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范文10篇

转口贸易范文篇1

(一)拥有可贸易性要素优势

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

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

(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

1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2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

(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

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

(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

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

二、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

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

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

(二)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要素+体制要素+政策要素+技术要素+服务要素

1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

2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

3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

4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

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

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

(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

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1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

2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

(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

1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

2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

(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是指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形成口岸服务的透明化、创新化，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

转口贸易范文篇2

[关键词]香港晚清时期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研究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经济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问题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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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Wright，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Singapore1990.G.B.Endacott,AnEasternEntrepot,ACollectionofDocumentsIllustratingtheHistoryofHongKong,London1964；Noronha＆Company,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bstractoftheColonyofHongKong(1841—1930),HongKong1932；TheBediktonCompany,Commercial＆IndustrialHongKong,ARecordof94YearsProgressoftheColonyinCommerce,Trade,Industry＆Shipping(1841—1935),HongKong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目前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从西方科技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时代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应用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图1所展示的上海与香港在全国洋货进口中发挥的转口作用，如果不计经上海转口运往其它通商口岸的货值，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会有较大下滑，如图1第二条曲线所示；如果再将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的份额去掉，那么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所剩不多了，如图1第三条曲线所示。至此，读者可以对上海和香港在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图2为晚清时期历年洋货进口额中经上海与香港转口的比例图。从中可以发现在这35年中，洋货经香港转口进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在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30％上下波动，1888年达到最高值38．2％，1903年达到最低值24．6％，基本以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大多在。30％以上，此后有所降低。说明前期各口较少直接从外洋进口洋货，而是主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枢纽港口转口进货。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新辟口岸的增多，逐渐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贸易额，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趋向于直接从外洋进货，对上海和香港的依赖性减弱了。

表1显示了历年来洋货经香港转口内地的总额，可以看出转口额基本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前期(1887年以前)增速平稳，后期(1887年以后)增速加快，而且越来越快，考虑到后期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重在逐渐下降，更能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实际上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和与之同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及殖民主义者商品侵略的加强密不可分，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同内地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不是造成香港繁荣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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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8—42页。

三香港与东部沿海沿江四大区域及西南地区转口贸易结构分析

本文拟选取1869(本文研究的起点时段)、1874(明确采用海关两作为统计标准)、1885(上海金融投机风潮基本结束，中法战争结束，贸易恢复正常)、1894(甲午战争尚未对中外贸易及国内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以及1904(本文研究的终点时段)5个大致以10年为间隔且中外贸易相对正常的年份为样本，以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为指标，考察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得出在5个不同时段与香港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口岸排名(见表2)。总体而言，表现出上海称雄——华南为主——兼及北方的基本特征。

表2清楚地反映出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口岸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其中5次均榜上有名，可称为“亲港”(即贸易依存度最强)的有6个，按平均名次排列分别是：上海[2](5、2、1、1、1)①，广州[2．6](1、4、4、2、2)，汕头[2．8](4、1、3、3、3)，厦门[3．2](3、3、2、4、4)，福州[4．6](2、5、5、5、6)，天津[8](7、8、8、7、10)；4次(前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台湾(也称打狗、台南)一口[9](10、7、10、9)，鉴于台湾岛已于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此后的海关统计付诸阙如，故难以对1895年以后港台贸易额做出精确的估计，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段内，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台湾也是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亲港”；3次(2、3、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淡水一口[8．7](9、9、8)，与台湾的情况相似，也可将其视为“亲港”。下文即试图探讨香港与这些区域间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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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为5个样本的平均名次，()内为历次名次，下同。

1．两广地区

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晚清时期广东和广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对香港的依赖性极强。广东省自西向东共计有北海、广州湾(湛江)、琼州、三水、江门、广州、拱北、九龙、汕头等9个口岸面向香港展开大宗进出口贸易，而且几乎所有的沿海沿河地带都可直接与香港互通有无；广西则借道北海和本省的水运枢纽梧州通过香港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并将香港的辐射力通过南宁和龙州等埠延伸到整个西江流域直至百色等桂西南偏远地区。

从贸易结构来看，两广进口的洋货与国内其它口岸并无显著不同，鸦片、棉制品、煤油、火柴都是进口的大宗产品。土货出口则有所不同，海南和雷州半岛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大批养殖多种禽畜，因此禽畜产品的出口贸易长盛不衰，香港市场行情一直看好，成为最盈利的出口贸易，有些货源(如鲜蛋)甚至达到了香港市场需要多少琼州产地就能供应多少的程度①。此外，一些新兴商品次第兴起，如席子和席制品、芝麻、高良姜(Galangal)、烟叶、荔枝等水果及各类水果罐头等，香港都是其主要销场②。而广州除丝茶大量出口外，新鲜食品“因香港逐日所需，水程甚近，如蔬菜、鸡鸭、鲜鱼、鸡蛋等物贩去者日渐其众”③。这是广东对港贸易的一大特色，主要是由于鲜活农畜产品的供应对运输的速度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具备比较容易开展此类贸易的条件。另外，潮汕地区出产的蔗糖、陶瓷、夏布、土布、抽纱、潮绣、潮州柑、渔网、咸菜、菜脯、锡箔纸等当地土特产品的出口，也主要经过香港，这些过港商品的大部分都会再次转运到海外华侨聚居地④。

广西独特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条件下出产的一些地方农副产品在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和香港本地消费方面，与其他省份的贸易结构差别较大，是梧州—香港两地贸易的特色。首先是各类油料作物大批出口。八角油(AniseedOil)、肉桂油(CassiaOil)具有多种用途，可用于制药、酿酒和食品添加剂，欧美市场需求旺盛，成为广西通过香港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原料⑤；桐油(WoodOil)是制漆的重要原料，对香港这类船舶修造业发达的航运中心更属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品，国外市场的需求也很强劲⑥；花生油则是日常烹饪不可或缺的原料，满足了香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⑦。其次是禽畜产品、林产品，主要满足香港本地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及海外华侨生活需要。如牛、生猪、家禽成批出口香港，获利丰厚，不仅供应香港本地需要，还转销菲律宾市场。皮革类产品，经香港外销新加坡等地。材炭满足香港城市日常生活需求，适销对路，樟脑(Camphor)则供不应求，转销欧美。此外香港市场对干蛤蚧(DriedLizard)、鲜斛斗(Orchid)、钩藤(按：原文未给出英文名称)、蝉蜕(CicadaSkins)、薄荷叶(PeppermintLeaf)、忍冬[又称金银花(Honeysuckle)]等广西特色药材的需求也日趋旺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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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3年，1900年，1901年，1903年，1909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588(第17卷第588页，以下同)，589，19—88，89，21—82，32—158，34—158，38—204，50—169，154—394页。

②TradeReport，1889年，1892年，1895年，1896年，1911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538，19—88，23—590，24—597，56—246，155—700页。

③《光绪二十一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广州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④《明清时期潮汕主要出口商品》，载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内部资料)，2003年印，第253—267页。

⑤TradeReport，1898年，1899年，1902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30—28，36—169，170页。

⑥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45—724，725，53—210页。

⑦TradeReport，1908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47—779，53—210页。

⑧TradeReport，1901年，1902年，1906年，1907年，1909年，梧州。DecennialReport，1897—1901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34—137，36—169，43—688，45—724，50—142，154—289页。

2．西南地区(云南、贵州)

云南地处西南内陆，本身并无出海口岸，但它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向北还可进入四川等广阔的内陆市场。云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锡、锌、煤、大理石、雌黄、辰砂、盐等种种矿藏，还有琥珀、翡翠等宝石矿①，矿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矿产品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偏居内陆，云南到内地的交通极其不便，到达沿海港口的交通，向东经过广西或向南经过越南再转入香港，要比北上四川再经长江东下到上海的交通要便捷一些。因此，早在云南开埠以前，滇南一带与香港之间就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经营对外贸易的各家商号将个旧的大锡用马帮由蒙自、广南驮运至广西百色，再由水路运至香港，然后从香港将棉花、百货等物品运回来；中法战争曾一度影响了贸易，但战争结束后，蛮耗至河内段的红河水路开通，经这一路线跑香港的商帮又兴盛起来②。原先作为云南商品出口主要通道之一的西江水路因匪患严重，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已日渐衰微③。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开始着手铺设滇越铁路，至1903年越段(海防至老开线)已经建成，随即由河口接筑滇段，至1910年修至昆明。这条铁路的修建使云南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原先云南的货物运抵上海需四五十天，从广西至北海也要五十多天，而铁路建成后，云南至香港间的货物运输只要六七天，经香港转上海也只要9天，运输时间明显缩短，而运输量大大增长，外销商品的种类也日渐多样化了④。

开埠之初，云南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仅个旧大锡在历年全省出口总值中就要占68％—93％。由于云南省内不具备精加工的能力，锡锭只有运往香港与马来锡掺和，改炼为精锡，才能销往世界市场。因此，云南大锡无论最后销售市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需先运往香港，香港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以1891年为例，对香港贸易额占蒙自关对外贸易总额的85％⑤。进口货以棉纱、匹头、煤油、火柴、烟丝为主，上述诸项在1890年就占蒙自口岸进口额的99．77％，这些货物主要来自香港、印度、越南等地，其中香港约占一半左右⑥。蒙自与香港的贸易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滇帮“八大号”的泰来祥、东美和、正顺昌、朱恒泰、豫顺隆、应天号、万盛昌、顺成号都在香港设有分号，而云南当地大锡的价格竞由香港市场价格的涨落决定。作为云南另一派颇有影响的商业势力，广帮“八大号”不仅熟悉香港市场，还和外国资本有许多联系，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华人买办梁子惠就是广帮的首脑人物⑦。除大锡外，思茅地区江城一带的茶叶经焙制后往往可存放几年，味道浓香不变，大多销往香港，并经香港转销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供华侨饮用⑧。

晚清时期贵州经济发展依然迟滞不前，且本省没有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多假道邻省进行。根据邻省海关报告(主要是广西各口岸的报告)的记录，贵州对外贸易间接与香港发生联系，主要以本省鸦片交易经香港流人广西的棉纺织品，此外别无大宗交易。与云南相比，贵州对外贸易结构更显单一，也没有长途贩运商人大规模的运销活动，是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无铁路、无矿产、无华侨的内陆封闭贫瘠省份对外贸易极不发达的典型代表⑨。香港与贵州两地的贸易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只是使贵州市场有了一些舶来品的影子，再就是为了交易这些洋货而发展起来的鸦片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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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74页。

②杨枫：《建水县私营商业发展简史》，载《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③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2页。

④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9、257页；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⑤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67页。

⑥《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46、91页。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7页。

⑦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卷，第458页；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92页。

⑧《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242页。

⑨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5年，北海，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606，19—104，23—608页；TradeReport，1897年，1899年，1900年，1904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6—47，30—29，32—6，40—199页。

3．上海及长江流域

上海是近代经香港对华贸易额最大的口岸，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贸易涵盖面广，对内对外的辐射力均很强，各类市场发育完善①，最终促成并长期维持了上海在全国乃致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地位。而香港就是在进出口贸易领域将上海与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中转站之一，特别是在一些特色贸易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

上海洋货进口贸易素以英国所占比例最大，前期对港贸易不占重要地位，随着印度及其它英国殖民地对上海的贸易越来越多地经由香港转口②，70年代沪港之间的轮船航次明显增加了，1874年从英国属地进口的产品足有十分之一来自香港，1875年又进一步增加到五分之一③，到19世纪90年代，进口到上海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例已仅次于英国本土来货，香港成为上海第二大洋货来源地④。

两地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主要大宗贸易品如鸦片、棉纺织品、丝、茶占较大份额。但大部分是转口贸易，这从南洋庄的活动可窥豹一斑。大批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对国内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同时也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往国内销售，而当时南洋和上海之间的直接班轮较少，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⑤。上海与香港就是这条双向贸易路线上最重要的两个点，上海是国内广大腹地各类出口土特产品和进口洋货的集散地，香港则是对土货进行精加工并分销南洋及将洋货转口国内的中转地。上海与香港间进出口的大宗土特产品种类繁多，上海出口货有蔬菜、水果、花卉，这与上海郊区的大块土地在外国人的影响下开始种植卷心菜、花菜、洋葱等西式作物有关⑥，此外还有南北货、罐头食品、调味品、山地货等几个大类上万种商品⑦；上海自南洋进口的品种则有海味，柚木、柳安、红木、花梨木、洋松等各类木材，檀香、洋米、食糖、燕窝、胡椒、靛青、藤、栲树皮、苏方等，也包括锡等海峡一带出产的矿产品⑧。经营方式多为先由南洋侨商委托寄售，上海九八行在国内结付。香港则是这一系列交易环节不可或缺的中转枢纽。

上海与香港只是各自广袤腹地与交易圈的两个端点，香港面向世界的交易圈上文已经提及，这里就上海对内转口贸易的辐射力，主要是对长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的辐射力略作说明，以展示沪港两地端点贸易背后的依托。按从下游到上游逆江而上的顺序，依次对每个贸易结点(即主要沿江商埠)所传递的辐射力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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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②《(英国)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③《(英国)领事麦华陀1872、1873、1874、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65、279、318、359、371页。

④《(英国)领事哲美森1893、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30、879、907、926页。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⑥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上海，载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4页；《(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47页。

⑦《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463—464页。

⑧《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64、421—441页；《(英国)领事麦华陀1869、187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95、334页。

首先是运河枢纽镇江，1861年开埠。在津浦铁路建成以前，运河是江苏、山东以至直隶部分地区全流域贸易的运输动脉。镇江就像一个麻袋口，把沿岸贸易尽收囊中。然后是安徽芜湖，1877年开埠。芜湖的贸易网主要涵盖安徽省境内的池州、宁国、太平、安庆、庐州等府，六安州、和州以及江苏境内江宁府的部分地区。安徽全省的贸易额大部分经芜湖口岸进出口。接着是江西九江，1861年开埠。九江囊括了赣州以北赣江流域大宗物资的进出口业务，是江西对外贸易的集散市场。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集散市场，1861年开埠。湖北省内贸易沿长江汇集汉口，陕南地区通过汉水与汉口相连，京汉铁路修通后，北至直隶、山西、河南等北方广阔地带皆可南下与汉易，汉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再往上到达岳州，1899年开埠。岳州的进出口贸易通过长沙的接力作用辐射全省，促使以往湖南省以湘潭、常德为中心的市场网络重新组合，北向长江的商路成为湖南进出口物资的主要通道。最后是四川的大门重庆，1891年正式开埠。随即就迅速跃居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货运中心。拥有沿江六省以及非沿江省份部分地区这样大范围的腹地为依托，上海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①。

4．北方环渤海地区(天津、营口、烟台)

开埠以后，天津主要的贸易对象口岸是上海，日用品从上海进口的比例较大，而特种商品的来源地则以香港居多，因为这些商品常常是天津独需的，而其产地往往又远在欧洲、印度、南洋一带，远洋来船直航天津不能象在上海和福州那样容易获得足够的回程货因而难以获利②。故采取先运至香港后，转由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务的轮船公司与其它北销商品混运北上，途经天津时卸货，再开往牛庄和烟台，以装载回程货物③。

早期天津洋货进口结构比较单一，鸦片和棉纺织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两种商品的产地远在印度和英国，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要经香港转口输入。但随后贸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镇压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不惜花巨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新式军火。早在1866年，即有大批加农炮、毛瑟枪、手枪及铜帽进口，另有通常来自英国之火药(概由上海与香港转口)进口量颇巨④。向清政府出售军火数额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大批取道伦敦、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德国商品以英国货、荷兰货和比利时货的名义运到了中国，海关统计的“香港”一栏包含了大量的德国商业，因为英国的这个殖民地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中心⑤。运抵香港的军火再转运到国内各地，其中转运到天津的比例很大。到1893年，军火的进口已位居天津当年进口货值的第一位⑥。机器和铁路设施的进口也有较大比重来自德国，大部分仍走与军火同样的路线进口到天津，反映出随着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品的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而香港一直与天津保持着特货交易关系，是工业建设原料和特种军需品的供应地。

豆货(大豆、豆饼、豆油)自营口开埠以来就一直是东北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07年大连开埠前，主要通过牛庄出口日本、海参崴，以及华南一带种植甘蔗的地区。据台湾学者研究，1870—1930年间，豆货占东北贸易总额的比例维持在65％—90％之间⑦。1870年前后，豆货贸易完全解禁，成为中外势力角逐的大宗出口货。不仅华中、华南一带的经济作物种植区需要豆货作为肥料，东南亚的甘蔗园也需要豆饼肥田。鉴于东南亚一带没有直通中国北方的航线，因此有一定份额需经香港转口⑧。此外，营口还是各种药材的大型集散市场，外国药品输入东北素由香港进口。营口当地的天福堂、魁记号、公裕号、宝安堂、公和栈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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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eennialReport，1882—1891年，镇江，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305，308页；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4)，1991年，第460页；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图书馆选编：《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年，第410—415页；周石山：《岳州与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149、160—163页；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吴弘明等译编：《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第43页。

③TradeReports，1873年，厦门，载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④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32页。

⑤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0页。

⑥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⑦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1907—1931)》，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7)，台北：1981年，前言，第1页。

⑧胡雪梅：《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概述》，辽宁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6—7页。

药材批发商都在香港设有办庄，直接进口国内外药材，生意兴隆，吸引八方客商前来采购①。

就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两个口岸而言，由于青岛开埠晚，开埠后直接对外贸易的趋势较强，而烟台则在19世纪后期直至青岛开埠前一直是山东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门户，因此这里只以烟台为例进行探讨。烟台腹地出产多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豆货、丝及丝织品、粉条、草帽辫、花生及花生油、花边等都是大宗出口货，主要销往华中和华南市场，海外市场以南洋为主，出口英美等国也占一定比例，多经香港转口。大宗土货如粉条、药材、丝及丝织品等经香港转口国外市场的比例在40—70％之间。而鸦片、棉纱、匹头等来自欧美、印度的洋货有一定比例通过香港输往烟台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烟台更邻近另一远东转口港上海，因此香港并不是烟台最重要贸易对象③。

5．闽浙台地区

福建省对外贸易南北各有所侧重。对闽北而言，茶叶历来是出口的最大宗，除与英国和欧洲大陆有直航贸易外，出口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的茶叶多经过香港转口④。福州周围农村生产的马铃薯也曾大批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⑤，证明福州也是香港市场上鲜货的来源地之一。同时，抵补茶叶出超的大批鸦片、棉制品大多经香港输入，本地商号在香港派有人，交易便捷⑥。早在1865年，定期航行于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之间的英国轮船就有6艘之多，这些轮船为外国商人载运鸦片和铅，这是外国商人进口的主要货物⑦。在粮食歉收的年份，大批大米以及美国面粉自香港源源运抵福州⑧。厦门港则由于输出的劳动力众多，其工业及贸易的兴起每受侨资及侨需的影响。时有瑞记公司，成立于1893年，年产各类罐头四千担，专销本地及南洋一带⑨。而香港就是这些内地土特产品输往南洋和世界其它华侨集中地区的中转站。

由于邻近上海，晚清时期浙江省大宗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中转，而香港与宁波等口岸的贸易也略具规模，是浙江省第二大洋货来源地，两地在糖等若干类特货贸易领域的关系比较密切⑩。除鸦片外，南方的糖、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锡、南洋的米、檀香木、苏木、藤器、美洲花旗参等，经香港重转口输往浙江⑾。而浙江

出产的棉花、火腿、烧酒、墨鱼、草席、花生油、明矾等大批运销香港，或经香港转往华南地区和海外华人聚居的社区⑿。除鸦片和糖以外，其它都不是大宗贸易，说明两地都不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但某几类杂货贸易的兴盛恰又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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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述远：《旧营口的中药业逡巡》。载《营口文史资料(第10辑)——营口港埠面面观》，第2卷，第6—7页。

②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15、28—29页。

③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33—34、43—44页。

④TradeReport，1865年，1867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9、49页。

⑤TradeReport，1890年，1892年，1910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79、221、281页；DecennialReport，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118页。

⑥TradeReport，1876年，1881年，1893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12、130—131、192页。

⑦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⑧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8、265、283页；DecennialReports，1882—1891，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81、106页。

⑨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台北：1982年，第302—304页。

⑩《(英国)领事帕特(Pratt)1905年度宁波贸易报告》，见《宁波英国领事贸易报告选译》，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4期。

⑾TradeReport，1870年，1878年，宁波，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131、198页。

⑿TradeReport，1867年，1869年，1870年，1871—1872年，宁波。《光绪十九年(1893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十一年(1885年)温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105、122、132、142、282、517页。

台湾对外交通便利，早在开港之前就与香港存在着贸易关系。怡和洋行自19世纪40年代起就从香港贩运鸦片至台湾用以交易当地的樟脑、樟木等特产①。但大宗的贸易往来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台湾开港以后至日本割台这一段时期，且以稻米、蔗糖、茶叶、樟脑、煤等四五种主干商品为出口大宗，进口货则一直以鸦片占最大份额，其余为煤油、棉布等日用品②。试以国际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樟脑为例来看港台间的大宗商品交易。随着塞璐璐工业的崛起，欧美等国对樟脑的需求猛增，但全世界仅日本和台湾的天然樟脑产量较大，故台湾樟脑呈供不应求之势，香港市场上樟脑的价格扶摇直上，外商在台湾以每担12两左右的价格揽购的樟脑，运至香港后每担可售20两，多至20余两③。大批樟脑从这里运往印度、欧洲，35年间经香港转口的数量占台湾全部樟脑出口量的93．37％④。尽管与其它口岸相比，港台贸易关系相对简单，但台湾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其它口岸。日本割台后，大幅抬高台湾对华贸易关税，免除台日贸易关税，将台湾大额对外贸易扭向了日本长崎等地，但香港对台仍保留了诸如药材等特色转口贸易⑤。

四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特色与职能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发现，香港与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不同口岸问的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在土货出口方面，不同口岸都有其特定的出口商品结构。但总体而言，香港在与国内诸港口的贸易往来中发挥了一些共同的功能。

第一，香港很早就发展成为大宗消费品及走私商品的输出地和特殊贸易的交易所。大批鸦片、盐、军火从这里走私到沿海各地，南方沿海的一些城市通过沙船将大量供外国消费的中国产品运入香港，这两者都不在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权限之内⑥，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特有的贸易形式。此外，为了逃避繁重的厘金等针对土货在内地流通所征收的税额，不少商品均先行运至香港取得洋货资格后再复出口到内地通商口岸，然后凭借子口税单即可摆脱内地诸多关卡的滋扰。

第二，香港还是内地初级产品的精加工中心。无论是云南的大锡、广西的锑矿，广东的土糖、腌姜、蜜饯、禽毛、鲜蛋，上海的杂货、甚至还有北方的皮毛，都有必要先运往香港作进一步精加工，或精炼，或提纯，或分类，或拣选，或腌制，使之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香港是小额进口特货及出口杂货的重组港。诸如军火、机械、铁路器材等进口货大多采取先出口到香港，再由专门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的轮船公司将其与其它出口商品重新拼装后沿固定的航线运至最终消费地。

第三，香港还是国内大宗工业原材料、燃料的消费地。这可以从香港加工业、制造业、航运业的不断进步得到解释。如制糖业所需的牛羊废骨来自天津⑦。再以煤炭为例，“几乎全部用于船只的燃料方面，这使香港成为著名的煤炭补给基地，配给中途站”。1905年共进口各类煤炭达100多万吨，足见其航运业的发达⑧。

第四，香港是内地受灾地区及缺粮省份进口南洋大米的集中转口港之一。以北方的天津为例，因灾害频繁，且驻有大队营兵，粮食消费量大，政府就曾派专员驻港采购粮食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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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富三：《台湾开港前后怡和洋行对台贸易体制的演变》，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②《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1882—1891台湾台南海关报告书》，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经济史六集》，台北：1955年，第88—91、115—120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卷18，榷卖志，第356页。

④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3—37页。

⑤兰：《日治时期台湾的中药材贸易》，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⑥《(英国)总领事哲美森关于中国对外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以及银价下跌对中国物价和出口量影响的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00页。

⑦《光绪十七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下)，第23页。

⑧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7页。

⑨TradeReports，1867年，1884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58、70、226页。

东由于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经常要通过香港进口西贡米①。盛产丝绸的长江下游地区也不例外，必要时也会通过香港进口大量洋米运到产丝区交换蚕丝②。

第五，香港还在与贸易、航运、金融、保险等相关的领域发挥了一些比较零碎的功能，如船舶修造、航运保险、金融汇兑等。

综上所述，香港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口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立自由的贸易机制，形成了与国内其它通商口岸有很大差别的贸易模式。这体现在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并行、特货贸易发达等方面。借助贸易的发展，航运业、金融业、市政建设也在同步跟进，并借此迅速实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展示出一幅充满自由港特色的发展轨迹。

[后记]本文承蒙导师吴松弟先生悉心指导，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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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s，1875年，广州，《宣统二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26、499页。

②《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5页。

HongKongEntrepotTrade,AnExampleofForeignTradeinLateQingChina

转口贸易范文篇3

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是一种隐蔽的非法行为，其规模难以直接测算。由于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是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入手，通过分析主要的可观测因素，进而间接测算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

(一)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理和国际收支账户分析方法，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主要受以下5个因素的影响。

1．贸易双方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

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如统计辖区不同、运输时滞不同以及再出口内涵不同①等，都会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但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会相互抵消，其对双方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的综合影响是有限的。

2．到岸价与离岸价的差别。

世界各国海关和统计机构通常以到岸价(CIF，货物价值包括从装运港至目的地港的运费和保险费)记录和计算进口货物价值，同时以离岸价(FOB，货物价值不包括从转运港至目的地港的运费和保险费)记录和计算出口货物价值。到岸价与离岸价之差主要由出口国(原产国)运送货物到进口国(目的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构成，大概为离岸价的10%。

3．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

中国经转口国或地区转运到贸易伙伴的货物价值通常高于转口国或地区直接从中国进口时的货物价值，这是因为转运商为追逐利润而抬高了货物价格。这部分增加值没有计入中国的出口统计数据，但被计入了贸易伙伴的进口统计数据。

4．加工贸易增加值和走私。

加工贸易商品在出口后可能被中间商购买，经中间商再转卖给贸易伙伴，中间商为追逐利润的加价行为会使贸易伙伴的进口报关价格高于加工贸易商品的出口报关价格。由于没有足够信息用于判断被中间商购买和转卖的货物价值，因此很难量化中间商加价行为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同时，货物走私逃避了海关监管，这也会造成进出口双方贸易数据统计的差异，如走私的货物价值未记录在出口国的出口账户，却记录在进口国的进口账户上。

5．贸易伪报。

贸易伪报是不法分子故意在进出口的货物价值上弄虚作假，以达到掩盖非法资本流出或流入的目的。贸易伪报可分为出口伪报和进口伪报。出口伪报，即出口商利用与贸易货物实际价值不符的报关单证进行贸易活动，包括出口低报和出口高报。出口低报是由出口商开出低于出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进口商将发票金额与实际货物价值的差额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账户，其目的是骗取外汇，躲避监管，将资本抽逃到海外;出口高报是出口商以高于出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向本国海关申报，其目的是绕过资本项目监管，使国外资本非法流入国内。进口伪报，即进口商利用与贸易货物实际价值不符的报关单证进行贸易活动，包括进口高报和进口低报。进口高报是国外供货商开出高于进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国内进口商向货币当局申请的用汇高于实际用汇，其差额就存入了进口商的国外账户，其目的是骗取外汇，躲避监管，将资本抽逃到海外;进口低报是指进口商向海关申报的进口货物价值低于实际货物价值，使本应汇至境外的贸易结算资金滞留国内，其目的是绕过资本项目管制，使国外资本非法流入国内。上述5个因素是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以及加工贸易增加值和走私的影响虽然难以测算，但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会彼此抵消，其综合影响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到岸价和离岸价的差别可按照国际惯例将其换算成统一的计价方式。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的影响也可根据中国与转口国或地区的转口贸易数据进行估计。贸易伪报是一种隐蔽的非法行为，其影响很难直接测算，但可以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中剔除主要的可观测因素后进行间接测算。值得注意的是，贸易伪报下会同时产生资本外逃和资本非法流入。出于研究目的，本文剔除资本非法流入的影响，以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与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之和，对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测算。

(二)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在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数据，特别是转口贸易数据进行CIF/FOB转换①和相应调整后，先计算出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然后再从统计差异值中剔除资本非法流入的影响，就能计算出中国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和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两者之和即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1．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MEit=PIitCi－ΔV()it－DEit(1)式(1)中，MEit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在t年出口项下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PI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Ci为贸易伙伴i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到岸价与离岸价转换系数(2)，经过转换，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都调整为以离岸价计算的贸易统计数据;ΔVit为中国在t年经转口国或地区转出口到贸易伙伴i的转口贸易增加值;②(PIit/Ci－ΔV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DEit为中国在t年对贸易伙伴i出口的货物价值。式(1)中，ME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低报出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i=1，2，3，…，n)中国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ME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高报出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中国出口高报导致资本非法流入的规模测算值;MEit=0，说明没有出现贸易伪报行为。因此，中国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为：CFE=∑MEit，MEit＞0(2)2．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MIit=DIitCi－ΔV''''i()t－PEit(3)式(3)中，MIit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在t年进口项下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DIit为中国在t年从贸易伙伴i进口的货物价值;Ci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进行贸易的到岸价与离岸价转换系数(CIF/FOB)，经过转换，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都调整为以离岸价计算的贸易统计数据;ΔV''''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经转口国或地区转出口到中国的转口贸易增加值;③(DIit/Ci－ΔV''''it)为中国在t年从贸易伙伴i进口的货物价值;PE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对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式(3)中，MI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高报进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i=1，2，3，…，n)中国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MI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低报进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中国进口低报导致资本非法流入的规模测算值;MIit=0，说明没有出现贸易伪报行为。因此，中国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为:CFI=∑MIit，MIit＞0(4)综上，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值(TCF)等于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CFE)加上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CFI)，即:TCF=CFE+CFI(5)

二、样本选择与处理

在具体测算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时，需要对理论模型中的相关变量及其样本数据进行选择和处理，以提高所做测算的合理性和精确度。

1．样本期为2001—2011年。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关税减让措施，相继落实了各项改革承诺，中国与海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提供了较多的渠道和机会。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考虑，2001—2011年的样本数据是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一些权威统计机构提供的，而且截至2011年，研究所需要的年度样本数据是齐备的。因此，本文选取2001—2011年作为样本期，样本数据为年度数据。

2．以香港作为中国与贸易伙伴转口贸易的第三方。

香港是著名国际自由港。一方面，中国内地是香港转口货物最重要的来源地，2001—2011年香港转口货物中，原产地为中国内地的货物价值为19541亿美元，占转口货物价值的62%;中国内地也是香港转口货物的重要目的地，同时期香港转口货物中，转口目的地为中国内地的货物价值为15219亿美元，占转口货物价值的48%。另一方面，香港统计和公布的转口贸易数据比较详实，包括中国转口到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和贸易伙伴转口到中国的贸易数据。可以认为，选择香港作为中国与贸易伙伴转口贸易的第三方较为合理。

3．对转口贸易样本数据的处理。

为消除香港转口贸易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就需要知道香港转口贸易具体的转口目的地。因为现有样本数据只包含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转口到贸易伙伴的整体货物价值，以及贸易伙伴通过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的整体货物价值，并没有细分到具体国家或地区的转口货物价值，所以本文首先计算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转口到贸易伙伴的总转口贸易增加值(∑ni=1ΔVit)和贸易伙伴通过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的总转口贸易增加值(∑ni=1ΔV''''it);然后将它们从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的总体差异值中扣除，以消除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另外，考虑到香港转口的到岸价与离岸价的差别，本文借鉴相关文献，特别是杨汝岱(2008)所做的研究，将中国到香港的CIF/FOB转换系数Ca和贸易伙伴到香港的CIF/FOB转换系数C''''a均按104%进行计量。香港转口贸易的整体增值率为［转口额－(进口额－留港自用)］/(进口额－留港自用)，根据经济学家进行的估算，中国内地转口贸易增值率比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约高出10%，贸易伙伴经过香港转出口到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增值率按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计算。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和香港转口贸易增加值的测算结果见表1。4．主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选择。由于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选择对最终测算结果有较大影响，为测算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本文需分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进出口统计数据，并计算两者之间的统计差异。本文在选择贸易伙伴国或地区时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它们的市场化程度高、资本管制少、统计数据也齐备;二是选择与中国贸易往来比较密切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它们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货物价值占中国全部进出口货物价值的比重大，以此测算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结果就更加准确。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取美国、日本、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英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比利时、丹麦、芬兰、澳门、越南、波兰、土耳其、伊朗、南非、巴西、墨西哥、巴拿马和智利等32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数据。样本期内，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样本期内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平均占中国全部出口货物价值的87%，其向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平均占中国全部进口货物价值的80%(表2)。

三、测算结果及其说明

转口贸易范文篇4

贸易转型的另一个特点是转口贸易转向离岸贸易，转口贸易增长放缓，离岸贸易迅速崛起。所谓离岸贸易是指香港从事的无须途经本港的对外贸易活动，它和转口贸易的主要区别在于有关货品是从货源地直接运往目的地，没有在香港清关。长期以来，香港政府并没有把离岸贸易列入外贸统计范围，而是作为服务输出计算这类贸易活动的服务增加值，并列入“有关贸易的服务”项目之中。最近政府才正式统计离岸贸易，并列出1999和2000年两个年度的统计数字。尽管如此，由于“有关贸易的服务”超过八成是离岸贸易，我们仍可从该项目的表现去分析离岸贸易的发展变化。1996-2000年间香港转口贸易每年平均只增加3.8%，但“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却每年劲升11.4%，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与传统贸易业增加值的比率从不足三成提高至44%。另据香港贸发局的统计数字，1997年香港离岸贸易总额约1万亿港元，相当于转口贸易总额的84.5%，2000年离岸贸易额增加到1.4万亿港元，开始超过当年的转口贸易额;三年间离岸贸易额年均增加10.6%，也大大高于同期转口贸易的升幅。离岸贸易的崛起，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省以外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制造的加快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内地贸易支援服务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港口迅速崛起的直接结果。根据调查，大多数的贸易改在离岸进行主要是为了节省运费，或应客户要求从内地直接付运。但迄今为止离岸贸易处理的货品仍以中低档次的大宗产品为主，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如珠宝和钟表等则仍主要通过香港转口。

贸易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加工贸易转向非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比重下降，非加工贸易比重上升。据政府统计，1999-2001年间香港和内地贸易总额平均每年上升7.8%，其中涉及外发加工的贸易额只增长4.6%，非加工贸易却劲升14.3%，加工贸易比重由68.4%降至64.5%，平均每年下降约两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香港和内地贸易额只增长2.3%，其中加工贸易更下跌7.8%，非加工贸易却急升21.2%。非加工贸易比重不断上升的原因，包括内地企业货品通过香港转口的数量不断增加、跨国公司在内地设立生产基地及直接采购再通过香港出口数量继续上升、香港在内地投资重点转向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令加工贸易发展后劲不足以及加工贸易货品更多地改为离岸付运等等。由于20年来转口中心的发展得益于加工贸易，因而近几年加工贸易增长放缓也就成了影响香港外贸表现的“诱因”。从理论上讲，非加工贸易的发展才能真正体现香港的贸易中介地位和功能。近几年香港与内地的非加工贸易增长速度，与内地进出口贸易升幅相差不大，说明香港作为贸易纯中介地位并非像一般估计的那样出现大幅下降，影响香港本地贸易增长的反而是过去带动香港经济起飞的加工贸易。

效应与影响

贸易转型既有正面的扩张效应，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作用。从正面效应看，一是贸易转型的结果使香港贸易形式更趋多元化。包括本地产品出口、离岸贸易、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在内的各种贸易形式层出不穷，形成传统贸易与离岸贸易、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并驾齐驱的局面。贸易形态的发展，特别是离岸贸易的崛起，拓宽了香港贸易中心的市场腹地，使香港贸易公司可以不同贸易模式更好地满足各类客户的需要，从而进一步提升香港的贸易功能，扩充香港贸易中心的能量。二是提升了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20年来香港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转口贸易的发展，使香港外贸总量在全球的排名从1980年的第21位大幅提高到1997年的第8位。近几年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有所下降，主要是离岸贸易并没有计入贸易统计当中，若加入离岸贸易数字，香港的排名将大大超前。三是贸易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过去20年转口贸易的发展使进出口贸易成为香港经济的龙头行业，进出口贸易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10%左右提高到2000年的18%。近几年离岸贸易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香港贸易服务的快速增长。据政府统计，1980-1995年间有关贸易的服务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2000年这一比重迅速提高至8.4%，充分反映离岸贸易加快崛起的现实。若加上同期进出口贸易业的增加值，香港全部贸易及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14.6%提高到2000年26.3%。即贸易转型从总体上看不但没有影响外贸在香港经济中的龙头地位，反而不断强化这一地位。1980-1995年期间以转口贸易为主体的进出口贸易至少带动香港GDP每年增长1.2个百分点，占同期GDP平均升幅的两成左右。1996-2000年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增量占同期GDP增量的24%，超过进出口贸易业的22%和金融业的21%，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由此可见，20年来贸易转型产生的巨大扩张效应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经济发展，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如果没有贸易转型和发展，就不会有香港今天的贸易中心地位和在困难中仍有亮点的经济表现，近几年香港的经济问题也许会更大和更严重。

但也要看到，贸易转型对香港仍带来一定的影响。首先是香港传统贸易在中国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90年代初香港和内地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曾接近50%，其后逐步下降，近几年跌势加剧，比重从1997年的44%急降至2001年的31%，2002年1-8月又进一步跌至28%，反映越来越多的内地货物通过香港以外的其他各种途径直接运往世界各地。其次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各种贸易形式对本地经济的贡献相差甚大(2000年本地产品出口附加值比率约40%，转口为21.1%，离岸贸易只有8.6%)，贸易形态从高附加值转向低附加值，必会影响本地经济表现。以离岸贸易为例，1997-2000年香港离岸贸易增加约4000亿元，这些货物若全部经由香港转口，香港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可提升1个百分点。即如果香港转口贸易更多地采用外地付运方式，相对减少对香港贸易服务的依赖，最终会降低本地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各种贸易形式对本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也不一样：本地产品出口至少可惠及本地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业和贸易支援服务业，因而对经济的影响面最广，对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作用也最大;转口贸易只惠及进出口贸易业和贸易支援服务业，其影响面和带动作用要小于本地出口;离岸贸易仅惠及部分贸易支援服务行业，其影响面和带动作用也最小。再次是对各有关行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香港贸发局调查，中国产品直接付运或转运安排地点差别甚大，影响最大的运输行业，由香港安排的占不足两成;其他分别是测试和证明、仲裁和保险，由香港安排的比例占40%-68%不等;影响最小是贸易融资，仍有超过8成在香港进行。最后是对本地就业的影响。贸易转型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极大，20年来随着本地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外移，香港制造业就业人数由过去百万大军减至目前不足30万人，即使加上贸易支援服务行业的全部就业人口，也仍低于高峰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1997-2000年香港离岸贸易增加4000亿元，这些贸易若以转口形式进行，仅本地运输行业就可增加约3万个就业机会。

趋势与前景

香港贸易转型的前景取决于如下几项影响因素：一是珠三角贸易支援服务的发展。珠三角贸易支援服务特别是港口群的崛起和发展是近几年香港贸易转型加速的主要原因之一。未来随着贸易支援服务的进一步改善，珠三角对香港贸易支持服务的依赖将会相对减少，香港贸易转型也将进一步加快，特别是转口贸易将更多地转向离岸贸易。以货柜运输为例，九十年代中以前，珠三角货柜经香港出口比重高达90%，去年已降至70%左右，估计到2010年将进一步降至50%左右。二是中国入世和市场开放效应。加入WTO后随着贸易条件的不断改善，内地进出口贸易将进一步扩张，预计今后10年将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内地进出口贸易总量将由2002年6000亿美元增加到12000亿美元。水涨船高，香港和内地的贸易量也会随着增加。与此同时，外商将直接进入内地搞分销和采购，香港贸易公司也将更多地进入内地并从内地直接出口，这将进一步推动香港的贸易转型及促进离岸贸易的发展。三是香港物流发展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十分重视物流业的发展，2000年施政报告把发展物流业列为重要政策，并设立了专责机构加以推动，2002年财政预算案把物流业列为未来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加上最近政府进一步开放第5航权，这些都为物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也要看到，香港发展物流业起步慢、成本高、缺乏经验和优惠及人才不足，且面对邻近地区的激烈竞争。新加坡物流发展比香港要早10年，现在已是亚太区最重要的物流中心之一。珠三角的物流发展规划十分庞大且超前，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都把物流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珠三角物业的崛起一方面为香港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在贸易支援服务领域给香港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

转口贸易范文篇5

香港贸易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传统贸易中的本地产品出口更多地转向转口贸易，本地产品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转口贸易比重大幅度上升。本地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在七十年代曾达到创纪录的81%，是香港贸易的主导模式，其后逐步下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香港制造业的外移，本地产品出口比重跌势加剧，九十年代初只占35.3%，2002年首九个月更跌至8.7%，转口贸易比重则从七十年代的不足两成上升至2002年首九个月的91.3%。从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可以看到：第一，本地产品出口不仅是比重下降，而且还出现总量收缩。2001年本地产品出口总值比最高峰的1992年大幅减少34.4%，倒退到八十年代中的水平，这使得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给香港的劳工市场带来巨大压力，成为近几年失业率急升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二，本地产品出口转向转口贸易并非简单的结构调整，而是伴随着整体出口水平的扩张和提升以及转口港地位的恢复和发展，转口相当于香港GDP的比重从1978年只有15.5%增加到2001年105.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增大。第三，转口功能的加强是生产工序北移后本港加工贸易活动范围扩展的结果。2001年香港转口贸易总值中超过80%的货品与中国内地有关，其中约70%为加工贸易。没有加工贸易生产活动范围的北移和扩张，就不会有转口港地位的恢复和发展，近几年香港转口贸易增长放缓，也与本港在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的发展变化有很大关系。

贸易转型的另一个特点是转口贸易转向离岸贸易，转口贸易增长放缓，离岸贸易迅速崛起。所谓离岸贸易是指香港从事的无须途经本港的对外贸易活动，它和转口贸易的主要区别在于有关货品是从货源地直接运往目的地，没有在香港清关。长期以来，香港政府并没有把离岸贸易列入外贸统计范围，而是作为服务输出计算这类贸易活动的服务增加值，并列入“有关贸易的服务”项目之中。最近政府才正式统计离岸贸易，并列出1999和2000年两个年度的统计数字。尽管如此，由于“有关贸易的服务”超过八成是离岸贸易，我们仍可从该项目的表现去分析离岸贸易的发展变化。1996-2000年间香港转口贸易每年平均只增加3.8%，但“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却每年劲升11.4%，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与传统贸易业增加值的比率从不足三成提高至44%。另据香港贸发局的统计数字，1997年香港离岸贸易总额约1万亿港元，相当于转口贸易总额的84.5%，2000年离岸贸易额增加到1.4万亿港元，开始超过当年的转口贸易额；三年间离岸贸易额年均增加10.6%，也大大高于同期转口贸易的升幅。离岸贸易的崛起，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省以外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制造的加快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内地贸易支援服务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港口迅速崛起的直接结果。根据调查，大多数的贸易改在离岸进行主要是为了节省运费，或应客户要求从内地直接付运。但迄今为止离岸贸易处理的货品仍以中低档次的大宗产品为主，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如珠宝和钟表等则仍主要通过香港转口。

贸易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加工贸易转向非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比重下降，非加工贸易比重上升。据政府统计，1999-2001年间香港和内地贸易总额平均每年上升7.8%，其中涉及外发加工的贸易额只增长4.6%，非加工贸易却劲升14.3%，加工贸易比重由68.4%降至64.5%，平均每年下降约两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香港和内地贸易额只增长2.3%，其中加工贸易更下跌7.8%，非加工贸易却急升21.2%。非加工贸易比重不断上升的原因，包括内地企业货品通过香港转口的数量不断增加、跨国公司在内地设立生产基地及直接采购再通过香港出口数量继续上升、香港在内地投资重点转向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令加工贸易发展后劲不足以及加工贸易货品更多地改为离岸付运等等。由于20年来转口中心的发展得益于加工贸易，因而近几年加工贸易增长放缓也就成了影响香港外贸表现的“诱因”。从理论上讲，非加工贸易的发展才能真正体现香港的贸易中介地位和功能。近几年香港与内地的非加工贸易增长速度，与内地进出口贸易升幅相差不大，说明香港作为贸易纯中介地位并非像一般估计的那样出现大幅下降，影响香港本地贸易增长的反而是过去带动香港经济起飞的加工贸易。

效应与影响

贸易转型既有正面的扩张效应，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作用。从正面效应看，一是贸易转型的结果使香港贸易形式更趋多元化。包括本地产品出口、离岸贸易、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在内的各种贸易形式层出不穷，形成传统贸易与离岸贸易、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并驾齐驱的局面。贸易形态的发展，特别是离岸贸易的崛起，拓宽了香港贸易中心的市场腹地，使香港贸易公司可以不同贸易模式更好地满足各类客户的需要，从而进一步提升香港的贸易功能，扩充香港贸易中心的能量。二是提升了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20年来香港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转口贸易的发展，使香港外贸总量在全球的排名从1980年的第21位大幅提高到1997年的第8位。近几年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有所下降，主要是离岸贸易并没有计入贸易统计当中，若加入离岸贸易数字，香港的排名将大大超前。三是贸易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过去20年转口贸易的发展使进出口贸易成为香港经济的龙头行业，进出口贸易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10%左右提高到2000年的18%。近几年离岸贸易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香港贸易服务的快速增长。据政府统计，1980-1995年间有关贸易的服务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2000年这一比重迅速提高至8.4%，充分反映离岸贸易加快崛起的现实。若加上同期进出口贸易业的增加值，香港全部贸易及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14.6%提高到2000年26.3%。即贸易转型从总体上看不但没有影响外贸在香港经济中的龙头地位，反而不断强化这一地位。1980-1995年期间以转口贸易为主体的进出口贸易至少带动香港GDP每年增长1.2个百分点，占同期GDP平均升幅的两成左右。1996-2000年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增量占同期GDP增量的24%，超过进出口贸易业的22%和金融业的21%，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由此可见，20年来贸易转型产生的巨大扩张效应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经济发展，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如果没有贸易转型和发展，就不会有香港今天的贸易中心地位和在困难中仍有亮点的经济表现，近几年香港的经济问题也许会更大和更严重。

但也要看到，贸易转型对香港仍带来一定的影响。首先是香港传统贸易在中国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90年代初香港和内地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曾接近50%，其后逐步下降，近几年跌势加剧，比重从1997年的44%急降至2001年的31%，2002年1-8月又进一步跌至28%，反映越来越多的内地货物通过香港以外的其他各种途径直接运往世界各地。其次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各种贸易形式对本地经济的贡献相差甚大（2000年本地产品出口附加值比率约40%，转口为21.1%，离岸贸易只有8.6%），贸易形态从高附加值转向低附加值，必会影响本地经济表现。以离岸贸易为例，1997-2000年香港离岸贸易增加约4000亿元，这些货物若全部经由香港转口，香港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可提升1个百分点。即如果香港转口贸易更多地采用外地付运方式，相对减少对香港贸易服务的依赖，最终会降低本地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各种贸易形式对本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也不一样：本地产品出口至少可惠及本地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业和贸易支援服务业，因而对经济的影响面最广，对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作用也最大；转口贸易只惠及进出口贸易业和贸易支援服务业，其影响面和带动作用要小于本地出口；离岸贸易仅惠及部分贸易支援服务行业，其影响面和带动作用也最小。再次是对各有关行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香港贸发局调查，中国产品直接付运或转运安排地点差别甚大，影响最大的运输行业，由香港安排的占不足两成；其他分别是测试和证明、仲裁和保险，由香港安排的比例占40%-68%不等；影响最小是贸易融资，仍有超过8成在香港进行。最后是对本地就业的影响。贸易转型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极大，20年来随着本地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外移，香港制造业就业人数由过去百万大军减至目前不足30万人，即使加上贸易支援服务行业的全部就业人口，也仍低于高峰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1997-2000年香港离岸贸易增加4000亿元，这些贸易若以转口形式进行，仅本地运输行业就可增加约3万个就业机会。

趋势与前景

香港贸易转型的前景取决于如下几项影响因素：一是珠三角贸易支援服务的发展。珠三角贸易支援服务特别是港口群的崛起和发展是近几年香港贸易转型加速的主要原因之一。未来随着贸易支援服务的进一步改善，珠三角对香港贸易支持服务的依赖将会相对减少，香港贸易转型也将进一步加快，特别是转口贸易将更多地转向离岸贸易。以货柜运输为例，九十年代中以前，珠三角货柜经香港出口比重高达90%，去年已降至70%左右，估计到2010年将进一步降至50%左右。二是中国入世和市场开放效应。加入WTO后随着贸易条件的不断改善，内地进出口贸易将进一步扩张，预计今后10年将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内地进出口贸易总量将由2002年6000亿美元增加到12000亿美元。水涨船高，香港和内地的贸易量也会随着增加。与此同时，外商将直接进入内地搞分销和采购，香港贸易公司也将更多地进入内地并从内地直接出口，这将进一步推动香港的贸易转型及促进离岸贸易的发展。三是香港物流发展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十分重视物流业的发展，2000年施政报告把发展物流业列为重要政策，并设立了专责机构加以推动，2002年财政预算案把物流业列为未来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加上最近政府进一步开放第5航权，这些都为物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也要看到，香港发展物流业起步慢、成本高、缺乏经验和优惠及人才不足，且面对邻近地区的激烈竞争。新加坡物流发展比香港要早10年，现在已是亚太区最重要的物流中心之一。珠三角的物流发展规划十分庞大且超前，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都把物流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珠三角物业的崛起一方面为香港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在贸易支援服务领域给香港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

转口贸易范文篇6

一是贸易项下外汇收支占比大。就河北省而言，资本项下外汇收付相对贸易项下占比较低。2010年，资本项目外汇收支仅占国际收支总量的13%，而贸易项下外汇收支占国际收支总量的87%。因此，只有做好贸易项下外汇管理，防范异常资金借道经常项目外汇收支渠道违规流动，才能实现“打热钱、减顺差”的工作目标。二是贸易项下外汇管理宽松，容易出现管理漏洞。随着经常项下外汇管理政策调整，大部分真实性审核职能由外汇指定银行承担，贸易项下外汇管制较松。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一些企业和银行受利益驱动，频闯红线，恶意钻政策漏洞，违规办理贸易项下收付汇业务。只有加强贸易外汇收支监管，加大检查工作力度，威慑违法违规，遏制贸易外汇收支违法行为发生，才能确保省内贸易外汇收支健康运行。三是从监管实践看，加强贸易项下外汇监管十分必要。为防范境外异常资金大量涌入，外汇监管部门对资本项下多次开展专项检查。2010年，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在全省开展了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业务、转股清算业务专项检查，摸清了资本项下异常资金流入渠道、违规类型、违规规模，有力地遏制资本项下外汇违规行为。但是，经常项下，特别是贸易项下“热钱”流入识别和打击工作相对薄弱。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一些企业和银行存在贸易信贷不登记、货物流与资金流偏离较大等违规问题；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异常资金借贸易名义流入的线索。因此，只有加强经常项目外汇管理，加大检查核查工作力度，才能从整体上有效遏制异常资金流入的势头。

二、贸易项下异常资金流入的现状及风险

通过对河北省贸易收入量较大、收支活动频繁的111家对外贸易企业检查，发现有59家企业存在违规问题，涉及预收、预付货款登记、贸易收、付汇逾期未核销、未经审批将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汇出、以人民币支付应当以外币支付的款项和借道“转口贸易”途径向境内转移资金等五个主要方面，违规金额达26511万美元，异常外汇资金正在披着贸易的外衣流入境内，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潜在着巨大的“热钱”流入风险。

（一）异常资金通过“预收货款”渠道流入

主要表现为虚增可收汇额。2011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操作规程进行修订，以扣减额度的方式，解决了部分可收汇虚增的问题。但仍有企业利用预收货款登记管理的缺失，虚增出口可收汇额。一些企业出口后，未及时在贸易信贷登记系统注销，虚增可收汇额度，为异常资金流入提供了可能。

（二）异常资金通过“转口贸易”实现跨境流入

1.异常资金通过“多收少支”转口贸易流入。根据现行转口贸易相关政策，企业利用进出口合同即可完成转口贸易资金跨境流动。而转口贸易收结汇环节，无论商业银行直接办理还是外管局核准，很难从单证表面判断是否真实货物交易。特别是不同商业银行办理的同一出口合同的有多笔收汇业务，更加无法确定收支差额的真实性，给不明资金通过“多收汇、少付汇”转口贸易渠道跨境流入提供了可能。

2.利用贸易融资新产品，规避转口贸易新政监管。根据现行外汇管理要求，企业转口贸易的外汇收入，应先入待核查账户，待企业进行转口贸易对外支付后方可凭转口贸易出口合同、进口合同、收汇及付汇凭证，办理结汇或划转。但检查发现，企业利用银行贸易融资性产品，对该政策实施规避。比如银行提供的1天本外币掉期和押汇服务，使企业从形式上先获得了对外支付凭证，再进行收入结汇。但实际企业仍是先收汇后支付，逃避了外汇政策监管。

（三）“境内交货、境外收汇”成为异常资金流入渠道

“境内交货、境外收汇”交易方式，容易造成资金流与货物流路径不匹配。境内外关联交易可通过签订虚假合同、出具虚假交货单证、进行虚假交易来实现异常资金的跨境流动；境外付款方可先行在境内以人民币支付货款，后将异常资金通过“境内交货、境外收汇”方式的货款名义再进行跨境流入。

（四）企业通过“预付货款退汇”实现异常资金流入

进口付汇核销制度改革后，商业银行直接为进口企业办理预付货款退汇相关收、结汇手续。但如退款人与收款人不同，仅凭进口合同、退汇协议、对外付款凭证及企业的证明和原境外收款人资金声明，无法证明代付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境外关联企业可通过退回预付货款，实现异常资金跨境流入。

（五）大型国企“资金池”境外循环成为不明资金流动渠道

大型企业集团所属各成员企业境外收入汇入境外资金池，接受集团公司统一调配，这种方式提高了资金管理、使用效率，降低了融资成本。但外汇资金境外集中进入资金池，回流后的资金性质不明，无法按经常、资本等资金项目性质区别管理，给外汇管理监管带来了难度，为异常资金流入提供了可乘之机。

（六）“离岸账户”成为潜在外汇资金流动渠道

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中资企业在境内开设离岸账户，使外汇资金游离于外汇监管之外。特别是离岸账户的设立，使得出口关单货物抵运国与相应收汇地区不一致现象更加普遍，容易造成货物流与资金流的不匹配，给货物贸易真实性审核带来了困难。

三、贸易项下“热钱”流入的对策建议

为强化贸易项下外汇监管，堵塞通过贸易项下实现异常资金跨境流动的通道，我们必须以转变外汇管理理念为着力点，进一步完善现有外汇管理政策。

（一）转变外汇监管理念与原则

1.加强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资金的均衡监管。我国现行外汇管理框架，资本项目部分管制，对资本项下流入资金监管严格，尤其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流入与结汇管理，都有严格的核准程序和真实性审核要求。而对经常项目管理而言，贸易便利化是最大特点，随着贸易进出口核销制度改革，对企业贸易外汇收支逐渐实行总量核查和监测，贸易外汇收支量大、笔数多、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异常资金混入其中，更具有隐蔽性。因此，不能忽视经常项下贸易收支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要注重非现场数据的分析、比对和筛选，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现场检查。

2.进一步探索对企业实施主体监管的途径。近几年大型专项检查的实践证明，不论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专项检查，还是贸易收结汇检查，都是通过企业的外汇行为，对某种外汇业务的合规性和真实性进行检查，外汇检查还停留在行为监管阶段。其实，企业的外汇行为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经常项下外汇收入，有可能转为资本项下贸易信贷收入，资本项下收结汇资金，也可能用于企业贸易项下生产经营，不能割裂开来。在贸易项下专项检查中，不仅发现了一些企业贸易项下收汇资金的违规问题，同时也发现了与贸易收汇相关的资本项下违规问题。因此，充分掌握企业的非现场监测数据，大力推进主体监管，对全面了解企业异常资金运作手法，严防异常资金跨境流动，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3.加强资金跨境流入和流出的均衡监管。近几年，国内经济形势向好，人民币持续升值，跨境资金流入监管压力越来越大，防止和遏制异常资金跨境流入国内房地产行业和股市成为我们的工作重点。但是，2011年，国内经济形势有所变化，国家对房地产等热门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显现，国家外汇管理局“减顺差”相关政策的出台，促使我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从河北省2011年进出口情况看，出现了增速放缓迹象；同时，我们在监管实践中也发现了另一种迹象，一些集团企业境外收入实行境外统一管理，外汇收入存放境外的意愿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境内跨境资金的流动情况，加强资金跨境流入、流出的均衡监管，防止在国内经济形势变化时逐利资金大量跨境流出。

（二）完善贸易项下外汇管理政策

1.完善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现行贸易信贷登记系统注重对企业货物贸易项下（T/T和托收）预收、预付货款和延期收、付汇的登记操作，缺少对上述项目登记或注销的查询、汇总统计和其他事后分析功能。因此，建议继续开发完善贸易信贷系统的查询、汇总统计和其他事后分析功能模块，实现以企业为主体的全部贸易信贷情况的查询，保证统计数据的质量；设置预警指标和提示，对异常企业实行重点监测；增设预收货款子模块银行端功能，使银行在办理预收货款结汇或划转业务时，核查企业是否按规定做了“合同登记”和“提款登记”手续，保证系统中预收货款登记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2.进一步完善“转口贸易”操作规程。随着转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企业在主体交易、资金收付等形式上呈多样化、复杂化。目前，企业转口贸易收付汇只需外汇指定银行审核合同或协议、发票，其真实性难以确认。因此，建议转口贸易应进一步审查物权凭证的真实性，保证单证相符、单单相符、要素相符，达到对贸易真实性的审核；对一年内转口贸易收支达到一定金额或若干频次时，需由当地外汇局进行现场核查并形成报告备查。

3.加强境外关联公司同境内公司的资金收付管理。境内外关联公司通过贸易项下相关操作，可以实现资金境内外划拨，致使境内账户、离岸账户随时成为可以内外调度的资金池。建议对境内机构及相关法人设立的境外机构实行备案管理，形成数据库供外汇管理机关联网查询。进一步研究境外关联公司同境内公司的资金收付途径，制定相关政策，实现全国企业基本信息共享和一体化管理。

转口贸易范文篇7

一、中美双方在统计计价方法上的差异

中美贸易顺差规模统计差异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中美关于贸易额的统计方法差异。双边贸易统计方法差异的主要表现是中美两国之间进出口计价方式不同。中国的出口数据是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惯例依据离岸价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FOB价（freeonboard,简称FOB，包括本国生产成本、货物运输保险和在本国装载上船成本）统计的。与大多数国家出口计价不同，美国出口数据是按照船边交货价，也就是FAS价（freealongsideship,简称FAS，不包括本国生产成本、货物运输保险和在本国装载上船成本）统计的，这与国际惯例有别。由于未包含商品装上船的成本，故FAS价的数值小于FOB价。并且中、美两国都是依据到岸价格，也就是CIF价（包括货价成本、在途包装费、保险费和运输费）统计进口。这样，由于中美进出口计价基础不同，自然而然会造成双方贸易统计差异。因而就需要把双方的进出口数据转换成统一的离岸价（FOB价）计算，这样才能比较中美双边贸易顺差规模的统计差异情况，进而推算出中美贸易顺差规模计算上的失衡程度。为此，按照国际通行的转换方法，以FOB价为基础，把美国的以FAS计价的出口值加上1%的成本转换成FOB值。并且，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转换做法，把中美两国的以CIF价计算的进口值扣除10%来得到FOB值。为什么要用同一种方法计算进出口数据呢？原因是当贸易数值庞大时，FOB价与CIF价的差异会造成显著的由计价方式不同带来的差异。比如，如果以FOB价计算，中国、美国每一年对另一方的商品出口为500亿美元，双边贸易本应刚好平衡。但现在美国会认为，本国对中国出口是500亿美元，但从中国进口是550亿美元，原因就是后者以CIF价格计算。这使得美国以为自己有50亿美元的逆差。反过来，中国对美国出口以FOB价计算是500亿美元，但进口以CIF价计算是550亿美元，以至中国也认为自己有50亿美元的逆差。一项本来平衡的贸易，现在变得双方都认为自己有了“逆差”。因此，用不同的基准价格计算进出口会造成一定数额的误差。当我们按照国际通行的转换方法，以FOB价为基础，把美国的以FAS计价的出口值加上1%的成本转换成FOB值，并且，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转换做法，把美中两国的以CIF价计算的进口值扣除10%来得到FOB值，双方在统计计价方法完全一致情况下计算出的经过修订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数值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额数值减少了，同样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进口额也减少了。这样，经修订后，双边贸易顺差规模的差异有了一定量的减小。而且从计价方法上明显看出，美方的统计数据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

二、经由香港转口贸易的影响

所谓转口（reexport）亦即香港买家依法取得某批进口商品的所有权后随即售出，运送给第三国家或地区的另一个买家。香港买家将进口商品再出口前，或会略微加工，但不影响商品性质，故不会把香港变成原产地。这种转口使中美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出现差异。美国方面在计算进口时，由于美国海关追查所有进口商品，包括转口商品的产地来源，美国的进口数据应该已经包括了直接进口和间接进口，无需另加转口。现实中，中国使用的是目的地原则，往往不统计部分经由香港对美国转口商品，如果这部分转口在中美贸易中微不足道，或可忽略，但现实中刚好相反。香港经济研究中心学者FungandLau（<中美双边贸易差额1990-2000>2001）根据香港贸发局提供的数据研究后发现，以2000年为例，美国有61亿美元的制成品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占美国对中国出口官方数据的37%。同期中国内地有365亿美元的制成品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占中国对美国出口官方数字的70%。如此高的比例，原因在于中国以目的地为原则的统计方法没有统计经港转口商品的数额。美方资料显示，中国的货物只有20%直接运往美国，其余80%是通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的，中方对转口贸易不计入贸易额的统计方法，导致中国统计的对美出口普遍低估，而美国由于在进口贸易中统计转口部分，使得美方统计的自华进口普遍高估，这导致中美贸易顺差规模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根据FungandLau的研究，中国在加上对转口的统计后，中美双边关于贸易顺差规模的统计差异会大大减小。

三、转口加成利润的影响

分析时，我们还应考虑香港转口毛利带来的标价上升问题。中国出口商品经由香港转口赴美时，香港中介人附加了利润，即加成利润。这部分被视为香港的附加值，理应在中美贸易数据中剔除。根据FungandLau（<中美双边贸易差额1990-2000>2001）的研究，中国货物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入自中国进口中，而美国按照原产地原则和CIF价统计进口的方法，导致美国的统计数据中包含了该增加值部分，从而夸大了美自华进口数量。在美方所计算的自华进口数据中剔除香港转口加成利润后，中美贸易顺差规模的统计差异也会进一步缩小。

四、美方统计中忽略了服务贸易

中国加入WTO后，为促进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更好履行加入WTO的义务，中国在商品市场全面开放的同时，资本和金融账户也在一步步开放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美之间服务贸易也在快速增长，美中服务贸易顺差逐年上升。1995年至今，中美服务贸易更是借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开放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势头强劲，2004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长20%，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而中国在统计贸易额时却忽视了美中服务贸易部分。如果在统计中考虑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巨大顺差，中美贸易顺差规模将进一步减少。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外，中美双方在统计范围上的差异，也影响到双边统计数据的差异性。美方统计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国采用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进行统计。这样美方统计的范围大于中方，导致双方对贸易额的统计差异加大，这也导致双边在中美贸易顺差规模统计上出现差异。此外，出口商品运输时滞的存在，使得中美双方对进出口额的统计会出现差异，也导致双方所统计的贸易顺差规模会出现差异。

转口贸易范文篇8

关键词：大湾区；出口；产业结构；比较优势；对外贸易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里面，香港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深圳、广州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不低。但香港、深圳和广州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不尽相同。

1香港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特点

香港对外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分别研究香港出口产品种类和进口产品种类。

1.1香港主要出口产品种类

表1列出了2019年按照SITC第一位数字分类的香港出口产品排名及出口额。排名第一的是机械和运输设备，排名第二的是杂项制品，排名第三的是工业制成品。食品和活畜、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分别位列第四位和第五位。表2列出了2019年按照SITC前两位数字分类的香港出口产品排名及出口额。排名第一的是电气机械、仪器和器械，排名第二的是电信、录音和再现设备，排名第三的是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杂项制品和非金属矿物制造分别位列第四位和第五位。通过分析表1和表2的内容可以发现，在香港出口中排名前五位的产品，有些产品香港并不具备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这可能是因为很多香港出口的产品并不是香港生产的，而是经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

1.2香港主要进口产品种类

类似的，可以分析香港的进口产品结构。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香港位于前五位的出口产品和位于前五位的进口产品，存在不少同类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香港贸易中存在很多转口贸易。

2广州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特点

广州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没有香港高，但对外贸易在广州经济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2.1广州主要出口产品种类

研究广州市2019年出口产品的数据可以发现，广州市对外贸易结构和香港存在明显差别。表3是广州市2019年排名前12位的出口产品。广州市2019年不少产品的出口是基于广州经济的资源禀赋特点及比较优势。

2.2广州主要进口产品种类

表4是广州市2019年排名前两位的进口产品。2019年广州进口最多的产品是机电产品，进口第二多的产品是高新技术产品，这两种产品在出口产品中也是分别位于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因为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存在很多加工贸易和中间品贸易。

3深圳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特点

深圳经济近年来增长较快，深圳GDP已经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群中GDP最大的城市。

3.1深圳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研究深圳

2019年出口产品的数据可以发现，深圳对外贸易结构和香港、广州存在明显差别。表5是深圳2019年主要出口产品。深圳2019年不少产品的出口是基于深圳经济的资源禀赋特点及比较优势。

3.2深圳主要进口产品种类

2019年深圳进口最多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进口第二多的产品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这与深圳的对外贸易中，存在很多加工贸易和中间品贸易有关。

4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外贸易在香港、广州、深圳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香港、广州、深圳的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不尽相同。香港贸易以转口贸易为主，广州、深圳的贸易既包含加工贸易及中间产品贸易，也包含基于禀赋优势的产业间贸易。不同的贸易产品结构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地区生产结构。香港的经济主要依靠服务业，而广州、深圳经济主要以制造业为主。但近年来，广州、深圳的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包含广东省9个城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城市群的发展可以促进城市群中的每个城市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城市聚类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以及生产资料共享、信息技术传播等。通过人员、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市群中的流动，可以更好地促进城市群经济内部的一体化。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GDP位于前三位的深圳、香港和广州，这三个城市的发展与大湾区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深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外部和内部两种经济驱动力，在科研创新中积极探索，不断努力。2019年深圳是大湾区城市群中GDP最高的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历经40多年发展，已经发展为今天这个充满活力的大都市。相信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深圳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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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彬华.用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牵引产业升级[J].中国招标,2021(02):84-85.

[3]宋禺萱.浅析世界经济一体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J].商展经济,2021(03):32-34.

转口贸易范文篇9

【摘要】自由贸易,是走向和谐贸易,建立与发展和谐经济大成一体化发展体系的一个关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沿海地区陆续设立了15个保税区。但由于国内外情势的变化和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保税区正面临着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迫切问题。从对国外自由贸易区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与模式的研究,得出了我国保税区转型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保税区;转变

世界经济和谐贸易一体化发展的大成管理体系建立,关键在于从自由贸易走向和谐贸易。从国外自由贸易区发展过程中的模式特点来看,自由贸易区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排尼基亚全盛时期,13~14世纪,法国、德意志的一些城市相继开辟自由贸易区。真正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是1547年意大利的热那亚湾。此后的400多年中,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都是有限,主要的活动仍然停留在转口贸易,即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所属的殖民地。据资料统计,这期间全世界共有26个国家设置了75个不同类型的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特区,于1936年建立了美国境内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有很大的突破。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世界除大洋洲以外,自由贸易区分布在各大洲,亚洲25个国家和地区有161个,非洲14个国家有126个,欧洲17个国家有125个,美洲30个国家有217个。到了90年代,世界上已有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达900多个,其中2/3分布在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贸易区呈现国际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管理上都有很好的前景。

几个世纪的发展,世界上设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对外贸易、繁荣地方经济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笔者通过美国对外贸易区,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等为例,来分析介绍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对汉堡港、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的考察比较,进一步为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提供借鉴。

1美国对外贸易区

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一直处在贸易持续顺差的位置,对外贸易区的发展相当缓慢。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出现贸易逆差,国内经济出现低迷,就业压力紧张。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到1980年,全美自由贸易区增加到77个,到1994年底,自由贸易区达285个,总数为484个。同时,管理和功能也日趋完善。

美国《对外贸易区法》(1934年),规定美国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功能是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和仓储。1950年后,美国经济日益繁荣,市场需求剧增,为国外商品进入带来了便捷,同时允许提供商品展销和加工制造。1980年后,各个贸易区先后允许用美国零部件与外国装备为成品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对外贸易区一个很鲜明的特色是:因地制宜的原则配置和完善自己的功能。纽约对外贸易区由于背靠美国国内辽阔的市场腹地,附近没有合适的转口国等原因,主要从事进口贸易和进口加工业务;迈阿密对外贸易区由于位于佛罗里达半岛的最南端,因最佳贸易服务成本半径内有多达30个国家的原因,主要从事转口贸易和为转口贸易配套的其他业务,货物转口量达65%以上。

2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

科隆拥有很好的地理优势地位,位于巴拿马运河的咽喉,靠近巴拿马最大的港口克里斯托帕尔港。一方面,可以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另一方面又是北美与中南美洲的连接点,属于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东西南北货物集散地之一,也成为东方产品通往拉美各国市场的桥梁。

科隆自由贸易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利地运用地理位置的优势——世界航运中转枢纽。大量的货物在此地流转,转口贸易定位为主要业务。资金的大量流动也使科隆的金融业发达,外资银行及分支机构密集。商品的展示,避免了客商远涉重洋采购,节约了时间和费用。

3汉堡港、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

汉堡港是欧洲经济自由区的典型,被称为“通往世界的门户”汉堡自由港高效的管理手段值得研究,汉堡自由港对进出的船只和货物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贯穿于从货物卸船、运输、再装运的整个过程中。这种自由和便捷程度,在世界上所有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中都是少见的。汉堡自由港转口贸易带动了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汉堡成为德国的金融中心之一,这说明自由港与城市的功能是互相促进的。

荷兰鹿特丹港是世界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鹿特丹港的最大特点是储、运、销一体化,通过一些保税仓库和货物分拨配送中心进行储运和再加工,提高货物的附加值,然后通过多种运输方式将货物运往荷兰等欧洲国家。鹿特丹港拥有完善的海关设施、优惠的税收政策,保税仓库区域内企业在海关允许下可进行任何层次加工。对集装箱货物的仓储和配送来说,坐落在港区和各个工业区内的物流配送基地,可以为其提供最完善的各种增值服务。

安特卫普港是世界海运网络的重要支点。按纯国际运输量计算,它是世界第四大港。安特卫普港具有领先于欧洲其他港口的货物装卸作业效率,拥有现代化的EDI信息控制与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港务局使用“安特卫普港信息控制系统(APICS)”,计划、安排船舶抵离港和掌握国际海运危险品的申报。安特卫普港还实行一种叫做临时存储(Temporarystorage)的管理方式。这种海关临时存储区,也可以不设在港区内,只需要提前作简易申报即可进行临时存储,而不必得到海关批准。经过海运到达的货物,可以在海关指定位置暂时保存45天,而以其他方式进入的货物,保存期为20天。

中国保税区的发展还存在问题。我国保税区,是我国海关管理的特殊区域,是我国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经济开放区域,处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我国最早设立的保税区,是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区,成立于1987年12月。到1994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13家保税区。到目前为止,我国一共建立了15家保税区。

我国保税区和国外的自由贸易区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与世界优秀自由贸易区的存在差距。世界自由贸易区伴随着世界经济特区的产生而产生。我国的保税区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直到深化阶段才形成。前者主要目的是在不影响国内市场保护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获取全球自由贸易给国家经济带来好处。我国保税区主要是为了改善我国投资、建设的软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带动效用,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区域性质上,我国保税区没有明确的定性,行文规定不明,致使各部门认识不同一。没有真正开放一线,监管手续繁琐。在区域功能上,政策上的差异由于地理位置和操作手续的影响,难以形成规模。出口功能由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难以发挥作用;加工功能受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货物在保税区与非保税区之间进出也制约了加工功能的发展;区内贸易公司不具备进出口权,制约保税区的贸易功能;外贸经营权,进口货物不可以零售也不利于保税区的发展。世界自由贸易区通常由国家政府直接管理。机构的设立代表的是国家政府的权利,管理相当的权威,负责自由贸易区的宏观经济管理与协调,是一种相对弱化的管理体制。我国保税区不仅有国家的宏观管理,有存在地方政府的微观调控。两者条条框框的行政摩擦,使管理上很大的混乱和不经济现象。

我国保税区面临的机遇与发展对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生产组织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物流、信息流、人员流动的速度加快,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各国相互联系,合作与竞争的局面共存。随着国际贸易深度的加强,一方面贸易不仅存在传统模式,另一方面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的发展,使得国际分工合作更加重要。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其中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各国通过控制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借助各国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将非核心业务外置,使得整个国际分工体系更加专业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欧盟—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呼声渐高,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大成管理模式。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各国经济开始转形,客观推动我国保税区寻找新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是外界客观环境和自身发展矛盾内因共同决定的。通过对国外先进的自由贸易区优秀经验的借鉴,是我们避免走弯路或错路的一个重要途径:简单,高效。

4因地制宜,合理功能拓展与定位,提升发展空间

世界各国自由贸易区的目标选择与功能定位与所在国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经济地位、政治状况等因素密切联系。美国自由贸易区的因地制宜就是相当好的典范。我国可以自己斟酌自身特点进行定位。从保税区进出口额完成的情况来看,上海外高桥、天津港、大连、

深圳福田保税区已成为全国保税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力。保税仓储功能在保税仓库内允许商品进行再包装、分级、挑选、抽样、混合、处理等商业性加工,实现商品仓储自动化,配送高效化。张家港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沙头角保税区、汕头保税区等适合都以保税仓储为主,我国政府机构可以通过进一步突出他们的优势,提供更加先进的物流系统。

5明确方向,整合资源,阶段性提升深化改革

国际自由贸易区有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自由转运区、自由贸易特区、出口加工区等多种形态。各种形态的规模不同,政策和开放程度也有差异。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在继续经营贸易的前提下,日益注重加工制造业,传统业务也开始注入新活力,加入更多的科技因素,朝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鉴于我国工业化和各项基本实际情况,可以突出加工,努力朝自由贸易区转型迈出坚定的步伐。保税区是制度创新的产物,法制体制的完善日益提上日程。通过整合各个特殊监管区域的功能,政策,监管和法制,作到平衡互补,实现从外延扩展到内涵深化的转变。功能上确保基本的功能项目前提下,统一特殊监管区域的税收政策。统一海关的监管模式、作业流程、操作规范和信息化管理系统,降低监管风险,进一步提高管理效能。提高保税区的综合配套改革,提高开放程度,使投资贸易便利。改革的途径,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但转型过程中注意操作的层次性,避免资源浪费。

6简化手续,积聚优势,加大执法力度

简化海关管理手续,提高作业效率,规范作业流程。充分利用、吸纳国内外的各种资源要素和积极因素,增强保税区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通过扩散把保税区经济中的优势渗透到周边地区及更大区域,从而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产业间的关联度,提高整个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最后,加强立法,对转型后的运行规则给予明确的界定和限制,严格打击不法行为和不法分子,营造信誉高,有效的中国自由贸易区。

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我国保税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为我国自由贸易区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我国发展保税区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改善我国投资的软环境,特别是利用海关关税的独特条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对国外先进贸易区和自由港的考察和研究,为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借鉴。通过层次性的改革使我国逐渐在沿海、沿边地区构件有所偏重,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贸易区域,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成为真正的大成管理体系的中国自由贸易区。

参考文献

[1]黄淑宾.保税区应向自由贸易区转型[J].发展研究,2004,(08)

转口贸易范文篇10

【摘要】自由贸易,是走向和谐贸易,建立与发展和谐经济大成一体化发展体系的一个关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沿海地区陆续设立了15个保税区。但由于国内外情势的变化和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保税区正面临着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迫切问题。从对国外自由贸易区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与模式的研究,得出了我国保税区转型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保税区;转变

世界经济和谐贸易一体化发展的大成管理体系建立,关键在于从自由贸易走向和谐贸易。从国外自由贸易区发展过程中的模式特点来看,自由贸易区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排尼基亚全盛时期,13~14世纪,法国、德意志的一些城市相继开辟自由贸易区。真正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是1547年意大利的热那亚湾。此后的400多年中,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都是有限,主要的活动仍然停留在转口贸易,即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所属的殖民地。据资料统计,这期间全世界共有26个国家设置了75个不同类型的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特区,于1936年建立了美国境内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有很大的突破。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世界除大洋洲以外,自由贸易区分布在各大洲,亚洲25个国家和地区有161个,非洲14个国家有126个,欧洲17个国家有125个,美洲30个国家有217个。到了90年代,世界上已有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达900多个,其中2/3分布在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贸易区呈现国际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管理上都有很好的前景。

几个世纪的发展,世界上设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对外贸易、繁荣地方经济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笔者通过美国对外贸易区,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等为例,来分析介绍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对汉堡港、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的考察比较,进一步为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提供借鉴。

1美国对外贸易区

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一直处在贸易持续顺差的位置,对外贸易区的发展相当缓慢。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出现贸易逆差,国内经济出现低迷,就业压力紧张。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到1980年,全美自由贸易区增加到77个,到1994年底,自由贸易区达285个,总数为484个。同时,管理和功能也日趋完善。

美国《对外贸易区法》(1934年),规定美国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功能是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和仓储。1950年后,美国经济日益繁荣,市场需求剧增,为国外商品进入带来了便捷,同时允许提供商品展销和加工制造。1980年后,各个贸易区先后允许用美国零部件与外国装备为成品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对外贸易区一个很鲜明的特色是:因地制宜的原则配置和完善自己的功能。纽约对外贸易区由于背靠美国国内辽阔的市场腹地,附近没有合适的转口国等原因,主要从事进口贸易和进口加工业务;迈阿密对外贸易区由于位于佛罗里达半岛的最南端,因最佳贸易服务成本半径内有多达30个国家的原因,主要从事转口贸易和为转口贸易配套的其他业务,货物转口量达65%以上。

2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

科隆拥有很好的地理优势地位,位于巴拿马运河的咽喉,靠近巴拿马最大的港口克里斯托帕尔港。一方面,可以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另一方面又是北美与中南美洲的连接点,

属于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东西南北货物集散地之一,也成为东方产品通往拉美各国市场的桥梁。

科隆自由贸易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利地运用地理位置的优势——世界航运中转枢纽。大量的货物在此地流转,转口贸易定位为主要业务。资金的大量流动也使科隆的金融业发达,外资银行及分支机构密集。商品的展示,避免了客商远涉重洋采购,节约了时间和费用。

3汉堡港、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

汉堡港是欧洲经济自由区的典型,被称为“通往世界的门户”汉堡自由港高效的管理手段值得研究,汉堡自由港对进出的船只和货物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贯穿于从货物卸船、运输、再装运的整个过程中。这种自由和便捷程度,在世界上所有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中都是少见的。汉堡自由港转口贸易带动了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汉堡成为德国的金融中心之一,这说明自由港与城市的功能是互相促进的。

荷兰鹿特丹港是世界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鹿特丹港的最大特点是储、运、销一体化,通过一些保税仓库和货物分拨配送中心进行储运和再加工,提高货物的附加值,然后通过多种运输方式将货物运往荷兰等欧洲国家。鹿特丹港拥有完善的海关设施、优惠的税收政策,保税仓库区域内企业在海关允许下可进行任何层次加工。对集装箱货物的仓储和配送来说,坐落在港区和各个工业区内的物流配送基地,可以为其提供最完善的各种增值服务。

安特卫普港是世界海运网络的重要支点。按纯国际运输量计算,它是世界第四大港。安特卫普港具有领先于欧洲其他港口的货物装卸作业效率,拥有现代化的EDI信息控制与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港务局使用“安特卫普港信息控制系统(APICS)”,计划、安排船舶抵离港和掌握国际海运危险品的申报。安特卫普港还实行一种叫做临时存储(Temporarystorage)的管理方式。这种海关临时存储区,也可以不设在港区内,只需要提前作简易申报即可进行临时存储,而不必得到海关批准。经过海运到达的货物,可以在海关指定位置暂时保存45天,而以其他方式进入的货物,保存期为20天。

中国保税区的发展还存在问题。我国保税区,是我国海关管理的特殊区域,是我国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经济开放区域,处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我国最早设立的保税区,是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区,成立于1987年12月。到1994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13家保税区。到目前为止,我国一共建立了15家保税区。

我国保税区和国外的自由贸易区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与世界优秀自由贸易区的存在差距。世界自由贸易区伴随着世界经济特区的产生而产生。我国的保税区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直到深化阶段才形成。前者主要目的是在不影响国内市场保护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获取全球自由贸易给国家经济带来好处。我国保税区主要是为了改善我国投资、建设的软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带动效用,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区域性质上,我国保税区没有明确的定性,行文规定不明,致使各部门认识不同一。没有真正开放一线,监管手续繁琐。在区域功能上,政策上的差异由于地理位置和操作手续的影响,难以形成规模。出口功能由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难以发挥作用;加工功能受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货物在保税区与非保税区之间进出也制约了加工功能的发展;区内贸易公司不具备进出口权,制约保税区的贸易功能;外贸经营权,进口货物不可以零售也不利于保税区的发展。世界自由贸易区通常由国家政府直接管理。机构的设立代表的是国家政府的权利,管理相当的权威,负责自由贸易区的宏观经济管理与协调,是一种相对弱化的管理体制。我国保税区不仅有国家的宏观管理,有存在地方政府的微观调控。两者条条框框的行政摩擦,使管理上很大的混乱和不经济现象。

我国保税区面临的机遇与发展对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生产组织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物流、信息流、人员流动的速度加快,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各国相互联系,合作与竞争的局面共存。随着国际贸易深度的加强,一方面贸易不仅存在传统模式,另一方面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的发展,使得国际分工合作更加重要。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其中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各国通过控制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借助各国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将非核心业务外置,使得整个国际分工体系更加专业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欧盟—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呼声渐高,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大成管理模式。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各国经济开始转形,客观推动我国保税区寻找新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是外界客观环境和自身发展矛盾内因共同决定的。通过对国外先进的自由贸易区优秀经验的借鉴,是我们避免走弯路或错路的一个重要途径:简单,高效。

4因地制宜,合理功能拓展与定位,提升发展空间

世界各国自由贸易区的目标选择与功能定位与所在国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经济地位、政治状况等因素密切联系。美国自由贸易区的因地制宜就是相当好的典范。我国可以自己斟酌自身特点进行定位。从保税区进出口额完成的情况来看,上海外高桥、天津港、大连、

深圳福田保税区已成为全国保税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力。保税仓储功能在保税仓库内允许商品进行再包装、分级、挑选、抽样、混合、处理等商业性加工,实现商品仓储自动化,配送高效化。张家港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沙头角保税区、汕头保税区等适合都以保税仓储为主,我国政府机构可以通过进一步突出他们的优势,提供更加先进的物流系统。

5明确方向,整合资源,阶段性提升深化改革

国际自由贸易区有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自由转运区、自由贸易特区、出口加工区等多种形态。各种形态的规模不同,政策和开放程度也有差异。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在继续经营贸易的前提下,日益注重加工制造业,传统业务也开始注入新活力,加入更多的科技因素,朝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鉴于我国工业化和各项基本实际情况,可以突出加工,努力朝自由贸易区转型迈出坚定的步伐。保税区是制度创新的产物,法制体制的完善日益提上日程。通过整合各个特殊监管区域的功能,政策,监管和法制,作到平衡互补,实现从外延扩展到内涵深化的转变。功能上确保基本的功能项目前提下,统一特殊监管区域的税收政策。统一海关的监管模式、作业流程、操作规范和信息化管理系统,降低监管风险,进一步提高管理效能。提高保税区的综合配套改革,提高开放程度,使投资贸易便利。改革的途径,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但转型过程中注意操作的层次性,避免资源浪费。

6简化手续,积聚优势,加大执法力度