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范文10篇

罪犯范文篇1

关键词:罪犯改造思想研究

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我国的监所工作，在其有关著作、批示、谈话中涉及改造罪犯的达37次之多，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惩罚、改造与矫正罪犯的实践。改造罪犯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严格的科学性、突出的实践性、严密的系统性、深刻的哲理性。研究改造罪犯思想，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监所矫正罪犯工作以及行刑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把犯人当人看待”，“人是可以改造的”——改造罪犯的理论基点

高度重视人的问题，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能改变一切”，强调“人的因素第一”，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传统的工作方法……等等。在重视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改造问题，指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达到主客观世界的统一。

这种重视人和改造人的思想落实到监所改造罪犯工作上，就形成了从“把犯人当人看待”这样深层的出发点诠释“犯人”，提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重要观点。这也是我国与古今中外一切剥削国家对待犯人和监所工作最根本的区别。

1934年，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法庭在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对于已经逮捕的犯人，都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的。①1940年，在《论政策》一文中，强调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持废除肉刑。1956年初，又指出:“要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我国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1941年，林伯渠同志指出：“犯人之所以甘为犯人主要是由于社会不把他当人看，要恢复他的人格，必自尊重他是一个‘人’始。”1944年，边区政府在清理工作中贯彻这种精神时也明确：“犯人是人，且多是社会上不幸的人”，“一方剥夺其自由，一方要尊重他的人格”。1945年，陕甘宁边区推事王子宜同志生动的申明：“什么叫犯人？就是普通的人犯了法。但‘犯’字下面还是个‘人’字，因此说，犯人也是人。我们司法工作者，不能把犯人不当人看待。”太行区也反对并纠正把“犯人视若奴隶”的思想作风和方法。

坚持“犯人是人”，把犯人“当人看”的出发点，坚持“革命人道主义”，‘“反对旧式监牢虐待犯人的方法”的保证，其逻辑结果就是认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形成了“以改造人为宗旨”，使之“成其为人”的定向。同志多次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要把犯人改造好”，除了必须具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根本性条件外，还必须要有好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同志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他在1965年8月8日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方法？同志在此次谈话中指出: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1年、2年、7年、8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除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外，同志还非常重视监管民警的作用，把之视为能否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关键。他常说:政策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1956年8月8日，在接见外宾时，当听到改造罪犯思想比较困难时，他即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不取决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

“把犯人当人看待”，相信“人是可以改造好的”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在新中国监所改造罪犯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改造对象不仅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而且还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刑事犯罪分子。改造对象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在中国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经过改造，一千多名原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成为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和平友好人士；许多原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成为拥护新中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绝大多数罪犯回归社会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由社会的破坏者转变为社会的建设者，罪犯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的改好率长期保持在90％以上，重新犯罪率保持在8％以下。②

二、生产劳动——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

新中国的改造罪犯活动不仅感化得末代皇帝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和政协委员，99％的日本战犯成为和平友好人士，而且以90％以上的改好率，改造成功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造就了人类社会刑罚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取得，除了行刑理念上的正确之外，还得益于劳动改造罪犯这一基本途径和基本制度。

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是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早在1934年，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提出：“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质。”③在后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又确定了犯人必须参加强制性的生产劳动的原则。工农民主政权司法人民委员部也明确要求劳动感化院工作“特别要注意生产与感化”，此后的有关条例办法也都有“组织犯人参加生产”的条文，突出对已决犯实施劳动改造的基本形式。至1946年，太行区司法会议首先提出了“劳动改造”的概念。解放后，1951年，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时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

在改造罪犯方面如此重视劳动改造手段，基于其一个重要的理性观点，即“罪犯是特殊性质的劳动力”。首先，犯人作为一个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是人类之必需的理论，是离不开劳动的。

其次，犯罪分子也是一种人力资源，通过组织劳动改造，能够发挥出这种人力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作用。早在1948年，针对当时解放后经过存在的大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同志认为，对一般地主富农分子，要看作国家的劳动力，应加以保存和改造，而不应该从肉体上消灭。解放前夕，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方针。新中国成立不久，经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斗争，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反革命分子和旧社会的刑事惯犯亟待处置。以其特有的战略家眼光，主张少杀，并认为这是一批很大的劳动力，杀人会有损于生产力。基于这个观点，创造性地建立了死刑缓期执行制度。1951年，在对西南局关于杀反革命犯比例问题报告的指示中要求，应将许多犯人判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他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也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反之，对罪犯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同时，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

再次，用前所未有的生产劳动改造大批寄生堕落的犯罪分子，能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使罪犯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从而加快改造速度，使之脱胎换骨。人在劳动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另外，生产劳动属人的本质活动，罪犯改造的实质是转变人的本质，因而就不能不放在人的本质活动——生产劳动——中去进行。劳动改造在生产劳动的同时改造罪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和造就罪犯的创造力、审美力，发展智力，提高罪犯的素质。同时，人的需要是人行动的动力，“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罪犯的良性需要及其识别能力，往往就来自生产劳动，而这些良性需要又成为罪犯改造的动力。因此，在罪犯改造过程中，生产劳动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生产劳动是使犯人“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在司法工作总结中都肯定组织犯人参加生产劳动是“减轻人民负担”，“改造犯人的思想意识，减少社会上犯罪行为”的好方法，“这是监所工作发展的方向”；1946年的太行区司法会议，称赞它“是改造犯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同志提出的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在我国监所实践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造奇迹，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监所的显著标志。劳动改造罪犯的手段将成为世界性矫治罪犯手段的趋势。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的国际会议所形成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规定：“服刑囚犯都必须参加劳动。”

三、“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

我国长期在监所劳改工作中实行的方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该项方针体现了同志改造罪犯的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民主政权在总结监所建设经验时，很清醒地否定了生产劳动占居手段或成为唯一任务，或与教育平列并重的做法，逐步形成了贯彻以“教育为主”、“生产必然与教育相结合”方针的基本理论，坚定“感化犯人的工作是劳动感化院的主要部分”。太行区的总结报告肯定“监狱的主要任务在于进行思想教育”，警示监所决不可“把次要任务当作主要任务，甚至当作唯一任务来进行工作。”坚定生产、管理“是为了教育”这个中心，“我们所提出的生产、管理、教育三大工作，不是孤立的、平列的，而是有机地结合，”坚定监所犯人生产“主要目的仍在于教育自新人，次要目的才是解决看守所困难，减轻人民因难”，更不可“单纯以营利为目的”而导致“助长其投机思想”、不利犯人改造的弊病。对于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说：应该认识到它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

建国之初，由于基层工作的同志，对罪犯是特殊劳动力的认识存在偏面性，对劳动改造工作的目的，任务认识不清，出现了颠倒劳动改造机关改造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形成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政治任务同因组织罪犯生产劳动而需要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之间的矛盾。1956年上半年，劳动改造工作中曾一度出现了对罪犯搞超体力劳动，不把犯人当人看，因而造成非正常死亡增多的情况。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造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劳动改造罪犯工作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键问题。明确地指出:“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不要在经济上做许多文章。”他严肃批评：“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他问：“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改造要抓紧，不要在经济上做文章，不要想在劳改犯人身上搞多少钱，要抓改造”，“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要“抓紧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工作第一，作好这一面，不仅不会妨害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他还指出:“劳改农场，总的方向应该是改造他们（罪犯），思想工作第一，工业、农业的收获多少，是否赚钱是第二位的。”1962年4月28日，刘少奇同志对劳改生产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这几年不是改造第一，而是生产第一，搞奴隶劳动，越搞越坏，对立情绪很厉害，生产也没有搞好。”同志1956年7月15日指出：“劳改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改为新人，政治教育是第一，使他觉悟，劳动是增强他的劳动观点，而不是从犯人身上生产出来的利润办更多的工厂，这还是第二。如果倾向第二种，是有毛病的，结果：忽视政治教育，会使犯人劳动过度，这就不是人道主义。你第一不加强政治教育，他将来不能成为新人，劳动的结果对新政权更加不满，那怎么能改造他呢?刑满以后他还是不满，出来后又犯法，结果还是关起来，......。”1964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遵照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决定在劳改企业的体制中，实行改造与生产统一领导的原则，提出了“改造与生产相结合，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动改造工作方针，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

改造罪犯思想是一项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治思想。民主革命和建国以来的改造罪犯实践表明，改造罪犯思想，符合中国国情，颇具中国特色，是正确和值得发扬光大的。改造罪犯思想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潮流和发展方向，具有时代的先进性。④在人类社会预防与治理犯罪的对策仍显捉襟见肘，监所行刑与改造工作难以令人满意，日趋严重的犯罪浪潮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今天，改造罪犯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或正在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对人类行刑制度摆脱困境的创造性贡献。

注释：

①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第265～266页。

②王宇：《司法行政长足发展》，载于《法制日报》2001年1月1日，第二版。

④金鉴:《继承和发展改造罪犯的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劳改事业》，

载《法制日报》1993年12月5日第3版。

主要参考文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罪犯范文篇2

第六十六条罪犯的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列入所在地区教育规划。监狱应当设立教室、图书阅览室等必要的教育设施。

第六十七条监狱应当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

这两个条文中含有要求监狱设立图书阅览室、开展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图书阅览室是提供书籍和报刊资料的场所，(1)文化娱乐活动的常见形式就是读报、听广播和看电视。所以，设立图书阅览室和开展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目的，应该包括依法为罪犯提供接触大众传播的条件和机会。曾参与《监狱法》制定的法律工作者，对该法第67条的释义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释义者指出：“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有助于罪犯的身心健康，增强罪犯生活情趣、充实罪犯业余生活、活跃改造气氛，提高改造质量。因此，本条将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文体娱乐活动作为监狱一项法定义务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下来。实践中，罪犯文体娱乐活动的形式有多种多样。监狱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球类、棋类比赛，成立文艺演出队，设立文艺活动室等，也可以通过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电影等开展不同形式的文体娱乐活动。通过组织内容健康、活泼向上的文体娱乐活动，寓教于乐，促进改造。”(2)

事实上，根据我国法规的规定，凡是以国家强制力将一定社会成员隔离于社会、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已决犯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等，都应该为被依法隔离其中的囚犯(3)提供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适当机会和条件。公安部制定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收容审查所管理工作暂行规定》（1984）、《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1991年）、《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司法部制定的《劳动教养教育工作规定》（1993年）等，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4)

不言而喻，基于刑罚的性质和监管改造的需要，囚犯在关押场所内以大众传播为对象的视听阅读活动，必然经过执行刑罚的法律关系的过滤，从而在内容上表现出它们的不完整性，有的自由会受到限制，某些权利可能被暂停行使。例如，根据司法部制定的狱政规章《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规定，监管改造机关将对囚犯的媒介视听自由予以约束。该规范第30条规定：“按规定时间听广播、看电视。收听、收看时，坐姿端正，不准从事其他活动，不准闲谈走动，不准擅自开闭、选台。”第57条规定：“本规范是罪犯接受改造必须遵守的言行准则，是考核罪犯和改造表现的一项基本内容，是进行评审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实施奖罚的重要依据，所有罪犯都必须严格遵守，付诸实施。”尽管已有学者指出，《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第30条的规定，单纯强调罪犯行为矫止，而对分级处遇(5)的需要缺乏应有的考虑。这一规定适用某一级别的罪犯也许是适宜的，适用各级别罪犯则显然过于严厉，不利于激励罪犯接受改造。(6)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因触犯刑律而身处监管羁押场所的公民，其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权益之享有与行使将受到更多的约束与限制。

不过，有一点值得讨论的是，国内有关狱政管理的规范文件，通常将允许罪犯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单纯认定为一种加强改造，接受教育的手段。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罪犯只有在接受感化教育时才能享有这些处遇，当感化教育的施行者认为另一种方式更为有效的时侯，罪犯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的机会和条件就会随时削减甚至全部失去。笔者以为，倘若将改造罪犯当成确认其接触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唯一理由，则无异于否定了罪犯首先是作为一个具有基本人权需要的主体存在的事实。对于罪犯而言，享用大众传播资源不应仅仅是一种与劳动改造并列的教育改造手段，而且应该是作为公民和人权主体基于法律及时代人权之要求，应当依法享有的一种基本处遇。

根据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先后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囚犯权利问题的国际协议或公约的规定，罪犯人权的内容之一，就是“同外界接触权”，即不应将囚犯完全隔离于外部世界，而应注意培养罪犯适应社会的能力，以便今后能够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7)因此，囚犯应获准在必要监视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同时，还应允许囚犯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以使他们能够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获得健康的文化娱乐。比如，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人权约法《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39条就明确规定：

“囚犯应该以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听演讲或以管理单位核准或控制的类似方法，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8)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上述囚犯权利原则，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亦有所体现。我国发表的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1991年）指出：

“中国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可以看电视，听广播，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1992年）也曾介绍：

“罪犯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听广播、看电视，了解国内外大事，与外部对社会保持一定联系。”

“监狱、劳改场所均设有图书室、阅览室，备有政治、文化、文学、科技等书籍和各类报刊，供罪犯阅读，同时允许罪犯自费订阅报纸、杂志。”

国内的新闻媒体，亦对狱中罪犯的视听阅读生活时有介绍和报道。(9)所有这些针对服刑人媒介使用自由的限制与保留，无不体现了我国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人道主义原则，同时也说明，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接触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业已成为我国罪犯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处遇。

注释：

*本文所说的大众传播资源，泛指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大众媒体面向公众提供的各种精神产品和传播服务。

(1)公安部制定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第107条第2款规定：“监狱和工业劳改队设立犯人图书馆，大队或中队设阅览室；农业劳改队以大队或中队单位设立图书馆、阅览室。图书馆要有选择地订购各类政治、文化、科技和文学艺术等书籍。阅览室要选订各种全国性发行和本地区发行的报刊杂志。并允许犯人自

费订阅有利于学习改造的书报杂志。要办好墙报、黑板报。有条件的劳改单位，还可以办《劳改小报》或专刊。”上述规定可以作为理解《监狱法》第66条有关设立图书阅览室事项具体内容的参考。

(2)参见孙琬钟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释义全书》（第3卷），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2384-2385页。

(3)在监狱法的研究中，“囚犯”概念的指称范围比“罪犯”更广泛。前者一般泛指广义的监狱关押对象，其内涵是被国家强制力通过特定设施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与社会隔离的人员；其外延包括：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罚之罪犯，被逮捕、刑事拘留之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处以治安、司法拘留者，被劳动教养者等。而后者仅指已决犯监狱的关押对象。（夏宗素、耿光明、冯昆英：“新中国监狱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监狱学刊》1999年第5期，13-14页）

(4)《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35条规定：“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设置教室、图书馆、阅览室，运用电影、电视、广播等进行辅助教育。经常组织劳动教养人员开展文体活动，编写墙报，自编自演有教育意义的文艺节目。”《收容审查所管理工作暂行规定》第8条第2款规定：“每天要让收审人员听广播、看报纸。有条件的可以设立图书室或阅览室，还可以组织收审人员看电视。”《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第42条第2款规定：“看守所应当组织人犯收听广播，收看电视，阅读书报，进行时事、政策、法制教育，活跃生活。”《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强制戒毒所应当组织戒毒人员收听广播、收看电视、阅读书报、参观学习、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等活动，活跃戒毒人员生活。”《劳动教养教育工作规定》第51条规定：“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录相等手段对劳动教养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活跃劳动教养场所的文化生活。”

(5)“处遇”是伴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监狱法学范畴。刑事实证学派对刑事古典学派设计的刑罚体系对犯罪的控制能力产生怀疑，提出应对不同的罪犯实施不同的对待和矫治，不能单纯依赖刑罚来控制和预防犯罪。本文所称的处遇，泛指国家对罪犯所采取的监狱处置措施。

(6)参见夏宗素、翟中东：“试析监狱法律体系内规范的协调”，载于《犯罪与改造研究》1996年第1期，5-7页。

(7)参见赵运恒：“罪犯权利论”《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4期，82-83页。

(8)刑法改革国际编写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详解》，对该规则第39条有以下的说明：良好的实践应当是一般都允许囚犯全面接触监狱外面所有合法的新闻媒体。对这一规则的例外应当仅限于保障拘禁安全方面的理由，如对有助于从拘禁中脱逃或在监狱暴乱的物品可以限制。为了治疗来限制接触信息不是良好的实践。治疗依赖于与外界保持联系。因此，系统的剥夺关于当前事件的消息从理性上不能被看作是—种治疗的形式——特别是对于旨在保障囚犯释放后作为全面参与的公民回归社会的治疗措施而言。

根据这一出发点，第39条规则对监狱当局规定了一项附加的责任，即提供接触“较为重要的消息”的机会，甚至对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不能自己获得此类消息的囚犯也是如此。监狱图书馆中应当订阅最重要的报纸和杂志。允许囚犯订阅监狱外面各种合法的杂志是良好的实践。应当鼓励私营机构为贫穷的囚犯免费订阅报纸和其他杂志。

罪犯范文篇3

要害词:罪犯改造头脑研究

同道在向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配置的历程中，不停非常体贴和珍视我国的监所事情，在其有关著作、指挥、发言中涉及改造罪犯的达37次之多，作了一系列重要叙述，形成了比力完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乐成地引导了中国处罚、改造与改正罪犯的实践。改造罪犯头脑，博大博识，内容富厚，具有光显的阶级性、严酷的科学性、突出的实践性、细密的体系性、深刻的哲理性。研究改造罪犯头脑，对中国以致举世范畴的监所改正罪犯事情以及行刑制度的改造与完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把犯人当人对待”，“人是可以改造的”——改造罪犯的理论基点

高度珍视人的标题，指出“凡间统统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向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信托能变化统统”，夸大“人的因素第一”，珍视人的政治头脑事情，是传统的事情要领……等等。在珍视人的底子上，提出了人的改造标题，指出人在“改造客观天下”的同时也要改造本身的主观天下，以到达主客观天下的统一。

字串5

这种珍视人和改造人的头脑落实到监所改造罪犯事情上，就形成了从“把犯人当人对待”这样深层的出发点表明“犯人”，提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重要看法。这也是我国与古今中外统统剥削国家对待犯人和监所事情最底子的区别。

1934年，同道在《第二次天下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陈诉》中提出，苏维埃法庭在严酷弹压反革命分子的同时，敷衍已经逮捕的犯人，都是克制统统不人性的人为的。①1940年，在《论政策》一文中，夸大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对峙破除肉刑。1956年头，又指出:“要阶级斗争和人性主义相团结。”我国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了细致而精辟的叙述。1941年，林伯渠同道指出：“犯人之所以甘为犯人重要是由于社会不把他当人看，要规复他的操行，必自敬重他是一个‘人’始。”1944年，边区当局在整理事情中贯彻这种精神时也明确：“犯人是人，且多是社会上不幸的人”，“一方褫夺其自由，一方要敬重他的操行”。1945年，陕甘宁边区推事王子宜同道生动的分析：“什么叫犯人？便是平凡的人犯了法。但‘犯’字下面照旧个‘人’字，因此说，犯人也是人。我们执法事情者，不克不及把犯人不妥人对待。”太行区也阻挡并改正把“犯人视若仆从”的头脑作风和要领。

对峙“犯人是人”，把犯人“当人看”的出发点，对峙“革命人性主义”，‘“阻挡旧式缧绁荼毒犯人的要领”的保证，其逻辑效果即因此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形成了“以改造人为宗旨”，使之“成其为人”的定向。同道多次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敷衍反动阶级实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统统反动阶级的分子齐全扫撤消，而是要改造他们，用得当的要领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字串5

“要把犯人改造好”，除了必须具备共产党向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底子性条件外，还必须要有好的目的、政策和要领。同道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便是政策和要领要准确才行。”他在1965年8月8日访问外宾的一次发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

教诲。动物也可以教诲嘛!牛可以教诲它种田，马可以教诲它种田、打仗，为什么人不行以教诲他有所前进呢?标题是目的和政策标题，还有要领标题。”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要领？同道在这次发言中指出:采取教诲的政策，照旧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资助他们的要领，照旧采取弹压他们的要领。采取弹压、克制的要领，他们甘愿宁可死。你如果采取资助他们的要领，逐步来，不性急。1年、2年、7年、8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前进的。除了准确的目的、政策和要领外，同道还非常珍视监禁民警的作用，把之视为能否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要害。他常说:政策蹊径确定以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1956年8月8日，在访问外宾时，当听到改造罪犯头脑比力困难时，他即明确指出:“这个标题不取决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字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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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犯人当人对待”，信托“人是可以改造好的”的革命人性主义政策在新中国监所改造罪犯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创建后，面临的改造对象不光包罗日本战犯、百姓党战犯、伪满战犯，而且还包罗差异历史时期、差异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刑事犯法分子。改造对象的庞大性、多样性，不光在中国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颠末改造，一千多名原日本战犯，绝大部门成为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清静友好人士；许多原伪满战犯、百姓党战犯成为附和新中国、促进祖国清静统一的爱国人士；绝大多数罪犯回归社会后成为自食其力的遵法百姓，由社会的粉碎者变革为社会的配置者，罪犯刑满开释回归社会后的改好率长期保持在90％以上，重新犯法率保持在8％以下。②

二、生产劳动——改造罪犯的底子本事

新中国的改造罪犯运动不光作用得末代天子成为自食其力的百姓和政协委员，99％的日本战犯成为清静友好人士，而且以90％以上的改好率，改造乐成一大批刑事犯法分子，作育了人类社会刑罚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取得，除了行刑理念上的准确之外，还得益于劳动改造罪犯这一底子途径和底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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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罪犯的医疗费全系统平均每人每月在9元左右,有些地区还不到3元。2007年财政部和司法部联合下文,调整了经费标准,但离实际需要仍有较大差距,低标准的罪犯医疗费保障水平造成大多省、市、自治区罪犯医疗费严重超标。有24个省(区、市)监狱统计,近3年医疗经费实际支出4.5亿元(不含罪犯本人及家属承担的自费购药、自费就医的支出),超支1.37亿元,超支部分占经费标准43%。就四川监狱而言,从2004年到2007年,罪犯医疗费一直维持在96元/犯的年标准。在病犯比例不断增大、医疗费用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罪犯医疗费用缺口仍然较大,监狱只得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产中去赚取效益而忽视了对罪犯的改造。

二、制约因素分析

1、罪犯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罪犯入监前大多生活方式不健康,生活无规律,打架斗殴、吸烟酗酒甚至吸毒,身体素质不佳。同时,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外就医工作的通知》(政法[2005]11号)和司法部《关于贯彻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外就医工作的通知)精神的通知》(司发通[2005]38号)要求对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罪犯,除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和由看守所代为执行的以外,一律收监执行。暂且不论上述两通知与《监狱法》第十七条是否相左,其客观上也确实造成了监狱中病犯的增加,如四川某大型监狱2005年后老病残犯数量急剧增加,2008年底统计老病残犯占罪犯总数的1/6,情况不容乐观。

另外,由于监狱处于高墙电网之中,罪犯在警察看守下生活本身就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近年来大量罪犯由室外劳动转入室内劳动,长时间在一种单一、固定的封闭环境下进行重复、单调的劳动,不仅出现心理问题的罪犯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也使那些长期处于心理抑郁、仇恨心态的罪犯没有一个稳定乐观的情绪,从而防病抗病能力下降。另一方面,监狱空间有限,人员相对集中,各类传染疾病易感率也较高。

2、监狱医疗条件有限

从硬件上看,监狱医疗设施落后。监区卫生室设施简陋,药品及急救器械不全的情况比较普遍。监狱医院一般为一级甲等医院,部分监狱医院还达不到这个级别。从软件上看,由于监狱医务人员具备监狱人民警察身份,因此与其他公务员一样,逢进必考,而由于监狱福利待遇偏低,对社会上的相关技术人员基本上没有多大吸引力。同时,近年来监狱系统医务人员流失现象普遍;在职人员中,知识老化、技术水平偏低、卫生人员的职称待遇问题没解决,工作积极性不高;医务人员在监狱的分布也很不合理。以湖北省沙洋监狱为例,医务人员配备相对充足的局总医院不直接对监狱罪犯看病,依托局总医院设立的病犯监区又只有50张床位,发挥作用有限。

3、财政拨款严重不足

以湖北省某重刑犯工业监狱为例,从2000年起,省监狱局规定每名罪犯每年的医药费为84元,省局每年拨款6.5万元,从2002年到2008年,该狱每年实际支出均在12万元以上,每名罪犯开支平均在120元以上,医疗费用严重入不敷出。此外,财政拨款不足也限制了监狱医院的发展。尽管每个监狱都设有医院,监区也有一定的卫生人员,然而总体上看,监狱医院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都是中专或大专毕业,有限的财政拨款使得这些医务人员平时进修的机会较少,临床经验相对欠缺。同时,监狱医院的设备更新滞后,稍有大病疑难病症,监狱医院都无法解决,只能将罪犯推向地方医院。而地方医院看病费用高昂,这直接导致了医疗费用的大大超支。如在保外就医鉴定的过程中,四川省某监狱医院仅能做X线、B超、心电图检查,CT、彩超等均需要到地方医院,直接导致了费用的大幅攀升。

4、罪犯基本医疗保障缺乏相适应的规章制度

由于缺乏制度约束,对于罪犯的医疗保障应当保障到何种程度监狱没有相应的底线规定,而这给监狱人民警察带来了执法上的风险。一些监狱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和医疗纠纷,只要诊断和治疗需要,即便是超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管理办法》的检查治疗项目,监狱也不得不无限制地免费提供给罪犯,以致出现有限的医疗经费财政保障承担着无限的罪犯医疗保障需求,医疗经费严重超支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监狱为了全狱医疗经费不致超支太多,实践中也出现了对罪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况,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罪犯人身权利的保护。同时,由于现行的保外就医门槛过高,罪犯常常是拖到病重甚至病危时才得以保外就医,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容易引发矛盾,产生不良影响,也增加了监狱的医疗费开支。

三、建立罪犯医疗保障机制的途径

1、加强经费保障

前已述及,财政拨款不足是医疗经费保障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适应监狱体制改革的需要,监狱应建立起罪犯医疗经费的动态增长机制,不仅要保证目前低标准的经费保障,而且要使得财政拨款基本上能够满足罪犯的实际医疗需要。当然,财政保障到何种程度需要作进一步探讨。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罪犯的生活条件逐步改善,罪犯的医疗也得到进一步保障。但是,罪犯不能因犯了罪反而生活的更好,反而得到更多的保障。目前我国还有几千万生活在温饱水平以下的贫困人口,对罪犯医疗的过度保障不仅会加重财政的负担,还会使罪犯亲属迟迟不担保罪犯的保外就医,更会成为少数人“多进宫”的理由,不利于犯罪的预防。

2、改革现有制度

(1)制定罪犯医疗保障的规章制度。针对目前缺乏统一的罪犯医疗保障标准的实际情况,应由各省市监狱局制定专门的制度,以确定罪犯医疗的保障程度。具体而言,国家只能保障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以及多种慢性病进行相应的治疗和管理;及时对危急重病人开展抢救;开展狱内疾病的预防和监测;建立医疗应急预案措施;防治医疗突发事件。对于一些严重疾病或不可能彻底治愈的疾病,国家只能提供一个合理的费用,而不提供保健性的医疗服务。这样,可以有限避免医疗经费运用在治疗一些目前根本无法彻底治愈的病症上。

此外,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也要有例外的规定。由于目前保外就医的标准过高,一些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病犯有治疗目前根本无法彻底治愈的病症的要求,且家属愿意提供费用的,实践中由于无任何法律依据接受病犯家属提供的费用而一律禁止,这并不利对罪犯权利的保护。因此,可以设定特别条款对这种情况予以肯定。

(2)进行监狱内部医疗体制改革。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拨款不足的情况肯定仍会长期存在,因此监狱内部的医疗体制改革才是解决目前罪犯医疗保障不力的最有效措施。浙江省长湖监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尝试。该狱借鉴了社会企业职工大病医疗统筹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有效做法,建立了罪犯医疗费由监狱统筹和监区包干相结合的管理制度,还规定了一系列的辅助措施。其为监狱医疗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向。

目前很多监狱都开始向罪犯发放劳动报酬,完全可以把罪犯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纳入医疗费用。所以,模拟社会医改的做法。监狱内部可以设立监狱统筹基金和罪犯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监狱统筹基金和罪犯个人账户制,由监狱医院具体负责罪犯医疗保险事项,为每名罪犯建立个人医疗账户。考虑到罪犯劳动报酬还比较少(如四川省雷马屏监狱的罪犯人均报酬为每月30元),可以把国家财政拨款的医疗费作为监狱基本医疗统筹基金,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建立监狱统筹基金,另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如把国家财政拨款的医疗费的70%用于建立监狱统筹基金,30%划入个人账户,罪犯个人月劳动报酬的20%全部计入个人账户。这样罪犯个人账户的金额计算公式为:个人账户额=国家拨款额×30%+个人月报酬额×20%。当然,比例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斟酌,不同省份可以根据财政拨款和罪犯报酬的具体数额进行调整。

(3)摸索监狱医疗与社会医疗的融通机制。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改造罪犯是监狱的重要任务。“以改造人为宗旨”是我国监狱工作的灵魂和核心,它反映了我国监狱的根本性质和任务。对大多数罪犯而言,其迟早要离开监狱走向社会,那么监狱医疗与社会医疗其实都是用于同一个人的医疗手段,绝对不可把二者割裂开来。因此,尽管由于社会现实的限制,目前二者还不能有效地沟通起来,但不能把罪犯医疗仅仅看作是监狱内部的事情,要逐步摸索监狱医疗与社会医疗的融通机制。因此,考虑在将来可以实现二者的融通,罪犯入狱后其社会医疗的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其狱内的医疗费用,出狱后个人账户又转为社会医疗使用。

3、加强罪犯卫生工作

在财政拨款有限的现状下,做好罪犯卫生工作是罪犯医疗费用保障的重要举措。应在监狱中加强卫生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罪犯的身体素质,同时加强监狱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另外,努力尝试罪犯医疗保障的社会化也是做好罪犯卫生工作的重要举措。随着监狱的重新布局,很多监狱都由偏远山区向城市郊区转移,这就罪犯医疗保障社会化提供了可能。监狱可以采取与地方医院合作的方式,引进地方医疗资源,弥补自身医疗条件的不足。

4、加强罪犯的思想工作

尽管绝大多数罪犯确实是有病才治疗,但不可否认,确实有些罪犯明明没病却天天要求看病,还要求作全面的仪器检查。如果劳动,就说这里痛、那里痛,消极抗改,监狱民警压力非常大,监狱的医疗经费也无谓消耗。以四川某监狱为例,该狱曾经有5位公认的精神病犯,但经医疗鉴定仅1名为真正的精神病犯,其余4人一直伪装精神病以逃避劳动改造。四川仅华西医院有精神病的鉴定资格,且精神病鉴定花费就财政对每个罪犯的拨款而言价值不蜚,这4个伪装的精神病人白白地耗费监狱有限的医疗经费。因此,平时要加强教育改造的力度,且在罪犯中引入劳动报酬制,以确保监狱改造秩序的稳定。

摘要：罪犯医疗费用难以充分保障是目前几乎每个监狱都面临的问题。本文剖析了这种现象的成因,指出只有通过尽快开始监狱内部医疗改革,建立专项经费、完善监狱医疗条件并最终实现监狱医疗与社会医疗的接轨,才能最终解决罪犯医疗费用保障问题。

关键词：罪犯医疗费用保障

罪犯是受刑罚惩罚的特殊公民,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监狱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然而,我国目前罪犯医疗费用的保障并不乐观,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约了罪犯医疗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孙维法:对罪犯医疗卫生保障相关问题的思考[EB/OL].:82/Content.asp?ID=668&Class_ID=5.

罪犯范文篇5

关键词：罪犯人权罪犯人权

一、释义概论

界定罪犯人权的概念要注意如下几方面：第一，要理清楚罪犯人权的本原，即罪犯人权的正当性问题。罪犯人权的本原表明了罪犯“为什么”具有人权，揭示了罪犯人权的人性基础。第二，罪犯人权概念必须能概括出罪犯人权的存在状态，即罪犯人权是罪犯实实在在享有的权利，还是从道义角度来看罪犯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因此，尽管罪犯人权本身是客观的，但罪犯人权概念必然要体现某种道德观念或价值标准，所以罪犯人权概念是一种人权意识。第三，要注意区分罪犯人权概念与罪犯人权的差异。任何人权问题都存在两重性，即人权现象的客观性与人权意识的主观性，罪犯人权问题自然也不例外[1]。罪犯人权作为人权现象的一部分客观存在，是罪犯凭其人的身份与生俱来的权利。第四，罪犯人权概念还应当标明罪犯人权与罪犯权利的关系。罪犯人权是一种罪犯权利，但并非所有罪犯权利都是罪犯人权。罪犯人权一般存在于抽象的法律关系中，而罪犯权利则是指罪犯与罪犯、罪犯与他人之间具体的权利，它由双方当事人任意规定(以不违背法律的要求为限度)。第五，罪犯人权概念必须要反映出罪犯的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紧张与对抗关系，这是基于人权的实质乃是权利对权力对抗的一般原理。基于上述理由，罪犯人权是指罪犯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以下将对此定义进行逐一释义。

二、罪犯人权的本原

罪犯人权的本原是指罪犯人权的正当性所在。对罪犯人权的本原应从人的本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方面来探求。

首先，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它的内因与外因。罪犯人权的产生也有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否认罪犯的自然属性，就必然否定罪犯人权产生的内在根据。罪犯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有过一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愿望和需要。归根到底，所谓罪犯人权就是要满足罪犯的这种需要。这是罪犯的一种自然本性，是罪犯人权产生与存在的根本目的和价值。罪犯的这种需求永不满足，这是推动罪犯人权向前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动力。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与各种社会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对罪犯人权的存在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与制约，但终究只是罪犯人权存在与发展的外在条件。罪犯不是为各种制度而存在，与罪犯相关联的各种制度倒是为罪犯而存在。因此，不仅要承认罪犯的社会属性，而且也要承认罪犯的自然属性。

其次，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抽象与具体的对立统一。人性也是这样。有人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天性、德性与理性有差异，但人类共同的人性是存在的，也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的。罪犯人权既是罪犯具体的权利，又是罪犯的人身人格权利、政治权利与自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各种具体权利的一个抽象。否认这一点，关于“罪犯人权”问题所开展的讨论就根本无法进行。

再次，罪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辩证统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人的自然属性及其意义曾有许多论述。例如，马克思曾提出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2]。这一结论同马克思早期认为人人都具有自由的本性和理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里，人权观念从一开始便和人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不能仅仅看到罪犯的特定社会属性这一方面，而且也必须要看到罪犯自然属性的存在。罪犯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辩证统一共同证成了罪犯人权得以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合理性，并决定着一个社会罪犯人权的内容与种类，并使得这些罪犯人权不断得到发展。

总之，罪犯人权的本原源于罪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罪犯作为人需要满足自己的物质的、精神的、人身的种种利益的需求，这是由人的生理的和心理的自然属性所决定，是人的一种本能和天性。人的自然属性是罪犯人权存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依据，也是推动罪犯人权向前发展的动力。罪犯人权的社会属性是指罪犯生活在一定社会之中，罪犯与罪犯、其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国家之间、社会等之间，在利益上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彼此矛盾和相互冲突的一面。这就需要有各种社会规范，特别是法律规范，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去调节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

三、罪犯人权的形态

罪犯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要认识罪犯人权则必须从罪犯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形态研究。

罪犯人权从本来意义上是讲罪犯的“应有权利”，即罪犯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罪犯的法定权利是罪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罪犯的实有权利是指罪犯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真正享有的人权。将罪犯人权局限于任何单一存在形态都不足以揭示罪犯人权的本质，也不利于对罪犯人权实现途径的探索，反而有可能使人们对罪犯人权产生误解。如有些学者认为“人权就是公民权”，既然依据中国法律，罪犯也是公民并享有公民权，因而主张不必再讲罪犯人权。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公民权是一个法律概念，主要是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在法律上的表现，而罪犯人权问题首先不是发生在法律上，而是发生在社会生活中。且在一个国家里，除了公民，还有无国籍人、难民和外国人，他们也应享有人权，如果他们在我国境内受到刑事处罚，他们人权也应受我国法律保护。

从罪犯的应有权利到罪犯的法定权利，是罪犯人权实现的基础途径。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虽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但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及传统等多方面因素。从西方历史来看，罪犯人权的法定化思潮与西方17、18世纪来人权思想的发展一脉相承。如1789年8月26日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第一条宣称：“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并且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其基本含义就是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这可以说是西方传统人权思想的核心。资产阶级基于其人权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款，从法定权利的角度保障其人权的实现。在人权的感召下，西方社会迎来一个法治的时期，应有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张扬，人的基本人权在法定权利上得到体现，罪犯人权问题自不例外。有学者在思考这一历史现象时问道：“为什么人们会如此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人权，即把人的‘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呢?”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法律的工具性价值，人的‘应有权利’被法律确认成为‘法定权利’以后，这种权利就会变得十分具体，国家就将运用强制力保障其实现;二是法律的伦理性价值，因为法律本身就是公平与正义的体现。[3]因此，只有把对罪犯基于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享有的利益转变成罪犯应当享有的各种具体法定权利，并由法律加以保护，罪犯人权才有了其得以实现的法律基础。

从罪犯的法定权利到罪犯的实有权利，是罪犯人权实现的现实途径。罪犯人权法定化对于保障罪犯人权具有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从此罪犯人权获得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实现罪犯的法定权利必须要建立一个罪犯法定权利实现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应着重从两个方面构建：内在的与外在的。内在方面主要是指人们要从思想上改变对罪犯的看法，要“把犯人当人看待”，要坚决杜绝“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严禁刑讯逼供、打人骂人、各种体罚与变相体罚以及一切非人道的待遇。外在方面是指要构造一个罪犯法定权利实现的法治环境与社会环境。

四、罪犯人权的特征

罪犯人权的特征是罪犯人权区别于其他主体人权的特质，是由罪犯作为人权主体的特殊性决定的。

其一，主体特定性。罪犯就是一类共同具有“罪犯”法律身份的公民，即经法院依照法律处以刑罚且判决生效的刑事犯罪分子，这种共同的“罪犯”身份界定了他们共同的权利义务内容。罪犯的特定法律身份是指法律确认的犯罪公民的罪犯资格。罪犯资格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标准并非完全一致，但大致均应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方面，即自然人实施了法律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自然人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并被法院判定为有罪，就不是罪犯人权的主体。一般来讲，只有当自然人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才可能成为罪犯人权的主体。就此意义而言，犯罪行为乃是一般人权主体转变为罪犯人权主体的必要条件。二是责任能力方面，即犯罪时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并且同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其二，内容不完整性。从人权存在的法定权利形态看，罪犯人权相对于一般主体人权而言，罪犯人权往往呈现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性的程度与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息息相关。就我国法律而言，罪犯人权的不完整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罪犯的人身自由被依法剥夺或限制。在刑罚执行场所服刑的罪犯，处于被监禁状态，人身自由权被依法剥夺;监外执行、保外就医以及缓刑和假释等在社区内服刑或接受考验的罪犯，人身自由权被依法限制，他们的各项活动不得擅自离开被限定的范围或区域，并且必须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与考察。第二，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主刑执行期间和主刑执行完毕或假释以后的一定时间(即判决、裁定确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内不享有政治权利。对于剥夺权利的权利刑的具体内容，即剥夺哪些权利，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国家仅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有的国家不仅规定政治权利，而且规定剥夺民事权利。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权利仅限于剥夺部分政治权利的内容，不包括民事权利等其他公民权利。

其三，存续期限性。无论是用何种刑罚，罪犯人权的起止时间都是从对罪犯定罪量刑的判决生效之日起，到罪犯刑罚执行完毕止。例如，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其罪犯人权是无期限的，但在实践中大部分罪犯经过一定时期的服刑改造，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获得减刑，其罪犯人权随之也具有一定的期限性。当这些罪犯服满剩余刑期，重新成为普通公民，便又获得一般人权，不再是罪犯人权的主体。当然，也存在极少数罪犯拒不悔改，更无立功表现，不能获得减刑，在监狱里终生服刑或者未减刑即先死亡，这部分罪犯人权就是无期限的人权。有期徒刑与拘役的适用直接意味着服刑人只是在他生命的一定期间内具有罪犯身份，接受刑罚惩罚。“一定期间”的罪犯身份决定了罪犯人权的期限性，一旦刑罚执行完毕，服刑人恢复普通自然人身份，罪犯人权即告终结。作为例外情形，如果罪犯在有期徒刑或拘役执行完毕前死亡，由原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判决或裁定决定的其罪犯人权的期限性，就变成了实际执行的无期限性。

其四，权利独特性。法律不仅应明文规定罪犯能够以其特殊的行为方式实现部分普通公民权利，而且还应赋予罪犯某些特殊权利，即只有罪犯才能享有的权利。例如，我国法律规定罪犯享有依法获得减刑、假释的权利;依法获得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的权利;依法获得释放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是法律为特别保护罪犯人权而设置的，它们不是普通公民的权利内容，这是由罪犯的特定身份及特殊需要决定的。法律赋予罪犯某些特殊权利，主要目的在于克服适用刑罚时可能存在的某种不足，防止可能由此导致的对罪犯的其他人权的侵犯。

五、罪犯人权的实质

有人认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罪犯属于“敌人”的范畴，就不是公民;也有人认为，凡是犯了罪、判了刑的人，都是“专政对象”，都不是公民。在他们看来，罪犯特别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罪犯，不再是“公民”，而是“坏人”。显然，这是属于我国特定时期的观念产物。对罪犯的实质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罪犯人权的实质的认识。历史来看，罪犯人权很少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障，如夏朝的“牢”，本来是圈关牛、猪等牲畜的场所，后来却被用于囚禁罪隶与俘虏。商代，罪犯被强制手戴刑具囚禁在狭窄的牢房或土穴之中[4]。秦简《仓律》亦有记载“食饿囚，日少半斗”。这是将罪犯视为“坏人”必然的历史后果。

将“罪犯”与“坏人”等同起来并不符合正义的要求。例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很多党员就以各种罪名坐过旧中国的监狱，显然不能说这些爱国志士就是“坏人”。但当局会作这样的道德说教，将这些爱国志士说成是“坏人”，要人们引以为戒。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将“罪犯”等同于“坏人”的深刻原因，即为了实行国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将“罪犯”与“坏人”等同这也不符合西方历史的情形，正如贝卡利亚所指出：“无辜者被屈打成招为罪犯，这种事真是不胜枚举，用不着我多费笔墨。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时代不存在这种事例。”[5]客观审视历史，将“罪犯”等同于“坏人”是一面双刃剑。一方面的确为减少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一个人犯罪，将面临两套社会评价规范：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在中国传统所具有的功效往往是法律规范难以企及的。另一方面，将“罪犯”等同于“坏人”，使得罪犯法律地位与道德地位急剧下降，一次犯罪足以影响一生。即使刑满释放，“坏人”名声挥之不去，对其人格尊严来讲是极大的伤害。在现代法治国家，不应同专制社会一样，将“罪犯”视为“坏人”，罪犯的实质仅仅是一种法律的评价，而非道德的评判。罪犯不能因为他的犯罪行为或定罪，就丧失了他原来本已存在的一切身份。罪犯在一个社会中的关系是复杂的，他仍然是社会的成员，他仍然是国家的公民，他仍然是家庭的成员。

罪犯人权的实质只能从个人权利与国家、社会权力的视角来认识。任何人权都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人人皆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因而人人皆有人权。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不管是敌人，还是人民，只要他是人，他就享有人权。罪犯也是人，这是毋容质疑的，所以罪犯也享有人权。人人享有人权并不意味每个人的人权都能实现，罪犯人权更是如此。在一个国家里，人权最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而言的，其实质在于权利对权力的对抗。权利与权力的对抗程度与紧张关系能反映出一国的人权状况。罪犯的存在与监狱的存在不过是权利与权力在现实社会里的一种具体表现，所以罪犯与监狱的关系能体现某种具体的人权状况。监狱在罪犯人权实现方面负有首要职责，直接肩负起罪犯人权实现的责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罪犯的人权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尺。

参考文献：

[1]陈佑武.人权问题的两重性：客观性与主观性[A].郭道晖主编.岳麓法学评论，2003，5：67-7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37.

[3]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J].法学研究，1991，4.

罪犯范文篇6

罪犯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被剥夺自由的刑罚,并交付监狱执行刑罚之人”。罪犯因其对社会造成过危害而需受到剥夺自由的刑罚,但作为人,其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作为人而享有的除自由外的其他权利。也就是说,罪犯享有的诸如生命、健康权在内的其他权利依旧与一般人相同,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其也应享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但是,至今为止,我国罪犯工伤的救济制度仍未建立,这使得罪犯工伤时的生命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所以,探索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显得十分必要。一、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势在必行论文罪犯作为在监狱接受劳动改造的特殊群体,其在劳动过程之中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罪犯因工受伤后,却往往得不到正常地保护与救济。这与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相符。而究其原因,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罪犯工伤时得不到公正、及时有效的救济。《监狱法》第73条规定,罪犯因工受伤补偿处理的主体是监狱,《罪犯补偿办法》则明确监狱为罪犯工伤的认定机关并负担补偿费用,由监狱管理局负责处理具体的罪犯工伤补偿工作。这实际上是让监狱系统自己决定是否给受工伤的罪犯以补偿或给多少补偿,而且补偿的费用也是监狱负担。这就会使监狱的决定影响其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让监狱舍弃自身的利益而去补偿罪犯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罪犯要得到公正的结果基本是不可能的。罪犯虽然失去自由权,但其依然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在得不到公正的经济救济的情况下,就使得其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也严重背离了平等保护的法律精神。(二)我国关于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立法不完善而且滞后。司法部于2001年颁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从此罪犯工伤的补偿问题便皆以此为标准。但当时国家没有统一的工伤补偿规定,待2004年1月1日国务院颁发的《工伤条例》生效时,《罪犯工伤补偿办法》规定的标准已滞后且明显过低。而实际上此《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却是至今为止罪犯工伤补偿的唯一实施标准和重要的法律依据。这就导致罪犯在遭受工伤时得到的补偿也明显过低。在工伤认定上,《补偿办法》虽然规定罪犯对工伤认定不服可以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但作为作出鉴定的监狱的上级机关,也难保鉴定结果的公正。这种立法上的滞后和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不合理会对罪犯工伤的权利造成损害。(三)罪犯工伤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亦无其他救济途径。罪犯与监狱之间不存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因此不能认定罪犯和监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罪犯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能认为是行政机关侵犯了其人身权、财产权。此外,罪犯在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属于民事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罪犯在劳动中受伤,一般是由于罪犯自己行为不慎,未注意到安全,或是监狱未提供到位的安全设施和措施。鉴于双方是实施劳动改造与接受改造的不对等关系,因此监狱不能构成侵权人(当然,罪犯在劳动中因第三人侵权行为致伤,或者监狱干警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罪犯伤亡,则可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这一法律关系,明确赔偿责任),双方之间更不是雇佣关系。不能因此提起诉讼。除此,在现行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监狱法》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在内也都没有规定罪犯工伤补偿纠纷的救济途径。换言之,在目前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罪犯工伤补偿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不仅如此,法律亦没有规定其他的救济方法,使罪犯对工伤补偿的处理不服时也无计可施。综上所述,罪犯工伤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补偿。而我国目前又没有规定罪犯不服工伤补偿的救济途径,使罪犯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这就与“有权利就有救济”的法律原则相背,也不利于我国法制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势在必行。二、关于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想构建罪犯工伤制度势在必行,但我们必须得以现实条件为基础,综合考虑我国的社会环境。尽量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构建可行而有效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以此思想为指导,本文认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应该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的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目前,依据《监狱法》第73条和《罪犯补偿办法》的规定,对罪犯工伤的认定由监狱作出,对其补偿、处理机关则为监狱管理局,补偿的费用来自监狱,对工伤认定不服可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这些规定使得罪犯工伤处理的全过程都完全处于监狱系统内部,缺乏来自外面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而监狱与罪犯作为利益相对的双方,难以保障程序与结果的公正与公平。因此,只有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之外的罪犯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复议机关,罪犯工伤时才会得到较为公正、公平的结果。依托于现实的条件,本文认为其认定与处理机关应在劳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罪犯工伤虽然本质上异于一般工伤,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多的相似性。而劳动行政机关一直都负责处理一般工伤,所以其技术、经验都比较成熟,再加上其与监狱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这就保证了罪犯工伤处理的公正性。而且这样一来,罪犯在不服工伤补偿时就可以按《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使其多了一条保障权利的救济途径。(二)应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以减小监狱的经济负担。现行的《罪犯补偿办法》对此已有规定,但具体办法还没出台,导致现在的罪犯工伤补偿费用仍依该办法由各监狱在生产成本中列支,这就使监狱在面对罪犯工伤时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侵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本文认为应由各监狱共同出资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交由罪犯工伤处理机关保管、运作。这样不仅分散了监狱的风险,也使罪犯工伤的补偿不再直接和监狱的利益发生联系,就可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而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救济,有效地保障罪犯工伤时的合法权利。[1][2][][](三)应该完善立法。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关于罪犯工伤救济的规定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不仅要对上面的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固定,还必须赋予罪犯以诉权。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的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为实现诉讼目的,必须向国民开放诉讼制度,使国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利用这一制度的权能。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来。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尽管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之。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罪犯虽然是触犯刑律接受刑罚的人,但仍是我国公民的一部分亦应象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享受诉权。然而,当罪犯工伤时,按目前法律规定却享受不到诉权,而只能请求监狱管理局进行补偿。给予罪犯以诉讼权利,使其在对工伤救济不服时可以直接诉于法院,能从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与补偿,能够享受到国家审判权对国民给予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我认为《监狱法》应在第七十三条修改为:“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以赋予罪犯真正的诉权,进一步拓宽罪犯工伤的救济途径,提高我国对罪犯权利的保障水平,树立我国监狱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三、小结罪犯作为触犯过刑法,对社会造成过危害的人,法律规定让其参加劳动改造是为了让其在劳动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让其形成大众的是非荣辱观从而祛除犯罪思想。可见,法律之所以给予其劳动改造,教育的目的要大于惩罚。而教育也是为了让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邪路的人回归正途。也就是说,罪犯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其改正以前过错,逐步向正常人转化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对待,得不到正常的救济,这会在其心中留下阴影,使其对社会产生不满,对法律产生不信赖感,这就不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有效、公正的救济将有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除此,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还是人道主义的要求。罪犯工伤救济权利的缺失实际上是对罪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轻视,而对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权利的生命健康权的轻视,实际上是对生命和健康的不尊重,是不符合人道主义要求的。

罪犯范文篇7

罪犯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被剥夺自由的刑罚,并交付监狱执行刑罚之人”。罪犯因其对社会造成过危害而需受到剥夺自由的刑罚,但作为人,其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作为人而享有的除自由外的其他权利。也就是说,罪犯享有的诸如生命、健康权在内的其他权利依旧与一般人相同,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其也应享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但是,至今为止,我国罪犯工伤的救济制度仍未建立,这使得罪犯工伤时的生命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所以,探索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显得十分必要。一、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势在必行论文罪犯作为在监狱接受劳动改造的特殊群体,其在劳动过程之中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罪犯因工受伤后,却往往得不到正常地保护与救济。这与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相符。而究其原因,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罪犯工伤时得不到公正、及时有效的救济。《监狱法》第73条规定,罪犯因工受伤补偿处理的主体是监狱,《罪犯补偿办法》则明确监狱为罪犯工伤的认定机关并负担补偿费用,由监狱管理局负责处理具体的罪犯工伤补偿工作。这实际上是让监狱系统自己决定是否给受工伤的罪犯以补偿或给多少补偿,而且补偿的费用也是监狱负担。这就会使监狱的决定影响其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让监狱舍弃自身的利益而去补偿罪犯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罪犯要得到公正的结果基本是不可能的。罪犯虽然失去自由权,但其依然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在得不到公正的经济救济的情况下,就使得其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也严重背离了平等保护的法律精神。(二)我国关于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立法不完善而且滞后。司法部于2001年颁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从此罪犯工伤的补偿问题便皆以此为标准。但当时国家没有统一的工伤补偿规定,待2004年1月1日国务院颁发的《工伤条例》生效时,《罪犯工伤补偿办法》规定的标准已滞后且明显过低。而实际上此《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却是至今为止罪犯工伤补偿的唯一实施标准和重要的法律依据。这就导致罪犯在遭受工伤时得到的补偿也明显过低。在工伤认定上,《补偿办法》虽然规定罪犯对工伤认定不服可以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但作为作出鉴定的监狱的上级机关,也难保鉴定结果的公正。这种立法上的滞后和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不合理会对罪犯工伤的权利造成损害。(三)罪犯工伤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亦无其他救济途径。罪犯与监狱之间不存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因此不能认定罪犯和监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罪犯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能认为是行政机关侵犯了其人身权、财产权。此外,罪犯在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属于民事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罪犯在劳动中受伤,一般是由于罪犯自己行为不慎,未注意到安全,或是监狱未提供到位的安全设施和措施。鉴于双方是实施劳动改造与接受改造的不对等关系,因此监狱不能构成侵权人(当然,罪犯在劳动中因第三人侵权行为致伤,或者监狱干警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罪犯伤亡,则可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这一法律关系,明确赔偿责任),双方之间更不是雇佣关系。不能因此提起诉讼。除此,在现行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监狱法》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在内也都没有规定罪犯工伤补偿纠纷的救济途径。换言之,在目前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罪犯工伤补偿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不仅如此,法律亦没有规定其他的救济方法,使罪犯对工伤补偿的处理不服时也无计可施。综上所述,罪犯工伤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补偿。而我国目前又没有规定罪犯不服工伤补偿的救济途径,使罪犯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这就与“有权利就有救济”的法律原则相背,也不利于我国法制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势在必行。二、关于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想构建罪犯工伤制度势在必行,但我们必须得以现实条件为基础,综合考虑我国的社会环境。尽量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构建可行而有效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以此思想为指导,本文认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应该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的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目前,依据《监狱法》第73条和《罪犯补偿办法》的规定,对罪犯工伤的认定由监狱作出,对其补偿、处理机关则为监狱管理局,补偿的费用来自监狱,对工伤认定不服可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这些规定使得罪犯工伤处理的全过程都完全处于监狱系统内部,缺乏来自外面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而监狱与罪犯作为利益相对的双方,难以保障程序与结果的公正与公平。因此,只有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之外的罪犯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复议机关,罪犯工伤时才会得到较为公正、公平的结果。依托于现实的条件,本文认为其认定与处理机关应在劳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罪犯工伤虽然本质上异于一般工伤,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多的相似性。而劳动行政机关一直都负责处理一般工伤,所以其技术、经验都比较成熟,再加上其与监狱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这就保证了罪犯工伤处理的公正性。而且这样一来,罪犯在不服工伤补偿时就可以按《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使其多了一条保障权利的救济途径。(二)应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以减小监狱的经济负担。现行的《罪犯补偿办法》对此已有规定,但具体办法还没出台,导致现在的罪犯工伤补偿费用仍依该办法由各监狱在生产成本中列支,这就使监狱在面对罪犯工伤时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侵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本文认为应由各监狱共同出资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交由罪犯工伤处理机关保管、运作。这样不仅分散了监狱的风险,也使罪犯工伤的补偿不再直接和监狱的利益发生联系,就可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而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救济,有效地保障罪犯工伤时的合法权利。(三)应该完善立法。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关于罪犯工伤救济的规定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不仅要对上面的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固定,还必须赋予罪犯以诉权。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的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为实现诉讼目的,必须向国民开放诉讼制度,使国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利用这一制度的权能。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来。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尽管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之。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罪犯虽然是触犯刑律接受刑罚的人,但仍是我国公民的一部分亦应象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享受诉权。然而,当罪犯工伤时,按目前法律规定却享受不到诉权,而只能请求监狱管理局进行补偿。给予罪犯以诉讼权利,使其在对工伤救济不服时可以直接诉于法院,能从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与补偿,能够享受到国家审判权对国民给予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我认为《监狱法》应在第七十三条修改为:“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以赋予罪犯真正的诉权,进一步拓宽罪犯工伤的救济途径,提高我国对罪犯权利的保障水平,树立我国监狱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三、小结罪犯作为触犯过刑法,对社会造成过危害的人,法律规定让其参加劳动改造是为了让其在劳动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让其形成大众的是非荣辱观从而祛除犯罪思想。可见,法律之所以给予其劳动改造,教育的目的要大于惩罚。而教育也是为了让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邪路的人回归正途。也就是说,罪犯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其改正以前过错,逐步向正常人转化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对待,得不到正常的救济,这会在其心中留下阴影,使其对社会产生不满,对法律产生不信赖感,这就不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有效、公正的救济将有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除此,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还是人道主义的要求。罪犯工伤救济权利的缺失实际上是对罪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轻视,而对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权利的生命健康权的轻视,实际上是对生命和健康的不尊重,是不符合人道主义要求的。参考文献[1]冯建仓.监狱法的充实与完善[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2]赵运恒.罪犯权利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4)[3]李常青,冯小琴.少数人权利及其保护的平等性[J].现代法学,2001,23(5)

罪犯范文篇8

[关键词]：劳动，劳动改造，管理

组织罪犯劳动是实现监狱宗旨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基本手段。它能使罪犯培养劳动观念，矫正自身所存在的恶习，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解教以后能够自食其力。对罪犯进行的劳动改造，造成了两方面的直接后果：一是罪犯通过劳动改造，自身素质和思想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一方面，罪犯通过劳动活动，创造出了一定数量的具有社会价值的产品，带来了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效益。虽然目前很多专家学者对这部分经济效益有争议，然而却能够对监狱经费不足进行一定的补充，保障监狱硬件实施建设的同时，提高了干警的待遇，改善了罪犯的物质生活和改造条件，因而我们有必要在提高罪犯劳动改造质量同时，促进这部分经济效益的增长。

一、劳动改造的地位和意义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劳动对于罪犯来说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劳动不再作为以惩罚罪犯为目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成为改造罪犯的手段。以期罪犯走上社会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自己养活自己，成为一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所贡献的劳动者。

（一）劳动改造在罪犯改造工作中的地位

组织罪犯劳动是实现监狱宗旨的重要途径，他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罪犯改造工作基本内容的主要方面之一。它与监管改造和教育改造合称为“监狱三大改造”，同时它也为监管改造和教育改造提供了一个改造中介和物质的保障。劳动改造是将罪犯置身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和体验人生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规范等，逐步使他们形成属于自己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其它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由此可见，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是强制的，并非罪犯自愿的，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具有强制性。事实证明，劳动改造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造手段。例如对末代皇帝、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的成功改造，充分显示了劳动在罪犯改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劳动改造的意义

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本身，而且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曾指出，“劳动是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劳动可以磨练罪犯的意志，培养其社会化人格，可以使罪犯在劳动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人生价值的存在。它能使罪犯根除那些好逸恶劳、不劳而获、贪图享乐的剥削阶级思想。同时罪犯可以通过劳动活动接受社会信息的刺激，不断更新观念，调整自己的劳动方式，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同步发展，最终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

（1）劳动改造是罪犯获得真知和正确认识的有效途径。“对罪犯的改造过程，实质上又是矫正罪犯头脑中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过程，而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①劳动可以使罪犯在劳动中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掌握一定的谋生手段和提高回归社会后的就业能力。

（2）劳动改造是矫正物欲型罪犯的有效途径。物欲型罪犯主要是指因从事盗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而被判刑的犯罪类型。这些罪犯的主体特征是：贪图享乐、好逸恶劳、一味追求生活享乐，物质欲望强烈，劳动时偷懒使滑，出工不力；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投机性，为了满足私欲，达到“舒服改造、提前出狱”的目的，千方百计投干部所好，腐蚀、贿赂、拉拢管教干部；浪荡散漫、不守法纪，缺乏遵纪守法意识，不愿受严格的纪律和制度约束；自食其力的责任感淡薄，缺乏内心深处进行反省的自觉性，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很大。因而在他们非法侵吞到财物（如抢劫、诈骗、盗窃、贪污受贿等非法所得财物）时，决不会想到这些金钱物品乃是他人辛苦劳动的汗水结晶。因而对这类犯罪人员改造时，首先要强制他们劳动。让他们的劳动和物质生活相结合，用他们的部分劳动支付自己服刑的生活费用，剩下的劳动所得财富作为惩罚自己犯罪恶习的补偿。反过来讲，如果对这些罪犯仅仅进行单一说教，让他们坐享其成，则很难转化他们的犯罪思想，也很难矫正他们服刑前的犯罪恶习。

（3）劳动改造是培养罪犯劳动技能的有效途径。部分罪犯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不能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从而不择手段地去谋取钱财，以期满足自己的私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实践是劳动技能养成之源，同时推动劳动技能向前发展。劳动技能的形成无一例外，都是从实践中获得的。要想把劳动改造人员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有用之材，必须让罪犯在劳动改造中自我学习，获取生产经验，最终具有一技之长。

（4）劳动有利于罪犯的身心健康。如果长期对罪犯进行关押，他们往往会产生孤独、寂寞、苦闷，甚至精神崩溃现象。罪犯通过参加劳动，特别是参加集体合作劳动，很容易克服以上心理问题。达到使罪犯精神充实，体会到与人正常接触、交流合作愉快的目的。当罪犯彻底感受到劳动改造重要时，他们就会努力钻研劳动技能，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劳动也有利于罪犯的身体健康。罪犯在进行生产劳动时，往往消耗大量的体力和汗水，促进自身的血液循环，有利于全身各部分肌肉的生长，保障各种器官正常进行，逐步形成体格健壮的劳动者。

（5）劳动改造有利于罪犯群体内部的安定团结。罪犯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如果让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更何况大多数罪犯生性争强好斗，则往往会会发生寻衅滋事、惹是生非事件，以此来张显个性、标新立异。那样既不利于对罪犯的管理，也不利于对罪犯的改造。罪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觉悟不但有所提高，而且绝大部分时间将有事可做，客观上减少了罪犯无事生非的机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罪犯内部的安定团结，给监狱创造了稳定因素。

（6）罪犯在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客观上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弥补了国家对监狱经费投入的不足。罪犯进行劳动改造，一方面有利于罪犯自身的恶习改造，另一方面创造了一部分有价值的劳动。这部分劳动价值除了用于罪犯的日常费用外，还可以用于监狱的硬件实施建设，用于对干警工作激励奖金、福利待遇，罪犯的劳动改造激励、改造条件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监狱经费紧张的局面。其中监狱企业的出现，不仅为罪犯劳动改造提供了物质载体，而且对监狱经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最终不断提高对罪犯的改造质量，形成一个有利于罪犯改造的良性循环。

二、目前劳动改造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劳动改造虽然对罪犯的改造教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并非意味着目前劳动改造管理体系就尽善尽美、合情合理合法。相反他也存在很多不足，也需要不断完善，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一）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人力资源管理，顾名思议，是将人视为生产经营中一种特殊和宝贵的资源，从有效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进行企业的人事管理工作。”②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管理，就是把罪犯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科学地对其进行管理。而如今的监狱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管理还存在着调配不合理，缺乏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等缺点。在“罪犯技术人员”缺乏的同时，却存在着很多有一定生产技能的罪犯与所安排的监狱生产工种不对口现象。如具有手工制造技能而身体单薄的罪犯从事搬运物品等重体力活。由于目前监狱经费不能彻底保障，导致了干警收入与监狱生产直接挂钩。最典型的是某监区生产单位宣传条幅上，打出了“大干二十七天、誓夺二十七万”的豪言壮语。并非把罪犯改造质量当作监狱考察干警工作业绩的第一指标，实质上出现了“生产第一、改造第二”的状况。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所建立的一系列评价和激励机制，怎能不以监狱生产为核心？结果导致罪犯的劳动潜能大打折扣，主观能动性变为消极应付所分配的生产任务，进行机械式劳动。

（二）发展监狱经济方略给罪犯劳动改造工作带来的问题。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发展监狱经济是监狱出现问题的根源。的确，在罪犯参加生产劳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非说出现问题我们就要对其彻底否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发展监狱经济这个现象，笔者认为发展监狱经济是由我国现阶段中国监狱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导致了国家拨给监狱的经费不太充足。监狱要想解决经费不足的困境，必须自力更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监养监”的政策。因而在发展监狱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在发展监狱经济方略的影响下，某些监区、分监区的工作重心产生了严重偏离。出现了挤占罪犯法定学习时间，甚至是休息时间进行生产劳动；个别单位由于生产场所有限，变对罪犯教育所必需的教室、会议室、阅览室、娱乐场所等为监狱生产车间。从而使罪犯只知道生产，对自身的恶习改造无暇于顾。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监狱生产什么不再严格执行监狱的有关工作方针，公然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一切向“钱”看齐。哪种产品经济效益好，就盲目生产哪种产品，置罪犯身体健康于不顾。往往采用简单的生产办法，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追求最大化监狱经济效益。

（三）罪犯在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干警和监狱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罪犯所从事的监狱生产，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罪犯的技术水平要求不太高。因而大多数监狱企业技术人员和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干警，在监狱生产过程中仅充当了罪犯看管人员。他们不关心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再加上监狱经费的紧张致使他们从事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长此以往，监狱企业整体业务素质水平将面临严重的挑战，高质量技术人员将会严重匮乏。

三、罪犯劳动改造人员的法制化、规范化、人性化和科学化管理

为了实现监狱工作和改造罪犯质量的最优化目标，司法部提出了“三化”治监方略。把监狱的全部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管理、规范运营、切实依法治监，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对罪犯劳动改造科学化管理，就在坚持以监狱机关为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参加罪犯的改造活动，以求提高一定的社会效益。

（一）罪犯劳动改造法制化。首先要贯彻落实“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切实保障罪犯在劳动方面拥有的权利；坚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其次，要对罪犯的劳动状况进行认定。具有劳动能力的罪犯，要按照《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严格执行；对于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的罪犯要分别对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不参加劳动，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即可。最后关于罪犯劳动时间的管理，根据司法部制定的《关于罪犯劳动时间的规定》相关规定执行。即罪犯劳动时间为6天，每天劳动8小时，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8小时，未成年犯的劳动时间减半；监狱除保证罪犯每周休息一天外，在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时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安排休假；监狱生产单位要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必须提前拟订加班计划，经监狱狱政、劳动管理部门审核，得到监狱长批准方可实施，事后安排罪犯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根据延长罪犯劳动时间的长短，支付一定数量的加班费。总之，监狱对罪犯的全部劳动改造工作都要遵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监狱法、劳动法等），依法对罪犯的劳动改造进行管理，完善罪犯劳动改造体系，切实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

（二）科学地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管理

（1）利用泰罗制对罪犯劳动力资源进行管理

泰罗是科学管理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代表人物。经过长期的实验研究，他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管理理论，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其概括出的四条科学管理原则，对当代的罪犯劳动改造管理仍具有借鉴意义。1.通过对罪犯劳动时的每一个动作所需的时间与最佳工作方式的研究，制定出最佳的劳动方法，使罪犯科学劳动，提高罪犯劳动的生产效率。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监狱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的可能性。2.选择既能很好地适合某种监狱生产工作，又能够积极改造的罪犯担任生产小组组长。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这类罪犯进行技术培训，以求他们能够掌握运用科学的生产方法，推动监狱经济效益的增长3.干警和监狱专业技术人员对罪犯要有“为人师表”的意识，虚心地传授罪犯生产技术，以确保监狱生产工作能够按照监狱确定的科学原则进行。4.根据罪犯的身体素质、生产技能、心理特征等个性因素不同，对罪犯参加的监狱生产工作进行分工，杜绝出现年老体衰的老年犯从事重体力活，具有生产技能而体格不太好的罪犯抗箱包等现象出现。

（2）罪犯劳动改造的组织管理

所谓罪犯劳动改造的组织管理，是指对罪犯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劳动组合、劳动工效、劳动成果的管理。1.建立严格的罪犯劳动对象管理制度。除坚决执行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重点在加强采购、生产、使用和保管方面的管理。2.加强罪犯劳动手段管理，以求提高监狱经济效益，从而为监狱经费不足提供一些帮助。最终有利于充足监狱生产资金，改善狱政实施和监管条件，以及干警的福利待遇。最终提高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和罪犯劳动改造的热情，有利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因而监狱有必要从实际出发，选择恰当的技术类型和技术结构，建立一个以适应先进技术为主的、多层次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技术结构和技术体系。3.加强罪犯劳动组合管理，充分发挥罪犯劳动的改造功能，互帮互学、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从而提高罪犯劳动改造的积极性。首先根据罪犯的生理状况、技术水平、文化程度、刑期长短、改造表现等指标不同，对罪犯劳动的不同工种和归岗位进行量才使用，营造一个公平合理、公正无私的氛围，促进罪犯劳动改造质量的提高。4.加强罪犯劳动的工效管理，维护良好的劳动改造秩序，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可以通过制定先进、合理的罪犯劳动定额的方法，如工时定额、产量定额、操作定额等。实行公平的罪犯劳动报酬和奖惩制度，贯彻落实《监狱法》关于罪犯劳动报酬的明确规定。5.加强罪犯劳动成果的管理。罪犯劳动成果作为罪犯劳动的产物，是罪犯在劳动中体力、脑力、智力的综合运用，能够综合反映罪犯劳动的改造态度、改造表现、劳动技能以及改造水平的状况。通过对罪犯劳动成果的管理，主管干警可以全面了解和掌握罪犯劳动改造情况，从而制定不同的改造方案，最终有利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基本原则

罪犯劳动改造基本原则，是指监狱人民警察在对罪犯组织和实施劳动改造过程中所应该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③罪犯劳动改造实践证明，罪犯劳动改造应当遵循依法实施的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区别对待罪犯劳动改造原则和干警直接指导管理原则。

（1）罪犯劳动改造依法实施的原则。即监狱人民警察对罪犯组织和实施劳动改造的全部活动都要严格依法进行，从而使罪犯劳动改造法制化。依法制监是我国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根本要求，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监狱的具体体现。具体方案为：遵循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有关劳动改造方面的条款；遵循选举法、劳动法等在法律中有关公民权利的专门规定；遵循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国家机关的有关劳动改造的决议、决定、指示、通知和司法解释等。

（2）罪犯劳动改造应遵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在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给予罪犯以人道主义待遇，依法保障罪犯在劳动中的各项合法权利，从而展示社会主义劳动改造制度的文明与进步。

（3）劳动改造要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把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相辅相成、相互提高的效果。

（4）区别对待原则。即在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针对罪犯个体或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差异、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和管理办法。男犯和女犯要分别关押；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也要分别关押；根据女犯的生理特点安排女犯参加精细性、劳动强度较小的劳动项目（如纺织、服装、工艺品加工等）。这一原则正是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在罪犯改造中的运用和发展。

（5）干警直接指导和管理原则。既监狱人民警察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对罪犯的整个劳动改造过程进行组织和指导。干警要切实履行职责，对罪犯劳动改造过程实施直接的管理和指导，决不允许有他人越俎代庖。如干警亲自带领罪犯出工，亲自布置劳动任务、要求、注意事项；不准私自脱岗，不准利用“大罪犯”、“二管家”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管理。

（四）建立完善的激励和评估机制

激励具有激发、鼓励、使人振奋的功效，他能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即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发生。要想使罪犯的劳动改造体系更加完善，目前就必须使干警收入与监狱生产效益适度脱钩，最终把罪犯改造质量作为评估监狱及干警工作业绩的首要指标。利用物质激励、目标激励、强化激励、荣誉激励、表率激励等具体手段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

建立激励机制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实事求是、物质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相结合适时适度、公平公正。同样也要克服目前激励机制存在的不足，如手段单调、激励手段不规范、激励强度弱、动力不足等问题。因而监狱和干警要积极探索更具激励作用的劳动报酬形式，强化劳动报酬的激励作用。采取多样化激励手段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激励，从而激发罪犯自身劳动和改造的积极性。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社会化

罪犯劳动改造的社会化途径和模式主要为：改造手段的社会化和改造过程的社会化。要想达到改造手段的社会化，必须建设开放式监狱，逐步扩大罪犯假释比例，将改造方面引入市场机制。监企分开，将监狱企业发展为罪犯劳动改造基地，实行“劳务输出”，对罪犯实行定岗、定编、定员，技术性较强的岗位实行公平竞争上岗。在罪犯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加强改造工作的社会参与，提高社会帮教次数。组织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罪犯到社会上进行参观，感受社会变化，增强自我改造的信心。邀请社会志愿者作罪犯的思想和心理工作，使罪犯克服改造过程中的反复和“消极改造、混满刑期”心理。同时我们可以利用亲情电话、家属入监帮教、亲情会见、来监共度节假日等使罪犯在劳动改造过程中来自家庭的压力，最终达到使罪犯追求劳动改造，变被动改造为自愿接受改造。

注释：

[1]王戌生罪犯劳动概论[M].法律出版社，2001。

罪犯范文篇9

【关键词】罪犯劳动；价值评价；价值假定；问题分析

1问题的提出：实践呼吁对罪犯劳动的价值评价

《违法行为矫正法》列入了立法规划，这使得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劳动教养制度的重新关注。而对劳动教养的审视就不得不理清它和劳动、劳动改造之间的千丝成万缕的关系，问题在于：

(1)劳动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功能？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劳动推动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谈到劳动的伟大作用时指出：人类“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劳动创造人、劳动塑造人、劳动提高人，但不同形式的劳动是否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2、劳动以相同的方式在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中体现着不同的特征和性质。有人认为，通过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考察并不难发现，劳动教养既是一种强制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劳动改造中的罪犯劳动则是要体现监狱或劳动改造原则中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那么，同样方式的劳动是否真的会在不同的制度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及价值呢？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则需要人们对罪犯劳动的价值评价。

2价值假定：罪犯劳动具有惩罚、教育、经济价值

2.1罪犯劳动的惩罚、教育及经济价值的假定

“价值是客体对主体人的意义，是客体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客体的绝对超越指向。价值的主体是人，或人的延伸与结合——社会，而不是物。价值的客体主要是物或事，物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物，可能是物质形态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2]有人认为，罪犯劳动，是为了实现劳动改造之目的，即通过强制劳动的实践，促使其观念的转变，矫正恶习、发展能力、增长体质，即体现着教育价值。有人认为行刑的本质是惩罚，而罪犯劳动是行刑的一种方式或手段，自然也体现着惩罚的性质。所以，罪犯劳动具有惩罚的价值。也有人认为，“在我国，对罪犯执行刑罚惩罚，不是为惩罚而惩罚，而主要是作为改造罪犯的前提和手段来运用的。对罪犯采用劳动改造的手段，就必须讲究经济效益。否则罪犯的生产劳动就难以继续。”[3]即罪犯劳动具有经济价值。但也有学者认为，“奴隶社会的罪犯劳动由于完全建立在惩罚和报复的刑罚思想上，因而是有明显的报应性；封建社会的罪犯劳动具有明显的压榨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罪犯劳动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二律背反性，而社会主义的罪犯劳动是建立在改造刑基础之上，改造罪犯思想；矫正罪犯恶习；培养罪犯技能，使罪犯成为守法公民是罪犯劳动的根本目的，故而是具有改造性和造就性。”[4]更有人认为，如果罪犯劳动具有惩罚价值，那么行刑方式具有惩罚性是否加重了刑罚本身，而超越了刑罚本身的痛苦。我国的罪犯劳动具有矫正功能，教育功能，而不明显具有惩罚和经济功能。鉴于对罪犯劳动的价值存争议。无法达成一致，然而矫正功能和教育功能具有一致性。所以笔者假定我国的罪犯劳动具有惩罚、教育和经济价值，以对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更好地进行分析。

2.2罪犯劳动价值假定的意义

对罪犯劳动价值的假定，可以避免对其相关的问题讨论之前对其前提条件的争论不休。罪犯劳动的价值既定乃是解决劳动的性质、劳动教养性质，罪犯劳动相关权利以及劳动教养制度和劳动改造制度的出路之关键所在。要对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进行辩证，首先就得解决两者中的劳动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本质和目的。对罪犯劳动价值的假定也是论证罪犯劳动是否应给予报酬的绝症所在。

3出路：罪犯劳动价值假定下的问题分析

如果罪犯劳动具有上述假定的惩罚、教育和经济价值的话，那么劳动的本质就应该是惩罚与教育的统一，改造罪犯与创造物质财富的统一，是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罪犯劳动的价值决定着现实社会问题的出路和改革方向。

3.1劳动具有惩罚价值的假定下，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令人质疑

“我国刑罚的配制是由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性和对罪犯的改造性两个内在属性构成。这两个属性紧密结合，构成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里，惩罚性是具有较深层的刑罚本质，改造性是较浅层的刑罚本质”。[5]刑罚这种本质决定着实现其本质的手段的惩罚性。罪犯劳动是实现刑罚的行刑方式，具有强制性。而强制性则是没有选择的自由，则有痛苦性，痛苦是种恶，让劳动具有痛苦，则是一种惩罚。既然劳动具有强制性的痛苦，是种恶，那么在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中的劳动有何区别？有人认为，劳动教养是行政强制性措施，其对象是违法者，时间为1至3年，而劳动改造是招待刑罚的方式，对象是犯罪人，时间据刑罚的长短不一。劳动教养中的劳动是种强制性措施，其劳动也具有强制性，没有选择的自由，这种失去选择自由的劳动就会给该劳动者带来痛苦，这就和罪犯劳动并无二异；加之，国务院1957年8月1日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指出：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用于解决一些特定人员劳动就业问题的行政强制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而劳动教养的惩罚性劳动的异化与劳动教养设立的安置就业的目的相违背；再之，劳动教养的定位是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罪犯劳动改造是劳改机关通过强制罪犯参加生产劳动实现改造他们成为新人的活动。1954年的《劳动改造条例》应当贯彻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即都是通过具有惩罚性的劳动来实现最终改造人的目的。所以才有人会认为，“劳动教养实际上已经为一种刑事处罚。”

既然劳动教养已经成为一种刑罚措施，而实际又存在与此相同的劳动改造行刑方式，加之其存在的“实体上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程序上违背程序正义的要求，复议程序的司法救济的缺失。”[7]等诸多的问题。劳动教养的存在合理性就不得不令人置疑。

3.2劳动具有教育（矫正）价值的假定下，劳动应成最为广泛的行刑方式，并且死刑应当废除

我国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联合国第一届预防犯罪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监狱劳动的建议指出：“监狱劳动不应被视作附加刑罚，而是一种有利于恢复罪犯适应能力，为其从事某种职业作准备；培养他们良好的劳动习惯；防止游手好闲和放荡不羁的措施。”[8]那么罪犯劳动就有矫正、教育、预防之价值。除了行刑的本质在于惩罚之外，人们还主张行刑的目的在于处遇（矫正、改造、复归）。而劳动是行刑的最基本的内容，因为“只有劳动才最能够将有关行刑的法律主义，科学主义，人间主义有机地结为一体。”“受刑人负有接受刑罚之义务，而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妨碍受刑人和一般人一样的劳动作为基本生活内容的根据；劳动对于受刑人维持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十分有益；有意义的劳动是维持监狱秩序的最强手段；劳动是受刑人体会或体验人间交往的重要过程；劳动是维持受刑人与一般人的同质性，保持监狱与社会的一体化的重要方法。”“再次，劳动改造要求惩罚与教育相结合，不仅注重劳动这一物质活动，而且也强调思想这一精神要素。”[9]在刑罚整体趋轻的当今世界，教育刑必然成为未来刑罚的主要方式，教育刑的目的即改造犯罪，使其重新为人。同志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绝大多数罪犯也是可以改造的……，只要改变社会存在，即改变实践活动的内容就可以矫正犯罪者对社会存在的歪曲反映，从而使罪犯成为新人。”[10]而“罪犯劳动又具有矫正恶习，培养罪犯的健康情感及重塑罪犯观念之功能。”[11]即教育矫正价值。那么劳动就应成为最为基础、最为广泛的行刑手段。而未来的刑罚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改造犯罪，更大程度上的关心罪犯的社会复归。加之罪犯是可以改造的，那么以报复和消灭罪犯的死刑，顺应时代之需求也应废除。

3.3劳动具有经济价值的假定下，罪犯劳动应给予全额的劳动报酬

劳动必定能创造财富，所以劳动必定有经济价值。罪犯的劳动并不同其身份而改变其劳动本身的价值，所以罪犯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劳动的价值要通过其等价交换来体现。罪犯劳动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手段，并不是刑罚本身，其劳动也并因为罪犯之身份而丧失价值。那么罪犯就应获得劳动的等价报酬。罪犯劳动从而获得劳动报酬，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有人认为：“就目前我们监狱所组织的罪犯劳动而言，罪犯的劳动基本上是无偿的。即便是试行罪犯工资制的少数单位，那种报酬也只是象征性的，与罪犯所付出的劳动是无法比拟的。”[12]罪犯劳动是行刑之手段，而劳动所得是这种手段所产生的孳生物，劳动是种权利，也是种义务，劳动的性质并不因人而异。所以罪犯的合法劳动就应获得合法且对等的报酬。否则，罪犯劳动就成为了监狱企业营利的手段，那么超强度劳动在利益驱动下就在所难免。罪犯的人权就难以得到保障。有人认为，“罪犯劳动的报酬的性质和标准与普通公民之间还是存在着配制性的区别。”[13]也有人认为，即便支付罪犯的劳动报酬也只应付部分，而部分则应用来维持监狱的运行。减轻坐吃山空的危机。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欠妥，正如上文所述，劳动本身的性质及其创造的价值并不因其主体的身份而改变，那么其等价有偿的劳动规律就不应违背，就应支付罪犯等价的劳动报酬，因为罪犯付出了同等的劳动代价。而监狱的运行费用，是由国家保障的，监狱是种惩罚犯罪的场所，不是福利院，所以不应由其承受痛苦本身的罪犯来承担施予痛苦的成本。无论出于鼓励罪犯劳动，还是出于社会主义的罪犯劳动不是剥削性的本质考虑，罪犯都应获得全额的劳动之报酬。更有人认为，可以扣留其部分劳动所得来补偿被害人，这种观点是对被害人的误读。首先，被害人的补偿并不仅限于物质上的，而更主要的是出于精神上的援助；其次，被害人提出的民事赔偿是通过民事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程序来实现的，而其支付者，是加害人本人，而无需监狱参与或代劳；再次，被害人并不限于直接的受害人本身，广义的被害人包括作为第二被害人的受害和加害双方及亲属。所以，笔者认为，如果罪犯劳动的经济价值假定成立，那么罪犯劳动不仅应当获得报酬，而更应当获得全额的报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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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罪犯范文篇10

关键词：婚姻权、天赋性、条件性、非派生性、非对等性

在刑罚日益走向文明改造罪犯的今天，把罪犯的应有权利还给罪犯，让罪犯享有未被法律限剥夺的应有权利，这本是理所应然。2004年月日民政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对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突破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尘封，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服刑人员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明示许可。以此解读罪犯婚姻权，笔者认为，《意见》虽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记，但并不意味着罪犯婚姻权的全面开封，对罪犯婚姻权的今后解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

婚姻权是基于婚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的天赋性决定了婚姻权的天赋性。每个公民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何种境地，婚姻自由与权利都是与身共存的，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他有结婚或离婚的权利与自由，他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与自由。在这一层意义上，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对他人的婚姻权进行干预。每个人都应当而且有权自主婚姻，法律对个体这种天赋的婚姻权不能进行剥夺，只能进行保护。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法律无权剥夺，也不便于剥夺。罪犯自身状况的复杂性表明对罪犯的婚姻权进行任何强制剥夺既不人道也不可能。因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拥有婚姻家庭，如果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是不是要强制已婚罪犯立即离婚？天赋的婚姻权只有在年龄不足、身体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实现，不应当因为犯罪这个原因而导致丧失。在《意见》出台之前，我国历来的法律只有1982年公安部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文件未婚罪犯的结婚予以禁止性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仔细研读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其实这一规定并没有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根据权力归位理论，公安部本身也无权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只是对未婚罪犯的结婚登记从权利上予以限制，而罪犯对婚姻自由、自主、不受强制、胁迫的权利仍然存在。已婚罪犯婚姻权的既成事实更是无法改变。当然得承认，1982年公安部的这一规定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是对罪犯婚姻权的剥夺，尤其是对未婚罪犯，如果不能登记结婚，婚姻的过程就无从开始，就谈不上婚姻权的行使。纵然如此，《意见》的出台也足以让人们相信罪犯在婚姻权问题上，是当然的有权主体，罪犯有权行使婚姻权。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婚姻权问题上，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我们解读罪犯婚姻权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人性化改造罪犯、倡导并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必然认同。

二、罪犯婚姻权行使的有条件性

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已无须向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而罪犯在结婚时，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

三、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属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交往的权利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而言，这一公理都当然适用，但罪犯不是一般公民，而是有罪在身的特殊公民，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并不是所有未被法律明文剥夺的公民权利，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导致其他许多权利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来不及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四、罪犯婚姻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