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10篇

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篇1

罪犯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被剥夺自由的刑罚,并交付监狱执行刑罚之人”。罪犯因其对社会造成过危害而需受到剥夺自由的刑罚,但作为人,其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作为人而享有的除自由外的其他权利。也就是说,罪犯享有的诸如生命、健康权在内的其他权利依旧与一般人相同,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其也应享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但是,至今为止,我国罪犯工伤的救济制度仍未建立,这使得罪犯工伤时的生命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所以,探索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显得十分必要。一、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势在必行论文罪犯作为在监狱接受劳动改造的特殊群体,其在劳动过程之中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罪犯因工受伤后,却往往得不到正常地保护与救济。这与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相符。而究其原因,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罪犯工伤时得不到公正、及时有效的救济。《监狱法》第73条规定,罪犯因工受伤补偿处理的主体是监狱,《罪犯补偿办法》则明确监狱为罪犯工伤的认定机关并负担补偿费用,由监狱管理局负责处理具体的罪犯工伤补偿工作。这实际上是让监狱系统自己决定是否给受工伤的罪犯以补偿或给多少补偿,而且补偿的费用也是监狱负担。这就会使监狱的决定影响其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让监狱舍弃自身的利益而去补偿罪犯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罪犯要得到公正的结果基本是不可能的。罪犯虽然失去自由权,但其依然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在得不到公正的经济救济的情况下,就使得其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也严重背离了平等保护的法律精神。(二)我国关于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立法不完善而且滞后。司法部于2001年颁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从此罪犯工伤的补偿问题便皆以此为标准。但当时国家没有统一的工伤补偿规定,待2004年1月1日国务院颁发的《工伤条例》生效时,《罪犯工伤补偿办法》规定的标准已滞后且明显过低。而实际上此《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却是至今为止罪犯工伤补偿的唯一实施标准和重要的法律依据。这就导致罪犯在遭受工伤时得到的补偿也明显过低。在工伤认定上,《补偿办法》虽然规定罪犯对工伤认定不服可以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但作为作出鉴定的监狱的上级机关,也难保鉴定结果的公正。这种立法上的滞后和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不合理会对罪犯工伤的权利造成损害。(三)罪犯工伤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亦无其他救济途径。罪犯与监狱之间不存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因此不能认定罪犯和监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罪犯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能认为是行政机关侵犯了其人身权、财产权。此外,罪犯在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属于民事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罪犯在劳动中受伤,一般是由于罪犯自己行为不慎,未注意到安全,或是监狱未提供到位的安全设施和措施。鉴于双方是实施劳动改造与接受改造的不对等关系,因此监狱不能构成侵权人(当然,罪犯在劳动中因第三人侵权行为致伤,或者监狱干警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罪犯伤亡,则可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这一法律关系,明确赔偿责任),双方之间更不是雇佣关系。不能因此提起诉讼。除此,在现行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监狱法》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在内也都没有规定罪犯工伤补偿纠纷的救济途径。换言之,在目前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罪犯工伤补偿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不仅如此,法律亦没有规定其他的救济方法,使罪犯对工伤补偿的处理不服时也无计可施。综上所述,罪犯工伤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补偿。而我国目前又没有规定罪犯不服工伤补偿的救济途径,使罪犯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这就与“有权利就有救济”的法律原则相背,也不利于我国法制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势在必行。二、关于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想构建罪犯工伤制度势在必行,但我们必须得以现实条件为基础,综合考虑我国的社会环境。尽量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构建可行而有效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以此思想为指导,本文认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应该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的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目前,依据《监狱法》第73条和《罪犯补偿办法》的规定,对罪犯工伤的认定由监狱作出,对其补偿、处理机关则为监狱管理局,补偿的费用来自监狱,对工伤认定不服可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这些规定使得罪犯工伤处理的全过程都完全处于监狱系统内部,缺乏来自外面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而监狱与罪犯作为利益相对的双方,难以保障程序与结果的公正与公平。因此,只有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之外的罪犯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复议机关,罪犯工伤时才会得到较为公正、公平的结果。依托于现实的条件,本文认为其认定与处理机关应在劳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罪犯工伤虽然本质上异于一般工伤,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多的相似性。而劳动行政机关一直都负责处理一般工伤,所以其技术、经验都比较成熟,再加上其与监狱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这就保证了罪犯工伤处理的公正性。而且这样一来,罪犯在不服工伤补偿时就可以按《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使其多了一条保障权利的救济途径。(二)应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以减小监狱的经济负担。现行的《罪犯补偿办法》对此已有规定,但具体办法还没出台,导致现在的罪犯工伤补偿费用仍依该办法由各监狱在生产成本中列支,这就使监狱在面对罪犯工伤时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侵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本文认为应由各监狱共同出资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交由罪犯工伤处理机关保管、运作。这样不仅分散了监狱的风险,也使罪犯工伤的补偿不再直接和监狱的利益发生联系,就可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而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救济,有效地保障罪犯工伤时的合法权利。[1][2][][](三)应该完善立法。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关于罪犯工伤救济的规定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不仅要对上面的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固定,还必须赋予罪犯以诉权。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的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为实现诉讼目的,必须向国民开放诉讼制度,使国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利用这一制度的权能。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来。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尽管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之。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罪犯虽然是触犯刑律接受刑罚的人,但仍是我国公民的一部分亦应象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享受诉权。然而,当罪犯工伤时,按目前法律规定却享受不到诉权,而只能请求监狱管理局进行补偿。给予罪犯以诉讼权利,使其在对工伤救济不服时可以直接诉于法院,能从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与补偿,能够享受到国家审判权对国民给予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我认为《监狱法》应在第七十三条修改为:“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以赋予罪犯真正的诉权,进一步拓宽罪犯工伤的救济途径,提高我国对罪犯权利的保障水平,树立我国监狱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三、小结罪犯作为触犯过刑法,对社会造成过危害的人,法律规定让其参加劳动改造是为了让其在劳动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让其形成大众的是非荣辱观从而祛除犯罪思想。可见,法律之所以给予其劳动改造,教育的目的要大于惩罚。而教育也是为了让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邪路的人回归正途。也就是说,罪犯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其改正以前过错,逐步向正常人转化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对待,得不到正常的救济,这会在其心中留下阴影,使其对社会产生不满,对法律产生不信赖感,这就不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有效、公正的救济将有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除此,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还是人道主义的要求。罪犯工伤救济权利的缺失实际上是对罪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轻视,而对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权利的生命健康权的轻视,实际上是对生命和健康的不尊重,是不符合人道主义要求的。

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篇2

罪犯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被剥夺自由的刑罚,并交付监狱执行刑罚之人”。罪犯因其对社会造成过危害而需受到剥夺自由的刑罚,但作为人,其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作为人而享有的除自由外的其他权利。也就是说,罪犯享有的诸如生命、健康权在内的其他权利依旧与一般人相同,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其也应享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但是,至今为止,我国罪犯工伤的救济制度仍未建立,这使得罪犯工伤时的生命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所以,探索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显得十分必要。一、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势在必行论文罪犯作为在监狱接受劳动改造的特殊群体,其在劳动过程之中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罪犯因工受伤后,却往往得不到正常地保护与救济。这与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相符。而究其原因,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罪犯工伤时得不到公正、及时有效的救济。《监狱法》第73条规定,罪犯因工受伤补偿处理的主体是监狱,《罪犯补偿办法》则明确监狱为罪犯工伤的认定机关并负担补偿费用,由监狱管理局负责处理具体的罪犯工伤补偿工作。这实际上是让监狱系统自己决定是否给受工伤的罪犯以补偿或给多少补偿,而且补偿的费用也是监狱负担。这就会使监狱的决定影响其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让监狱舍弃自身的利益而去补偿罪犯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罪犯要得到公正的结果基本是不可能的。罪犯虽然失去自由权,但其依然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在得不到公正的经济救济的情况下,就使得其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也严重背离了平等保护的法律精神。(二)我国关于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立法不完善而且滞后。司法部于2001年颁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从此罪犯工伤的补偿问题便皆以此为标准。但当时国家没有统一的工伤补偿规定,待2004年1月1日国务院颁发的《工伤条例》生效时,《罪犯工伤补偿办法》规定的标准已滞后且明显过低。而实际上此《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却是至今为止罪犯工伤补偿的唯一实施标准和重要的法律依据。这就导致罪犯在遭受工伤时得到的补偿也明显过低。在工伤认定上,《补偿办法》虽然规定罪犯对工伤认定不服可以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但作为作出鉴定的监狱的上级机关,也难保鉴定结果的公正。这种立法上的滞后和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不合理会对罪犯工伤的权利造成损害。(三)罪犯工伤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亦无其他救济途径。罪犯与监狱之间不存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因此不能认定罪犯和监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罪犯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能认为是行政机关侵犯了其人身权、财产权。此外,罪犯在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属于民事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罪犯在劳动中受伤,一般是由于罪犯自己行为不慎,未注意到安全,或是监狱未提供到位的安全设施和措施。鉴于双方是实施劳动改造与接受改造的不对等关系,因此监狱不能构成侵权人(当然,罪犯在劳动中因第三人侵权行为致伤,或者监狱干警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罪犯伤亡,则可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这一法律关系,明确赔偿责任),双方之间更不是雇佣关系。不能因此提起诉讼。除此,在现行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监狱法》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在内也都没有规定罪犯工伤补偿纠纷的救济途径。换言之,在目前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罪犯工伤补偿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不仅如此,法律亦没有规定其他的救济方法,使罪犯对工伤补偿的处理不服时也无计可施。综上所述,罪犯工伤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补偿。而我国目前又没有规定罪犯不服工伤补偿的救济途径,使罪犯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这就与“有权利就有救济”的法律原则相背,也不利于我国法制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势在必行。二、关于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想构建罪犯工伤制度势在必行,但我们必须得以现实条件为基础,综合考虑我国的社会环境。尽量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构建可行而有效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以此思想为指导,本文认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应该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的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目前,依据《监狱法》第73条和《罪犯补偿办法》的规定,对罪犯工伤的认定由监狱作出,对其补偿、处理机关则为监狱管理局,补偿的费用来自监狱,对工伤认定不服可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这些规定使得罪犯工伤处理的全过程都完全处于监狱系统内部,缺乏来自外面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而监狱与罪犯作为利益相对的双方,难以保障程序与结果的公正与公平。因此,只有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之外的罪犯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复议机关,罪犯工伤时才会得到较为公正、公平的结果。依托于现实的条件,本文认为其认定与处理机关应在劳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罪犯工伤虽然本质上异于一般工伤,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多的相似性。而劳动行政机关一直都负责处理一般工伤,所以其技术、经验都比较成熟,再加上其与监狱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这就保证了罪犯工伤处理的公正性。而且这样一来,罪犯在不服工伤补偿时就可以按《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使其多了一条保障权利的救济途径。(二)应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以减小监狱的经济负担。现行的《罪犯补偿办法》对此已有规定,但具体办法还没出台,导致现在的罪犯工伤补偿费用仍依该办法由各监狱在生产成本中列支,这就使监狱在面对罪犯工伤时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侵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本文认为应由各监狱共同出资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交由罪犯工伤处理机关保管、运作。这样不仅分散了监狱的风险,也使罪犯工伤的补偿不再直接和监狱的利益发生联系,就可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而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救济,有效地保障罪犯工伤时的合法权利。(三)应该完善立法。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关于罪犯工伤救济的规定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不仅要对上面的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固定,还必须赋予罪犯以诉权。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的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为实现诉讼目的,必须向国民开放诉讼制度,使国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利用这一制度的权能。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来。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尽管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之。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罪犯虽然是触犯刑律接受刑罚的人,但仍是我国公民的一部分亦应象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享受诉权。然而,当罪犯工伤时,按目前法律规定却享受不到诉权,而只能请求监狱管理局进行补偿。给予罪犯以诉讼权利,使其在对工伤救济不服时可以直接诉于法院,能从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与补偿,能够享受到国家审判权对国民给予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我认为《监狱法》应在第七十三条修改为:“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以赋予罪犯真正的诉权,进一步拓宽罪犯工伤的救济途径,提高我国对罪犯权利的保障水平,树立我国监狱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三、小结罪犯作为触犯过刑法,对社会造成过危害的人,法律规定让其参加劳动改造是为了让其在劳动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让其形成大众的是非荣辱观从而祛除犯罪思想。可见,法律之所以给予其劳动改造,教育的目的要大于惩罚。而教育也是为了让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邪路的人回归正途。也就是说,罪犯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其改正以前过错,逐步向正常人转化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对待,得不到正常的救济,这会在其心中留下阴影,使其对社会产生不满,对法律产生不信赖感,这就不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有效、公正的救济将有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除此,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还是人道主义的要求。罪犯工伤救济权利的缺失实际上是对罪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轻视,而对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权利的生命健康权的轻视,实际上是对生命和健康的不尊重,是不符合人道主义要求的。参考文献[1]冯建仓.监狱法的充实与完善[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2]赵运恒.罪犯权利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4)[3]李常青,冯小琴.少数人权利及其保护的平等性[J].现代法学,2001,23(5)

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篇3

罪犯作为在监狱接受劳动改造的特殊群体,其在劳动过程之中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罪犯因工受伤后,却往往得不到正常地保护与救济。这与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相符。而究其原因,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罪犯工伤时得不到公正、及时有效的救济。《监狱法》第73条规定,罪犯因工受伤补偿处理的主体是监狱,《罪犯补偿办法》则明确监狱为罪犯工伤的认定机关并负担补偿费用,由监狱管理局负责处理具体的罪犯工伤补偿工作。这实际上是让监狱系统自己决定是否给受工伤的罪犯以补偿或给多少补偿,而且补偿的费用也是监狱负担。这就会使监狱的决定影响其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让监狱舍弃自身的利益而去补偿罪犯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罪犯要得到公正的结果基本是不可能的。罪犯虽然失去自由权,但其依然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在得不到公正的经济救济的情况下,就使得其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也严重背离了平等保护的法律精神。

(二)我国关于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立法不完善而且滞后。司法部于2001年颁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从此罪犯工伤的补偿问题便皆以此为标准。但当时国家没有统一的工伤补偿规定,待2004年1月1日国务院颁发的《工伤条例》生效时,《罪犯工伤补偿办法》规定的标准已滞后且明显过低。而实际上此《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却是至今为止罪犯工伤补偿的唯一实施标准和重要的法律依据。这就导致罪犯在遭受工伤时得到的补偿也明显过低。在工伤认定上,《补偿办法》虽然规定罪犯对工伤认定不服可以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但作为作出鉴定的监狱的上级机关,也难保鉴定结果的公正。这种立法上的滞后和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不合理会对罪犯工伤的权利造成损害。

(三)罪犯工伤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亦无其他救济途径。罪犯与监狱之间不存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因此不能认定罪犯和监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罪犯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能认为是行政机关侵犯了其人身权、财产权。此外,罪犯在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属于民事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罪犯在劳动中受伤,一般是由于罪犯自己行为不慎,未注意到安全,或是监狱未提供到位的安全设施和措施。鉴于双方是实施劳动改造与接受改造的不对等关系,因此监狱不能构成侵权人(当然,罪犯在劳动中因第三人侵权行为致伤,或者监狱干警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罪犯伤亡,则可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这一法律关系,明确赔偿责任),双方之间更不是雇佣关系。不能因此提起诉讼。除此,在现行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监狱法》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在内也都没有规定罪犯工伤补偿纠纷的救济途径。换言之,在目前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罪犯工伤补偿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不仅如此,法律亦没有规定其他的救济方法,使罪犯对工伤补偿的处理不服时也无计可施。综上所述,罪犯工伤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补偿。而我国目前又没有规定罪犯不服工伤补偿的救济途径,使罪犯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这就与“有权利就有救济”的法律原则相背,也不利于我国法制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势在必行。

二、关于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想

构建罪犯工伤制度势在必行,但我们必须得以现实条件为基础,综合考虑我国的社会环境。尽量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构建可行而有效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以此思想为指导,本文认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应该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的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目前,依据《监狱法》第73条和《罪犯补偿办法》的规定,对罪犯工伤的认定由监狱作出,对其补偿、处理机关则为监狱管理局,补偿的费用来自监狱,对工伤认定不服可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这些规定使得罪犯工伤处理的全过程都完全处于监狱系统内部,缺乏来自外面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而监狱与罪犯作为利益相对的双方,难以保障程序与结果的公正与公平。因此,只有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之外的罪犯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复议机关,罪犯工伤时才会得到较为公正、公平的结果。依托于现实的条件,本文认为其认定与处理机关应在劳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罪犯工伤虽然本质上异于一般工伤,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多的相似性。而劳动行政机关一直都负责处理一般工伤,所以其技术、经验都比较成熟,再加上其与监狱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这就保证了罪犯工伤处理的公正性。而且这样一来,罪犯在不服工伤补偿时就可以按《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使其多了一条保障权利的救济途径。(二)应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以减小监狱的经济负担。现行的《罪犯补偿办法》对此已有规定,但具体办法还没出台,导致现在的罪犯工伤补偿费用仍依该办法由各监狱在生产成本中列支,这就使监狱在面对罪犯工伤时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侵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本文认为应由各监狱共同出资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交由罪犯工伤处理机关保管、运作。这样不仅分散了监狱的风险,也使罪犯工伤的补偿不再直接和监狱的利益发生联系,就可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而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救济,有效地保障罪犯工伤时的合法权利。

(三)应该完善立法。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关于罪犯工伤救济的规定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不仅要对上面的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固定,还必须赋予罪犯以诉权。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的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为实现诉讼目的,必须向国民开放诉讼制度,使国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利用这一制度的权能。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来。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尽管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之。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罪犯虽然是触犯刑律接受刑罚的人,但仍是我国公民的一部分亦应象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享受诉权。然而,当罪犯工伤时,按目前法律规定却享受不到诉权,而只能请求监狱管理局进行补偿。给予罪犯以诉讼权利,使其在对工伤救济不服时可以直接诉于法院,能从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与补偿,能够享受到国家审判权对国民给予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我认为《监狱法》应在第七十三条修改为:“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以赋予罪犯真正的诉权,进一步拓宽罪犯工伤的救济途径,提高我国对罪犯权利的保障水平,树立我国监狱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三、小结

罪犯作为触犯过刑法,对社会造成过危害的人,法律规定让其参加劳动改造是为了让其在劳动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让其形成大众的是非荣辱观从而祛除犯罪思想。可见,法律之所以给予其劳动改造,教育的目的要大于惩罚。而教育也是为了让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邪路的人回归正途。也就是说,罪犯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其改正以前过错,逐步向正常人转化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对待,得不到正常的救济,这会在其心中留下阴影,使其对社会产生不满,对法律产生不信赖感,这就不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有效、公正的救济将有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除此,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还是人道主义的要求。罪犯工伤救济权利的缺失实际上是对罪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轻视,而对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权利的生命健康权的轻视,实际上是对生命和健康的不尊重,是不符合人道主义要求的。

参考文献

[1]冯建仓.监狱法的充实与完善[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

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篇4

一、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势在必行论文

罪犯作为在监狱接受劳动改造的特殊群体,其在劳动过程之中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罪犯因工受伤后,却往往得不到正常地保护与救济。这与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相符。而究其原因,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罪犯工伤时得不到公正、及时有效的救济。《监狱法》第73条规定,罪犯因工受伤补偿处理的主体是监狱,《罪犯补偿办法》则明确监狱为罪犯工伤的认定机关并负担补偿费用,由监狱管理局负责处理具体的罪犯工伤补偿工作。这实际上是让监狱系统自己决定是否给受工伤的罪犯以补偿或给多少补偿,而且补偿的费用也是监狱负担。这就会使监狱的决定影响其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让监狱舍弃自身的利益而去补偿罪犯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罪犯要得到公正的结果基本是不可能的。罪犯虽然失去自由权,但其依然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在得不到公正的经济救济的情况下,就使得其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也严重背离了平等保护的法律精神。

(二)我国关于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立法不完善而且滞后。司法部于2001年颁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从此罪犯工伤的补偿问题便皆以此为标准。但当时国家没有统一的工伤补偿规定,待2004年1月1日国务院颁发的《工伤条例》生效时,《罪犯工伤补偿办法》规定的标准已滞后且明显过低。而实际上此《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却是至今为止罪犯工伤补偿的唯一实施标准和重要的法律依据。这就导致罪犯在遭受工伤时得到的补偿也明显过低。在工伤认定上,《补偿办法》虽然规定罪犯对工伤认定不服可以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但作为作出鉴定的监狱的上级机关,也难保鉴定结果的公正。这种立法上的滞后和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不合理会对罪犯工伤的权利造成损害。

(三)罪犯工伤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亦无其他救济途径。罪犯与监狱之间不存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因此不能认定罪犯和监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罪犯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能认为是行政机关侵犯了其人身权、财产权。此外,罪犯在劳动中因工受伤,也不属于民事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罪犯在劳动中受伤,一般是由于罪犯自己行为不慎,未注意到安全,或是监狱未提供到位的安全设施和措施。鉴于双方是实施劳动改造与接受改造的不对等关系,因此监狱不能构成侵权人(当然,罪犯在劳动中因第三人侵权行为致伤,或者监狱干警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罪犯伤亡,则可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这一法律关系,明确赔偿责任),双方之间更不是雇佣关系。不能因此提起诉讼。除此,在现行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监狱法》和《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在内也都没有规定罪犯工伤补偿纠纷的救济途径。换言之,在目前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罪犯工伤补偿纠纷无法提起诉讼。不仅如此,法律亦没有规定其他的救济方法,使罪犯对工伤补偿的处理不服时也无计可施。综上所述,罪犯工伤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补偿。而我国目前又没有规定罪犯不服工伤补偿的救济途径,使罪犯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这就与“有权利就有救济”的法律原则相背,也不利于我国法制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势在必行。

二、关于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想

构建罪犯工伤制度势在必行,但我们必须得以现实条件为基础,综合考虑我国的社会环境。尽量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构建可行而有效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以此思想为指导,本文认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应该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的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目前,依据《监狱法》第73条和《罪犯补偿办法》的规定,对罪犯工伤的认定由监狱作出,对其补偿、处理机关则为监狱管理局,补偿的费用来自监狱,对工伤认定不服可请求监狱的上级机关重新鉴定。这些规定使得罪犯工伤处理的全过程都完全处于监狱系统内部,缺乏来自外面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而监狱与罪犯作为利益相对的双方,难以保障程序与结果的公正与公平。因此,只有建立独立于监狱系统之外的罪犯工伤认定、处理机关和复议机关,罪犯工伤时才会得到较为公正、公平的结果。依托于现实的条件,本文认为其认定与处理机关应在劳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罪犯工伤虽然本质上异于一般工伤,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多的相似性。而劳动行政机关一直都负责处理一般工伤,所以其技术、经验都比较成熟,再加上其与监狱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这就保证了罪犯工伤处理的公正性。而且这样一来,罪犯在不服工伤补偿时就可以按《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使其多了一条保障权利的救济途径。(二)应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以减小监狱的经济负担。现行的《罪犯补偿办法》对此已有规定,但具体办法还没出台,导致现在的罪犯工伤补偿费用仍依该办法由各监狱在生产成本中列支,这就使监狱在面对罪犯工伤时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侵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本文认为应由各监狱共同出资建立罪犯工伤补偿基金,交由罪犯工伤处理机关保管、运作。这样不仅分散了监狱的风险,也使罪犯工伤的补偿不再直接和监狱的利益发生联系,就可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而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救济,有效地保障罪犯工伤时的合法权利。

(三)应该完善立法。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关于罪犯工伤救济的规定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不仅要对上面的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固定,还必须赋予罪犯以诉权。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的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为实现诉讼目的,必须向国民开放诉讼制度,使国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利用这一制度的权能。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来。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尽管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之。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罪犯虽然是触犯刑律接受刑罚的人,但仍是我国公民的一部分亦应象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享受诉权。然而,当罪犯工伤时,按目前法律规定却享受不到诉权,而只能请求监狱管理局进行补偿。给予罪犯以诉讼权利,使其在对工伤救济不服时可以直接诉于法院,能从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与补偿,能够享受到国家审判权对国民给予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我认为《监狱法》应在第七十三条修改为:“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以赋予罪犯真正的诉权,进一步拓宽罪犯工伤的救济途径,提高我国对罪犯权利的保障水平,树立我国监狱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三、小结

罪犯作为触犯过刑法,对社会造成过危害的人,法律规定让其参加劳动改造是为了让其在劳动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让其形成大众的是非荣辱观从而祛除犯罪思想。可见,法律之所以给予其劳动改造,教育的目的要大于惩罚。而教育也是为了让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邪路的人回归正途。也就是说,罪犯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其改正以前过错,逐步向正常人转化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对待,得不到正常的救济,这会在其心中留下阴影,使其对社会产生不满,对法律产生不信赖感,这就不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构建完善的罪犯工伤救济制度,使罪犯工伤时能得到有效、公正的救济将有利于刑罚目的地实现。除此,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还是人道主义的要求。罪犯工伤救济权利的缺失实际上是对罪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轻视,而对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权利的生命健康权的轻视,实际上是对生命和健康的不尊重,是不符合人道主义要求的。

参考文献

[1]冯建仓.监狱法的充实与完善[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

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罪犯刑满释放;安置帮教;制度创新

罪犯释放是刑罚执行的最后一道工序。释放是监狱将人民法院的判决执行完毕，或者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罪犯人身自由的执法活动。安置是有关部门对监狱释放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安排工作或者安置生活的一项措施。我国《监狱法》对罪犯的释放和安置作了具体的规定。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罪犯释放和安置的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罪犯释放和安置的法律规定

(一)《监狱法》对罪犯释放和安置的规定。《监狱法》第35条规定:“罪犯服刑期满，监狱应当按期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书。”《监狱法》第36条规定:“罪犯释放后，公安机关凭释放证明书办理户籍登记。”《监狱法》第37条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监狱法》第38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各地认真贯彻《监狱法》，切实把罪犯释放和安置作为严肃的执法活动，取得了比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安置帮教，是旨在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衔接、服务管理、教育帮扶工作，积极促进他们顺利融入社会。(二)《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反恐怖主义法》第30条规定:“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在刑满释放前根据其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服刑期间的表现，释放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应当听取有关基层组织和原办案机关的意见。经评估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向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安置教育建议，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确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在罪犯刑满释放前作出责令其在刑满释放后接受安置教育的决定。决定书副本应当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被决定安置教育的人员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安置教育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安置教育机构应当每年对被安置教育人员进行评估，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安置教育的意见，报决定安置教育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被安置教育人员有权申请解除安置教育。人民检察院对安置教育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是在法律层面对该类罪犯刑满释放后的安置帮教规定得最为详细的法条。(三)《刑法》的有关规定。《刑法》第37条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3年至5年。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31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二、罪犯释放和安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罪犯释放存在的主要问题。1．《监狱法》对释放的类型规定不全面。罪犯释放按其类型可以分为服刑期满释放、人民法院裁定释放、假释(附带条件的提前释放)和特赦释放等类型。服刑期满释放是指按照人民法院判处的刑期，监狱在执行完毕之日进行的释放。人民法院裁定释放是指因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当事人申诉引起再审程序，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判决，监狱按照人民法院的判决进行的释放，一般指由于冤假错误的裁定以及对原判刑罚的减轻而实际服刑时间超过新确定的刑罚的释放等。假释是对确有悔改表现、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由人民法院裁定予以释放并进入社区服刑的执法活动。特赦释放是指监狱根据人民法院按照国家主席签发的特赦令对特殊群体罪犯裁定免去部分刑罚的释放。我国目前的《监狱法》等法律仅仅规定了服刑期满释放和假释，亟待在修改《监狱法》时完善罪犯释放的类型。2．《监狱法》中关于罪犯凭释放证办理户籍登。记的规定已经不合时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对判刑的罪犯采取户口注销的政策，罪犯刑满释放后，再凭释放证到原户籍地重新申报户口，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管理的重要措施，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行《监狱法》第36条的规定正是当时的社会管理措施在《监狱法》中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对判刑的罪犯不再注销户口。2003年8月，公安部出台《三十项便民措施》，明确了“取消被判处徒刑、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员注销户口的规定”。监狱在押罪犯中还有极少一部分是2003年8月份之前判刑入狱，需要重新办理户籍登记，绝大多数罪犯不存在凭释放证办理户口登记的问题。建议在修改《监狱法》的时候对此作出重新规定。3．罪犯释放路费发放缺少制度规范。给刑满释放的罪犯发放路费是新中国监狱工作的一贯做法。《劳改条例》和《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都有具体规定。尽管现行《监狱法》中没有罪犯释放时发给路费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一直沿用过去的规定，发给刑满释放人员路费和途中伙食费，并在“监狱基本支出经费”中的“狱政费”的项目中列支。由于刑满释放人员个体的差异性较大，有的释放时账上有钱，有的没有钱，有的居住地离监狱很近，有的离监狱很远，甚至有外国籍的，加上监狱管理部门没有出台具体的指导意见，导致罪犯刑满释放路费的发放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目前不少监狱对账上有钱的、家中有人来接的、监狱送回的不发路费，账上无钱的且离家较远的，酌情发给路费。在确定具体数额上，主要依据乘坐大巴和绿皮火车的标准测算，不能乘坐飞机和高铁。因此，在是否发放路费、发放标准和管理上亟待立法并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4．特赦缺少具体的法律规制。一是特赦没有单独立法。特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目前仅仅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文里有所涉及，而且很不具体。《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用的是“特赦”，《刑法》用的是“赦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时间里，一共适用特赦9次(包括2019年特赦)，大多数针对战争罪犯或者与战争有关的罪犯，只有第一次、第八次和第九次特赦涉及普通刑事罪犯。二是特赦的条件过于严格。例如第八次特赦，特赦对象必须是2015年1月1日之前正在服刑的罪犯，要求“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具有模糊性，且难以判断。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者评估方法，只从罪犯在看守所或监狱的日常管理下的表现情况判断其是否确已改恶从善或者是否具有现实危险性，这种做法的科学性值得怀疑。如何评估拟特赦对象的“现实社会危险性”?由什么部门、按照什么标准来评估?第九次特赦时，有关文件要求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根据刑罚执行机关请求，协调原侦查机关，对拟报请特赦罪犯开展现实社会危险性评估，及时反馈明确的倾向性意见”〔1〕。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如何对一个在监狱服刑一定时间(有的服刑时间可能在10年以上)的罪犯开展评估?监狱和社区矫正机构是仅仅提供一个名单还是需要提供其他有关材料?总之，目前我国赦免的条件过于严格，限制条件过多且主观随意性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赦免制度功能的发挥。5．罪犯释放衔接缺少法律规制。现行《监狱法》对罪犯释放时的衔接没有作出规定，释放时的衔接主要依靠政策来调整。按照有关规定，对监狱评估出的重点帮教对象(重新犯罪可能性较大的、“三无”和“三假”等人员)，在刑满释放之日，“司法所要动员其安置帮教责任单位、家庭成员和村(社区)代表在此类人员刑满释放之日将其接回”。有些地方还明确了部分刑满释放人员由监狱将其送回刑满释放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交接工作。在监狱工作实践中，衔接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一是地方有关部门以人员紧张、没有经费、没有交通工具为理由，不到监狱来接，监狱也无法制约，尤其是跨省的“接”很难落实到位。二是监狱的“送”，既无法律依据，也无政策依据。有时候监狱将刑满释放人员送回，地方司法行政部门也不接收，个别刑满释放人员亲属因罪犯服刑期间的“工伤”问题、疾病治疗问题纠缠，甚至围攻民警。三是部分刑满释放人员拒绝“接”和“送”。该部分刑满释放人员认为自己已经刑满，是自由公民，“接”和“送”是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没有法律依据。监狱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感到很棘手。(二)罪犯释放后安置存在的主要问题。1．政府帮助安置生活与新时代要求不吻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就业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增就业人员的就业主要靠市场调节。无论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还是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都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解决，政府不会大包大揽。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就业问题同样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现行《监狱法》第37条“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的规定与当前的形势发展已不吻合，需要在修改《监狱法》时给予重新规定。2．过渡性安置实体数量少、功能不足。近年，各地在落实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就业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其中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探索建立“过渡性安置实体”。但从总体上看，“过渡性安置实体”建设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以县级为单位设立，有的地方落实到乡镇(街道)的司法所设立，还有的地方仅仅写在文件上，实际上并没有组建起来。二是运作不够规范。已经建立的“过渡性安置实体”往往挂靠在某一个企业，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热心此项事业，会主动积极配合安置帮教部门的工作，如果是上级领导的“一厢情愿”，实践中就会大打折扣。部分需要安置的刑满释放人员对安置不满意，也会很快离开该实体。三是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按照有关规定，对“过渡性安置实体”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同时减免相关税收。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有关政策落实不到位，影响“过渡性安置实体”的正常运行。3．缺少民间性质的回归保护组织。罪犯刑满释放以后能否适应社会，有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给予一定的保护显得非常重要。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民间性质的保护组织，例如美国的“中途之家”、日本的“更生保护协会”、我国香港地区的“善导会”等，这些组织都是保护刑释人员的民间组织，帮助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生活没有保障的刑释人员，度过“危险期”，以逐步适应社会。2008年7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建立了中国内地首家社区服刑、刑释解教人员(以下简称两类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阳光中途之家”属民间非营利组织，朝阳区政府出资为主，多方筹集资金为辅，采取民间机构运作、司法局监督指导的方式开展工作。“阳光中途之家”将整合并拓展原有的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和领域，为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提供宿舍安置、职业发展、衔接管理、暂时落户、心理咨询与辅导、生活救助、法律援助、释解前后辅导、法院社工服务、社区教育、家庭支援、社区帮扶、志愿者发展、理论研究与发展等多种服务项目。〔2〕类似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阳光中途之家”的机构在全国还有一些，但是总体上数量不足，功能发挥受限。4．前科报告制度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产生一定影响。前科报告制度，是指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我国《刑法》第100条对此作出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如实报告仅限于入伍和就业时，除此之外，不再有此报告的义务。多年来，刑满释放人员就业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除刑满释放人员本身不具备相关的职业技能外，很大程度上因为曾经在监狱服过刑。实践中，如果刑满释放人员向就业单位如实报告，就可能面临不被录用或者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后果，大多数的人选择了不报告，这也使《刑法》第100条的规定形同虚设。“遵守法律(这条规定)不能带来任何利益，反而是可能的不利;不遵守却并没有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对刑释人员就会造成不公平的后果，试想两个条件相当的刑满释放人员去应聘一个工作岗位，一个如实地报告前科，一个则相反，在招聘单位或雇主不进行认真核查的情况下，结果很可能就是没有如实报告的那个人得到了该岗位，遵守规定的却得不到。因而，前科报告制度在实际中有可能造成社会信用的丧失，造成不公平。”〔3〕

三、完善罪犯释放和安置制度的对策措施

(一)完善罪犯释放的类型。我国现行《监狱法》仅仅规定了“服刑期满的释放”和“假释”。建议在修改《监狱法》的时候增加另外两种释放的类型:一是人民法院裁定释放。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冤假错案被纠正，“罪犯”被无罪释放;其二是经过审判监督程序，减轻了原判刑罚，实际服刑时间已经超过了裁定确定的刑期而予以释放。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12年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案件4553件，人民法院审结3093件，改判1630件2278人。〔4〕这些案件还不包括人民法院自己发现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这些案件中，就有裁定释放的案例。二是特赦释放。特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制度。特赦令由国家主席签发，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依法作出裁决，对符合特赦条件的罪犯免去其剩余的刑期，恢复其人身自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进行了9次特赦。(二)完善释放相关流程。主要包括:一是要明确具体的释放时间节点。目前法律规范对具体的释放时间节点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比如释放日期是6日，那么是6日的零时释放?还是24时前释放?从规范执法角度出发，应该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罪犯服刑期满或者人民法院裁定释放的，应该在释放日上午的工作时间内完成释放工作”。二是改革和完善释放路费发放办法。建议罪犯刑满释放时路费的发放采取“申请制”，对账上确实没有钱的罪犯，依据罪犯的申请，合理测算路费，原则上不得乘坐飞机，按照高铁和长途大巴等交通工具进行测算，并留有余地(考虑到中途转车或者赶不上车需要住宿等情况)。对账上有钱或者有人来监狱接回，或者监狱负责送回的，一律不发路费。上述做法需要从立法上作出规定，或者授权由省级监狱管理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规范。三是取消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刑满释放办理手续的规定。(三)加强特赦法治建设。一是要明确特赦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就适用对象而言，应将普通刑事犯纳入特赦范围之内，而且所有犯罪人，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无论初犯还是累犯，也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得到特赦。二是明确特赦的提请机关。特赦是国家对罪犯的恩惠，对什么群体的罪犯恩惠是国家的权力，应该由国家机关行使特赦的提请权。如果由罪犯提出，无法避免罪犯滥用提请权，国家可能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审查是否给予特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国家的司法成本。三是要完善特赦立法。我国的特赦制度立法应该包括总则(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特赦的概念、对象和适用范围等)、特赦的程序(主体、提起、特赦令、裁定、执行等)、附则(生效日期、解释等)。(四)完善重点和特殊罪犯释放衔接机制。一是要落实重点帮教对象的“必接”。对罪犯刑满释放前监狱评估出的重新犯罪可能性较大(高度以上危险等级)以及“三无”(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人员，监狱要将相关材料寄送刑满释放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安置帮教建议，地方司法行政部门要落实在释放之日将其接回，并明确责任人做好管控和帮教工作。二是要妥善处理好特殊群体罪犯的“交接”。精神病罪犯刑满释放时要落实好“交接措施”，提前联系好其亲属或者监护人到监狱将其接回。艾滋病罪犯刑满释放前，监狱应当将艾滋病罪犯的治疗情况及时通报监狱所在地和罪犯原户籍所在地的疾控部门，做好“转介”工作，防止脱管失控。外国籍犯主刑执行期满附加驱逐出境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关于强制外国人出境的执行办法的规定》(公发〔1992〕18号)执行。三是依法依规处理好“释放难”。在监狱实践中，部分刑满释放人员释放时以服刑期间的“工伤”、疾病等问题纠缠监狱，要求给予巨额经济赔偿，甚至纠集一部分亲友围攻监狱，干扰正常的释放流程。尽管是极个别的现象，但对监狱正常的工作秩序造成危害。在处理“释放难”的问题上，要依法依规处理，要在罪犯刑满释放前做好研判工作，协调户籍地相关部门以及监狱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确保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避免出现网络炒作。(五)重视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工作。监狱应该按照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做好职业技能培训，而不是按照监狱的生产项目进行技术培训。刑满释放人员居住在城市的，在街道进行失业登记，符合相关就业政策的，按照要求选择工作岗位。没有技术的，纳入再就业人员培训计划，参加相关培训。鼓励和引导刑满释放人员自谋职业，并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支持。家住农村的，原有的责任田(林)要归还刑满释放人员，继续落实承包责任制。符合升学条件的未成年人，要做到不歧视，落实就读措施。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第100条进行修改，重新调整“前科报告制度”，减少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歧视。“前科报告制度”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有利于用人单位掌握和了解被录用人员的历史和履历，但其不属于《刑法》调整的内容，如果一定要规定，可以考虑在《劳动法》或者《劳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六)建立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和回归保护制度。一要建设好过渡安置实体。要明确“过渡安置实体”的“过渡”性质，一般不能超过三个月。“过渡安置实体”要通过政府投入、社会支持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其功能要具备食宿、教育、培训、救助等，主要用于安置“三无”“三假”等人员，其间要通过多种渠道分流出去(如养老院、社会福利院等)。二是完善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救助制度。对刑满释放人员中失去劳动能力的或者收入很低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当地政府应该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三是建立回归保护组织。近年来，我国出狱人保护工作有所发展，“有的地区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指导下，出现了一些为刑释人员服务具有公益性的社团组织，如陕西、辽宁、黑龙江、上海等地的回归社会协会、帮教协会或基金会，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5〕。从长远来看，各地都应该组建回归人员保护组织。该保护组织为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按照章程开展相关活动，致力于回归人员的保护工作，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预防和减少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

参考文献:

〔1〕陈一新．严格依法做好特赦实施工作确保取得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EB/OL〕．(2019－06－30)〔2019－07－07〕．

〔2〕袁京．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6月启用〔EB/OL〕．(2008－04－19)〔2019－09－08〕．

〔3〕莫瑞丽．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1．

〔4〕中国检察年鉴(2013年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506．

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篇6

人权是宪制国家制度下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罪犯人权则是公民人权的一个特殊内容，是其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及表达方式。保护罪犯人权是监狱工作法制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社会主义法制理念、适应国际人权发展形势以及对应国际人权斗争的客观需要。它不仅符合当今世界的行刑趋势，有利于降低刑罚的负面影响，实现刑罚目的，而且更有利于提高监狱人民警察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树立我国监狱的良好形象。

一、我国在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

罪犯人权是人权的一个特殊内容，它是指具有罪犯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利益、提出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主张。在刑罚实践中，罪犯人权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含义。广义的罪犯人权是指所有具有罪犯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而狭义的罪犯人权是指被判处自由刑并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在我国，监狱服刑是自由刑最典型的执行方式，这种方式适用率高，执行情况复杂，因而它所涉及的罪犯人权问题便成了刑罚制度中的一个焦点、难点和热点，倍受社会关注。

罪犯的人权源自《宪法》。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文明法治理念明确地写进了宪法。宪法的这一内容为尊重和保障罪犯的人权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对罪犯实行人权保障是我国政府的传统主张和基本做法，司法系统特别是监狱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机制，其成果集中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一规定，一方面明确了监狱对罪犯权利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也界定了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享受的权利范围。从目前我国监狱的行刑实践看，《监狱法》所规定的这些基本权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展开，一般情况下罪犯已享了生命权、健康权、人格不受侮辱权、娱乐权、财产权、婚姻家庭权、宗教信仰权、未被剥夺的选举权、通信权、会见权、申诉权、辩护权、控告检举权、受教权、批评建议权、立功受奖权、刑事减刑假释与保外就医权、劳动权、劳动保护和报酬权等基本权利。其中，对生命的敬畏和人格的尊重是罪犯人权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我国法律还是行刑实践都是十分明确的。

据有关权威部门的调查结论显示，我国监狱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罪犯人权保障问题上，总的发展态势正呈现出一种不断文明与进步、不断改进与完善、不断人性化与人本化的良好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罪犯人身权利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对罪犯生命、人身安全的保障。据统计，我国罪犯的死亡率，只相当于我国社会人口死亡率的50.85%，其中非正常死亡只占死亡罪犯总数的17.66%。相关调查还显示，在不仅罪犯的死亡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在罪犯自杀、其他罪犯行凶致死、民警违纪致死等方面，更是呈大幅下降态势。

第二，正常生活的权利得到基本保证。据罪犯调查材料反映出，他（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对监狱提供的饮食、饮水、居住、被服以及零用钱等方面的供应或服务感到较为满意，不满意的人数不足10%，只有饮水一项的不满意率较高，达到了18.4%。

第三，罪犯维持身心健康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监狱系统已经形成了由省中心医院、监狱医院和监区及分监区医务室组成的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其中罪犯床位占比56%以上。无论是卫生技术人员的配置还是罪犯就诊次数，均大大高于全国居民的平均水平，分别达到每千人11.38人（全国居民每千人为6.12人）、每万人8.73次（全国居民每万人为1.9次）。另外，监狱对患有疑难病症的罪犯，均邀请社会上的医学专家诊治；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罪犯，依法实行监外执行。调查显示，86.2%的罪犯反映他们在监狱生病时能得到及时治疗；将近80%的罪犯反映自己生病时监狱在伙食、劳动和休息等方面能够给予照顾。

第四，罪犯的人格受到尊重和保护。调查显示，有92.1%的监狱民警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本监狱没有发生过民警刁难、歧视或侮辱罪犯人格的事情，只有6.6%的民警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发生此类事情1~2起。对罪犯的问卷调查也印证了上述回答：有92.5%的罪犯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没有发生过民警体罚、虐待、殴打罪犯的事情，只有6.1%的罪犯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发生过1~2起此类事情。

（二）在罪犯教育和文化娱乐权利方面

第一，相关调查显示，有99%的罪犯接受了思想教育。这一措施使我国的重新犯罪率一直保持在6~8%的较低水平上。

第二，有93.5%的罪犯接受了文化教育。经过教育安排的文化教育，罪犯的脱盲率达到67.7%；达到小学或初中毕业水平的罪犯占比38.4%。

第三，有65.1%的罪犯接受了职业技术培训。在职业技术培训上获得提高的罪犯占比64.3%，其中不少罪犯还获得了不同等级的技术证书。

没有接受上述教育在犯罪，要么属于老弱病残，要么因为自己是文盲且年龄较大（50岁以上）。

第四，有94.8%的罪犯参加过各种文化活动；有61.5％的罪犯参加过文体活动；一周内，看电视1次的罪犯为94.8%、2~3次的罪犯为45.6%、6次以上的犯罪为8.4%；一年内，看电影1场的罪犯为62.6%，6场以上的罪犯为25.5%。

（三）在罪犯劳动及劳动保障权利方面

第一，监狱基本保障了罪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安全与健康、拥有必要劳动条件、预防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危害、承受适当劳动强度等方面的权利。调查显示，罪犯认为劳动强度很大的占比10.4%、认为劳动强度不很大的占比89.6%。

第二，监狱主要以实物形式给罪犯支付适量的劳动报酬，同时辅之以零用钱、奖金、技术津贴等方式。在对罪犯关于“超额完成劳动任务能否获得一定的奖金”这一问题时，有61.8%的罪犯给予了肯定回答。

第三，休息权利保障上，劳动时间日均8小时以下的罪犯占比71.2%、9~10小时的占比22.3%、11小时以上的罪犯占比6%；每周休息1~2天的罪犯占比80.4%；法定节假日能够得到休息的罪犯占比75.8%，回答不能得到休息的仅占2.8%；提问“生病能否得到伙食、劳动或休息方面的照顾”时，有78.1%的罪犯给予了肯定回答。

（四）在罪犯会见、通迅、诉讼等权利方面

第一，罪犯半个月接见1次的占比8%、1个月的占比43%、1个半月的占比3.5%、2个月的占比13.8%、3个月及以上的占比20.1%。罪犯在接见时能够接收到亲友物品的占比97.5%、少量钱财的占比98.7%。

第二，罪犯认为通迅权利“有保证”的占比80.5%、“有时有保证”的占比16.4%，只有2.3%的罪犯回答说通迅权利“没有保证。”

第三，罪犯认为在监狱里申诉渠道通畅的占比79.3%、自己提出检举和控告的占比分别为12.2%和3.5%。

（五）在罪犯奖惩及程序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

在问及监狱民警实施的奖励是否符合法规及有关程序时，罪犯回答“都符合”的占比42.5%、回答“大部分符合”的占比49.2%，二者之和为91.7%；在问及监狱民警实施的处罚措施是否符合法规及有关程序时，罪犯回答“都符合”的占比40.9%、回答“大部分符合”的占比50.3%，二者之和为91.2%。

（六）在罪犯财产权利方面

在问及监狱有无民警向罪犯或罪犯家属索要财物时，罪犯回答“有”的占比15.4%、回答“无”的占比84.5%；在问及监狱有无民警侵占罪犯私有财物时，罪犯回答“有”的占比8.8%、回答“无”的占比90.8%。

以上调查报告及相关数据表明，就其总体状况来看，我国罪犯人权是得到切实保障的。监狱在将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遵纪守法、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新人这一根本问题上，其职责履行是较到位的，基本上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二、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的进步得到了罪犯及社会的认同，并已成为确保监内安全稳定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面对国际公约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新要求，从操作层面上看，我国罪犯人权保障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劳动改造理论上存在缺陷，致使罪犯超时、超强度、高危险性作业成为当然。若站在现代文明监管的视角来看，那么，罪犯的劳动既是义务，更主要地应该理解为权利。但是，圄于广大民警对现代法治理念的匮乏，在监狱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中，长期以来一直将劳动改造片面解读为罪犯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义务。一些罪犯在劳动负荷偏重，劳动保护力度较弱，罪犯劳动改造一直存在着量过大、强度太高、危险性突出等问题。一些监狱在季节性生产中随意延长罪犯劳动时间，任意增大劳动强度；一些来料加工、来件加工的生产项目，为了保证合同约定期限完成任务，也不得不要求罪犯超时、超强度劳动，甚至加班加点吃住在工地，挤占法定假日和休息时间；还有一些监狱下达给罪犯的劳动定额太高，变相迫使罪犯超时、超强度劳动等。这些现象不仅造成罪犯在短时期内体力透支，侵犯了罪犯的身体健康权，而且直接违背了《监狱法》和相关法律的精神。同时，一些监狱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利润，坐视罪犯的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致使相关安全制度得不到应有的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更无保障，这就必然增大发生监管安全事故的可能性。更令人诟病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及行刑观念的过于老套、陈旧，我国、尤其是我省的很多监狱都建立在老、少、边、穷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必然造成罪犯的居住、生活条件极差，而且从事的劳动多是高瓦斯、高粉尘、高危险性的采掘作业，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监狱在劳动场地的防粉尘、防有害气体、防辐射、防噪音、防高温、防冻裂等方面的劳动保障措施基本不到位，只有很少监狱能够达到标准作业条件。长此以往，罪犯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权利，在这些监狱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被漠视化，边缘化。

2、罪犯的部分非主体权利被忽视，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值得关注的软肋。我国监狱在长期行刑实践中对罪犯人权的生命权、财产权、平等权等主体权利比较重视，执法责任明确到位，保障措施多较得力，保障机制也基本形成，效果尤其显著。不幸的是，个别监狱仅凭此据，就自诩他们已经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不再思进取。可叹的是，他们无意中陷入了浅层思维的误区，并由此导致了执法工作中的直线思维。实际上，罪犯人权概念的范围或边界是十分宽广的，其内涵更是非常丰富的。从理论上看，它至少包含罪犯人权的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两个基本方面。上述监狱所做的主要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基本上局限于罪犯人权的主体部分，而对其非主体部分却被无意识化了、被弱化了。在我国监狱长期司法实践中，罪犯非主体部分人权的缺失在一些监狱已成为一种习惯，一些执法人员对此的反应也相当迟钝，比如，他们对罪犯的婚姻家庭了解关心少，法律援助和支持力度欠缺，对罪犯宗教信仰、批评建议、自我辩护、学习受教育再就业培训、刑满释放后获得安置和就业的权利等重视不够，更有一些监狱的个别执法者，将罪犯的合法信仰视为邪教，把批评建议视为抗议，把自我辩护视为拒绝认罪，把刑满释放后获得安置和就业的权利看作与己无关，等等。他们对罪犯人权的非主体权利方面缺乏正确认识，保障意识不到位，必然造成监狱罪犯人权保障工作的软肋。这种状况，同加强对罪犯人权保障的司法改革大趋势很不相适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3、部分监狱执法人员在罪犯考核、行刑等问题上缺乏实质上的公平公正公开。行刑上一律平等是监狱罪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时，应当对所有的受刑者平等对待，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只要获得同样的考核记分，刑罚处遇就理应相同，绝不能因权势地位、富裕程度的不同而对该部分罪犯搞特殊化，特别是职务犯集中关押的监狱，放松监禁，减轻劳动定额，同时对另一部分罪犯又加以歧视，做不到一视同仁，不体现公平公正。特别是在掌握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的条件或标准上，更应显示出其平等性，谁符合条件，谁不够条件，都要严格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搞亲疏贵贱，更不能搞特殊化。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监狱的所作所为，同行刑平等公正的要求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个别方面甚至相去甚远。有的为了搞好监狱的生产经营，利用罪犯的社会关系销售产品、承揽加工业务、获取优惠货款、减免税费，以优惠价格购买原辅材料；有的利用罪犯的社会关系办理个人事务，实现家属调动、子女就业、亲友安置等个人目的；还有的利用罪犯（特别是职务犯）的社会关系为自己谋私利等。作为“回报”监狱对这部分“有功”罪犯在处遇等级、减刑幅度、假释条件保外就医等方面给予优惠，出现所谓“妥协执法”，进而导致司法腐败。上述现象在监狱里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监狱执法的公平公正，侵害了罪犯在“行刑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

4、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操作程序上，公允性和透明度欠缺。按现行“减、假、保”的具体操作程序，主要是由罪犯所在监狱有关部门，根据其计分考核或病情诊断书，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上报有关法院提请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法院又主要是依据监狱呈报的书面材料，直接裁定这些罪犯的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而未能完全将上述法律活动采取听证、庭审等公开性、透明性的司法行为。从保障人权的视角看，这种操作程序忽视了以下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无论是减刑、假释还是保外就医等，都是法律所赋予在押罪犯单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其个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是否行使以及怎样行使这些权利，理论上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考虑或决定，而不应该由监狱越俎代庖。二是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问题，应该以在押罪犯自己作为刑罚行为人为主体，应该由他们自己直接向相关法院提出申请，监狱所应该并必需做的，只应该是向法院提交该在押罪犯在改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或相关法律材料，目的是证明该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司法要件。

5、在其他罪犯特别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诸如未成年犯、女性罪犯、少数民族罪犯、艾滋病罪犯、外籍罪犯等。无论从立法还是执法的角度看，迄今仍未制定出系统、详细的法律法规。未能很好地顾及到未成年犯、女性罪犯、艾滋病罪犯、少数民族罪犯、外籍罪犯等在生理、心理、年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和特点，未能采取切实措施来保障他们的人权，特别是在个人隐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学习进步、劳动保障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积弊和热点问题，亟待改进完善。

必须明确指出，在分析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时，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向性的原则问题有必要再次重申：这就是，我国监狱不存在恶意侵犯罪犯人权的动机与行为，与当前国际人权斗争中西方国家对我行刑区域人权保障的攻击在性质上完全是两回事，风马牛不相及，决不能加以混淆或等量齐观，否则就必然会落入别有用心的某些国家或政治势力设置的陷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和我国监狱实行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认为宗旨”的方针，从根本上拒绝了对罪犯人权的藐视与侵犯。迄今，在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但是，尽管如此，客观理性地、冷静科学地剖析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我国根本制度与监狱基本方针上的问题，而是在发展中特别是操作层面出现的非主流性的、非实质性的问题。

三、我国监狱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目前我国监狱司法系统之所以存在包括上述方面在内的诸多问题，其产生与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更是纷繁复杂的。归结起来，其主要原因有：

1、监狱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上存在缺陷。

相关法律之间没有实现对接，出现了监狱对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的法律性缺口。从全局上看，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组织较晚，再加上我国对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建立时间不长，以《监狱法》为标志的罪犯人权保障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迄今只有10多年时间，整个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至今仍处在探索和初创阶段，这与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相吻合。上述历史的和时代的烙印，直接或间接地诱发出操作层面上的一系列问题。一是法律存在弹性空间和模糊概念，给法律自身造成负面影响。作为保障罪犯人权的主体法律－《监狱法》本身不够完善。如《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但没有规定对不执行这一规定的责任追究制度与措施，致使目前相当一部分监狱民警吃“皇粮”、罪犯吃“囚粮”的问题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与落实，在法律上给地方财政拨款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弹性空间。又如《监狱法》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由于法律对“参照”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和界定，对“季节性生产”也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规定，这就为一些监狱无限制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埋下了伏笔、隐患，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从《监狱法》中找到所谓的“依据”和借口，造成一些非农业性的来料加工、来件加工等监狱企业，经常以“季节性赶工”、“不能延误合同”等各种各样的借口，迫使罪犯加班加点，不得不延时劳动。二是相关法律未能实现对接。近年来，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主要法律法规相继进行了修订，而作为刑事执法最主要的法典－《监狱法》已颁布近12年，却一直没有作相应修订，导致《监狱法》中关于保障罪犯人权的条文与修改后的其他法律条文相驳，跟进速度明显滞后，使罪犯人权保障的质量与水平的提升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三是少数监狱管理局、监狱超越《监狱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力定位，自行制定五花八门的“土政策”、“土规定”（比如假释破余刑等管理规定），习惯用老办法实施监管，形成法律对罪犯人权保障的滞后效应，从而导致侵犯罪犯合法权利的违纪违法事件屡屡发生。

2、监狱民警对罪犯人权保障观念淡薄。

监狱司法活动主客体强弱碰撞必然产生偏离履责主体的问题。监狱民警是罪犯人权保障的主导力量，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过分强调监狱专政的功能扩张，不少监狱民警政治观念淡薄，人权意识不强，重“人治”轻“法治”，总是抱怨《监狱法》对罪犯权利的保护规定太多，对监狱民警行刑的禁令太苛；更有不少监狱民警对国际人权公约等有关囚犯待遇方面的国际性文件缺乏学习和掌握，还有部分监狱民警竟然不知晓罪犯人权保障国际公约为何物。这种落后的思想观念与监狱民警的履责要求极不相称。

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欠发达的经济状况，造成监狱物质保障严重滞后，并由此带来监狱内部管理安排上的种种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国家财政大幅增加，但是总体上讲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各个领域的欠账太多，财政压力凸现。监狱建设的欠账尤甚，居然连最基本的开支都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以2002年度为例，全国监狱系统各级财政的全部拨款仅占应拨款额的3\4，缺口巨大。长期以来，我国监狱习惯上采用的是财政拨款外加生产补充的财政体制。更有甚者，某些时期其狱内生产收入居然成了监狱的主要财源。这种尴尬的状况，迫使监狱实际上履行了监管改造和创造经济效益这样的双重职能。为了生存和维持，许多监狱对监狱企业都进行了层层承包经营，并缴纳承包风险金。结果造成监狱不得不将工作重点放在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上，罪犯劳动改造的性质异化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劳动。同时，损害罪犯的权利也成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性选择，进而成为滋生超时、超强度、无劳动保障措施等侵权现象的温床、土壤。

4、监督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不健全。

《监狱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了罪犯的基本权利，这在行刑实践中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监狱罪犯人权保障却形成了实际的盲点，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罪犯的人权保障缺乏监督，甚至被遗忘。从而，使法律规定的罪犯人权保障措施在实际落实中被严重衰减、弱化。纪检、检察、监察、法制、狱政部门以及有权机关对罪犯人权保障监督远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社会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罪犯的法律援助还十分被动，不仅实际行动少，更未形成相应的长效机制。

5、罪犯自身维权意识较弱。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普法教育，罪犯的维权意识逐步增强，特别是近年监内罪犯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但是，在守旧的强势监管面前，不少罪犯虽然明知自己享有某些方面的权利，但是仍然不愿意去触动维权那根弦，表现出对维护自身权利的信心缺乏。也有的罪犯概念模糊，界限不清，分不清听管服教与确认自己权利的关系，甚至渗入一些私心杂念，在维权过程中畏首畏尾，使监狱民警在保障罪犯人权工作中的失误缺乏自省的动力，自我感觉良好，使罪犯安于现状的风气成为既成状态。也有一些罪犯维权方法单一，或者采取打击报复、越狱逃脱等极端手段进行对抗，使自己坠入违规违纪又犯罪的泥潭。

四、解决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对策

监狱人权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立法、司法、社会、监狱、罪犯、监狱民警等方方面面，彻底解决监狱人权保障问题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同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它还有赖于同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大背景。离此，无异纸上谈兵，徒劳无益。但是，如果我们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改进、优化乃至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级来解决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应该不算太离题的选择，这也正是本文主旨之所在。

1.大力加强对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的研究、学习与宣传，着力改变行刑观念，切实增强罪犯维权意识。把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内容和监狱法等相关法规作为学习内容，分别组织监狱民警和服刑人员进行学习。在学习中可以或者应该做到：一是分别编辑监狱民警和服刑人员学习材料，并根据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不断充实材料内容；二是将对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学习纳入监狱民警岗位练兵的内容，适时适度进行考核；将罪犯的学习纳入教育改造内容，进行量化考核；三是组织人权问题专家给监狱民警作报告，从宏观上理论上了解和把握人权保障问题的实质；四是有的放矢地解决监狱民警在保障罪犯人权和罪犯在维权中的错误认识，进行正面引导，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宪法、监狱法上来，增强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自觉性。

2.将涉及罪犯权利的各项制度逐条落到实处。执法无小事，监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强化罪犯权利保障意识。作为执法者，监狱民警必须坚持做到“有法必依”，一定要把相关规定落到实处。监狱民警要对保障罪犯人权的规定作正面的积极的理解，站在保障罪犯人权的角度去思考，摒弃对罪犯居高临下的思维方式和在理解中掺杂私心杂念，防止在落实保障人权的规定发生误导，走偏方向。必须明确，监狱法既然规定了，就应坚决执行，不应有丝毫的犹豫和彷徨。比如，在监狱中除在季节性生产情况下可以调动劳动时间外，罪犯每天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罪犯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享有休息的权利。笔者坚持认为，季节性生产应该严格界定在农业生产上，而且应该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社会上实行双休日，监狱可以考虑同样实行双休日；在劳动保护和改善劳动环境上，虽还谈不上立即与国际主流趋势完全接轨，但起码也应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基本适应（可喜的是，目前我国分布于老少边穷的绝大多数监狱都在进行布局调整，促使其迁移到大中城市或主要交通干线边沿，这一战略部署的主要目的就是让罪犯脱离封闭落后的恶劣环境），完善工伤保险和给予一定的健康津贴等。对罪犯权利的非主体部分，则应在完善和改进监管措施中保证落实，其关键是监狱必须以相关的主体法律为执法依据，下决心果断地废除“土政策”、“土办法”等自定的规章制度，切实维护罪犯人权保障这个大局。

3.改革监狱管理体制，完善监狱监督机制。我国监狱人权保障固然会受到具有中国特色监狱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但它的核心还是一个体制方面的问题。客观地说，没有充足的理由认定一个监狱政策的制定者抱有制定或维持一种阻碍罪犯人权保障措施实施机制的主观不良动机；既有的体制及运行机制过多地承载着中国国情的历史“宿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切实解决目前监狱中包括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其捷径依然在于从改革监狱管理体制、完善监狱监督机制入手。具体讲，以解决监狱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作为突破口，彻底改革现行的监狱的管理体制和内部资源配置制度，建立监狱刑罚执行管理和生产管理、执法经费支出和监狱生产收入相分离的运行机制，落实“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新体制，彻底解决吃“皇粮”、“囚粮”的问题，让监狱集中精力于监管工作，让监狱民警从繁重的经济压力下解脱出来，在提高改造质量上下功夫，从各个方面加强对罪犯的人权保护力度。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狱监督机制，逐渐实现监督机制规范化。在行政上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监督机制，充分利用地方人大、政府、政协、社会团体对监狱的正常法律和工作监督，充分发挥监狱系统从上到下的内部监督，把罪犯人权保障的各方面落到实处。同时，利用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罪犯的批评建议权，对罪犯人权保障实行全方位的立体推动。

4.站在依法治国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高度，进一步健全罪犯人权的立法、行政、司法保护的法律体系，做好相关法律的对接，使对罪犯的法律性保障不出现漏洞。笔者认为，这方面只能寄希望于国家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法律体系的完备。不过，从一名普通监狱民警的角度上说，我们希望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能做到三个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宪法的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劳动法等非监狱法律体系中的相关法律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国际人权公约相关内容衔接。做到百密而无一疏，使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完善的链条，并将之作为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有的、不容舍割的内涵。唯有这样，罪犯人权保障问题才有可能从法制体制上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结束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罪犯作为犯了罪的特殊公民，国家和政府为了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秩序与利益而强制他们在监狱里服刑。他们在服刑期间，其部分权利被依法剥夺或受到限制，这是社会正义的具体体现。但是，罪犯依然是人，仍然是公民，其人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这同样也是社会正义的需要与体现。进一步说，罪犯作为受刑人，无疑已沦落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之中，其权利更应受到特别地保护。如此，它才能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旨趣与意境；同时，它亦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法度正义与公平的一个重要的人性化、人本化标杆。据此笔者认定，监狱在刑事执法中只有以罪犯人权保障为基点和价值取向，才符合刑事执法的发展趋势，才是推动监管工作文明、科学与进步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4、《罪犯与改造研究》2004.6

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篇7

一、我市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设的现状

长期以来，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市实行的是典型的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被分割为城市职工的单位福利（职工福利）、民政（社会）福利和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社会福利三部分。三者之间缺乏协调性和稳定性，形成了三个彼此封闭的、隔离的体系。一是城市单位福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高就业、低收入”的就业政策。由于社会公共福利的缺失，由企事业单位为职工提供医疗、养老、各种生活福利乃至住房、教育等完善的福利待遇。城市单位福利虽具有高福利、普遍化的特征，但以城镇劳动者就业为前提。二是民政（社会）福利。建国初期，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结合在一起，统称“社会救济福利”，主要任务是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流离失所、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人员、残疾者、失业人员等的社会救济、生活和收容安置问题。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福利才与社会救济分流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三无”（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无生活来源）老人、儿童、残疾人、精神病患者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福利体系。三是农村社会福利。农村社会福利以没有家庭或失去家庭（即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无生活来源）为前提，享受对象主要是孤老残幼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因此绝大多数的农村社会成员与农村社会福利无缘，享受不到社会福利，而只有极少数的符合条件的“五保”对象才能享受到社会福利待遇，享受“五保”待遇和进入农村的敬老院等福利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适应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市积极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养老福利、医疗福利、教育福利和住房福利等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社会福利体系框架，社会福祉水平大幅提高。

（一）就业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出台《市失业保险规定》、《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市职业生育保险规定》、在全市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在做实本市企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职工工伤保险的基础上，将外地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二是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制度。建立企业职工下岗申报制度，进一步放宽下岗职工再就业补助政策，对新建劳务派遣组织、社区就业组织招用下岗职工给予一次性专项补助，对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安置下岗职工、城镇失业人员的，给予专项补助。对主动参加再就业培训的下岗职工给予基本生活费。

三是农民工就业保护制度。创新企业参保模式，积极推进农民工参保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工作，采取强制措施，对于不给建筑业民工上保险的企业最高可给予1万元的罚款。推行建筑业农民工实名制卡，工人的工资按月发放到实名制卡上。同时把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规划，逐步解决对外来务工人群和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四是大学毕业生就业促进制度。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全力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主要措施有：从优秀毕业生中招聘中小学教师；聘用优秀毕业生参与重大科研项目；鼓励应届生进一步求学深造；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鼓励大学生到城乡社区就业等。

（二）生活保障制度。

一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0年，我市出台《市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规定：凡持有本市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申请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目前城市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430元。

二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2年，我市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凡具有本市正式农业户口，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区县当年低保标准的农村居民均属保障范围。目前，我市农村低保年最低标准为2520元。同时，实施农村低保分类救助制度，对农村低保对象中没有劳动能力的重残人按城市低保待遇给予救助。积极推进城乡低保制度并轨，朝阳、海淀、丰台等区率先实现率城乡低保标准并轨。

三是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1985年，我市开始实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由农村经济组织负责供养。2008年，出台了《市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规定具有本市农业户口的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居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并将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供养标准不得低于区、县农村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四是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2003年，成立市、区两级救助事务管理机构，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帮扶，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实现了从强制收容遣送向自愿关爱救助转变。

五是灾民生活救助制度。对遭受地震、洪水、旱灾、台风、冰雪等自然灾害的群众提供住宿、衣被、饮用水、食物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及一定的灾害补助金。

六是丧葬经费补助制度。出台城乡无丧葬补助居民丧葬补贴办法，城乡居民同等享受5000元丧葬补助。全面实施“零百千万”殡仪服务工程，为群众提供优质殡仪服务。建成首家城市公益性公墓，对低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实行免费安葬，对其他市民实行低偿服务。

（三）养老福利制度。

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截至2010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离退休人员达180余万人，退休金月人均2030元。

二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创立“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由财政每月为参保农民支付280元的基础养老金。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城市无业居民和农村人口全部纳入其中，实现了城乡全体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三是老年人福利服务制度。建立城乡无保障老年居民福利养老金制度，财政出资为城乡无保障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200元福利养老金；制定老年人优待办法，对60岁以上老人给予医疗服务“六优先”、社区卫生服务“三优先”、各级文化馆免费开放等11项优惠。其中，65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免费游公园；出台居家养老“九养办法”，建立万名“孝星”评选、居家养老服务券、百岁老人补助医疗等制度，在全市城乡社区建立养老餐桌、托老所，重点解决老年人基本生活、就餐难、照料难等问题，老年人“出行更省钱、就餐更方便、生活更丰富、身心更健康”。

（四）医疗福利制度。

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市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

二是城乡医疗保险制度。针对无医疗保障老人和学生儿童看病贵的问题，建立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和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简称“一老一小”），财政每年为参保的城镇无保障老人每人补贴1100元，为学生儿童每人补助50元，老人和学生儿童分别只需缴纳300元和50元即可享受相关待遇。

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财政为参合农民每人每年增加补贴100元，到2010年达到年补贴520元。四是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重点解决城镇劳动年龄内无业居民没有医疗保障的问题。五是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城乡低收入家庭、因遭受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及家庭成员患重病等特殊原因，造成经济支出过大、生活暂时困难的特殊对象、其他困难人员等四类人群均可申请享受医疗救助待遇。从2009年开始，我市将原慢性病、常见病门诊医疗救助和原危重病（大病）住院医疗救助的报销比例均由50%提高到60%，原危重病（大病）住院医疗救助的报销额度则由最高1万元提高到3万元。

（五）教育福利制度。

一是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全面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都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除学、杂费，对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适当生活补助。

二是职业教育补助制度。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2009年起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全面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制度，一等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2500元。免除中等职业学校城乡低保农村困难家庭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所需经费由市级财政全额补助。

三是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制度。1998年，制定了《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规定流动人口中凡随父母来京，年龄在6至15周岁，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且其父母在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可以申请在本市中小学借读，接受义务教育。2004年，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取消了对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借读费。从2006年秋季学年开始，流动人口子女同等享受义务阶段免费教育。

四是特殊教育制度。特殊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盲、聋、哑、智力落后以及有其他身心缺陷的儿童和青少年，设有盲校、聋校、培智学校等。市现有特殊教育学校23所，现有特殊学生2000余人，基本形成了以随班就读为主体、特殊学校为骨干、其他形式为补充的特殊教育格局。

五是教育救助制度。建立针对城乡困难家庭子女大学就学的教育救助制度，城乡低保家庭和享受生活困难补助的重残人家庭的子女上学可获一次性入学救助4000元。

（六）住房福利制度。

一是经济适用房制度。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家应符合的条件：

（1）取得本市城镇户籍时间满3年，且年满18周岁，申请家庭应当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单身家庭提出申请的，申请人须年满30周岁。

（2）人均住房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

（3）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22700元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须在24万元及以下；2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36300元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须在27万元及以下；3人户家庭申请经济适用房，家庭年收入须不超45,300元，家庭总资产净值在36万元以下；4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52900元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须在45万元及以下；5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60000元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须在48万元及以下。

二是廉租房制度。申请条件主要有：

（1）廉租房申请人户籍登记地在本区，取得本市户籍满5年的方可申请。

（2）申请廉租房的家庭上年月收入人均低于580元（连续一年）。

（3）家庭人数为1人的，年收入要求低于6960元、家庭人数为2人的要求年收入低于13920元，申请家庭每增加1人，按增加6960元计算。

（4）申请廉租房的家庭人数为1人时要求家庭总资产低于15万元、家庭人数为2人时低于23万元、为3人时低于30万元、4人时低于38万元、家庭总人数5人及以上的要求总资产低于40万元方可申请。

（6）无房户或者拥有私有住房和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住房人均使用面积应低于7.5平方米、且申请人和家庭成员5年内未出售或者转让过房产。

三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本市所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均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由单位、个人两方缴存，缴存比例为职工月均工资总额的12％，月缴存额上限为2906元。住房公积金可用于家庭购、建住房，自有住房的大、中修，超过家庭工资总额收入5％部分的房租等支出。

四是住房补助制度。发放住房补贴的基本形式有：一次性住房补贴、基本补贴加一次性补贴和按月补贴等三种形式。无房老职工和新职工月住房补贴为职工当月标准工资（包括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工龄工资）乘以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目前月住房贴系数为0.66。

五是住房救助制度。从1995年起，共为2万多户农村困难群众翻建危旧房。2009年，制定了《市农村住房救助实施办法》，住房救助工作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七）社会福利支持网络。适应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市积极健全社会福利支持网络，为社会福利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撑。

一是加快社会福利机构建设。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养老服务机构386所，养老总床位61823张，每百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已达到2.5张。国际SOS儿童村正式开村，全市共有儿童福利机构（儿童部）15所，总床位1470张，初步形成了由专门儿童福利院、儿童部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共同组成的机构供养网络。

二是社区服务全面推进。发挥96156社区服务平台作用，基本建成覆盖市、区、街、居四级的社区服务中心（站），普遍建成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区警务站、社区文化站、社区图书馆等综合服务设施。社区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居民看病就医、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环境美化、治安和就业等公共服务得到了较好落实，居民办事生活更加便捷。

三是加快培育社会组织发展。认真落实税收减免政策，重点培育和扶持行业协会、公益慈善类组织、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全市社会组织达到2.3万个。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机制，投入1亿元购买公益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开展服务民生行动，筹集社会资金22.98亿元，有效发挥了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民生的作用。

四是社工队伍建设稳步推进。积极开展社工队伍建设试点，开发社工岗位，拓宽社工服务规模和领域，共有4235人取得社工资格。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600名大学生到基层社区工作，社区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大幅提高。出台《市社区志愿服务促进办法》，社区志愿者队伍达1.5万支，人数已近40万人。

二、当前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困难、问题

社会福利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传统补缺型福利向适度普惠型福利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首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提出，为构建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当前推进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设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社会福利建设缺乏法律法规保障。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的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法规，比如美国有《社会保障法》，英国有《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救济法》，日本有“福利六法”，台湾有《老人福利法》、《残障福利法》、《儿童福利法》等。目前，我们的社会福利立法存在着下列问题：一是法律、法规偏少，如儿童福利、社会津贴、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等均未有相应的法律或法规。二是有关福利问题与其他社会政策混在一起，如妇女福利等与劳动保护相关联，并实际上将农村女工等排除在外，只能算是劳动保障范畴。三是现行有关法规政策在社会福利事务的管理、监督等方面存在着模糊性。四是虽然制定了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但缺乏强有力的配套政策措施，落实的难度较大。

（二）职业福利严重异化。职业福利在各国均仅充当社会福利制度的补充，而在我国却成了传统福利制度的主体，它覆盖着95%以上的人口，职业福利与工资分配同等重要，甚至超过工资收入。工资分配与福利分配的混淆，导致政府与企业或用人单位的角色错位。由于传统福利制度以职业福利为主，企业或单位便依据国家政策对职工及家庭的福利负全部责任，不可避免地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举办各种福利事业；政府则因需要对企业的生死直接负责，也不得不强势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在这种条件下，低工资构成多福利的前提，而多福利成为低工资的必要补充。这种错位，使企业办社会、政府办企业的角色错位问题成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通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三）社会福利项目呈“碎片化”状态。一方面，社会福利的相关项目较少。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市社会福利服务项目仍然停留在老人、儿童和残疾人三大传统领域，而且各领域的服务项目也比较少，与国外发达地区和港澳台等地存在较大差距。比如在养老服务方面，香港的养老服务有20余大项100多小项。同时，还有大量针对特殊群体的服务，如外来人口、医疗社会服务、家庭服务等，基本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另一方面，社会项目比较分散。目前，我市住房、医疗、教育、保险、残疾人等福利项目分别归属于住房和建设部门、卫生部门、教育部门、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残联部门管辖。由于各项目的分属不同的管理机构管辖，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行统筹与规划，福利项目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与重合现象，造成了社会福利资源重复浪费。

（四）社会福利财政支出比例偏低。社社会福利的供给主要以经济手段来达成，只有通过经济手段才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公民生活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在社会福利事业的费用支出方面，2009年民政事业经费支出为10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3％。2008-2009年，香港社社会福利经常性开支392亿元，占政府经常性开支预算的18.1％，而一些发达国家则更高，福利支出在政府支出中往往占一半以上。

（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较为匮乏。社会福利领域内最需要的人才就是社会工作者，而我市社会工作者队伍发展相对缓慢，社会工作者职业标准、职业规范、薪酬体系等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尚未健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社会公共服务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同时，现有社会工作队伍工资待遇偏低，对大学毕业生缺乏吸引力，致使社工的流动性较大，人才流失较为严重。

（六）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有待加强。目前，对社区、社会组织等社会建设问题的前瞻性研究不够，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有待完善，社区自治功能还有待增强。社区服务中心性质各异，项目不明，社区服务站职责不清，社区服务能力和社区自治水平有待提高。政府对民间非营利组织支持不够，政府职能转移不到位，社会组织发展扶持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全社会还缺乏较强的从事社会服务意识，缺乏强烈的、能持久支持人们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志愿精神，从事社会服务还没有成为一种正常的职业。

三、推进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市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为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考虑到我市经济发展水平，我们所要建立的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既不能沿袭北欧福利国家道路，过分强调平等和国家的作用，重蹈“高福利的陷阱”和“福利依赖”的旧辙；也不能照搬美国式个人主义的福利模式，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社会共济的功能。为此，要适应人民群众公共需求、福利需求大幅增加的趋势，按照“底线公平、层次有别、刚柔相济、水平适中”的原则，着力构建以老年福利、儿童福利、住房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框架，全面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

（一）基本内涵。相对传统福利制度，适度普惠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基本性、主体的多元性和方式的多样性等。一是全民普遍享有。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福利最终目的是覆盖到所有社会成员。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需求的基础上，适度拓展社会福利覆盖范围，逐步将所有社会成员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保障范围，确保人人都能共享到社会福利发展成果。二是内容多样化。以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需求为中心，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需求主要包括教育福利需求、工作福利需求、健康福利需求、养老福利需求和居住福利需求。不仅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以及慈善事业、商业保险，还包括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服务等。三是提供主体多元。福利供给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现代社会中的三大部门。要合理划分各主体的责任界限，逐步形成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家庭和个人广泛参与、协同运作、各负其责的社会福利工作格局。四是福利服务均等。加强福利政策和资源的统筹力度，打破过去单一社会部门或个别主体来承担、推行的零散格局，减小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差别，建立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跨身份的社会福利制度，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福利的大系统。

（二）基本原则。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应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一是底线公平。社会福利领域的“底线”是指社会成员基本需要中的“基础性需求”，主要包括解决温饱的需求（生存需求），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需求）和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需求（健康需求），这三项需求是人人躲不开、社会又公认的“底线”。底线公平体现在所有公民在底线面前所具有的权利的一致性。它特别强调政府的责任，以确保每个公民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二是层次有别。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由基本福利制度和非基本福利制度两个层次构成。在基本福利制度方面，实行无差别的公平，政府和社会要保障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同时要求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为社会作贡献；在非基本福利制度方面，实行有差别的公平，每个人得到的福利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挂钩，鼓励人们多作贡献，避免和消除只索取不贡献的情况。三是刚柔相济。刚性机制强调政府在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既是一种政治责任，也是一种经济责任，还是一种道德责任。柔性机制强调非基本福利责任主体的多元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慈善机制、互助机制、自助机制在非基本福利供给中的作用。刚性机制与柔性机制相互结合，既划清了福利供给上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界限，明确了结合点，又增加了福利调节机制的弹性。四是水平适中。适度普惠福利制度强调适度发展，既反对“福利最小化”，它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背道而驰；也反对“福利最大化”，避免造成福利依赖、导致社会活力下降、经济增长缓慢。

（三）主要内容。关于社会福利体系的具体内容，发达国家、港澳台地区的设置差异较大。在综合考察借鉴国内外相关做法的基础上，结合首都实际，我市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1、老年福利。制定老年福利地方性法规，建立养老护理保险制度，完善城乡一体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为年满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敬老优待、居家养老、经济安全、生活照料、健康维护、教育休闲、福利机构养老等服务和福利，全方位、多层次满足老年人服务需求。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养老保险待遇，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完善老年优待制度，拓展优待项目，逐步将优待人群拓展到流动人口。

2、儿童福利。建立孤儿供养经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增长机制，将社会散居孤儿纳入保障范围。加大托幼机构扶持力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财政补助，帮助解决学前儿童生活照料问题。建立城乡一体的儿童福利津贴制度，完善孤残儿童养育、教育、康复等系统化服务保障模式。建立残疾儿童报告，设立贫困家庭儿童大病医疗救助基金。加大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服刑人员子女等困境儿童救助力度，维护和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

3、残障福利。残障福利包括残疾人生活扶助、社区照顾、辅助器具配置、教育培训、交通优待、无障碍设施改造、就业促进、社会保障等。完善残疾人福利政策，规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使用。建立残疾人活动服务中心，拓展残障福利项目，为残疾人提供识别及评估、医疗康复、教育康复和社会性康复等服务。给予残疾人公交专座、特殊教育等优待。深化福利企业改革，探索残疾人集中就业新模式，提高残疾职工的工资性收入。

4、妇女福利。妇女福利项目包括夫妻地位平等、就业平等、维护身心安全、对弱势妇女扶助照顾和一般妇女福利。制定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具体政策，维护妇女各项合法权益。对妊娠、生养、照顾孩子的妇女，提供特殊的保护和奖励，禁止让有年幼孩子的母亲上夜班和加班，为照顾病孩的母亲提供带薪或不带薪的假期。在贷款和税收方面，对单亲家庭的母亲给予优惠。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给予法律援助，保障妇女在家庭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平等权益。

5、住房福利。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思路，积极构建以危房翻建、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为主的住房福利体系。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探索由政府主导、以实物住房为主的保障方式，向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实物配租与租金补贴并重转变。完善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制度，探索运用闲置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6、教育福利。继续推进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为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课本费，逐步将高中教育、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优化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加大对农村倾斜，促进优秀师资在区域内合理流动，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推行免费职业培训，加大对困难家庭子女大学就学的教育救助，为退役士兵、失业人员提供免费教育培训。扩大助学金、奖学金规模，增强对就业前的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的财政支持。探索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纳入本市教育体系，为他们公平接受义务教育提供保障。

7、医疗福利。深化医药卫生管理体制改革，满足群众健康保护与促进及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等多层次需求，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扩大药物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逐步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医保体系。推行家庭医生式服务、山区巡诊服务等新型模式，实行社保卡实时结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完善医疗救助政策，建立医疗救助垫付金制度，解决低收入群众就医难问题。

8、基本生活福利。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标准，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加强灾害救助，对遭受灾害、影响生活的群众，提供临时住所、粮食及其他必要生活物品。规范临时救助制度，对于家庭成员受意外伤害致使生活陷入困境、承担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患大病、失业、入狱或其他原因致使家庭丧失收入来源的，提供必要生活救助。逢春节、五一、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给予低收入群体发放100－200元的慰问金。完善流浪人员救助制度，对于无家可归者予以收容安置，对于不愿接受救助者，在严寒天气提供热食保暖服务。

9、特殊人群福利。主要包括优抚群体、罪犯及刑满释放人员、吸毒戒毒人员等特殊群体。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增长机制，将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医疗、住房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开展预防及戒毒服务，由预防吸毒机构向居民传授预防吸毒的知识，由戒毒机构通过药物治疗、心理辅导等方法协助吸毒者戒毒。积极协助服刑人员适应监狱生活和处理家庭问题，使其安心接受惩改；对未满16岁的少年犯实施监禁和观察，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为刑满释放人员及家人提供援助，帮助其重返社会。

10、社会津贴。社会津贴制度是一种普及性的现金给付，事先不需要缴费，以身份或发生某种程度的社会风险为要件。进一步规范福利养老津贴制度，提高养老津贴发放标准。建立儿童福利津贴制度，为所有儿童提供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费。建立残疾人、失能老人生活津贴制度，实行独生子女奖励津贴制度。规范丧葬津贴制度，不断提高丧葬津贴标准，让城乡居民同等享受丧葬津贴。

（四）措施任务。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不能急于求成，需要稳步、渐进式地推进。当前，我们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社会福利法制建设。针对当前福利建设法律法规滞后现象，大力加强社会福利法制建设，建议国家层面对已有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修订改造，制订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法》。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相关的适用各个福利项目的配套法律，如老年人福利法、儿童福利法、住房福利法等等，推动社会福利法制建设规范化。在法制建设中，必须明确社会成员的福利权益，合理划分国家、社会、家庭的责任；进一步明确各社会福利项目的实施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研究制定具体的配套政策，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二是创新社会福利管理体制。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革现有福利管理模式，构建新型的社会福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一方面，要在丰富和拓展老年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等传统福利项目的基础上，逐步将教育、医疗、住房等项目纳入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建立由民政部门牵头，财政、发展改革、人力社保、卫生、教育、住房建设、社会工作等部门参加的社会福利协调机构，研究社会福利的宏观战略和发展规划，统筹社会福利的各项政策和资源，并对社会福利各项具体工作进行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各相关部门作为社会福利政策的执行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具体抓好各项社会福利政策的落实，协同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快速健康发展。

三是分离职业福利。把具有社会职能的一部分传统职业福利从中分离出来，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最为艰难的一步。为此，需要将劳动者与企业或用人单位的关系简化为较为单纯的劳动工资关系，剥离国有单位等绝大多数福利设施或相关福利项目，由社会公益事业团体具体承办，使之成为社会或社区型的福利设施和福利项目。通过对传统职业福利的分化，将使社会福利与就业相分离，企业或机关办社会的传统弊端从根本上得到根治，更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四是加大社会福利经费投入。扩大福利财政支出是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保障。在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过程中，政府责任优先是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要探索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福利投入增长机制，在将企业或用人单位原有的规模庞大的职业福利支出转化为财政福利支出的同时，确保新增财力的一定比例用于福利支出。同时，积极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充分动员、集聚企业、社区、家庭、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金和力量，共同推动我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快速发展。

五是加快福利服务设施建设。福利机构和福利设施是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载体。要将社会福利机构和设施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重点建设各类老年福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精神病人福利机构，使各类福利服务机构和设施普遍呈现合理增长态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众福利服务需求相适应。在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坚持社会化为基本途径，探索政府财政补贴、资助以及优惠政策等有效方式，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福利服务机构，促进多元化投资机制的形成，提升全社会的福利服务水平。

六是壮大福利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队伍。发展适度普惠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壮大公共福利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增强社会福利服务递送的能力和水平。

第一，要壮大福利社会组织。制定税收等优惠政策，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大力扶持培育服务类、慈善类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服务，扩大福利服务供给，提高福利服务质量。

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篇8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坚持新增财力向困难群众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向社会事业倾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以民生工程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促进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各项社会事业不断进步。

二、主要目标

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完善，政府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继续提高，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三农”、保障性住房、环境保护、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继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构建和完善符合市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三、基本原则

尽力而为，统筹平衡。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财力配置，挖掘财政潜力，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向公共服务领域。

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平衡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重点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和社会薄弱环节，不断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远近结合，有序推进。既要着力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考虑长远发展的需要，注重投入的后续能力，着力构建政策长效机制。

政府引导，多方筹集。积极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资源投入公共服务领域，加快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

强化管理，提升绩效。强化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升绩效，不断提高办实事能力。

四、政策措施

社会保障

1、提高城市低保保障标准和财政补差水平。将全市城区低保保障标准每人每月由300元提高到350元（四县及桑海开发区提高到310元）；财政月人均补差水平城区由205元提高到225元（四县及桑海开发区由180元提高到200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218万元，总量达4120万元，县（区）新增安排328万元。

2、提高农村低保保障标准和财政补差水平。将全市农村低保保障标准每人每月由120元提高到170元，财政月人均补差水平由80元提高到95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2418万元，总量达3580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1430万元。

3、提高农村五保户供养标准。将分散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1620元提高到1860元；集中供养标准城区由每人每年3660元提高到4140元，四县及桑海开发区由3180元提高到3660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县（区）财政安排289万元。

4、提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弱残职工救济补助标准。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弱残职工月人均补助标准提高20元，城镇和农村对象的月平均生活补助水平分别达到245元和205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5万元，总量达20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7万元。

5、提高城镇大集体困难企业未参保退休职工养老生活补助标准。将城镇大集体困难企业未参保退休职工月人均养老生活补助标准提高20元，达到265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安排21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42万元。

6、提高国有农林水困难企事业单位未参保退休职工养老生活补助标准。将国有农场、林场、水利困难企事业单位中未参保且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低的退休职工月人均养老生活补助标准提高20元，达到385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60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183万元。

7、提高手工业联社大集体企业未参保退休职工养老生活补助标准。将手工业联社大集体企业未参保退休职工月人均养老生活补助标准提高20元，达到265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17万元。

8、解决返城未安置就业知青养老保障问题。返城未安置就业知青月人均养老生活补助标准达265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68万元，县（区）新增安排220万元。

9、完善国有关闭破产改制企业老工伤人员工伤保险待遇。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248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261万元。

10、扩大失地农民基本保障面。按照先保后征的原则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基本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纳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市财政新增安排14925万元，县（区）新增安排3349万元。

11、实行全民遗体火化免费制度。对具有市户籍的城乡居民，在市死亡后，免除殡葬基本费用，所需资金由县（区）财政予以补助。

12、救灾救济专项资金。市财政总量安排1200万元，县（区）总量安排1500万元。

13、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建设。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建筑面积逐步达到300平方米以上，市财政新增安排1000万元。

14、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扩大全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县（区）财政新增安排333万元。

保障性住房

15、城区农房普查登记。对全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农房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市财政新增安排977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3952万元。

16、增加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6483万元，总量达21483万元。

17、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国民教育

18、中小学校舍安全建设。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安排1500万元。

19、提高城乡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将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200元，小学和初中分别达到500元、700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220万元，总量达540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1410万元。

20、加大特殊教育支持力度。将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小学、初中分别提高2700元、3700元，达到普通学校的六倍，即：小学3000元、初中4200元。将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宿生年均生活补助标准提高450元，小学生和初中生分别达到950元、1200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57万元，县（区）新增安排49万元。

21、提高普通本科、高职院校生均经费。按在校生生均300元增加普通本科、高职院校生均经费。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402万元，总量达1602万元。

22、提高城乡公办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将贫困寄宿生生活费年均补助标准提高250元，小学生和初中生分别达到750元、1000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4万元，县（区）新增安排40万元。

23、农村学前教育专项补助。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主要用于农村学前教育设施建设。

24、加大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25、城镇义务教育阶段“大班改小班”。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26、乡村教师周转房建设。通过以奖代补鼓励加快乡村教师周转房建设，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27、提高边远地区教师特殊津贴。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2000万元。

28、职业教育补助经费。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50万元，总量达600万元。

29、提高普通高中助学金标准和扩大资助面。普通高中助学金由每年生均800元提高到1500元，资助面由10%扩大到20%。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98万元，县（区）新增安排112万元。

30、提高普通本科和高等职业院校助学金标准。将助学金标准从每年生均2000元提高到3000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255万元，总量达762万元。

31、提高中职技校生均经费。按在校生生均300元增加中职技校经费。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239万元，县（区）新增安排1万元。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32、提高生态公益林林农补偿标准。对纳入政策范围的生态公益林林农补偿标准每亩提高5元，达到15元。此项政策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33、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500万元，总量达2000万元，其中节能专项资金1000万元；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1000万元。

医疗卫生

34、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将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补助标准增加10元，达到27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449万元。

35、提高村级医生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对一般卫生院所在乡镇的村级医生承担公共卫生服务每人每年增加补助600元，使所有村级医生每人每年补助均达到1800元。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36、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全市所有乡镇和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同时探索非政府举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120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30万元。

37、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将财政补助标准由年人均120元提高到200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716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3818万元。

38、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将财政补助标准由年人均120元提高到200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1680万元。

39、社区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建设。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业务用房实施国有化、固定化建设。市财政新增安排833万元，总量达1833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1833万元。

40、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周转房建设。通过以奖代补鼓励加快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周转房建设。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41、全民保健体检。对具有市户籍的城乡居民免费实行保健体检。市财政新增安排1650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1650万元。

42、离休干部医药费统筹。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县（区）财政统筹安排所需资金，解决我市离休干部医药费拖欠问题。

43、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经费。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198万元，总量达1600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205万元。

44、取消药品加成补助。对纳入试点的医院开展取消药品加成补助，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34万元，总量达371万元。

农业农村

45、农业政策性保费补贴。对全市公益林由火灾险改为综合险统保，费率由1‰提高到2‰；对全市商品林实行综合险统保；继续对水稻、棉花、油料作物、柑橘以及育肥猪、能繁母猪和奶牛开展保险试点。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10万元。

46、增加新农村建设公益事业投入。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3500万元。

47、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按全省统一部署，年我市四个县全部纳入全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范围。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48、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对农民购买家电、汽车、摩托车等下乡产品，由财政给予补贴。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49、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400万元，总量达1200万元。

50、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2916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1080万元，对小（1）、（2）型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

51、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和以工代赈配套资金。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100万元，总量达1700万元。

52、农机购置补贴。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100万元，主要用于农机推广和奖补。

53、解决农村公路建设欠款。加大资金筹措力度，对农村公路建设各项补助资金补助到位。市财政新增安排520万元，总量达3420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3407万元。

基层保障

54、县区财政增收奖励。市财政新增安排2000万元，对财政收入发展快的县区进行奖励。

55、建立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年对每个行政村的补助平均达到6.6万元，最低达到6万元。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1302万元。

56、增加“三院”工作人员补贴经费。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57、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市财政新增安排5280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10567万元，对全市88个社区进行综合整治。

文化

58、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市财政新增安排1700万元，总量达3000万元。

59、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免费开放。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1200万元，总量达1225万元。

60、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对我市列入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市财政新增安排340万元，总量达400万元，其中瓷板画创作经费300万元。

公共安全

61、增加基层公安系统警力。所需资金由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62、“天网”工程。市财政新增安排696万元，总量达2488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974万元，实施“天网”工程。使我市的治安防控、城市管理网络实现三个覆盖，即：覆盖所有乡镇、街道；覆盖所有交通要道、治安卡口、重要目标、公共聚集场所、宾馆、学校、医院以及治安复杂场所；覆盖所有企事业单位。中心城区和重点部位监控点无缝对接，实现无盲区、无死角，从而大幅提升全市治安防控体系、城市管理体系和道路交通管理体系建设水平。

63、社区矫正工作。按人均每年2800元标准落实经费，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280万元。

64、安置帮教工作。保障刑释解教人员接送和适当生活补助经费，使刑释解教人员顺利回归社会、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54万元。

65、食品药品农产品医疗器械等抽验检测经费。为加强食品药品农产品医疗器械等安全检测工作，根据市本级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抽检任务，安排抽检经费，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检测给予补助。市财政新增安排300万元，总量达到1300万元。

其他

66、支持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总量安排1000万元，通过以奖代补、贴息等方式支持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67、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在省财政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新增安排400万元，总量达1200万元。

68、公共交通设施等建设。市财政新增安排10000万元，支持我市公共交通设施等建设，保障道路交通顺畅和市民出行。

69、人工煤气置换天然气及价格补贴。市财政新增安排1500万元，对人工煤气置换天然气及天然气调价进行补贴。

70、集贸市场提升改造。年计划改造18家集贸市场，市财政新增安排135万元，总量达到810万元，县（区）财政新增安排135万元。

五、工作要求

第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年公共财政政策，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意义重大。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建立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领导责任制，集中精干人员加强研究，明确政策，把握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

第二，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各县（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统筹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协调落实、上下联动推进的工作机制。各项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由市直部门按职能分工负责拟订，市财政局等部门密切配合，抓紧报市政府审批，做到早谋划、早安排、早实施。各县（区）要按照总体要求，及时制定相应的工作目标和配套措施，做实做细实施方案，层层分解目标任务，精心组织，精细操作，确保各项政策顺利实施。

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平反冤假错案权利救济

一、平反冤假错案

1978－1982年是现代中国社会权利发展中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中，对权利救济的大范围张扬奠定了共和国未来权利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平反冤假错案是以人和公民的权利事实上遭到侵害为前提

从1957年始，经历""，大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遭到严重的践踏。从权利主体上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丧失权利的公民主要是指：

第一，1957年代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被划为右派的人称为"右派分子"及其子女。[1]

第二，1957年至""期间受审查、涉嫌严重历史问题或定为敌我矛盾的人，被称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他们的子女或家属被错误地视为"出身不好"，相应地被称为"叛徒子女"、"特务子女"、或"黑帮子女"等。[2]

第三，1976年清明节因参加"四五运动"而被收审、关押、判刑或宣布为"反革命分子"的人。[3]

第四，以阶级观点定"身份"的所谓"地主、富农"等人；

以上各种人统称为"地、富、反、坏、右"。那么，他们究竟丧失了什么权利？

第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错划为"地、富、反、坏、右"的人及其子女首先丧失了入团、入党、晋升的权利，而入团、入党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又是参选和被选的先决条件。

第二，工作权和受教育权；大批被打倒的公民失去了工作，生计难以维持，他们的子女入学受教育十分困难或完全被剥夺。

第三，财产权；被打倒的人的个人财产权，如房产、字画、家具等遭没收、充公；

第四，人身权；相当多的被打倒的人被冠于可遭歧视的各种标签，如"地、富、反、坏、右"，其人格和身心遭无端否定。任意被辱骂、殴打致伤、残、死随处可见。

第五，通信自由权；公民的通信自由被严重剥夺，特别与海外的通信几乎成为无人敢涉入的禁区。

上述被剥夺的权利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影响至深为建国后罕见[4]。

从法学角度看，这当然不是简单地"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原则上讲，平反冤假错案统指"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冤案、假案、错案在发生学意义上有所不同，但三者之间是相通的。冤、假案均可以归结为错案；凡错案要么是冤案要么是假案，冤案和假案只是程度不同的表达了错案。冤案要昭雪、假案须平反，贵在使错案得以纠正。然而，这一切都指向救济的基本含义。通常认为，救济"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5]在这个意义上，平反冤假错案是对救济的中国特定时期的特殊表达。还要看到，冤假错案首先是对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全面否认，只有立足点这一点，不仅从救济的角度，而且从权利救济的角度探讨平反冤假错案的主题才是有意义的。所谓权利救济，是指人或公民享有的或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事实上遭到否定或侵害时，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度安排或行为方式予以补救的一种权利保护方式。权利救济包含了对权利实施或提供救济这一基本含义。对权利实施救济意味着权利既是救济的根据，也是救济所追求的目的和目标。为此，它包含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预设：一是权利的存在；二是已经存在的权利遭到否定。社会成员如果没有权利或没有某一方面的权利，也就不存在权利或某一方面的权利被否定的问题------在此情形下无权利可以被否定，当然也无权利可付之于救济，救济自身失去了对象。

（二）"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另外表达

权利救济的方法在学理上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如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公力救济、程序救济等，都可以称为制度性救济。制度性救济是以合法性为特征的救济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凡是公力救济都是制度性救济。

在具体平反冤假错案方式上，主要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救济和与公民通过上访信访相结合的公力救济形式获得救济。鉴于绝大多数人是因政治迫害而非司法迫害而丧失权利，因而，取缔政治迫害时所冠以的不恰当的歧视身份，则相应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随即得以恢复。例如，对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整体平反，从根本上恢复了被打倒人的各种权利，而毋需通过一个一个案件的审查、判断。又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摘掉帽子以后，我们应不再叫他们''''右派分''''''''或''''摘帽右派''''了。今后在提职、提级、调整工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都要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6]除此以外的冤假错案仍然由申诉人以上访信访的形式向有关部门提出。有学者指出了1979年至1981年三年间信访工作的特点："来信数量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上访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投入处理上访问题的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解决问题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7]

以执政党文件的形式为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是权利救济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救济，或者可称为"政策性的权利救济"。"落实政策"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之中起到了权利救济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落实政策"可以与"落实权利"互换。因为在实际的效果上，"落实政策"具有与权利救济相同的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应当使人享有的"政策"在实际中让人享有，二是被剥夺的"权利"应当恢复原状。在逻辑上，"落实政策"预设了政策的前提性存在，只不过这样的政策没有到位或被歪曲使用，以致政策的受益人没有取得受益或因此丧失了受益。"落实政策"又是一种事后的追认行为，或以执政党的文件形式、或以司法机关的再审行为，这些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规范化的司法救济行为，却是制度性的权利救济行为。

二、"两案"的审判：从专案组到审判组织的转变

1980年代对、二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史称"两案"的审判或"历史的审判"。平反冤假错案与审判"两案"具有内在的联系。审判"两案"有助于推动方兴未艾的平凡冤假错案运动，而为了防止造成新一轮的冤假错案应当从废除专案组办案的形式。所有的冤假错案在逻辑上会剥夺人的自然的或法定的权利。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固然与历次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有关，但通过专案组的形式剥夺公民的各项权利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端极大，必须永远废止。"[8]与在审判组织内部形成的专业职能部门如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或合议庭对案件的审理不同，专案组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其组织形式、人员构成、运行机制都具有不确定性。认识到专案组办案的危害性，并坚决予以否定是促成审理"两案"的重要动因。

（一）35名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案"移交司法机关审理，3月，中共中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下设审判工作小组，工作小组下设二个办公室：一个是审理"特别法庭"办公室，一个是审理集团办公室。9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特别检察厅由24名检察官组成，特别法庭由35名法官组成。特别法庭分第一法庭，负责审理、、、、陈伯达5个"文职"人员；第二法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作会、江滕蛟等"军职"人员。特别法庭从11月20日开庭审理，至1981年1月25日判决，同年3月6日经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决议撤销。

在某种意义上，审理"两案"也是以专案组的形式出现的。特别法庭仅有不到200天的生命，而且它的历史使命也是特定的。但与在政治斗争形式下的专案组不同，"两案"专案组是由人民通过最高权力机关产生和组成，依照法定形式组成的庞大的审判庭，在共和国的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应当注意的是，特别法庭的组成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人不是职业法官，例如像费孝通这样的知名人士。尽管"两案"的审理可称之为"人民公审"，却不是有着局限性的大众司法，特别法庭的真正的组成不仅是35名法官，也包括其他不可或缺的诉讼参加人------公诉人、辩护律师、证人等。既不同与专案组，又有别于大众司法的特别法庭具备现代审判的基本形式要素。例如，对公开审判、律师辩护、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等原则的适用。[9]

（二）"翻案"与"铁案"的逻辑

通过审判使"两案"具有既判力并使其成为"铁案"而不会被"翻案"不能不说是否定专案组的另外一个原因，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正是在对冤假错案的"翻案"和对"两案"的定案的相互依存关系中走向新的历史，不论如何表达，都无疑地推动了中国法制化建设的步伐。在"两案"审理中，区分犯罪事实与政治错误是审判结果经地得起考验的重要标准。在开庭审理前夕，彭真指出："特别法庭只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审理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不解决党纪、军纪、政纪的问题。后者不是法庭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而是需要另行处理的问题。"[10]在党的历史上，因政治错误、路线错误给党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以王明路线最为瞩目。王明的错误通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会议的形式予以纠正，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在把政治问题和犯罪问题作出区分的场合，犯罪问题应当以有别于处理政治问题的方法进行。"对于他们的超出党纪范围，属于触犯国家刑律的问题，则要由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审理。"[11]将审判置身于政治路线斗争之外，并赋予它超出政治的独立品质，并不能完全摆脱政治策略的整体影响。因为在把法律视为工具论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犯罪，特别是反革命罪，在观念上仍是属于"敌我矛盾"。"为什么必须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因为它们是两类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12]对两类矛盾的划分以及相应地不同的处理方法适应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需要。但是，通过审判来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管人们主观上的出发点如何，在客观上促成了解决矛盾方法和尺度的同一性准则的形成。1979年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是中国司法史上的里程碑式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审判案件中，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和一般性的历史问题将不再作为判案的依据。审判越来越多走向它的本来面目，遮蔽审判的因素逐渐被剥离。审判只依据法律和事实的理念正在恢复或形成。政治话语、个人激情、斗争热忱不能固定犯罪事实，更不能使犯罪事实一成不变。斗争的策略应当发生变化，不仅使已平凡的冤假错案不至于被"翻案"，也需要被认定的犯罪行为不被"翻案"。审判承担了这一功能，它需要使案件成为"铁案"。经过审理的案件虽然一定不能被翻，但由于翻案也需要经过定案时的同等的程序，因此翻案的机率大大地降低了。"20年过去了，时间是最好的验证，特别法庭所定的罪没有一条可以推翻，历史证明是铁案如山。"[13]在此，尚不能忘记审判程序的重要性，在特别法庭圆满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后，重新设立特别法庭针对"两案"的复审，不仅不可思议，而且在客观上需要最高权力机关启动它的程序。

三、权利启蒙和权利斗争

平反冤假错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权利救济运动。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是一个"思想大启蒙"，[14]那么伴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是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权利启蒙运动以及关于民主和法制兴起的法律启蒙。权利启蒙------借助于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使人们的"应得"，"应有"的意识得以展现，唤醒了人们久睡不醒的权利意识。更为重要的是，权利救济被置于真理的名目之下，使权利启蒙一开始便具有合目的性的极终价值，而由权利意识的觉醒所诉求的民主和法制为权利的制度性安排创造了先机。

（一）权利救济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

在那场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平反冤假错案，即权利救济本身既是坚持真理的标准，也是这场讨论的辉煌成果。"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5]而要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就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一切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出发。"认真地平反冤案，也是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摘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事实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对冤案、错案、假案，今天不坚决纠正，明天还是要纠正的。自己不主动纠正，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子孙也是要纠正的"。[16]把真理与权利救济结合在一起，是中国权利启蒙中的一个时代特征。伴随着神圣的真理，权利本身也显示出其庄严和伟大。

（二）权利救济与法制

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实现或补救被否定和剥夺的权利，不仅是实体正义的要求，也是对法律的程序品质的要求。加强法制的呼声，首先而且自然而然地是从对权利的司法救济角度提出来的。"十分需要一部社会主义的《诉讼法》，使人民群众有冤能申，有理能辩，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诉讼，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17]在总结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时，有两个方面强化了权利救济司法化的进程：第一，，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初期，在他们一伙的煽动指使下，掀起了一股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妖风，司法机关备受摧残，广大革命干警惨遭迫害；第二阶段，在他们篡夺了司法机关的一部分权力后，便把专政的矛头指向人民群众，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民民主原则，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残酷的暴力镇压手段，用来对付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18]第二，设立专案机构审理案件是一种非司法性审查，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司法机关的被否定不仅取缔了权利司法救济的可能性，而且为专案机构的任意妄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对法制的呼唤，隐含了对法律的正当程序的诉求。[19]正当程序在法哲学上的表现是诉讼理性主义，它与政治运动和民众热情格格不入。

（三）权利救济与民主

对公民权利的否定和大范围的救济，特别是对天案门事件的平反预示着应当在一种更为广泛的制度基础上合理安排人民的权利。我们注意到，对民主政体或者宪政的要求是在"为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人民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来恩赐。民主政体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0]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干部进行严格监督，有权撤换不称职的干部，是自己真正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保证"。[21]这种由平反冤假错案引发的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再认识为制定1982年新宪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新宪法不仅较为全面、完整地规定了公民的各种权利，而且在制宪技术上把"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提至国家机构一章之前，显示出人民高于国家机构，国家机构从属于人民的优良性制度安排。

从开始，权利启蒙就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在新文化运动中，权利启蒙更多的是通过对权利观念的传播、张扬倡导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其对象是专制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的运动中，出于对民族救亡的燃眉之急的考虑，权利启蒙强调得是民族权利或群体权利，其对象是帝国主义。七十年代末的权利启蒙实际上继续了新文化运动未完结的启蒙主题，"''''''''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重新被人们发现和呼吁。"[22]但是，这次的权利启蒙却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即尽管重复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权利、民主、真理等口号，权利启蒙是建立在恢复对被否定的具体权利的安排上，权利主体已不再是抽象的人、公民或国民，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个人。救济个体人的权利成为增强了权利启蒙运动的广度和深度。

四、当代中国权利救济模式的形成

当代中国的法律救济制度形成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伴随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两案"的审理及1982年新宪法的制定，中国社会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司法救济、行政救济、上访救济、调解和仲裁救济、社会救济、群体救济、律师等。这里简单介绍其中的几种。

（一）司法救济

改革开放后，重建被砸烂的"公检法"，恢复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不仅是拨乱反正总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时代要求。在反对人治、加强法治的共识之下，建立健全司法制度是"执法必严"法制方针的重要体现。社会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有纠纷找领导"逐渐转向"有纠纷找法院"，为权利而斗争的战场应当在法院，而不是居委会、领导的办公室或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的家里。法院被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有权利就有救济的观念不仅得以接受，而且采取了英国式的救济观，这意味着在权利遭到侵犯后，通过司法予以救济的观念得到加强。在此梳理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司法救济以权利救济为标示。在实施司法救济时，首先应当注意的是谁的权利和什么权利遭到的侵犯，受害人应当或需要获得什么救济方式。刑法中的罪名、民事案件中案由的确立大体上是以权利分类为标准的。[23]不能归属于一个罪名或案由的权利往往认为不可追究或不具有可诉性。因此，设定权利---权利被侵犯---司法救济成为现代社会权利救济的一般机理。在刑事领域加重了对犯罪嫌疑人、罪犯、受害人及证人的权利保护，在民事领域则强化了对当事人诉权的维护。

第二，司法救济以程序正义为判断标准。程序正义具有四个属性：1.平等。任何人都需要得到同等对待，以此免遭由那些操作程序的人所代表的偏袒和专断行为的侵害；2.准确。一种公平的程序必须努力去揭示与所进行的分配相关的全部信息，即使在能够表明更为独断的做法会产生总体上好的结果的情形中也是如此。或者说，诉讼双方的声音都应当被倾听，即使裁决似乎是显而易见的。3.公开。一种公平的程序必须是一种开放的程序，在其中运作的规则和标准对运用它们的人们而言是透明的；4.尊严。一种对程序的内在的约束而不是程序本身表现出来的正面的特征。[2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司法改革浪潮在"效率和公正"的指导思想之下，突显的是对程序正义的要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的不断修改和完善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对这些程序法律的有效解释，迎合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诉求，提高了司法救济的能力。

第三，国家赔偿、法律援助制度等是司法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和完善，国家改变了自己不会犯错误的观念，认同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因公职行为而给公民或法人造成的损害的事实。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而是国家以加害人的身份参与到权利救济行列中的义务行为。另外一方面，国家对那些处于贫困状态而权利遭受侵犯的弱权利主体提供法律援助，鼓励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人走向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03年9月《法律援助条例》的生效，进一步推动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第四，建立健全合格、公正、有能力的司法机关是实现司法救济目标的重要任务。

（二）行政救济

公民和组织通过行使听证、复议等权利，要求国家行政机关以行政裁决的形式实现对权利的救济，为行政救济。

行政救济是依法行政的原则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社会优化政府治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和不当行为应当予以矫正，并需要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一定的补救。这种矫正措施，如果由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就是行政救济。[25]其中，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复议，是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决定，基于申请而给予受理、审查后所作出的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机关经审查认为一项行政决定合法的予以维持；认为该行政决定违法的应作出撤销决定；认为该行政决定不当的应作出变更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行政复议制度逐渐得到恢复。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推动了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配套，199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行政复议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行政复议行为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的经验总结，1999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标志着行政复议制度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确立了行政救济作为我国法律救济制度的重要地位。

伴随着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健全，行政救济极大地拓展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分类和保障机制。这些主要包括权利：1。获取相关信息权，如了解权、被告知权、卷宗阅览权、咨询权、询问权、索取有关资料权、听证权、要求说明理由根据权等。2。表达意见权，如提出异议权、陈述申辩权、沉默权、反驳权、提供证据权等。3。参与权，包括依法参与决策权和参与行政行为作出过程权。4。行使救济权，既包括依法对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的抵制权和反抗权，也包括申请复议权、提起行政诉讼权、申诉权及相关的一些权利。[26]

行政救济与行政诉讼都是法律救济，但行政救济不是一种诉讼救济，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第一，受理救济的机关不同。受理行政救济的机关为行政机关，即原来作出行政决定的机关及其上级监督机关。受理行政诉讼的机关为法院。第二，受理机关的职权不同。受理行政救济的行政机关，在不损害相对人和第三人既得权利的范围内，可以撤销或变更原来的行政决定。受理诉讼救济的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一般不能变更有争议的行政决定，原则上只能撤销违法的行政决定。第三，审查方式不同。第四，裁决的性质不同。行政救济的决定是一个单方面的行政行为，而诉讼救济的裁决是一个判决行为。

（三）上访救济

上访由信访和人访组成，来信称信访，来人称走访，简称"来信来访"。

上访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主要是指公民通过向有关国家机关的申诉、控告或检举，要求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落实政策、取消不合理的义务负担等。宪法第四十一条集中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27]宪法第四十一条由三款组成。第一款规定了上访权的五个方面，即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上述权利时，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第二款规定了对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国家机关负有处理的义务，但对批评和建议，则免于处理的义务。该款同时衍生出国家机关的另外两项义务，即对公民的申诉、控告和检举，负有"不得压制"和不得"打击报复"的义务。第三款为国家赔偿的依据，可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一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侵犯公民的所有权利负有赔偿责任，二是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侵犯公民的上访权利负有赔偿责任。

1996年1月生效的《信访条例》创造了规定新的行政上访体例。该条例明确把上访事项分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判、建议和要求"和"检举、揭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两种。对后一种形式的上访事项条例赋予受理机关两项"告知"的权力，一是告知上访人上访事项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应分别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二是告知上访人对已经或者应当通过诉讼、行政复议、仲裁解决的上访事项，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办理。在"告知"的标准不能明确或不可能明确的情况下，行政上访的事项不可避免地局限于"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上。更为重要的是，过去通行的一般意义上的上访信件转发、转交的责任也被豁免了，所谓的转发、转交仅限于国家机关内部的科层体制。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我国运行了五十多年的上访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危机。一方面，人民的权利需要得到更多形式的保护，上访救济尽管成效不大，却是众多受害人乐于采用的方面，另一方面，上访机关已越来越难以承担一次又一次的上访浪潮。因此，改革现有的上访体制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四）调解救济和仲裁救济

同行政救济一样，调解救济和仲裁救济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救济形式，也是具有自身特征的法律诉讼外的解决纠纷机制。

调解是指公正的第三方帮助当事人达成一个双方都接受的争议解决方案或建议一个处理方法。建国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继续鼓励、支持各种形式的民间调解，同时强化了人民调解和司法程序中的调解。我国的《宪法》、《民事诉讼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继承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均有明确规定。200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从司法解释的高度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这是在新形势下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尝试。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全面系统的规定了司法过程中的调解工作。

仲裁，又称公断，是指当事人依据协议自愿将争议交付独立的第三者处理且处理结果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的争议解决方法。在我国，从仲裁组织机构和受案范围的角度上看，仲裁主要分为涉外仲裁和国内仲裁，分别受相应地仲裁规则和程序的指引，具体的原则和规定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以及相应的国际仲裁制度之中。

调解救济和仲裁救济是重要的非司法救济形式，在弥补司法救济的缺陷、完善法律救济的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五）社会救济

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有义务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权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帮助，这种帮助不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慈善，而是一种权利。社会救济的权利意味着要求国家和社会对救济对象负有责任和义务。具体而言，公民的社会救济权利是指公民要求国家和社会施行给付的权利，即给付领受权及其相应的申诉权。基于公民享有这样的权利，法律应当确立公民享有何种内容、范围和程度的给付领受权以及当发生给付纠纷时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从下面三个方面落实和履行社会救济的义务：

第一，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劳动法七十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第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救助主要是指因地震、风灾、海啸、水灾、土崩、火山爆发、火灾、虫灾、瘟疫、旱灾以及其他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给以帮助和补救的义务行为。

第三，强化社会福利制度。主要是指改善和提高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以及公共福利的水平。

通过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完善社会救济，是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公正、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

没有具体的数据表明，司法救济模式在权利救济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28]尽管在制度指导和观念导向方面似乎倾向于此。上访制度究竟是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京控"的现代延续，还是1978－1982年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成果，尚难以澄清。[29]从现实情况下，这两者的因素均不能排除。上访制度建立在多级和无限制申诉的基础上，因而是否构成了对司法权威的挑战，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无论怎样，我们毕竟建立了一套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它首先不是西方法律制度"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本源于中国建国以来的权利斗争。在公民权利普遍遭到蔑视、轻视或践踏的时候，在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权利的生成和成长便在这样的侵权和维权的历史实践中得以张扬。更为重要的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在真理的之下得到庇护，摧生了中国现代的民主和法制思想。这一切，均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原则和内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新世纪初，因之社会变迁，秉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修宪风气，中国社会面临着新的修宪时机。在关于修改什么的问题上，固然可以有众多的良好建议，然而，始终能够确认的是，宪法需要最大限度的沿着保障人民权利方向运行。对人民权利的保障又不是仅仅在宪法中增加新的权利种类就可以完成。戴雪在谈到制宪的技术和理念时指出，有两类方法维护人民的权利：一是从权利的宣言或届说开首，如法国的人权宣言；二是从所以卫护或强行权利的方法起始，如英国的普通法救济方法。戴雪批评了只考虑宪法权利的宣布而轻视权利救济的做法。为什么在人权宣言之后，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人权遭到空前的践踏，"则以法兰西民国实未设计权利受到损害之后救济方法故。英国则大异也。------权利本身与强行权利的方法在英宪中常有不可分离的相互联属。所以古语称道，在有法律之地即有救济办法存在。"[30]设计权利救济的方法，是宪法的任务。惟有给权利指明救济的方法，权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

[1]"一些被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听到党中央宣布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歧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并且要切实做好他们的安置工作以后，心情十分激动的"，《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7日。

[2]尽管高层已注意到这种株连是不妥当的，但未有措施予以有力地纠正或阻止。例如，1968年，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是说他们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人民日报》，1978年2月18日。

[3]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日本朋友时指出："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8日；

[4]"在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对于、''''''''篡党夺权，摧残党员、干部队伍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有足够的估计。．．．．以致积案如山，成千上万的革命同志多年蒙冤难白，并且株连和影响到他们的家属、子女，这就使落实政策所涉及到的不是几百万人，而是上千万人"，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载于《组工通讯》第1期，1978年6月1日。当然，已经无法具体统计有多少人的什么具体权利自1957年至1978年间被否定或剥夺，但一组对被否定的权利的救济数字可见一斑。"从1978年至1980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复查平反了''''''''中冤假错案290万人。到1984年底复查纠正''''''''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复查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15.8万件（有些可能有交叉），同时，为70万干部补发了扣发和减发的工13.2亿元，清退了113万被查抄的财物，妥善处理了应收回的85万名下放人员．．．．．．．"，参见何载著：《冤假错案是这样被平反的》，第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5]《牛津法律大词典》，第76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6]《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7日

[7]刁杰或编著：《人民信访史略》（1949－1995），第261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9]"我们对待、反革命集团，不是从什么永恒的正义、不变的道德和义愤出发，而是严格根据体现着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通过法定的司法程序。对他们依法治罪"，参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反革命集团》，《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2日；

[10]《彭真同志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1月），载《历史的审判》（上），第3页，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11]《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反革命集团》，《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2日。

[12]《彭真同志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1月），在《历史的审判》（上），第4页，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13]李海文：《"两案"的审理及其历史经验》，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4][14]邢贲思：《哲学的启蒙与启蒙的哲学》，载《人民日报》，1978年7月22日

[15]戴煌：《与平反冤假错案》，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11期；

[16]《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借鉴》，《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0日；

[17]《民主与法制》，《人民日报》，1978年7月13日

[18]同上注16

[19]1978年3月，85岁的梁樕凕发表了著名的"危言法制"讲话，他说。"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照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他审视时局，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必定要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的前途所在，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兴许还会有人有意无意地搞人治，但我可以断言，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载海清文编著：《百名中外人士评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第105-106页，改革出版社1988年版。

[19]《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反革命集团》，《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2日；

[20]《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1日。

[21]《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人民日报》，1978年9月28日；

[2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0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

[24]参见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第108-1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版。

[2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第53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孙琬钟、江必新《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保护》，，第224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版。

[27]参见宪法第41条规定。

[28]《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被认为是国际人权救济法的主要渊源，该条第三款除规定了法律救济的诸形式，如立法救济、行政救济或其他有效的救济，倡导"发展司法救济的可能性"。其他有效的救济在各国情况各又所不同，如在北欧的议会监督官、欧洲人权法院、ADR机制、公民不服从制度等。尽管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现代法律救济的多重表现形式。

罪犯工伤救济制度范文篇10

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调整和规范现代劳动关系的发展历史过程看，无不重视刑法作为法律保障法的功能发挥。作为“保障法”和“后盾法”，刑法要注重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对非法侵犯劳动权益的违法犯罪予以严惩，以维护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1刑法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必要性

劳动关系的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就建设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劳动关系也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在复杂的劳动关系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背离和谐劳动关系的现象，一些企业中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相当严重，“霸王合同”、拖欠工资、拒发加班工资、忽视职工安全与健康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导致劳动关系矛盾激化，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压力。劳动关系恶化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也阻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毋庸讳言，我国劳动关系之所以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其原因主要来自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劳动权的漠视和侵犯。通常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遵守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劳动者的权利就得以实现，这是劳动权的积极实现。但是，如果用人单位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劳动者的权利就受到侵犯，此时就需要行政执法部门的介入，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予以惩治，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特殊情况下，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极其严重，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对其已不能有效地抗制，则需要借助刑法的干预。刑法的保障是对劳动权的最有力的保障，也是在劳动权的劳动法保障不力或不能时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如果把其他部门法比作第一道防线，刑法则是第二道防线，没有刑法做后盾、作保证，其他部门法往往难以得到贯彻实施。”[2]

2现行刑法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存在的不足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劳动权的敌视、蔑视或轻视、漠视，频繁引起劳动关系的不和谐。而刑法对劳动权的保护不力，更加使得劳动侵权行为肆无忌惮。我国现行刑法对劳动权的刑法保护分散在刑法典和劳动法律法规的附属刑法之中。附属刑法只是原则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刑事责任”或“比照刑法××条追究刑事责任”，具体的处罚全部规定在刑法典中。《刑法》中关于侵犯劳动权的犯罪主要有：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不报或谎报安全事故罪、强迫职工劳动罪、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打击报复统计会计人员罪等。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严重侵犯劳动权的行为，远不止这些罪名所能概括无遗的，而是存在许多立法空白。至于附属刑法中的刑事责任条款，有些规定在刑法典中是无法找到对应罪名的，因此，所谓“比照刑法××条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不仅如此，与国外相比较，我国对劳动权保护的刑事立法更是存在较大差距。如：法国《刑法典》对劳动权保护比较具体，其主要规定是：(1)关于侵犯平等权的犯罪：第L123-1条、第152-1-1条规定：在招工启事或广告中载明招工对象的性别或家庭状况，基于性别或家庭状况的考虑，拒绝聘用、调动雇员的工作，解除或拒绝延展劳动合同的，处2个月以上至1年的监禁并处2000至2万法郎的罚金，或者仅二罚其一。法院得责令依《刑法典》第51条规定的条件张贴判决并且在指定的报纸上全文或摘录刊登该项判决，费用由受到处罚的人负担。(2)关于保护童工权利的条款：第L211-11、第L261-2条：让未满13岁的儿童从事有危险的、需要强体力的杂耍表演，或进行肢体柔折练习，或交付对其生命、健康或有危险的工作的，处6个月到2年监禁并处2000法郎到1.5万法郎罚金。第L261-3条：使用未成年人公开或以职业为掩护经常行乞者，处《刑法典》第L227-20条及第L227-29条的刑罚。(3)关于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方面的犯罪：第L263-2条：机构主要负责人、经理、经营管理人员或职员，因其个人过错，违反劳动安全法规规定的，处500法郎到1.5万法郎罚金。第L263-4条累犯之场合，处2个月到1年监禁并处2000法郎到6万法郎罚金。第L263-2-3条：雇主或其代表不执行劳动巡视员依据劳动保护与卫生措施的行政规章而采取的措施，处2个月到1年监禁并处2000法郎到2万法郎罚金,或者仅二罚其一。(4)妨害工会活动的犯罪：第L481-2条：任何妨碍行使工会权利的行为，处以2个月至1年监禁并处2000至2万法郎罚金，或者仅二罚其一。累犯、监禁可加至2年，罚金可加至4万法郎。《美国法典》第29篇第186节规定了《劳资关系管理法》的刑罚条款。按该规定影响州际商业贸易的行业中的工会官员(雇员代表)或即将成为工会官员(雇员代表)的人接受其工会会员的雇主所支付、借予、提供金钱或其它有价值的行为构成犯罪，以防止资方秘密干涉工会的政策与事务，构成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3]。为了保证工会代表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负起诚实与奉献的责任，“美国法律要求工会组织的官员和雇员每年都必须报告自己及其家庭从工会会员的雇主那里取得的股票、债券、证券及其他利益”[3]。违反这方面的规定，根据《报告与通告法》的规定，“应处以1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1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并罚”。《美国法典》第18篇第664节规定：“任何贪污、盗窃或非法地故意抽取或转移他人的金钱、基金、债券、保险费、贷款、财产、或雇员福利计划和雇员养老金计划中的资产归自己或他人使用的行为，可处以1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处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两者并处”[3]375-378。1968年后，由于工业经济的成功和繁荣对社会也造成了消极影响，为了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美国国会加强了以刑罚手段惩罚和遏制这方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1970年颁布了《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其目的是改善劳动场所的工作条件，保障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从而减少和控制工伤或职业病的数量及其严重性。《职业安全与健康法》的刑事条款载于《美国法典》第29篇第666节，规定：“雇主故意违反根据本篇第665节颁布的标准、规则、指令，或者违反根据本章所制定的规定，并且导致雇员死亡的，在定罪的基础上，应被处以1万美元以下罚金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者并处。如系再犯，则应处以2万美元以下罚金，或1年以下监禁，或者并处。”根据上述规定，构成违反《职业安全与健康法》犯罪的，雇主的行为必须主观上出于故意，客观上违反了职业安全与健康标准，且造成了雇员死亡的结果[3]380-384。《苏联刑法典》(1960年)在第四章专门规定了“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劳动权利的犯罪”，第134条规定：“妨碍妇女参加国家、社会或文化的活动而严重侵犯妇女的平等权，如果实施这种行为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处2年以下的剥夺自由或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第138条规定非法解雇劳动者，不执行法院关于恢复工作的判决以及故意实施其他严重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的，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撤职。第139条规定拒绝录用或辞退怀孕的或有哺乳婴儿的妇女的，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撤职。第140条规定违反劳动保护规则，可能引起伤亡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处1年以下的剥夺自由，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100卢布以下的罚金，或撤职。使他人受到身体伤害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处3年以下剥夺自由，或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引起人员死亡或数人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的，处5年以下剥夺自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刑法典》(1950年)第15章“违反劳动法的犯罪”除了基本与前苏联刑法的规定相同外，第169条规定：“国家机关、公共团体或国营企业的负责人或私人雇主因违反劳动保护法致使职工可能发生丧失劳动能力的结果的，判处3年以下的徒刑或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第170条“违反地方政权机关关于劳动保护、安全设备、工业卫生的决定的，判处3年以下的徒刑。”第173条：“违反法律规定的矿山保护规程的，判处3年以下的徒刑或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还在第168条增加规定了“国家机关、公共团体或国营企业的负责人或私人雇主严重侵犯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的，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5000元以下的罚金。”在第175条增加规定“雇主故意违反集体合同的，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1万元以下的罚金。”第177条增加规定招用童工的可判处罚金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综合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关于侵犯劳动权的刑事立法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国外劳动权刑法保护的范围广，它们不仅关注对劳动者生命、人身健康的侵害，还把劳动权中的休息休假权、劳动报酬权、平等择业和取酬权、妇女、儿童、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权也纳入了刑法调整的范围，并且也处罚侵犯工会合法权益的行为，对劳动权的保护比较充分。我国刑法只注重对劳动者人身权的保护，对侵犯其他权利，如劳动报酬权、妇女或未成年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的权利未被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第二，在犯罪构成上，国外刑法不仅对给劳动者人身安全健康造成实际损害结果的行为，也对给劳动者人身安全、健康造成危险的行为予以刑罚处罚。我国刑法中设立的几个保护劳动权的犯罪都是结果犯，许多严重威胁劳动权益的行为并未纳入刑罚处罚范围。第三，在处罚形式上，我国刑法大量适用自由刑，只有少量适用罚金刑，处罚形式单一。国外刑法不仅有自由刑，而且大量适用罚金刑，并且法院可以责令在工厂门口张贴判决，在报纸上刊登判决，注重用社会的力量给用人单位施加压力，在讲究信用的市场经济当中，这种处罚方法有极强的针对性。第四，我国刑法中没有专门的篇章规定侵犯劳动权的犯罪，而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刑事立法都非常重视对劳动权的保护，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刑法典中用专门的篇章规定了侵犯劳动权的犯罪。

3应加强刑法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保障力度

3.1在罪名设置上，应增设新的侵犯劳动权的犯罪

3.1.1关于截留、拒不缴纳社会保险金行为的犯罪化问题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克扣、截留、拒不缴纳职工(特别是聘用人员)工伤保险金、失业救济金、养老保险金等社会保险金的行为极为普遍，可谓比比皆是。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用人单位资金困难的原因，也有思想观念落后的原因，还有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等等。要根治用人单位截留、拒不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的现象，应当采取多种措施：首先，政府执法部门要端正认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促使用人单位依法履行义务。其次，劳动者要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协商、举报、诉讼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后，对截留、拒不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基金，情节严重的，应予以犯罪化，以加大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世界上一些社会保险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通常都将用人单位截留、拒不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规定为刑事上的犯罪，以此对违法者予以一定的震慑和制裁。如德国《刑法》第266条A中设立了“截留和侵占劳动报酬罪”：(1)雇主截留应当为其雇员向社会保险机构或联邦劳工机构交付的保险金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3)保险机构成员截留雇主为其交来的社会保险金和劳动保险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当然，处理此问题要慎重。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高积累的经济发展战略，本应该作为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费用被投入到基本建设、生产中去，并没有按本来的用途积累起来，以至现在一些企业要靠贷款、变卖财产来充实这些费用，影响生产的发展。这种因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不能全由企业来承担责任。但对那些经济实力雄厚的用人单位，有能力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基金而故意逃避缴纳，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予以一定的刑罚制裁，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正当。3.1.2关于逃避追缴欠薪行为的犯罪化问题用人单位欠薪，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欠薪，应否犯罪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欠薪行为不宜犯罪化。另一种认为，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故意欠薪罪”[4]。笔者认为，对欠薪行为应否犯罪化，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上，对欠薪行为应采取民事手段、行政手段等措施来解决，但对于那些通过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方式，致使劳动者无法获取所欠工资，情节严重的行为，则有必要犯罪化。理由如下：首先，欠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劳动者的工资是其个人及其家庭生存的基本保障，是劳动的根本目的所在，是劳动者所付出劳动的合理对价。拖欠工资，是对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权的侵犯。更重要的是，欠薪还衍生出其他社会问题。其次，欠薪的原因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不排除有些用人单位和个体老板故意欠薪，甚至将其作为一种谋利的手段。这些人善于钻法律的漏洞，对职工的工资，有能力支付也不支付，能拖则拖，能欠则欠，能赖则赖，甚至一躲了之。即使面对政府的强硬措施、法院的强制执行，往往也是“挤牙膏”般地“兑付”。这种打着“民事纠纷”保护伞的欠薪行为，实质上与侵占、盗窃他人财产的行为并无本质的不同，不予以刑罚规制，难保社会稳定。再次，对欠薪现象的治理，加强社会管理无疑是必要的。如建立工资保障基金制度、工资支付预警制度等，可以有效地防范大范围、高数额、多次数的欠薪现象的发生。但是，再严密的社会管理也有疏漏，再好的法律制度也有执行不力的时候，在巨大利益面前不讲诚信、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因而仅靠预防性措施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惩罚性的法律作为保障。如果没有刑法作后盾，仅仅凭民事手段、行政手段，收效往往有限。为此，有必要改变民事、行政措施的软弱乏力的“温柔”局面，让刑法适时介入，提高欠薪者的违法成本。第四，刑法中有相关的立法例。如《刑法》第203条规定，纳税义务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较大的，构成逃避追缴欠税罪。在权利(力)的位阶上，劳动报酬权是优先于税权的，对逃避追缴欠税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则没有理由对逃避追缴薪金的行为不规定为犯罪。最后，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可作借鉴。如根据《香港雇佣条例》的有关规定，企业雇主如不按时履行支付工资及雇佣合同责任，完成年终到期需要支付的款项，最高罚则为罚款35万元及3年以下监禁。

3.2在规范设计上，应增加危险犯的刑法规范我国刑法对侵犯劳动权的处罚均限于结果犯,客观要件是“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刑事责任”。法律应当具有预防功能。当刑法对结果犯的处罚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时，就应当将结果犯调整为危险犯，才能起到防患于未燃的作用。对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劳动权尤其如此。国外的立法例给我们有力的参照。德国职业条例第148条第2款规定违反主管机关关于劳动保护条件和设施的，威胁他人生命、健康或者他人重大财产安全的，处1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日本1976年的《日本劳动安全卫生法》对拒绝或不执行劳动标准作出的关于全部或部分停止卒业或使用建筑物以及其他死亡事故发生所必要的措施的，要处以6个月以下徒刑或30万日元的罚款。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当某种侵害法益的行为在数量、样态、危害结果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时，必然要求刑事立法对此作出反应，保护该法益的刑法规范也应当随之变化。各国刑事立法所采取的对策之一是实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将部分一旦既遂后果就不堪设想的未遂犯规定为既遂，甚至将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或者增加危险犯的规定，从而使危险消除在危险萌芽状态，更好地保护法益[5]。我国刑法至今没有将给劳动者人身造成危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未规定侵犯劳动权的危险犯，这是不符合社会急剧发展的要求的。关于如何将这些危险行为犯罪化，具体可参考我国刑法中部分行政不法行为犯罪化的例子来制定刑事规范。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有着质的差别，对于行政违法行为很少直接进行刑罚处罚，一般只对造成实际严重后果的行政不法行为才追究刑事责任。但修订后的刑法典却出现了大量的直接规定行政违法行为为犯罪的条款，如新刑法规定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的，伪造、非法出售、购买增值税发票等违反相应行政法规的行为均为犯罪行为。根据以上立法先例，可以规定：(1)“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关于劳动时间规定的，尚未给劳动者身体造成伤害的”构成犯罪；(2“)凡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受到行政处罚，再次违反该法规的，或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停产，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停产的”构成犯罪；(3“)凡违反女职工、未成年工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再次违反该法规的，或违反该类法规，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的”构成犯罪。这样规定，一是贯彻了劳动权法益独立保护的原则。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故定罪量刑从根本上考虑的是行为对法益的侵犯种类与侵犯程度，对法益构成严重侵害的行为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以上几种行为虽未造成劳动者人身实际损害，但已经给劳动者人身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为避免更严重后果的出现，有必要予以处罚。二是可以表明用人单位、雇主的主现恶性，说明行政处罚对他们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有必要运用刑罚武器。三是使构成要件具有明确性，有利于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四是可以与行政不法行为划清界限，初次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并没有造成人员严重伤亡后果的话，并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