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制度范文10篇

专利制度范文篇1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专利机构以及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专利工作的正常秩序，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专利是指专利机构以委托人的名义，在权限范围内，办理专利申请或者办理其他专利事务。

第二章专利机构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专利机构是指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办理专利申请或者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服务机构。

专利机构包括：

(一)办理涉外专利的事务专利机构；

(二)办理国内专利的事务专利机构；

(三)办理国内专利事务的律师事务所。

第四条专利机构的成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章程、固定办公场所；

(二)有必要的资金和工作设施；

(三)财务独立，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四)有3名以上具有专利人资格的专职人员和符合中国专利局规定的比例的具有专利人资格的兼职人员。

律师事务所开办专利业务的，必须有前款第四项规定的专职人员。

第五条向专利管理机关申请成立专利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成立专利机构的申请书，并写明专利机构的名称、办公场所、负责人姓名；

(二)专利机构章程；

(三)专利人姓名及其资格证书；

(四)专利机构资金和设施情况的书面证明。

第六条申请成立办理国内专利事务的专利机构，或者律师事务所申请开办专利业务的，应当经过其主管机关同意后、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审查；没有主管机关的，可以直接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审查。审查同意的，由审查机关报中国专利局审批。

申请成立办理涉外专利事务的专利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办理涉外专利事务的专利机构，经中国专利局批准的，可以办理国内专利事务。

第七条专利机构自批准之日起成立，依法开展专利业务，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条专利机构承办下列事务：

(一)提供专利事务方面的咨询；

(二)专利申请文件，办理专利申请，请求实质审查或者复审的有关事务；

(三)提出异议，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有关事务；

(四)办理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让以及专利许可的有关事务；

(五)接受聘请，指派专利人担任专利顾问；

(六)办理其他有关事务。

第九条专利机构接受委托，承办业务，应当有委托人具名的书面委托书，写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

专利机构可以根据需要，指派委托人指定的专利人承办业务。

专利机构接受委托，承办业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第十条专利机构接受委托后，不得就同一内容的专利事务接受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委托人的委托。

第十一条专利机构应当聘任有《专利人资格证书》的人员为专利人。对聘任的专利人应当办理聘任手续，由专利机构发给《专利人工作证》，并向中国专利局备案。

初次从事专利工作的人员，实习满一年后，专利机构方可发给《专利人工作证》。

专利机构对解除聘任关系的专利人，应当及时书回其《专利人工作证》，并报中国专利局备案。

第十二条专利机构变更机构名称、地址和负责人的，应当报中国专利局予以变更登记。经批准登记后，变更方可生效。

专利机构停业，应当在妥善处理各种尚未办结的事项后，向原审查机关申报，并由该机关报中国专利局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三条已批准的专利机构，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并在一年内仍不能具备这些条件的，原审查的专利管理机关应当建议中国专利局撤销该专利机构。

第三章专利人

第十四条本条例所称专利人是指获得《专利人资格证书》，持有《专利人工作证》的人员。

第十五条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专利人资格：

(一)18周岁以上，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历)，并掌握一门外语；

(三)熟悉专利法和有关的法律知识；

(四)从事过两年以上的科学技术工作或者法律工作。

第十六条申请专利人资格的人员，经本人申请，专利人考核委员会考核合格的，由中国专利局发给《专利人资格证书》。

专利人考核委员会由中国专利局、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专利人的组织的有关人员组成。

第十七条专利人必须承办专利机构委派的专利工作，不得自行接受委托。

第十八条专利人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专利机构从事专利业务。

专利人调离专利机构前，必须妥善处理尚未办理的专利案件。

第十九条获得《专利人资格证书》，5年内未从事专利业务或者专利行政管理工作，其《专利人资格证书》自动失效。

第二十条专利人在从事专利业务期间和脱离专利业务后一年内，不得申请专利。

第二十一条专利人依法从事专利业务，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二十二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到专利机构兼职，从事专利工作。

第二十三条专利人对其在业务活动中了解的发明创造的内容，除专利申请已经公布或者公告的以外，负有保守秘密的责任。

第四章罚则

第二十四条专利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可以给予警告处罚；情节严重的，由中国专利局给予撤销机构处罚；

(一)申请审批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的；

(三)未经审查批准，或者超越批准专利业务范围，擅自接受委托，承办专利业务的；

(四)从事其他非法业务活动的。

第二十五条专利人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的专利机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以由其所在的专利机构解除聘任关系，并收回其《专利人工作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或者由中国专利局给予吊销《专利人资格证书》处罚：

(一)不履行职责或者不称职以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

(二)泄露或者剽窃委托人的发明创造内容的；

(三)超越权限，损害委托人利益的；

(四)私自接受委托，承办专利业务的，收取费用的。前款行为，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专利机构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后，可以按一定比例向该专利人追偿。

第二十六条被处罚的专利机构对中国专利局撤销其机构，被处罚的专利人对吊销其《专利人资格证书》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中国专利局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本条例由中国专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本条例自1991年4月1日起施行。1985年9月4日国务院批准，同年9月12日中国专利局的《专利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中国专利局关于贯彻专利条例的几点意见(1991年4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76号令的《专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有关专利工作的重要法规。《条例》就专利机构的设置条件、审批手续、专利人的资格及其考核、资格与职务分离以及专利机构和专利人职责等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条例》明确了专利工作的方向，对促进专利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推动专利事业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

现就《条例》的贯彻执行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专利机构的性质

专利机构受委托人的委托，办理专利申请或其他专利事务。专利业务涉及的是发明创造，属于科学技术工作范畴。专利人为理工科大学毕业，并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专利人撰写专利申请文件的过程是对发明创造的再加工，属于技术性强的高智能创造性劳动。工作又要执行有关专利的法律法规。所以，专利机构的性质是带法律性的科技服务机构。

二、关于成立专利机构的条件

《条例》规定了成立专利机构应当符合的条件。

(1)关于名称、章程和固定办公场所

专利机构要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有自己的名称。专利机构的名称应当反映出该专利机构的业务范围和地区所属关系，不能随意确定。

章程是指组织内部的组织规程或办事条例。专利机构章程就是专利机构根据业务工作的需要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所有专利机构都应当依法制订组织章程，对本机构的业务范围、人员构成、职责划分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固定的办公场所，是指专利机构进行业务活动的所在地。

(2)关于必要的资金和工作设施

必要的资金是专利机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所要求的。必要的资金，是指专利机构必须拥有的能够独立支配的经费，包括国家财政拨款和符合国家规定的其它经费。设立专利机构的必要资金不得少于3万元。

专利机构应当具备一定的工作设施，如：打字机、复印机等等。

(3)关于财务独立，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财务独立是指专利机构应当有独立的帐号，机构内部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预算管理。

专利机构应当以自己所拥有的财产或经费承担在专利活动中的债务，以及专利人在专利活动中给他人造成损害时的赔偿责任。国家或其上级主管部门不能代替专利机构承担责任。

(4)关于专职专利人和兼职专利人及其比例

专职人是指在该专利机构工作，并以专利为职业的在职专利人。

专利人和兼职人的比例不得超过1∶3。即如果专利机构拥有3名专职人，则所聘用的兼职专利人不得超过9名。

三、关于已在中国专利局备案的专利机构的整顿和过渡问题

(一)凡符合《条例》规定条件的专利机构，应当尽快办理重新登记手续。办理国内专利事务的专利机构和办理国内专利事务的律师事务所，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审查，审查同意的，由审查机关报中国专利局审批；涉外专利机构直接报中国专利局。中国专利局将于明年第一季度公告已于今年年底前重新登记备案及新设立的专利机构名单，以后将每年公告一次。

专利机构申请重新登记时应当提交以下文件：

(1)重新登记申请书。申请书应写明专利机构的名称、办公场所、负责人姓名等。申请书格式由中国专利局统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印刷后发放。各涉外专利机构直接向中国专利局领取。

(2)专利机构章程。

(3)专利人姓名及其资格证书复印件。

(4)上级编委下达的有关人员编制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5)专利机构拥有的资金和工作设施情况的证明文件。

(二)目前尚不具备《条例》规定条件的专利机构，应当积极创造条件，按《条例》第十三条的要求，争取在一年内办理重新登记手续；对于少数在一年内办理重新登记确有困难的专利机构，经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机关申请，并经中国专利局同意后可酌情延长一年的期限，但最迟不超过1994年4月1日。自1994年4月1日起仍不符合条件或未办理重新登记的专利机构不得以专利机构名义承办新的专利业务，这些机构可过渡为企事业单位或机关内部的专利工作机构。

(三)专利机构在重新登记前不得聘任新的兼职人；所聘任的新的专职人必须在该机构的编制之内。

(四)专利机构变更机构名称、地址和负责人，在报中国专利局予以变更登记的同时，应当抄报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

四、关于新设立专利机构的问题

凡符合《条例》规定条件的，自1991年4月1日起可按《条例》规定手续申请成立新的专利机构。申请书格式由中国专利局统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印制后发放。涉外专利机构直接向中国专利局领取。

已在中国专利局备案的专利机构，绝大部分属全民所有制。民办性质的目前只在北京、天津等个别城市试点，尚待进一步摸索经验。除正在试点的以外，新的民办形式的专利机构目前以暂不批准设立为宜。

五、关于专利人的工作证发放问题

《专利人工作证》拟由中国专利局委托中华全国专利人协会统一印制，并发至已重新登记或新设立的专利机构。专利机构按照《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发给专利人。在报中国专利局备案的同时，抄报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

六、关于专利人资格证书的发放问题

专利机构重新登记后，其原有的专利人原来所持有的《专利人证书》换发《专利人资格证书》。在新设立的专利机构中工作的专利人，原已持有的《专利人证书》同样换发《专利人资格证书》。

自1994年4月1日起，原《专利人证书》一律停止使用，届时仍持有该证书者，换发《专利人资格证书》。

七、关于专利人的资格考试问题

专利人资格考试拟两年举行一次。考试由专利人考核委员会统一命题，统一判卷。每次考试均根据需要设立考点，由专利人考核委员会委托专利管理机关或中华全国专利人协会在全国同时组织考试。

第一次全国专利人资格考试将于1992年秋季举行。

专利制度范文篇2

(一)激励科技创新，创新促进技术产业化

专利制度的最大意义在于，其即保护了发明人的利益，又保证了社会的技术发展，利国利民。18世纪中期，瓦特蒸汽机的出现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这次革命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步入现代化大门的国家，也使得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一强国。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纵有各种原因，但专利法提供的制度保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瓦特主要的财富来源不是生产和销售蒸汽机，而是对蒸汽机这个发明专利广泛许可后带来的许可费。英国作为第一个制定真正意义上专利法的国家，通过法律的保护和鼓励，使得当时英国人几乎陷入了一种对发明和创新的狂热崇拜中，在那一时期新技术新发明大量的涌现，极大的改善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可以说工业革命的实质就是不断累积的技术所产生的规模效应。这也证明专利制度的激励作用已经对英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激励着科技创新，促进了产业化的发展。

(二)保护科技创新，取得市场优势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是趋利的动物，如果一项新发明在市场上能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市场主体肯定会选择去模仿这样的技术进行生产，从而占有相应的市场份额，但如果模仿的人多了，则技术发明人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就越来越小，甚至可能不能收回研发成本，也就是说在没有专利法保护的前提下，创新的动机甚至可能消失。所以专利制度最为基本的功能就是对技术的保护作用，通过赋予发明人一定时期的专有权，保障发明人利益的实现，从而使得发明人可以合法的占有市场份额，保持市场优势。

(三)引导创新发展，推动创新知识的传播和利用

专利制度在设计时为了保持发明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在赋予发明人以垄断保护专有权的同时，规定其必须公开技术信息作为对价，且在一定保护期后，该技术将变为社会公共财产，为世人所用。没有专利制度，很多新技术得不到公开，无益于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当然，有观点认为专利制度的虽可以鼓励发明，但是它也会由于授予发明者以垄断权力而使技术成果的扩散过程过于缓慢。我们认为并不能因此否认专利制度本身产生的积极影响，专利制度的垄断效应导致的效率损失，并不足以阻却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这种垄断权力的强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使专利制度更有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一项技术提高到新的高度。通过信息的公开和期限限制，专利制度推动了技术信息的传播和利用。综上所述，技术进步有其内在动力，它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而新的制度安排又会反过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但创新最终还是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推动社会的前进，所以二者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发展的。但自专利制度产生以来，一直有关于其存废与否的争论，争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专利制度是否可以促进科技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理论研究对专利制度存在的争论

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是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案，自专利制度建立以来的三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关于专利制度存废与否的争论。

(一)反对派观点

1．国外研究现状自专利制度建立以来，历史上不断有人置疑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担心其设定的垄断权利会过度损害社会福利、技术的传播以及市场的有序发展。以FionaMurray(2007)为代表，部分学者对专利制度的存在持怀疑态度，Murray分析了专利制度与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专利授予的时间越长，科学技术传播速度也就随之下降，也即专利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创造和传播会产生阻碍作用。RichardStallman(1991)则彻底的否认了专利制度存在的意义，认为应该对专利制度进行限制甚至废除专利制度。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从专利制度建立以来对社会经济起到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即使在这过程中会出现制度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也不足以否认专利制度存在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做的是适度调整制度安排，使其更符合社会的发展，如DanielJ．Gervais(2002)认为现在的专利制度只是缺乏灵活性，需要做的是对其加以相应的调整和改变。2．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只有少部分人认为专利制度的作用不大，吴欣望等人(2006)对相关的理论文献进行了研究后认为，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不能支持“增强专利保护一定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这一结论。接下来，通过科技活动的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的实证模型揭示出，尽管从产出角度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专利申请明显提高了，但从投入角度看，我国的研发投入倾向却受到了负面影响。该研究只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专利制度的激励作用来引导企业走向自主创新之路，但并没有指出专利保护不能促进技术创新，创新能力的提高，确实还需要从更广泛、更深入的角度来着手，包括对现有科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相关政策的实施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专利制度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激励因素。

(二)支持派观点

1．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大部分学者观点还是肯定专利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作用的，如SunilKanwar，RobertEvenson(2003)通过多个国家在1981－1995年相关数据的分析，认为专利制度是促进创新非常重要的激励因素。PetraMoser(2005)对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他通过对1851年英国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十几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后认为，没有专利法的国家，其创新通常只会集中在传统、范围很小工业类别，而有专利制度的国家体现了创新的工业类别则非常广泛。专利制度可以改变技术变革的方向，同时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JoshLerner(2009)认为专利制度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其通过丰富的例证表明经济的发展需要创新，因为创新的投入很大，如果巨大的研发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产出回报，那么没人会继续创新。因此需要有这样一种制度，可以保护创新研发的期待利益，而专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通过授予创新者以独占权，排除他人对技术的模仿，从而保证发明人利益的实现。因此专利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JoshLerner教授的观点被英国政府采纳，作为支撑英国专利政策的理论依据。DuncanMatthews(2010)通过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后认为专利制度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对创新水平的促进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虽然有学者不认同Mat-thews教授得到的结论，但Matthews教授的观点同JoshLerner一样，最终被英国政府采纳，作为对其国家政策的理论支撑。KnutBlind，LukeGeorghiou(2010)以欧盟2020战略为背景，分析了创新对国家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肯定了专利制度存在的必要，但认为现行的专利制度需进行改革，否则不合时宜的制度会阻碍创新的发展。2．国内研究现状国内理论研究普遍认为专利制度对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张宗庆(2001)认为没有制度支持的创新将是稀缺的，专利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它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了专利对创新主体的激励;袁晓东，戚昌文(2002)认为技术创新需要专利制度，专利不仅具有保护权利人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更重要的功能———促进发明创造产业化和商业化的作用;曹新民(2007)以“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作为专利制度存在的原因，认为专利制度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应当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改，应当对专利权的垄断性有所弱化。从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学者还是肯定专利对科技和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考察世界上各专利强国的政策导向，也是对专利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而即使那些持否定态度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研究仅是得出结论认为专利制度有阻碍作用，或者有负面作用，或者作用很小，但没有任何研究认为专利制度对科技和经济社会没有一点关系。

三结语

专利制度范文篇3

专利制度是人类设计的重要创新机制和制度安排。虽然反对者认为，专利制度会造成对发明领域的垄断，而造成阻碍创新的效应。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利制度的正向激励效应方面。通过提供专利保护，可以提供给发明人知识产权保护和收益保障，所以会激励发明创新活动。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专利制度的信号显示和匹配功能。与现有研究把专利制度看做是政府和发明人之间合约制度安排不同，本文把专利制度看做是发明人、投资方以及政府三方博弈的游戏规则或制度安排。我们的主要观点是，由于发明知识的公共物品特性，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制度，那么发明人和投资者之间的合作将是困难的。而通过引入第三方的政府，设立专利制度，不仅给发明人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也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减少了投资人的信息劣势，从而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交易环境。认识到专利制度信号显示和交易匹配效应，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实中，大量的发明无法转化成为新产品或新的工艺。如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即使在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也仅有20%左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发明人和投资方之间缺乏一套有效的合作的制度安排或中介组织。

二、知识交易的困境

技术创新是一系列的过程，技术创新至少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发明）、应用研究（中试）和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阶段的活动。发明只是创新的最初环节，要将发明转变成一项有市场价值的产品还需要很多艰难的后续开发活动和大量投资，而且耗时长达十年以上。因此技术开发阶段的投资和制度设计是至关重要的。经验表明发明、中试和开发三个阶段的投资比例大约是1∶10∶100。由此可见，中试和规模化生产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果只有基础研究发明，而没有后续资金开发，发明成果只能停留在概念和理论模型阶段，而无法获得市场收益，也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现实中，发明知识和资本的“链接”是一件困难的事。不同于有形物质产品的交易，知识产品交易存在着阿罗所称的信息悖论（Informationparadox）问题。信息悖论使得交易的利得（gainsfromtrade）不能实现。很多发明知识只能以私人信息方式存在，因为一旦公开，就将变成公共物品。也就是说，发明知识在买方得到知识或信息之前，买方并不了解其价值，但是，一旦他了解了该信息，他事实上已经无成本的获取了这一信息。这就是著名的信息悖论（Arrow，1969）。信息悖论揭示了知识产品和创意交易的困难。在信息严重不对称情形下，事前的道德风险和事后的逆向选择都会发生。道德风险表现为，发明人可能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夸大发明的价值，索取高于发明实际价值的价格，而逆向选择表现为，当投资人（买方）获得发明知识的信息后，会压低发明知识的价格，甚至退出交易。信息悖论深刻的指出了知识和信息交易的市场失灵问题。有形实体物品，如苹果，其价值承载于具体物品上，在交易中，价值和实体一起发生了产权的转移。而知识和信息则不同，其价值和承载物可以分离，而且可以低成本的复制。

三、专利的信号显示功能和交易匹配功能

与以商业机密形式存在的发明知识相比，专利制度便利交易的好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政府的产权保护承诺。政府通过法律建立专利制度，承诺保护发明知识的产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有效地激励了研究和发明行为和专利申请行为。法律意义上讲，专利是一种所有权证书，它授予其所有者在一定时期内享有某种知识产品进行商业化应用的排他性权利。与市场中第三方中间组织相比，政府作为增进交易的第三方优点在于政府拥有暴力优势，可以通过对侵犯专利权的惩罚实现对专利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如1991年，宝丽来公司起诉柯达公司在即时成像技术方面侵权一案，最后法院判决柯达败诉，向宝丽来公司赔偿近9亿美元，如果加上向消费者赔偿，诉讼费以及损失的潜在的投资机会以及声誉损失，柯达的侵权损失更大。现实中专利侵权官司巨额的赔偿的判例屡见不鲜，正是政府的这一承诺的可信性，提高了发明人通过申请专利方式来实现发明知识价值的积极性。

（2）减弱信息不对称。政府承诺保护发明知识的专利，作为交换条件，发明人有义务披露发明知识的信息。专利（patent）本意是公开的意思。通过发明人的信息披露，减少了买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投资方对发明知识进行了解和评估，提高了交易合作的可能性。正是有了专利制度这一政府承诺机制，很多技术秘密才能公开成为专利，这对于知识的保存，传播和积累有着重大的意义。假若没有国家专利制度，很多发明只能以商业机密的形式存在。在古代，很多技巧只能以秘方形式在父子或以师徒这样狭小的范围内传承。这既不利于知识的传播，也不利于进一步的发明创造。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是善于保护发明胚胎的国家。

（3）信号显示和投资匹配效应。正是在专利制度的上述两个优点，专利变成了发明人显示技术发明价值的一种信号（sig-nal），信息披露大大提高了发明知识和资本的合作机会，通过专利转让和许可，获取发明回报。而另一方面，这种信号显示使得投资者更容易获得有关发明的详细情况以及市场价值。蒸汽机的发明过程证明了专利制度对于科学家和企业家资本的匹配效应。人们往往以为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发明的，其实如果没有实业家约翰•罗巴特和马修•博尔顿的合作，瓦特是难以完成蒸汽机的改进以及其商业化应用。1773年，瓦特妻子去世，留下了六个子女，在家庭变故打击的同时，他的第一位合伙人罗巴特也破产了，蒸汽机研究缺乏资金难以为继，生活陷入危机，他曾一度打算放弃了蒸汽机的改进工作正是这个时候，博尔顿挽留了打算去俄罗斯工作的瓦特，以取得蒸汽机2/3的专利权作为交换条件，支持瓦特发明研究工作，两人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合作。博尔顿为瓦特的昂贵的实验设备和初始模型筹措资金，支持他的研究。与博尔顿的合作，使得瓦特得到了更好的设备资金以及技术上的支持，特别是在加工制造工艺方面。博尔顿倾其所有精力和财力使瓦特的蒸汽机梦想成为现实。此外，博尔顿还在精神方面也给瓦特提供了巨大支持。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从性格方面来看，两人能够走到一起是工业历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页。詹姆斯•瓦特心思细腻，做事动作迟缓并且非常容易焦虑。他常常会灰心丧气。他会将工作放到一边，感觉好像要彻底放弃了。瓦特对商业经营基本一窍不通，特别讨厌与那些有兴趣使用他的蒸汽机的人讨价还价或谈判合同。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修•博尔顿热情洋溢，生气勃勃，与人相处得很好，总是很乐观。当瓦特说：“不会起作用的。”博尔顿会说：“当然会成功的，只要再试一下就行。”

四、便利知识交易的市场中间组织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型企业实验室的出现可以看做是一体化的研发创新组织。从威廉姆森（1985）的交易费用角度看，创新活动在组织形式上的纵向一体化也恰恰反映了发明知识交易的困境。大型企业内部建立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正是为了避免知识交易中的道德风险和价格要挟。战后，在知识生产方面又出现了“市场对企业的替代”的趋势。大量便利发明专利交易的市场主体也不断产生，最著名的就是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OTL，OfficeofTechnologyLicensing）和美国技术转移办公室（TTO，technologytransferoffice）。通过技术转移办公室，实现了发明和资本的“链接”，这些专利机构正是专利制度的匹配功能的体现。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作用主要是致力于发明的市场化，寻求发明技术转移的合作伙伴。OTL的主要做法：一是明确专利产权归属，避免以后产生法律上纠纷；二是对技术进行评价，以决定是否申请专利等；三是对技术的商业应用价值进行评估，预测技术的市场前景；四是寻找投资公司，确定专利转让的方式。在收益分配上，OTL兼顾各方利益。在技术转让产生的收益中，15%留给OTL作为运转费用，其余部分由发明人、发明人所在系和发明人所在的学院各得1/3。斯坦福大学也因为获得了收益，这大约占其研发基金的10%；美国政府则通过税收大循环，最终得到了回报。所以OTL作为市场之间组织形式出现，实现了发明人和企业的有效匹配。借助于OTL，发明人既不出经费，也不必花太多的精力，就可以将自己掌握的技术市场化，并获得可观的报酬（除得到1/3的技术转让费外，还有每年的提成）；而另一方面，实施技术的公司通过OTL的信息和帮助也容易得到了想要的技术。

专利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专利制度；政府采购；创新激励

专利制度中存在着一种“扭曲”现象。一方面，这种制度能极大地鼓励和推动技术的创新，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专利垄断、专利技术“外溢”和发明人之间过度竞争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它又妨碍了自身激励创新功能的发挥。这种“扭曲”从根本上说是由技术的私人生产与社会需求的矛盾造成的。政府在协调私人生产与社会需求的矛盾上负有特殊的职责，亦能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创新突飞猛进的当今，充分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支持、协调作用尤为重要。本文旨在通过对政府购买专利制度的探讨，寻找一条缓解“扭曲”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专利制度在激励技术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专利制度主要是依靠赋予发明人以专有权和公布专利文件的方式来达到激励技术创新的目的的。但正是与此相对应，导致了专利人的技术垄断和专利技术的“外溢”。专利权人在一定的期间和地域范围内享有的对专利技术的制造、使用、销售和阻止进口的权利已经使其具备对该技术进行全面垄断的能力。而专利文件的公开则导致技术成果的“外溢”，专利权人往往无法排除他人从技术成果中获得利益，这意味着可能形成“免费搭车者”。更进一步，专利权人的垄断和专利技术的“外溢”又必将造成发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专利可以提供垄断利润，于是专利促进了发明人的竞争。而专利技术的“外溢”又为围绕专利技术而进行的以替代研究为特征的过度竞争行为提供了条件。专利权人的垄断、专利技术的“外溢”和发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专利制度在技术创新领域的激励功能。

赋予发明人以近乎垄断的权利可以激励更多的创新活动，但是发明人对专利技术的垄断行为又会阻碍该技术的进一步创新，这看来是专利制度的一个“两难处境”。发明人的垄断行为可以是不实施专利、拒绝按照合理条件授予许可证、没有以充分数量的专利产品供应市场，或者为这种产品要求过高的价格等。这些行为都将阻碍相关技术的后续开发。如，压力蒸汽机的发展曾受到瓦特包含所有蒸汽机的专利的阻碍；而在这之前，瓦特蒸汽机技术又受到已有专利的阻碍，直到瓦特找到一种办法绕过已有专利。可见，发明人的垄断行为不应仅仅理解为该专利技术的社会收益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持续的创新过程被人为地打断。

专利文件一经公开，该专利技术就成为公共性的资产，形成“一人创造，百人受益”的局面。毫无疑问，控制公开了的技术成果比控制有形的机器的流通要困难不知多少倍，尤其是在通讯已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样，在该技术成果的使用领域就会出现技术成果的“外溢”问题，即出现很多机会主义者——使用却不付费的人。专利权人要排除这种“搭便车”的行为的监督费用是相当高昂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些常会导致专利权人难以通过控制技术传播来获得利润，甚至有时难以收回研究开发成本（通常是比较高的）。并且这些“搭便车”者可能成为专利权人的潜在对手。技术成果的“外溢”将使其他潜在发明人从中受益，相关技术的研究费用将大大降低，但专利权人却无法依靠专利权享受“外溢”的好处，有时还反受其害。这也意味着，针对某一专利技术，专利权的私人收益远远低于社会收益，专利权人远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回报。这是专利制度不能产生足够的创新激励尤其是原始创新激励的又一原因。

发明人之间的竞争，从广义上讲，包括获取专利前的竞争和取得专利后的竞争。获取专利前的竞争发生在开发过程的发明阶段，是在探索发明的可能性边界活动中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的实际竞争将带来一种无效率。如果n个发明者竞争一项专利，但只有一个人会成功，那么，就有n－1个发明者的研究与开发投资一无所获。对此，专利制度除了通过鼓励先申请的规则尽量缩短这一过程之外并不能再有所作为，因为在探索发明可能性边界的活动中，不确定性、偶然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发明和创新的魅力在于市场和科技前沿在不断变化这一事实。这就形成了新的可能性和组合的千变万化的交替。一次意外的事件就可能给一些久被遗忘的猜想带来新生”。①如果这是对创新的可接受的描述，那么，对获取专利前的竞争事实上人们是无法管理的。本文所讲的发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是取得专利后的竞争，是指发明人在取得专利之后，其他人发展专利技术的替代技术而非补充技术的行为。出于对专利垄断利润分享的动机，取得专利后的竞争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激烈的。现有专利制度之所以导致更多的专利技术的替代技术而非补充技术，这是因为：首先，替代技术可以轻易分享专利技术的垄断利润，却无侵权之虞；其次，通过对专利技术的反向工程研究，进而模仿（而非等同）专利技术的研究方法寻找替代技术，其研究成本通常大大低于原始创新的成本；而补充技术的潜在发明人却需要考虑和专利技术的权利人缔结许可协议，并与专利技术的权利人分享补充技术带来的利益，更不要说补充技术的潜在发明人分享专利技术垄断利润了。更何况，出于专利技术与补充技术的竞争关系，二者达成协议并不容易。如，爱迪生改良了的电报机就曾被贝尔的在先专利阻止使用达许多年。可见，专利制度更多地激励了替代技术的研究，而非补充技术的研究，就这一点而言，它在激励技术创新的方向上是存有偏差的。

二、建立政府购买专利制度的探索

针对专利制度在激励技术创新中存在的上述三个问题，除专利权人的垄断问题得到专利法中的强制实施许可制度的部分矫正外，对其余两个问题，现行专利制度几乎束手无策。即便强制实施许可制度对专利权人的垄断行为的纠偏作用也是很有限的，首先，这些措施都须经政府个案批准，其条件、程序都颇为严格，且只涉及专利权中的实施权；其次，在各国的实践中，强制许可也是很少使用的。②因此，探索一种既有利于消除专利垄断、专利技术“外溢”以及专利技术替代研究激励，同时又能对技术的原始创新提供更强有力激励的制度尤显重要。

技术创新既可以由私人（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的社会组织），也可以由政府来组织进行（直接组织创新活动或对发明人进行资助）。由政府来组织技术创新活动是完全可行的，比如某些国防技术、基础研究等。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在知识经济时代里，政府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作用还会进一步加强。但是，在政府组织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会形成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偷懒行为，他们或者付出太少的努力或者将研究过分集中于纯粹科学兴趣的领域，这种方式并不利于技术创新的激励。因此在技术创新（生产）的激励方式上应该采取私人组织技术创新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激励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这种机制足以保障发明人对技术成果的有效支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技术创新的激励需要专利制度。但是，前已述及，专利制度带来的垄断、“外溢”及替代研究的问题又使其激励功能大打折扣。垄断问题的实质是权利人的私人收益与专利技术的社会收益之间的矛盾，“外溢”问题的实质是权利人的私有产权与专利技术的公共物品属性之间的矛盾，过度竞争或替代研究问题的实质是专利技术的私人提供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垄断、“外溢”及过度竞争问题的根本解决要求对专利技术采取公共物品的分配机制，即将专利技术置于公有领域，人人可以用之，这样自无垄断之可能，也无“外溢”之虞，更无过度竞争之必要。可见，我们所要寻找的制度必须兼具私人物品生产优势和公共物品分配优势，具体地说，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将专利技术置于公有领域的制度：由私人组织技术创新，并针对创新成果赋予专利权，在专利权人申请并对其予以充分补偿的前提下，将专利技术置于公有领域的制度。这是一种专利技术有偿公有化的制度，这种制度与专利法中关于专利技术无偿进入公有领域的规定不同。如专利有效期限届满、未缴年费、声明弃权等情况都可导致专利技术进入公有领域，但专利权人并不能因此主张补偿。在设计这种制度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由谁来进行补偿？很显然，只能由政府来进行这种补偿，因为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组织会有愿望并有能力从事这项对自身没有直接收益的活动，而且专利技术公有化最终将导致专利技术社会收益增加这一公益目标的实现，政府补偿应是其社会管理职责使然。那么，这种由专利权人向政府提出转让专利申请，政府依循一定的条件和程序购买（受让）专利，然后将专利置于公有领域的制度，就是政府购买专利制度。

政府购买专利制度本质上是专利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的结合，它保留了专利制度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它的不足。在这种制度下，技术发明人仍可将技术成果申请专利，取得专利权之后，仍可自由决定是否向政府提出专利购买申请，也就是说，专利制度仍可不受影响地发挥其激励创新的功能，而政府购买行为的介入，只为消除专利制度的垄断、“外溢”及过度竞争问题提供了机会。一旦政府购买专利并将其置于公有领域，原专利权人已不再是该技术的权利人，自然也就没有了垄断之权利（但他还可能通过控制与该技术相关的专利及技术秘诀来达到垄断的目的）；原免费搭车者变成合法搭车者，原机会主义行为变成合法行为，“外溢”问题也不再有人担忧；一旦专利技术变成人皆可用的公有技术，围绕该技术展开的竞争性的替代研究行为便无利可图，而且替代技术会很难找到市场，因为人们会倾向于使用无需付费的公有技术。一个与此相关并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一方面，政府购买专利并将其置于公有领域之后，替代研究的激励几近丧失，相关领域补充研究的激励却会大大增强，因为公有化了的专利技术会给该技术的补充技术带来更大的市场，而且在专利技术公有化了的情况下，补充技术的发明人无需与原专利权人分享补充专利的价值，补充技术的实施也不会受到原专利权人的阻碍，于是可获得专利的补充研究会大量地深入地进行下去，围绕公有化了的专利技术的补充专利技术也会逐渐增多。但是另一方面，公有化了的专利技术可能会阻碍补充专利技术的实施，因为在政府购买专利制度下，人们为了享受免费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使用改良的但却要付费的专利技术。可以说，政府购买专利制度是专利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而非专利制度之外与专利制度相对抗的一种制度。实际上，政府购买专利制度只是专利转让制度中的一个特殊内容，所谓“特殊”，无非是指受让人特殊，受让的条件和程序特殊及受让人对已受让的专利的处置方式特殊。

长期以来，多数人都相信，揉合私人物品的生产机制与公共物品的分配机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对技术成果采取“私人提供、大众免费消费”的做法同样也是行不通的。的确，在各国的专利法中目前还找不到政府购买专利的有关内容，但政府购买专利的实践早在19世纪的法国、美国就已经出现了。1839年7月，法国政府购买了银板照相（Daguerreotype）专利并将其置于公有领域。随后，这项发明得到迅速而广泛地利用，大量的补充发明改良了银板照相技术中的化学反应过程及透镜，并且加速了在化学反应及太阳光谱分析方面的科学进步。在美国，1802年，南卡罗来纳州政府购买了轧棉机专利在该州的权利，后来，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的州政府也购买了该专利在各自州的权利以取得针对轧棉机专利收税的权利。在本世纪，也曾出现过与政府购买专利的做法类似的政府奖励创新的实践。美国专利补偿委员会（USPCB）就曾对具有军事价值的原子能技术的发明者予以补偿。前苏联和专利法实施前的中国，都曾长期存在着政府对技术创新予以奖励而将有关技术置于公有领域的做法。在中国，政府奖励创新的制度目前仍是整个创新激励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购买专利制度作为专利转让制度的重要补充，一方面保留了专利制度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消除垄断、“外溢”及过度竞争的机会，加之前人在这一领域的有益偿试，因此，有必要对政府购买专利制度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三、建立政府购买专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对政府购买专利制度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确定购买价格及该制度的适用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确定购买价格的问题。

确定购买价格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揭示专利技术价值的市场信息的问题。可以采取协商、评估、拍卖等方式来确定购买价格，但协商、评估的方式难以克服当事人之间的串通行为，其结果也难以反映该技术在市场上真实的价值，而拍卖则被认为是揭示诸如专利技术等无形财产价值的市场信息的最标准的方式。

通过拍卖方式确定政府购买专利的价格的机制可以这样设计：

第一步，专利权人决定运用政府购买专利的制度，即专利权人愿意将专利技术卖给政府并提出申请。鉴于政府强制购买专利的做法实际属于政府征收行为，它会大大降低专利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因此，政府购买专利制度必须严格建立在专利权人自愿的基础上。申请人在政府受让专利之前的任何阶段都应有权撤回申请或要求政府延迟购买。与此相对应，为防止申请人滥用程序中的这种权利，申请人应对整个程序的行政费用负责。

第二步，政府对专利权人的申请进行审查。政府购买专利制度只是专利制度的补充而非替代，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购买所有领域不同创新层次、不同社会价值的所有专利，因此，政府应根据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事先设定申请政府购买专利的条件。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案，政府在征求科研机构、产业部门等的意见后再作审查，即对申请案采取审批主义而非准则主义的做法，以便政府对这一制度的运用有最终的控制权。

第三步，政府接受申请案后，提出以通过拍卖揭示出来的价值乘以一个“溢价比例”所得的价格购买专利的要约。前已述及，在专利制度下，由于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外溢”问题，专利权人就专利的私人收益远远低于专利带来的社会收益，因此，为了增加发明人技术创新的激励以及专利权人向政府提出购买专利申请案的激励，在政府购买专利制度下，政府应当以接近于专利技术带来的社会收益的价格向专利权人购买专利。在拍卖程序中，拍卖参与人的报价只反映了该专利技术的私人收益，因为报价人在考虑报价时不会将自己无法控制的“外溢”现象所形成的价值包括在内。因此，政府要约购买专利的价格应该等于通过拍卖所揭示的该专利的私人收益乘以同类专利技术群的社会收益除以私人收益所得的一般的“溢价比例”，这个“溢价比例”可以通过调查相同技术领域中专利技术群的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情况予以事先确定。实际操作中，政府应事先取得不同专利技术群的“溢价比例”的经验数据。

第四步，进入拍卖程序，发现专利技术的私人收益。在这里，拍卖程序主要起到一个发现价值的作用。一方面在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政府最终将购买专利，但政府却不参与拍卖的报价；另一方面，拍卖参与人进行报价，但又不能通过这一拍卖程序直接买到专利（也许能间接买到，容下文再作分析）。在这一环节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报价人真实地揭示专利技术的价值，为此政府应充分披露该专利技术及同类技术的技术及经济信息，以帮助报价人更理智地报价，同时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申请人与报价人串通抬高报价的行为。在设计防范措施时，可以考虑以下做法：1．采取不公开参与人的身份，并要求参与人分别报价的做法，这将使串通变得更困难；2．采取多次拍卖的做法，拍卖次数越多，拍卖所揭示的市场信息越趋向真实；3．政府可以规定以第三高的报价作为计价依据，这样，申请人将不得不买通三个人而非一个人以确保报价有实质性的增长。4．政府可以要求故意哄抬报价的人以其所报高价在政府受让专利后从政府手中买走该专利，并禁止申请人再从哄抬报价者那里购回专利或向他作其它转移利益的支付；5．严格审查拍卖参与人身份，禁止申请人的关联企业或关系人参与报价；6．要求参与人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担保其报价的善意，以增加虚假报价的风险；7．对串通报价的人追究法律责任，对提供相关线索、情报的人予以奖励。

第五步，政府购买专利的价格计算出来之后，专利权人可以拒绝政府的要约，继续保留专利；专利权人也可以接受政府的要约，使政府成为该专利的受让人。

第六步，政府受让专利之后，最典型的做法是将该专利置于公有领域。到这一步，政府购买专利的行为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为了激励拍卖参与人揭示专利的真实价值，政府可将其购买到的专利中的一小部分随机选择地卖给报价最高的人。这种情况下，拍卖参与人通过拍卖程序间接买到了专利。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防范申请人与报价人串通报价的行为。

政府购买专利制度的适用条件问题是对该制度进行可行性分析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显然，我们不能仅仅从理论上来评估政府购买专利制度的效果，而且自专利制度创立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政府购买专利的实践，大规模地开展这一活动是相当冒险的，因此，应该选择一个有限的范围开展这一制度的试点工作。这种试点将有助于我们逐步明确诸如专利权人是否愿意将专利卖给政府、申请人与报价人串通情况是否严重、拍卖参与人的报价与专利的社会收益之间的关系、专利技术被置于公有领域之后带来的社会收益如何等问题。这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去判断这一制度到底是该废、该改还是该更广泛地应用。试点领域可以考虑选择制药业。选择药品行业进行试点能最全面地测试政府购买专利制度的利弊，因为在这一领域，专利制度的“扭曲”现象极为突出。在制药业进行这项试点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专利保护在药品研发过程中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制药业技术创新竞争激烈，这可以保证拍卖程序有足够的参与者；药品专利的获得需要经过严格的、较长时期的药品审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潜在的报价人可以获得很多相关信息，以帮助其理智报价；药品专利垄断利润巨大；药品专利的替代研究很普遍；而且将药品专利置于公有领域可以大大降低药品价格并激发大量的补充发明，药品专利公有化的社会收益非常明显，百姓将是这一制度变迁的最大受益者。在政府购买专利的资金来源上可以考虑从政府在药品研究开发领域的直接投资中提取一部分，使这一部分资金从研发过程中的投资转变为药品研发成功后购买药品专利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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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Freeman，C．TheDeterminantsofInnovation：MarketDemand，Technology，andtheResponsetoSocialProblems．Futures．206，1979．

专利制度范文篇5

在专利制度危机的影响下，社会公众对专利制度的信任度正在下降，改革专利制度或探索具有实践价值的替代性制度得到了颇多关注。如：有学者反对专利制度赖以生存的“功利主义理论”，提出“前景理论”，主张“通过财产权的一般理论重新整合专利制度”，使其在技术信息创造的早期就能提供较为宽泛的保护；有学者阐述“反公地理论”，“强调分散、片段性的财产权利必须聚合到一处方能实现对财产的充分利用”，主张改革专利制度以避免“过度分散授权”；有学者基于对“专利申请积压、授权期延长、质量降低、专利竞赛、专利灌木丛”等专利制度现实生态环境的分析，提出应重视和发展“专利奖赏制度”，认为专利奖赏制度作为“介于政府授予发明者对其发明享有独占权的专利制度和政府直接资助研发制度之间的奖赏制度”，“预示着专利制度的未来发展”；有学者提出“非独占专利制度”的设想，主张“不授予新技术的最初发明人以绝对的独占财产权，而使最初发明人仅能对抗搭便车的竞争者，但不对抗独立研发出同样技术的竞争者”，等等。不过，由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大大降低了各国改革和创新专利法的自由度”，且“任何涉及专利制度的改革往往都无法避免地成为代表特定利益的集团进行游说的机会”以及“坚定的专利制度捍卫者仍为数众多”等原因，专利制度的改革步伐缓慢、专利制度的替代性制度也难以获得充足的实践探索空间。因此，“如何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为技术信息提供合适且有效的保护以充分激励技术创新”正成为当下亟需思考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实际上，在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中，专利制度并非唯一能有效保护技术信息的法律制度形态，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同样能为技术信息提供较好的保护。在专利制度危机背景下，面对专利制度改革与专利制度替代性方案难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现实，“完善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积极功能”，无疑是值得尝试和努力的。

二、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功能思辨

通常而言，与专利制度相比，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因“并不能明确产生合法垄断权”以及“其社会性是有限的”等原因而被认为是保护技术信息的次优选择，但在专利制度危机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比对专利法律制度与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功能可以发现，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可能比专利制度更具优势，在激励技术信息公开与共享方面也并非存在不可容忍的弊端，且其相对而言比专利制度更有利于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实现。

（一）激励技术创新

在人类社会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中，专利制度曾与公司制度一起被视为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之所以如此，不外乎是因为“专利制度给天才之火浇注利益之油”。依据肯定专利制度的激励论学说，专利制度能够通过给予技术创造者或拥有者合法的垄断权而使之能获取利益，并有意愿继续从事技术创新的探索。不过，从国际范围内专利制度的实践来看，专利制度频现危机，其是否真能有效激励技术创新已饱受质疑。为此，很多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专利制度激励了技术创新，但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经济学证据能证明专利制度实际上增加了任何领域的创新，相反，却有一些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提出“如果我们之前没有专利权制度，那么创建这样一项制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与专利制度一样，经济学中的激励机制原理是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存在的重要依据。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同样是通过赋予技术创造者或持有者合法的垄断权来使之能获取大于成本的收益，从而使之能有信心和意愿继续从事技术创造和运用活动。但与专利制度不同，技术秘密法律制度赋予技术创造者或持有者的合法垄断权是一种事实上的垄断而非法律设置的垄断，其他市场主体一般并不能获知技术信息的真实和完整内容，因此也就难以被他人不当利用，技术创造者或持有者获得收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至少目前还并未遭受难以反驳的质疑。专利制度遭遇到的质疑一般都是因为专利制度的实践产生了不可否认的“恶”，如专利质量、专利诱饵、专利丛林等问题使得真正有价值的技术创新很难成功得以实现，但技术秘密法律制度至少目前还未引发相似问题的出现。

（二）激励信息公开与分享

“信息公开与分享”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一般性功能之一，该功能通常需要通过公开扩散技术来实现，但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技术秘密法律制度下，技术创造者或持有者并不会像专利权人那样公开其技术信息，因此，在传统上，经济学家曾怀疑“技术秘密法律制度能否提供纯经济利益”，认为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在不公开的条件下创造了市场权利，对技术秘密的保护可能会使社会有所失”，技术秘密法律制度被认为“在静态效果上是阻碍技术信息的传播和使用的”。不过，在现代知识产权法学理论中，有关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认识已经得到更新和发展。技术秘密法律制度本身对技术信息传播的限制已经被一些具体的制度手段或方法予以解决，如：技术秘密不能对独立创造、反向工程和研读公开的文献等正当手段加以限制；技术秘密也会因公共利益或相关法律明确的规定而被强制予以披露，等等。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允许他人利用反向工程等手段来获取技术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是可以实现技术信息适当公开与分享的。此外，在实践中，专利制度在实现激励信息公开与分享方面往往也并不会比技术秘密法律制度更有价值。有研究表明，专利制度所带来的信息公开与分享在实践中能够取得的实际成效其实很小，因为科研人员或企业在研发时常常会忽视专利信息的存在，并不能从专利信息中获取有效的知识，而即使关注到了专利信息，结果也很有可能仅是“徒增很多浪费投资的绕开已有技术的努力”而已。比较而言，技术秘密法律制度通过对反向工程等的承认，实现了技术信息的公开与分享，在实际效果上，并不比专利制度差。

（三）保障有效竞争

自二战结束后，专利制度危机就在慢慢发酵。专利制度被指责为“仅仅考虑了制造和销售产品的强者，而忽视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权益和社会福利”；“专利制度容易导致市场上没有多家企业在销售上进行竞争，从而使得消费者难以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专利制度使得技术创造者或持有者可能有机会要求他人签订不正当的限制竞争的合同，如：专利权人在许可专利权时，可能会要求对方附带购买一定的部件或材料等”。近年来，半导体工业标准制定组织、宝丽莱“一分钟”快照专利等事例已成为专利制度对竞争造成不利影响的有力证据，专利制度被指责“已经成为公司扰乱竞争对手的武器、成为让竞争对手停业的有效武器”。与专利制度相比，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在保障有效竞争方面更具有优势。技术秘密法律制度虽然同样承认技术秘密创造者或持有者享有“合法的垄断权”，但由于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并不像专利制度那样，要先行予以确权，这就使得技术秘密法律制度不会在市场竞争中被利用于技术的“圈地运动”，技术秘密创造者或持有者难以围绕一项技术秘密获得多项公开而确定的关联权利，难以通过对法定垄断权的布局来阻碍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进入。而已经进入市场的主体不阻碍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保证市场进入壁垒为零，正是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基本内涵与要求。

三、我国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如前所述，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并非是保护技术信息的次优制度选择，其与专利制度相比，实质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劣势，因此，在专利制度危机重重的背景下，我国不断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或可加强对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重视，而这也有效契合了未来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方向：早在2007年，欧洲专利局就曾大胆预测：到2025年，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将可能成为保护创新的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制度之一。2012年、2013年，美国国会分别就《美国保护商业秘密和创新法》、《盗窃商业秘密构成犯罪的私权法案》进行了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正逐渐将技术秘密法律保护视为知识产权竞争中的关键因素，正快速加强对技术秘密的保护力度。

（一）技术秘密保护专门立法必要性的再认识

在我国，与专利制度等传统类型的知识产权制度相比，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发展相对较晚，直到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出台，我国才填补了对技术秘密保护的空白。长期以来，技术秘密的法律保护问题始终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热点问题，而且相关研究结论已有一些共识，如认为我国应适时制定技术秘密保护的专门法律。不过，已有的理论研究没能有效推动立法实践的快速发展。虽然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制定完成了《商业秘密保护法（草案）》，但该草案最终以法律形式出台的可能性及具体日期都还难以预测。究其原因，可能与实践部门并不完全认同理论研究界反复强调的“技术秘密保护专门立法的必要性”有关。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界与相关实践界对于“加强技术秘密保护、适应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趋势”基本无分歧，双方分歧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专门立法”。理论界通常认为，我国技术秘密法律保护存在着“相关立法分散、不统一、法条之间缺乏协调统一性”等问题，从而使实践中技术秘密法律纠纷难以有效解决，因此，有必要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以系统、全面、科学地构建起我国技术秘密法律制度”；而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上，来自相关实践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认为“我国技术秘密纠纷案件相对偏少，专门立法的必要性还不充分”。暂且不论这一分歧中孰对孰错，从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来看，我国应当尽快实现技术秘密保护的专门立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要贯彻和实现该决定的内容和要求，势必需要依赖专利制度与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完善。我国专利法律制度在经过多次完善后，现已能较好地发挥其所应具备的各项功能，同时，面对全球性的危机，专利制度的未来发展空间是值得质疑、有待进一步明确的；而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在我国目前还主要是由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的相关零星内容来构成，且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行为规制法，其重视的是行为结果，而非财产权利客体本身，我国完善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空间还较大。现阶段，已经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表示出对我国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不满和不信任，甚至认为我国现行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和“陷阱”，这不利于我国技术创新和技术市场的发展。如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教授在2013年年会上所言：“对于技术市场与技术转移而言，由于全球技术发展加快，技术升级与换代已经越来越频繁，但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许多技术领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不同步，所以一些可能被升级换代掉的技术仍然具有可被引进的价值，如果这些技术是以技术秘密形式来保护的，那么跨国公司则可能会因为对我国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不信任而不愿意输出这些技术。实现技术秘密保护的专门立法是完善我国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必然选择。通过专门立法，不仅能够有效化解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技术秘密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且还将有助于确立技术秘密为财产权利客体，并围绕之构建确定的权利取得、权利行使、权利限制与权利保护等相关制度，最终帮助技术秘密创造者或持有人对我国技术秘密法律制度保有良好的信心和信任，愿意甚至主动寻求技术秘密在我国的转移和运用。”

（二）完善技术秘密法律制度中的域外经验借鉴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起步较晚，因而在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过程中，适当学习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完善技术秘密法律制度亦是如此。实际上，我国许多相关的研究之所以提出“应实现技术秘密保护专门立法”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美国保护技术秘密的立法经验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专门立法模式的选择建议方面，也体现在一些具体制度的建设建议方面，如：有学者认为，美国法区分“直接使用”与“间接使用”的做法值得我们在判断技术秘密侵权“使用”时借鉴；有学者认为，美国法中独有的且适用有扩张趋势的“不可避免泄露规则”是我国值得借鉴的，“需要通过对技术秘密法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对其进行移植适用”；有学者认为，美国法“对诉讼中技术秘密的保护有充分的认识”，可以对我国相关制度提供借鉴；有学着认为，美国法“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技术秘密侵权行为主要判断因素”，可以“为我国司法实践所借鉴”，等等。诚然，美国的确是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发展较早也较为完善的国家，但除美国外，俄罗斯以及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对技术秘密保护的立法也均发展迅速且较为完善，如：俄罗斯在其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过程中，形成以单行法对技术秘密制度进行一般调整、以民法典对技术秘密进行具体调整的二元体制格局；欧盟委员会已于2014年5月26日就“建立一个新的商业秘密保护框架的宏观举措”达成一致意见。我国在完善技术秘密法律制度过程中，对于美国法的经验当然可以借鉴与学习，但同时，也不能囿于或照搬美国法。毕竟，从美国与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中的诉求来看，两者还是有所差异的。美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更多地体现了跨国公司的利益需求，不断追求对知识产权予以更为严格和高标准的保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建设必须结合国情，需在利益平衡原则的指导下充分考虑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应当实现的公共利益维护问题。换言之，我国技术秘密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应围绕当前我国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应用的需要来进行，围绕如何实现知识产权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来进行，既要适当关注美国法的有益经验，也要充分关注俄罗斯以及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经验与探索。

（三）我国技术秘密保护专门立法中的重点问题例析

在专利制度危机背景下，实现我国技术秘密保护专门立法，是对“技术秘密法律制度能够有效且合适地保护技术信息”的承认与肯定，是为了充分保障和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我国技术秘密保护专门立法，可以适当借鉴域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同时更应该结合具体国情，并在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指导下来实现。与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传统领域的立法相比，技术秘密保护专门立法更为复杂，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解决的重点问题，如：技术秘密保护专门立法的首要任务应是合理界定技术秘密。技术秘密虽然在很多法学著述、一些立法文件和相关国际条约中都有被使用或关注，但是对其予以界定却并非易事。就立法中词语的使用而言，《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知识产权类型的列举中使用了“未披露过的信息”一词；俄罗斯《商业秘密法》并列使用“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两个概念，前者指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后者则是指对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的保密制度；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使用的是“商业秘密”，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两类。对于一国立法而言，立法用语的规范与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已基本认同“未披露过的信息”与“商业秘密”语义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死板地套用国际条约中的用语；而俄罗斯的立法用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技术秘密”可能比“商业秘密”更适合用于严谨地指代知识产权客体。此外，在专利制度危机的背景下，寻求技术秘密保护专门立法实质上是为了促进技术创新，“经营信息”虽然也在商业活动中是有价值的并应被予适当保护，但与“技术信息”相比，其智力成果的属性以及与技术创新的关联度等都较弱，因此“经营信息”继续留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调整更为合适。适当区分对待“技术秘密”与“商业秘密”，并在语词的使用上选择“技术秘密”，将我国专门立法工作的核心突出强调为对“技术信息”的保护更为合适。不过，由于与“商业秘密”一词相比，“技术秘密”与“国家秘密”的区别与边界更有可能被模糊化，所以，使用“技术秘密”一词，对我国专门立法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即必须处理好“技术秘密”与“国家秘密”之间的关系，以化解一些国外竞争者对国有企业可能会将“技术秘密”不当转化为“国家秘密”的担忧。另外，就技术秘密的具体范围而言，“保密性、新颖性和实用性”是很多国家在认定技术秘密时所采用的共同标准，但对“保密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具体要求”的认识和制度设计在各国还存有较大差异。我国技术秘密保护立法，应当结合现有关于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围绕立法目的的实现来明确相关要求并设置具体制度。

专利制度范文篇6

全球迈进了知识保护的时代，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是各国科技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知识产权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专利制度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基石。科技人才的创造性成果大多是在履行职务中，或者是其基于单位所提供给的条件来实现的，这就产生了职务发明。在现实情况中，如何来合理保障这类发明创造，成为了各国专利制度中重要的保护议题，其不仅可以代表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各国运用专利制度获取技术竞争力的水平，表明的国家科学及技术的发展程度。中国专利法制定以来，就在相关法条中对职务发明创造进行了规定。在专利法第六条中规定了申请专利的权利以及专利权的归属，以及第十六条中对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进行了规定，其中具体涉及对职务发明创造性进行了保护范畴的认定。其立法本意是为了推动知识经济发展，调动科技人才科技创造和推动科技成果的热情。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对于专利法中职务发明部分也进行了适应性修改。2000年修改《专利法》时又对第六条规定进行了修改，依据第六条规定，职务发明创造与非发明创造的法定界限主要通过是否是为了执行本单位的任务，及是否主要是利用了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进行判定。纵观法条修改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保障国有企事业单位在专利法律关系中与其他非国有单位的平等民事主体地位，以此行业曲线linkindustryDOI：10.3969/j.issn.1001-8972.2021.05.001可替代度影响力真实度来鼓励技术人员在工作中进行创新，同时也保障了职务发明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利益，充分调动科技人员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涉及职务发明专利奖励实施

虽然在实践中对专利权的归属问题属于该类专利的争议焦点，但是归属权通常并不是职务发明人的初衷，立足于本职工作所作出的发明，其权利归属归于受雇单位或企业，同样也是对于单位或企业的一种权益保护。但是作为实际作出发明的人，其本身的劳动成果也应当给予肯定。发明本身是人作出的发明，那么如何鼓励职务发明人，也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环节。专利法中职务发明的核心，就是在职务申请发明人依靠本身力量无法获得合法权益时，能够寻求法律途径。职务发明报酬纠纷实质上是合同纠纷，基于中国专利法对职务发明的保护，实践中需要合同法的相关支持才能得到保障。而对于民事法律纠纷的处理，需要考虑合同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处理程序较为复杂，例如，在一审判决后，还面临上诉，这在无形中也使得一些职务发明者对本身权益不能进行及时及有效的保护。并且从案件的判决可以得知，在中国职务发明中，不仅要依靠专利法，还需要依托所属政府相关制度、以及诉讼时效的约束。并且基于对法律具体规定的认识不足，可能错过诉讼时效，这对于职务发明人本身的权益就有所损害。另外，对于奖励的多少，如何分配报酬，还需要大量的事实举证与政策支持，这无疑对职务发明人与企业之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专利法对职务发明人的权利给予了法律上的保护，但是具体实施时，基于中国的专利制度，仍然需要企业本身在一定上给予支持才能实现权益保障。可见，中国在职务发明制度中，缺乏了对于不履行义务的责任进行规定，在允许请求权利的情况下，应当对不履行义务的情况给予规定，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记录不履行时的惩罚条款，以此来约束单位或企业，即职务发明的既得利益者。

其他主要国家的职务发明专利奖励制度

本节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职务发明专利归属及奖励制度，旨在说明不同国家的差异所带来的制度上的不同。中国正处于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中，专利制度也在不断摸索与改进，借鉴其他国家对职务发明人权益的保护制度，取其长处，意识到其短处，可以进一步提高我国专利制度的发展。1．美国对于职务发明人专利权的保障美国的职务发明可以归结为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纵观美国职务发明的发展，1787年，美国《宪法》对职务发明进行了规定，1790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专利法《促进实用技术进步法案》，之后依据判例来对职务发明相关案例进行审判。可见，美国的职务发明制度是基于其丰富的判例研究，总体上是倾向于雇员优先制。相较于其他国家所关于职务发明权属和利益分享问题而言，美国对于职务发明人的权益保障制度更加完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的发展。2.英国对于职务发明人专利权的保障《英国专利法》中，规定了雇员的职务发明创造归雇主所有。与我国专利法的规定类似，英国在职务发明中也是以“任务标准”作为判断规则，在对待职务发明创造的态度上也是倾向于雇主优先的模式。之外，英国专利法还强调“合理预期”、“特别分派”、“特殊职责”，这些同样是作为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的判断条件。在职务发明利益分享的制度层面，英国专利法并没有详细规定出，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归雇主所有后，应当对雇员的权利基于什么样的保护，这也使得职务发明人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其相关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3.德国对于职务发明人专利权的保障德国的职务发明专利归属是雇主优先制与雇员优先制的折中模式。德国在职务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方面，制定了有关职务发明的专门法律，即《雇员发明法》，德国《雇员发明法》独具特色的是雇员向雇主的报告制度，即原始权利实质上是归属于雇员的，直到雇主提出要求权利主张时，相关权利才会转至雇主。如果雇主要求职务发明创造归属权，其必须申请专利，并向发明人支付合理报酬。这种制度的制定迫使雇主对职务发明创造性的认真考量，间接促进了职务发明的含金量，推动了职务发明创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德国采用了折中模式，这种方式促使职务发明人与雇主两方都能够积极行使其所具有的权力，进而适当调和双方利益，一定程度上形成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对双方的权益保护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加快了专利事业及科技的进步。德国估算职务发明报酬时需要考虑职务发明创造的商业实用价值，雇员在企业中的职责和职位，以及企业对发明的贡献，并且赋予了雇员参与确定合理报酬是权利，也就是对报酬性质及数额的协商权，对报酬总额及各共同发明人所获份额的知情权、对雇主及时通知和支付报酬的请求权、对报酬支付决定的异议权等。4．日本对于职务发明人专利权的保障日本在职务发明中，提出了职务发明奖酬的制定要符合“合理性”判断原则，具体而言，其要求用人单位在确定职务发明奖酬时，要满足相关规定，其中要求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照顾到员工意志。其规定了制定的奖励和报酬的程序要求，按照要求制定奖酬办法的就认为具备合理性，否则其权益保障就比较困难。日本在2016年4月1日对职务发明的法律制度作出最新修改，要求单位对做出发明的相关人员给予金钱或者其他经济上的利益性奖酬。可以通过单位和从业人员之间通过协商来具体确定。在其规定中具体体现了需要制定具体奖酬标准，其通常是由用人单位预先制定，并且该奖酬标准的确定需要同员工进行协商，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员工的利益，并且规定中说明了用人单位和员工经过协商以后确定具体奖酬标准，在确定后需要对外进行公开，以便于用人单位和员工参照执行，并且针对具体职务发明制定具体的奖酬决定，该针对性的具体奖酬决定需要听取员工的意见，在充分考虑了员工的意见后，用人单位才能确定最终的奖酬方式和内容。这些规定的制定，使得员工和用人单位之间奖酬的确定要合法、公正、合理、有据可依，也更切实保证了双方的利益。日本在规定中还对职务发明奖酬进行了说明，其奖励不再限于金钱形式，可以通过其他有利于发明人的形式来实施。日本针对职务发明的奖励制订了针对发明人的奖酬的具体操作《指针》，在奖励时提出了“合理性判断规则”，使得各种行为有法可依。

中国职务发明专利改进方向

在职务发明活动中，职务发明的权利归属与利益分享制度都必须基于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环境的整体环境中，使其具备一定研究价值及实施的可行性。关于立法上应选择何种职务发明的权利配置模式，通过对各国职务发明专利制度的分析，建议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制度设置，对于中国职务发明奖酬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借鉴日本，职务发明奖酬规范应当全面覆盖职务发明从技术保密阶段，直至专利技术阶段的整个生命周期，实现职务发明所存在的整个周期的监视及权利保障，在整个周期内制定详细的法律规章；其次，鉴于对法律运用的有限性，可以适当延长职务发明人申请权利的期限，以弥补现行职务发明奖酬“约定优先”规范中忽视显失公平的制度缺口，明确对于认定为显失公平者，即视为在前无约定与无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直接适用职务发明奖酬法定量化规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众发明的信心；再次，基于现行职务发明奖酬规范的相关法律法规众多，其所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有《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合同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在实践中，运用多种法律在一定程序上浪费了行政资源，通过建立整合一致的职务发明奖酬法制体系，并且在发展中综合考虑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关法条规定，充分保证职务发明人所有的合法权益；最后，借鉴德国，进一步完善专利法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制定相关惩罚措施，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个人利益能够充分得到保障，保障相对弱势的个人利益，并且一定程度上也节约的行政资源，使得判决能够有法可依，提升公众认知意识。

在我国，出于经济建设和创新发展的需要，从国家到地方，逐步重视职务发明人利益机制的建立。继13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职务发明人合法权益保护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实施的若干意见》，武汉市了《关于加快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高校、科研院所转让的职务科技成果的净收入中，70%应用于奖励其完成人和转化人员，上海高院知产庭制定《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或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审理指引》，供上海各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参考，湖北省出台《加强专利创造运用保护暂行办法实施细则》。2016年，国务院将《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部署的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加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和风险防控、提升知识产权对外合作水平、加强政策保障等六方面重点任务。

专利制度范文篇7

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看，一方面自专利制度诞生始，人们往往在垄断了一项权利后为了充分实施该项专利、实现利益最大化，不顾这项技术是否潜伏着生态危机，这种天然的利益导向性因此对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伤害。另一方面，专利制度促进生态技术创新所开发的“有益新物种”充分发展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对其他物种产生了竞争性的优势，进而人为地淘汰其他物种，导致生物多样性发生无可挽回的损失。专利制度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在促进生物的人工繁育和培养的同时，又导致了野生动物和植物品种被过度盗猎和开发，进一步破坏生物的多样性，最终造成有限资源被无限自由过度剥削的“公地悲剧”。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专利制度阻碍了新的、对环境有益的智力成果的研制，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米歇尔•海勒提出了“反公地悲剧”，作为“公地悲剧”的镜像概念，“反公地悲剧”意指同一对象上的产权过多可能导致资源陷入利用不足或者闲置浪费的悲剧。“绿色技术”是与传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技术相对应的，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的，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污染且拥有最小生态负效应的“无公害化”或者“少公害化”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的总称。一些绿色技术的拥有者对其技术拥有过多的产权，所以常常会滥用其权利，使得他人利用开发其技术遇到重重阻碍，因而导致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不平和和效率低下。为了调整专利制度带来的“生态负效应”，我们可以从如下角度分析来解决问题。

从专利本身来看，我们必须对专利附加“绿色”的限制，将“绿色”要求加入专利授予条件并在专利审查中予以落实。具体来说，如果某一项技术是原始创新，那么在无异议的情况下其作出的阐述可以被自动接受；如果某一项技术并非原始创新，则需要将其与原有技术作比较，只有在该技术对环境更有利的情况下，其才有可能被授予专利。这一措施有利于顺应《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27条中规定的：对危及人、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或者严重破坏环境的专利，政府可以拒绝发证。以此真正实现“法律的生态化”，“法律生态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金瑞林教授提出的，如今在已受到各国的重视。

从专利制度的角度来看，专利制度产生之初社会污染的态势处于生态环境可以自我调节的范围之内，其环境伦理尚未纳入人们的考量的知识体系。强制许可制度的重构是实现专利制度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举措。所以我们必须重点发展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专利强制许可，也称非自愿许可，是国家专利主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不经专利权人许可，授予他人实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49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众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紧急状态”“非常情况”“公众利益”等概念较为宽泛和模糊，应当由法律进一步作出规定，以此保护合理限度内的私权。另外，我国对于强制许可的申请主体、申请理由、申请程序等各方面的规定限制较多、要求较高，还未充分实现TRIPS赋予的权利，所以关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再建设必须在充分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放宽限制，尤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将利益天平向公众一边倾斜，对专利权人的独享权利作出进一步的限制，充分运用TRIPS协议赋予的自主权，灵活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认识到，强制许可制度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发挥其威慑作用，来限制专利权的滥用，保护公共利益。若实施不当会产生阻碍科技创新、侵害个体利益的负面作用。

专利制度是时展的产物，而在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威胁的情况下重新构建我们的专利制度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益的天平在公共利益和私权的博弈之间不断平衡，以寻求不同时代的支撑点。在当今这个时代，生态环境利益则毫无疑问是我们捍卫“公共利益”必须考量的因素，我们不能再将环境作为牺牲品来发展经济，要始终坚信环境和利益之间的利益矛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法律终将会达到其应有的状态，终将实现其利益协调工具的作用。

作者:郁思远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专利制度范文篇8

《美国宪法》第1条第8节规定：作者和发明者得在一定期限内对其作品和发明享有专有权。[1]《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613-1条规定了专利独占实施权自申请提交起发生效力。[2]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由此可见，在权利效力上专利权具有排他性，是国家所授予的一种垄断权，可以排除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其专利技术，通过这种制度运作，旨在鼓励多元社会主体投身于发明创造活动中，从而产生更多为社会所受益的新技术。在此层面上，专利的垄断性体现在：一是专利权为权利人所独占，并且该垄断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并且对于一项专利技术，不允许两个或两个相同技术方案被授予相同的独占权，后来的技术应该比先前的技术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才能会被授予新权利的可能。[3]二是专利权垄断性伴随着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各国专利法都规定专利权期限届满，相关权利进入公共领域可以为全社会所共有，并且这种垄断权仅在一定的法域范围内有效，对于超出领土范围的，没有特别的要求，其它国家并没有保护该专利的义务。在反垄断法中，还存在另一种意义的“专利权垄断”，它并非强调某一具体权利由谁占有或者如何行使，它更多地强调专利权人某种行为是否对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构成了危害，此种危害是否又在法律的容忍度之内或是超出了容忍度。[4]反垄断法意义中的垄断，必须借助反垄断法的思维模式，将相关竞争行为放置在具体的市场竞争行为中，对特定相关同类竞争者的行为予以考察，分析是否对市场竞争造成了破坏。因此，专利权是法律所授予的独占排他的垄断权，同时也是市场经营的重要组成要素。拥有专利权虽然并不一定完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专利权人更容易操纵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构成反垄断法语境中的“垄断”行为或状态。也就是说，此两种语义下的“垄断”容易结合，尤其是专利权人在行使权利过程中，超出反垄断法的容忍度，产生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后果，前者语义的专利垄断就会转化为后者语义下的垄断；前者由法律授权并保护的垄断降级为受到法律所规制的垄断行为；前者促进发明创造的宗旨将通过规制排除或限制垄断行为来予以实现。

二、专利权滥用的规制与经济学“垄断”理论的支撑

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仅论证了反垄断法的正当性，而且为反垄断法的适用并向可预见性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西方经济学关于垄断理论的梳理，有助于把握专利垄断的深层次问题。1、新福利经济学垄断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在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基础上进行修改，发展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提出了假想的“补偿原理”，建立了效用序数论，并编造了“社会福利函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帕累托最优理论，该理论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该理论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转移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而达到这种状态，必须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无外部因素、无信息不对称。而专利是国家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而授予专利权人的，当专利权人违背专利制度设立的宗旨，扭曲社会正常竞争秩序，从而无法达到在没有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关于垄断的危害性，也是新福利经济学学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D.R.卡默申研究指出，1951—1961年间，垄断所导致的社会福利减损数额约占GNP的6%；小五斯特采用厂商数据，得出的数据仅有0.5%；而考林和米勒根据734个大型制造商带来的福利降幅约占公司生产总值的13%。[5]2、熊彼特“创新”垄断理论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理论体系。该理论强调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取代的作用。熊彼特指出：在自由资本主义演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就鼓励创新这个层面而言，完全竞争显然不如垄断更为有利，更具有技术效率性。大型企业早已成为推动经济总量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6]他进而指出，真正具有价值效益的是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新市场甚至新的供应来源。[6]在熊彼特看来，垄断已经不再作为竞争的对立面，不再依赖于价格而是强调用创新来开拓市场，并认为唯有如此企业方可以成为创新之真正载体。[6]熊彼特还在书中分析了垄断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创新将会颠覆已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进而使市场充满变数，同时垄断也会为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因为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较大，市场经营风险较多，破产现象时有发生。而在短期的垄断条件下，企业基于自身的实力，垄断地位的获取，企业经营利润的增加等对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加，为持续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专利制度的设立则是符合熊彼特“创新垄断”理论的，专利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会被授予短期的独占垄断权，权利人可以通过独占使用或者授权他人使用来获取回报，从而为持续地研发提供保证。而其他主体可以根据发明文献、公共领域的智慧以及自身的创造力来继续创新，可以研发更具新颖性、实用性的技术，从而打破之前专利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当专利权人滥用自身专利权具有反竞争后果、对社会竞争秩序造成阻碍时，则必须予以规制，从而使社会发展更具有活力。3、新产业组织的垄断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是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相对的，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以分析企业策略性行为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组织理论。其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在大量新分析工具的基础上所延伸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和合约理论等理论创新，在研究基础、方法、工具和研究方向上都有突破性的变化，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完全竞争与垄断具有天生的不可调和性，许多市场都存在单一或共同的垄断现象，这些企业通过达成垄断协议、非法经营者集中等策略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共同提升，必须对此类企业进行拆分或严格限制企业合并。美国传统反托拉斯法便是建立在此认识之上的，哈佛学派的理论为这时期的反垄断执法提供了理论支撑。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反垄断执法实践指出：若某一相关市场的70%的市场份额由四家或更少的企业集中享有，即可判定该行业属于垄断性质行业，随之而来便是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7]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执法更加重视经济效率的分析，同时经济分析的方法越来越多地涉入到具体案件之中，比如波斯纳法官在U-nitedStatesv.GeneralElectricCo.案和StandardOilCo.v.UnitedStates案中就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得出的判决结果亦与之前的结果相反。[8]另外，该理论倡导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资源配置的绝对自主性和免受干预性，市场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自我调节的过程，只要市场结构是基于自由竞争所致，那么即使存在垄断，也应该是合理并有效率的。这种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反垄断执法中得到证明。正如威廉姆森教授所言：无论结构主义或者行为主义占主导，都无法变更反垄断立法与执法的初衷，即维护或救济遭受或已遭受垄断侵害之利益，最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9]根据新产业组织合约理论，合约包括了合约的设计和执行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在短期和瞬时的合约中，交易双方能够很快得出结果，并可以对结果进行衡量，合约中的激励承诺是可信的，也可以通过设计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在长期合约中，合约达成的关键性因素是如何使交易双方提供一个可信的承诺，而且这种承诺可以足够激励并约束双方达成交易。如果长期交易中，存在着足够的承诺，就存在适意的激励相容条件，合约的边界就存在最优充分条件，如果激励失效，就会导致合约的低效率，合约的边界将会失效。[10]合约理论为专利权滥用规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专利权作为权利人与社会之间所达成的合约，在专利范围内使用是权利人的自由，不会对市场竞争造成任何的影响，相反权利人行使专利权时超出专利权的范围，将会造成合约的低效率，对竞争秩序造成恶劣影响，而从长远来看，合约理论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三、消除垄断后果：专利制度的经济效率分析

法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范式就是在经济效率框架内考量法律制度对法律主体的激励和对法律权利的衡量，分析对法律主体的风险选择和行为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1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专利制度设计要达到两个方面的均衡，即事前效率问题与事后效率问题。专利制度是以事前视角为前提，通过创设一种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特征的权利机制，旨在实现事前的激励创新与事后推广应用的效率均衡。[12]1、实现对创新的最优激励专利制度制定与实施之前，如我国的四大发明都属于公共领域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无条件的予以使用，一方面公共领域内的信息与知识也明显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换句话说，因为专利制度的缺失，类似的发明方案缺少产权界定而缺乏法律保护的根基，当然对专利权人发明的激励作用也有所减损。另一方面，发明人承担了发明创造的各种成本与付出，社会公众都可以从权利人的发明创造中获得不同的收益，同时发明创造的产品或服务也容易被竞争对手所复制。由于专利权利涉及的是一种技术方案，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就可以理解，因而基本不用承担专利研发的成本支出，时而反复，专利权人创新的成本难以收回，创新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出实际效果。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专利权人对其发明创造未进行产权化，无法排除其他社会主体的无偿复制。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所带来的激励不足，专利制度应运而生，通过法律授予专利权人对其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享有排他性的权利。如此一来，专利权人创新的成本便得以收回，发明人的收益也会增加，权利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将收益投资于创新的研发活动中，实现生产者剩余的不断增加；由于市场竞争激烈，相同或类似的替代方案也会不断涌现，逼迫权利人通过专利产品的定价机制来缓解竞争压力，一般而言，专利产品的定价会逐渐降低直到等于或接近边际成本，因为专利权人前期已获得足够的回报，产品价格的降低有利于对市场的掌控，相应的消费者剩余也会逐渐增加，社会福利水平亦会随之提高。专利制度的事前激励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既是专利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专利制度得以实施的经济理论支撑与对现实预期效果的期待。2、对专利权使用价值的最优发挥专利制度虽然具有激励创新的机制，但是如果设置不当或者权利人使用不当，则会导致权利人获得过度的垄断权，从而会吸引专利权人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过度地使用专利权，如过高定价，则表现在专利权人将专利产品的定价超过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致使专利产品的产量低于社会总需求之下。专利制度的事后效率也就是对专利权的合法权利予以适当的限制，对专利权人滥用权利的行为予以规制，从而确保社会可以通过专利制度而受益。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发明人是谁，创新将会发挥其最大价值的人使用。[13]科斯定理通常被用来分析专利权人与侵权使用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专利侵权人侵权所得的收入超过因为侵权所支付的成本时，侵权人往往会铤而走险。同样的道理，在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发生联系时，专利权人独占适用专利往往会被施加许多条件，如专利强制许可、专利合理适用、专利制度的时间、地域限制。专利制度的最优效率体现是专利的价值得到充分地发挥，专利制度的运行不能为社会竞争增加阻碍，即专利制度的运行体现的都是正面的效率性，或者负面的效率微乎其微。所以，当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排除、限制竞争时，专利制度的效用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专利制度促进消费者福利增加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宗旨未能完全发挥。专利制度抑或专利权具有天生的垄断性，但是权利的垄断不能上升至排除、妨碍社会竞争的垄断，不能因为专利权的存在而无视社会正常的竞争秩序。反垄断法规制专利权滥用符合经济学中的效率预先原则，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为专利权滥用的规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专利保护期限的设置、专利合理使用条款的拟定等都是对专利权滥用的预先防范，但是当专利权人滥用专利制度排除、妨碍社会竞争时则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控范围，应该用反垄断法的思维与举措对专利权滥用的行为予以规制。

作者:张继文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外国专利法选择（上）[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2]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外国专利法选择（中）[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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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龙柯宇：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规制研究[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5]单向前、李建伟：我国行业垄断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7（3）.

[6]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建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商务印书馆，2002.

[7]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6.

[8]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9]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张群群、黄涛译：反托拉斯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0]新产业组织理论[EB/OL].http：//wiki.mbalib.com/wiki/，2016-12-01.

[11]李曙光、王佐发：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J].政法论坛，2007（1）.

专利制度范文篇9

一、日本专利制度的缘起

古代日本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后进国家。一般来说，先进的文明古国都先经历青铜器时代，然后才可能进入铁器时代；但日本却借助中国大陆文化，从原始渔猎采集时代直接发展到铁器时代，进入农耕文明。同时，也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人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①]这样，日本人"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并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②]在这种文化下，尽管有一些悬赏征集发明的事例，但整个文化氛围是抑制技术创新，甚至有时会出现禁止创新与改进的现象。例如，德川时期就实行锁国政策，1721年（享保6年）公布的《新规法度》布告曰："总而言之，新型者，如器体、织品之类，均不得制造。"又有云："诸商品本应依据传统古风，近年却改变花色品种，制造新奇之物，此类均予以禁止，切记。"

改变这种局面的，首先是"兰学"[③]在日本的兴起；其次是"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前者为西学在日本发展作了一些铺垫；后者则为日本确立西方"科学、产业、教育三位一体的国家政策"[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为促进产业经济发展，最初将欧美专利制度介绍到日本的，是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年）。福泽谕吉不同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认识到日本科技落后的表面现象，还能认识到"不及外国之处，就是学术、贸易和法律。"[⑤]他首先将欧美的专利制度介绍到日本。而且，在他倡导下，日本社会各界纷纷介绍、解释西方专利制度，并主张尽快在日本实行这种法律制度。

1871年（明治4年），日本颁布了《专卖简则》。尽管该简则在实行后的第二年就遭到了废止，但其仿效欧美专利制度，开风气之先，仍为日本人称道不已。《专卖简则》共19条。简则开宗明义："任何物品的发明人，在近来专卖御差的管辖下，有申请者，均可按规定向内民部省提出申请。"该简则采取先申请原则，允许延长有效期和缓缴专利费，还对使用发明和专利标志方面作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突破了传统习俗与禁锢，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进步的规定"[⑥]。后来，《专卖简则》虽然被废止，但先进的专利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日本国民、特别是一些科技工作人员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为专利制度在日本的确立奠定了基石。

二、近代专利制度在日本的确立

在各界的呼吁声中，从1879年开始，日本政府重新研究建立专利制度。1885年（明治18年），《专卖专利条例》经元老院通过并颁布实施。虽然该条例很快就为1888年（明治21年）《专利条例》）所修改，但此后专利制度便一直绵延不断，可谓是日本最初的一部专利法。1899年（明治32年）的修改法正式将"专利条例"更名为"专利法"，并沿用至今。以后，又经过1909年（明治42年）、1921年（大正10年）等多次修改，近代专利制度在日本真正确立。

1885年《专卖专利条例》吸收法国和美国有关专利法的规定，确立了近代专利制度的基础。该条例第1条就规定了产品和方法两种专利，并规定了授予专利的"新颖"和"实用"的主要条件。同时，该条例确立了专利的主要制度：采取先发明原则；对医药发明不授予专利；专利权有效期为权利人任意选择的5年、10年或15年；采取增补专利制度；规定专利权人在专利产品或包装上标明专利标志的义务；规定专利实施与无效制度；规定由农商务大臣对专利进行管理与裁决；等等。《专卖专利条例》的公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了日本各界广泛地关注和赞扬；其中，该年度专利申请数为425件，年内便有99件被授予了专利。

1888年《专利条例》重要的修改之处有三：一是确立发明人有权享有专利权的权利原则；二是确立授予专利的审查原则；三是规定对饮食品、嗜好品和医药品调配方法的发明，不授予专利。该条例所确立的发明人所享有的"权利原则"，改变了特许法下国家"恩赐"的特色，为近代以来以"私权"为本位的专利法确定了基础价值。不过，该条例仍然坚持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为终局裁决，将司法审查排斥在专利制度之外；同时，该条例也不承认外国人享有专利权及与专利权相关的权利。

1899年《专利法》不仅将"专利条例"正式定名为"专利法"，而且在诸多方面也进行了修改。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为了参加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承认了外国人的权利；（二）对专利厅复审，可按不符合法律或用法不当为理由，向大审院提出起诉；（三）明确了发明的继承人也可享有专利；（四）专利权的有效期一律定为15年；（五）改变了专利维持费的数额和缴纳方法；（六）恢复了增补专利制度；等等。这次修改，是对当时在日本出现的专利制度

"废止论"和"批判论"的有力驳斥，并解决了专利条例中司法审查和外国人的权利问题。

1909年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增加了有关职务发明的规定；（二）关于发明的新颖性问题采用国内公知原则；（三）增加了有关外国人享受的权利的规定；（四）规定了专利效力所不及的范围；（五）利用发明时，可以请求获得实施许可的复审；（六）专利权的有效期可以延长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此次修改，是在针对适用巴黎公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适应产业政策发展而进行的，旨在进一步加强专利的保护。

1921年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将先发明原则改为先申请原则；（二）采取了申请公告制度和提出异议制度；（三）驳回专利申请之前，将驳回理由通知申请人并给予申述意见的机会；（四）废止了对申请不服的再审查制度，采取了直接请求抗告审查制度；（五）对请求无效复审规定了5年的诉讼时效（第85条）；（六）建立了再审查制度。这次修改，主要是为了适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并与日趋显现的专利制度的国际化倾向相协调。

近代意义上的专利法，是建立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的。这种观念认为，作为一种知识产权的专利权，是人的人身及其劳动所派生出的产物，是一种"自然权利"；专利法虽然是一种"特许法"，但它却以"私权本位"为其基本特征。因此，通过以上专利立法活动，不仅使得专利法作为一种产业政策法在日本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在日本建立了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专利制度。

三、日本专利法的发展

专利法的发展，始终是与专利制度的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近代意义的专利法都是以国内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与日益强化的专利制度国际化趋势越来越不相适应。为此，1959年（昭和34年），日本在参考了大量国外立法的基础上，全面修改了专利法。也正因如此，很多人认为，现行专利法是从1959年专利法开始的。以此为新的起点，又经过多次修改，日本专利法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1959年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判断发明新颖性的标准包括国内所发表的刊物在内（第29条第1款第3项）；（二）新增加了发明创造性的规定（第29条第2款）；（三）改变了有关职务发明的规定（第35条）；（四）采用了共同申请制度（第38条例外条款）；（五）专利的效力只及于发明的实施行为（第68条）；（六）将确认专利范围的复审制度改为判定制度（第71条）；（七）国家以外的人，在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也可实施他人的专利发明（第93条）；（八）规定了有效期，从申请日起算不得超过20年（第67条），并废止了有效期延长的制度；（九）新规定了侵权规定（第100条-106条）；（十）原则上废止了请求无效复审的时效制度（第124条）；（十一）复审的审级采取一审制。[⑦]

1970年（昭和45年），日本政府又对1959年专利法进行了部分修改，甚至在有些地方对原专利制度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例如，采取申请公开制度和请求审查制度，扩大先申请的范围，以及采取前置审查制度，等等。

1975年（昭和50年）修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即采取了物质专利制度和多项制度。

1978年（昭和53年），为配合已经加入的《专利国际合作条约》，日本政府一方面制定了"关于根据《专利国际合作条约》进行国际申请等的法律"，另一方面在专利法中新设立了"关于根据《专利国际合作条约》进行国际申请的特例"（第9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专利法又频繁地进行了修改，分别在1981年（昭和56年），1982年（昭和57年），1983年（昭和58年），1984年（昭和59年），1985年（昭和60年），1987年（昭和62年），1988年（昭和63年），对原来的专利法有关规定进行了修改，1985年的修改主要是设定了基于在先申请主张优先权的国内优先制度，代替原来的追加专利制度。1987年的修改所占的地位较重要，这次修改的主要方面体现在：（一）规定了优先权证明书的提出期限；（二）鉴于国际通讯手段已经很完备，废止了无效审判除斥期间；（三）修改了手续费的有关规定；（四）修改了国际申请译文提出期间的有关规定；[⑧]（五）借鉴美国的规定，在专利制度中引进了专利权存续期间延长登记的有关规定，这主要是在有关农药和医药等专利由于受安全保护方面的法规的约束而在两年以上的期间内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可以基于专利权人的申请，在五年的期间范围内进行延长；[⑨]（六）扩大了复数发明可以进行一个申请的范围，规定只要在产业应用领域和研究课题方面具有相当的技术关联性，就可以在同一申请书中进行一个申请（专利放第33条、实用新型法第6条）[⑩]；等等。

1990年（平成2年）对于专利制度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一）对于专利申请中附带的摘要作为一种技术信息的检索手段加以规定；（二）采用所谓的无纸化系统，在专利和实用新型申请中，可以利用电子信息处理，还可以利用磁盘；（三）新设定了注册费预缴制度[11]。

1993年（平成5年）对专利制度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一）对于实用新型实行只审查形式要件和基础要件的无审查主义，相应地缩短了实用新型权的存续期间，自申请日起六年；（二）对手续补正的时间、范围和次数等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1994年（平成6年）对专利法进行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一）为使权利早期设定，废止了原来在专利申请审查程序中的申请公告和专利异议申诉制度，而实行专利赋予后的专利异议申诉制度；（二）与当时的技术革新和国际发展趋势相协调，要求对于欲获得专利的发明的记载要充分、明确，每一请求项的记载要简洁；（三）引进了通过外国语书面进行申请的制度；（四）依据巴黎公约的规定主张优先权的有关规定（专利法第43条、第43条之2，实用新型法第11条，外观设计法第15条）；（五）对专利申请的手续补正时间的限制作了缓和性的修改，并整理了有关条文，主要是因为专利赋予前的申请公告和专利异议申请制度改为专利赋予后的专利异议申请制度，而且与巴黎公约的优先权主张期间以及引进外国语书面申请制度有关[12]；（六）创设了因不缴纳注册费而使专利失效后再恢复专利权的制度；（七）在无效审判或专利异议申诉程序于专利厅受理之时，为避免增加不必要的程序，规定可以在无效审判程序中请求对说明书或图纸进行补正，而不必对于补正单独设置一个程序。[13]

1995年（平成7年）、1996年（平成8年），专利制度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一）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相协调而作出的一些修改（专利法第15条、第24条、第147条、第151条、第169条、第171条）；（二）证据的调查与保全（专利法第119条）；（三）专利异议申请的决定方式（专利法第120条之5）；（四）审判的审理方式（专利法第145条）；等等。

四、日本专利法的最新修改

最近，也即1998年（平成10年）、1999年（平成11年），日本又对其专利法进行了最新修改，1999年就进行了三次修改。其中，1999年12月8日的修改主要是与民法所做的部分修改相协调而做出的。而1999年12月22日的修改主要是为了配合推进独立行政法人事业的开展而进行的。当然，有些修改内容实际上很早以前就探讨过，如赔偿过低的问题。最初，赔偿数额按照准无因管理来处理，而1959年修改的专利法又将损害赔偿从"填补损害转向了吐出不当得利"；但是，在当时实际操作中，这种观念却没有得到落实。在最近一、二十年，由于美国推行的职业专利政策，使得日本的企业支付了高额的损害赔偿。随之，日本产业界几乎全体都要求提高损害赔偿额，以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这样，为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修改从多视角提出了方案。

具体而言，这些修改主要包括：（一）对专利要件的修改。一方面将公知和公开的范围从国内扩大到了国外；另一方面，又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新规定了不仅可以通过公开发行的刊物进行公开，还规定了通过电信线路的方式让公众利用也构成公开（第29条）；（二）在进行优先权主张时，规定如果是通过电磁的方法用序号将申请记载事项特定化的，可以通过提供序号的方式来主张优先权（第40条第5款）；（三）对专利分割申请的有关期限明确了具体规定（第44条第3款、第4款）；（四）增加了请求申请公开的有关规定（第64条之2、第64条之3）；（五）对有害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或个人名誉以及个人安静生活的相关资料，在专利公告中不提供公众阅览的规定（第66条第5款、第6款）；（六）对专利权存续期间延长注册的有关规定（第67条之2、第67条之2之2）；（七）增加了对专利发明技术范围进行鉴定的有关规定（第72条）；（八）对损害赔偿额的推定作了具体的规定（第102条）；（九）增加了侵权诉讼中的被告方对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行明示的义务（第104条之2）；（十）对侵权诉讼中提出有关证明文件的规定（第105条）；（十一）增加了为计算损害赔偿而进行鉴定、认定相当损害赔偿额的有关规定（第105条之2、第105条之3）；（十二）对专利费的有关规定中，增加了专利属于国家或独立行政法人与其他主体共有时，专利费的计算方法等（第107条第2款至第5款）；（十三）专利费的减、免、缓（第109条）；（十四）增加了审判书记官的有关规定（第116条之2、第144条之2、第147条、第150条第4款、第190条）；（十五）对提供证明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第186条）；（十六）对手续费（第195条）以及手续费的减免（第195条之2）的规定；（十七）对侵害专利权的犯罪不再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第196条）；（十八）在两罚规定中，对法人和个人做了金额不同的差别处罚的规定（第201条）；（十九）与民法的修改相协调，在专利法中引进了成年被监护人、监护监督人、被保佐人、保佐监督人、辅助人、辅助监督人的概念（第7条、第16条、第139条）；（二十）与1999年（平成11年）法律第103号通过的《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相配合，在专利费、手续费等费用的缴纳上，给独立行政法人与国家同样的待遇；等等。

归纳而言，在民事救济方面，这次修改主要是为了解决赔偿额过低及其计算问题，而修改也主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着手，以便于迅速地获得适当而有实效的损害赔偿。实体方面通过1998年修改而获得实现；程序法方面则通过1999年修改而获得实现。

在实体法方面的修改中，第102条第1款规定，按照侵权人构成侵权行为的组成物件的数量，与若没有侵权行为，则权利人能够销售的单位数量的利益额的积，在不超过权利人的实施能力额度内，作为权利人受到的损害赔偿额。同时，对相当于使用费的赔偿额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去掉了"通常"二字，对当事人业务上的关系和侵权人获得的利益等多方面作出考虑后，依据具体的情形认定适当的相当于使用费的金额。

在程序方面的修改中，主要是为了方便损害赔偿额的举证。民事诉讼法第248条的特则规定，在认定存在损害的情况下，如果从损害的性质来看，对其额度的举证极为困难，法院可以根据口头辩论的全部内容和调查取证的结果，认定适当的损害赔偿额。同时，在民事诉讼法中，也有关于计算鉴定制度；但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即使是有鉴定存在，如果行为人不积极协助的话，鉴定人也不能获得充分的资料。这样，修改中就设定了与以往的鉴定制度不同的专利诉讼特有的损害赔偿额鉴定制度。计算鉴定人是公认的会计师等专家，而对行为人设定了说明义务。[14]

总的说来，这次修改在加强专利权的保护、方便举证和加大赔偿额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损害赔偿额的认定方面，是一个较难的课题，仍需多方探索，加以完善。

例如，关于发现制度。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若要使专利侵权行为特定的话，需要引进发现制度。现行法的修改已经在使侵权行为特定化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包括积极否认制度的引进、提出文书命令的扩充、计算鉴定人制度的引进等。但是，如果侵权人不进行积极否认或者不对提出文书命令做出反应的话，即使是进行了推定侵权的"真实拟制"，实际上若与实际行为相异的话，也很难执行停止侵害的命令。也有人认为，在侵权人不进行积极否认时应该采取扩充提出文书命令等措施，而在侵权人不服从这种提出命令时，应该遵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管怎样，都认为应该反映出辩论的全部意旨。而同时，有人认为，在有关计算鉴定人制度中，法院不能直接干预鉴定人与侵权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侵权人不对鉴定人做出协助就推定适用真实拟制。

在这次修改中，之所以在民事诉讼法和专利法中没有引进发现制度和鉴定人直接进入侵权人的工场进行鉴定的制度，是考虑到这样的原因：除了专利诉讼，其它诉讼如公害诉讼等也希望引进这种制度；而当时没有足够的依据说明，专利诉讼中就必须引进这种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殊性使得引进这种制度必要的说明不充分。"[15]而且，专利权作为一种私权，在被告没有侵权的情况下，适用发现制度，允许鉴定人进入被告的生产场所，甚至使得商业秘密都得公开，这种做法是否妥当，或者说这种职权探知主义是否适用于专利制度，尚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引进一种国外的制度，还必须考虑其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单单引进这一种制度能否奏效是一个问题，而引进得过多是否又会影响整个制度构成的性质又是一个问题。

但是，必须承认，没有这种发现制度，在判断侵权的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不克服损害赔偿额过低和举证困难这一弊端，就有可能使得整个专利法律制度空洞化。"因为现在的时代，人们可以选择适用的法律，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创造适用美国法律的条件，使得日本的法律制度形骸化。"[16]

又例如，关于停止侵害制度的完善问题。这涉及到侵害论与损害论、假处分与本案诉讼。侵害论之后即会出现损害论这一损害赔偿的认定问题。但是，一旦侵害被认定以后，即可以不经其它认定而立即进行停止侵害救济。这就是说，假处分可以与本案诉讼同时进行。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尽快使得侵害行为特定化。为此，法律必须进行两点修改：第一，原告将对方行为的具体实施方式特定的情况下，对方不仅要否认，还要主张自己具体的实施方式；第二是提出文书命令问题，这里是仅由法官自己进行的程序（incamera），是否妥当还有待争论。在当今时代，若不及早确定侵权行为而做出及时的停止侵害的要求，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的。因此，有必要在损害赔偿额认定之前，发出停止侵害的命令。

在日本有关修改停止侵害命令的审议会上，有两种意见。第一是为了迅速认定侵权的物件或者侵权的事实，应规定被告方的协作义务，并在被告不协作时该采取制裁措施。当然，这也涉及到了商业秘密保持义务的问题。第二是一般的侵权诉讼都是停止侵害、损害赔偿以及假处分一起提出的，在此情况下，最终判决要等到损害赔偿额认定后才能确定。因此，有必要先作出停止侵害的判决，而后再对损害赔偿额做出认定，并做出相应的判决。但是，这一点在诉讼制度中却很难实现。这里只能使用的是假处分，甚至使用中间判决也成为问题。在侵害完结的阶段，法院如果认定侵害行为存在的话，就可以提出假处分。

美国假处分启动得较早，而且有发现制度和略式判决制度。日本只能在侵害行为被认定以后而进行和解劝告。这种劝告的内容，与停止侵害命令不同，多是考虑对被告方带来的不利影响而要求改进设计或者支付使用费。

五、日本专利法所面临的新课题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了解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日本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专利制度。而且，通过长期地磨合，该制度与其产业发展和其它法律制度已经融为一体。特别是最近的修改，使得日本专利法走到世界的前列，也更加国际化。但是，专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日本专利法也不例外，同样面临一些新的课题。[17]

首先，现行修改法案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问题。如对审查请求期间的规定，专利审查期原来是7年，最近修改为3年。7年有7年期的文化，3年有3年期的文化；7年期的是改良文化，而3年期的是创新文化。企业的技术开发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从长期的视角出发而进行5年甚至10年后都有用的研究型技术开发；一是预定在经营上使用的制品采用型技术开发。前者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金，而且对开发实用的可能知道得比较迟，这样就有可能使开发最终流于放弃，但是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必须进行这种尖端技术的开发。这样7年的审查期间对研究型的技术开发是有利的。而探求文化对专利制度的影响就不仅应该关注专利文化，还必须考虑文化的整体，民族意识。另外，在目前超越时代的技术开发中，越是先于时代的技术就越难以评价，而要求对其及早做出审查请求则会带来更多的浪费。美国采用的是先发明主义，没有申请公开制度，而在申请期间，可以对后续改良发明申请追加。那就是说，仅就专利审查期的修改，就涉及到原有的制度基础、国民文化和科技发展等问题，这都是如何协调新法案与社会发展的问题。

其次，其它法律制度的配套建设问题。例如，关税法是对专利侵权诉讼具有事前抑制作用的。但是，通过海关虽然可以轻易认定侵权的商标和外观设计，但对于专利，海关却很难认定。美国设置了特别行政机关--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来阻止有专利侵权的产品的进口。这方面，日本面临着如何加强对进出口中专利侵权行为的防范与打击。

再次，相应的机构设置与司法问题。美国实行职业专利政策，离不开其专利法院所发挥的职能作用，特别是在统一判例方面。韩国最近也设立专利法院，允许没有审判员资格的专利厅审查官也可以参加诉讼。同时，鉴于专利诉讼的技术性与专门性，应加强法官的培训。另外，通过引进鉴定制度、设立特别的辅助机构（如美国是法律书记官lawclerk），也可以促进专利司法制度健全起来。在日本，虽然有调查官制度，但仍有诸多可待完善和健全的地方。

又次，关于标准化与国际化问题。以往，处理专利问题使用的标准是物的标准；现在，与信息通信相关，流行使用的是系统的标准，而在系统的标准中，每一个标准都有相当数量的专利权存在。这就引发了标准化问题、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的调和问题。那么，在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实施职业专利政策是否适宜？职业专利政策是为了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制定的，国内产业如果不能创造出知识产权，实施这种政策是否会使国家陷入悲惨的境地？是否会使得技术革新强的国家利用日本的审判，而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这也是在新一轮信息和生物技术竞争中较之欧美显得有些滞后的日本也不得不考虑的。因此，今后作为国家技术政策和强化产业技术竞争力政策的一系列国际标准化活动，也应该纳入国家政策的范围。在产业、学界和官方联合提携的体制下，积极实施，获取专利。"只有加强这种标准专利，才会与欧美具有同样的竞争力。"[18]当然，并不是技术越先进就一定能成为世界标准，还必须进行一些游说活动。企业在树立专利意识的同时，还必须强化这种标准化意识。

最后，专利领域的扩张问题。在美国，经营方法、生物专利、金融派生商品和风险管理等都可以申请专利，在日本该如何处理这种申请，还有待探讨。如果不追随美国的做法，则很难进行交易。另外，网络上的商务专利一旦作为美国专利获得，是否会使网络上没有国界的商务交易消失？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六、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为适应国内在科技引进、改良与创新方面渐次发展，日本积累了一整套专利方面的制度性成功经验，这一点，与我国科技发展和创新的道路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特性。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地源相邻、文化同质、法系一致，且我国有东渐西学的传统，因此，日本专利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谋求科技创新的后进国家，在立法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对于专利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我国专利法虽于最近，即2000年8月25日经九届全国人大第17次常委会最新修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接轨，但依然存在条文简单、过于原则和缺乏配套性制度建构与保障的缺陷，而日本专利制度从某种角度为我国专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思路。正如读者们所见到的，我国专利法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并含附则共计条文69条，而日本仅仅发明专利的规定并不含附则就有204条，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法律条文规定简洁的特点。诚然，作者并非认为条文多就是好的、完备的。但是，成文法的重要特点在于建立起守法者与执法者之间的一种共知性、制约性关系；法律泛而不详，则未可知也。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与我国专利法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统一在一部法典中的模式不同，日本专利制度实行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单独立法的模式。鉴于我国立法模式与专利观念，这里，将日本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和外观设计法一并称作为"日本专利法"，介绍给大家。

原载《日本专利法》，杜颖、易继明译，易继明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序言。

[①]〔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1版，第135页。

[②]参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1版，第17页。

[③]"兰学"因日本兰学创始人大槻玄泽（1757-1827年）《兰学阶梯》而得名。一般来说，"兰学"就是指荷兰的学问；实质上，"兰学"是指以荷兰语为媒介去摄取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问。

[④]李廷举：《科学技术立国的日本--历史和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72页。

[⑤]〔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东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修订第2版，第20页。

[⑥]〔日〕吉藤幸朔：《专利法概论》，宋永林、魏启学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34页。

[⑦]参见〔日〕吉藤幸朔：《专利法概论》，宋永林、魏启学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41页。

[⑧]参见日本专利厅：《工业所有权法令集（上卷）》，东京：发明协会1994年第51版，第16-18页。

[⑨]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30页。

[⑩]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99页。

[11]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15页。

[12]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08页。

[13]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80页。

[14]参见〔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19页。

[15]〔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0页。

[16]〔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1页。

[17]参见〔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3页以下。

专利制度范文篇10

中国经济在持续30年的高增长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GDP总量从1万亿美元增长到12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00美金，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1]。然而在庞大的经济总量背后，高技术产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却非常有限，以世界500强为例，中国和美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已经非常接近，然而中国的巨型企业大多为中石油、石化、国家电网、工商银行等金融和能源类企业，美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大多为IBM、苹果公司、英特尔、波音公司等技术型企业，这些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建厂，将产品生产全线转移给第三世界国家，却赚走了70%以上的利润，这使得发达国家永远占据市场的主动权，而后发国家由于在技术上无法突破垄断，只能从事一些低端加工制造业的生产，在经济上始终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由来。阿根廷、巴西、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曾取得过持续的高增长，但始终人均GDP在6000～15000美元徘徊，根本原因就是上述国家缺乏技术型人才，缺乏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空间，如今，中国人均GDP已接近10000美元，想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还是要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基础，就是建立健全完善的专利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2]。

二、实证分析

表一2007～2017年中国五大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量及产值统计从表一收集的信息来看，在2010年中国正式实行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之前，五大技术产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均值始终在1000～2000件之间徘徊，年产值始终没有超过3000亿元，对GDP的贡献率一般停留在5%左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处于空白阶段，在西方技术垄断下，过分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制造业发展，随着制造业体系逐渐完善，专利制度推行的正面作用愈发明显，长期疲靡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积极寻求技术突破，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的推行为专利申请和技术研发提供了动力和制度保障。自2010年后，中国主要高技术产业的专利申请数量逐年递增，产值年均增长15%，对GDP的贡献率从5%提升到18%，验证了专利制度的推行对高技术产业经济增效的正面作用[3]。

三、发展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型国家发展的制度技术，这对于打破西方技术垄断，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的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我们要在贯彻落实专利制度的前提下，对中小型企业给予适当的扶持和补贴，使专利保护能够更加契合我国社会形态，因地制宜的制订具有时效性和实用性的专利保护政策。

四、结论

通过对多家高技术产业在专利制度下发展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专利制度有效保护了知识产权，有效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数据观察，专利数量的增加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第二，某些情况下，专利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对部分技术产业产生多元化效应，还需要进行长期观察；第三，专利数量的提升总体与经济增长呈正比，但函数关系并非完全平行，实际市场环境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专利和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呈动态变化；第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专利制度的保护下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对于国民经济的总贡献率还不到40%，具有较高的发展空间，专利保护制度要坚定不移的落实下去，在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发挥市场自由竞争的优势，为推动创新型国家和“中国创造”民族品牌的发展奠定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慧颖，魏延辉.专利制度与高技术产业经济增长多效应关系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5，16(4):116-122.

[2]冯志军，康鑫.知识产权保护、FDI与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5，29(3):98-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