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记忆范文10篇

族群记忆范文篇1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族群记忆范文篇2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

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族群记忆范文篇3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一、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二、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三、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族群记忆范文篇4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一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二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三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公务员之家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族群记忆范文篇5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族群记忆范文篇6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公务员之家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族群记忆范文篇7

一战前后崛起的现代主义小说见证了第一波创伤叙事的兴起。它不仅在主题上表现创伤，而且在形式上采用了意识流等全新手法潜入人物内心，书写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战争带来的创伤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涌现了新一波的创伤叙事，呈现出以下特征:(一)不遵循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技巧。因为创伤主体受暴力、难言的身体和精神苦痛折磨，无法用清晰的语言表述可怕的经历;(二)违反传统的情节设置模式。创伤叙事打破时间顺序，故事情节不连贯，支离破碎;(三)叙事主体受创伤困扰，陷入无力自拔、难以控制的重复讲述状态;(四)叙事中充斥了幻觉、鬼魂、暗示性梦幻、与死者的会见等内容。卡鲁斯本人强调了创伤叙事中对历史的间接指涉，创伤历史的指涉性与它在发生时被理解的程度相仿，一个创伤性历史事件在其发生之时并没有被理解和体验，而是被压抑到潜意识里面了。这种经历是在之后的不同时间和地点才被体验的，正是创伤的滞后性决定了创伤者历史体验的特殊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在创伤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过去不断地侵袭现在，在这种侵袭中现在和过去的界限被模糊了。〔2〕创伤叙事小说，作为间接指涉历史的叙事作品，不仅能为读者抵达创伤历史和记忆提供途径，也能在重复创伤体验的历史叙事中帮助个人和整个族裔记忆创伤、消解创伤。

《骨》(1993)是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取材于个人亲身经历的一部处女作。在这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中，创伤气息贯穿始终，不仅小说主题与人物塑造涉及创伤经历与记忆，而且作品的意识与结构也映射出创伤的节奏、过程与不确定性。小说从梁家长女莱拉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上的美国华裔家庭的悲情故事。在作品中，作者不仅呈现了个人及家庭的种种“创伤”经历，还将个人、家庭与族群的历史用记忆连接起来，谱写出一部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创伤叙事。小说《骨》中没有完整的、连贯的叙述，许多分离散乱的细节以看似偶然或混乱的状态并置在一起。伍慧明通过这种断裂式的创伤叙事手法，突破了时间、空间、因果等逻辑关系的限制，使小说叙述者莱拉的意识可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中往返穿梭，将过去生活片段的回忆与当下家庭生活中破碎的现实有机融合，连成一体。通过莱拉对妹妹安娜自杀事件的回溯，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一系列带有创伤记忆的家庭事件，使读者感受到了叙述者的强烈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在这些创伤性经历中，父母的婚姻不幸、洗衣店的生意失败以及安娜的自杀无疑是最为沉痛的创伤经历，它们贯穿小说家庭创伤叙事的整个过程。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最初和最重要场所，其环境和氛围是影响一个人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小说中，利昂和妈妈达尔西的关系极不和谐，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斥着争吵和矛盾。莱拉认为“他们的婚姻就像服苦役，是两个人一起服苦役”〔3〕。为了便利而非爱情所拼凑的家庭似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痛苦和创伤的种子。父亲利昂总是游离于家庭的中心，只是家庭生活中的陪衬角色，而母亲达尔西虽为女人却因丈夫时常漂泊在海上，成为了家庭的支柱，既要在血汗工厂没日没夜地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养育三个女儿。因为生活的困顿和情感的空虚，妈妈达尔西曾一度投入雇主汤米•洪的怀抱。利昂出海归来，无法面对妻子的背叛，大发雷霆，搬进三藩公寓以逃避婚姻失败的现实。

利昂和达尔西婚姻的不幸给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和创伤记忆，这也在不同程度上给三个女儿带来了心理阴影。大女儿莱拉夹在利昂与妈之间，总是感到很累，尤其是担心“妈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这里，而梅森还在那里苦等着我”〔4〕。因为父母的不幸婚姻，莱拉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婚姻有排斥情绪。与莱拉和尼娜相比，二女儿安娜在父母的争吵和冲突中似乎感到最为痛苦。当父母激烈争吵时，莱拉会紧闭心门，任他们大喊大叫。尼娜则会对争吵的父母大喊大叫，然后离开。只有安娜总是会想方设法从中调停，维持父母的关系。在利昂发现妈的出轨而爆发的家庭危机中，年仅十岁的安娜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用她的耐心和爱心感化了离家出走的父亲利昂，使其放下心中的芥蒂，重返家庭。安娜在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和勇气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她在扮演调停者角色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创痛与伤害也是可想而知的。小女儿尼娜虽是家中最我行我素的一个，但是她“没心没肺”的外表之下其实隐藏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与姐姐在纽约享用大餐时，她问起父母近况，当莱拉直言父母因婴儿店的灯再起争执时，尼娜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她的双目“突然低垂下去，嘴巴像是吃到了什么味道很苦的东西一样扭曲起来”〔5〕。家庭不和使三个女儿的童年记忆充满苦涩，成年后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逃离这个创伤之家，希冀在新天地中寻得一份解脱，但家庭创痛显然是“逃避”无法消解的。如果说不幸的婚姻给梁家两代人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创伤和持续的心理压力，那么翁梁两家因洗衣店生意失败而睚眦相向、相互交恶则是梁家遭受的最为惨痛的经济打击和情感伤害，而且也是导致梁家无法挽回的家庭悲剧的导火索。利昂将自己的失望和挫败感化作怒气全部发泄到无辜的安娜身上，逼迫安娜与翁家的儿子奥斯瓦尔多分手，因此关系一向最为亲密的父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两人愤怒的争吵不仅惊动了鲑鱼巷的左邻右舍，还使安娜不得不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而离家出走。在这场轩然大波之中，父女二人都伤痕累累，认为对方背叛了自己，留下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一向乐观和聪慧的安娜自童年时期便在家中扮演着父母矛盾的调解人，她用自己对家人的热爱努力维系着自己珍视的创伤之家，然而在她的恋爱问题上，父母前后态度矛盾，完全不顾及她的感受和立场，这令一直忠诚于父母的安娜感到无尽的失望。年仅20岁的她变得更能隐藏自己，总是一个人闷着，把心里的秘密瞒着家人。过往的创痛使她产生了无法战胜的心理障碍和困忧，最终感到绝望的她选择了纵身一跃，逃离了她所厌倦的世界。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因为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小说《骨》中作者伍慧明通过“莱拉”这个人物对自身创伤记忆的叙述，使得那些被压抑进美国华裔后代潜意识的创伤体验重新浮现，使她们能够在痛处哀痛，以此释放那些影响着自己当下生命的过往感受，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其他华裔的真实生活，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也是伍慧明为自己以及其他华裔后代书写的创伤记忆。

族群记忆范文篇8

消费者评估的标准是以消费及购买观点为指导，依所希望得到的结果，进而表现在所偏好的产品属性上。游客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在选择评估阶段，其旅游决策主要取决于他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偏好。旅游目的地选择被视为个体评估备选方案所涵括的社会实质环境属性的结果，个体从不同方向去整合他对于每个属性的主观印象，即为评估，因此他对于不同的备选地点方案会有不同的偏好。一般而言，游客会依照自己的偏好，找出各项旅游目的地属性的重要性，再从中选择几项重要的属性，作为选择旅游目的地时的评估准则，这就是所谓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

一、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认知的特点

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或印象好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对目的地的期望值；二是实际的感受。旅游目的地是一个涉及景观、人、环境等因素在内的复杂系统,受主体认知水平、认知客体复杂性及相关因素的影响,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具有区别于其他认知活动的特点：（1）认知水平的差异性。受生活习惯、文化程度、兴趣爱好、民族、宗教信仰、职业、年龄等因素的影响,旅游者在认知水平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同时由于旅游者的认知过程涉及较多的主观因素,导致认知结果带有浓厚的主观性、模糊性、差异性。（2）认知内容的情节性。旅游者只是个人在人生大舞台中所扮演的众多角色中的一个,是一个简短的片段,通过与旅游目的地居民及旅游景观的短暂接触,他们无法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只能对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景观或情境有一定的记忆,这些记忆大多属于情节记忆。记忆是认知的结果,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信息进行综合评价之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印象。（3）认知结果具有较强的片面性。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时间较短,同时受主体认知水平、认知客体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往往会使认知结果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差。由于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认知时间很短,无法深入彻底地了解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特征与个性,因此旅游者往往以第一印象来评价旅游目的地,也即人们所说的首因效应,旅游目的地给旅游者的第一印象,即首次或最先的印象,对于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当认知者对旅游目的地形成好的或坏的印象之后,人们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地其他方面的特征,也即人们所说的“晕轮效应”。

二、影响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的因素

影响旅游者之消费决策过程及消费行为形成的因素，可谓错综复杂，主要包括：（1）旅游目的。旅游者的旅游目的是影响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偏好的最基本因素。2007年我国国内旅游者达16.1亿人次，其旅游目的主要是观光休闲。观光休闲旅游者对我国文化内涵丰厚的文物古迹、壮美迤逦的山水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兴趣最浓。（2）个体因素。指旅游者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等因素。个体因素是影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的最直接因素。2006年我国入境旅游者主要年龄段为25~44岁（46%）、45~64岁（36%）和15~24岁（8%）。来华美国旅游者调查结果表明，除了65岁以上的老年游客选择团体旅游的比重(50%)较大之外，其他年龄段的游客选择与家人、朋友或者个人出游的居多。（3）地理因素，指旅游目的地的区位、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距离等因素。2006年我国入境旅游的外国旅游者，其客源地主要分布在韩国（21%）、日本（20%）、俄罗斯（13%）、美国（9%）、马来西亚（5%）等地。（4）社会因素，包括参考群体、家庭、角色与地位因素。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偏好会因旅游者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旅游行为中，旅游目的、个体因素等个人因素是影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的最直接因素，而地理、社会因素等外在环境对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的影响是间接性的。

三、基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偏好的营销策略

1.旅游族群划分与旅游目的地营销策略

旅游族群分为高端旅游族群、中端旅游族群、家庭旅游族群三大类。高端旅游族群在旅游时喜爱享受高级的饭店设施与服务，愿意支付高价选择住宿于高级饭店。在信息来源方面，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与网络方面获得旅游资讯。因此一个旅游目的地要吸引这类游客，则需设有高级观光饭店，并通过报纸、杂志与互联网等接触这类游客。中端旅游族群一般选择在周末从事旅游活动，旅游对他们来说是为了逃离日常生活或工作压力。其最常选择的住宿场所为一般旅馆或汽车旅馆，其次为平价住宿场所。在信息来源方面，该族群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亲友同事与网络获得旅游资讯。因此一个旅游目的地要吸引这类游客，则需设有一般旅馆或停车旅馆或平价住宿场所，并从报纸杂志、亲友同事与网络等接触这类游客。家庭旅游族群经常是家庭一起旅游，其最常选择的住宿场所类型并没有特定。在信息来源方面，家庭旅游族群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亲友同事与因特网，因此一个目的地要吸引这类游客，则需设有一般旅馆或停车旅馆，并从报纸杂志、亲友同事与网络等接触这类游客。

2.旅游者特征与旅游目的地营销策略

在研究影响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因素与旅游者特征因素关系的分析中发现，女性在追求身心松弛、精神愉悦及求知学习方面的动机要胜过男性，而年龄较轻的学生游客较为重视人际关系的培养、与他人的互动及扩展知识求知学习的机会，且也较重视该旅游目的地有多样的旅游设施及可亲自参与活动表演的机会。而平均月收入较低者较为重视求知学习及提升自我能力，也较重视人际互动关系的旅游动机，对于旅游目的地特性上较重视有多样的旅游设施。调查表明，年龄越低者越重视名气，由此显示青少年较易受名气与广告所吸引，进而产生旅游行为。所以旅游经营者可针对旅游者不同特征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如针对青少年较易受名气与广告所吸引的特点，可加强对青少年的广告营销，吸引青少年旅游者，这不但可满足青少年进行人际交往的动机及与他人互动的机会，更可激发其求知欲和创造力。

3.旅游动机和旅游目的地知觉与目的地营销策略

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远近、旅游区信息的提供及住宿交通的便利性等因素，如能认同，则能促使游客达到享受完备旅游设施和服务、摆脱日常繁忙生活及达到放松心情、挑战自我、扩展知识及与他人互动的旅游动机。如果门票价格降低，则会使得游客更加愿意去培养自我能力、扩展知识、肯定自我及增加和他人互动的机会；如果旅游目的地无法提供便利的住宿情况，游客可能会改用露营、野炊的方式，则可提升游客挑战自我的能力、增加更丰富的创造力及自己的旅游经验，更可由露营、野炊中和朋友培养感情增加互动的机会。如果旅游目的地无法提供游客多样的旅游设施及参与活动的机会，则无法满足游客挑战自我能力、扩展知识及丰富自己的旅游经验，也无法帮助游客摆脱日常生活的繁忙达到心理上的放松。而旅游目的地如果无法提供游客亲身参与活动表演及多样的旅游设施，就无法满足游客挑战自我、锻炼体能及丰富自己的旅游经验，也使得游客无法享受到完备的设施和服务，因此减少了游客到此旅游的动机。公务员之家

4.实施联盟策略，建立套餐行程

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所停留时间主要以一天为主，一般游客无法得知附近提供住宿的信息，如有机会也有近大半的游客愿意留宿于风景区。由此可知，旅游资源的整合，提供游客住宿服务，可增加游客停留时间。风景区提供多元化之观光活动可以吸引消费者增加旅游需求。在目前的旅游市场中，任何旅游企业满足不了顾客的需求都会慢慢地被淘汰。同一地区的旅游产业，经常会出现相似产业聚集及支持性服务行业聚集的情况，对于游客而言，产业的聚集使得旅游选择性增加，从而加强游客前往该地点的动力。

5.加强旅游目的地与相关产业联合营销

如果游客对旅游目的地认知不够完整，则会降低游客前往该旅游区的旅游动机。此时旅游景点可与旅行社、交通运输服务业及相关业者进行合作。对于一些较无旅游经验的游客来说，参加团体旅游可以减少旅程规划及执行旅程的压力，游客可通过旅行社的介绍及安排，得以了解旅游区的特色而前来旅游。与当地各旅游景点联合营销，如在各旅游景点与市内设立交通接驳专车，便利游客前往附近观光景点。亦即旅游景点可与旅行社及交通运输服务业合作以同步营销方式，结合相关业者共同刊登广告，扩大广告宣传效益，则可增加团体旅游的游客量。联合营销不但可发挥产业链的多元效用，同时还具有营销乘数效应。

族群记忆范文篇9

一、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认知的特点

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或印象好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对目的地的期望值;二是实际的感受。旅游目的地是一个涉及景观、人、环境等因素在内的复杂系统,受主体认知水平、认知客体复杂性及相关因素的影响,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具有区别于其他认知活动的特点:(1)认知水平的差异性。受生活习惯、文化程度、兴趣爱好、民族、宗教信仰、职业、年龄等因素的影响,旅游者在认知水平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同时由于旅游者的认知过程涉及较多的主观因素,导致认知结果带有浓厚的主观性、模糊性、差异性。(2)认知内容的情节性。旅游者只是个人在人生大舞台中所扮演的众多角色中的一个,是一个简短的片段,通过与旅游目的地居民及旅游景观的短暂接触,他们无法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只能对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景观或情境有一定的记忆,这些记忆大多属于情节记忆。记忆是认知的结果,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信息进行综合评价之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印象。(3)认知结果具有较强的片面性。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时间较短,同时受主体认知水平、认知客体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往往会使认知结果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差。由于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认知时间很短,无法深入彻底地了解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特征与个性,因此旅游者往往以第一印象来评价旅游目的地,也即人们所说的首因效应,旅游目的地给旅游者的第一印象,即首次或最先的印象,对于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当认知者对旅游目的地形成好的或坏的印象之后,人们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地其他方面的特征,也即人们所说的“晕轮效应”。

二、影响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的因素

影响旅游者之消费决策过程及消费行为形成的因素,可谓错综复杂,主要包括:(1)旅游目的。旅游者的旅游目的是影响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偏好的最基本因素。2007年我国国内旅游者达16.1亿人次,其旅游目的主要是观光休闲。观光休闲旅游者对我国文化内涵丰厚的文物古迹、壮美迤逦的山水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兴趣最浓。(2)个体因素。指旅游者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等因素。个体因素是影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的最直接因素。2006年我国入境旅游者主要年龄段为25~44岁(46%)、45~64岁(36%)和15~24岁(8%)。来华美国旅游者调查结果表明,除了65岁以上的老年游客选择团体旅游的比重(50%)较大之外,其他年龄段的游客选择与家人、朋友或者个人出游的居多。(3)地理因素,指旅游目的地的区位、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距离等因素。2006年我国入境旅游的外国旅游者,其客源地主要分布在韩国(21%)、日本(20%)、俄罗斯(13%)、美国(9%)、马来西亚(5%)等地。(4)社会因素,包括参考群体、家庭、角色与地位因素。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偏好会因旅游者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旅游行为中,旅游目的、个体因素等个人因素是影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的最直接因素,而地理、社会因素等外在环境对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的影响是间接性的。

三、基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偏好的营销策略

1.旅游族群划分与旅游目的地营销策略

旅游族群分为高端旅游族群、中端旅游族群、家庭旅游族群三大类。高端旅游族群在旅游时喜爱享受高级的饭店设施与服务,愿意支付高价选择住宿于高级饭店。在信息来源方面,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与网络方面获得旅游资讯。因此一个旅游目的地要吸引这类游客,则需设有高级观光饭店,并通过报纸、杂志与互联网等接触这类游客。中端旅游族群一般选择在周末从事旅游活动,旅游对他们来说是为了逃离日常生活或工作压力。其最常选择的住宿场所为一般旅馆或汽车旅馆,其次为平价住宿场所。在信息来源方面,该族群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亲友同事与网络获得旅游资讯。因此一个旅游目的地要吸引这类游客,则需设有一般旅馆或停车旅馆或平价住宿场所,并从报纸杂志、亲友同事与网络等接触这类游客。家庭旅游族群经常是家庭一起旅游,其最常选择的住宿场所类型并没有特定。在信息来源方面,家庭旅游族群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亲友同事与因特网,因此一个目的地要吸引这类游客,则需设有一般旅馆或停车旅馆,并从报纸杂志、亲友同事与网络等接触这类游客。

2.旅游者特征与旅游目的地营销策略

在研究影响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因素与旅游者特征因素关系的分析中发现,女性在追求身心松弛、精神愉悦及求知学习方面的动机要胜过男性,而年龄较轻的学生游客较为重视人际关系的培养、与他人的互动及扩展知识求知学习的机会,且也较重视该旅游目的地有多样的旅游设施及可亲自参与活动表演的机会。而平均月收入较低者较为重视求知学习及提升自我能力,也较重视人际互动关系的旅游动机,对于旅游目的地特性上较重视有多样的旅游设施。调查表明,年龄越低者越重视名气,由此显示青少年较易受名气与广告所吸引,进而产生旅游行为。所以旅游经营者可针对旅游者不同特征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如针对青少年较易受名气与广告所吸引的特点,可加强对青少年的广告营销,吸引青少年旅游者,这不但可满足青少年进行人际交往的动机及与他人互动的机会,更可激发其求知欲和创造力。

3.旅游动机和旅游目的地知觉与目的地营销策略

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远近、旅游区信息的提供及住宿交通的便利性等因素,如能认同,则能促使游客达到享受完备旅游设施和服务、摆脱日常繁忙生活及达到放松心情、挑战自我、扩展知识及与他人互动的旅游动机。如果门票价格降低,则会使得游客更加愿意去培养自我能力、扩展知识、肯定自我及增加和他人互动的机会;如果旅游目的地无法提供便利的住宿情况,游客可能会改用露营、野炊的方式,则可提升游客挑战自我的能力、增加更丰富的创造力及自己的旅游经验,更可由露营、野炊中和朋友培养感情增加互动的机会。如果旅游目的地无法提供游客多样的旅游设施及参与活动的机会,则无法满足游客挑战自我能力、扩展知识及丰富自己的旅游经验,也无法帮助游客摆脱日常生活的繁忙达到心理上的放松。而旅游目的地如果无法提供游客亲身参与活动表演及多样的旅游设施,就无法满足游客挑战自我、锻炼体能及丰富自己的旅游经验,也使得游客无法享受到完备的设施和服务,因此减少了游客到此旅游的动机。

4.实施联盟策略,建立套餐行程

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所停留时间主要以一天为主,一般游客无法得知附近提供住宿的信息,如有机会也有近大半的游客愿意留宿于风景区。由此可知,旅游资源的整合,提供游客住宿服务,可增加游客停留时间。风景区提供多元化之观光活动可以吸引消费者增加旅游需求。在目前的旅游市场中,任何旅游企业满足不了顾客的需求都会慢慢地被淘汰。同一地区的旅游产业,经常会出现相似产业聚集及支持性服务行业聚集的情况,对于游客而言,产业的聚集使得旅游选择性增加,从而加强游客前往该地点的动力。公务员之家

5.加强旅游目的地与相关产业联合营销

如果游客对旅游目的地认知不够完整,则会降低游客前往该旅游区的旅游动机。此时旅游景点可与旅行社、交通运输服务业及相关业者进行合作。对于一些较无旅游经验的游客来说,参加团体旅游可以减少旅程规划及执行旅程的压力,游客可通过旅行社的介绍及安排,得以了解旅游区的特色而前来旅游。与当地各旅游景点联合营销,如在各旅游景点与市内设立交通接驳专车,便利游客前往附近观光景点。亦即旅游景点可与旅行社及交通运输服务业合作以同步营销方式,结合相关业者共同刊登广告,扩大广告宣传效益,则可增加团体旅游的游客量。联合营销不但可发挥产业链的多元效用,同时还具有营销乘数效应。

族群记忆范文篇10

【关键词】宗族文化；记忆；身份认同；文化获得感

马克斯•韦伯指出：“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1］这里的“不一样”，主要体现在文化价值观上，文化既可以阻碍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经济的进步。党的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依法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的打击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继续整治农村乱建庙宇、滥塑宗教造像。从现实意义上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既是多民族聚居、国境沿边，又是跨文化、异文化和多文化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区域，边境少数民族的身份特性不明确，文化获得感不强。一些地方民族文化传播缺失，周边国家通过宗教信仰活动进行宗教传播，农村迷信思想弥漫，村民自治弊端明显，农民过于计较个人得失，对公共事业漠不关心，与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生冲突。广西地处西南边境，有多民族聚集的特点，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民族文化的传播是否真的“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呢？本文基于广西南宁市虎邱村和宁明县明江镇的田野调查，对宗族文化的传播展开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讨论。

一、关于宗族文化与民族文化

宗族，即氏族，是社会组织关系中通过同一血缘关系聚集而成的家族群体，有共同的土地、财产、族谱、族规、祠堂和墓地。宗族文化，是指某个氏族以共同的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同一思想意识、价值观、行为规范、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可以说，宗族是文化的载体，它为每一个成员奠定了自我认识和文化身份特性的基石。宗族势力越大，宗族文化就越强盛。必须明确的是，宗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关联，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是民族共享的并在社会传播的思想、价值和观念，它“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由此可知，宗族文化属于民族传统文化；传播宗族文化，即是传播民族文化。宗族文化的传播以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礼俗为特征，以山歌、龙舟、祭祖、族谱、祠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以宗族观念、宗族感情、寻根问祖、祠堂祭拜、祖训族规等为主要内容，唤起了宗族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增强了民族文化身份特性，扩大了民族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从而达到构筑民族身份认同和提高文化获得感的双重传播意义，促进边境地区民族和谐、繁荣发展、社会稳定，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二、南宁市虎邱村宗族文化的衍变

虎邱村位于广西南宁市兴宁区朝阳街道。据虎邱村黄氏家族的族谱记载，虎邱村始建于北宋中期（公元1075年前后），原名为大黄坟。1928年正式更名为虎邱村。虎邱村建村已有940余年，总人口15000余人，村民均姓黄，约3000人，流动人口13000余人，是典型的“城市里的村庄”。公元1052年，北宋广源州壮族首领侬智高举兵反宋，攻破邕州城，自立国号为大南国。北宋派遣大将军狄青率大军征讨侬智高，山东白马县桥头村人黄华卿与其长子黄仲儒随同狄青南下广西征战后，因看中虎邱“猛虎擒羊”的地势而安营扎寨驻守，从此定居虎邱，开辟创建虎邱村。虎邱建村后，黄氏族人为祭祀先祖，始在村中建造黄氏宗祠。1939年，黄氏宗祠被日本侵略军强制拆除，1946年抗战胜利后，黄氏后人重修宗祠。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宗族文化政策的开放，民间传统的认祖归宗的祭祖活动逐渐兴盛。1992年，虎邱村在宗祠原址兴建虎邱小学，黄氏宗祠迁址至先祖黄仲儒陵园。黄氏宗祠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祭祀广场占地2128平方米，可同时容纳万人祭祀。宗祠内部设有忠孝大殿，正面座放黄姓始祖惠连公像，还有历代黄氏共同先祖像107座，两边安放黄氏各分支先祖灵牌680位，供来自全国各地的黄氏族人祭祀祖先，认祖归宗。日常生活中，村民家中有事，都邀请掌管家族事务的族人到祠堂共餐商议，遵循“慎终追远”的守礼孝道仪式。每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黄氏族人聚集虎邱村黄氏宗祠，怀念先祖，敬老孝亲，传播生前尽孝、死后重祭的黄氏宗族文化。黄氏宗族文化的强盛传播，推动虎邱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虎邱黄氏宗族在解放思想的大前提下，继承“忠”与“孝”的祖训，强调“忠在兴国、孝在旺族”，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髓。在祭祖的同时，还开展商贸洽谈等活动，用特有的黄氏宗族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引导虎邱村民推动社区发展，改变社区生活，努力构建和谐、文明、富裕的新农村。截至2018年，虎邱村共有农贸市场、南宁市旺一旺贸易有限公司等集体经济项目20多个，固定资产达3000多万元，年创利税近50万元。虎邱村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先后修建村中公园、文化娱乐室、老年人活动中心；建造治安岗，组建护村联防队，坚持24小时巡逻值班，有效预防和制止各种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以村民自治为主线，逐步探索出一条对村民实行“自治式”服务管理、对出租屋实行“公寓式”服务管理、对流动人口实行“帮扶式”服务管理的“三式管理”新路子。2018年11月3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来自广西和全国各地的黄氏族人聚集虎邱村，举行宗族聚会，达成共识：共根同源同祭祖，共兴共发共昌盛；黄氏宗亲亲如一家人；共同友好发展，牢记祖先遗训；同全国人民一道，发愤图强，共筑中国梦。至此，虎邱村黄氏宗族文化已衍变为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其所特有的内在价值观在引导虎邱民众创造新生活。

三、宁明县明江镇宗族文化的消亡

（一）黄氏宗族文化的显贵与衰落，宁明县是壮族、汉族杂居之地，壮汉族文化浸染交融，形成独特的社会习俗，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自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设羁縻思明州以来，宁明县明江镇成为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重镇。自宋仁宗皇祐（公元1053年）壮族将领黄善璋首任土司始，经元明清世代世袭，黄氏宗族实力大增，在与汉文化的交叉融合中，黄氏土司作为封建帝制时代的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统治阶级首领，兼具地主、宗族主、领主属性，有财力、武力、人力资源；相对于封建帝制流官制度下的统治方式，土司在管辖范围内的控制力、影响力更为深入与彻底。［3］黄氏土司府衙中设有规模庞大、显贵堂皇的宗族祠堂，形成了宁明一带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黄氏宗族文化。据当地老乡长、老书记介绍，黄氏土司府衙是形制宏大的官府式宅邸，位于明江镇中心地带，也是现今明江镇人民政府所在地，镇人民政府库房就直接建在府衙宗族祠堂旧址上。进入镇人民政府实地勘察发现，历经多次毁损改造，土司府衙的历史遗留痕迹所剩无几，占地广大的空间沿中轴对称布局的建筑已成废墟。黄氏土司宗族扎根宁明统治已久，宗族庞大，枝繁叶茂，其族人流散分布广西各地。然而，黄氏土司宗族的后人在现今明江镇乃至宁明县范围已几近销声匿迹。从与村民、村干部的访谈中得知，黄姓在当今明江镇已是小姓氏族群，且多是没有宗族传承脉络可寻，如没有族谱、祭祀堂号等。尝试走访一些当地黄姓村民，得知曾经显赫一方的黄氏土司祠堂现已尘埃落地，黄氏宗族文化也随之烟消云散。（二）陈氏宗族文化的富丽与消失，在走访过程中从多位老村民的叙述中得知，清中后期，明江镇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中心，主要原因是明江镇除黄氏土司宗族外，清朝中后期又出现了富甲一方的陈氏宗族。据悉，陈氏宗族来自广东，清朝中后期携巨额钱财来到明江镇，初来乍到便大量购置田宅，又通过水路运输做商品买卖，短期内就成为明江镇中的一支富庶大族。陈氏宗族在明江镇中心地带盖起了一座大宅第，宗族祠堂富丽堂皇。包括老乡长和老书记在内的多位老村民介绍，陈氏是民国时期明江镇的第一大族，人丁兴旺，钱财丰厚，田宅众多，且明江地界上的军政人员多由陈氏族人出任，因此陈氏宗族揽有军政财各种资源，把握着明江镇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从而声名大噪。据村民讲述，陈氏宗族仿造广州陈氏书院（即陈家祠）修筑宅邸，只是规模形制略小，但递进格局、风格样式都与广州陈氏书院相仿，既是家宅，也是祠堂，兼设私塾，启蒙乡中孩童读书认字。广州陈氏书院，又称陈家祠，坐落在广州荔湾区中山七路，是广东规模最大、装饰华丽、保存完好的传统岭南祠堂式建筑，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由大小十九座单体建筑组成。来到号称“明江镇陈家祠”的陈氏大宅旧址，眼前已是颓垣断瓦，人去宅空，往日的喧哗已消亡。一位程姓老伯与老乡长讲述了一则陈氏宗族文化的故事：陈氏在宗族祠堂开设私塾，让乡中小孩以较低的学费就读，私塾中有两位教书先生，一位只教陈氏族人子弟，另一位则对外教村中其他孩童。陈家院落中有一鱼池，孩童多喜欢投喂池中养的鱼，陈丁福便在鱼池旁放置鱼食，任凭孩童投喂，还时常告诫孩童：“喂鱼花钱不多，任凭你们玩耍，但你们只顾喂鱼玩儿荒废读书则不能怪我了。”村里人都认为陈氏宗族身为地主，把祠堂当作私塾，是个大方人，能善待乡民，善待佃户，没有过分作恶为害，作威作福，大多数村民并不怨恨陈氏宗族。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陈氏因地主的身份被当成阶级斗争对象，所有田、宅、物、业等不动产，连带钱财家私等全都充公，如今陈宅已杂草丛生。改革开放后，陈氏族人逐渐离开明江镇，分赴外地谋生，居住明江镇的陈氏后人寥寥无几。

四、传播民族文化，提高边境少数民族文化获得感

宗族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宁市虎邱村地处“城中村”，黄姓族人利用宗族文化祭祀先祖，分享信仰、价值观，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忘发展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明江镇是西南民族地区重镇，没有了宗族间最基本的人际交往，也失去了本土的宗族文化传播场所，遗失了可以继承发展的民族文化遗产。落实党的报告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通过重拾集体记忆、重塑文化记忆、构筑民族身份认同，明确文化身份特性，在与乡风建设相结合中，传播民族文化，提高边境少数民族的文化获得感，顺利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传播民族文化要与重拾集体记忆相结合，宗族不是封闭、孤立的社会群体，宗族集体记忆植根于土地、祠堂等物质和精神的观念之中，犹如一种基因，融化在集体文化血液里，它不会消解于其他各类社会群体中。宗族“总是能够成功地激发起成员之间的互爱，即使彼此分离，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不能阻断这种爱”，“情感的表达仍然是通过家庭的结构来规范”。［4］也就是说，宗族集体的记忆不取决于宗族成员之间的亲近疏远，情感才是宗族成员群体聚集和文化身份特性的黏合剂。通过爱的情感表达，唤起宗族对土地、祠堂等文化身份特性的集体记忆。扬•阿斯曼认为，“各种类型的集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任何一个想稳定下来的群体，都想方设法营造一个空间，并加以保护，因为这些空间“不仅为群体成员间的各种交流提供场所，而且是他们身份与认同的象征，是他们回忆的线索”。［5］虎邱村充分利用黄氏宗祠作为宗族的回忆空间，宣扬宗族同根同源同祖的情感，唤醒宗族的集体记忆，发愤图强，使黄氏宗亲更加兴旺发达。借助虎邱村的经验，明江镇可以充分利用黄氏宗族和陈氏宗族的历史文化故事，还府衙旧址于民间，重建两大宗族文化活动场所，为流落在外的后世子孙设置重构宗族文化传播的空间，重拾宗族集体记忆，回忆宗族重大的事件，如故乡、土地、田园、节日、生活等身份特性因素。通过这些被经历的时间或被唤醒的空间形式，使集体记忆站在真实的、鲜活的传播场景，倾诉宗族爱的情感和价值观，实现宗族文化认同，焕发乡风民俗，从而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使乡村振兴战略切实落到实处。（二）传播民族文化要与重温文化记忆相结合，扬•阿斯曼认为，“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6］就是说，文化记忆要以过去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作为固定点，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如文本、仪式、庆典、舞蹈、图像、纪念碑等作为记忆的媒介，构成一系列文本系统、仪式系统和意象系统，使实在的历史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使宗族集体记忆上升为宗族文化记忆，有利于构建宗族集体的身份特性。传播过去发生的故事，展现文化的起源，并告诉所有的文化成员他们的文化身份特性是什么。因此，文化可以通过传播历史来塑造其成员。南宁市虎邱村每年农历九月二十六举行宗亲大会，诵读“我们是黄国传人，我们同一个祖先，黄国基因传承，江夏血液流淌”，演绎“君臣道”“师生道”“父母道”“老人道”“兄弟姐妹道”“朋友道”等忠孝观念，构建宗族集体的身份特性，重温宗族文化记忆。宁明县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既具有世界文化遗产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也有中国南方壮族先民骆越人的历史传说。明江镇可借助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结合花山岩画和壮族先民传说，通过宗族文化记忆的传播活动，如花山故事、先人节庆、黄善璋受封等，开展移风易俗行动，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增强边境民族地区的文化身份特性。（三）传播民族文化要与民族身份认同相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要达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目标，离不开振兴民族文化，更离不开民族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思考的是：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与一系列理论问题相关联，诸如主体、语言、心理、意识形态、权力、阶级、性别、种族等”。［7］由此可以看出，民族身份认同起源于宗族认同，结成于集体认同，是一种个体文化到集体文化的身份认同过程，其中包含姓氏、宗族、血缘、性别等宗族文化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宗族集体独有的故事传说、祠堂仪式、文化象征等身份认同的基础。宗族就是一个标签，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标杆。从本质上来讲，民族身份认同给人以一种存在感，其涉及个体的宗族文化传播，包含个体和他者间的复杂牵连。南宁市虎邱村自建村以来，同根同源同祖，毫无外族，姓氏单一，身份认同毫无问题；宁明县地处中国西南民族边境地区，自古以来壮、瑶、汉族人民相融杂居，他们有着相同的集体记忆，也有相互认同的文化基础，而这种文化基础正是来源于千百年来传承的宗族文化。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不论壮族、汉族抑或其他民族的人民，基于共同创造的历史、共同传承的文化，如黄氏土司宗族在宁明统治数百年，撇除阶级剥削不说，其在保护地区稳定、保障社会生产、促进多民族文化融合方面都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同时，黄氏土司宗族或陈氏土豪宗族的更迭兴衰也从侧面反映了民族融合发展，尤其是壮族受到汉族宗族文化影响、同化的一面。在这一视角下，壮、汉在宗族文化上更多的是趋同，而非趋异，正是趋同性使得壮汉族群间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认同而非敌对。也正是宗族文化认同，推动了民族身份认同，增强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获得感，为保持地区稳定、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四）传播民族文化要与乡风建设相结合，宗族文化的基础是宗族认同、集体认同、文化认同的基础，更是一种民族身份特性认同的基础。虎邱村姓氏单一，宗族文化鲜明突出；而明江镇的宗族文化更显示出跨越壮、汉界限，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特点。从历史上看，宗族文化传播除了提供祭祀功能外，同时也包含启智教育、乡规约束、民风驯化等乡风建设内容。现代中国全面推广普及义务教育，宗族文化传播不再需要凸显其教育启智功能，但在乡规民约、培育社会主义新风尚方面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明体系过程中，应该对传播乡村宗族文化即传统文化引起必要的重视。另外，在走访调查中发现，虎邱村除黄氏宗祠外，还设有老人协会、娱乐室、虎邱之家等乡村文化设施，社区和谐文明，其乐融融；而明江镇缺乏足够的公共空间给予乡民进行利于乡风文明建设的休闲活动，一些乡老在牌坊旧址的榕树下聚集，或闲聊，或打牌，娱乐消遣。如果宗族文化能够作为一种公共活动的空间提供给乡民，再与新乡风文明结合，将有一举多得的积极意义。其前提是民族文化的传播，有一个固定的公共空间能够为收集与记录集体历史记忆提供传播基础条件；同时，宗族文化具有祭祀、教育、集合、商讨等功能，在宗族文化里进行的传播活动很大程度上受集体重视、集体注意甚至集体监督，对现有乡村文化里的消极因素是一条有效的改良路径。传播民族传统文化，构建新时代乡风文明，以集体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为基础，明确民族的文化身份特性，增强文化获得感，是一条具有可行性的通路。在民族融合发展的视角下，集体认同是不可磨灭的共同记忆，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是水乳交融的共同财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下，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乡风建设需要从历史文化中出发，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塞缪尔，等.文化的重要作用［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47.

［2］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3］蓝武.广西土司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广西民族研究，2006（6）.

［4］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9.

［5］扬•阿斯曼.文化回忆［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1.

［6］扬•阿斯曼：文化回忆［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6.

［7］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