于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思考一：必须实行监狱与企业分离

按照监狱执法和监狱生产的不同特点，实行监狱与企业适度分开，把原来由监狱自身行使的企业职能从监狱中分离出去，监狱企业职能由专门的组织机构承接、管理和运作，实现监狱和企业在职能、人员和机构上的分开，监狱和企业按照各自规律规范运行，它们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履行各自的职责，共同为改造罪犯服务，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监企分离”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建立新的监狱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组建新的监狱生产经营管理机构；三是分类改革监狱企业；四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五是建立监狱与公司有机联系、密切配合、规范运行的工作机制。

对于“监企分离”中监狱经济管理与运行体制的具体设想是：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精神，应在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分别设立监狱生产管理机构。在司法部设立监狱生产管理机构，负责全国监狱生产的政策制定、宏观管理、指导和协调工作；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市监狱局成立专门的负责监狱生产经营管理的国有独资集团公司（母公司）；集团公司根据需要在监狱设立为罪犯提供劳动岗位的子公司（分公司）或生产单位。集团公司由政府授权，代表国家负责监狱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确定生产项目，组织产品进入市场，享有对其在监狱所设子公司的重大投资决策权、资产收益权和经营者选择权，监狱负责组织罪犯进行生产劳动。实行“监企分离”后，原监狱所属企业的全部资产及债权债务划归集团公司所有。监狱长不再担任监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由公司按《公司法》的规定选任。同时，由于集团公司和子公司是为罪犯提供劳动改造手段的特殊企业，国家在投资、税收、采购销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政策：应根据监狱生产的性质和罪犯从事生产的实际情况，确定符合监狱特点的产业、产品结构，逐步退出高投入、高风险、高度竞争的行业，向自主优势产品、政府采购、劳务加工、劳动密集体型的方向发展。由于监狱生产问题涉及到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也是监狱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因此，国家应当制定专门的监狱生产管理办法，对监狱生产问题作出政策性规定。

思考二：规范建立适应监狱生产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

监狱企业作为罪犯劳动的实现场所，其性质和地位不容置疑。关键是如何既保证罪犯劳动改造的顺利实现，又能保证生产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益，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种制度和体制来规范。笔者认为无论是监狱企业的子公司（分公司）或是集团公司（母公司）都应当在实行“监企分离”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入手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并完善适应监狱生产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监狱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健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强化董事会的职能与作用，切实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加大监督力度，实行对经营者的合同约束、偏好约束，健全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体系，实行对经营者的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和市场约束，强化企业党组织及职工代表大会对经营者的制约与监督，进而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二，建立健全监狱企业经理人管理体制，加快经理的职业化建设。监狱企业体制改革以后，靠原有企业管理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市场中招聘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来为监狱企业工作，对招聘的职业经理人的管理要有符合市场经济的一套制度，建立健全好这项制度是监狱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良好发展的前提。对原有企业管理人员，也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要建立一套监狱企业管理人员的进出机制，以保证监狱能够很好地适应市场。

第三，建立有效的经理人行为激励机制。在公司的内部对经理人可以实行年薪制、薪酬期权制，报酬和业绩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紧密挂钩等。这样充分调动经理人的积极性，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第四，实现监狱企业所有制成份的多元化，可逐步改变国家完全独资的监狱企业结构，监狱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造，其他经济成份可以参与到监狱企业中来，这样非常有利于监狱企业向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我国由于市场机制发育还不健全，所以应该建立相对集中的、比较稳定的监狱企业股权结构，可将监狱企业的国有股转移给其他一些法人团体，让他们直接参与公司内部治理。各法人为了追求自身集团的利益，从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使公司的内部治理更有效。监狱企业也可在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成为上市公司，这样融资的渠道会更加广泛，管理会更加规范。监狱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一个探索，前期应以国有控股公司为方向发展，如果时机成熟，可以试点监狱企业成为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思考三：逐步做到监狱经费与监狱生产收入“收支两条线”

就是将监狱执法和管理经费由财政按标准全额纳入预算予以保障，使监狱经费支出与监狱生产收入脱钩。同时，监狱生产也必须实行独立核算，在作必要的费用扣除后，逐步以规范形式上缴国家财政，从而做到“收支两条线”。如果监狱经费不能按标准全额保障到位，“监企分离”就难以真正运行，就会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进而影响监狱刑罚执行职能的履行。

对此，笔者的设想是：应当由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三级财政、监狱管理部门按地区分类，逐项核定经费支出标准。按照事权划分和现行财政管理体制规定，监狱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级管理、分级负担，以中央财政为主；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中西部地区监狱所需经费予以必要的支持。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监狱经费支出必须与监狱生产收入分开，按照监狱执法和监狱生产的不同属性，实行不同的管理和核算办法。对监狱生产收入制定专门的管理和上缴财政的办法。应明确规定监狱干警工资与生产收入脱钩，不搞“以收定支”、“以收抵支”等。考虑到国家财力的承受程度和监狱工作发展的需要，监狱“收入两条线”应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思考四：彻底实施监、企与办社会相分离监狱及企业办社会，不仅给监狱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沉重负担，也分散了监狱领导的时间与精力，分散了有限的警力和财力，影响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而且自办派出所、检察室、法庭等也影响了司法机关公正执法，也容易促发腐败问题。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监狱企业是为监狱劳动改造罪犯服务的特殊企业，两者都不应当承担办社会的职能，现有办社会的职能应与监狱及监狱企业彻底分离。

监、企与办社会相分离的主要设想是：监狱所办的派出所、法庭整建制移交并作为地方有关部门的派驻机构进行管理，地方编制部门负责核定各派驻机构的编制，财政部门核拨经费。监狱所办的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公益性机构以及后勤服务等福利性机构，移交当地政府。有条件的地方应加快改革，要整建制移交，一步到位；边远地区暂时无法移交的，也要与监狱脱钩，并由专门机构进行单独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由地方政府负担。各后勤服务等福利型机构要与监狱脱钩，但要分类管理。为监狱人民警察和职工提供工作必需用品及为罪犯提供大宗生活必需品的服务项目，应由监狱国有独资公司设专门机构、人员并通过招投标形式统一购置、统一配送、统一服务。其它各类后勤服务机构要由福利型转为经营型，由无偿服务转为有偿服务，由单纯为监狱服务转为面向社会服务，逐步改造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监狱所办的包括安置警察家属、子女就业的纯工人企业，应与监狱脱钩，并按照产权关系进行移交或改造。国有企业或国有持股企业移交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管理：集体企业应按职工意愿进行股份制改造，改制期间监狱国有独资公司应予以指导。

结束语

我国的监狱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研究，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始终把监狱安全稳定放在首位，在确保监狱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大胆尝试，按照既要管好监狱，又要管好企业的目标，妥善解决好监狱和企业的关系，真正建立起两个相互独立又密切配合的管理体系，即按照监管改造规律运作，依法行使刑罚执行职能的监狱管理体系，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监狱经济体系，这是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同时还要注意到，监狱经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是监狱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要服务于监狱劳动改造罪犯的需要，因此监狱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监狱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和监狱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监狱体制改革是基础，监狱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时促进监狱体制改革，二者具有辨正统一关系。目前司法部正着手研究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尽管监狱体制改革的难度很大，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司法行政系统与监狱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相信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监狱经济也一定会走出困境，实现新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吴宗宪.《中国现代化文明监狱研究》.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2.张秀夫.《中国监狱现代化建设》.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7.《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张晶.现代监狱理念与监狱立法.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7期

9.王平.我国现行监狱工作方针的价值基础.中国刑事法杂志.总第32期.

10.高寒.监狱生产的定位与运行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

11.辛国恩等.二十一世纪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12.张绍彦.中国监狱发展走向.金陵法律评论.2001年秋季卷.

13.张绍彦.中国监狱改革论略.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4.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年.第1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15.汪丁丁.企业家的形成和财产制度——评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16.张仁德.企业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

17.[冰]思拉恩.埃格特森著.吴经邦等译.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版

18.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9.郭明.中国监狱学史纲.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20.胡配军.监狱警察职业化研究.中国教育E网.

21.戴艳玲.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人民公安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22.王泰.监狱管理学.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23.王淑华等.谈“入世”后监狱经济的发展.辽宁警专学报.2004年6月

2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苏维埃中国》.第265～266页

25.金鉴.《继承和发展改造罪犯的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劳改事业》.《法制日报》1993年12月.第3版

26.唐一军.张栋.我国监狱经济发展改革的思考.经济管理的创新与实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27.夏宗素.《监狱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8.中国司法行政年鉴编辑部.《中国司法行政年鉴.2002》.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29.中国司法年鉴编辑部.《中国司法行政年鉴.2003》.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篇5

公司制与计划经济具有天然联系，社会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思潮几乎同时产生和发展，但实践表明，就生产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问题在于：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早在一百年前，帕累托就提出这个问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引发一场长达二十年的大论战，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这场论战作出了肯定回答。

应当清醒的看到，建立与私有制具有天然联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经历三百年的漫长探索，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不同国家又有不同模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课题，要在三十年内就建立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焦点，是国有经济如何发挥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由于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往往急于求成，动辄几年建立、几年脱困、几年完善、几年成熟。当改革的实际进程达不到预期目标，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时，有些人便对国有经济的前景表示悲观。他们根据“经济人”的假说，以“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效率最高为由，提出“国家所有制下企业家不可能定理”，主张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这未免言之过早，失之偏颇。事实上，作整个经济体制中心环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不仅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受到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配套改革，国有企业只能是无水之鱼。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既有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也有经验的原因，不仅仅是产权虚置的问题。作为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组织，现代企业不像小私有者那样，多卖一元钱就能多的一元钱。无论公有还是私有，都存在委托一链问题，关键在于治理结构。只要做到产权清晰，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是否国有或国有控股并非决定性因素。西方的私有制企业，倒闭的远多于存续的，苏东的“休克疗法”，并不是“一私就灵”，我国的公有制企业，也没有进入世界五百强的。鉴于建立公有制市场经济是领导有序的自觉进程，也许并不需要像私有制市场经济那样经历三百年的自发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在本世纪中叶今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就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经济体制与中华文明

人们不难发现，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存在一种普遍现象：科学技术一学就会，既快又好。世界市场出现什么新产品，往往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到国产品。一年半前，一般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光盘，一年半后，我国的光盘产量就成世界之最。而经济体制一学就变，既变形又变味[1]。行业协会本来是自下而上成立的自治组织，我们一学就变成“二政府”。股市从来就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我们这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可股市一片大跌，一路下跌。究其原因，乃在科学技术是自然系统，服从自然规律，而经济体制是人造系统，与人文休戚相关。

什么是中华文明？从源头上看，不外乎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和近代形成的革命文明。

我国的传统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今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传统文明的真谛；《大宅门》、《大染坊》是传统文明的缩影；遍布全球的“唐人街”，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历史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在韩国、日本乃至“去中国化”的台湾地区，也得到较好的延续。反观中国大陆，历来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往往因有糟粕而去精华，“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费尔巴哈是形而上学唯物论，黑格尔是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正是吸取两者的合理内核，才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而儒家和道家在2000年前的共识“天人合一”，就因为带有“唯心”色彩而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以致付出沉重环境代价以后，才引进可持续发展理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由于西风劲吹，国际“接轨”，人们都知道当代首富盖茨的致富之道，却未必知道先秦巨万陶朱公的计然之策，人们都知道西方情人节，却未必知道牛郎织女七夕节。陶瓷源于中国，中国因此得名China，但在今天的世界陶瓷市场上，中国陶瓷却上不了人家的礼品货架，销量也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经络学和针灸学、中医学和中药学，有着丰富的中华文明底蕴，连外国人都当作“奇迹”，我们却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以现代科技进行挖掘和升华，反而成为中草药净进口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在党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革命文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的主旋律。从长征到三峡，从红旗渠到宇航船，从大庆精神到鞍钢宪法，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都是革命文明的伟大创造。人们至今对1950年代怀着美好的回忆：生活水平不高，但社会秩序井然，假冒伪劣没有了，赌毒黄娼绝迹了，偷盗贪贿也少见了。但是随着20年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意识形态日渐多样，污泥浊水日益泛滥，导致党风日下，世风日微。现在，某些人只把革命传统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甚至当作笑料，嗤之以鼻。

正由于传统文化文明“没用”了，革命文明“过时”了，许多人出现精神空虚或精神危机。大量的频繁的窝案、串案表明，他们就像经济动物一样，仅凭本能追逐私利，以致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恶性案件，不仅违背中华文明，就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未见或少见，可谓旷世奇闻。试问：“郑百文”是什么文明？“注水肉”又是什么文明？这些人只是借市场改革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怎么能指望他们学好别人的先进经验呢？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支柱，弘扬中华文明是完善这以经济体制的根本保证。

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

一般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着改革开放,我们正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在经济基础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战。

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的存在，必定产生市场经济的意识。一位营销员，从早到晚做的都是：怎样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便得到尽可能大的提成。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实践，怎么形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位首席执行官，一年到头做的都是：怎样通过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实行短期利润最大化和长期资产最大化，连做梦都想进入世界500强。这种“经济人”的实践，仅靠一月一次的党支部会，怎么形成“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正确舆论导向。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日益加快，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取得任何信息，各种思想彼此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各国政府都不会放任自流，撒手不管。但是，政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的只是书籍、报刊、广播、电视、学校，而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宣传已经收效甚微，进教材、进课堂，却未必进头脑。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家庭、社会、手机、特别是互联网。互联网不仅将可口可乐送往世界各个角落，而且将美国文明送往互联网的所有终端。伯努瓦在《经济全球化》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力量最终表现在他让整个世界都像北美人一样思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形成双重人格：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明里是一套，暗里是一套；“头”在是一套，“头”去是一套；单位是一套，家庭是一套；群体是一套，独处是一套。结果，从显规则来看，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从潜规则来看，则无烟瘴气，两个天地。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正确区分伦理观与经济观，弘扬优秀中华文明，发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无论历代还是当代，也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大气凛然，嫉恶如仇，出污泥而不染。许多企业家都能遵循经济法则与道德准则，在经营活动中斤斤计较，在公益活动中出手大方。同时，宣传教育也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杜绝一切貌似正确的空话、套话、废话。马克思主义是与各种错误的思想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也只有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才能发展下去，仅靠禁书、禁演、禁播、禁网，关起门来灌输，充其量只能培养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导致更大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只有提高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识别力和免疫力，才能“胜似闲庭信步”，做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

[1]变有两种：一是结合国情，有创新；一是扭曲变形，画虎不成反类犬。这里指后一种

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

中国是世界最早、最大、最强、最长的封建国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1]私人规制（privateregulateon）就是公共规制(publicregulateon),官本位根深蒂固。全国解放以后，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官本位思想一脉相承，而且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朝代。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2]由于党政不分、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官本位往往以党为“虎皮”，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要反对党为“虎皮”的官本位，也因投鼠忌器，格外困难。

毫无疑问，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没有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西汉、盛唐、前清等中华盛世，都与强有力的中央有关。在当今中国，要实施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是关键，而且不可替代。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科学界定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界？人们往往用舵手与船员、裁判员与运动员来描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际社会收益相等作为界定点。也就是说，一项经济活动，如果通过市场竞争带来的社会收益大于政府干预的社会收益，就交给市场。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制订公共规制，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公共规制。

在入世谈判中，欧美国家以“政府影响”为由，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政府影响问题在发达国家也在争论，也未解决，现在却苛求于正在转轨中的中国，这是一种政治偏见。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政治体制虽然一直在改革，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尚未根本转变，该由市场解决的许多问题还抓在政府手里。无论是十年前的经济软着陆，还是这次防止经济过热，问题主要出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调控也只能主要限制地方的信贷规模。这就是说，我们的调控模式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而不是“政府→市场→企业”，市场主角是政府还不是企业。

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中国搞一个项目，没有政府支持，行也不行，有了政府支持，不行也行，而政府支持往往大有文章。“审计风暴”表明，几乎所有重大案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官商勾结。环保有令不行，矿难屡禁不止，走私越抓越多，造假越打越假，背后往往有政府充当保护伞。

“铁本事件”说明，有关部门并非不知道这个项目明显违犯国家相关法规，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原来，市委已经将这个项目作为赶超邻市的重大举措，有关部门必须大开绿灯，否则，后果可想而知。而处理的结果，受处分的只是某些执行者，而决策者却安然无恙——作为依法治国执政党一级组织的市委，还不是法人，并不负法律责任。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一针见血的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3]现在,25年过去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已经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许多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的案犯说明，这个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究其原因，仍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尚未解决，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上不规范。用一位来县委书记的话来说，就是“书记挥手，人大举手，政府动手，纪委下手”。当然，党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但这只能从领导体制上解决，党政交叉任职是靠不住的。因此，“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第一。”[4]

革命，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有进行的重大变革。如果说，1949年全国解放是政权更迭的第一次革命，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是利益重构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是权力再造的第三次革命。本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政权更迭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党革别人的命，政治体制改革则是革自己的命，触及千千万万干部的权力，也可以单独看成一场革命。鉴于这场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审慎从事，不能影响稳定，但革命总是有风险的，害怕风险只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会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5]“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6]

[1]汉书．盖宽饶传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7、328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国际合作与国家主权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有朝一日资源将在各国自由流动，这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决定一国事务的还是国家主权，左右一国政策的还是国家利益，民族国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外来干涉越大，反弹越强。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也只有首先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才有能力尽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世界近代史表明，当一国国力强盛之时，主张对外开放，否则就闭关自守。英国在17世纪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竞争中不具优势，就奉行重商主义，实行民族保护；当18世纪开始产业革命以后，成为“日不落帝国”，便主张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美国经过7年解放战争刚取得独立时，曾提出“门罗主义”，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插足美洲事务；当羽翼丰满以后，便在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及至当代，一霸独强，全球化也叫得最响，借口“人权高于主权”，企图实现全球美国化。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国家主权具有特殊重要性。众所周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反共势力一直以苏联为主要敌人，苏联瓦解以后，美国的反共势力又以中国为主要敌人。由于在反恐、反伊、朝核问题上搞得焦头烂额，他们不得不与中国进行某种策略联合，但只要腾出手来，总是千方百计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特别是利用台湾裂解中国，阻挠统一。他们对中国改革说过一些好话，也只是因为他们将“特色社会主义”误解为“特色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误解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和平演变”。如果说最强的资本主义美国与最强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左右20世纪世界局势的主角，那么21世纪的世界局势正日益走向多极化，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角则是中美两国。

我们应当从这样的全球大举来审视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维护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两者有统一的一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能够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增强综合国力，能够尽到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如果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势必落后挨打，何来国家主权？同时，两者又有矛盾的一面：参与国际合作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势必影响我国主权完整，政策选择受到制约。我们决不拿原则做交易，但凡事都有机会成本，要获得国际合作的好处，就只能让渡某些国家主权，从无条件的国家主权变为有条件的国家主权。T·托马斯说，加入经济全球化犹如穿上“金色紧身衣”：经济增长了，而政治萎缩了，政策选择范围缩小了，要末可口可乐，要末百事可乐。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我们不能非此即彼，只能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不同对象，冷静观察，权衡利弊，两手准备，沉着应付。

应当看到，现有的超国家世界组织和国际会议，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他们邀请中国参加，也许设下圈套，别有用心，但是，我们与其站在外面反对，不如参与其中斗争。包括八国首脑会议在内的一切全球或区域会议，如有可能，都应争取参加，取得国际规则发言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国际合作与国家主权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

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奋斗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是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如果离开现实而空谈理想，就会脱离实际，但忘记理想而只谈现实，又会迷失方向。

以后，全球化到来之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命运议论颇多，有人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共产主义”，有人则认为已经是“历史的终结”。反观国内，倒是讳莫如深，在世界最大共产党的各种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共产主义”这四个字。当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如何发展，应当由实践去回答。但是，现实纲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最高纲领。距今150年前，当共产党还没有任何执政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就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今天，有了苏联70多年和中国50年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最高纲领及其实现进程做出科学预见。不可否认，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各国共产党人正在困境中坚持奋斗。占全球共产党员90％以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理应拿出21世纪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迈向共产主义的需要，这是各国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的需要，这也是各国政党对共产主义再认识的需要。

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却很少进行公开的探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最高理想，但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具有属人性——人与其知识难以分离，如何“共产”？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阶级消灭，民族国家自行消亡，世界大同。全球化论者也说，随着资源在世界自由流动，民族国家消失，全球一体（所谓“资本无国界，人才无国籍，企业无祖国，市场无边界”），两者究竟有何异同？如果说，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那么，这一界定是否可逆——只要做到这三点就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克林顿说“我们距离共产主义比中国更近”？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少先队员在对歌中也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必须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有一个科学的说法，并写入党纲，使大家对共产主义不仅信仰，而且信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献身这以崇高理想。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唯物史观；经济体制改革；宪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般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深层、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变迁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制度的人宪到所有制改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人宪。从市场导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宪到收入分配改革与分配制度的人宪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纵观这一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从唯物史观角度研究总结我国经济改革成果人宪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更好地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修订的关系。

一、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恢宏磅礴的全社会参与的实践活动．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人宪体现了宪法的修订，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2O世纪7O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在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点燃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火，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很快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同样地，乡镇企业主要从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中生长出来，市场经济在经济特区试验开路．温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试验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对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最终确认．体现了宪法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尊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我们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总是满怀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历史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不断获得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才能不断获得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思路与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二、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通过量变到质变，叉从质变到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遵循了这一辩证法则。我国从改革一开始走的就是“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渐进，即先确定一个基本取向和大致思路，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推进且可以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而核心、由局部到全国，根据条件和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具体地说，我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后全方位开放等方式进行。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对改革实践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和降低改革风险，有利于在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条低成本、震动小而成效较大的成功之路。

我国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入宪法，也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实践中某一体制发展完善了，时机成熟了才把其写人宪法．赋予其宪法地位，并不断修订完善。如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宪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订完善的。再如：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从l982年宪法规定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合法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法律范围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渐进式的特点。

三、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地去改造世界。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国情是客观存在．第一性的东西，国策和宪法，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国情的反映。国情决定国策、宪法，国策和宪法要符合国情。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充分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能够人宪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国宪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党中央果断地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后，1982年宪法和l988年修正案也随即将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了进去。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观点，由此推动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统一了全党认识。最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其写入。2O世纪9O年代中期，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展开了。这次思想解放．丰富了我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内涵的认识。明确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等方面；创新了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明确了股份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93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都对这些思想结晶进行了确认。进入新世纪。围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解放方兴未艾，这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宪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

四、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创新思维.创新管理.以全新的行政理念引领改革:应把握服务导向、法治导向、绩效导向等。

关键词：行政观念政府政府职能

以往的经验证明，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相应的答理方式和行政观念的转变，要用崭新的行政理念引领改革。否则，即使在形式上进行了政府职能转变，但是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答理方式和观念不转变，还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用计划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来搞市场经济。因此，必须加快更新行政理念，为政府职能转变做好思想准备。

一、服务行政的理念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改苹的日标必然是服务型政府，即服务行政。

服务行政的理念是人类进入下业化社会后政府角色定位进行思考的产物，它经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英国、新酉兰等发达国家开始的公共行政改苹而风行于世界各地、服务行政是相对于“警察行政’，的一种新型的行政理念，其核心是强调政府应当为公民提供方便、快捷、优质、全而的公共服务、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口益增多且复杂化，人们要求政府除了履行维护国家女全和公共秩序的传统的“警察行政”职能之外，还应当越来越多地进行诸如提供生话保障、创造就业机会、建设公共设施、改善生态环境等积极的政府话动，为公民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适宜的环境，将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公民当做市场中的消费者来对待，尽可能提供优质的服务、服务行政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行政答理意识和方式的深刻变革，对于公共行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是代表党和人民行使答理权力的机关，应当说服务行政的理念是内在于我们的政府性质之中，提倡服务行政对我们来说比酉方国家有着更人然的合理性。

现阶段如何让各级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呢？

首先，要通过进一步改造市场主体，即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市场主体真正明确起来，否则，我们就难以确定政府的服务对象。《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下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话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木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重要政策将有力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内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肖先要求政府转变观念，抛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种种偏见，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放宽对民营企业资木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民营资木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投资领域，少i参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切实转变职能，为企业做好服务，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的权益，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要进一步改苹行政审批制度，取消无谓的审批，简化审批程序;公开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对企业要多服务少干预，多关心少指责，多支持少添乱，多办事少设障.真正转变职能，增强服务。

第二，要从单纯追求GDP指标转向全而提高生产和生话质量上来，要把更多的汁意力和公共资源投向促进社会发展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来、不少地方片而强调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政绩考核指标，但将当地的环境改善、科技创新、教育、公共卫生、文化等放在次要地位、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经济增长木身不是日的的全部，而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发展的政策目前应当是提高人们的生话质量和提高人的能力、提高人类全而发展水平、要改革政绩评估和干部使用考核机制，在考核工作成绩和干部政绩的时候，不仪要看GDP等经济指标，还要看人口、资源、环境及就业、贫富差距及社会保障等指标。因此，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不仪不能缺位，而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

第三、政府服务，不仪要放在企业上，更要放在广大人民群众上。中国还有2000多万未能脱贫的农村贫困人口，以及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下、要关心弱势群体，讲求公平，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要汁意人文关怀，做到服务以人为本，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发展战略、

二、依法行政的理念

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观念、组织方式、人员构成、行政职能和行政制度等各方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全而转变。

依法行政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经济、行政权力在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遵循法制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有良好秩序而又充满话力的市场经济体制。

依法行政是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应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而、协调发展的社会，而依法行政是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依法行政在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国家的核心必须对行政权加以规范，加以制约，也就是说，要依法行政。在政府行政管理.方而，各级政府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应从以卜几方面入手推进依法行政:

首先是加强公正执法，从严治政。这是依法行政的关键、依法行政的实质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其次，制定并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构建科学的行政机关执法责仃制和评议考核制，有效遏制行政工作为现象，确保行政机关在法治的约束下行政、三是切实加强对政府行政执法人员的管理教育，不断提高法律索养和行政水平，强化法治观念。四是做到政府责仃法定化.各级行政机关和公务员不依法行政，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建立和完善行政首长在政府下作中出现重大失职、滥用职权等行为的法律处置，健全公务员因违法失职等行为而受到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的责任制度。

三、有限政府的理念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过去那种政府“包揽一切”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中国加入iit贸组织后，要求政府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法则，由以往依靠权力答制向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服务型答理转变，从许多“不该答,答不了、答不好”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切实履行加强公共答理、完善公共服务的职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苹，切实把政府经济答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可见改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突破。在社会生话中，审批无微不至。办一件事情要跑几十个部门，上一个项日要盖上百个图章，这样的事例人们屡见不鲜。审批过多过滥，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200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反映了政府在理理念上的变化和突破。《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将有力地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这部法律严格控制行政许可设定权，而且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事项的范I围、这样可以减少和限制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依法无抓的事项，使行政机关抛弃传统答理模式，也就是由过多地自接干预社会生话和经济生话，转向宏观调控和社会服务方向，也有利于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和行政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调竹机制，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

四、绩效为本的理念

市场经济讲究效率，没有效率就没有效益、但市场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如果上一个项目总遇到推诊扯皮，总遇到吃拿卡要，市场主体怎么可能有效率?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政府提高行政效能，坚持勤政廉政。

旱在上世纪，马克思就提出了“廉价政府”的理念。深化经济体制改苹，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持绩效为本，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抓专家估计，我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原因很多，象机构庞大，部门林立;层次过多，职责不清，政出多门;不负责仃，不讲效率;人浮于事，滥用权力，缺少法律约束等等，造成管理.成木高，周期长，人力、物力、财力使用过巨、行政审批制度更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不仪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低、廉价政府要求政府的设计、组织和运转严格限定在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的范畴，严格遵循科学的成本核算原则。政府应具有企业家的精神，具有成本意识，争取单位行政成木的最大化产出，提高行政话动的有效性，如已经兴起的政府集体采购，就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政府应总观全局，实现从部门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转变，不能把眼光仪局限于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政府是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看不到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木利益，只想在自已订期内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令人瞩日的政绩，很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社会资源，增加政府成本。廉价政府肖先应当是廉洁政府、廉洁政府要求公职人员勤政廉政，特别是领导}一部要率先垂范。2003年，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改革出访礼宾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不再举行送迎仪式，此举表明新一届领导人致力于树立开明、亲民、廉洁务实的新形象，给各级地方政府树立了榜样。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篇8

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

众所周知，产权清晰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否则，就谈不上交换。但是，产权清晰并非必须清晰到个人，私有制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产权形式，更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决定因素。

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联系，也经历原始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等发展阶段，才形成一套比较完整且不断变革中的现代市场体系。重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五大经济特征越发明显，但应当说，从原始掠夺、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到跨国垄断，从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到集团制，从科学管理、人群关系、行为科学到管理科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确实发生比较深刻的变化，从而暂时摆脱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命运，仍然能容纳生产力的较快发展。

公司制与计划经济具有天然联系，社会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思潮几乎同时产生和发展，但实践表明，就生产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问题在于：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早在一百年前，帕累托就提出这个问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引发一场长达二十年的大论战，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这场论战作出了肯定回答。

应当清醒的看到，建立与私有制具有天然联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经历三百年的漫长探索，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不同国家又有不同模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课题，要在三十年内就建立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焦点，是国有经济如何发挥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由于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往往急于求成，动辄几年建立、几年脱困、几年完善、几年成熟。当改革的实际进程达不到预期目标，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时，有些人便对国有经济的前景表示悲观。他们根据“经济人”的假说，以“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效率最高为由，提出“国家所有制下企业家不可能定理”，主张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这未免言之过早，失之偏颇。事实上，作整个经济体制中心环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不仅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受到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配套改革，国有企业只能是无水之鱼。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既有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也有经验的原因，不仅仅是产权虚置的问题。作为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组织，现代企业不像小私有者那样，多卖一元钱就能多的一元钱。无论公有还是私有，都存在委托一链问题，关键在于治理结构。只要做到产权清晰，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是否国有或国有控股并非决定性因素。西方的私有制企业，倒闭的远多于存续的，苏东的“休克疗法”，并不是“一私就灵”，我国的公有制企业，也没有进入世界五百强的。鉴于建立公有制市场经济是领导有序的自觉进程，也许并不需要像私有制市场经济那样经历三百年的自发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在本世纪中叶今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就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经济体制与中华文明

人们不难发现，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存在一种普遍现象：科学技术一学就会，既快又好。世界市场出现什么新产品，往往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到国产品。一年半前，一般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光盘，一年半后，我国的光盘产量就成世界之最。而经济体制一学就变，既变形又变味[1]。行业协会本来是自下而上成立的自治组织，我们一学就变成“二政府”。股市从来就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我们这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可股市一片大跌，一路下跌。究其原因，乃在科学技术是自然系统，服从自然规律，而经济体制是人造系统，与人文休戚相关。

什么是中华文明？从源头上看，不外乎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和近代形成的革命文明。

我国的传统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今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传统文明的真谛；《大宅门》、《大染坊》是传统文明的缩影；遍布全球的“唐人街”，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历史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在韩国、日本乃至“去中国化”的台湾地区，也得到较好的延续。反观中国大陆，历来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往往因有糟粕而去精华，“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费尔巴哈是形而上学唯物论，黑格尔是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正是吸取两者的合理内核，才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而儒家和道家在2000年前的共识“天人合一”，就因为带有“唯心”色彩而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以致付出沉重环境代价以后，才引进可持续发展理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由于西风劲吹，国际“接轨”，人们都知道当代首富盖茨的致富之道，却未必知道先秦巨万陶朱公的计然之策，人们都知道西方情人节，却未必知道牛郎织女七夕节。陶瓷源于中国，中国因此得名China，但在今天的世界陶瓷市场上，中国陶瓷却上不了人家的礼品货架，销量也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经络学和针灸学、中医学和中药学，有着丰富的中华文明底蕴，连外国人都当作“奇迹”，我们却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以现代科技进行挖掘和升华，反而成为中草药净进口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在党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革命文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的主旋律。从长征到三峡，从红旗渠到宇航船，从大庆精神到鞍钢宪法，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都是革命文明的伟大创造。人们至今对1950年代怀着美好的回忆：生活水平不高，但社会秩序井然，假冒伪劣没有了，赌毒黄娼绝迹了，偷盗贪贿也少见了。但是随着20年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意识形态日渐多样，污泥浊水日益泛滥，导致党风日下，世风日微。现在，某些人只把革命传统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甚至当作笑料，嗤之以鼻。

正由于传统文化文明“没用”了，革命文明“过时”了，许多人出现精神空虚或精神危机。大量的频繁的窝案、串案表明，他们就像经济动物一样，仅凭本能追逐私利，以致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恶性案件，不仅违背中华文明，就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未见或少见，可谓旷世奇闻。试问：“郑百文”是什么文明？“注水肉”又是什么文明？这些人只是借市场改革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怎么能指望他们学好别人的先进经验呢？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支柱，弘扬中华文明是完善这以经济体制的根本保证。

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

一般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着改革开放,我们正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在经济基础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战。

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的存在，必定产生市场经济的意识。一位营销员，从早到晚做的都是：怎样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便得到尽可能大的提成。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实践，怎么形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位首席执行官，一年到头做的都是：怎样通过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实行短期利润最大化和长期资产最大化，连做梦都想进入世界500强。这种“经济人”的实践，仅靠一月一次的党支部会，怎么形成“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正确舆论导向。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日益加快，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取得任何信息，各种思想彼此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各国政府都不会放任自流，撒手不管。但是，政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的只是书籍、报刊、广播、电视、学校，而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宣传已经收效甚微，进教材、进课堂，却未必进头脑。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家庭、社会、手机、特别是互联网。互联网不仅将可口可乐送往世界各个角落，而且将美国文明送往互联网的所有终端。伯努瓦在《经济全球化》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力量最终表现在他让整个世界都像北美人一样思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形成双重人格：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明里是一套，暗里是一套；“头”在是一套，“头”去是一套；单位是一套，家庭是一套；群体是一套，独处是一套。结果，从显规则来看，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从潜规则来看，则无烟瘴气，两个天地。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正确区分伦理观与经济观，弘扬优秀中华文明，发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无论历代还是当代，也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大气凛然，嫉恶如仇，出污泥而不染。许多企业家都能遵循经济法则与道德准则，在经营活动中斤斤计较，在公益活动中出手大方。同时，宣传教育也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杜绝一切貌似正确的空话、套话、废话。马克思主义是与各种错误的思想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也只有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才能发展下去，仅靠禁书、禁演、禁播、禁网，关起门来灌输，充其量只能培养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导致更大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只有提高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识别力和免疫力，才能“胜似闲庭信步”，做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

[1]变有两种：一是结合国情，有创新；一是扭曲变形，画虎不成反类犬。这里指后一种

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

中国是世界最早、最大、最强、最长的封建国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1]私人规制（privateregulateon）就是公共规制(publicregulateon),官本位根深蒂固。全国解放以后，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官本位思想一脉相承，而且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朝代。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2]由于党政不分、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官本位往往以党为“虎皮”，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要反对党为“虎皮”的官本位，也因投鼠忌器，格外困难。

毫无疑问，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没有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西汉、盛唐、前清等中华盛世，都与强有力的中央有关。在当今中国，要实施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是关键，而且不可替代。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科学界定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界？人们往往用舵手与船员、裁判员与运动员来描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际社会收益相等作为界定点。也就是说，一项经济活动，如果通过市场竞争带来的社会收益大于政府干预的社会收益，就交给市场。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制订公共规制，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公共规制。

在入世谈判中，欧美国家以“政府影响”为由，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政府影响问题在发达国家也在争论，也未解决，现在却苛求于正在转轨中的中国，这是一种政治偏见。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政治体制虽然一直在改革，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尚未根本转变，该由市场解决的许多问题还抓在政府手里。无论是十年前的经济软着陆，还是这次防止经济过热，问题主要出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调控也只能主要限制地方的信贷规模。这就是说，我们的调控模式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而不是“政府→市场→企业”，市场主角是政府还不是企业。

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中国搞一个项目，没有政府支持，行也不行，有了政府支持，不行也行，而政府支持往往大有文章。“审计风暴”表明，几乎所有重大案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官商勾结。环保有令不行，矿难屡禁不止，走私越抓越多，造假越打越假，背后往往有政府充当保护伞。

“铁本事件”说明，有关部门并非不知道这个项目明显违犯国家相关法规，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原来，市委已经将这个项目作为赶超邻市的重大举措，有关部门必须大开绿灯，否则，后果可想而知。而处理的结果，受处分的只是某些执行者，而决策者却安然无恙——作为依法治国执政党一级组织的市委，还不是法人，并不负法律责任。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一针见血的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3]现在,25年过去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已经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许多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的案犯说明，这个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究其原因，仍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尚未解决，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上不规范。用一位来县委书记的话来说，就是“书记挥手，人大举手，政府动手，纪委下手”。当然，党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但这只能从领导体制上解决，党政交叉任职是靠不住的。因此，“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第一。”[4]

革命，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有进行的重大变革。如果说，1949年全国解放是政权更迭的第一次革命，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是利益重构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是权力再造的第三次革命。本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政权更迭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党革别人的命，政治体制改革则是革自己的命，触及千千万万干部的权力，也可以单独看成一场革命。鉴于这场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审慎从事，不能影响稳定，但革命总是有风险的，害怕风险只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会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5]“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6]

[1]汉书．盖宽饶传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7、328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国际合作与国家主权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有朝一日资源将在各国自由流动，这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决定一国事务的还是国家主权，左右一国政策的还是国家利益，民族国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外来干涉越大，反弹越强。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也只有首先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才有能力尽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世界近代史表明，当一国国力强盛之时，主张对外开放，否则就闭关自守。英国在17世纪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竞争中不具优势，就奉行重商主义，实行民族保护；当18世纪开始产业革命以后，成为“日不落帝国”，便主张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美国经过7年解放战争刚取得独立时，曾提出“门罗主义”，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插足美洲事务；当羽翼丰满以后，便在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及至当代，一霸独强，全球化也叫得最响，借口“人权高于主权”，企图实现全球美国化。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国家主权具有特殊重要性。众所周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反共势力一直以苏联为主要敌人，苏联瓦解以后，美国的反共势力又以中国为主要敌人。由于在反恐、反伊、朝核问题上搞得焦头烂额，他们不得不与中国进行某种策略联合，但只要腾出手来，总是千方百计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特别是利用台湾裂解中国，阻挠统一。他们对中国改革说过一些好话，也只是因为他们将“特色社会主义”误解为“特色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误解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和平演变”。如果说最强的资本主义美国与最强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左右20世纪世界局势的主角，那么21世纪的世界局势正日益走向多极化，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角则是中美两国。

我们应当从这样的全球大举来审视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维护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两者有统一的一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能够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增强综合国力，能够尽到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如果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势必落后挨打，何来国家主权？同时，两者又有矛盾的一面：参与国际合作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势必影响我国主权完整，政策选择受到制约。我们决不拿原则做交易，但凡事都有机会成本，要获得国际合作的好处，就只能让渡某些国家主权，从无条件的国家主权变为有条件的国家主权。T·托马斯说，加入经济全球化犹如穿上“金色紧身衣”：经济增长了，而政治萎缩了，政策选择范围缩小了，要末可口可乐，要末百事可乐。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我们不能非此即彼，只能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不同对象，冷静观察，权衡利弊，两手准备，沉着应付。

应当看到，现有的超国家世界组织和国际会议，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他们邀请中国参加，也许设下圈套，别有用心，但是，我们与其站在外面反对，不如参与其中斗争。包括八国首脑会议在内的一切全球或区域会议，如有可能，都应争取参加，取得国际规则发言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国际合作与国家主权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

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奋斗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是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如果离开现实而空谈理想，就会脱离实际，但忘记理想而只谈现实，又会迷失方向。

以后，全球化到来之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命运议论颇多，有人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共产主义”，有人则认为已经是“历史的终结”。反观国内，倒是讳莫如深，在世界最大共产党的各种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共产主义”这四个字。当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如何发展，应当由实践去回答。但是，现实纲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最高纲领。距今150年前，当共产党还没有任何执政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就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今天，有了苏联70多年和中国50年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最高纲领及其实现进程做出科学预见。不可否认，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各国共产党人正在困境中坚持奋斗。占全球共产党员90％以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理应拿出21世纪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迈向共产主义的需要，这是各国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的需要，这也是各国政党对共产主义再认识的需要。

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却很少进行公开的探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最高理想，但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具有属人性——人与其知识难以分离，如何“共产”？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阶级消灭，民族国家自行消亡，世界大同。全球化论者也说，随着资源在世界自由流动，民族国家消失，全球一体（所谓“资本无国界，人才无国籍，企业无祖国，市场无边界”），两者究竟有何异同？如果说，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那么，这一界定是否可逆——只要做到这三点就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克林顿说“我们距离共产主义比中国更近”？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少先队员在对歌中也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必须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有一个科学的说法，并写入党纲，使大家对共产主义不仅信仰，而且信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献身这以崇高理想。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篇9

若以俄罗斯等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初期的条件远不及俄罗斯。若将中国1978年与俄罗斯1990年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经济发展条件相比，第一，中国实际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俄罗斯水平，据世界银行估计（1996年），中国人均GDP的PPP（实际购买力平价）美元值为1000美元（1990年美元），俄罗斯为6440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GDP水平的6.4倍；第二，中国农村人口大大高于俄罗斯水平，中国为82%，而俄罗斯为26%，是一个城市化与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第三，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就业比重大大高于俄罗斯，中国为71%，俄罗斯为13%，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第四，中国人力资源条件大大不及于俄罗斯的情形，中国成人文盲率为31%（1982年数据），俄罗斯为2%，中国15岁以上平均人口文化程度为4.6年（1982年数据），而俄罗斯在10年以上，即使将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与俄罗斯相比，也是差异甚大。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生产力大幅度倒退（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89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中俄两国改革初期的条件差异甚大，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各为不同，而所获得的改革结果大为不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94年与1978年相比，人均GDP增长了1.51倍,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6.3%；俄国1994年与1990年相比,人均GDP下降了28.4%,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7.0%。(WorldBank,1996)

为什么中国比较成功地推动了经济改革呢？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独特道路是什么？近年来这些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做了大量研究，比较一致性的看法是：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而俄罗斯等国采取了“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1997年）认为，支持中国自1978年以来持续高增长有四个重要条件：第一，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第二，经济结构的变革；第三，选择了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务实和渐进的改革；第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王辉博士所著的《渐进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之路与人力资产》（美国兰德公司，1994年）一书，是在众多研究中独树一帜。该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从新的理论视角──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必然要选择“渐进”改革的方式？这种渐进改革会导致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决定制度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一决定因素是人力资产的话，那么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它们有什么不同特征，又是如何发生转化，实现再升值？为什么要强调人力资产升值的“渐进”性，它与“渐进”改革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联系？作者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研究使我们对如此惊心动魄、复杂纷繁的改革过程及其发展逻辑有了本质性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改革具有何种性质呢？如何准确的评价呢？作者把中国的改革视为一场“渐进革命”。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使其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演进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显示出一种渐进变化的方式，以及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的变化的累积效果。按照作者的话来说，“表面上”，它（指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实质上它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

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十几年来，这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即使计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时间，也不过只相当于这一历史时期的1/3，然而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请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事实：1978年农民出售农产品总额中，政府定价的部分占92.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部分占有97%，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总额中，政府定价占100%。[2]到目前为止，上述产品的政府定价只占10%左右，与西方国家基于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差不远。1978年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4，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达3/2，而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由78%下降至1/3；[3]1980年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5，到1995年已提高至45%，[4]即使是国有企业，除了少数大中型企业还受到政府不同程度干预之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转向或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如居民房租，水电器费用等）之外，消费者采购基本是面向市场，并受价格信号的影响。绝大多数生产者和供给商不仅要受到价格信号的诱导，而且还受到消费需求市场的制约。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1997）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饬街肿偷暮狭看蟮男泻湍媪鞯睦顺保鞘强赡芷苹滴榷ǖ那痹谝蛩兀易苁悄岩栽狻5怯芍噶钚约苹孟蚴谐【米途褪潜浠媚獾模喝嗣乔籽勰慷昧饲八樟投饭业木帽览！M酉绱逍偷呐┮瞪缁嵯虺鞘行偷墓瞪缁岬淖鸵灿行矶喾缦铡T诟辉9抑校庖蛔陀昧思父鍪兰偷氖奔洹6谥泄庖唤瘫凰醵涛淮嘶蛄酱说氖奔洹5]可以认为，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早已超过改革初期决策者的预想，或者说决策者变得比较聪明了，采取了渐进方式，通过不断调整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减小风险，减小阻力，减少动荡，使改革较为平稳地进行，有力地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正如作者所说，中国改革的实践已向世界证明，渐进改革能够取得革命性的效果。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的方式呢？作者首次提出决定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及其方式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产，相当深刻地揭示和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是作者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和处理原有体制下形成的庞大的各种资产问题及转化途径。作者把它们分为三类资产：一是物质资产，诸如国有企业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已及土地等资产；二是制度资产，诸如工业组织、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官僚行政体制等；三是人力资产，即包括各种人──改革的决策者和其他政府官员、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工人、农民、个体户等，也包括他们的知识、经验、技能、习惯和价值判断。几乎在处理所有资产转化过程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处理物质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并把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地归结为国有资产的转移、增值和股份制改造上；同样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处理旧的制度资产，如何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很少有人重视人力资产的转换与再升值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制度选择是在一定制度和人文环境中发生、发展、进行的。无论是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参加人制造出来的。中国改革中最深远意义的变化是与经济体制中人力资产有关。人的素质最大程度地决定了改革的环境与改革的进程。人不仅是发动改革、决定如何改革的可变因素，而且也是改革的重要约束力。不同的人群，人力资产及其价值是不尽相同的；同样的人群，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数量和质量特别是知识与经验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不尽相同。这些差别本身与人力资产形成的特征有关。正是这种差别导致改革进程变化有别，改革的成效大为不同。因此，作者的重要结论是，在原有体制下的所有资产，人力资产在变革时代处于所有资产转化的中心，也是整个体制导致变化的决定因素。这就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必然采用了渐进方式提供了较强的理论解释。

渐进改革取决于改革中人力资产的变化积累过程。处理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质资产和制度资产，就象东欧和前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宣布“私有化”，一下出售国有资产，打破原有的经济制度。但是，把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具有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转化为适应市场经济并提高他们的潜在价值，是不能靠一个政治宣言和一个政府法令就可以立即实现，它需要不断实践摸索的过程，更需要花费时间。作者明确提出，人力资产形成、转化、升值必然须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新体制下的人力资产并不是凭空产生或由外部输入的，它恰恰基于旧体制下已经存在的各类的人力资产及其转换。首先，决策者需要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的“试错法”和“边干边学”过程。诚如邓小平所言“摸着石头过河”（有人称“猫论”或“摸论”），采用实验、试点的方法，取得实际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或扩散，循序渐进地促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本身成为渐进改革的一部分。领导人的人力资产存量──即他们对改革的知识、经验、理论的积累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历了一个“由少积多”、“由浅入深”，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认识过程，甚至还包括“跌跟抖”、“翻车”、“下台”的痛苦教训，同时也学会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大大地降抵了社会和个人政治风险，改革同期的变化幅度趋于明显缩小。其次，政府官员需要学习甚至借鉴他国建立市场、保护市场、促进公平竞争、诱导企业行为、维持秩序、增加社会公益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知识与经验；再有，企业和企业家需要学习如何适应市场需求、克服不确定因素、降低各种风险、建立新型经济组织结构、吸引新技术和新知识，改进管理方法等知识与经验，官员公务员化、专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程度明显地超过历史任何时期，也超过许发展中国家；还有，十分分散的亿万农户、十几亿消费者需要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逐渐熟悉利用法律保护个人合法权益，这一切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也都需要经经历必要的学习过程和认识过程。这就决定了受各类人力资产变化约束的改革进程必然要是“渐进”的，改革结果必然是“量变引起质变”。

作者强调了人力资产转化及再升值对政策的重大意义的作用。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在所有的资产中，与其说物质资产配置不合理，不如说人力资产配置最不合理，使用最不恰当，既压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压抑了消费者的积极性。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不对人力资产进行重新调整、改造、转化，就不可能实现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积极引进最先进的国外技术，大规模吸引外资，甚至可以按照西方公司彻底制改造国有企业，但是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国有企业就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竞争意识的职工，同样也无法适应经济结构变动而引起的“下岗待业”。所谓人力资产的转化，按照作者的定义，是指“完成人的特性从一个经济体制到另一个体系的根本性转变”，“由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中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产转变为适应自由选择和有序竞争的人力资产”。在两种不同体制下人力资产的特性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具有塑造、分配、单一、指定、管制、服从等特征；后者更多是由市场经济所决定，具有个人适应、选择、多样、调整、自由、竞争等特征。由于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特性有本质性差异，因而人力资产的效益相差悬殊。前者构成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浪费，长期低效使用和分配；后者构成经济增长的最大资源潜力，有效地“发多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新体制减少了对人的选择与决定的限制，激励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提高人对知识与经验的需求，因而这一人力资产转化之后，必然引起更大范围的再升值，即“人的能力、技能及其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整体价值的提高”，是人力资产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仅仅是人才还不能构成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只有使人才完成这一根本性（以渐进方式演进的）转变，才能成为发展最主要的资源。

如何促进人力资产转化和再升值呢？或者说如何使新的人力资产成为新制度生存与发展进而发挥作用的基础呢？作者将人力资产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相对固定的人力资产，如经验、知识和技能；二是新增加的人力资产，包括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人力资产转化与再升值主要依靠新增加的人力资产的迅速扩大。这包括三种途径：首先，促进分散化决策。因为原有的计划官僚体制控制和削弱了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农户的灵活性及其对市场变化作出反映的能力，而市场经济则是促进企业、农户和消费者扮演主要角色，自主决策，灵活反应。其次，促进多样化实验。因为在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根本不存在“先知先觉”的天才，也不存在“全知全觉”的圣贤。采取多种实验能让人们更快、更好地取得、加工和理解改革所需要和产生的信息。这就需要宽松的政策辩论环境、宽容的自由讨论、相互对话沟通的环境。再有，促进开放式信息交流。因为中国不仅是工业化的后来者（late--comer），而且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作为后来赶超先行者最主要的途径是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息交流对中国改革至关重要，来自成熟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独特?肪程跫赂母锷杓频闹匾慰祭丛础？攀降男畔⒔涣鳎不岽俳稚⒒霾吆投嘌笛椋嗣怯刑跫梢岳媒衔诺男畔⒔换焕囱罢摇⒀≡瘛⒈冉细髦痔逯疲佣铀偃肆ψ什淖驮偕倒獭?/P>

最后，需要向读者介绍的是，王辉从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改革过程，对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的感受，熟悉各种重要文献及其背景；而后赴美国著名的重要思想库---兰德公司（RAND）研究生院作为第一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受到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并广泛接受社会科学最新成果，以“远距离方式”观察中国改革进程及其复杂性，创造性的解释和说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和革命结果，从新的视角“人力资产”理论做了深刻的概括。没有作者的丰富的改革体验，没有吸收当代科学的最新理论，便没有这部书的新观点和新研究。

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它是由十几亿人民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变革的过程，其困难之大，风险之高，复杂程度以及不平衡性发展都是达到历史上的空前程度。然而中国十几年的改革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这一渐进式的革命远未有结束，我们对其认识过程尚未完结，对中国改革的深远影响及其长期结果，我们还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国情，吸收人类创造和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独立地思考，认真地总结。我相信十几亿中国人民不仅能创造出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硕果，也会创造出宏大的社会变革理论成果，以其特有的文明贡献于人类社会。

写于1997年11月22日

参考文献：

WangHui：1994，TheGradualRevolution：China’sEconomicReformMovement，TransactionPublishers，NewBrunswick（U.S.A）andLondon(U.K.),CopyrightbyRAND.

WorldBank,1991,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1:TheChallengeoftheDevelopment,NewYork,N.Y.:OxfordUniversityPress.

------,1996,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6:FromPlantoMarket,NewYork,N.Y.:OxfordUniversityPress.

------,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WashingtonD.C.,TheWorldBank.

[2]张卓元：“中国经济理论三部曲：商品经济化、市场趋向化、市场经济论”，《财贸研究》，1992年第11期。

[3]《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05页。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经济；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结构

一、当前农村经济概况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是兴国安邦的基础。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举措。从国内经济形势看，农村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改革，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改革，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改革，就难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当前，在全面加快新农村建设下，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要遵循以下三条原则。首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单一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向农村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其次，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最后，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

三、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分析

1.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保证农村经济发展安全

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实际是三大问题。第一是承包经营土地问题；第二是农村建设用地问题；第三是宅基地问题。在国际经济加大波动性和传染性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农村经济的生命线，我们必须在具体的对策上寻找出路。第一是要保护耕地，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增产，及时研究和解决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新问题；第二,在国家征用土地中和农地转移用途中，把农民利益放在重要地位，制定出台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第三，继续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建立稳定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

2.进一步抓好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

种植结构单一，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较差是农村的现实问题,这与许多地方的自然条件差、土地多为盐碱地有很大关系。小麦、玉米、大豆等传统农产品产量少且附加值低，增收非常困难，因此只有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养殖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等，才是村民尽快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

3.积极发展集体企业，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结合农村粮食作物丰富的实际,可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合作医疗建设、乡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坚实基础上,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业；利用退耕还林的大好时机，大力发展林木的粗加工业等；通过农副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业、林业加工等有效地拉动农业产业链条,以集体股份企业等方式发展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在推动经济的集团化、规模化、品牌化的过程中，要加快龙头企业发展，鼓励企业靠强联大，投入农产品加工销售行业，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提高龙头企业的效益。

4.充分认识以智力支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农民既是建设现代农业的主体力量，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人来推动的。没有一支新型农民队伍很难实现。新型农民是指，适应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用性人才。实用人才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科技普及的载体，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农民没知识缺乏文化，没技术缺乏能力，只会干活不懂经营，只会出力不懂科学，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转化和提高生产力。农民不掌握先进的文化和技能，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只能是空谈。现阶段农村人才培养要以技能培训为主，与文化知识和素质培训相结合，使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短期效益可以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容易更快调动农民的建设积极性。同时加强对农民思想政治、文化素养、法律知识和移风易俗等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劳动技能和文明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

5.切实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农业生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销售，针对当前农产品销路不畅的情况，要加强市场发展的规划，改善市场基础设施，扩大市场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加大市县级粮食专业市场的培育，优化政策环境，增加政府投入，重点解决基层和农民及生产者的信息连结，努力做到以需定产、以销定产。

总之，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富裕安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推动全面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人民日报，2006-02-14(1).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07-01-29(1).

[3]孙凤德: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农业科技与装备，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